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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战后最具成就的解谜推理小说作家，横沟正史以其复杂的经历，多变的生活，荟萃日本自“明治维新”到70年代经济腾飞，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变革。在他的作品中，读者很容易感受到由于时代的剧变，物是人非而产生的悲剧性；而作者长达六十年的创作生涯，使其接触到社会上诸多光怪陆离的纷纭景象。一方面，社会的变革与进步使得横沟正史欣喜，但少年早熟导致的文学风格过早的定型，使其创作始终保持着年轻时的创作风貌，无法与时代同步；同时，社会的剧变也使其思考在不断变化，这一系列的变革，推动其推理小说的创作具有鲜明的矛盾性。
主题词：本格派 解谜性 矛盾主题社会责任 长篇结构
1、横沟正史的生平与创作
横沟正史(よこみぞせいし，1902年5月24日-1981年12月28日)日本小说家、推理作家。日本推理文坛的泰斗，一生致力于推广推理文学。他与江户川乱步同属开创推理小说新领域的大宗。这两位情同手足的文坛双擘的一系列推理创作，缩短了落后欧美的距离，而且使战后的日本推理小说大有后来居上的趋势。
1902年横沟正史出生于兵库县神户市中央区东川崎町。1924年从大阪药学专门学校（现大阪大学药学部）毕业后，一度从事药剂师工作。后于1926年受到江户川乱步的邀请前往东京并加入了博文馆。1927年，年仅二十五岁的横沟正史就任《新青年》主编，他就任前，《新青年》已形同推理文学的专业杂志。他接编之后，接纳现代主义，介绍海外作品，注入欧美现代文学思潮，使《新青年》成为日本最前卫的现代化杂志。之后在担任《文艺俱乐部》《侦探小说》等刊物总编辑的同时从事创作和翻译活动。
1932年三十岁那年，横沟正史借停刊的机会，他辞去编务退出博文馆，想要专心写作，却因积劳成疾罹患肺结核而咳血，遂前往信州养病，并停止了创作。经三年的静养，重新步入文坛。他在战前执笔的代表作《鬼火》《仓库》《蜡人》等，极富浓郁的耽美主义色彩。
二次大战时，日本政府一度禁止推理小说的刊行，而横沟正史本人又没有把握住当时的潮流，可以说是一段怀才不遇的时期。由于作家活动受到限制，经济上也十分困难，病况一度恶化到本人也准备好后事的程度。战后由于治疗的药物价格急剧崩溃，病况逐渐好转。另外，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推理小说的禁令也随之解除。
1945年4月之后，横沟正史搬到冈山县居住了三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横沟正史借侦探小说可以自由发表之际，充分发挥自己才能。1946年，横沟正史率先推出《本阵杀人事件》《蝴蝶杀人事件》两部纯解谜长篇推理小说，大大提升了日本推理小说水准，缩短与欧美的差距，从而改变了战前变格推理小说为主流的趋势(狭义的变格推理小说系指解谜为重点以外的推理小说，广义则包括幻想、科幻、恐怖等小说)。
1947年，横沟正史以《本阵杀人事件》一书获得第一届日本侦探作家俱乐部奖(即现“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与高木彬光、鲇川哲也一起，成为战后日本“本格派”推理小说创作的中流砥柱。《本阵杀人事件》以名探金田一耕助为主角，获得压倒性成功。后来他便以金田一耕助为主角，撰写一系列解谜推理小说，金田一耕助登场的长短篇总共有77部。在小说中，侦探金田一耕助活跃的主要舞台是东京及周边地区，以及作者笔下充满恐怖传闻的冈山县地方。前者表现的是战后都市的颓废和倒错，后者多以乡村和血缘关系为主轴。一般读者对后者的评价较高。由于作者的妙笔生花，金田一耕助遂成为日本推理小说史上三大名探之一。
1957年由松本清张领导的社会派之写实主义文学兴起，横沟横沟正史一度暂时停笔，在成城的大宅邸，过着优悠的隐居生活。然而推理作品过度写实，不免沦为通俗小说，遂有“浪漫之复活”之主张，从而重估松本清张以前的推理小说，提倡新浪漫主义的创作路线，并确立推理文学评论的基点。到他晚年时重新执笔，1976年，更以一部《犬神家一族》的电影造成轰动，对推理小说创作的热爱终生不渝。
1980年开始由角川书店主持设立专门鼓励新人的长篇推理小说奖：横沟正史奖。1981年12月28日病逝于寓所，享年79岁。
横沟正史的创作量惊人，如《狱门岛》《八墓村》《恶魔的彩球歌》等都是脍炙人口的杰作。其中《狱门岛》被公认为日本推理文学史上的经典名著。
1968年，讲谈社的《周刊少年》发表了改编自《八墓村》的漫画连载（作画：影丸让也）。由此为契机而掀起了一股横沟正史的热潮。因为电影系列和电视系列的热播，即使是推理小说迷以外的人也知道金田一这个名字。
金田一耕助（KindaichiKousuke，きんだいちこうすけ)是日本推理小说家横沟正史笔下塑造的著名侦探，第一次出场是在1946年创作的小说《本阵杀人事件》中，特征是一头乱蓬蓬的鸟窝头，一顶软帽和脏兮兮的和服。他亦被另一推理作品《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的原作天树征丸定为主角金田一一的爷爷，不过只是以名字出现，样子及事迹完全没有提及。曾传出横沟正史的部份家属抗议此设定，但现在天树征丸与横沟正史家属之间的协商已经结束。
2、横沟正史侦探小说的特点
就整体风格而言，横沟正史擅长家族题材的侦探小说创作，他往往围绕一个人物众多、关系复杂的大家族构造故事，案件的爆发恰恰植根于家族内部复杂的人物关系上，多因继承权和家族利益争夺为动机；小说场景集中，人物轮番登场，各怀鬼胎，具有强烈的戏剧冲突。横沟正史对封建家族内部复杂的人物关系，与家族生活的描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封建势力在当时社会（特别是农村）的根深蒂固，及由此造成的诸多悲剧。此外亦有反映资本主义与封建势力斗争方面的描写，只是不像“社会派”那样有直接的描写。从这里也看出，横沟正史的作品，并非完全脱离社会的，对社会有一定反映，只不过比较肤浅，作品以娱乐性、神秘性为目的，一切围绕娱乐读者而展开。
