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灿烂的日子一一我与《南方周末》 阳光灿烂的日子完整版

我生命中最好的年华献给了《南方周末》(下文有时简称“周末”)。

伴随”周末”的成长
从1987年底至1996年10月,自23岁到32岁,绝对的人生黄金时段,我在《南方周末》。
在这里,我从青涩的楞头青、单身汉变成妻子的丈夫、孩子的父亲;从单枪匹马,独来独往的记者、编辑成长为统领一方,发号施令的管理者、领导者;在这里,我幸运地经历多样化的新闻训练及角色尝试,跑过文化娱乐线,采写过不少社会新闻、经济新闻,担任艺林版、一版编辑,参与创办了“经济与人”版,在北京记者站当过站长,管理过十几人的编辑部团队,多重锻炼,受益良多。
1994年至1995年我在北京记者站一年半,既为报纸组稿,更要沟通公关,交朋友,见世面,收获颇丰。恰恰这段经历,为我日后再度进京创业及游历传媒江湖奠定了基础。
在《南方周末》,我经历了五任总编,即赖海晏、李孟昱、左方、游雁凌、江艺平,他们从各个方面给予我滋养;在这里,我经历了一些风云变幻,卷入一些矛盾纠纷,感受到一点世态炎凉,读懂了中国的一些事儿,使我不再单纯,逐步成熟。
我在《南方周末》的九年,伴随它从小苗长成大树。

并不情愿地上调
我的职业生涯注定与一个叫李孟昱的领导相关。他与我同为湘人,又与部队有缘,还是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师兄弟,冥冥中似乎有一种特殊的缘分!他在我成长过程中的几个节点起着关键作用。
1987年11月,南方日报社人事处来电,让我赶紧到《南方周末》报到。当时该报“艺林”版编辑彭伊娜欲调往澳门新华社工作,他们一直在年轻的记者中物色合适的填补人选。时任南方日报社编委、主管《南方周末》的李孟昱同志相中了我。
后来,另一位南方日报社编委范以锦见到我说:我不够老李争,本来我也打算要你的。
老李指李孟昱。南方日报社有个非常好的传统,同事之间从不呼官职,相互之间以“老”“小”相称,十分亲切。记得第一次见范以锦,叫:“范总。”他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叫他老范,他叫我小谭。此传统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初,现在似乎都变了。
我与老范非常有缘。大学毕业进入南方日报社,第一站碰巧分到他分管的政文部,第一次采访由他布置,第一篇文章由其亲自修改,新闻采写的基本知识由他教我。在其部门见习两月后下佛山记者站,又适逢他主导的《南方日报》二版改革:主打社会新闻,增强可读性。许多老记者与报社通讯员习惯于新华体的消息与通讯,不善于或者不屑于社会新闻。作为新记者,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我采写了大量社会新闻稿,纷纷亮相幷屡屡获奖,成为本届新来大学生的佼佼者,还作为榜样给翌年入报社的大学生介绍经验。当时,老范很想调我进其部门当二版编辑。
我相信老李看中我肯定与我的突出表现有关。当然,我爱好电影,读大学时开始写影评并在报纸上发表,毕业论文也是关于电影《似水流年》的深度解读。走上工作岗位后,除了完成常规的新闻采写,我仍然坚持写影评,包括在另一份畅销的文化娱乐报《舞台与银幕》上也发表了不少。“艺林”版当然要找喜欢文艺,有文化特长的编辑。
作为我来说,其实不想走。下记者站才一年多,工作刚适应,人脉才建立,局面刚打开,其实我想留。周围的同事们都说,在记者站锻炼三年最好,这刚开始就煞了尾,心有不甘。此外我喜欢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记者生活,喜欢写东西,不想那么快当编辑,帮人改稿子。此外,当年的《南方周末》还十分稚嫩,十分不起眼,也就属于比较高雅的文化娱乐小报,说高雅也可以说不接地气,曲高和寡,论发行量及影响力还不及《舞台与银幕》《新舞台》等娱乐小报。然而,作为小字辈绝对没有话语权,纵然有千万个不愿意,也只能就范。


短暂美好的驻站
