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酒醉鞭名马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关于郁达夫一诗的闲聊

一代文豪鲁迅以其犀利的笔锋闻名于世,然而他同他那个时代的许许多多的知识文化分子一样也写会吟诗对唱,以诗言志。鲁迅的诗一如其文犀利,辛辣,幽默自成一派,名句辈出,比如“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 “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等等然而他和许多人一样推许的同时代写诗最好的人是郁达夫。那么,郁达夫的诗又是达到什么境界的呢?或者说,郁达夫的诗为什么能得到一代文坛盟主的另眼相看呢。

首先,毫不为过地说,郁达夫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领域的才华超卓、著述丰赡、潇洒飘逸而又正气凛然的作家。他“把自己的感伤凝结成了诗词文章,为时代、为自己作了忠实的记录”同时创造了丰富的、令人叹为观止的意境美。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者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这话虽是对词而言,对诗亦然。郁达夫的旧体诗正是以在意境的营造上见功力,给我们创造了一个个情景交融、情理形神和谐统一的,具有强烈感染力和启示力的富有诗味的艺术世界。有人说,诗人之生命与民族、国家之大生命;诗人之感情存在,与国家、社会之理性目的紧紧相连。“郁达夫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始终是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这个时代的。”他对国家总是不胜眷顾和痴迷,然而达夫所处的时代,正是风雨如晦、国家衰败、凋弊,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能触发达夫诗兴的不免又是一层悲凉之雾,诗中油然而产生一种悲剧色彩,后来抗战的烽火燃起了郁达夫的热情,积极投身到抗日的大潮中,创作了不少情景和谐、意境深遂的爱国诗篇,这些诗中无不充满了爱国憎敌、期待胜利的悲壮美。比如这首《钓台题壁》: 不是樽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

诗题是“旧友二三,相逢海上,席间偶谈时事?嗒然若失,为之衔杯不饮者久之?或间昔年走马章台,痛饮狂歌意气今安在耶,因而有作”?此诗为郁诗中最脍炙人口的作品之一。虽然不一定是他最为出色最见功底的一首,但因我酷爱其“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一联,最为喜爱这首。此诗在国民党这种白色恐怖下,为感怆时事,关怀祖国命运的书愤之作。

“不是樽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讲的是他在上海时,与友人们聚会,谈起时事,嗒然衔杯,再也不象过去那样嗜酒若命,开怀豪饮。害怕的不是怕伤身体,而是怕平时佯狂面世的心态成了真的了。又或者说在当时受迫害的情况下,他很想装出自己是喝醉的样子,借此状态下的狂来抒发内心不满意于政治的愤懑?但是又害怕祸从口出,连累身边的人,于是有了下联。“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张狂之态毕出,而哀婉之情难掩,实为绝唱,这种让人心动的就是那股“桀骜”,那股近乎原始状态的“狂”,“醉死何劳人荷锸,笑他刘阮是庸才”,这种才情,这种不驯,这样深层的情感流露不禁让人读后心潮澎湃。诗中美人代指同席友人,也最可能是同席的鲁迅,因为鲁迅当时最为反动派注目,并密令要通缉他。这些是借喻,“美人香草”以喻祖国与贤者,包括共同奋斗者。“鸡鸣风雨”是用诗经中“风雨如晦”之意;“海扬尘”,用麻姑典故,喻世事变化无常,揭露了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暴政。诗中“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一联把时代的风雨飘摇,鸡鸣不已的动荡之景和作者对独裁者的愤慨联系起来,情景交融,意境深遂壮阔。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愤怒地斥指日寇侵略势力,逐渐推向东南、上海,国民党却不积极抗日还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识误政策,使得人民苦难重重。面对民族危难,作者痛感悲歌痛哭于事无补,而那些无耻政客却要尊奉独裁统治者。诗人在诗歌中营造了深远的意境时流露出来的便是感时伤世的忧愤美。作者敏感于国家民族命运的变迁,情与景交织在一起,构成一个整体,表现忧愤的意境。“鸡鸣风雨海扬尘”从整体上构成一种隐喻,隐喻国家、民族、政治紧迫、肃杀和混乱状态;暗示在此种状态下民生的多艰和栖徨,以及诗人的清醒和无奈。铸成了一个个意境深远、耐人寻味的艺术世界表现了感时伤世的忧愤美。诗的末联:“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坦言广大知识分子对局势担忧,采用“狂歌当哭”的方式,是消极的无用的,以此来警醒知识分子,以笔为武器,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说帝秦”是典故,战国时,赵国鲁仲连去秦国坚持正义,反对强秦,为历代爱国者所激赏。诗人把这一典故反其意而用之,悲愤指明,象昔日义士鲁仲连那样的人物,如今亦去依附卖国贼蒋介石了,例如陈布雷、罗家伦等等,再一次呐喊,希望知识分子用正确的方式来救国救民。郁诗的意思是说,鲁仲连式的一些义士们纷纷说不能帝秦?也就是说面对着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压迫,许多正义之士申明是不能接受国民党的专制主义的?

