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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解放日报》总编辑//108
在整风运动中，党中央、毛泽东都非常重视报纸的作用。延安《解放日报》是在整风运动中办出无产阶级报纸的特色的，这是它自身进行整风的结果。
陆定一曾谈了中国共产党办报的简历。他说，我党建立初期，首先是办杂志。陈独秀办的《新青年》，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但它还不是党报。1923年出版的《响导》周刊是党的刊物了，它的影响很大，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党报的作用。“五卅”运动中，瞿秋白同志办过《热血日报》，出版的时间不长。我们党创办的第一份报纸是1931年12月11日在江西瑞金出版的《红色中华》，它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也是中央工农民主政权的机关报。长征期间，行军作战，铅印报纸出不成了，曾出版过油印小报叫《红星报》。1937年党中央从保安迁移到延安后，《红色中华》改名为《新中华报》，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机关报。1939年2月7日，改为党中央机关报，同时也是边区党委和边区政府的机关报。1938年在武汉创办、后来迁移到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是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的一份大型日报，前后办了八年多。它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对于宣传我党的政策，宣传反法西斯战争，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罪行，鼓舞和教育国统区的群众坚持抗日，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在我党新闻史上占了重要的一页。1941年党的正确路线被越来越多的同志所认识，党的建设成为党的工作中一个重要内容；整风中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宣传工具；当时陕甘宁边区有一个巩固的政权，有相对的和平环境，这些因素使我们有必要、有可能在延安办一份大型日报。于是党中央决定，把《新中华报》和新华社的《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
1941年5月15日，毛泽东亲自为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关于出版《解放日报》的通知，指出：今后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传。《解放日报》的社论都由中央领导同志及负责干部执笔。毛泽东还为《解放日报》题了报头，撰写了《发刊词》。《新中华报》工作人员基本上都转到《解放日报》，其中有：张映吾、王揖、丁济伦、陈泉璧、张潮等。马列学院、解放周刊、鲁迅艺术学院及其他单位适合做报纸工作的知识分子，也陆续调了一批到报社，其中有：吴冷西、黄操良、丁玲等。赵毅敏也参加了筹备工作。杨放之不久也到了报社。报社地址在延安清凉山，新华社也同时从杨家岭迁到了这里。博古同时担任《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社长。报社由中央党报委员会领导，日常管理机构叫管理委员会，由博古负责，成员有杨松、赵毅敏、向仲华、曹若茗、祝志澄等。下分三个部分：新华社由向仲华负责，《解放日报》编辑部由杨松负责，经理部由祝志澄负责。杨松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
在创办《解放日报》的过程中，博古是做了不少工作的。当时要搞到印报机器很不容易，祝志澄、蔡善卿几位从上海来延安参加革命的印刷工人，费尽心机，才从国民党统治区弄来一部对开机器，就这样，在清凉山上办起了印刷厂。
陆定一到《解放日报》之前，又来了余光生，担任副总编辑。杨松是苏联留学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余光生是留学美国学铁路的，在美国入了党。陈坦原在中央组织部工作，1942年4月调到《解放日报》担任党总支书记。
