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位三:鄂豫皖苏区的元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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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位三,是鄂豫皖、鄂豫陕两个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他在领导鄂东北的革命斗争、随同红25军长征、创建和坚持陕南革命根据地斗争中的动人事迹,至今仍为后人记忆犹新。

从进步学生到鄂豫皖苏区领导人

郑位三,原名郑植槐,1902年10月21日出生在湖北省黄安(今红安),7岁读私塾,16岁考入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因在考试中名列第三,故改名“位三”。在校期间,得到在武昌活动的共产党人肖楚女的指导,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2年夏天,郑位三回到黄安,利用教书的条件,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在党组织的指导下,他利用自己的文化知识,联合当地知识青年,建立了以学习为名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小组”、“青年夜校”、“讲演会”等各种各样的宣传组织,以此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1925年底,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走上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舞台,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胜利地攻占了武汉,革命之声响遍湖北各地。中共黄安县党团特别支部也由秘密转向公开。郑位三被推选为党团特支的委员。

1927年2月,中国共产党黄安县委成立,郑位三当选为县委委员。2月中旬,国民党黄安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郑位三当选为执行委员并兼任工人部部长。2月下旬,在中共黄安县委主持下黄安县农民协会正式‘成立。他当选为县农民协会的委员和常务委员。这时,郑位三已成为黄安县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按照党的指示,郑位三参与并领导了全县的文化教育革命、惩办豪绅地主的斗争和建立革命武装工作。他以国民党县党部常务委员的身份,把黄安县第一高级小学作为指导全县各地学校进步教师开展农民运动的中心,并派出部分共产党员作视察指导员,及时指导各校的斗争。此外,郑位三还和吴焕先等一起,领导全县农民掀起了打击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贪官污吏和各种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农村大革命高潮。在他们的组织领导下,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参加斗争,农民协会迅速建立起来。他们还利用办“红枪会”的办法,公开组织训练农民的革命武装。

1927年4月、7月。由于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先后叛变革命,大革命运动失败了。同年8月,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对黄安地区的共产党人进行疯狂的“清剿”和屠杀,郑位三是被通缉的共产党人之一。在白色恐怖下,中共黄安县委中的一些动摇分子先后离开了革命,县委常委中只剩下郑位三一人。他坚定地站出来。组织起一批共产党员,重建了黄安县委。在以郑位三为首的新县委领导下,黄安地区的斗争又继续开展起来。9月下旬到10月间,他按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发动秋收起义的计划,组织和领导了黄安“九月暴动”。“九月暴动”举起了土地革命的旗帜,沉重地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反革命复辟活动,大大鼓舞了农民革命的斗志,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创造了条件。揭开了黄麻起义的序幕。

1927年11月13日,中共鄂东特委发动了著名的黄麻起义,成立了黄安县农民政府和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郑位三为起义作了许多准备工作,因病在武汉而未能参加起义。

1930年3月,中共鄂豫皖特委成立,郭述申任书记。6月,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至此鄂豫皖苏区正式形成。郑位三被调到特区苏维埃政府工作。从这时起直到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苏区,郑位三先后担任了中共鄂豫皖特委委员、鄂豫皖省委常委,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和代理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委员长等重要领导职务。他为鄂豫皖苏区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是鄂豫皖苏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郑位三:鄂豫皖苏区的元老之一
孤军纵横鄂东北的战斗岁月

1932年6月,蒋介石指挥30万军队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在此危难之时,郑位三接任了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兼游击总司令职务,从此挑起了领导鄂东北革命斗争的重担。

1933年,是鄂豫皖苏区斗争最残酷时期。在敌人的疯狂“清剿”下,许多地方变成了无人区。郑位三一家也遭受到很大不幸:他曾担任过乡苏维埃主席的父亲郑维翰,因长期在深山老林中活动,长了一身毒疮,病死在山中;母亲为饥饿所迫,吃野菜中毒而死;他的前妻曹梦云在“跑反”中活活冻死在山洞里,撇下七八岁的女儿郑奇英,只得由二弟郑植惠(游击队员)背着打游击。他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和悲愤,领导部队在天台山、老君山、仰天窝地区的深山老林中坚持斗争。在那艰苦的日子里,他染了一身疥疮,经常感染化脓,痛痒难熬,仍每天和游击队员们一起钻山林,过着风餐露宿的生活。他和游击队员们一样,穿着破烂单衣,日当衫,夜当被。粮食奇缺,野菜、树叶找不到,战士们只好剥树皮、挖葛藤根充饥。他经常给大家讲大革命时期农民暴动和创建苏区初期的斗争故事,鼓舞大家,即使剩下几个人也要战斗下去。在他的影响下,部队和群众的斗争情绪始终是高昂的。郑位三在鄂豫皖苏区斗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建立的不朽功绩。鄂豫皖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郑位三领导的游击总司令部及罗山地方武装(也称西路军),当时主要活动在黄安、光山、罗山交界处的天台山、老君山、仰天窝一带,同时与活动在其他县区的独立团、游击队保持联系,共同配合主力红军打击敌人。他发现一些区乡干部三五人一队,携带短枪、匕首,袭扰敌人,串连群众,有效地保存了自己,便及时总结经验,提出了建立便衣队的正确主张。为了使便衣从更快地在各地发展起来,他在罗山县卡房多次举办训练班,亲自讲课,轮训骨干。他规定了“游击战争、昼伏夜动、两面政策、统一战线”的活动方针,使便衣队既是一支游击小分队又是一级“没有挂牌子的苏维埃政府”,成为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武装工作队。便衣队的活动,加强了党和群众的联系也配合了主力红军行动。当时,中共鄂豫皖省委对这一斗争形式曾给予高度评价。

随同红25军长征

1934年9月,党中央派程子华到鄂豫皖苏区工作。程子华在罗山县卡房向郑位三传达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要红25五军主力作战略转移,去创建新的根据地。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作出了625军实行战略转移的决定,整编了部队,由时任省委常委兼秘书长的郑位三任军政治部主任,随军长征。

郑位三过去一直做地方工作,对搞农民运动、建立地方政权、坚持游击战争,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在红军中做政治工作,他还是第一次。但他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以坚定的信念、认真的态度、求实的精神去熟悉新的工作。他善于发扬民主,集思广益。他经常把政治部的同志召集起来,共同商量研究,很快就熟悉了军队中的政治工作。长征路上,他很少骑马,经常拄着一根木棍,跟连队一起行军。部队每到一地,他就跟战士挤在一起,亲亲热热地拉家常。有时还给战士讲上几段故事,既风趣,又幽默。所以,基层干部战士都愿意和他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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