从1986年10月至1987年11月,佛山记者站一年多,收获蛮大的。我算幸运的,佛山当年属于改革开放先行地,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为我们采写新闻提供了丰富的宝藏。加上佛山离广州只有20多公里,回总部方便,那时下站记者都想分到佛山的。
从业务上来说,我采写了大量的稿件,也留下一些有质量的稿子。比如我和梁海坤合作的,发表在《南方日报》1987年2月的《小小通济桥,十万香客过》,批评佛山人过年一种带有封建迷信的传统习俗,获《南方日报》当月好新闻奖。
梁海坤是《佛山日报》的高产记者,年龄比我大,因志同道合而成为采访写作的“黄金搭挡”,经常采访出双入对,回来一起商量,共同创作,不亦乐乎!1987年11月我们合作了一篇《大榕树下的“议政亭”》,讲述三水县一个村庄的一群老人常聚在村头榕树下议村事提建议并被采纳的故事。该文刊登在《广东农村报》一版,获该年度全国农村报好新闻一等奖。
此文报料者即另外一个合作者叫梁文启,是《南方日报》新闻秘书中的优秀者,他教师出身,新闻敏感强,当年我们常去他所在的三水县采访。
当时与我合作密切的同行还有广东电台驻佛山记者赵彪、骆毓琳,他们后来都离开了新闻圈,前者下海,后者从政。
在佛山我还结识了一帮朋友,比如气象局梁师兄,我经常跑到他们单位玩,他也常来记者站耍,留下许多快乐时光。可惜后来他喜欢的女医生却对我有意思,而我完全没感觉,阴差阳错,信息不对称,为此,梁师兄伤心了好半天,我们兄弟也没得做了。
与佛山的缘分还体现在后来的太太亦来自佛山。

仍嫌稚嫩的报纸
1987年的南方日报社办公楼位于广州东风东路729号(现羊城晚报社旁)大院内,据说此地为报社“文革”时“侵占”广东工学院的房子,学院一直在想尽各种办法拿回来。《南方周末》办公室只有一间,从办公楼正门进上二楼转右即到,约60多平方米的房间内挤着十多个人在一起办公,中间放着一套喝茶聊天的黑色沙发。
在此屋办公的有副主编左方、余达,编委陈兆川,编辑彭伊娜、陈微尘、李益伦、苏丽容、张翼飞、张向春、卢昆、邝志强等。当时《花鸟世界报》两位员工张志光与许庆雄也与我们一个部门,张兼《南方周末》副主编。
《南方周末》创刋于1984年2月11日,由南方日报总编辑兼党委书记丁希凌提议创办,其定位为《南方日报》的增刋与补充,以思想性、地方性、知识性、趣味性见长,寓思想教育于谈天说地之中,属于雅俗共赏的文化娱乐类周报。所以主编都从《南方日报》文艺部抽调。
《南方周末》最难得的有独立刊号,当时加上南京《周末》与湖北《楚天周末》,全国只有三家才有独立刋号。后来国内周末版、周末报热,独立刋号价值得到凸显。
我大概在1987年11月报到,此时的《南方周末》对开四版:头版、二版为”求知”与“家庭与社会”合版,三版为长篇连载、四版为“艺林”。头版内容多为“三星两家”,即影视歌的明星加作家、画家的新闻;四版为文化艺术活动的报道与文艺评论加电视剧故事介绍;二版属于知识性、趣味性的休闲内容;相对来说,三版的长篇连载最有特色。当年选对一个好连载,报纸发行量能上升几万份的。一般的报纸都上连载。“周末”选择一些文革题材与社会热点题材的连载很有市场。
在我看来,早期《南方周末》的最大卖点即连载,对拉动发行起到主要作用。尤其1986年刊登严家其、高皋编著的《中国“文革”十年史》特别火,拉动10多万的发行量。可惜只连载了16期即刋至1987年1月9日被叫停,编辑部以香港作家亦舒小说《风信子》接龙,反响平平。3月27日换大鹰的纪实文学《志愿军战俘记事》评价有所回暖,之后“周末”连载只选纪实作品。另外特別有影响的长篇连载还有《苍海横流一一邓小平(1969一1973)在江西》《疯狂的海洛英》《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服务员眼中的领袖们》《晚年时期的毛泽东》《洋行里的中国女雇员》《文坛悲歌一一胡风反党集团冤案纪实》等等。

几位领导的故事
1989年对于中国人来说属于特别的年份,那场风波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记得热血沸腾的老左曾想在头版刋登学生游行的图片,后来被李孟昱否了。说明李领导更有政治智慧,而老左仍属于冲动型的人。如果当年真刋登了,老左可能麻烦就大了,就不会有后来那么多的作为了。