博古在主持《解放日报》的工作中，生搬硬套苏联的经验，没有根据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办出无产阶级报纸、党中央报纸的特点。《解放日报》创刊后将近一年里，存在着不少问题，本来创刊时办报的方针、任务是明确的，毛泽东在《发刊词》中曾经指出：“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强调要宣传党的政策，要全党办报，要反映群众的呼声。《解放日报》创办初期，虽然也接受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但是由于王明错误路线的残余影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党八股都比较明显地表现在报纸上，因此，未能充分有力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未能有效地在党和群众之间发挥应有的桥梁纽带作用。
当时《解放日报》的版面安排被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限制得很死，即：一版国际，二版国内，三版边区，四版本地（延安）或副刊，而不是根据新闻的重要性及党和群众需要来安排。一版国际新闻占压倒优势，国际新闻主要是外国通讯社的电稿，除采用塔斯社的外，经常用路透社、合众社、美联社的消息，有时十几条消息罗列一起，零零碎碎，读者看不出事件的全貌。外国通讯社的新闻自然反映各国的立场，报纸采用它们的新闻基本上有闻必录，开始是不加改写，后来有的改个电头，删节一下，内容变化不大。毛泽东曾经批评说：“这是为外国通讯社做义务宣传员”。国内新闻、边区新闻即使很重要，也不能上一版。宣传对国民党又团结、又斗争的统一战线政策不力，过分强调团结，忽视斗争。对蒋介石的活动，版面上不恰当地给予过高的规格；有时甚至蒋委员长是怎么怎么讲的，共产党也是怎么怎么讲的，说来说去两个主张都一样。对于党的政策和中心工作、群众生活，则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对伟大的整风运动宣传很不得力，既无广度，更无深度。甚至毛泽东主席在中央党校首次做整顿三风报告这样的重大事件，只是在第三版右下角发了一个三栏题的消息。党报不能反映党中央的声音，没有和党的工作呼吸相通，息息相关，这当然是一个大问题。
陆一定在延安
博古还坚持《解放日报》必须每天发一篇社论，他说过，苏联的《真理报》、《消息报》以及我国的《大公报》，都是每天发一篇社论。
《真理报》是党报的模范，我们应当向它学习。不管有没有大事、该不该写社论，照例每天要发一篇。少数负责人为每天写社论而绞尽脑汁。社论以国际为主，有的社论内容空洞，泛泛议论，毫无新意。关于我党我军及解放区工作的社论很少，因此不能发挥报纸应有的指导性、战斗性和激励、鼓舞群众的作用。
报纸文风也不正，有的新闻不真实。当时的编辑、记者在采写新闻时，不是首先尊重事实，而是单纯追求生动，随意添枝加叶，无中生有。一条最严重的不真实的新闻是《鄜县城内家家户户纺纱声》，实际上全县连一部纱车都没有。新闻报道有一套固定格式，八股腔很重，空泛议论，贫乏无味，有的甚至文字不通，语句陈腐。杨松对这个办报方针很不满意，但博古是社长，又是政治局委员，杨松也奈何不得，事事只得服从，因此心情很不舒畅，加上劳累过度，结果得了肺病。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报纸这种情况很不满意，认为报纸办得与当前形势不合拍。当时党的工作主要是抗日战争、整顿三风和边区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对这几个方面，报纸都不能突出进行宣传。毛泽东曾多次提出意见，并且批评说：我们在中国办报，在根据地办报，应该以宣传我党的政策，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根据地为主，这样才能区别于国民党的报纸。但是报纸一点没有改变面貌。博古这个办报方针是有他的思想根源的，是他的教条主义、迷信苏联的反映。
随着整风运动的逐步深入，揭发出来许多“三风”问题，批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清算了王明路线，中央批示《解放日报》必须进行改革。此后，《解放日报》准备进行改革，当时叫做改版，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亲自领导下进行的。1942年4月1日，报纸实行改版，发表了社论《致读者》，宣布“从今天起，报纸的版面加以彻底的改革”，其目的“是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报纸的篇幅要“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的改进”。
这篇《致读者》的社论，可以说是《解放日报》的改版纲领，也是今后的办报方针——全党办报。
