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业狂人黎元江的红与黑(转) 红与黑txt

2008年04月23日16:41南方人物周刊

  30年争议者·改革者与失败者

  事发之前,曾经有记者问黎,是否有可能将广东的三大报业集团合并。黎马上回答这是一个“非常浪漫大胆的设想”,但是如果上级有这一考虑并成立一个合并小组的话,“我会主动请缨担任合并小组组长”

  本刊记者 张欢 发自广州

  评点中国传媒30年得失成败,黎元江是一个绕不过的名字。

  四年前,身为广州市委宣传部部长的他,因受贿罪而被判处12年徒刑。

  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中,他被认定为“1991年8月至2001年6月,被告人黎元江在任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兼广州日报社编委会总编辑、广州日报社社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33万元、美金1.9万元、港币1万元”。

  正是在他的任上,广州日报成功实现了狂飙突进式的转型。从一家地方党委机关报转型为中国最赚钱的报纸。广州日报也在1996年成为中国第一家报业集团,一举开创了中国报业集团之路。

  在广州日报的“鲶鱼效应”下,身处广州的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三大报业集团相继发力,引领了中国报业改革先河。

  知名作家张欣曾以那时广州报业竞争风云为素材写过一本畅销小说《深喉》,时至今日,三大报业集团竞争时发生的一幕幕传媒故事,就像是一出永远没有落幕的戏剧。而不论是小说还是现实生活中,黎元江都是那个红极一时的主角。

  今天,身处广东省四会监狱,黎依然在坚持办报,他是监狱的优秀通讯员,负责报纸一版的评论,每个月能发10.5篇稿件。他仔细计算着自己每个月在狱中的发稿量,因为这关系到他的服刑积分与减刑。

  办报的疯子

  在没有从事报业工作之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的78级大学生黎元江更多是以一个理论明星的姿态出现在广东政坛。

  1985年到1986年间,黎元江与人利用业余时间合作撰写了章回体政论小说《社会主义四百年》,这本普及政治读物糅合了金庸武侠小说的特色,用演义的方法讲述社会主义运动史。此书出版后,吸引了包括时任广州市委书记许士杰在内的很多人的注意。此书获得了全国优秀畅销书奖,也为作者赢得了“才子”声誉。

  1991年,黎元江担任了广州日报总编辑,此时,他还不满40岁,行政级别属于厅局级干部,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媒体领军人。

  据广州日报的老人讲,这时的广州日报衙门作风依然强烈,报纸的发行量不超过10万,固定资产在3000万左右,记者编辑队伍中一半人没有正规大学的文凭。

  其实,这不单是当时广州日报的情况,当时中国的媒体大都如此。

  黎元江入主广州日报后,很快就给这份党委机关报打上了黎氏烙印。他按照国际惯例建立总编辑直接控制下的“大编辑中心”,即集中的统编报纸几乎全部新闻版面的编辑部,将产业中的“质量”概念引入新闻的加工过程,保证了报纸一半以上的版面“当夜即拼”,大大提高了稿件的新鲜性。在办报业务中,黎元江还常年坚持评报、坚持剪报、坚持评好稿。

  为改变报纸的人才结构,广州日报大举北上揽才,大把引入名牌高校的毕业生,其中不乏硕士、博士,每年年底,他都要飞到北京亲自游说大学生。

  “他是办报的疯子”,一位当年的广州日报中层干部用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作为总编辑的黎元江。“看报纸简直成了他的爱好。有的领导出国考察纯粹就是游玩,但他不一样,他是真正去看去想。”

  为保证新闻的新鲜性,广州日报把报纸的截稿时间一再推迟,深夜一点多,黎元江亲自在编辑中心看大样。

  此时的编辑部无比安静,编辑们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一旦黎看到不满意的版面,当即“唰唰”撕掉,编辑必须马上回去重新拼版。

  版面交付印刷厂后,一般就到了凌晨三点多,此时的黎元江依然精力旺盛,还会召集手下的中层干部们开会讨论业务。

  更可怕的是当这些骨干回家刚刚喘息没几个小时,早晨七点多又会接到黎元江秘书的电话,大家又要赶回报社开新的业务会议,这一开就可能到了中午十二点。

  黎元江有句名言:“如果你做了一年报纸,都没让上头(指宣传部)批评一回,那就说明你一年什么都没干!”

  在具体的办报理念上,黎元江的态度又是务实而创新的。他曾提出一个三段论:大前提是报纸必须导向正确才能生存下去,小前提是报纸必须吸引读者才能扩大发行,最后的结论是——报纸必须兼顾这两者才能存在和扩大发行。

  他还是一个重视亲历亲为的老总,对细节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潇湘晨报》执行总编龚晓跃回忆当年的黎元江特别提到这一点:“此君当真是虎头虎脑,不苟言笑,所到之处,人皆噤若寒蝉。他一般不讲什么大道理,只说细节。他读报细致入微。记得1995年初的时候,他一连三天炮轰某版某标题下铺的灰网,第一天是‘我不喜欢这种网’,第二天是‘请不要用这种网’,第三天是‘我早说过了,不准用这种网,为什么还要用?谁还在用?’雷霆震怒,山河变色。”

  尽管身处报社一把手,黎元江依然常年坚持亲自评报、剪报、评好稿,更把这种手段作为面向全体采编人员交流的一种工作方法。

  一位北京的记者曾经写过一篇钱锺书拒当“东方之子”的新闻,这篇报道随后迅速转载到广州日报上。该作者致电广州日报,得知此文是黎元江看到后,觉得非常漂亮,马上剪下来,交给值班编辑。

  当广州沙面地区的建筑群被评为文物建筑时,黎当即指挥采编做出八个版来报道这一事件,他明白,对于广州人来说,这是最好也是最吸引人的新闻。

  黎元江升任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后,仍然会经常回到报社看大样,指导采编人员。

  在对待人才上,黎元江又有着一种豪放的江湖习气。他会严格控制成本,会经常和手下计算报纸加一个印张需要付出多少成本,但是当手下做出好的成绩时,又是大笔一挥,不吝重奖。

  当年他挖来一位业务骨干,曾许诺给一套房子,市区内,80平方米,但可能会是旧房。随后这位记者做出了一次非常出彩的报道,被某位国家领导人看到后都说好。第二天,时任总编何向芹就带着这位记者去旭日大厦看房,把一套147平方米的新房的钥匙交给了这位记者。

  新闻生意人

  黎元江能够带领广州日报闯出一条报业改革之路,不单在新闻业务上,在报纸的经营管理上更是开创了中国报业的一片独到天地。曾经在他身边工作的一位报纸中层给他的定义是——“新闻生意人,他首先是一个商人,然后再是传媒人,但他又把两者结合得很好。”

