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被递到记者手里。每一页纸都陈旧暗黄，像一片片脆弱而斑驳的蝴蝶翅膀。封面上印着竖排的毛笔字：“小难民自述 小岵女士作 民国廿八年六月 顾颉刚题”。那位作者“小岵女士”，此时正笑望着笔者。八十三年的岁月，在她脸上留下纵横交错的温柔沟壑。“家里只剩这一本了。”她说，表情带着一种知识女性特有的雅淡。
这本书是对于一次逃难的描述：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初，“小岵”与全家人在外公的带领下，从南京辗转经安徽、湖北、湖南、贵州，终于逃到了云南昆明。惊魂甫定，只有13岁的她记录下了那八千里路的战火和尘土，其文字真实、动情、充满细节。此书的出版，得到了顾颉刚、冰心等民国名士的鼎力支持。
同为二战期间，同为受难人群，同为一名少女的质朴叙述，《小难民自述》很自然地让人联想起那本著名的《安妮日记》。不过我们的“安妮”要幸运些；至少，她能在80多岁的时候，依然神志清朗、言谈敏捷，可以伴着一杯清茶，回忆起那段注定不会如烟的往事。
抗日战争中的小难民
“小岵”是笔名。她的本名叫吴大年。
吴大年的父亲吴鼎（定九），是中国新闻界的知名前辈，年轻的时候由江苏省教育司派往日本学习土木工程，在东京与邵飘萍相识，两人遂成莫逆之交。学成归国后，吴鼎一边在北平市政公所担任工程师，一边在邵飘萍的京报馆兼职，1923年辞去市政公所的工作，彻底“弃工从文”。吴鼎除了主管《京报》的经营管理外，还亲自采访、写稿、从事研究，所著《新闻事业经营法》，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部系统论述报刊经营管理方面的专著。
吴鼎在36岁那年有了吴大年，此后又添了一儿一女。然而吴大年并没有享受太长时间的父爱。因为积劳成疾，吴鼎刚过不惑之年就一病不起，于1930年5月与世长辞。吴鼎的妻子没有职业，无法维持一家人的衣食起居，只好变卖了北平的家产，带着子女、以及丈夫的一个妹妹回到故乡上海嘉定。
在嘉定住了不多久，“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了。吴大年记得，一个天色阴沉的午后，小镇上的人们突然四散逃离。她的母亲和姑母带着他们几个孩子，上了一条挤满了人的小船。船在河上无所适从地漂流，四周只见烈焰腾空、浓烟滚滚。那船时进时退，总算是绕到了当时较为偏僻的上海青浦朱家角。船上的人们于是上岸，前往当地的一个难民收容所。
那是吴大年有生以来第一次成为“难民”。在收容所，她领到了一个白布条儿，在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将其别在胸前。开晚饭时，难民们排起长队，她也挤在其中，由于身材矮小，竟没有领到碗筷。正当她和母亲哭诉时，身边一人手中的饭碗被碰翻，滚烫的稀饭直接洒在了她的头颈上。
几天后，吴大年的外公打听到了他们的下落，赶到朱家角，将他们一家五口接回了南京。那之后的几年，是吴大年记忆中一段难得的甜蜜时光。每天早上，她先是写一篇毛笔字，然后去南京鼓楼小学上学；放学回家后，她或是读《三国》《水浒》之类的古典小说，或是和弟弟妹妹一起听外公讲聊斋的故事。12岁那年的暑假，她同时考上了南京女中和中央大学实验中学。
就在吴大年满心欢喜地等待中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时间已经走到了1937年的夏天。“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八一三”淞沪又起烽火，日本军队向着民国首都南京步步逼近。为了保护家人安全，吴大年的外公把一家老小送到南京城外的江宁县铜井镇暂住。