改版后的《解放日报》是有一些新的气象，教条主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现象有所改变。党的方针政策和群众关心的问题在版面上占有了重要位置。
但是改版后《解放日报》某些重要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博古主张的每天发一篇社论的作法仍没有改变，有关新闻的真实性，如何组织通讯网，怎样联系群众，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很好的解决。
陆定一是在8月15日《解放日报》进行改版四个多月后，经党中央和毛泽东正式调来报社工作的，接替杨松担任总编辑。这一方面是因为杨松病倒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当时掌握宣传大权的是博古、何凯丰等，博古主持《解放日报》，又兼管新华社；何凯丰是中宣部部长，他们在推行王明路线中都负有一定的责任，而整风运动又是要清算王明路线的，宣传工具掌握在他们手里，利用报纸推动整风可能会受到影响，因此党中央、毛泽东派陆定一主持《解放日报》的日常工作。博古仍然是社长，这是中央实行争取和团结他们的方针。
对于办《解放日报》这样一张党中央的机关报，大型的日报，陆定一也缺乏经验。到《解放日报》就任之前，陆定一到中央医院探望杨松。杨松的病已经很重了，知道陆定一要到《解放日报》工作，很高兴，谈了不少办报中的经验教训。他深有感慨地说：“办报这碗饭不好吃，一天一篇社论，真吃不消。我们是在边区的山沟里办报，不是在大城市。哪有那么多社论可写？”陆定一同意杨松的看法，也很同情他的处境。据说杨松写了二十八九篇社论，身体就垮了。这次的探望，使陆定一知道许多关于报社的情形，也进一步了解了博古的办报思想，这对于即将到《解放日报》负责编辑部工作是有帮助的。不久，杨松就去世了。
8月18日陆定一到《解放日报》上任。报社同志开了一个欢迎会，由博古主持。他在会上宣布中央的决定：“陆定一同志代替杨松同志工作，任总编辑”。《解放日报》编辑部人员不多，有几个是比较得力的，如杨仿之、张映吾、吴冷西、艾思奇、王揖、曹若茗等等。也有几个出色的外勤记者，如李锐、穆青、张沛等。这批年轻人劲头都很大，工作很努力。
《解放日报》社在清凉山朝南的山坡上。办报的工作是比较紧张的，天天要看稿件和大样，有时要写文章、写社论。陆定一住在报社内，那个小小的窟洞，既是办公室又是宿舍。博古也住在报社内。陆定一和博古在莫斯科、在中央苏区都有路线分歧，现在又在一起共事，彼此都注意团结，注意搞好关系。但在办报问题上，他们仍然有分歧，有时争论得很厉害。
博古亲自执笔的那篇《致读者》的社论，提出对《解放日报》的改革，有许多他是实行的，有的问题则没有提出，仍照老一套办。比如一天要发一篇社论，他仍然坚持。有一天他要陆定一写社论，并且讲了一则《大公报》的故事。他说，《大公报》的社论都这样写出来的：张季鸾、胡政之躺在鸦片烟灯旁边，王芸生就来请示：明天社论写什么？张秀鸾他们一边吞云吐雾一边说，王芸生就回去照写，写完拿给他们两个改，第二天就发表了。《大公报》的社论是今天不管明天的事，今天是报纸上的社论，明天可以拿去擦屁股。虽然博古也知道这种社论一钱不值，但是他还是要学《真理报》、《大公报》，天天有社论，认为没有社论就不是报纸。陆定一是反对这种办报方针的，觉得这种腐朽的方法，绝不是无产阶级报纸应当仿效的。陆定一对博古说：党报发表社论为的是阐明党的方针政策，传达中央的声音，有需要才写。说话要有分量，天天发社论，人家就不重视你的社论了。博古不同意陆定一的意见，两个人争了起来，陆定一发了脾气，说：鸦片烟灯旁边的社论我不写，我不做杨松，你要我做杨松，我就向中央告你。博古见陆定一语气强硬态度坚决，不再说话了。后来报社编委会讨论了这个问题，陆定一阐述了自己的意见，编委会支持了陆定一，并做出决定，今后有必要就写社论，没有必要就不写。实行一段以后，博古也觉得这样做是对的。
这个问题得以解决，更重要的原因是陆定一的意见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不久，《解放日报》成立了社论委员会，成员是谢觉哉、叶剑英、凯丰、任弼时、胡乔木、康生、贾拓夫、彭真和陆定一。重要问题需要写社论时，都经社论委员会讨论，并送毛泽东审阅修改。社论的问题才算彻底解决。
报纸各版的编排，也按照改版时定下来的方针继续改进。四五个月后，报纸面貌有了改变。陆定一和博古经常参加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和西北局的会议，陆定一参加会议的次数比博古还多些。他每次开会回来，对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批示都尽快向编委会传达，并组织学习和讨论，作出相应的决定予以贯彻。报社名义上是中宣部领导，实际上是毛泽东直接管，毛泽东还亲自来报社看望同志们，检查工作。周恩来在延安时也很关心《解放日报》，曾两次到报社来做报告。毛泽东经常为报纸写社论，亲自修改送审重要社论。陈坦在1981年回忆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时说：“定一同志对于中央和主席的批示，都是坚决贯彻执行的。可以说与中央、主席是息息相通的。这年9月初，毛泽东说《解放日报》有很大进步。