  在黎元江时代,广州日报开创了报纸连锁店模式,并率先实现自办发行。

  在发行上,他甚至会发动全体员工齐上阵,到广州各大住宅小区逐家逐户地搞推销,被称为“洗楼”。

  当时广州最为火爆的报纸是《羊城晚报》,甚至到了要登广告都要推后若干周的地步。黎元江瞄准这一点,迅速扩版,把别人没办法刊登的广告拉入自己怀中。

  广州日报此时还大举进军房地产,利用自身资金储备,和一些要从市区搬迁至郊区的企业达成交易,以资金换地皮,使得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为广州大房地产商之一。比如早年他们曾在闹市区得到一块地,盖了19层的大楼,光靠卖掉底层的商业用房就赚回了投资,另外还剩几千平米的大面积可供自己使用。

  此时的广州日报社面积并不大,黎元江开始了自己把新广州日报建设成“地标”的宏大设想,他的理由是——只要我们像纽约时报那样在时代广场旁拥有了自己的地盘,广州其他媒体就很难再制造困难。

  只是未等到这一设想成立,他就已经失去了自由。

  回首当年辉煌,狱中的黎给自己的定位是“起了25%的作用”——“我大胆地给自己抬高一点。就是说,我在,可以带动报纸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的功劳是一半;我不在,报纸照样发展,所以我不能占一半,只能说是一半的一半。”

  罪与罚

  报业枭雄黎元江命运戛然而变,令传媒界人士扼腕叹息。

  其实早在广州日报狂飙突进之时,就已埋下了若干伏笔。强势的黎元江在报社内根本听不进不同的声音,唯我独尊的状态让他渐渐失去了理性的判断,而党报这种既带有政府机关色彩、又有企业本质的组织形态,又很难让外界监督这位老总。

  知名报人李大同在《冰点故事》中曾提到了当年黎的一个举动。他去采访广州的报业竞争,广州日报给了李大同两份不同的材料,一份是1997年年收入16亿元,另一份是1997年每秒钟收入70元。李大同换算下来是23亿元,当他拿着这两组数据来询问黎时,黎无话可说。

  知名媒介管理研究者、经济日报研究部副主任曹鹏对黎元江有着多年的观察,他的博士论文就是以广州日报为基础撰写的中国报业集团发展研究。

  曹鹏对黎的判定是——“体制的牺牲品”。在他看来,黎与何向芹的悲剧不是单纯个人原因,更大程度上是体制性牺牲品,因为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广告收入连续多年雄踞国内报业榜首,俨然已是一个大型公司。当媒介机构的产值利润接近甚至超过很多大型企业时,如果再不按企业的模式进行管理,就会造成体制性的错位。

  2002年1月,广州日报总编辑何向芹被“双规”。

  就在何被双规前一天,黎元江显得焦躁不安,在那一天里,黎先去从化为农民送温暖,然后带着一大批报社骨干去了广州北二环,指着正在建设的道路要求记者必须提前介入报道,一定要扑下去,长期关注,因为这是广州人所关心的。接着又去了番禺等广州各个地区,每到一处就给这些业务骨干指出哪些事情是一定要跟进的。同行的人们都很诧异他的表现,因为黎明显有一种急不可待的情绪。

  事后有记者回忆起这段往事,才理解了黎的心情,他已经预感到自己或许会出事,种种安排带有一种托孤的心态。

  曹鹏见证了黎元江最后的亮相:2001年12月,黎与何向芹高姿态参加央视《对话》节目,曹鹏问了总编辑何向芹一个问题:宣传部长黎元江是否还在广州日报拿工资。何给予了25万元一年的肯定回答。

  黎元江和某些国企负责人犯罪有着相似之处:都是企业的创始人以个人超强能力,借助时势,把组织做大做强,但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完善的制约监督机制,个人迷失了方向,在经济和作风问题上没能控制住自己,终于东窗事发。

  从这个意义上说,黎元江和云南红塔集团的褚时健殊途同归。

  在案件审判后,黎元江在表示愿意接受组织上给予的任何处罚的同时,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要求:由于其家庭具有癌症家族病史,父母兄长都因患癌动过手术或业已去世,他认定自己 的时日也不会太多,“惟一能做的是再做点著述工作,我从本科到博士生攻读的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这个专业目前在中国人才已不多了。我手头正在做《社会主义400年》第三卷,这一卷内容比前两卷更重要……希望给予从宽处理。”

  2007年9月,囚犯黎元江再一次引来外界关注。正在四会监狱服刑的黎元江在狱中获得了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结业证书。这是广东监狱系统自1949年建监以来首例。他的结业论文《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报业跨国化》获导师高度评价。

  此前他曾表示自己的一生就跟报纸拴在一起了,一直到死,也会拴在一起。不一定能够再做所谓报业的领导人,但是可以做一个很有能力的骨干。

  正在服刑的黎元江说自己不能不想两样东西:一个不可以不想《广州日报》,另一个就是儿子,儿子的成长历程是没有办法挽回的,真希望儿子永远是13岁(黎入狱时儿子的年龄)。

  事发之前,曾经有记者问黎,是否有可能将广东的三大报业集团合并。黎马上回答这是个“非常浪漫大胆的设想”,但如果上级有这一考虑并成立合并小组的话,“我会主动请缨担任合并小组组长。”

  八年后才能获得自由的黎元江在监狱里用散文一样的语言对自己做了总结:“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驾驶一艘比较大的船,我是船长,本来要开向胜利彼岸的,结果因为自己的主观原因,让浪潮一个浪把我打下水了。我现在是在水里游泳,但是我相信有一天我还会爬上另外一艘船继续前进吧,我不会淹死。原来那艘船继续前进,我跟不上,但将来还有一些后面的小船跟上来,我想爬上那些小船继续走吧……”

  黎元江 报人

  1951年出生。曾任广州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广州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等职。在他的主导下,广州日报发展成为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报业集团之一。2004年,因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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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第10期《党风》杂志详尽披露黎元江案及广州日报集团困局。黎元江挥金如土却只给广州日报集团留下3000万元“家底”……