瓷器般宁静优美的生活轰然破碎。站在铜井镇的小路上，大年能看到一架架日军飞机肆无忌惮地从头顶上空飞掠而过、去南京执行轰炸任务。“中秋节后的那一天，是南京城遭敌机轰炸最剧烈的一天。火光冲天啊！那火的颜色，红得吓死人。”吴大年向笔者回忆。
他们在铜井镇从8月一直住到11月。之所以不早点避难，是因为吴大年的舅妈临盆在即。舅妈被外公安排住在安徽芜湖一个依山傍水的医院，过了预产期，孩子却迟迟不肯降生。为了催产，舅妈成天在山上山下来来回回地跑，终于在12月之前生下了儿子杨凯。
杨凯出生的第十天，也是南京沦陷的十天前，吴大年的外公带领这一家九口——他、他夫人、他女儿、他女儿的三个孩子、他女儿丈夫的妹妹、他的儿媳和孙子——踏上了逃难的漫漫征程。
逃难：从南京到昆明
最初的时候，他们只知逃难，却不知逃往何方。
外公带着一家子人，辗转在安徽各地寻找安全地带。在一条小民船上飘荡了两天之后，他们来到安徽和县，并在那里住了个--把月。就在他们以为找到了一处诺亚方舟的时候，日本的军队向他们迎面袭来。
在《小难民自述》里，吴大年详细地写下那次惊心动魄的遭遇。一个晴朗的早晨，她和妹妹出门买早点，忽见“居民们非常惊慌，有背着铺盖卷儿的，有夹着小包儿，挽着小皮箱的，形形色色，匆匆忙忙，向城外跑去”。一打听，才知道日军来袭，一家人赶紧准备逃难。一开始慌到了什么地步？她舅母竟把小儿子头朝下、倒背在了身后。日军的枪声越来越紧，夹杂着隆隆的炮声，他们一家人裹卷于汹涌的人潮中，在狭窄的道路上疯狂逃命。他们在最后关头逃出了县城，藏身于一处乡间。几天之后，他们回到和州，发现日军已将那个小县洗劫一空，杂货店、鞋帽点、水果店无一幸免。他们暂住的房东家里一个年轻的媳妇也被掳去，抛下一个还在吃奶的婴孩。
安徽是呆不下去了。大年的外公想到自己的儿子（也就是新生儿杨凯的父亲）在武汉工作，便雇下一艘木船，准备走水路去汉口。然而就在动身之前，国民政府将所有的民船征用一空。外公临机应变，决定先去含山，然后一步步往武汉靠。那个时候，公路上全是军车，，逃难的民众只能选择走乡间小路。唯一的代步工具，是一种“独轮车”：即一个木板架在一个独轮之上、由人推行的车子。
对于当时行走于小路上的逃难人群，《小难民自述》中有这样的描述：“一群群蓬头垢面的同胞，很早便开始赶路。也许是因为经济的原因吧，一家人往往是女的坐车，壮年男子都束着腰带，拄着拐杖，很困难地挪着脚步。他们辗转流亡，为了什么？为了不愿做敌人的奴隶，不愿在黑暗中生活啊！”
和难民们朝夕相伴的，除了沉默的大地山河，便是呼啸的日军战机。从安徽到江西、再到湖北的那一路，日军的轰炸始终相伴。空袭来的时候，很多地方没有警笛，只能通过敲锣来发出警报。一次，一架日本战机就在离吴大年不远处的上空掷下一枚炸弹，当场炸死9人，炸伤7人。“我当时清楚地看到了那架飞机，看到了机翼下的太阳旗，我甚至觉得自己看到了日本鬼子的飞行员。”吴大年对笔者说。那段日子留给吴大年两个鲜明的记忆画面：一是逃难的人群，他们一个个都披头散发、六神无主；二是日军空袭的飞机，它们像母鸡下蛋一样撒下炸弹。
好容易，吴大年一家走到了九江，与在武汉的亲人取得了联系，乘轮船到了武汉。随后，他们又在武昌租了民房，住了两个月。就在武昌，吴大年的外公决定，带着一家人继续西行，去大后方云南昆明。外公曾在云南工作、生活过，在那里有不少亲朋好友，但这个决定做得并不轻松。“他担心我们这些孩子从此离乡太远，”吴大年说，“在做出决定之后，外公曾经跟我母亲感叹，说，从此后山高路远，这些孩子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家乡。”
他们从武汉乘坐火车前往长沙。这一段，显然要比之前“步行+独轮车”的路程轻松很多，只是他们依然不得安生：火车作为地面上活动的巨物，几乎是空中战机的活靶子。因此，火车只敢在夜里开，而不敢在白天开。而即使在夜晚，也会开着开着突然停下，一车的灯突然全部熄灭。这个时候，吴大年就要跟着人群跑下火车，躲进铁轨旁的草堆，听着空中战机的呼啸声，一动都不敢动。