在横沟正史的笔下，日本的落后非常明显，有时甚至在强大的封建势力的压迫下，就连资本主义也不得不低头。从这个方面来看，横沟正史的作品里也有社会反映和对黑暗的批判与暴露，他选择了一个不大被人注意的角落——农村作为表现对象，揭露了农村社会野蛮落后的社会风俗问题，以及人们顽固愚昧的封建思想对现代化的抵触，以及由此引发的人伦悲剧。他把农村残存的严重封建残余和落后愚昧，以一种夸张的方式展现出来，引人注意和深思。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很快便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但是，由于改革的不彻底，仍有大量的封建残余势力在牵制其发展进程。二战中，军国主义势力也抬出了天皇，大力鼓吹“忠君”和“武士道精神”。日本虽然战败了，但这些封建思想的余孽仍然积习甚深。特别在相对封闭、落后的农村，结合宗教（实为迷信居多），其势力就尤为强大。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其阴影不散。横沟正史的侦探小说背景，几乎与时代同步，反映农村的社会问题；虽然题材面比较狭窄，仍是具有强烈的社会、时代色彩的。真实地折射出当时日本社会的面貌。
此外，横沟正史刻画了当时社会的一个特殊群落——斜阳族，这同样是封建势力的残余。“斜阳族”一词出自太宰治《斜阳》一书，是专门形容战后被削爵失势的前贵族们。在横沟正史的笔下，《假面舞会》《女王峰》《恶魔吹着笛子来》《夜行》都涉及过“斜阳族”问题。其中《恶魔吹着笛子来》更是一部全面描写发生在前子爵府、围绕“斜阳族”爆发人伦悲剧的作品。刻画了椿英辅子爵、玉虫伯爵、新宫利彦这几个“斜阳族”的典型形象。这些“斜阳族”在战前过着奢靡无度的生活，拥有高高在上的地位；但战后他们却被清算，枉自顶着“前某爵”的空架子，过着典当生活，前后巨大的落差造成了这一批人的心理失衡。椿英辅陷入失去往日地位的惶恐与绝望，新宫利彦更加变本加厉地挥霍生命，这批类似于中国前清时期八旗子弟的人物，在战后新形势下该何去何从？以此引出对战后涌现的新问题的忧虑和思考，这也许就是横沟正史描写“斜阳族”的真正原因吧。
横沟正史笔下一系列的解谜推理小说，提升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推理小说水准，更缩短与欧美原有的差距，奠定了战后日本推理小说后来居上，雄霸全球的盛况。从创作整体水平上来看，横沟正史达到了欧美“黄金时期”作家的最高水平，他代表了日本长篇解谜侦探小说的最高峰。他对日本侦探推理小说的主要贡献在于：
一、横沟正史在长篇侦探小说的结构上，达到了与欧美作家同等的、完全成熟的水平。
横沟正史是一位积极学习和探索欧美长篇侦探小说风格的作家，他的长篇推理小说，注意小说坚挺的现实性，紧紧围绕逻辑推理，解答谜团展开。他力图与阿加莎·克里斯蒂与约翰·狄克森·卡尔的作品风貌达到一致，因此对二人的作品刻意模仿和学习，从其战后作品的总体风貌不难发现，横沟正史的创作有着鲜明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与约翰·狄克森·卡尔的风格特点：基本上，阿加莎·克里斯蒂与约翰·狄克森·卡尔的作品有什么特点，横沟正史的侦探小说特点亦然。这说明，战后的横沟正史摆脱了战前日本侦探小说普遍崇尚“猎奇性”和“幻想性”为主要特色的“变格派”侦探小说的桎梏，着重体现解谜为主的“本格派”特色。正是他一系列“大家族庄园”模式的成熟推理小说，推动日本推理小说迅速赶上英、美等国成熟侦探小说的藩篱，推动日本侦探小说走向成熟。
在侦探小说中，横沟正史注重了逻辑推理的复杂性，重视了推理行为的重要。其小说中的案件，复杂性不在于侦破过程的曲折，恰恰在于逻辑推理、线索安排的密集多变，这与欧美“黄金时期”的作品风格类似。因此，有别于战前以冒险为主的《新青年》作品风格。该时期的横沟正史，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侦探小说的本质在于逻辑推理，因此其小说把推理放在无可争议的最重要位置上，为了表现推理的复杂性，他简化了情节内容，其小说就故事性而言，较为简单，也鲜少创新，几乎是阿加莎·克里斯蒂与约翰·狄克森·卡尔作品内容的日本化翻版，很多作品内容都直接模仿、复制两位作家的。但其推理的详实、调查的缜密，可以看出横沟正史在逻辑推理上悉心的营造，绝对有别于战前的作品，包括横沟正史自己战前的作品。
二、横沟正史战后创作的长篇侦探小说，结构多以“大家族庄园”模式为主，与欧美“黄金时期”的作品并驾齐驱，正式确立了日本侦探小说成熟的结构体制。
横沟正史曾说自己最喜欢的欧美侦探小说作家是约翰·狄克森·卡尔，因此，从他创作的总体风格，可以看出对约翰·狄克森·卡尔鲜明的继承，约翰·狄克森·卡尔多数作品都是以带有强烈神秘传说、环境阴森的偏僻古宅或旧式村落为背景，设计神秘莫测的“不可能犯罪”事件，借以增强作品的神秘性，达到强烈的不可思议之感。横沟正史的创作风格也正是这样，其多数作品都把场景设置在古老荒凉的村落，环境幽暗阴森，通常都流传着恐怖的传说，案件常常借助恐怖传说展开，带有强烈的宿命色彩。行文中为增强神秘、恐怖的效果，横沟正史特别注重渲染阴森、神秘的环境，特别对案件手法的设计，横沟正史趋向于残忍、血腥，其笔下枪杀、毒杀等“文明”谋杀手法较少，多数案件为砍头、切腹、分尸、烧死、脑浆迸裂等较残忍、血腥的作案手法，以此渲染恐怖感，小说风格凄凉、阴冷，带有强烈的神秘主义美学特色。
横沟正史大部分的小说，情节模式比较雷同，通常案件围绕一个关系复杂的大家族展开，案件多牵涉庞大的遗产继承，围绕遗产争夺的矛盾，展开了连环谋杀事件。其笔下如《本阵杀人事件》《八墓村》《恶魔吹着笛子来》《犬神家族》《医院坡上吊之家》《三首塔》《名琅庄》《迷路的新娘》《不死蝶》《假面舞会》《夜行》《恶灵岛》等，全都是围绕着大家族庄园爆发的连环谋杀模式，这类模式与阿加莎·克里斯蒂和约翰·狄克森·卡尔的风格如出一辙，围绕一个关系复杂、且生活异常集中的大家族内部，各种人物轮番登场，各怀鬼胎，发生了离奇的连续命案。小说场景集中，矛盾突出，带有鲜明的戏剧化风格，情节紧凑。就横沟正史的创作题材，和小说的情节模式来看，他的“大家族庄园”模式并没有摆脱欧美“黄金时期”的苑囿，创造出什么新奇之处，但是，在当时的日本，他几乎是第一位作品全面达到欧美“黄金时期”作家成熟水平的人，因此，称其为“长篇本格侦探小说的集大成者”，毫不为过。横沟正史的创作，拉动了日本的侦探小说，飞速赶上英、美成熟期侦探小说的水平，使日本侦探小说能够最终走向成熟。
横沟正史的小说，情节上虽然多有雷同，但绝不简单，可以说他是“复杂的自我模仿”。虽然他的小说都以大家族豪门恩怨为背景，但在人物关系设置上，横沟正史极尽复杂之妙，其情节设计也异常复杂。横沟正史笔下衍生的故事，通常伏线千里，现在发生的案件，往往根源在几十年前，而相隔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案件，都以复杂至极的人物关系为纽带，恩恩怨怨，爱恨情仇交织在一起，用心铺设出变幻莫测的故事情节。例如《医院坡上吊之家》以资本家法眼家族为核心，但整个小说则牵涉到三个家族、四代人的复杂恩怨纠葛，牵涉到案件中的人物近百位，单死者就有十余位。这些人物的恩恩怨怨纠结难辨，衍生出枝节横生、变化莫测的情节。因此，从人物关系网络的巧妙构造、情节设计的复杂与高妙、想象的丰富奇特上来看，横沟正史达到了较深的造诣。