黎元江——从红色报人到黑色囚徒

传媒大亨仕途失蹄 巨额资金流向待查
 2001年秋,一封署名“老职工”的来信引起了省市各级领导的重视,黎元江,原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这位曾名噪一时的“传媒大亨”、“中国报业改革第一人”,再度成为焦点人物,霎时,整个广州日报集团仿佛成了一座即将喷岩的大火山。
 此时此刻,黎元江却出奇地淡定,脸上依然挂着温文尔雅的微笑,各种会议上仍然飞扬着他那精深的理论。曾以《社会主义400年》一书崛起于学术界,并被政坛看好的“黑马”当然是久经风浪;“逢二进一”的擢升经历更造就了他的应变才干,他是决心要让那些热衷焦点新闻的人彻底失望一回了。
令他始料不及的是,省市领导反腐倡廉的决心与措施竟是如此坚定快捷。即便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并被多家大学聘为兼职教授的专家也不能豁免。黎元江被彻底调离报社。广东省纪委与广州市纪委精英汇集的第一次联手办案,即"603专案”也因此悄然铺开。
 新上任的报社领导很快面临燃眉之急,报社账面资金仅余3000万元,按集团每日开销近300万元计,这笔钱只够全社运转10天。10天哪,全国第一家报业集团即将陷入瘫痪,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将何去何从!
 有人反映,约有5000多万元资金滞留境外——广州日报香港公司,而且这笔巨款的去向仅限于报社3入知道。即原社长黎元江、总编何向芹、广告处处长陶建。这么大一笔资金的存留使用情况,竟然避开了其他社委成员。也就是说,这笔巨款只能由他们3人任意挥霍。难怪“老职工”要告状!
外围排查,何向芹前台亮相
 何向芹,与黎元江同龄的女能人。当过知青,做过工人,凭着能说会写,从业余通讯员迅速成长为报社骨干,从此,许多国际国内的重要采访现场,都活跃着这位“当家花旦”的轻捷身影。1991年8月,38岁的黎登上“广日”社长的宝座,开始大胆启用才俊。时任报社编委的何向芹当之无愧地成了他的左膀右臂。毋庸讳言,这时的黎元江应该是有朝气有理想的,何向芹对其也是很崇敬很佩服的。所以何向芹充分调动自己的新闻实践才华,一心辅佐黎元江,报社的许多改革方案、有效建言都是何精心策划后提出并积极付诸实践的,不让须眉的何向芹为全国第一家报业集团的创建立下了汗马之功。
 长期的耳鬓厮磨,两人的关系便有了难以言传的变化,黎元江看何的目光也多了一些暧昧。直到有一天,二人一同赴京出差,黎元江借口有服务员打扫房间,来何居室暂避之际,捅破了那层窗户纸——那是黎对许多女人都使用过的外交辞令,也是其多年来所向披靡、征服女人的套路。作为已近不惑的女人,能得到上司的特别青睐,难免会有点受宠若惊。况且,出于事业的考虑,她也无力拒绝这份诱惑。尽管后来,她曾作过与黎保持距离的努力,但面临“若不顺从便请另谋高就”的两难选择,何最终还是臣服了。
 与何关系的实质性改变,令黎元江的“朕即国家”意识得到了急剧膨胀,其实,明眼人不难看出,黎对大龄女性的“迷恋”,更多的是出于“政治”的考虑,即他只是想藉“感情”来逐步控制女同胞,进而达到控制权力的目的,果然,黎的权力渐渐高度集中,几乎说一不二,谁要反对,他就拍着桌子训人。报社制度规定,凡超过100万元开支,必须经社委会集体决定,但有一次黎划
走1亿资金,其他成员竟毫不知情。报社的中层干部职位也几乎都由其拍板认定,朕说谁行谁就行!有些人品行差、口碑坏,但只要善于拍马,他就予以提拔重用。勿庸讳疑,这张由黎元江亲自编织的关系网,自然也就给后来的办案带来了重重阻力。
 陶建,广州日报集团广告处处长,他是第一个进入办案人员视线的关键人物。人们知道,广日集团的广告收入堪称羊城一绝,然而,丰厚的收入却阻止不了广日集团10日后停摆的噩运,那么,境外滞留的5000万元巨款,陶建应是知情人。
 此时,陶建正在香港出差,接到报社领导召见的通知,他赶紧搭车回来。谁知一出火车东站,就被人截住了。他一见势头不对,立刻掏出手机,欲向黎通风报信,但被我办案人员及时阻断。陶只得垂头丧气地进了两规地点。他当然不甘束手就擒,所以,一进入谈话室,他就目光呆滞地盯着窗外,这样一耗就是两天。待他耗得渐渐没了自信之时,办案人员单刀直人,问:“陶建,请你谈谈自己在香港公司经营中都有哪些不法行为。”
  陶建硬着脖颈道:“你们去查好了。”
  “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
 陶建额头慢慢渗出了一圈冷汗,莫非对方已经掌握了该公司的运作情况?他还想探探虚实,但架不住对方步步进逼:“该公司成立经过哪些部门审批?”“没
......没有报批。”
“报社社委会知道吗?”
“也……不知道。”
“该公司董事会都有哪些成员。”
“黎社长、何总、我。”
 这家公司成立于1994年,其初衷似乎是为了揽接境外广告。然自从陶接任广告处长后,该公司便渐渐成了他们3人的“小钱柜”,予取予夺,随心所欲,人手一张境外信用卡,许多高档酒店、服装店、化妆品店都留下了他们尽情潇洒的足迹。为了方便其挥霍.他们一不向财政部门报送会计报表,二没有定期向报社报告财务收支情况,同时还采取各种手段,截留境外广告费,偷逃流转税。经查证,该公司截留的巨额资金及偷逃税情况已严重违反了国家“会计法”和“外汇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而黎元江对此应负主要领导责任。
 问题还远远不止这些,陶建之所以能得到黎之重用,他的善于察言观色、他的投机手段,都是令人望尘莫及的。几年来,他多次从广告处内部利润提成中拿钱,以“年终奖”、“提成奖”等名目孝敬黎元江。也正是因为傍上了黎这棵大树,他的胆子也就越来越大,几乎是不择手段地捞钱,并多次收受他人贿赂,就像吸毒的瘾君子般,他终于不能自拔……
 攻破了陶建,等于攻克了“603”案的第一座城池。2002年元月,报经领导批准,办案人员决定对何向芹实行两规。这一下广州日报社就像炸了锅般热闹开来。谁都知道黎何的关系,对何的两规就是一个重要信号:羊城第一大案首战告捷。一时间,网上信息满天飞,所谓的传媒大亨顿时成了惊弓之鸟。他坐立不安,四处打听消息,并找来大堆党纪法规的理论书籍,研字析句,试图从中捞取一根半根的“救命稻草”。
 转移物证、订立攻守同盟是罪犯的习惯做派,黎元江也不会例外。他找来帮他打理个人账户的“心腹”,反复交代:“如果有人来查这些存款,你就说是你的,你要想好这些钱的来源。”