到长沙之后，吴大年的外公联系到云南公路局的一部卡车，取道贵州、开往昆明。终于，在1938年5月下旬，这一家人安全抵达了西南大后方。
白色恐怖中的明媚亮色
从南京到昆明，途经七省、历时七个多月的艰难旅程，是吴大年与她的家人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切身经历，也是《小难民自述》一书中的主要内容。有意思的是，这本书中除了对于逃难的描述、对于战争的控诉，还有一些轻松明媚的文字片段。
比如，书中有不少章节都在赞颂沿路的美丽风光，有的时候，人们甚至会觉得作者并非在逃难，而是在进行一场春游。比如，当作者行走在巢湖长堤上时，见到的是“浩淼湖水上帆船如织”，长堤两侧一边水青、一边水黄的“天然奇迹”让作者“惊诧不已”；在桐城，作者躺在“如棉絮般温暖”的沙滩上，仰望着万里无云的晴空，享受着阳光照射的温暖；到了宿松，那一望无际的松树，“一丛丛的，远远望去，没有天，没有地，只是苍苍的一片”；在湘西，汽车在蜿蜒曲折狭窄的公路上缓慢爬行，一边是狰狞险峻高矗着的山，一边是深达数十丈的幽深的谷，漫山遍野红绿相映的树木花草在骤雨过后阳光照射下的美景，让作者看痴了过去……13岁的吴大年甚至还写下了这样的字句：“一路的奔波，为我提供了极其难得的饱览祖国壮丽山河的机遇……大战的促使，使我走遍了半个中国，遍览各地风俗。”
“那就是年轻的力量，年轻的无畏，”83岁的吴大年感叹七十年前的自己，“在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逃难历程中，我还是有心思欣赏沿路的大好山河。当然，我那样写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想表达出对于祖国的爱。那个时候，对于祖国的爱，和对日本侵略者的恨，这两种情感是那么强烈地交织在我的胸中。”
而吴大年在书中经常提及的“外祖父”，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他们那个浩浩荡荡的一家子，几乎没什么“壮劳力”。九个人当中六位是女性，其中包括两个孩子（吴大年和她妹妹）、一个刚生下孩子的产妇（舅妈）、一个双目几近失明且缠着小脚的老太太（外婆）；剩下的三位男性，两个都是小孩子（大年的弟弟和新生的杨凯）。在这种情况下，大年的外公成了当仁不让的顶梁柱，尽管那个时候，他也已是年近60的老人。
在《小难民自述》中，吴大年对于外公的描写几乎属于“白描”，没有什么渲染和烘托。读者只知道，从安徽到湖北那六百余里的小路，外公给女眷们雇了三辆独轮车，而自己则全程步行；读者只知道，每到一个新的村落，外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新的草鞋；读者只知道，这位外公走在路上时，总是拄着一根用树枝或竹竿做的拐棍，背着一个包裹，包裹里的衣服藏着这一大家子人沿途要用的盘缠。
直到长大成人，吴大年才真正意识到了自己外公的伟大。“我们能逃难成功，全都亏了外公。”她语气坚定地说。她告诉记者，在逃难的那些日子里，她从来没有见过外公显出任何一点惧怕、烦躁或是疲惫的表情。在南京老家那个爱给他们讲故事、喜欢唱京剧、擅长养花的老人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永远在行走、始终很坚定、仿佛不知困苦为何物的男子汉。唯一和过去一样的是，他的话语表情依然是一派宽和平静。“他是那种‘遇事不惊’的人，一个真正的大丈夫。”吴大年评价道。
继续追问下去，笔者了解到，这位外祖父确实是一位“大丈夫”。他名叫杨若，字少甫，青年时赴东洋留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代留学生。在日本，他参加了孙中山发起成立并领导的同盟会，回国后又参加过1908年的云南河口起义，是位不折不扣的“辛亥老人”。