三、横沟正史的侦探小说，用心表现了“解谜”的旨趣，在谜团的精心营造上，横沟正史几乎一人便穷尽了“黄金时期”所有的设谜和解谜的桥段，使他真正成为日本解谜侦探小说“黄金时期”的集大成者。
侦探小说的核心，在于对案件中引人好奇的谜团的解答。谜团越是听上去离奇、荒诞，读者对解答的期待就越高。因此，传统侦探小说作家特别注重对“谜团”的营造，从公认的世界首位侦探小说作家埃德加·爱伦·坡，到“黄金时期”的众多作家，无不以设计并完美解答一系列匪夷所思、离奇怪诞的谜面，作为其小说吸引人的手段。随着侦探小说的发展，作家的谜团设计的要求越来越高，非理性、不合理几乎成了所有侦探小说创作中，设计谜团的金科玉律。
而作为深刻浸淫着欧美“黄金时期”侦探小说写作范式的横沟正史而言，小说里设计的谜团，自然越离奇越好，这也自然成为了横沟正史恪守不逾的创作原则。于是，读者很容易看到：横沟正史在每部小说里，几乎都设计了不可思议的离奇谜面，尤其以“密室杀人”及“不可能犯罪”为多。作为战后重新拿起笔的作家，横沟正史战后首部作品——《本阵杀人事件》，就是一个完美挑战“密室杀人”这一最经典的“不可能犯罪”谜团的代表作品，而后，横沟正史不断创作以“不可能犯罪”为核心谜团的侦探小说，案件设计的离奇性，谜团设计的非逻辑性，成为贯穿其战后侦探小说创作始终不移的金科玉律；而最后侦探总结性的发言，以缜密的逻辑推理，一一破解那些非理性的离奇谜团，这些都鲜明体现了“黄金时期”侦探小说以“解谜”为核心的特点，同时，也突出了传统侦探小说的终极艺术追求。
在体现“黄金时期”作品“解谜”性的特色上，横沟正史几乎是一位“全才”，他几乎只凭一人之力，便写尽了“黄金时期”所有解谜侦探小说的类型和模式，把“黄金时期”出现的谜团设计了一个遍：《本阵杀人事件》突出“机械密室”、《名琅庄》与《恶魔吹着笛子来》则把重点放在“心理密室”的营造上，《恶魔的彩球歌》是“童谣杀人”的经典作品、而《狱门岛》则是公认的日本“比拟·模仿杀人”类型的代表作，还有《黑猫酒店杀人事件》主打“无面尸”、《犬神家族》则把这种谜团的设计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即使不常见的“叙述性诡计”，在横沟正史的笔下，也有《夜行》《古井奇谈》等优秀代表作。而在横沟正史笔下最不常用的“伪造不在现场的证明”这一谜团类型，横沟正史同样有《蝴蝶杀人事件》这一难得重量级的作品，小说用到了列车时刻表，但“不在场证明”的设计另辟蹊径，利用崭新的手法，复杂而缜密，是公认的战后“不在场证明”类解谜推理小说的杰作。由此看出，横沟正史几乎是位“本格派”推理小说的“通才”，几乎一人就写尽了所有“本格派”推理小说的类型题材，而且难得的是，每种题材类型都有佳作出现。
四、横沟正史的侦探小说，通常以一个恐怖传说为背景，环境多为偏僻神秘的山村，作品风格阴森、神秘，迷雾重重，具有较强的神秘、恐怖色彩。
横沟正史的侦探小说，刻意追求神秘性气氛的营造，这一点恰恰和约翰·狄克森·卡尔殊途同归。在文学性的表现上，横沟正史着力突显了侦探小说神秘性的特色。他常常使用一个带有强烈恐怖色彩的传说作为故事背景，以荒凉阴暗的偏僻山乡为舞台，远里喧嚣都市的场景使故事充满了未知的陌生感，而诅咒与恐怖并行的心理暗示，更加增强了作品的神秘性。
横沟正史的侦探小说，极其强调神秘性，这来源于作家少年时代，日本推理小说界的整体风貌。长期从事单纯追求浪漫主义神秘性侦探小说创作的横沟正史，在其风格逐步转为推崇逻辑和现实性后，其年轻时恣意放纵想象的乐趣并未有所减弱；同时，由于长期浸淫在恐怖、黑色、离奇的艺术世界里，战后横沟正史虽然力图改变这种写作风格，但显然任务艰难，他的推理小说受制于他长期喜好的“变格派”因素的影响，在作品气氛、内容表现上，无不突出黑色、神秘、幽暗与阴冷的艺术色调，这是他作品无法摆脱自身束缚的重要问题。
但是，保持神秘、黑色风格的写作，并非什么不可饶恕的大过；相反，横沟正史借助神秘气氛的营造，恰恰为侦探小说带来了独特的异样氛围：其小说强调血腥与神秘，但这种血腥并非源于暴力与残忍所形成的极端变态的追求，而是通过血腥、通过残忍，作家生动形象地刻画出犯罪分子冷酷自私的内心，突出表现了反面人物令人可鄙、可憎的丑恶嘴脸。神秘性在情节的构建、解谜性的营造上，都起到了积极的效果：侦探小说是解谜文学，不可思议的案情，迷雾重重的侦破，恰恰是其艺术性的集中体现；而神秘气氛的渲染，阴冷色调的强调，恰恰暗合侦探小说神秘性的追求，大大营造出不可思议的气氛，加强了作品悬念感。
3、横沟正史侦探小说表现主题的矛盾性
作为最能代表战后传统“本格派”特色的日本侦探小说作家，横沟正史全面继承了传统“本格派”推理小说的各种特点，使“本格派”推理小说在人物形象的深入性、谜团的离奇性、结构的复杂性、逻辑推理的周延性上，都达到了成熟的地步。为日本推理小说迅速赶上西方，立下了不朽功勋。但是，横沟正史以金田一耕助为主角的一系列“本格派”长篇推理小说，在主题、表现形式上都出现了一定的矛盾性。
A、悲剧性的故事与轻松的推理侦破形成矛盾反差。
从作品风格来看：横沟正史的小说大多具备一种阴森、凄凉的情境，他把这种哥特式的美学追求自觉融入到小说里，加入一种悲剧化的意境，形成了具有绝佳气氛的通俗文学作品。横沟正史几乎在每部小说中都要表现的由于人伦悲剧所引发的凄凉的哀怨，以及由此营造出的灰色意境，无疑使他的小说比之一般的通俗文学更具有较深的艺术性。
在横沟正史的笔下，“人伦惨剧”几乎成为一切故事的诱因。所有的案件由“人伦惨剧”引起，又借助“人伦惨剧”达到一种白热化的境地。以《恶魔吹着笛子来》为例，小说中的椿英辅生活放荡，纵欲无度，他对女人无休止的追求导致了他留下许多连自己都不知道的私生子，而这些私生子在前途渺茫的情况下踏入社会，最终酿成了一桩俄狄浦斯式的人伦悲剧，而谋杀案恰恰就是人对命运的抗争。诚然，小说对椿英辅生活的放荡有所揭露和批判，但核心不在这里，作品借助新宫利彦和凶手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错误地选择了自己的人生，最终酿成母子、兄妹乱伦这样极其刺激性的悲剧结果，鲜明地体现出了命运对人强大地束缚作用。再如《犬神家族》中，佐清和静马本来都有机会继承遗产，但战争导致二人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佐清的母亲一心要让儿子继承遗产，为达此目的，她不惜使尽手段，翻云覆雨，而佐清和静马阴差阳错地经历了相同的命运——毁容，又使这桩谋杀案离奇地向着不可预测的方向发展；最终当一切真相大白时，才发现所有的结果早已注定，所有的忙碌都是一场空。这种由命运操控的人伦悲剧，成为横沟正史所要表达的核心主题，一切的凶杀、一切的悲剧都是命里注定，这种“一开始就决定未来”的主题，使读者有种强大的宿命感，由此引发的一系列谋杀案，也使读者感到万分悲痛。