 黎元江还特别细心,他留意到另一知已经常服药,便悄悄与之密谋:假如你被关进去了,我们就让人给你送药进去,将纸条塞在倒空了的药丸胶囊中,你一定要与我们保持联系。
 高智商的黎元江,反侦察手段堪称无懈可击。而且传媒大亨还特别注重发挥传媒的作用,他的“出镜”率频频增加,他要稳定军心,要让其“拥趸”们看到他仍在台上威风八面地活着。难怪何向芹两规后处变不惊,进进出出都哼着《同一首歌》,并将李清照的情诗一首首地背。这当然不是小儿女的浪漫,她是在为自己坚定“信仰”寻找心里依托,因为这份“信仰”,她守口如瓶了
整整四个月。
 办案人员并不气馁,他们一方面加大了外围排查的力度,一方面开始将黎何身边的关系人一个个召来办案地点谈话。
 何向芹那异国求学的儿子回来了,专案人员将他请来聊天。那少年像只受惊的兔子,对办案人员怀着强烈的敌意。他气呼呼地瞪着眼,不愿回答任何问题。市纪委韩主任温和地走近他,没想到他猛扑过来,抓住韩主任的手,狠狠地咬了一口。鲜血渗出来了,韩主任疼得龇牙咧嘴,他真想狠狠地教训这愣小子一顿,但一咬牙,又忍回去了。草草地收拾了一下伤口,他又和颜悦色坐到了少年的对面……几天后,专案组的同志又在批准该少年离境继续求学的文件上郑重签字。这件事,令何向芹感慨不已,她欠儿子的太多,这些年连学校的
家长会都没有参加过,可惜她已无力补偿。她感谢纪检干部的善解人意,她为办案人员不计前嫌、以人为本的办案胸襟所折服。
 令她心理失衡的主要还是来自对黎的逐步失望。当她站在两规地点的窗口,看见那一个个或熟悉或耳闻的人物闪过窗前,有人还羞涩地移过来与她打声招
呼后,何向芹开始顶不住了,她们——难道也跟黎元江有关系?专案组到底掌握了多少证据?
 几乎每送走一个谈话对象,何向芹都要失眠一次。办案人员再来找她谈话时,她就有点底气不足了:“她们都跟黎……”
  “你以为呢?”“……”
 多年来的猜测终于得到了证实,原来黎元江拈花惹草成癖,他不但热衷于壮大红颜知己的队伍,而且还让每一次越轨都带上了浓重的地下工作特色:单线联系,互不知情。可怜何向芹自从9年前被黎“套牢”后,便抛家舍子为黎守身如玉,想不到竟被黎欺骗利用了整整9年,何向芹恨啊,恨得差点就咬碎一口“玉牙”。
 见何向芹如此矛盾痛苦,我们的办案人员再次向她伸出了关爱的手臂。她身体不好,办案人员给她送去香蕉奶粉;她睡不好觉,他们又给她买了个好床垫。那个星期天,他们还特意带她逛“麓湖公园”。在两规地点蹲了几个月的何向芹,刚一呼吸到自由的空气,看到鸟语花香的美丽画面。便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般,情不能禁。尤其是看到人家祖孙三代在公园里嬉戏的场景,她的眼眶竟湿了又湿。她想起了自己的老父老母,如今年迈体弱地还要为女儿担惊受怕;她想起了远在异国求学的儿子,很少承受母爱的儿子,如今却要因母亲而蒙羞;还有她那忠厚老实的丈夫,她多么希望能亲口对他说一声“对不起”……
 隔日,办案人员又领她去喝茶聊天,海阔天空地聊,就是不聊案情。下车时,她有点沉不住气了,对市纪委的韩主任说:“韩主任,我对不住你们。”
  韩主任一摆手:“今天不谈问题。”
 转眼就到了她的生日,办案人员特地买来生日蛋糕,点上蜡烛,为她唱“生日歌”,还破例批准她给母亲打电话,电话一接通,她就哭了:“我在这儿很好,真的。”她没想到,纪检干部是这样人道,两规环境是这样充溢着人文关怀,她是真真切切地后悔了。
 晚上12点了,办案人员劝她休息,她不肯。忽然她说:“我要跟你们谈……”“还是明天谈吧。”
 “不,今晚谈,现在就谈。”她又恢复了雷厉风行的老总做派。只不过这回是掺入了改过自新的意味。那一夜,她竹筒倒豆子般,一直谈到了天明……
 5000多万元滞留境外的广告收入终于得到了进一步确认,黎、何没有合法单据的大笔境外消费也得到了承认,此外,还有何总无力推拒的大量礼金、贿金——她真是悔不当初啊!
 忽然,她问了一句:能不能保留她的党籍,能不能不坐牢?她知道这个问题很弱智,但她还是忍不住吐露心声,她相信专案组会给她出路的,正如她后来专门写给韩主任的那封信中写的那样:“我不相信黎元江,我只相信你们……你们在办案中表现出来的重情重义和对我人格的尊重,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将写一部报告文学,题目都想好了,《“鬼刀韩”和他的伙计们》,我将写下这一辈子都刻骨铭心的感激之情……”可惜,这个当年经常出席市委常委会的首席记者、广州日报的才女,今后只能在铁窗下靠写回忆录度日了。
扩展线索,内查外调双管齐下
 那是一个天气炎热的下午,又一位知情人在政策的感召下,终于也卸下了心头的包袱。而后,办案人员亲切地通知她:“你可以回家了。”她大吃一惊,没想到,办案人员还能相信她,“坦白从宽”竟是如此立竿见影。她一边收拾行李,一边抹眼泪。临了,她像下定决心似的,抬起头来,一字一句地说:“你们去找找Cxx、Jxx等,她们肯定掌握了一些线索。”
 Jxx,境外印刷设备代理商,1996、1997年,黎元江两次批准同意由J代理向瑞士某公司购买总金额1700多万美元的两条印刷机生产线及印刷设备。事后,J某某几次登门感谢黎元江。
 然而,J在境外,要找其取证,谈何容易。是的,该案牵涉的人员的确太多太杂,境内境外,省内省外,上次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境外商人取证,一出门他便翻供了,之后便溜出了专案组的视线。这次专案组决定改变策略,将证据一件件查证核实。经过一番周折,J被请到了“两规”地点。J是个生意人,她一见对方连她的出没路线都掌握得如此准确,就知道自己碰上了强硬对手。然而,趋利避害是生意人的本能,她不想因此影响今后的生意,所以她也变着法儿跟专案组周旋了好一阵。但她压根儿没想到,兵贵神速,专案人员喝稀粥、啃馒头,顶着烈日四处奔走,短短几天便取回了大量证据。J小姐没辙了,她得为自己找个台阶,她轻轻嘟哝了一句:我得向主请示一下。接着便躲在房间里神神鬼鬼地祷告了一通。出来后,眉目清爽了许多。办案人员问她想好了没有,她点头道:主同意我交代,我听主的。信奉上帝的J小姐终于为自己的识做寻得了理论支撑。于是她乖乖地交代了自1996年底至2000年春节间,向黎元江行贿数万美元的事实。