改版后的报纸实行群众办报，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呼声。改版前没有通讯员队伍，所以稿子来源很少。改版后便组织起通讯员队伍。西北局专门做了决定，批示各分区党委及县委的宣传部长，均应担任《解放日报》的通讯员，为报纸组织文章。改版前杨松生病，余光生代理总编辑工作，他成天忙于社论，有些同志喊他“毛驴子”。整顿后建立了新的工作秩序，余光生不那么忙了，他负责联系西北局，参加重要会议，而且也有时间学习了。
《解放日报》本身的整风在陆定一到报社工作之前已经开始了，陆定一到报社后，参加了整风领导小组中心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有博古、余光生、陈坦、曾若茗、艾思奇、吴文焘等。由陆定一担任组长。开始时学习文件，主要是学习毛泽东的几个报告及其他文件共份。胡乔木编的《两条路线》后来扩充篇幅，改名为六大以来》，参加整风的同志都要阅读，并进行讨论。以弄清路线是非，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对于某些同志的错误思想也提出批评，但都是摆事实讲道理的，并允许争论，以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博古是王明路线的第二号人物，六届四中全会开过后不久，工明即到苏联去了，博古成了中央的实际负责人。从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前的错误路线，他是负主要责任的。就这样，报社仍让他参加领导小组。这次整风运动中，对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提得很明确，那本《六大以来》把王明等人推行错误路线时的讲话、文件收集在一起，又经过实践证明它是错误的，因此，报社在整风中没有什么大的争论。博古对他过去所犯的错误也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作了诚恳的检讨。他的这种态度同志们是欢迎的。有一次，毛泽东问陆定一：“你看博古这个人怎么样？”陆定一说：“他有错误，但不是坏人。”整风教育了大家，也教育了博古，后来他改正错误，成了好同志。
对于新闻理论和实践问题，报社内部是有争论的。由于无产阶级还没有创立完整的、系统的新闻理论；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固然有正确的成分，谬误的东西也是很多的。报社的同志大都来自国民党统治区，新闻观点或多或少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在办报中有许多糊涂观念。因此整风中必须解决这些问题。当时争论的问题主要有这几个：
第一，关于新闻的本源问题。唯物论者认为，新闻的本源是物质的东西，也即事实本身。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新闻工作者在采访和编辑的过程中，必须尊重客观事实。有的同志受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中关于“性质说”的影响，对新闻的本源做了唯心主义的解释，认为新闻是某种“性质的本身”，“新闻是时宜性与一般性的本身”，把新闻的本源说得玄之又玄，使人不易理解。比如“政治性”同包含着政治性的事实来说，这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而第一性的东西是事实而不是什么政治性。说“新闻就是政治性本身”，就是把事实与其政治性的关系颠倒过来了。这种认识对新闻工作害处很大，它将为造谣、曲解、吹牛皮开方便之门。再说“文艺性”，党和政府公告的新闻，有什么“文艺性”呢？强调“文艺性”，往往要把事情夸张成为神话，把新闻变成虚构的东西。陆定一认为这种“性质说”是唯心论的，就是因为它不可避免地要歪曲客观事实；另一方面，对新闻工作起了消极作用。有人受这种“性质说”的迷惑，写新闻时不去研究如何反映客观事实，而去追求这个性那个性，就很容易产生脱离实际、向壁虚构、无病呻吟、夸夸其谈的弊病。陆定一认为：我们提倡革命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尊重事实，而尊重事实与政治上的革命性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反之，凡是不尊重事实的，即使他装得很“革命”，也是很错误的，最终必定有害于革命事业。