横沟正史通过小说，几乎受虐似地自觉遵守着古典悲剧的艺术特性，他的所有一等作品中，都必然要设置一场惊心动魄的人伦惨剧；而案件的暴发，一系列无辜生命的戕害，都是这个人伦悲剧所衍生的恶果，由此，横沟正史表现出一种强大的宿命对人毁灭的苍白无力，这种命运悲剧的设置，有效地为他的作品营造了更深刻的悲剧艺术效果，带给读者非常的心灵震撼。
在我看来：横沟正史所悉心营造的悲剧气氛，比之于约翰·狄克森·卡尔的艺术奢望更高，他是真想把侦探小说写成具有深刻内涵的古典悲剧，而并非只借它的气氛；但是至于是否成功，那只能说见仁见智，不可一概而论了。横沟正史想让侦探小说变得更加深刻和厚重一些。也许，当他自觉引领侦探小说向较高品位的古典悲剧的道路上迈进时，作者的超人胆气和不俗的艺术追求才是真正令人刮目相看的。
但是，横沟正史在表现悲剧的手法上，是通俗化、娱乐化的。他的悲剧背景，只是作为使情节紧凑多变，故事曲折离奇的一种表现方法；最终，横沟正史把创作的目的落脚到娱乐大众上，悲剧只不过是娱乐读者、使情节出人意料的一种极不正常的文学手段。横沟正史既通过小说立了一个人伦悲剧的主题，最终又淡化了它，只是将它用做繁化情节的调节剂，这样利用“悲剧”主题，实在有些肤浅，严格说是对悲剧主题的亵渎。其实，横沟正史并非没有能力，创作出一部完整的严肃悲剧作品来；但他的“娱乐性”文学要求削弱了其对悲剧的表现力度，把人伦悲剧只作为构设曲折情节，达到出人意料效果的一种手段，无疑是对“悲剧”主题的糟践。
B，日本的传统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心理矛盾。
日本是个有着悠久历史，并形成了深厚文化底蕴的民族，灿烂的传统文化是值得每个日本国民骄傲，并且值得用心去继承的。但是近代的日本，为了不落后于西方，它采取了全盘西化的政治、文化措施，这样的结果，导致了日本的传统文化被西化的现代日本几乎全盘抛弃，日本人从生活到思想，完全没有一丁点传统国民的影子。20世纪的大和民族，在很多人看来，也许就是长着亚洲人皮囊的西方人罢了。日本为了赶上世界，从政治到生活、从思想到行为全盘西化的举动，人为割裂了日本的历史，造成了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几乎成了一个“全新”的国家了。这种完全抛弃传统、断然割裂历史的做法，也许在横沟正史这类“文化人”心目中留下的反思，或许比认同更多罢。
在横沟正史的作品中，不难发现，他总是带着一种传统与现代相矛盾的心态，去书写日本人的生活。全盘西化的日本，几乎完全忘记了它有价值的历史，并完全抛弃了大和民族的根脉。于是，这种“自断其根”的做法，被横沟正史坚决的批驳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当社会全盘西化后，带来的则是本国历史文化的完全湮灭，是日本如空中楼阁般骤然悬停在外来文化冲击下的，自主意识的轰然倒塌。敏感的横沟正史恰恰意识到了这种思想变革所带来的对本国民族性的残酷冲击，身为一个爱国的人，他自认为自己有责任引导人们重新审视自己国家的传统，重新建立自己民族的独立和信赖感，于是，他在小说里很自然地就不遗余力地介绍日本各类传统文化，传播日本的真正传统思想价值。
在横沟正史笔下，他总是细心地在小说里为读者讲述众多的日本文化传统，从古老的婚俗风貌、到美丽震撼的民间传说；从千年流传的古老传统，到珍贵的古典诗歌——俳句，横沟正史都悉心地融入自己的小说。他把传统文化作为表现其侦探小说艺术的舞台，而又借助文化传统来设计案情，对传统文化的普及和渲染，表现出横沟正史希望通过自己的推理小说，让读者感受到了日本文化和历史的丰厚底蕴，增强了日本国民的民族自信，同时也在悉心地传播着文化常识，宣传着日本民族文化意义。横沟正史就是要通过这些，让经历过“明治维新”全盘西化的日本国民，重新把视野拉回到本国的悠久传统上去，让人们重新审视传统和现代的关系，为日本寻求一个真正独立而有价值的根。
但是，横沟正史对传统文化也是持有清醒认识的，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对日本民族是一种戕害，这种戕害往往体现在日本民族心理、民族习惯和非正常的民族认同感上。这种落后、愚昧的“文化习俗”，不但严重阻碍着日本社会的现代化，从更表面的情形来看，它直接导致了一系列现代悲剧的形成。而在横沟正史笔下，许多案件的发生、许多无辜者遭到戕害，恰恰是某些不正当的传统民族价值观的体现。例如《本阵杀人事件》中，凶手因不满妻子表现现代女性的心理，认为其“缺乏传统妇道”，便将其杀害；《恶魔的彩球歌》的作案动机竟然是妻妾争风，小妾害怕自己的地位不保；而《恶灵岛》更是直击落后愚昧的生育习惯，为了保住自己在家族里的地位，掩盖自己生过畸形儿的秘密，凶手接二连三地杀人灭口；《恶魔吹着笛子来》更是把乱伦与家族等级观念作为悲剧的主因。从这些小说来看，横沟正史着力突显了日本传统文化中落后、愚昧的一面，并用悲剧的形式表现出来，发人深思。
C、侦探能力的夸张表现与案件侦破艰难化的矛盾。
横沟正史以金田一耕助为主角的几乎所有小说，都贯穿着一个“具有宿命悲剧的连环谋杀”的情节模式，金田一耕助遇到的案件，都是围绕某个群体接连爆发的恐怖凶杀案；金田一耕助作为著名侦探，在案件刚一爆发时即被召到现场，但他仍然无可奈何地眼睁睁看着凶案接二连三的发生，不能阻止。作为侦探的金田一耕助只能够通过侦察和推理，巧妙找到犯下这一连串凶杀案的犯人，揭示出作案动机及案件中的离奇谜团，却无法有效阻止案件的进一步发生。如此的侦探破案模式，未免让读者怀疑号称“神探”的金田一耕助，其侦探的能力，就连横沟正史自己也在小说中借路人之口当面讽刺金田一耕助：“你不是号称‘神探’吗，怎么侦察了这么久，还无法将凶手绳之以法，阻止案件继续发生，反而使谋杀案接连不断地爆发？”这样的尴尬矛盾，曾多次在金田一耕助探案故事里出现。
其实，横沟正史这种一面无端吹嘘侦探破案能力如何非凡，一面却在侦探登场后，仍然接连不断安排凶案，使侦探屡屡措手不及的创作模式，是解谜推理小说作家遇到的共同困境，阿加莎·克里斯蒂在其小说里也曾借人物之口，讽刺笔下著名侦探珍妮·马普尔小姐说：“在那个可爱的小老太太还没有找出罪犯时，我们已经死了八个人了。”作家一次次在小说里，安排凶手当着侦探的面成功作案，却还要借助侦探找出凶手，这样“一面贬损，一面歌颂”的矛盾的塑造侦探手法，是所有作家的共识。