这首诗从浅入深,一层深似一层,对独裁者镇压人民的愤怒和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怀交织在一起,意境深远,感人至深,极具悲壮美。把风流才子的旷世遗风,放荡不羁之大性情,正直多恨而又身处贫困,活脱脱地把个“袋里无钱,心头多恨”的零余者形象刻画得跃然纸上。诗直指纷乱世事,把诗人压抑、放纵、张狂、无助、颓废、哀痛、愤怒、诘问的多种情感融为一体,可谓语言凝炼,情韵双绝。即使仅就诗的古体风格和技艺而言,近代以来几无人能及。爱国主义思想就像一根红线始终贯穿于郁达夫的诗作中,尤其是后期诗作。胡秋原先生《〈郁达夫诗词汇编〉》曾认为:“达夫之诗乃效杜牧之,黄仲则,龚定庵,苏曼殊诸人……复适值抗战之会,儿女情中,遂见风云之气。至于死前之作,若“谁信风流张敞笔,曾呜悲愤谢翱楼”,不仅娇劲可喜,亦司道之语。

美好的意境是形象思维开出的奇葩,郁达夫创作的旧体诗之所以此感人,与他灵活驾驭情景关系、善于在诗中熔铸意境是分不开的。从这首诗不难发现郁达夫旧体诗风格独特,意境博大精深。正如赵瓯北评吴梅村所说的:“感怆时事,俯仰身事,缠绵悱恻,情于余文”郁达夫旧体诗作深合此特点。

而联系社会的大背景我们发现,郁达夫的情景交融中带有的挥之不去的一丝悲剧色彩可以说是中国文化波折中的产物――近代中国文化进入大变革的时期。在元、清二代,边疆蛮族入主中原后,中国文化实际上是奴隶文化与封建文化的结合――它并非文明对野蛮的同化,实质是一种互相同化的过程。经过黑暗、专制的数百年,中国文化彻底堕落至民族垂亡的满清晚期。满清的兴起与中国任何一个朝代都不一样,它是中国文化灭亡的时期;满清的复灭和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的复灭也不一样,它并没有带来新时期的兴盛,而是经历了百年的社会大动乱。观察中国近百年的社会大动乱,其成因在于中国文化的迷惘:野蛮的满清文化必须终结;西方的新文明与中国社会却也难以融合;而中国文化自身又如大疾初愈的病人一般步在蹒跚。事实上,在现代仍然没有找到承继传统文化的途径。正因如此,从日本到中国直到最后,一路走来,郁达夫的作品都带有一种悲剧的情调,一种无法压抑的也无法排解的无奈。阅读郁达夫的诗作,看到郁达夫的迷惘,潇洒壮阔的诗意依在,人却已回归抔土红花,我们不能不感概生活的沉重。

纵观郁达夫的一生,在其缭乱的表象背后,跳动着一颗滚烫无瑕的赤子之心,郭沫若在《郁达夫》中所说:“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要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 更为可贵的是他的民族大义的凛然风蔚。当时的创造社诸人如郭沫若,成仿吾等都与鲁迅难和,鲁迅的嶙峋桀傲也使人不令亲近,然而唯独郁达夫,他是创造社的元老,却与鲁迅一见如故。而长者精神洁癖也感染和憾动着当时年轻的郁达夫,民族大义,是郁达夫灵魂的最为光彩的一面。无论是零余者的漂泊感伤,还是一身凛然的国士之节,都令人崇仰不己。天风海涛之下的幽忆怨断情景交融的意境美,再加上赤子与民族大义的完美结合让郁达夫的作品,诗味醇厚,良足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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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1895-1945),浙江富阳人,自幼聪颖,留学于日本,从研究经济学转而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他的第一本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本小说集《沉沦》,被公认是震世骇俗的作品,他的散文、旧体诗词、文艺评论和杂文政论也都自成一家,不同凡响。

夏衍先生曾说“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郁达夫在文学创作的同时,积极参加各种反帝抗日组织,先后在上海、武汉、福州等地从事抗日救国宣传活动。1938年底,郁达夫应邀赴新加坡办报并从事宣传抗日救亡,星洲沦陷后流亡至苏门答腊,因精通日语被迫做过日军翻译,其间利用职务之便暗暗救助、保护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难友、爱国侨领和当地居民。1945年8月29日,被日本宪兵残酷杀害,终年四十九岁。1952年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追认为革命烈士。