 Lxx,广东某贸易公司副经理,曾与黎元江夫妇在人民大学同窗,现下海经营印刷纸生意。1995年底的一天,黎元江请L夫妇吃饭。席间,L某向黎元江提出想代理广州日报社进口新闻纸业务,黎满口答应。L便从1996年下半年起至1999年和2001年,代理了广州日报的进口新闻纸业务。自此,L的生意便日新月异。有一回,L某一不小心,积压了200多吨无法推销的纸张,心里着急不已。情急之中,他想到了“冤大头”——广州日报社,于是急忙找到了黎,黎二话没说,当即通知印务中心买了下来,L某转嫁灾难成功。那么L与黎之间究竟有何猫腻,也只有找到L才能说清楚。
 L被“请”来了,他开始很“义气”,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也跟专案组的同志抗上了。他记得儿时读《红岩》,其中有个华子良,很有对敌斗争经验,于是他照葫芦画瓢,装疯卖傻,以图蒙混过关。所不同的是,华子良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而他则是坚持与人民为敌,所以他注定是要失败的。
 那一天,他又一骨碌滚到地上,手脚乱抖,抽开了“羊癫疯”。办案人员仔细一看,他“疯”是抽得很逼真,但嘴角却并未冒出白沫来。这下他们心里有底了。组长对部下挤了挤眼,然后厉声吓唬道:“找根绳子来,把他固定到椅子上,马上送医院。”这招真灵,他手脚抖动的频率立马降低了,接着他装出大梦初醒的样子,哼哼唧唧地被人架到了椅子上。当然,绳子是肯定没有的。
 经过整整一周的拉锯战,LXx终于投降了,他如实交代了向黎元江行贿的详细过程。即1997年春节至2000年国庆节期间,他先后送给黎及家人人民币14万元、美金1万元和购物卡8.7万元的事实。
 寻找Cxx,也是一件棘手的事情。C原是四川某报的总编,长得小巧玲珑,却有撒切尔夫人般的泼辣干练。当年办报最艰难时刻,她认识了黎,从此傍上了广日集团这棵大树。1998年,黎元江多次派入前往四川协助c某办报,并在财力物力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正因为此,c与黎的关系也就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谜。
 找c取证颇费周折,因她已调往上海一家杂志社工作。凭她的活动能力,想要寻求一点保护简直易如反掌。果然,省纪委倪主任等赶到上海,便遭遇一连串麻烦。老倪本身是江浙人,也比较熟悉当地的人情世故。他以精明对付精明,先“斩”后奏,当天下午他便将Cxx迅速带到了机场,继而一溜烟飞回了广州。
 到了两规地点后,c的态度仍不够友好。办案人员有的是耐心,一等就是4天。这4天里,他们坚持给她送水果,送关怀,还陪她聊天。到了第5天,正式交锋,倪主任开门见山,问:“你有没有经济问题?”C一口否定。走南闯北好些年的c,练就了一身江湖气,说话更是滴水不漏。办案人员忽然虚晃一枪:“那你有没有其他问题呢?”她沉默不语。办案人员看出了她的心虚,她终于怯
场了。是的,作为女人,她还是十分珍惜名誉的,她不想因此毁了前程。“你不要有顾虑,你只要讲清楚了,我们不会为难你的。”倪主任和颜悦色地开导她。她沉吟了一会,轻声说:“我有一点问题。”她承认,自己与黎元江是在外出开会时认识的,而且很快便相互吸引,并经常利用手机短信息传递火辣辣的词语。黎元江也很够哥们,每次她向他求助,他都很豪爽地给予支持。尽管任总编的何向芹对此颇有微辞,且常常阻挠,但仍阻不住黎的绵绵情意。
报业狂人黎元江的红与黑(转) 红与黑txt
 两年前的一天,他们在北京出差再次相遇。在她的房间里,他们互诉衷肠,情不能禁,继而就把那旷日持久的相思化作了如胶似漆的游戏。这样的良宵美景他们共同拥有过两次,但它已足以慰藉她那颗寂寞的心。当然,在相互犒劳对方感情的同时,C没有忘记对黎物质上的犒赏,她代表报社,先后3次向黎赠送人民币数万元。黎元江都毫不羞涩地一一笑纳了。黎已习惯别人的进贡,不管是下属单位、兄弟刊物,也不管是“奖金”还是“贿金”,只要呈上来了,他都照单全收——
 1992年8月至1993年上半年间,广州日报社购买了花都区芙蓉镇约200亩土地,用于建设广州日报社乡村俱乐部。黎将此视作自己的郊外“行宫”,(其中专辟了一套供其个人享乐的豪华居室,黎在此曾上演了一出出风流闹剧。)说实话,这座俱乐部对促进当地经济繁荣还是有一定贡献的。为感谢黎元江同意在该镇买地投资,1994年中秋节前的一天,该镇原镇长Z某、镇房地开发公司经理Y某、副经理L某等3人代表镇政府送给黎元江人民币数万元,黎没有拒绝。
 翁源县青云山制药厂厂长x某,因厂里资金周转困难,曾向黎求援,借得250万元。事后也给黎送来若干人民币的存折作为感谢,黎没有迟疑,而后用此款为儿子买了一架钢琴。
 黎元江做梦也没想到,时隔多年的陈年老账,都全被专案组的同志顺藤摸瓜,一一查实,这正应了那句老话:手莫伸,伸手必被捉。
存款筛出一串疑点,传媒大亨正式立案
 黎元江任广州日报社社长10年,10年间,报社经济效益扶摇直上,10年间,黎的腰囊也日渐丰盈。那么,彻底查核他的个人财产也就显得十分迫切了。办案人员决定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查购置物业,二查银行存款,三查财物去向。为了不走漏风声、打草惊蛇,他们决定,先从银行入手。为了获取准确的资料,那1个多月里,他们不但摸查了市内的各家银行,而且先后多次往返于清远、花都、从化等地,大量查阅银行传票及有关资料。有一天深夜,他们悄悄出动,赶去黎元江藏匿物质的亲戚家搜寻证据。那位亲戚声东击西,悄悄在一个存折里夹了张纸条欲通知家人。之后他便舒眉展眼,准备打持久战了。细心的专案人员看出了破绽,当即杀了个“回马枪”,在那堆材料中截获了那张纸条。
 半年时间一晃而过,虽然外围取证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两规”黎元江的主要突破口仍未找到,大家急得几乎集体失眠。整整一个星期,专案组的同志衣不解带,困了就在长椅上眯一会,夜以继日,一笔笔地排查证据。忽然,几笔金额较大的往来款情况,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尤其是2000年黎元江名下的一笔几十万元的存款,竟被连续转了两次,转到了一位年轻女士的名下。大家很觉蹊跷,像黎这样习惯于只进不出的敛财高手,怎么会忍痛割肉,出手如此大方?经查证,黎元江不存在需要对方关照的任何理由。那么,是合伙经商还是存有其他不可告人的事由?
 该女士被找来了,她的情绪很激动,一会儿摸电源开关,一会儿又蹿到了窗户口。说实话,这会儿办案人员心里也直打鼓,真怕闹出个人命案子来。他们赶紧上前拉住她,让她冷静,下午3点再谈。 ”