我也很幸运。一家杂志的年轻记者开摩托车到报社找我一起去参加游行,恰好我不在办公室,否则有可能跟他走的,因为他是我的老友,我比较重义气,加上年轻冲动,一切皆有可能。后来,我的这位朋友被审查了很久。
之所以讲此轶事,皆因我清楚地记得1989年上半年我们还在老报社,下半年我们才搬进了新大楼。1989年7月7日的《南方周末》四版报脚的地址正式改为广州大道289号。我们的办公室在9楼,依然与《花鸟世界报》合暑办公。我与《南方周末》第二任主编赖海晏在一起,还有余达、陈微尘等。当时主编都无自己独立的办公室,要与我们小字辈同房。
赖主编给我的印象文人气极重,相当内秀,说话慢条斯理,做事谨小慎微,文章纤秀内敛。他在《花鸟世界报》开了专栏,也时常为《南方周末》一版的“周末茶座”与艺林版的“雨丝”专栏写稿。他养生有道身体好,天冷也洗凉水澡,冬天还穿着短袖衣。1991年初,赖主编调任省文联副书记。
顺便说一下,我经历了《南方周末》第二任到第六任主编,其实第一任主编关振东亦熟。他原为《南方日报》文艺部主任兼《南方周末》主编,后调至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兼《共鸣》杂志社社长,还约我为其杂志写过不少稿。
虽然老赖当主编,但他基本上放手让副主编左方干。老左属于《南方周末》早期的灵魂人物。
老左1962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进入南方日报社文艺部,“文革”时十分活跃,当过造反派头目,夺过报社的权。“文革”后被作为“第三种人”遭受审查,在报社资料室冷藏6年,1983年复出参与筹备《南方周末》的创办。
大块头的老左喜欢叼着香烟坐着神侃,天南海北,滔滔不绝,只要你愿意听。
老左是典型的工作狂,爱社如家,早来晚归,为我们树立了敬业的形象。
我要感谢他,他不仅教我业务,介绍办报理念,还告诉我不少做人的道理。
我进《南方周末》第二天,他就亲自教我如何改稿子,我的编辑业务基本训练源自老左。
他会对毎一位新进员工强调《南方周末》的报训:有可以不说的真话,但绝不要说假话。
他说:办报的最高境界是玩报。
他还说当领导应有“盗亦有道”的精神,即先入,后出,均分。在《南方周末》,年轻人很幸福。即便出了问题,领导会为你担责保护你。这也是当时南方日报社的好传统。
他还告诉我:做人要真实。
他曾语重心长对我说:别人怎么教育你都没用的,只有自己摔倒了,才会长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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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喜欢说:手里没把米,叫鸡也不灵。强调领导要给下属足够的待遇,否则留不住人才。
……
这些话朴素而形象,很有营养,受益无穷。
老左有意识把”周末”变成“绿洲”,营造健康的业务氛围与团队文化,为年青人无拘无束开拓创新提供了良好的氛围。
还有一件要事,我要感谢他。1990年报社派我参加由甘肃报协组织的“丝绸之路万里行”,全国20多家报社的记者参加了活动,大家乘车从西安出发,沿古丝绸之路一直到新疆阿拉山口。因主办方总带我们去一些企业参观,占据了欣赏更多西部著名传统文化景观的时间,私下里大家心中有气,议论纷纷。我年轻气盛,带头骂了组织带队者,后来此人到报社主要领导张琮面前告我黑状。领导惩罚够狠:写深刻检讨并延迟我的中级职称的转正。工作以来我一路顺风,首遭重创,十分痛苦无奈。老左为我着想,特意找到同去参加活动的《羊城晚报》记者了解情况,并将实情向主管领导反映,说情,等于给我平了反,才不致于在报社太难堪。
老领导中,副主编张志光我印象极深。早期他负责《南方周末》的广告,几乎所有广告均为其一人拉来。他有一批铁杆的客户,全靠喝酒建立起来的感情,因为酒喝得太多,以致掉了不少牙齿,我常没大没小地与他开玩笑,说他喝酒是“无耻下流”。与老张的缘分一直延续到1997年在《南方都市报》共事。

劝我留下的贵人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遇到贵人。即关键时期给我们帮助与支撑之人。因为贵人相助,使我们的人生轨迹发生好的变化,令我们事半功倍,生命变得更加精彩!