这种侦探塑造上的矛盾，是所有创作解谜侦探小说作家所面临的共同困窘，只不过在横沟正史的笔下，这种困窘表现的比较突出。在横沟正史的笔下，凶手一次次地成功实施谋杀，而作为智慧化身的侦探金田一耕助就在案发现场，他不但无法及时识破罪犯身份，更无法阻止多起谋杀案的发生，其超群的智慧因此总是受到当事人的讥讽。
由于侦探小说是以解谜为艺术追求的文学，它用心体现的是侦探非凡的解答谜团的能力，通过解谜来揭破案情，识别凶手。为了表现侦探超强的解谜能力，作者就必须将给予侦探破解的谜团复杂化，只有谜团越难解，侦探顺利解谜后，所赢得的喝彩声也越强。因此，对设计谋杀案的作者而言，只有案情设计的越复杂，侦探越难以识破凶手，当最后凶手被侦探暴露出来的那一刻，读者的惊讶和对侦探的钦佩就会越强烈。因此，要想把侦探的智慧塑造的出色，就必须提高侦探解决矛盾的难度。
但是，这样设计情节，又会产生一个矛盾——即作为智慧化身的侦探，竟屡屡被聪明的罪犯所欺骗，无法在罪犯实施犯罪之前，将犯罪事件阻止，而只能事后弥补般地去识破罪犯，这未免显得侦探不够聪明。这就是说：一方面，作者为保证表现侦探足够聪明，就必须在故事里设计出足够难度的谜题去考验他；但是，如何才能证明作者设计的谜题有难度呢？作者必须让侦探暂时解不开这些谜，这样，谜团的难度就能得以保证，当最终侦探成功破解开这些谜团时，才能显示出其智慧超群。但是，另一方面，作者又极力吹嘘侦探能力天下无敌，用夸张的手法表现侦探智慧，但是，如此有智慧的侦探，如何不能抢先一步阻止罪犯的阴谋，制止犯罪事件的发生呢？当作者同时追求对侦探智慧夸张的表现，和对案件侦破难度的片面提高时，二者便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D、对侵略战争的矛盾。
横沟正史是个正义的作家，这从他选择写侦探小说，就能明显体现出来；但他又是一个绝对爱国的人，他对战后日本经济飞速的腾飞热情歌颂，无疑体现了这一点（多部小说里都出现“银座大厦是日本的地标”“新干线是每个日本人的骄傲”这样意气风发的话）。这两种感受（爱国主义和司法正义）在一般情况下不矛盾，但在日本侵略中国、荼毒世界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却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于是，是坚持正义，还是爱国，成为横沟正史的矛盾。
横沟正史的许多小说中，都表现出对日本传统“武士道”精神的推崇；但在另一方面，作者又颇费笔墨地表现了日本对外侵略战争对本国人民造成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无限苦难。站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上来看：“武士道”精神恰恰是支持日本侵略中国、荼毒世界的核心精神支柱，作者对它的热情歌颂，并将它作为日本民族性的象征，无疑是在迎合日本军国主义。横沟正史自小生活在军国主义笼罩下的日本，他的教育、思想的形成，无疑都是军国主义式的，对什么“大日本帝国”“大东亚共荣”等，想必年轻时横沟正史全都接触的是这些东西。但事实就是事实，无论日本政府如何无耻的宣传“圣战”的伟大，作为杂志编辑的横沟正史是不可能没有任何感觉的。当横沟正史逐渐认识到他前半生一直信奉无疑，供之如神的思想是如此邪恶的、反人类、反世界的东西时，他心里的冲击可想而知。后期横沟正史小说里之所以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悲观主义宿命感，于他突然认识到自己从小便接受的、一直信赖、恪守不逾的军国主义思想彻底崩溃不无关系，当自己发现一直坚守并积极奉行的思想如此荒谬时，横沟正史的心理震撼想必一定无比强烈。于是，无端的茫然感使他震惊，既而彷徨，他后期小说里始终充斥着的悲愁的情绪也便这样形成了。
横沟正史的小说中大多都涉及了日本侵略战争，而且多数案件的导火索，恰恰就是日本的侵略战争，从这点来看，他对日本的侵略是带有一定反感的。但他对战争切入的角度很微妙：横沟正史不遗余力地、几乎在每一部书中都表现了战争对日本国带来的无穷悲剧。当年信誓旦旦地要征服世界的日本人，对世界发动的战争没有给日本带来任何好处，反而把整个日本拖入悲剧的深渊！横沟正史的小说，有一大半——而且这一部分还包含了几乎横沟正史所有的著名作品——都写到了日本对外侵略战争，可是战争没有给日本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为腐朽的日本带来无穷无尽的悲剧。仔细读横沟正史的作品会发现，他太多侦探小说的犯罪真正原因恰恰是在战争，是战争扭曲了人性，是战争造成了家破人亡，更是战争为犯罪造成了一切心理上和客观的作案契机。从这里看，横沟正史不但反对日本侵略，而且还通过侦探小说，对战争的罪恶从另一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揭露。
是“圣战”、还是“毁灭”，战后日本破败的现实是横沟正史无法不去面对的，无情的战争所造成的无法弥合的巨大悲痛和家破人亡的凄凉，广泛产生的社会混乱和由此引起的一系列伦理、社会、人权、乃至于最基本的生命悲剧，都让横沟正史不愿意，但又无法不相信他前半生一直信奉的东西竟然全属荒谬！但事实就是如此。比之于许多日本人对战争一味地回避，横沟正史至少是自觉正视了，而且，在许多作品里，横沟正史的确通过揭露案件背后的原因，表现了战争同样为日本国民也带来了无穷无尽灾难的现实，从另一个层面批判着日本发动反动战争的邪恶。
但是，横沟正史有一个无法正视，或者说根本不愿意正视的问题——他的前半生都是荒谬的，所有日本人的前半生统统都是荒谬的！他是一个日本人，根本不可能相信２０世纪前半叶，整个日本都是荒唐的社会，所有日本人（包括他和他笔下的侦探英雄金田一耕助）全是一群疯子，但事实的确如此！于是，当战争硝烟散去、日本和包括其国内的一切人都以一个可耻的侵略战犯的面目出现在世界上时，当横沟正史发觉了自己、以及自己一直引以为自豪的侦探英雄都无法回避侵略、屠杀的罪恶历史时，他着实不知所措了。是啊，一个英雄，不是拯救人类于危难的“及时雨”，而是祸害人间的恶魔和屠夫，这能称为“英雄”吗？日本发动的罪恶侵略战争，凝聚了几乎所有日本人的力量和心理，积聚了半个世纪的奋斗，到头来完全是一场荒唐可笑而又令全世界都感到卑鄙而可耻的迷梦！这对凡是有心的日本民众来说，将是个何其可悲的事实！
但是事实就是事实，日本侵略中国，几乎是全民皆兵的，回避几乎不可能，横沟正史要想让自己笔下的侦探英雄金田一耕助完全洁白无暇，残酷的事实逼得他已不可能做到了。在那样的历史时期，日本的男人统统被驱上了战场，为所谓的“大东亚‘圣战’”效力，金田一耕助更是无法回避。但即使这样，日本侵略的非正义性，横沟正史是完全认识清楚的！侦探已不可能没有污点，于是，他为了尽量把英雄塑造了完美，煞费苦心地把金田一耕助“调动”了一下：