 也许是办案人员友善的态度打动了她,下午,她果然平静多了。问她是否接受过黎的贵重财物,她迟疑了一会儿,说:“有。”
 “什么东西?”“钱!”……
当晚,办案人员找她丈夫取证,碍于面子,那男人开始很不配合,一直拖了很久,他才道出了那难堪的一幕。
 那一天,他打电话叫黎元江上他家来。黎元江不敢不来。但来了后,黎很担心,先是四下里巡视了一番,证实人家没有录音录像,他才放心就座。对方按捺不住心头的气愤,开门见山:“你怎么可以干出这种事来?”黎装聋作哑,虚与委蛇,直到女方愤而露面,他才老实。如前所述,黎元江生性风流,对女人的嗜求几乎到了雁过拔毛的境地。那位女士曾与他有过几次正面接触,见其
有几分姿色,他就开始心猿意马。一次交往时,他忽然一反常态,嘴里喋喋着“咸湿”的词语,愣把猝不及防的小女子给欺负了。之后,他仍不断去骚扰该女士,直到被其丈夫发现。为了彻底断了黎的邪念,这位丈夫不得不站出来警告黎一番。黎元江害怕把事情闹大,赶紧提出赔偿一笔精神损失费。出于息事宁人的考虑,对方最终接受了他的请求。
 由于这笔款子的穿帮,黎元江曾经反复与之订立攻守同盟的理财“心腹”也浮出了水面。其实,这种纠结了双方各种利益的“心腹”、“知己”,原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水中月,镜中花。而黎元江的本事在于,他善于假公济私,以小恩小惠笼络人,得其好处并被其蒙骗的人,自然愿效犬马之劳。有位女士甚至被黎巧妙“借”去20万元也无怨无悔。那么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也就成了这
些受蒙蔽者的共同命运。有次黎眼睛疼,让一女子送眼药水过去,该女温柔似水,令黎很“感动”,黎顺势“恩赐”了人家一把,将二人的关系递进了一层。由于该女士细心周到,黎元江干脆就让她代理了自己的个人财产账目。以后凡人家送给他的钱,他都悉数交给她,以她的名字代存,等到一定时候,再转存到黎的名下。黎元江以为此事天知地知,没想到最后东窗事发,该女子直到此时方才明白,经她转出的这几十万元竟是笔“风流债”,她很伤心,原来她也不是黎的“惟一”。接下来的故事就不需多说了。其实黎的丑事大多是被那些觉悟了的受害者抖露出来的。都说“色”字头上一把刀,而黎元江却执迷不悟,醉心于以权谋财,以权谋色,最终将自己迅速地推向了被告的席位。
 掌握黎元江这几十万元的所谓“精神损失费”,无疑就是掌握了攻黎的最佳突破口,专案组马上向省委省纪委主要领导汇报,省委、省纪委当即决定:立刻对黎元江实行两规!同志们一听,热血沸腾,这是盼了多少时日的决议啊!要知道,在外围排查的过程中,大伙遇到了多少意料不到的压力和阻力,那都是因为黎元江还在台上!况且境内外传媒也在密切关注此案,假如仅仅为了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草草抓几个人结案,那又怎么能给人们一个满意的交代呢?如今万事俱备,又请来了“东风”,同志们能不欢欣雀跃。于是省市纪委联合查处的第一桩大案“603”案终于正式立案,与黎元江的正面交锋宣告开锣,这一天,是2002年的6月3日!
伪君了百日“零口供” “理论家”兵败“泥腿子”
 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这一天,正在番禺与情人幽会的黎元江,接到会议通知后,匆匆赶回了广州。不过,他并不知道,这一天,他的人生将呈现重大转折,瞧,他依然像平日出席市委常委会一样,西装革履,满面笑容,然后姿势优雅地推开了常委会议室的门。
  门内等侯的是几张陌生的面孔,他愣了一下:“怎么,书记、市长都没来?”
  专案组的同志微微颔首,然后向他宣读了省纪委“两规”的决定。
  他的脸刷地白了:“看来,我要尝尝你们两规的厉害了。”
 他记起他的一位部下,上回从两规地点出来后,慑于他的威严,急急地赶来向他汇报。部下夸大其辞,说是关在“两规”地点成天睡不了觉,非常辛苦。继而表功道:就是这样恶劣的环境,自己都挺过来了,一个字也没有出卖黎。黎当时很感激,他哪里知道,人家早就反戈一击了。精明一世的黎元江,没有识破他的“酒肉”朋友,倒是被他的谎言吓得魂不附体。尽管他四下串供,订立攻守同盟,但还是日夜坐卧不宁。临被“两规”的前几天,在部里的一次会议上,他一走神,竟脱口而言:有时母亲也会杀死自己的儿子的。
 人们一愣,不知素有“理论家”称誉的部长如何出此谬论?他立刻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于是马上圆场:当年我党搞地下工作,常常会有同志被捕,为了顾全大局,这个别同志就只能作出牺牲了。……真是危言耸听,连他自己都觉得格外刺耳,但他方寸已乱,实在想不出什么高招了。
 黎元江的两规地点选在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但这时的黎已完全没了赏花弄月的兴致。他满脑子都是如何对付这群看来没喝过多少墨水的办案人员。他很自负,因为他是恢复高考第二年跨入人民大学马列主义专业的“天之骄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个系后来撤了,因此这方面的专业人才现在已是凤毛麟角。如果要谈马列,也许没几个人可以同他接招,但若论打着红旗反红旗,他可称得上是货真价实的政治败类了。瞧,他已经摆好了“甫式”,仿佛是教授面对一群洗耳恭听的学生,霎时间,他完全忘了自己的角色定位——一个正接受审查的“两规”对象。
  “黎元江,请你谈谈你担任广州日报社社长期间的经济问题。”
  “你们不是都查了半年吗?还用得着来问我?”
  “我们当然知道你的问题,现在就看你自己的态度了。”
 “我没有什么问题,我也知道党的政策,你们愿意怎么查就怎么查吧。”“……”办案的同志有点吃不住劲了,对手果然是条本领高强的变色龙。
 一天,两天,三天,一晃就过去了3个月。每天变换着不同的面孔,每天提出不同的问题,他都硬撑着不回答。他胸有成竹,因为前段时间四处订立攻守同盟的同时,他已仔细研究了党纪法规,他知道自己每个字的分量。
  有人提议;还是全力去查实证据,最后争取以“零口供”定案算了。
 当然,只要证据确凿,“零口供”定案也未尝不可。但黎元江是广州市第一个最高级别的审查对象,而且影响太大,最好的办法是让他开口。
  整整100天“零口供”啊,办案人员一个个急得食不甘味,满怀虚火。