给我带来好运的贵人很多,游雁凌是其中之一。
我在《南方周末》可分三阶段:1987年11月至1991年8月;1991年8月至1995年10月;1995年10月至1996年10月离开。第一阶段属于左方主导的时段,第二段属于游雁凌时代,第三段游已走,江艺平继任。我最开心的日子当然在第二段。
1991年8月5日,游雁凌从深圳记者站副站长提任《南方周末》副主编正式上班,此时,我已准备离开报社,原因不少:
其一,《南方周末》影响力有限,虽然有二、三十万的发行量,但在广东并未有太大的知名度,甚至比不上《舞台与银幕》《新舞台》等娱乐报。
其二,不喜欢《南方周末》工作方式。我从记者站上来,喜欢往外跑,屁股坐不住,喜欢写稿,不喜欢编稿。而《南方周末》采编合一,约稿为主,与我的兴趣及特长不对路。
其三,感觉在《南方周末》没前途。除了上述甘肃记协告状之事让我觉得很受伤之外。还有一件关于广告的事。
我的一位电视台的朋友通过我签了一个广告合同,但竞争对手的同类广告以高价为诱因,找到广告部负责人要求撤销我朋友的广告。广告部主任找我希望我通融一下。我觉得凡事有游戏规则,有个先来后到,况且没几期登完算了。但老左站在广告部一边,我不高兴就在老左面前发了一通牢骚。冲动是魔鬼,至今仍后悔。自此老左认定我很在乎那点广告提成,对我另眼相看。现在回过头来想想,有提成因素,更重要的还是规则问题。我也知道老左有意无意中在领导和同事中传播对我负面看法,今我郁闷,我觉得再待下去不可能有好的未来。
我曾将“好男儿志在四方”的纸条压在办公台玻璃板下。据说李孟昱看见后很不高兴。
我将想走的意思告诉老游,他专门请我吃饭,极力劝我留下,跟他好好干。我被他的真诚所打动,同时我真心佩服老游的才华,我留下了。士为知已者死。后来我确实充满激情,全幅身心投入了工作。
我心里很清楚,老游为我创造和提供了很多机会,比如带我一起创办“经济与人”版,比如派我去北京创建北京记者站,甚至让我跟李孟昱、左方和他等三巨头一起去香港,考查《明报》,有幸拜访到大名鼎鼎的散文家董桥,让其他的同事羡慕嫉妒恨。我相信他也在领导面前讲了我很多好话,为我消除负面影响。1993年10月我被提任编委,当然主要因为他的努力。他是我生命中的大贵人,我一直对他心存感激!