从很多角度来说，杨若的身上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多的君子品格：内敛、镇定、智慧、担当。在逃难的时候，他不但带着一家老小远离危险，还极好地卫护了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到昆明之后，他不顾高龄依然出去工作，给孙辈们的成长、学习提供充足的经济条件。
顾颉刚和冰心助书出版
对于年少的吴大年来说，将逃难的经历写出来，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情绪宣泄；而这本书真的得以出版，则牵涉到了当时社会各方面人的力量。
到了云南昆明之后，吴大年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但她的心依然不平静。“我当时有一种强烈的、不吐不快的感觉，”吴大年对记者说，“我想用我的笔来赞美祖国的雄伟壮丽，控诉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我想写出普通的中国人面临强敌不甘屈辱的精神，让生活在‘后方’的人们知道战区人民的苦难和牺牲。我那些想法也许是很幼稚的，但我的外公、妈妈还有一些难友们都很支持我，鼓励我快快写出来。”
从1938年7月到1939年1月，吴大年写出了4万字左右的《小难民自述》。完稿后，外公杨若给她起笔名为“小岵”。“岵”字的原义是“有草木的山”，源于《诗经•魏风•陟岵》中的“陟彼岵兮，瞻望父兮”一句，寓意是纪念她的父亲吴鼎。
吴大年写了这本书的消息，传到了她所在学校的两位老师耳朵里。这两位老师同时也是记者，因为吴大年所在的“益世补习学校”，是“益世报社”的创办人雷鸣远办的。雷鸣远本是比利时人，因热爱中国于1928年加入中国籍，在担任天主教天津教区副主教的时候创办了益世报社。1938年，益世报迁到昆明，雷鸣远办报之余，还为沦陷区流亡到昆明的失学少年办了补习学校，而他报社的许多记者都到那所学校兼职教书。
了解到吴大年写书消息的那两个记者，一个叫李南江，一个叫方豪。他们看了吴大年的书稿，就热情地替她联系出版。为了增加这本书的“力度”，他们先是请雷鸣远先生题了字，随后请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题写书名，还请冰心先生给全书作序。冰心先生在序中称赞作者：“小小的十三岁年纪，能够清晰不紊的追写她的沿途印象和情感，写至数万字之多，无论从哪方面看来，都是难能可贵的。”1940年3月，“小岵女士”所作的《小难民自述》由商务印书馆在香港出版。
在李南江和方豪的安排下，吴大年见到了冰心和顾颉刚。时至今日，她对那两次会面依然记忆犹新。
在冰心先生家的小院里，吴大年坐在一棵果树下的小板凳上，冰心先生和吴文藻先生坐在她的身边。吴大年记得，那院子被打理得干净雅致、草木扶疏。冰心非常和蔼，教诲她好好学习外文，多看中外名著，多练习写作。“冰心先生希望我能因为“出版”的鼓励，能多学、多看、多写，”吴大年回忆道，“她希望我能再继续写作五十年。她说，十三岁的时候，不过是个萌芽，是个启明星；那浓密的树荫，璀璨的日中，是要在三四十年后的。”
如果说冰心拥有的是一种优雅的文人情怀，那顾颉刚的身上就散发着不拘小节的学者风范。吴大年记得，顾颉刚住的房间十分凌乱，书桌上堆满了书。顾颉刚提出要请大年下馆子吃午饭，临出门前找了半天的袜子。“顾先生勉励我多学历史知识，”吴大年说，“后来，我报考了历史系，多少是受到了那次谈话的启示。在那之后漫长的岁月里，我越来越能理解先生那些话的深意。”
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用在吴大年身上很是恰当。到昆明之后，她不但出版了自己的作品，得到了冰心先生和顾颉刚先生的亲身教诲，还在高中毕业时考入了传奇的西南联大。作为一名历史系的学生，她听到了雷海宗、邵循正、刘崇鋐、郑天挺、吴晗等著名学者的课；而因为西南联大“通才教育”的思想，她还上到了沈从文的国文、李赋宁的英语阅读，王佐良的英语作文，陈岱孙的经济学，李继侗的生物学……青春时代的吴大年，在知识殿堂中体验着向往已久的自由与快乐。