这是郁达夫光辉的一面,但是我知道,郁达夫也是性情中人,他在日本的时候,一边手淫一边大喊:祖国啊祖国,你什么时候才能强大。

前日读《南方周末》,言及抗战烽火连天时,郁达夫的老婆跟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私奔,郁达夫作有《贺新郎》:

忧患余生矣!纵齐倾钱塘湖水,奇羞难洗。欲返江东无面目,尾途中当死。耻说与,衡门墙茨。亲见桑中遗芍药,学青盲,假作痴聋耳。姑忍辱,毋多事。

匈奴未灭家何恃?且由他,莺莺燕燕,私欢弥子。留取吴钩拼大敌,宝剑岂能轻试?歼小丑,自然容易。别有戴天仇恨在,国倘亡,妻妾宁非妓?先逐寇,再驱雉。

郁达夫的生活放荡不羁,然而他却从不讳言,在日本的时候就是个嫖客,回国从母命娶孙荃为妻,婚后不断爆出婚外恋,其中轰动一时的共有3次:一是在安庆时与妓女海棠的荒唐恋情,二是在北京与银娣的交往,三是三十多岁时抛妻离子,追逐十九岁的杭州名花王映霞。

1927年1月28日,郁达夫为了阻止王映霞嫁为人妇,给王映霞写了一封情书,信中说:“我也不愿意打散这件喜事。可是王女士,人生只有一次的婚姻,结婚与情爱,有微妙的关系,但你须想想当你结婚年余之后,就不得不日日作家庭的主妇,或拖了小孩,袒胸哺乳等情形,我想你必能决定你现在所考虑的路。”为了说服王映霞,郁达夫还极尽劝服的能事:“你情愿做一个家庭的奴隶吗?你还是情愿做一个自由的女王?你的生活尽可以独立,你的自由,绝不应该就这样的轻轻抛弃……”

王映霞终于为郁达夫的一片痴情所感动,于1928年2月与郁达夫在西子湖畔大旅社举行婚礼,据说两人的婚事还轰动杭州全城。当时柳亚子并赠诗郁达夫,其中“富春江上神仙侣”一句传诵一时。

李伯清说,老婆不能太漂亮。此话有道理,郁达夫的漂亮老婆格外吸引人,军统头子戴笠就是郁达夫的情敌,两人关系暧昧,情敌势大,郁达夫不得不易地发展,然后最后还是出事了,1936年,郁达夫南下福州做官,曾风闻自己的好友许绍棣"新借得一夫人",却也并没有成为心事,直到传来具体消息后,才一再发信请王映霞来闽,却了无音讯。

1938年,郁达夫携着许绍棣不愿与之结婚的王映霞赶赴武汉。此时的王映霞不断与许绍棣联络,以期还个"说法"给肚子里的孩子。而此时的许绍棣,却与王映霞为他介绍的用来续弦的小姐打得火热。此时的郁达夫发现了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三封情书。

愤怒的郁达夫在居然在报上登广告: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搬去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郁达夫启。

一时间弄得满城风雨,在郭沫若、田汉等人的劝说下,郁达夫登出致歉启事,两人重修旧好,奔赴南洋。在新加坡,没想通的郁达夫再次发表了《毁家诗纪》,极力地批判王映霞是毁家的罪人。王映霞知道后,立即写了答辩文及长信,同样寄给《大风》主编,对郁达夫进行了批判。

最终两人离婚了,王映霞走后,郁达夫非常懊悔,他曾在一首诗中写道:

大堤杨柳记依依,此去离多会自稀;

秋雨茂陵人独宿,凯风棘野雉双飞。

纵无七子为衷社,尚有三春各恋晖;

愁听灯前儿辈语,阿娘真个几时归。

郁达夫希望以母子之情去打动王映霞,妄想她幡然悔悟,重回他的怀抱,但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呢。

后来郁达夫在新加坡与广播电台工作的李筱英同居,稍后,战火迫近新加坡。郁达夫辗转逃到印尼,娶了华侨少 女何丽有为妻。

而王映霞回到重庆,在昔日相好戴笠帮助下出入高层,最终与钟贤道结婚。

几十年过去,人们仍谈论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关系。郁达夫曾当面骂王映霞为淫妇。 王映霞直到八十岁的高龄,笔下仍称郁达夫是“疯子”。
郁达夫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酒醉鞭名马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郁达夫,性情中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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