我跟游雁凌在一间办公室办公,因为筹备“经济与人”版及北京记者站,他带着我去北京组稿、公关,见作者,会领导,使我近身领略其超强的业务水平与公关技巧。
用一表人才,风流倜傥形容老游绝不为过。他来自特区,观念新,又不差钱。他性格豪爽,伶牙利齿,能饮善饮,易交朋友,公关一流,同时能写会编,策划经营,样样在行,在我眼中他是神一样的大帅哥,几乎没有他办不成的事儿。他想与谁接触都能找到关系,想打通什么关节都能如愿以偿。《袭警案》差点让《南方周末》遭致灭顶之灾。要不是老游从中斡旋,上窜下跳,不可能有后来安稳的环境与发展。
老游家在深圳,常与我们年轻人AA制,我未婚,频繁参与其中。应该说,他一直把我当小兄弟看待,我一直当他既是领导也为兄长。我有些桀骜不驯,有点侍才自傲,但对游大哥绝对心服口服。我觉得他肯定属于报社接班人最佳人选。正因此,我一直自责,在他最困难之时没有坚定支持他,并与他站在一起。
当然,人无完人。纵然游大哥对我千般好,我依然认为他喝酒太凶,酒后失态发酒疯时有发生。我亲眼所见,有一次他喝多了一拳头把自己办公台的玻璃砸碎了,翌日不知从那里弄块玻璃自己吭哧吭哧搬上来了。

后来他因醉酒出事,别人拿喝酒说事让他吃了不少苦头。此为后话。

非常有缘的兄弟
同事中与朱德付最有缘分。我们都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他是硕士,长我一岁,但我比他先到报社。我们都从地方记者站调上来,理念近,脾气投,较默契。我们一起合作写过几篇稿子,每次大家商量一个提纲,他写一半,我写一半。
我们一起完成了《深圳大爆炸》《阳光下的阴影一一广州火车站纪事》等有影响的力作。记得写《深圳大爆炸》时,我们在深圳采访了几天回到广州,翌日要交稿,游雁凌把我们安排在一个小宾馆,吃完晚饭,商议提纲,下半夜分头写稿,我两个小时写闭便疲惫地睡去,醒来时见德付兄仍在灯下伏案,可想其毅力。
记得他写过一篇长篇连载《我不是一个坏女人》,使《南方周末》发行过百万。
我俩当年被称为《南方周末》的亨哈二将,或叫双子星座。
我们的缘份一直延续:我们同时被提拔为《南方周末》编委;我们前后脚进入《南方都市报》任副主编;2001年,我拉他进京共同创办《京华时报》;2006年我在《南方工报》不爽之时,他介绍我去《三湘都市报》;2009年,他到杭州任职阿里巴巴副总裁,他曾推荐我进去做渠道,可惜当时在东莞挺好的,终致放弃。

并肩作战的同事
从1987年进《南方周末》,每年都有新同事加盟,头几年较少,1991年多了不少,皆因翌年扩版,包括徐列、朱德付、严忠明、谭庭浩、黄灿、刘可英、林伟、朱德付、马莉、章梅等一批新鲜力量进来,编辑部热闹了许多。
我们在1992年夏天一起创办了19天的奥运特刋。此项目由张翼飞提议,游雁凌总指挥。奥运特刋一鸣惊人,既扩大了《南方周末》的影响力,也锻炼了队伍,还挣了钱,当时每人分了一万元奖金,那个年代属于一笔不菲的收入。
奥运特刋的成功奠定了游雁凌在《南方周末》的江湖地位。
1992年8个版《南方周末》设置如下:一版、人与法、长篇连载、寰宇、芳草地、文海撷英、家庭生活和医药与保健轮流出、艺林版等。1992年12月11日撤“文海撷英”版,换“经济与人”版。
1992年沈颢、李晖、陈朝华大学毕业后进入《南方周末》。记得刘陶说:新来的大学生由《南方周末》先挑。南方日报社扶持子报策略为后来一批子报壮大奠定了基础。