战争初期的那两年他在中国大陆，之后则在南洋各岛屿间辗转流徙。昭和十八年以后，新几内亚几乎没有发生过战斗，因美军根本没把那一小撮日军放在眼里。金田一他们在敌人后方，又无法与友军取得联络，就这样身处异乡，终日过着希望渺茫的日子。
这几句交代可以看出作者对侦探英雄金田一耕助“去污”的煞费苦心——当一位英雄已经不可能完美时，尽量让他少做错事，正是对他最好的颂扬。金田一耕助参加战争必然无疑，可是，如何让他的“罪恶”减至最少呢？横沟正史做了如下的“漂白”：
a、金田一耕助始终只是个极普通的士兵，他并没有在战争中利用他杰出的侦探才能做间谍或扶摇直上。
b、远离中国大陆，使他没有“烧杀抢掠”的环境。
c、淡化他参军的事实，甚至有意回避和忽略这段历史。
d、把战争之后归来的金田一耕助及其他相关人员都描写的意志消沉、迷茫困顿、精神面貌异常凄凉，并对战争有着切肤之痛的有意回避，借以和战前意气风发的面貌做对比，鲜明体现出反战的悲观情绪。
通过这一系列的手法，横沟正史逐渐“淡化”了这段罪恶的历史，使得读者可以尽快忘却曾经发生的那八年不愉快，尽快把侦探金田一耕助从战争的阴影里逐渐拉回到现实世界里。回避战争，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受害国固然不好，但站在日本人一方面考虑，这也许就是最好的选择了。
但是横沟正史仍然有自己无法回避、也无法忘却的心理阴影——他自己的爱国主义在哪里？是的，日本军国主义一直宣传的“对天皇效忠”思想、“大日本帝国”思想，正是横沟正史从小耳濡目染的、几乎成为他标准人格的东西，可是随着战争结束，一切都破灭了。当一个人的所有正义与社会标准全部颠覆时，对人心理的打击是无法想象的！于是，横沟正史的迷茫无法避免，当他的价值观随着战争结束被突然摧毁时，他真的无法面对。所以读者会发现，在横沟正史的小说里，对日本军国主义和中国，他经常是矛盾的。
昭和二十年三月九日大空袭的时候，泰藏正好在赤坂的小老婆家，当时已经喝得烂醉如泥的他，几乎全身赤裸地冲出屋外。
“再投！再投啊！有多少炸弹尽管投下来吧！”
就在泰藏对着天空大吼大叫之际，天上果真掉下一枚炸弹，瞬间就把他炸死了。
当天晚上的空袭也将茅场町的房子炸毁，光枝只好带着名为儿子，实际上却是孙子的阿滋去投靠弥生。
阿滋真正的父亲——阿透在珍珠港事变后没多久便被征召入伍，后来战死在瓜达尔卡纳尔岛。这么一来，身上流着猛藏家血液的就只剩阿滋了。（横沟正史《医院坡上吊之家》）
这一段非常夸张而极富喜剧性的讽刺描写，活脱脱漫画出了一个日本帝国主义狂人的可笑而又可耻的形象。泰藏在作者的笔下，是被批判的堕落的“斜阳族”，他们没有本事，没有理想，就像社会的寄生虫，只靠着祖宗留下的家产，整日浑浑噩噩地度日，这是横沟正史笔下最有分量的表现主题，也是他作品最具社会批判性的一面。而在这里，横沟正史把经常批判的“斜阳族”，又加上了军国主义狂人的姿态，其批判性非常明显。这说明，横沟正史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是持反对与批判的态度的。但是，横沟正史却并不完全是这样：
“妈，我并没有做什么对不起您、或是见不得人的事，如果我知道家里的情况有这么大的转变，就绝对不会用匿名的方式来了。老实说，停战前，我曾在前线犯下一个极大的错误，害得整个部队灭亡，只剩下我和一名部属流落在缅甸境内。当时，我好几次都想以切腹自杀的方式来弥补自己的过失，后来，我唯一的部属也死了，而我自己又成了俘虏，为了不让大家蒙羞，因此，我才不敢用真实的姓名回来。”
佐清越说越激动，到最后竟哭了起来。
由于战前的日本人都以身为日本人为傲，每个人都相当有责任感，而这份责任感与荣誉心也正足以代表佐清纯真的一面；只是谁也没料到，这份纯真竟间接导致犬神家接二连三发生惨案，酿成千古恨事！（横沟正史《犬神家族》）
为了一次侵略战争没有“尽忠职守”，竟然羞愧地逃避，这对于中国的人们来讲，简直无法理解！但当时的日本社会就是那样！事实上，即使到了日本战败若干年后，日本的一般平民也简直无法接受如此不堪的“耻辱”，川端康成的自杀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横沟正史作为一般的日本大众，具有众多日本人共同的心声，对那段无法言说的历史，或许也有着许多感慨与无奈，矛盾的心理尤其突出。横沟正史既认识到了日本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但作为毕生都受着这种思想熏陶的作家来说，放弃他的主张是很难的，于是，对侵略，甚至于对中国，横沟正史都带着崇敬和贬低的两种心态。
读过横沟正史作品的人都知道，横沟正史笔下不少地方都提到过中国，尤其对中国文化，作者有着钦佩的欣赏，在横沟正史的许多小说中，他都直言不讳地告诉读者：日本许多文化现象的根源都在中国，他甚至认为日本文化的源头就在中国（例如《本阵杀人事件》里的“本阵”说法、结婚前新娘为公婆弹琴的礼节——这是先秦时期的婚姻古礼，汉朝以后中国便逐渐废除，反而在日本被继承下来——都来自于中国、《女王蜂》中“月琴岛”之名来源于中国、《手持中国折扇的女人》里更表现了中国扇子文化；其他诸如房间布置、家具器皿、衣服饰物等，在横沟正史笔下无不表现着“中国风”，也体现着横沟正史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从这里可以看出：横沟正史对中国文化是尊重和敬佩的，而且敢于从源头上正视中国文化的领袖地位。
但是，令人无法容忍的是，但凡横沟正史书中提到的“中国”，他都用另外一种叫法——支那！只有国内翻译时才刻意地把原文里的“支那”人为改成了“中国”！这是对中国何其严重的侮辱啊！中国从来就没有叫过“支那”，那是日本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人们强取的侮辱性名称；中国不但从来不承认有“支那”这种说法，而且政府还多次向日本方面严正声明：不准日本的任何公共出版、社会单位在任何公共场合使用、出版带有“支那”字眼的称呼！1945年以后，更是根据国际协商的明确规定：日本今后绝对不允许再以“支那”称呼中国，更不能在公开出版物上出现“支那”这样的字眼。
可是，横沟正史却忽视了所有中国人的感情，于国际舆论毫不理睬，顽强地在他的作品里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始终把中国污蔑地称做“支那”：称日本战争为“支那战争”、管“七七事变”叫“支那之变”、称“中国折扇”为“支那扇子”、管中国人叫“日籍支那人”，这样的叫法实在令人愤慨到极点！为什么会这样？这恰恰反映了横沟正史对自己前半生一直恪守不逾的政治理念的挣扎与无奈的反抗。