那个时代的精神
不过《小难民自述》的故事并没有结束。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她偶然在昆明街头遇见了当年热情帮助她出书的两位记者之一——李南江。她那时才了解到，李南江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而她《小难民日记》的出版，当年竟然得到了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热切关注和暗中支持。
而另一位记者方豪则一直没有下落。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吴大年才偶然从一本杂志上了解到他的身份和去向。原来，方豪是一位历史学者，同时也是一位宗教界人士。“那个时候他总是穿一身黑，”吴大年说，“可惜，我竟没有发现他是个神父。”离开昆明之后，方豪曾在浙江、复旦大学任教，40年代去台湾，成为辅仁大学的教授。
一位历史大学者，一位知名女作家，一位中共地下党员，一位天主教神父，一位支持中国人民抗日事业的比利时人，这些志向、信仰、性格、背景迥然不同的人，一起帮着一个素昧平生的小姑娘出版一部反映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真实生存状态的作品——一个小故事，绘出的却是当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生动素描。“如果不了解那个时候人们的真实想法和具体做法，你就永远无法理解，抗日战争为何是一场‘人民战争’，”吴大年对笔者说。
抗战胜利的时候，吴大年还在西南联大。在那之后，是漫长的岁月，剧烈的变迁，常有的磨折。然而吴大年倔强地生存下来，就像她一度倔强地生存在逃难的路上。上世纪六十年代，她和丈夫钱闻回到南京生活。每年的12月13日，南京城会拉起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警笛。每当那个时候，吴大年就会走在阳台上，静静地聆听着，再一次回忆起当年，她曾经满面尘埃地与长辈们步履艰难地走在逃难的人群中，亲身体验着国土沦丧的耻辱和战区人民的苦难。
吴大年并没有如冰心所望成为一名作家，但是成了一名教历史的教育工作者，并且把她的长子培养成了一位顾颉刚那样的著名历史学者。
“《小难民自述》在出版的时候是很牵动国人心弦的，那个时候山河破碎、人民受难，以至于一个小孩子都能写出那样的东西，这让人感觉很沉重，但又充满爱国情怀，很能引发时人的共鸣。”国内现代化研究带头人钱乘旦这样评价母亲当年的作品，“到了现在，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就是，它折射出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它不但继续了“逃难”的细节——这本身就有历史价值，而且强烈地反射出当时民众的思想活动。”
解放后，《小难民自述》并没有再版，吴大年家中的两本书渐渐成为“孤本”。“我并不指望这本书能再出，因为它写得也没什么好的。但我很希望人们能知道有这样一个故事，从这个故事了解一点真实的历史，毕竟，像我这样曾经亲历过那场历史的人已经不多了。”吴大年对笔者说，“历史虽是‘过去’，但并未‘消失’；真实的历史是永存的，它永远警醒着、滋润着‘现在’和‘未来’。”
（原载《传记文学》，2008年第8期，第56－62页。作者：吴海云，《凤凰周刊》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