1993年到1994年又有一批新人加入。其间副主编卢昆调体育部,陈志红从省作协副秘书长调入任副主编,徐列从《南方周末》调到《南方日报》文艺部又调回。
1994年《南方周末》十周年,照了张全家福,共27人。他们是主编左方、副主编游雁凌、邝志强、李益伦、陈志红、徐列、编委朱德付、谭军波,采编沈颢、陈朝华、谭庭浩、李晖、李多钰、蒋才虎、苏丽容、马莉、章梅、陈微尘、黄灿、张向春,发行谢志刚,广告杨昌玉,财务吴志泉,后勤刘桂卿、陈清莹、王秋菊。
那是《南方周末》最和谐最阳光的黄金时代。当时,我们度过了《袭警案》危机,事业蒸蒸日上,内部十分和谐,尤其老左与老游关系黙契。
1994年进报社的员工有刘洲伟、郭其龙、洪昊、张天山、喻华锋、马苏格等。
从1995年筹备扩版到1996年扩版成功,又进了一大批人,包括赵启强、张抒(赵牧)、方进玉、方迎忠、赵晓苏、张小文、李戎、陈菊红、李思坤、李有祥,孙保罗、赵世龙、鄢烈山、曹西弘、蔡菁、尹宝军、何保胜、姚中才、解艳、朱强、郭国松、罗长禄、谢晓、吕祥、陈东阳等等。可谓人才济济,绝不是“三流人才办一流报纸”了。

1995年10月,我从北京记者站调回,负责第三编辑室。我们的版面有时尚、写真、艺林、体育广场、五羊角、消费广场等等。我的同事有陈微尘、张抒、尹宝军、郭国松、赵晓苏、方迎忠、李戎、张小文、蒋才虎、陈菊红、解艳等等。

早期员工的开心往事
个矮头大的严忠明在《南方周末》待的时间不长,他是华东师范大学的研究生,我老乡,且精通易经,曾在开会时帮我起卦,说明年三月有来自北方的危机。果然,甘肃记协的人因“丝绸之路万里行”之事找上门告我状,真的太神,不得不服!后来他辞职去了惠州,专门帮企业看风水为生。
李有祥是《南方周末》第一位博士,也是唯一的博士。他似乎不适应环境,最后调整到其他部门。从此《南方周末》再也不招博士了。
当年被领导认定不适合《南方周末》的员工而调走的不少,其实并非都不行,比如我的师弟黄灿当年被调整到《南方日报》夜班部很不情愿,谁也想不到多年之后他杀了个“回马枪”,当上了《南方周末》第十任主编。另一位调去日报夜班部的林伟,后来成为中国青年报社广州记者站站长。
记得当年《南方周末》的人《南方日报》抢着要,好用。
谈点开心的事一一
陈朝华刚进报社头一天,正好在电梯里见着老左,他马上说了句:“丑媳妇终于见公婆了!”后来大家一直拿此事笑话他。
女编辑章梅是著名作家章明的侄女。老左准备引进她后,对我们几位未婚男青年情不自禁感叹道:“真係靓!”(粤语“真漂亮”之意)让我们充满期待,真人亮相后令人大失所望。不知老左真的审美有问题,还是故意诓我们。于是我们私下里叫章编辑“真係靓”。
老姑娘苏大姐很随和,我们经常拿她开玩笑。有一次单位组织旅游,出发前我们几个男同胞在办公室谈女人是什么?一位男同事说:女人像车。此时苏大姐进办公室说:“上车了!上车了!”大家轰堂大笑。
有一次喜欢浓妆艳抺的“小女人散文作家”黄某某到编辑部找我聊天,后来李益伦告诉我,老左见我们俩在聊天,对老李说:军波怎么把妓女叫到办公室来了?!
毕业于复旦大学的,有点胖的才女李多钰刚进《南方周末》时,非采编部门,而是到了广告部。其名字的广州白话发音为”你多肉”,我叫开后有人跟着叫,不知道李美人是否耿耿于怀?