E、社会写实与纯粹追求文学娱乐的矛盾
是肩负起社会责任，还是只做一个为娱乐大众而写的通俗作家？当“社会派”推理小说兴起之后，也许每一个写推理小说的日本作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但凡搞文学创作之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用心创造的角色，拔高到社会功利的一方面；“为社会写作”也许是个很空洞的口号，但不论古今中外，它都再好不过地诠释出了作为作家的一种无法逃避的社会责任。
横沟正史不同于一般作家，就在于他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不但在想，他甚至此生也都纠结于这样一种责任与情致的矛盾探索中。一个作家，当他初拿起笔时，或许完全可以为了娱乐、完全为了自我的抒发而幻想，但当一个作家一旦成熟，不论他在写什么，强大的外部世界总归要成为其左右思想意志并最终选择归宿的凭仗。横沟正史亦然，他不回避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也无法对自己生活的世界视而不见，更无法忽视社会责任在自己身上所压下的沉重负担。于是，该肩负起社会责任，书写反映社会现实、有更加深刻的主题和积极意义的作品；还是仍旧凭喜好写作，单纯依靠趣味而博得读者？这既成了他心中的纠结，也成为他侦探小说起起伏伏、主题多变的原因。
在横沟正史的小说里，有一部比较一般的作品——《白与黑》，这并非横沟正史擅长的代表作，甚至可以认为是他的次品，但令我印象很深。在我看来，这是横沟正史小说中最接近于“社会派”风格的、甚至在某些层面可以视为就是横沟正史的“社会派”作品。小说讲述某位位高权重的国家议员不检点的私生活被人揭密、敲诈，并由此引发出一连串针对议员“情妇”的谋杀案。就题材来看，这几乎可以看作是完全“社会派”的产物，小说风格也较明朗，一扫横沟正史其他作品里晦暗、森冷的阴霾，而且小说具有强烈的社会揭露功能，对政治人物的批判、对利欲熏心的敲诈者的揭露、还有各怀鬼胎的社会人群。在我看来，横沟正史写这部小说，真有向“社会派”寻求出路的意思，小说的很多场景、很多故事都具有松本清张式的风貌。但最终解谜压倒了一切，横沟正史又回到了其最熟悉和最拿手“本格”派的题材创作，但是因为小说里太多向“社会派”靠拢的东西，使小说看起来不伦不类，不论本格性、社会性还是故事性，都不够出色。但是不得不说，这本书透漏出太多横沟正史在“本格”与“社会”两派边缘徘徊的茫然了 。
除此之外，诸如《恶魔的百唇谱》《门扉影里的女人》等，都或多或少迫于当时的形式，沾染了一些“社会派”的味道。《恶魔的百唇谱》以揭露明星及大财阀的隐私为核心，围绕一篇专门记述明星不光彩隐秘的“百唇谱”在各方之间的残酷争夺与杀戮，表现了日本社会金钱利益下尔虞我诈的实质，对所谓的“明星”光鲜背后罪恶的生活表现颇深，集中揭露了上层人物龌龊的手段。这部作品的风格有些类似“社会派”推理小说导师松本清张的《黑革笔记本》，一改横沟正史平素的“神探断案”模式，竟然采用“社会派”通常喜好的警方调查的模式，通过诸多警察锲而不舍的到处走访、调查，渐渐暴露出了财阀、明星等上流人物卑鄙腐朽的私生活隐秘。最终案件的真相，竟然是“大人物”因为卑鄙的行为被人敲诈，而对恶人实施的杀人灭口。这部书看上去更类似“社会派”风格，金田一耕助在书中甚至被弱化到一个普通警察的地位，与众多警察一齐到处走访、调查，搜集情报，最终靠着“社会派”的揭露方式破了案，尤其体现出横沟正史在“社会派”的强势压力下，不得不改变风格的窘迫。
因此，读横沟正史的书，不能说他没有丝毫的社会批判和社会揭露，但与“社会派”相比，横沟正史的“控诉”实在微不足道。但不得不说，横沟正史的确不愿意把小说只作为一种娱乐大众的文学游戏，他想从小说里写出更深的东西，他想让小说担负起更重的社会责任。所以，对“社会派”的兴起，他是极其赞成的。横沟正史认为日本推理小说的最高杰作竟然是森村诚一的《人性的证明》，这不得不说明他对“社会派”的意义是有着充分的认识的（很多人都把《人偶为何被杀》《恶魔的彩球歌》《黑桃Ａ的血咒》等评为侦探小说的最高作）！但是写了一辈子“本格”小说的横沟正史，让他骤然放弃写了一辈子、且自身也非常钟爱的“本格”小说，对他实在是个折磨。于是。读者不难发现50年代以后横沟正史不断地宣布“封笔”，作品数量开始减少，这显示了传统作家在面对文坛变革时的不知所措。
横沟正史对推理小说的发展，和“社会派”的价值有着清醒的认识，对文学的功能和严肃的社会作用，他也非常明白。但这对他却恰恰构成了写作的障碍。因为，横沟正史并没有选择他认为“有意义”的作品去写，他自始至终写着自己喜欢的本格解谜作品（前期属于变格派，但那个时候同样也不存在社会派），这是他的爱好，更是他自己本心的文学追求。但年长的横沟正史清醒地明白：毫无意义的、纯粹娱乐性的“本格派”作品是没有生命力的，它早晚要被更具时代性、更有现实意义的小说所取代。他现在只顾单写这类纯粹幻想式的作品，远离现实、远离生活，早晚会有构思枯竭的一天；而且，这一天很快便会到来！那么，接下去该何去何从呢？当横沟正史把目光移向“社会派”这片广阔的领域时，他惊奇的发现了“社会派”推理小说异常宽广的写作视野、丰富多彩的写作素材，和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写作意义；他发现，无论从内容到形式，从社会意义到文学价值，“社会派”都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性。于是，他着实震惊了一回——未来日本的推理小说，必定是社会派的天下！横沟正史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很可惜，他却无缘搭上这列时代的快车。于是，自己的创作之路该伸向何方？迷茫的横沟正史不得不再次封笔，这次的退隐，却是他着实无法找到自己的文学之路，迷茫后抑郁的表现。
F、自身创作风格的矛盾
横沟正史的风格是什么？传统的评论者都把他划归为“变格派”。这说法对一半、错一半！可以后世不争气的评论家从来就不动丝毫脑子，老师说什么就依样葫芦，其结果，对横沟正史的定位终究偏颇。准确说来，战前的横沟正史的确是“变格派”的，他那时的小说以猎奇性为主，风格阴森、诡秘，单纯追求情节的离奇性，并不注意逻辑的严密。但是，战前日本推理小说的总体风格就是“变格派”，横沟正史坚持这种写法，并不为过。
战后的横沟正史，在风格上突出逻辑解谜，虽然风格神秘、阴森，但是，这作为小说文学性的体现，并不为过。在本人看来，论地位，战后的横沟正史，可以说就是日本的埃勒里·奎因！这是本人对他一直的看法。如果以此标准来衡量，横沟正史当之无愧是日本解谜推理小说的大师，战后“本格派”推理小说的领袖。