 这时,省纪委赵副书记、季常委、专案组长倪主任、市纪委赖常委等再次召集大家开会,分析案情,调整了思路,最后决定集体坐镇,轮番出击,让两个跨出校门不久的年轻人作谈话的第一梯队,如果中间出现差错,立即暂停,共商对策。若这招行不通,再上第二梯队,第三梯队。省纪委一室倪主任、刘处长、吴副处长,市纪委韩主任、刘处长、黎处长等马上各就各位,严阵以待。
 第一梯队的小邓、小郑上去了。见是两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黎元江松了一口气,跟年轻人交手,不需深思熟虑,他胜券在握。但随即他又提起了一颗心,因为年轻人毛躁,血气方刚,万一两句话不对劲,动几下粗,那可就得吃不了兜着走。黎元江不愧为识途老马,他马上摆出师长的姿态,开始与年轻人谈心:谈人生经历,谈学历文凭,东拉西扯的,一下就扯到了女人。一扯到女人,他就来了精神,他忘记了自己曾是部长的身份,他开始炫耀自己玩弄女人的经验,他终于开口交代自己的作风问题。因为他明白,作风问题是小节问题,不至于判刑坐牢,他还可藉此转移视线,于是,他口若悬河,唾沫横飞,直说得两个未婚的小伙脸红耳热,面面相觑,他们没想到,这个高智商的领导竟会如此下流。
 见小伙子们被他唬住了,黎的劲头更大,他一边掰着手指头,一边振振有辞地说:历史上有许多伟人都找过很多老婆,你数数,xxx,一个,两个,三个,多着哪,我只不过是受西方“个性解放思想”影响,在感情上做了些出格的事,这算不了什么,我照样是人才一个,大将一员,无伤大雅嘛!
  “啪!”小邓一掌拍在桌上:“黎元江,你像什么领导于部,你简直是给我们党脸上抹黑!”
 黎元江的话匣戛然而止,他呆呆地看着两个年轻人,心里有点发怵,邪不压正,他真的有点害怕了。
 接下来几天,黎元江写了好几篇《我的作风问题》,洋洋洒洒,写得极为详细。他还是那种心理,避重就轻,扰乱办案视线,试图蒙混过关。说实话,他早已把自己的人格面子给踩在了脚底。
 第二轮上阵的是市纪委的韩主任,韩主任剃着平头,很精神的样子,黎元江估计他是行伍出身,没读几本书,于是决定先发制入:“韩主任,你看过十六大修改后的党章吗,我建议你好好读读关于民营企业政策部分。”他一副居高临下的神态,语气也是不屑的。
  这是一场政治理论知识方面的较量。
 韩主任不卑不亢,像一个老练的守门员,稳稳地接住对方踢来的球:“部长,你是老师,我是学生。你让我学党章,无非是要我理解关于扩大阶级基础的政策。那么,我也建议你再读读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里面用大量篇幅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形成原因……由于当时工人阶级还不够成熟,所以才扩大了农民这支队伍,铺开了农民革命运动……今天扩大阶级基础,应该说是对毛泽东这一思想论断的继承与发展……”韩主任话语滔滔,有板有眼,听得黎元江一愣一愣的。鉴于黎元江是研究国际共运史的,韩主任还
准备再跟他研讨一番《反杜林论》,几个来回后,黎元江不得不重新打量眼前这个外貌憨实的汉子。他原以为纪检干部都是一介武夫,是被人操纵的剑,没想到一个个都有水平,够档次,他算是彻底服了。原来,韩主任曾在党校深造了几年,而其他的办案人员也都具备了较为扎实的理论功底,任你多么难攻的山头,他们这群自学成才的“泥腿子”,都照样能把它攻下来。
 第三轮上阵的是省纪委的倪主任,专案组的同志拟定了一个基本战略,即打好两副牌:政策牌与感情牌。对黎等围而不“打”,攻心为主。黎元江向来恃才傲物,对手要是没水平,他就不理你。且时有谬论,有次还反问办案的同志,你们为什么只讲我的问题,不提我的“功劳”。仿佛他受了多大委屈似的。倪主任也有妙招,这回上阵,专门跟他谈“三个代表”。一次谈话,黎元江信口开河,说“文革”中出了不少冤假错案,这些应与纪委有关系。倪主任很惊讶,当即反唇相讥:你这个研究社会主义的理论家,难道不懂党的历史,要不要我再给你讲讲文化革命的来龙去脉……一席话说得黎元江脸红耳热。倪主任仍不罢休,又问他党的宗旨是什么,当然是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倘若违背了人民的利益,是不是应受到党纪的制裁。那么,这样的人又有什么冤枉可言……黎元江哑口无言,终于彻底认输。正如后来他在检讨书中写的那样:纪检干部以理服人,以柔克刚,最后举手投降的还是我黎元江!
 善于办案的纪检干部,尤其善于识别人,剖析入,至于如何对付这类伪君子,他们更是心得多多。因为,人性是复杂的,而黎元江就是典型的“两面人”。想当初黎元江在台上作报告高谈阔论教育别人时,人们谁也不会想到背地里他竟是五毒俱全,贪欲爆棚。他常常跟人发牢骚:“如果在国外境外的报社有这么好的效益,像我们这样的打工皇帝,至少年薪可拿几百万了。”言下之意,他将广州日报从衰败推向繁荣,功不可没(贪天功为已有),而自己的收入与付出太不成比例。他认为这是体制的问题,是不公平的。就在这种不满足的抱怨中,他滋生了索取回报的私欲,他的宫欲、财欲、色欲也因此恶性膨胀。放而,他把报社的财物,视作黎家的私人财产,予取予夺,随心所欲,甚至惠及家族亲友。逢年过节,黎家10来口人开着报社的豪华大巴四处旅游已成惯例;其家属赴美旅游费用,全部由广州日报纸张供应商提供;黎的亲属装修住房、生日祝寿、“顾问费”、保姆工资、治病费用等等都由公家支付,甚至连他哥哥的“房改房”,也到报社来分配。谁有意见,黎就发火:我为广州日报作出了这么大的贡献,这算什么?
 内心里,他早把自己当成了广州日报社的皇帝,外出时常常前呼后拥,有人开车门,有人提皮包,有人在前开路,真正地威风八面。广州市一位领导几次见到黎如此派头,禁不住忧心忡忡:黎元江这么发展下去,迟早要出问题。是啊,此时此刻,他完全忘了什么叫“三个代表”,什么叫艰苦奋斗。作为宣传部长,他平时也常常装模作样地号召部下,要讲道德讲文明,抓好精神文明建设;背地里他却屡屡充当第三者,破坏人家家庭。尤其是后几年,他追求异性知己的行为几乎走火入魔,为了控制女人,他不得不成天周旋于这些女人之间,甚至于在外出差也魂不守舍,频频打电话发短信去纠缠这些女人。就冲这份“执著”,他哪有心思去抓经济、促发展?就冲这点,他哪还像个领导干部,真是彻头彻尾的伪君子、两面人。