老左说话有点口吃,一激动就“哩个哩个哩个……”,年轻人私下里都喜欢模仿他。
……
类似的笑话多了去了。
当年年轻的我性格活跃,比较调皮,没大没小,喜欢拿人开涮,喜欢讲段子,喜欢起绰号,喜欢“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当然我全无恶意。在报社我犹如一个跳跃的音符,给大家带来快乐!多年以后,陈菊红还叫我:周末段子大王。

优美华丽的转型
如果《南方周末》仍然保持文化娱乐为主打的周报,就不可能有后来的辉煌局面和影响力。
《南方周末》从文化娱乐报向综合性大型新闻周报转型,是由游雁凌发起策动并逐步实现的。
回忆“强化新闻性”的源头,应追溯到1992年9月25日至28日的“鼎湖山会议”。
因奥运特刋一战成名,充分显示了老游的组织才能、策划能力、公关水平,得到李孟昱、左方的高度肯定与赏识。他很快升至第一副主编,协助老左抓全面工作,老左此时极度依赖老游,基本上有求必应,老游的任何建议与想法都会得到老左的全力支持。1992年已形成李孟昱、左方与游雁凌的”铁三角”。
游雁凌私下里与年轻人关系密切,知道小字辈们对《南方周末》现状并不满,其实我相信他自己更不满意,于是他决定开一个务虚会,探讨报纸存在问题与未来走向的建议。老左支持老游,并让老游带队,他与几个老同志不参加。当时与会者为:游雁凌、朱德付、谭军波、苏丽容、谭庭浩、张向春、沈颢、李晖、陈朝华、黄灿、伍丽娜等11人。
与会者一致认为:现在的报纸存在着对社会题材,尤其对当前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关注不够;新闻性不强;稿源、选材面较窄;欠缺章法等问题。《南方周末》虽然已扩为八版,但总体上仍偏重文化娱乐与副刋的内容,难以成为有影响的主流媒体与权威媒体。大家认为整张报纸要有所突破,必须更新观念。《南方周末》必须强化新闻性,从文化娱乐周报往综合性大型周报的方向转型、过渡和发展。当然,“周末”的新闻不等同于日报,它应打第二落点,探寻新闻事件的台前幕后及深度透析。
老游将大家意见归纳为“三结合”方针,即“在强调周末特色的同时,要注意和社会性(社会题材)结合起来;在强调可读性的同时,要注意和新闻性结合起来;在坚持娱乐性的同时,要注意和(对现实的)参与意识结合起来”。并明确提出:“要增强新闻性.要更新可读性的观念。新闻性本身,也是一种可读性”
其实,对于一直从事文艺副刋工作的李孟昱与左方两位领导来说,对如何体现新闻性应该缺乏概念。老游说,他们俩开始持反对意见。我觉得十分正常。只有像游雁凌这样从记者站上来的,才知道新闻性对一张报纸的重要。好在游少帅是一位意志坚定且足智多谋之人,你们不是怀疑吗?不是没感觉吗?那就做 给你们看。
他身先士卒,每周主持业务例会,研究选题,布置选题,指挥作战。他也特别倚重我和朱德付两位记者站上来,有采访经验的年轻人。我们自然也领命冲锋,敢打敢拼。1993年《南方周末》出了许多接地气的策划新闻、调查新闻,比如朱德付采写的《包房里的公仆》《当代“门房”面面观》,陈朝华的《上海滩:向暴利宣战》,我和德付合作的《深圳8.5大爆炸》《为歌迷制造偶像》,我与朱德付、陈朝华撰写的《阳光下的罪恶一一》,等等。这些报道赢得社内及社会上良好的口碑,使领导们更加放手让游雁凌带着年轻人大胆往前冲!
又是老游的提议,将“文海撷英”改为“经济与人”版。李孟昱、老左两位领导一开始坚决不同意:认为经济新闻属于最硬最缺乏可读性的品类,怎么可以上“周末”?老游就是要探讨如何将经济新闻软化,增强可读性,使《南方周末》介入经济社会,产生大影响。他亲自编概念版,从各种经济类报刊上,亲自选出一批他认可的文章,让美编张向春并出两个"我心眼中的经济版"的样版,终于说服了李、左两位,让领导释怀。当然也是因为他来”周末”几乎从未干过失败之事,得到领导充分信任与放权,才使其得到宽阔的施展空间。后来,他带我到北京、上海找一流作者约稿,包括夏林、吴锦才、王志纲、田惠明、杨继绳、曹思源、高鹤君、陈雅妮、严卫民、习慧泽、周俊生等国内一流写手均成为我们的作者。我们拜访了于光远、童大林、杨培新、樊纲、萧灼基、魏杰等经济学家,还有《经济日报》总编辑范敬宜(后来调任《人民日报》总编辑),请他们为我们提写版名,等等。1992年12月11日,“经济与人”版甫一亮相,好评如潮。记得在创刋半年内,毎期都收到读者来信赞扬该版。
