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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雨佳
相声是一门以北京方言为基础的语言艺术，我挺喜欢相声节目的，喜欢他那浓浓的北京味儿。谈到相声，便会谈到方言，谈到方言便会不由会忆起贺知章的《回乡偶书》。他那句“乡音无改鬓毛衰”，早已如根般植入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了。的确如此，方言是乡村最朴质的一剪窗花，也是维系浓浓乡情的纽带。
小时候，我是在外婆软软的方言儿歌和父母亲硬硬的方言呵斥中长大的。上学后，体育老师和自然老教师用地道的岩坦方言与我们打招呼，用土得掉渣的岩坦话向我们传递知识。
爸爸是中学语文老师，对待方言有很深邃的认识。
小萝卜头很小的时候，爸就提醒我：“一定要教孩子学会说方言。方言是一种地方文化，是原始的一种母语。”
妈也会搭上一句说：“你看看，现在很多孩子一句土话都不会说，整天咿咿呀呀的，搞得全是外地小孩似的。”
我和小萝卜的爸爸，很赞同老人们的观点。于是，也努力给他创造一个学习方言的机会——我们经常用岩坦方言交流。小萝卜头基本的岩坦方言都会说了，而且还蛮感兴趣。
每次回老家，他就缠着他姥姥给他念那些方言儿歌。
他学得倒很快，一旦学会了一首，就在我面前炫耀。“妈妈，我给你讲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山上有个老人家，担灰——担半萝，担灰担半萝，脚柴脚一阔……”
“香烟呷嘴角，吃饭吃一堂锅。”我见他卡了一下，立即补充道
“妈妈，你怎么知道的？”他瞪大眼睛，咧着小嘴，一副极其惊讶的表情。
“小时候，阿太也教我念过，我能念得滚瓜烂熟。”我边表演，边很溜地念下来。
“哇——有点厉害，那我考考你。高高山头，有蓬葱，天天起来摆摆松，猜猜是什么。”他舞动着那根小食指，声情并茂地给我出谜面。
“头发！”我说。
“妈妈，你太厉害了吧。”他对我刮目相看。
……
在学校里，他普通话说习惯了，跟爸爸妈妈交流，忍不住用普通话，但听到外婆说听不懂时，他立即翻译成方言：“阿太，我不是这个意思呀……”那略有些生硬的口气，让我们忍俊不禁。
如今，离开老家已有十余年。每次回到老家，我最喜欢坐在老家的院子里，听一些邻居的叔叔阿姨们与爸爸妈妈聚在一起用纯正的方言谈那些稀奇古怪的轶事，很享受，很享受。偶尔，我也会用最纯正的方言搭上几句。
“娟，你在上塘这么多年，怎么一点上塘腔都没有？”呵呵，这话，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不知重复了多少次。
“呵呵，我是岩坦人，就说岩坦话。”我呵呵笑着，重复这句重复了N次的话。
“当然，到岩坦来，拉着个上塘腔岂不是让人笑话。”妈总会补充一句。
妈算是说对了，其实镇上的老少爷们，对于出外没几年就变样者很是反感，难免会嘲讽，说那“洋腔怪调”，让人毛孔悚然，评足论脚时彼此间就会弄得颇为尴尬。母亲是不愿我给别人留下笑柄的，若是不小心习惯说漏某个词儿，他会立马毫不客气地帮我纠正。
我们没有理由埋怨他们“一根筋”，从某种角度来讲，他们用最朴素的话语表达自对浓浓乡情的守望，对“乡音不该”的固守
这几日逢上高考放假，我们回到了老家。
我便带着小萝卜头在岩坦中学的校园内穿梭。然后用最标准的方言与一些熟识的老师寒暄几句。
小萝卜头觉得我说话的语气很有意思，也跟着学几句。
才呆了几日，我们之间来了方言热。
今日，回到上塘，他让我用方言叫班上每位小朋友的名字。他便捂着肚子狂笑。
念完了之后，他想到他爸爸的名字，便说：“戴旭叫什么。”
“戴叔！”我说。
“怪不得牛大大（牛哥）都说我爸爸叫叔桃。（他爸爸的绰号）
哈哈，我们笑成一团
“那彬驰哥哥怎么叫？”
“就叫冰淇淋哥哥。”
“哈哈，冰淇淋哥哥。”他笑得直踹玻璃门。
一个下午，我们娘儿俩都在戏说方言，其乐无穷。
在我们家里，普通话和方言的矛盾自然达到了和谐统一。其实，方言作为一种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有文字以来，甚至没有文字以来逐渐积累、筛选、提纯、归纳才形成的，积淀成的，它是无形资产。真心希望我们享受使用了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方言，千万别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干瘪下去，成为没有情感温度，没有突出特点，没有鲜明色彩的干巴巴的语言。反而，更应该得到美好的传承，从而更好的丰富汉语文化。
后记：还记得专科函授时的那位现代汉语老师，是一位对温州方言很有研究的老教授，头发斑白，但乡音不改。他总是用温州方言去解读汉语中某些知识，我很受益，我很喜欢这样的课，觉得温州话好听极了。此刻，我真有股冲动，哪天一定抽空教教孩子念一些温州方言儿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