爱华网潘冬子该不该亲手杀了胡汉三？
先说一件趣事。
上个世纪70年代初，除了样板戏，文艺舞台上万马齐喑，群芳皆赤，无有它出。突的，有那么一天，平地冒出了一颗《闪闪的红星》，以至万人空巷，电影院爆满，“红星闪闪亮，照我去战斗”的歌声大街小巷日夜回旋，“浑身是胆雄赴赴”的李玉和也不得不靠边呆着去了。潘冬子横空出世，一颗闪耀的小红星光照神州大地，引无数百姓，尤其是青少年尽折腰。怎么说来着，那以后有一句话似乎是这样的：“男孩要当潘冬子，女孩要当小铁梅。”
某日，我父亲的老朋友吴先生到家里串门。这位老先生涉足文学、戏剧、语言等诸多领域，学贯中西，豁达爽快、风趣幽默，有时活像一个老顽童。他的朋友和结识的人中有许多名人，如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如胡适、老舍、梅兰芳、马连良、侯宝林等。我从小就喜欢听他神侃，从他那里知道不少名人的轶事，久未见他，对他的来访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
他坐下，抿了一口茶，就瞪着眼望着我父母和我说：“你们看，我是谁？”这问题问的，我们都笑了，我父亲问：“你这唱的又是哪一出呀？”他不答，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让我们看。照片以天安门为背景，两个人，那神态，那摸样，简直是双胞胎。“胡汉三！”我们几乎同时叫了出来。抬头再看吴先生，哎呀，太像了，简直一个胡汉三再世。
吴伯伯哈哈大笑，解释道，许多看过《闪闪的红星》后的朋友对他说，他长得和胡汉三像极了。于是吴伯伯跑去看电影，也觉得他长得和胡汉三挺像。吴伯伯没费什么劲，就找到胡汉三的扮演者老演员刘江，两位先生一见如故，跑到天安门，照了那么一张“双胞兄弟”的合影留念。
说完，吴先生大发议论，他说，他和刘江在天安门一起讨论《闪闪的红星》。吴先生问演员刘先生“要杀我们胡汉三，让红军来呀，干嘛让潘冬子一个孩子干？！”刘先生说：“剧本就是那么写的，我只好被潘冬子给灭了，我有什么办法？”吴先生大呼：“败笔！败笔！败得一塌糊涂！我是搞文学理论的，像血和性这样的题材是儿童文学的禁区。孩子杀大人，这样的事在现实中可能发生，但我敢说，除《闪闪的红星》外，中外文学作品中写这样的事绝无仅有，因为人性大于所谓的‘理性’……”
吴伯伯的声音很大，在我们家的客厅里，好像还是在对刘江先生嚷嚷：“败笔，败笔！败得一塌糊涂！”
这话当时对我来说真是石破天惊、醍醐灌顶！要知道那是1974年，文革期间，谁不说《闪闪的红星》好，谁不说潘冬子是小英雄？潘冬子会说，阶级斗争就是你死我活，你胡汉三把我母亲、把我的阶级弟兄父老乡亲杀了，我杀了你，一百个合理！
吴伯伯早已经离开了人世，但他说的话，一直萦绕于心。30多年过去，随着时代的变迁，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我越来越觉得吴伯伯的话非常精辟。让还是一个未成年的潘冬子用大刀砍死一个身强力壮还有武装的大坏蛋胡汉三，无论故事铺垫得多么合情合理，这关键的一刀就是大败笔！
当时的电影，和样板戏一样，是为政治服务的，是要宣传或灌输革命的理念，《闪闪的红星》当然不例外。
如果故事说有那么一个小孩，他狡猾、调皮、又有点鬼机灵，成天像《猫和老鼠》动画片中老鼠JERRY戏弄猫TOM那样和别人恶作剧，你会觉得顽童还是很有趣的。但最后作者写着写着写过了头，居然编造出顽童杀了人。你说，看到这样荒诞的情节，你还会觉得顽童有趣吗？
但凡会写点字的人，都不会瞎编这样低劣的故事。
如果作者将那个孩子放到一个大背景中，比如土地革命时期，这孩子聪明、机敏、淘气。可是他们家很穷，恶霸地主还放火烧了他的家，他的母亲也被烧死。于是他下决心要报仇，最后终于亲手除掉了这个恶霸。这样的故事就一定名正言顺，获得我们大多数国人的赞同，包括一直接受正统教育我们天真的孩子。
很难否认那个时代没有那样的事发生，阶级矛盾极其尖锐，敌我之间的斗争异常复杂残酷，导致农村革命是不容置疑的正史。我就听说在土地革命时期，有十三四岁就当了红军的孩子。在那个历史时期，也许真有像潘冬子那样的小红军为了报阶级仇，杀了像胡汉三那样坏蛋的事发生。问题是这样的个例是否应该宣扬，尤其是在革命取得成功二三十年之后，作为中国“普世价值”让新一代孩子或青年去赞赏、去讴歌、去效仿、去接受？
为什么一个浅显的道理都这样难说出口？不应该让未成年的孩子担负起应该由成年人担负的责任，让“仇恨”的种子在连爱都懵懵懂懂的孩子心中过早地发芽，这符合成长规律吗？