第二个问题是写新闻如何做到真实。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也讲到怎样使新闻成为事实的真实报道的问题，他们认为每条新闻必须具有五个要素，即所谓
“五个W”
（when——时间，where——地点，who——人物，what——事情，why——为什么）。
新闻中必须有这五个要素，缺一不可。陆定一认为这种主张是对的。当时报社有的记者写消息报道，往往没有写明事实发生的具体时间，甚至连大概的日期也没有说明，地点也是笼里笼统的，写到人物，则往往有名无姓，有姓无名，或者有头衔无姓名。写到事情，有头无尾，有尾无头，或者有头尾而无过程。编辑在处理这些稿件时，非常伤脑筋。读者阅读这样的新闻，不知事件的来龙去脉，莫名其妙。当时陆定一提出新闻五要素是写消息报道应该遵循的原则，也是起码的要求。但是单单做到这些还很不够，具备了五要素的新闻，不一定都是真实的。《解放日报》曾经刊登过一些几乎完全是虚构的新闻报道，例如，1942年秋后征粮时，登了一条消息，说延安乌阳区首先完成征粮入仓任务。实际上，乌阳区是延安征粮中最落后的一个区，记者写那条消息时，入仓工作还没有开始呢。这是新闻不真实的典型例子，但它却五要素俱全。在整风中报社领导针对这些情况，提出作为党报的编采人员，工作中一定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才能把报纸办成为人民服务的报纸、与人民有密切联系的报纸。他们把这一点作为办报方针。
在整风中报社领导要求编辑、记者要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陆定一等领导同志要求从事新闻工作的编辑记者必须时刻勉励自己，做人民的公仆，密切联系群众，不要当旧社会的报阀。还提出报社既要有专业的记者队伍，更要有非专业的记者队伍，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办好报纸。
此外，《解放日报》还发展了一批通讯员，这是从苏联学来的经验。整风运动中，《解放日报》切实做了这项工作，当时在陕甘宁边区通讯员已发展到多人。这支队伍对报纸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3年3月，整风运动进入总结阶段，编委会决定对报社工作进行全面检查，检查一年来特别是自去年8月以来报纸主要方面有哪些进步。编辑部以及其他部门的同志都认真对待，陆定一和余光生做了诚恳的检查。
1943年8月《解放日报》改版一周年，编委会对改版做了总结。陆定一写了一篇《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发表在9月1日《解放日报》上，这篇文章对整风中提出的有关新闻学的问题做了明确的回答。如关于新闻本源的问题，文章指出：“唯物主义者认为，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就是人类在与自然斗争中和在社会斗争中所发生的事实。因此，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再如新闻如何能真实的反映问题，文章说：“只有为人民服务的报纸，与人民有密切联系的报纸，才能得到真实的新闻”。因为“这种报纸，不但有自己的专业的记者，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有广大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非专业的记者。它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结合的方法就是：一方面，发动组织和教育那广大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非专业记者，积极地为报纸工作，向报纸报道他自己亲自参与的事实，因为他们亲自参与这些事实，而且与人民血肉相连，因此他们会报道真实的新闻；另一方面，教育专业的记者，做人民的公仆，对于那广大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人们，要做学生又做先生。做学生，就是说，要恭敬勤劳，向他们去请教事实真相，尊重他们用书面或口头告诉你的事实真相，以他们为师来了解事实，来检查新闻的真实性；做先生，就是在技术上帮助他们，使他们用口头或书面报告的事实，写成了完全的新闻，经过这种结合，报纸就与人民密切结合起来了。”这样就能得到真实的新闻。这篇文章在中国新闻学史上是有一席地位的。关于新闻定义众说纷纭中，陆定一提出的“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无疑是比较科学的，因此一些大学新闻专业的课本至今仍采用了这个定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