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工厂女孩》 译自：Factory Girls: from Village to City in aChanging ChinaLeslie T Chang (张彤禾)著，台湾乐果文化出版，2012年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9928925/
记得某书评评价张彤禾的《工厂女孩》时曾说这本书的缺点是“太真实”。我当时不解其意。
现在想来，这大概指的是这本书非常有特点的女性视角。张彤禾说这本书开头让自己得到了解放的感觉。而她在开头，用的是工厂女孩在打量一个新人时的心理活动：”哪一年来的？多少钱一个月？含住宿吗？加班费多少？从哪里来的？”--女工们从不问对方的名字，好像是在打量一部车。
中国的民工潮，在大部分时候被当做一个宏观的命题来对待，不管是在新闻报道，还是在学术研究中，民工们只是一些接下来代表着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问题的符号，他们通常没有什么自己的表情。这里面有代表性的故事是在北京万圣书园的讨论会上，刘苏里问张彤禾：”我很难描述你这本书里的一个矛盾，你在里面是一个左翼的形象，得出的却是一个右翼的结论"，张彤禾，据说"露出了困惑的表情"。刘苏里试图用理论模型来即解读中国的民工问题（一个通常认为是“男性”主导的视角），而张彤禾强调的则是个体的经验，感受，情绪（一个通常认为“女性化“的视角）。
张彤禾这本书的精彩之处，恰恰在于，她抛弃了（或者说无法继续）华尔街日报特稿式写作方法（事先有一个方向，比如环境污染，劳资冲突，社会矛盾，列下一串问题，锁定几个采访对象，然后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完成篇幅有限的新闻报道），而是把自己扔进了占到东莞70%的女工洪流之中，任凭故事将自己冲向未知。（《工厂女孩》的封面设计，工厂女工的黑白照片中一抹红色的头巾令人印象极其深刻，尽管台湾乐果文化出版该书中文版编辑校对质量极其糟糕。）
这样做对于一个作者来说有着极大的风险。张彤禾一开始的写作并不顺利：在广场上好不容易认识两个女工，转眼就联系不上了，她因此不断感叹在东莞最容易的就是与人失去联络。同一个工厂的女工之间又往往充满了防备与隔阂，要去观察女工之间的互动几乎没有可能。
但同时，从概率上来说，只要你接触的人够多，一定能够最终找到那么一两个可以写下去的故事。甚至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惊喜：张彤禾一度以为小敏在找到了一份待遇不错，相对稳定的工作之后，人生将会按照一条平凡无奇的道路前进。但是她显然低估了这些女孩子。而这种惊喜的另一面在于，你很难把一既定的概念和主题套用在这些女工头上。春明一心一意想要学英文，张彤禾坦言自己一度以为找到了一个中国民工迈向全球化的绝佳隐喻。但春明转头就改变了心意，去做了直销（传销的变种）。《工厂女孩》在东莞这一部分的写作过程，完全称得上是一次大冒险。
而这本书的另外一半，来自张彤禾对自己家族史的探索，这是一个令人极其挣扎的过程。张彤禾显然对于自己的身份感到焦虑异常。她的祖父张莘夫是为国捐躯的英雄，但他的后代，如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擅长将沉重的往事轻描淡写（或者说是刻意压抑）。张彤禾不断强调自己在写东莞女孩之前，并不愿意去触碰自己的家族史（她后来说这恐怕证明了自己身上还是中国因子居多，因为这种不情愿体现在大部分中国人对待历史的态度上）。但中国新一代民工，又冥冥之中和她在清末闯关东的祖先构成了一条（并不完全平行）的平行线。
张彤禾写到自己发现自己的祖辈是从宛平出发去的东北，而宛平就在今天的北京，在自己的“民工”祖先离开故土300年后，自己又从美国回到这里，好像画了一个大圈。我一度觉得这有些牵强，甚至有些矫情。因为这样的故事对于一个讲究家族传统，又有悠长历史的社会来说实在普遍，强化这种情感有刻奇之嫌。中国人喜欢在家谱中去追溯某位名人先祖，而忽略那些平平无奇的亲属，好给自己带来某种荣耀。这种“我的祖先从这里出发，而我今天又回到这里”的“大团圆”结构在我看来已经成为一种俗滥。
我想张彤禾意识到了这种矫情的危险，因此她才长期以来回避这个话题。但一旦进入这个话题，恐怕又没有谁能够避免这样一种“历史轮回”观，特别是当上一次轮回并不遥远的时候。
但这种情绪究竟是写作的失败还是一种必然？张彤禾有一个令我赞叹的观察：她去到小敏湖北农村的家，在那里经历中国家庭生活中几乎一切重要活动：过年，结婚，扫墓。她注意到中国人的家庭和集体观念是如何束缚着每一个个体，以至于文革结束30年之后，结婚队伍中的新郎仍然会被人们用文革中游街的方式来调笑。她也就此提出，正是这种“所有人都必须要在集体框架内行事，任何脱离集体的个体都会是不安全的”观念，导致了文革期间，在乡村中大量残暴行为（集体无意识）的出现。就此而言，历史仍然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不断轮回，张彤禾强调自己身上的这种经验，算不上过分。
最后，有关中国人对待历史的态度。我一度认为中国人出于一种“向前看“的逻辑以及现实利益的需要，会选择遗忘伤痛的记忆。但张彤禾的故事证明可这并不是一种公允的判断。中国人本能地把痛苦的记忆埋藏在心底，但这并不意味着遗忘，而是一种现实的经验：张彤禾写到一个亲戚张宏，所有的家族故事都记得清清楚楚，也一直致力于讲清楚这其中所有的故事，因此张宏成了一个不断被历史折磨的痛苦的人。而很多人，如张彤禾的艾琳阿姨，其实很了解家族的故事，只不过，他们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对一个合适的人开口。
我想在写完这本书之后，张彤禾大概也是有疑惑的：这些工厂女孩们就此离开乡村，大部分人都不会回去，他们会在城里成家立业，变成与他们的父母辈完全不同的人，彻底改变自己的家族轨迹，这种剧烈变化和自己的祖父当年离开东北农村到美国留学好像没有什么不同。但这对于异常坚韧的中国家族“环形轨迹”来说，到底是彻底的颠覆，还是下一圈轮回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