可是我们的教育从一开始就违反规律，不是吗？数一数我们小时候看过的电影和听过的故事吧。《西流水的孩子们》用一迭鞋子垫高铁轨去颠覆敌人的旅客列车,这种事让孩子们去干，太过神奇。《红孩子》里小学生在阵地上射击,扔手榴弹，这样的故事基本上是胡扯。《英雄小八路》的孩子们没有被转移到后方,而是留在敌人炮火下生活战斗。不会吧，不是“敌人来了，妇女儿童老人先转移”吗？到了《闪闪的红星》里的潘冬子亲自砍杀胡汉三的出现，就是这条轨迹中不是最后，但也是最“精彩”的一笔。这些故事的宗旨是一脉相承的，要告诉孩子们：“做事就要做这样的事（大人的事），做人就要做这样的人（成年人）。”
乱套了，彻底糊涂了！
潘冬子后来参加了红军，结局不错。不过实际情况更多的会是潘冬子没有得手，反而被胡汉三抓住，或者当场，或者随后被杀害。因为一般说，孩子的体力抵不过成年人，智力也达不到缜密的水平，与荷枪实弹、狡猾阴险的敌人面对面交手，胜算高不到哪里。何况阶级斗争又不是“猫和老鼠”之间的游戏，有什么必要非得如动画片中那样，让老鼠把猫给折腾得五迷三道，反常道而行之？
建国以后，胡汉三那样的敌人基本上看不到了，但是我们的社会总是对潘冬子这样的小英雄给予赞歌似的称颂，并号召所有青少年向他们学习。
据《中国少年报》一份资料显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仅获中央和省一级表彰的“少年英雄”就有３６人，其中，与坏人英勇斗争的９人，舍己救人的１４人，保护牲畜、救火及救火车的分别为５人。含苞待放的生命之花骤然凋谢，在令人敬佩的背后，“值”与“不值”从来就不被认为是应该探讨的问题。直到改革开放后很久，才有过一些对个别“小英雄行为”价值的讨论。如１９９４年辽宁瓦房店市东马屯山大火，有８名小学生为抢救集体财产牺牲后，一些人对他们的死是否有价值、老师的责任以及学生如何学会自救等问题，做出了反思，引起社会的反响。此后，对未成年人保护问题的讨论开始走出极端的束缚，人们纷纷呼吁教育机构在弘扬“见义勇为”、“不怕牺牲”精神的同时，应避免少年对英雄行为的简单模仿。
尽管依旧是肯定少年的“英雄精神”，但提出不要简单模仿也是一个观念的进步和突破。一位小学教师在瓦房店悲剧发生后，深有感触地说过一段话，可以说是突破思想禁区的开端：“少年儿童是可爱的，但也是幼稚的，他们学习英雄的精神应该被正确引导。而那些自我牺牲的少年英雄的光环，也给社会和家庭带来巨大的精神创痛和社会负担。”
近些年来，人们对未成年人保护和教育问题越来越重视，对有些“规范”做了改动，如为避免青少年在危急关头做无谓牺牲，北京市教委几年前对一项实施了多年的《中、小学生守则》重新修订，删除了鼓励中小学生“敢于斗争”的内容，就是一例。
但对潘冬子现象，我认为整个社会到现在也还是没有理清楚，他的小英雄形象不断被翻新，电视剧《闪闪的红星》、动画片《闪闪的红星》这些年都出现了。我粗略地了解了一下电视剧和动画片的内容，基本上套的还是老电影的故事情节，是不是有潘冬子亲手杀胡汉三的镜头，我不知道，也不太想知道。因为老电影“太深入人心”了，你不管怎样改，在我、在我的同龄人、在我那个时代的孩子们（现在的成年人）心中，潘冬子永远是那样的一位小英雄，而不会是别的。顺便说点题外话，把过去的电影改编一下，抻面条一样，抻成数十集的电视剧，挺没劲的，难道我们生活中的题材就那么少，非得“抻面条”不成？
有位挺有名的文化人最近写了一个回忆录，回忆她在美国和同学一起看《闪闪的红星》的往事。她写道：我们刚刚看到这部片子的时候，都特别激动，因为很长时间中国没有拍故事片了，记得联合国代表团还特意为我们的美国同学组织了一次放映，让我们非常意外的是，同学和老师们都在电影还在放映中陆续离开了，只有我们可怜的校长乖乖地看到完。后来，我们去学校，听见同学们议论道，《闪闪的红星》是他们看过最傻的电影，他们说‘中国人怎么能拿小孩当炮灰而骄傲呢？’
也许我们和美国青少年讨论中国那一段历史无异于老虎和大象讨论鹿肉好吃还是香蕉好吃那样，很难形成共识。但我们不是老虎，美国人也不是大象，大家都是人，是人就会有共识，尤其是在应该怎么引导孩子的行为上，一定会有不少不分国界，大家都能接受的标准。他们说‘怎么能拿小孩当炮灰’是挺难听，但我们仔细琢磨，是否还是有些道理？这道理吴老先生早在30多年前就意识到了，而我们许多人到今天还稀里糊涂，甚至还津津乐道潘冬子行为的合理性。
鲁迅先生在将近百年前写过一篇脍炙人口的小说《狂人日记》，他说，我翻开历史，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最后他大呼要救救孩子！因为这所谓的仁义道德是吃人的。
我觉得现在还是要大呼一声：“救救孩子！”因为潘冬子头上的光环，还是如此吸引孩子的目光，因为我们虽然走进了新时代，但能够给孩子的除了物质之外，依旧“把大人做不到的东西拿来要求小孩子”（老同学马联成君的感言），着实是在害孩子。
救救孩子，给孩子们新鲜的阳光和空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