在这里，以前的评论者又常犯一个错误：拿横沟正史与松本清张、森村诚一比较，这是根本错误的，三人流派不同，创作目的截然不同，风格、写法也一概不同，拿他们比较就像拿阿加莎·克里斯蒂、埃勒里·奎因和达希尔·哈梅特、雷蒙德·钱德勒做比较一样，是根本没有任何可比性的！他们本来就不是同一个流派的，其作品的特点具有天壤之别，这就造成了对两类作品优劣的评定标准是根本不同的，因此对其互相比对毫无意义。
横沟正史的风格，是绝对不可以仅用一句话就简单地盖棺定论的，把他划为“变格派”，这更是历史遗留的错误！横沟正史的侦探小说，固然有其“变格派”阴森凄凉的一面，但与其说横沟正史属于“变格派”，毋宁说他是由“变格派”起家的。不错，初期的横沟正史的确是变格小说作家，但是，这也仅限于战前，初期的横沟正史的确是单纯追求阴森诡异的气氛，并将“变格派”味道充分发挥出来的。
但是，战后的横沟正史，也是横沟正史最辉煌的时期，他改变了风格。以金田一耕助系列为代表，横沟正史充分注重谜团的营造、逻辑推理的重要和侦探小说的现实性，这时期横沟正史的作品，现实的甚至比我们一般公认的“本格派”侦探小说开创者——江户川乱步还真实，这时期的横沟正史，强调故事的合理性、客观的调查和缜密的推理，以绝对真实、无懈可击的巧妙推理破解着每个案子，他的小说没有一丝怪力乱神的东西，是完全“现实主义”的，这点甚至比江户川乱步还真实。因此战后的横沟正史，非但不是所谓的“变格派”，他还是日本“本格派”侦探小说长篇时代的领袖，他是真正的“本格派”侦探小说的集大成者，更是日本“本格派”侦探小说的支柱！
横沟正史是日本的解谜推理小说大师，首先说来，读者要认识到他写作的主要目的是解谜侦探小说，是基于侦探小说最原初形态的、为了设谜与解谜而写的作品。对于解谜类侦探小说（即所谓的“本格派”），读者首先要认识的是：它是一类纯粹为了谜团娱乐性而创作的小说类型。从这一方面来看，横沟正史的侦探小说无疑鲜明突出了破解奇异谜团的娱乐性，是典型的为谜团而衍生的作品。但是，与同时代的日本作家及同背景下的欧美作家做比较，可以明显看出：横沟正史并非仅以一种谜团类型为主导，大量开掘对某一类诡计或谜团的探讨和研究，他是博采众长，融合各种设谜方式，综合运用的作家，这一点恰恰与欧美时期的埃勒里·奎因类似，每本小说都企图表现一个独立的、新颖的不同谜团，在故事场景和案情设计上，他恰恰回避了同质性诡计的重复与创新，而把笔触伸向各种类型诡计的苑囿：如《本阵杀人事件》作者挑战机械密室、《恶魔吹着笛子来》作者又尝试设计心理密室、《蝴蝶杀人事件》作者挑战“不在场证明”的设计、《狱门岛》是关于类比诡计的、《假面舞会》又尝试对“临终线索”的设计、《恶魔的彩球歌》设计出了经典的童谣杀人、而《白与黑》和《黑猫酒店杀人事件》则对传统的“无面尸”及身份替换类谜团做了积极的探索，最后，就连侦探小说里最不常使用的“叙述性诡计”，阿加莎·克里斯蒂创造的技法，作者也大胆尝试，完美应用。可以说，横沟正史的创作，延伸进了传统解谜侦探小说的各个方面，举凡能写到的题材，他都进行了创作，并且取得了优秀的成绩。他是个传统解谜侦探小说的“全才”，并不执着关注于侦探小说某个特定形式的深入探索，而是博采众长、涉猎广泛，这一点恰恰和埃勒里·奎因非常相似。
G、对自我的矛盾
是重复自我，还是坚持创新？横沟正史的作品始终呈现着“新颖”与“复制”的矛盾。他的小说有着太多的雷同，大多数小说情节基本类似，完全可以认为是在自我复制。但是，横沟正史仍然清醒地明白：只有创新才是一个作家长盛不衰的源泉。但是，非常遗憾，横沟正史没有这样的能力！
于是，读者不难看到横沟正史作品系列的重要特点：在大量复制的雷同作品中，常有“惊人”之作出现。这不能不说是所有侦探小说作家都遇到的困惑，但是，在横沟正史这里却表现的非常突出，因为，横沟正史不善于塑造人物！
横沟正史笔下人物形象的苍白和卡通化倾向非常明显，这是极其令人吃惊的，读者很容易发现在他小说里，包括侦探主人公金田一耕助在内，身上具有的卡通一面非常明显：金田一耕助的口吃、感情木讷、见女人就紧张的说不出话来，这些特点固然不能单纯视为人物形象的卡通化，但是在横沟正史所设置的情节背景，以及他表现人物特点的笔法上来看，其故事的卡通化就异常明显。横沟正史的很多小说，明显具有着童话式的情境，例如“大恶人欺负小女孩儿”、夸张的言行、见到喜欢或讨厌的事物时夸张的惊叫和手舞足蹈、紧张时缩着脖子口吃、梦幻式的城堡、对某些事物做儿童化的形容（例如对罪犯称做“大坏蛋”等）、对“少女”的描写总是带着非常儿童式的夸张动漫风格......这一切无不体现着横沟正史作品明显的卡通化、动漫化的倾向，而他有意把某些人物特点（例如金田一耕助的口吃、见到女人害羞）极度夸张化，其用意可以理解为想突出人物形象，但收到的效果却极其荒谬、可笑——难听点说就是很弱智，使得他的作品被迫带有了强烈的童话色彩。这种远离现实的、带着卡通式的人物形象塑造，自然会令横沟正史作品失色很多。
因此，横沟正史笔下的人物，缺乏太明显的独特性格，人物的属性标签要远远大于其人物形象，在横沟正史笔下，出场的人物更像一种代表某种社会现象或人类情感的符号，而非活生生的人。读者如果仔细回忆一下就会发现，即使在侦探主人公金田一耕助身上，也很难总结出什么突出的、较能令人记忆深刻的形象特征，像口吃、爱挠头、不修边幅等，根本算不得什么比较鲜明的人物特征。而至于作者笔下次一级的配角，例如警察矶川常次郎、等等力大志，金田一耕助的资助者、大房地产商风间俊六，以及他的小老婆、金田一的借宿的“月丘庄”旅馆的老板娘君子，被金田一耕助感化的小偷、后来成为他的侦探助手的多门修等多数小说里出现的系列人物，其人物形象更是苍白的犹如一个人名符号。这样的后果很严重，使得在“人物”这个层面上，横沟正史显得捉襟见肘，谈不上有什么丰富的人物性。读者们大可以尝试把横沟正史多数作品中的人物身份互相调换，其实根本不影响任何因素。如此一来，作者势必或只能在编造情节方向上下大功夫了，而如果把小说的中心全押在编造情节上，其窘境便会立刻体现，也因此，他小说的复制和情节雷同势必会马上突显出来，成为他创作中无法逾越的弊端。
综上所述，横沟正史的侦探小说，在创作上表现出种种矛盾的特点，主题的矛盾、心理的矛盾、风格的矛盾、色彩的矛盾，价值取向的矛盾......这些矛盾性恰恰使横沟正史的侦探小说充满了姿态万千的变化，使他的作品风格多样，类型宽广，促进了横沟正史推理小说的发展。
参考资料
珠海出版社“横沟正史作品系列”全二十四册
陈晓霞《浅析横沟正史侦探小说的文学性》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9年第03期
《横沟正史侦探系列:金田一耕助事件簿伞下的女人》《少年人生》2003年第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