 追溯他的人生道路,他的这种投机性格、两面人行为也非一朝一夕之功。还是少年时期,他就曾因打群架蹲过局子,后来被保释出来了。但他却没有吸取教训,相反,却助长了他的侥幸心理、投机意识。他的确很聪明,受了高等教育后也曾努力上进,所以前期也就出现了“两年升一级”的飞黄腾达现象。但他没有好好把握机会,少年时埋下的刁顽劣性慢慢开始膨胀,以至于担任领导职务后,唯我独尊,任人唯亲,拉帮结派,巧取豪夺……
 专案组对症下药,政策攻心,从思想上,行为上为黎分析利弊,指明出路,这一连串措施,终于逐步奏效,曾经抱着“破罐子破摔,我不承认,你能把我怎么样”等想法的黎元江,渐渐消退了抵触情绪,从去年10月开始,他陆陆续续地交代了一些问题,但对错误的认识仍不够充分,且不愿承认这些都是违纪违法行为,而且还振振有词地强调这只不过是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能算过错。况且,他仍心存幻想,认为有些事时过境迁,记忆模糊,别人不一定都有印象,能少说一点就少说一点算了,直到后来,他才明白,即使他顽抗到底,
“零口供”定罪的条件也很充分了。组织上完全是在给他机会,给他出路……
 令他震惊的是那一天,2003年的2月1日,大年初一,这一天恰好是黎元江的"50大寿”。五十而知天命哪,而他偏偏不知天命,糊里糊涂地就栽入了犯罪的深渊,今后恐怕要面临漫长的铁窗生涯了。他十分寂寞伤感,只是望着窗外那一片片自由飘舞的白云发呆。忽然,专案组的同志推门进来,亲切地告知,经领导批准,他的爱人马上就会过来探望他。还没等他回过神来,他爱人已在手捧生日蛋糕的纪检干部的陪同下,走了进来。他的心头一热,眼睛马上模糊了,他没想到,纪检干部这么上心,这么有人情味……这第50个生日,是他这一辈子最难忘怀的,他将永远铭记在心。
 让他感动的事儿还有很多很多,为他传递家书,替他照顾家庭,天冷了,怕他冻着,给他添加被褥;他肠胃不好要吃夜宵,办案的同志又特意为他解决夜宵问题。有次闲谈,他提到自己因缺钙引起骨质疏松,第二天,他的桌上便出现了人家连夜为他买来的高钙奶粉和乳酸饮料……这点点滴滴,如春风化雨,令黎元江愧疚不己,他十分动情地说:“说实话,以前在外头,家属和下属也未必替我想得这么周到啊!”
 最令其难以忘怀的是那一天,3月7日下午,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王华元,省纪委副书记丘海专程去看他,他激动莫名,想不到,自己犯了那么多错误,领导仍然没有嫌弃他,还专门抽空来看他。他从来没有这样局促过,也从来没有这样认真过,几乎把他们说的每一个字,都刻进了心底。“要端正态度,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深挖世界观、人生观根源,早日彻底讲清问题,争取立功。”那一夜,他彻夜难眠。他终于认识到省委、省纪委对自己实行“双规”的良苦用心。他在悔过书中写道:“这一果断措施不仅及时制止了自己的错误对党的事业的危害,而且也及时中止了自己个人命运向着错误的方向继续滑下去。组织上对自己的审查,既维护了党的形象和利益,也从危险道路上挽救了自己。”
 在两规的这些日子里,纪检干部用自己的言行给这位自视甚高的理论家上了最生动的一堂人生课。同时也让他领教了纪检干部一丝不苟、文明办案的工作作风,他在“悔过书”中止不住真诚地写道:我这人“常常得理不让人,不得理也不让人,有时还强词夺理顶撞纪委同志,甚至大发脾气。但纪委同志始终冷静沉着,耐心地开导、劝解我。”正是在这种循循善诱的教诲下,黎元江变被动为主动,逐步交代了自己的错误事实,即:利用职务方便,收受他人来的金钱数十万元,收受卞属部门以各种名义送来的礼金和接受公款装修、违规截留广州日报境外广告款5000多万元港币等;与多名女性长期保持不正当的两性关系……总根子在于世界观、人生观出了问题,具体来说,是“三个不能正确对待”。即“不能正确对待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不能正确对待成绩与法纪的关系,不能正确对待才能与品德的关系”。……换言之,是极度膨胀的官欲、财欲、色欲,是监督不力的报社管理体制等主客观原因才酿就了全国第一家报业集团发生腐败窝案的惨痛悲剧。
 悔不当初的黎元江,在表示愿意接受组织上给予的任何处罚的同时,又提出了一个特别请求:由于其家庭具有癌症家族病史,父母兄长都因患癌动过手术或业已去世,他认定自己的时日也不会太多,“惟一能做的是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再做一点著述工作,我从本科到博士研究生攻读的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这个专业目前在中国人才已不多了。我手头正在做……《社会主义400年》第三卷,这一卷内容比前两卷更重要……希望给予从宽处理……”像这种迟到的忏悔,这种希望戴罪立功的表述,我们已在不少身陷囹圄的反面典型教材中读到过,可惜,法不容情,悔之晚矣。只不过令人百思不解的是,在这样一个稀有的专业人才身上,为什么竟会出现性格严重背反、人性扭曲的现象,他既然能吃透那么高深的共产主义理论,为什么在行动上又偏偏与共产主义思想背道而驰,完全的表里不一、言行不致,那么他写出来的理论,他自己是否真的信奉,倘不能信奉,又何以能服人。当然,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从“给出路”的角度来考虑,既然他已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彻底摆脱这种“两面人”的阴影,走进阳光地带。而且从灵魂深处将个人品行与
崇高的理论合二为一,成为一个真实透明的人,这样他才能真正完成他的鸿篇巨制,并重新赢得读者的认可与尊重。
 广州日报经济窝案的胜利查处,“603'’专案组的同志们功不可没。在经历了一年多风餐露宿、四处奔波的辛勤办案之后,他们终于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但是,他们没有表功,更不会因此争抢荣誉。当镜头对准省市纪委办案的同志时,他们都是争着把最好的角度、最美的赞誉留给身边的同志,然后一个个悄悄地淡出。他们又接到了新的任务,反腐倡廉,任重道远,他们的征途没有尽头,我们祝福他们:永远旗开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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