1993年的《南方周末》一版社会新闻强势,加上原来的“人与法”与新办的“经济与人”版,共同支撑“新闻性”的张力,使《南方周末》对社会、现实的参与功能得以强化,对于《南方周末》最终走向新闻周报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1994年9月16日,李孟昱代表《南方日报》编委会宣布:由游雁凌正式主持《南方周末》全面工作。老左去旅游3个月,回来后就办理退休手续了。1994年12月13日,经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宣传部批准,《南方日报》编委会正式任命游雁凌为《南方周末》第五任主编。
1995年3月起,游雁凌提出并多方游说,《南方周末》要从1996年1月起扩至16版,终于得到《南方日报》编委会、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的批准。老游还完成了《南方周末》内部的机构调整、干部任命、上级批文、全国7个分印点均采用了卫星传版、版面设计方案、人员招聘、扩版后的广告经营方案等等一系列基础工作。1996年的《南方周末》除了保留原来的8个版外,增加了时事纵横、社会观察、众生相、体育天地、世界经济、文化观潮、时尚、写真、五羊角、消费广场、信息时代等多个版面,已经成为包罗万象的新闻周报了。
然而,泰极否来。老游连遭意外,屡受打击,先因醉酒遇刼,再患重度肝炎,可谓祸不单行,回深圳住院2个月去了。李孟昱让已退休的老左回来临时代理工作,左、游两人意见开始相左交恶,当年“铁三角”不复存在,失宠的老游极不情愿地黯然离开。其中内情后来从老游出版的回忆录中才恍然大悟。

1996年3月5日,南方日报下文,免去游雁凌《南方周末》总编,调任南方日报社副总经理。
1997年4月25日上午9:20,游雁凌离开了《南方日报》,告别了广州大道中289号大院,也告别了他已从业18年的新闻生涯。此时,他站立在报社大门口,向着采编大楼和大楼前那银色的“火凤凰”社徽雕塑,深深躹了一躬,抬头时已是泪流满面……
正所谓: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我对报纸的贡献
从1987年底进入《南方周末》到1996年10月离开,我肯定是该时间段发稿最多的记者。
大量的自采稿件中有几篇重点一提。
1993年8月5日,深圳清水河发生危险品仓库大爆炸,导致多人死伤,深圳市公安局两位副局长死亡,3.9万平方米建筑物毁坏,直接损失2.5亿元。
游雁凌为了尝试“周末”抓动态新闻派我和朱德付前往采访,采访归来适逢翌日要上版面。老游将我俩安排在报社旁边一家小宾馆,我们连夜赶出稿子,这就是1993年8月13日《南方周末》一版刊登的《深圳8.5大爆炸》。我们的文章比抢时效的日报文章更有深度与宽度,口碑极佳。此为《南方周末》抓动态新闻的典型案例。之后,逢重大突发事件“周末”会有意识派记者发原创稿件,不再约稿了。
1993年8月20日,《南方周末》刋登了我与朱德付、陈朝华合写的《阳光下的阴影》,报道了广州市火车站藏污纳诟的乱象。为采写该报道,我们假扮顾客深入一线,跟着拉客仔到黑旅馆,深入虎穴,实地调查,虽险象环生,终于拿到第一手资料。文章刊登后好评如潮。
1993年3月我撰写的《珠海有个科技村》荣获年度广东好新闻二等奖。
还有一篇被枪毙的稿件值得一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州街头挂部队牌的军车横冲直撞,乱停乱放的现象十分严重,交警即便抓了违规军车,亦要交部队处理,往往睁只眼闭只眼,助长了军车的无法无天。由于军车闯红灯造成人为拥堵或事故,以及军警冲突之事时有发生。我是大院子弟,对广州军车无视交警的历史有一定了解,于是在1993年夏天的一次业务研讨会上,提议写一篇调查报道。
我的选题得到游雁凌的首肯,会后我和陈朝华马上投入战斗,在街头收集了许多证据,采访一些相关人员,几天成稿《红绿灯下,谁是老大?》。该文很快在老游与老左那儿过了关,但到了李孟昱那里触礁,认为选题敏感,要请军区政治部审稿,可想而知,自然无法通过。我一气之下交给远在南京的《服务导报》。该报副总编辑郭江陵是我在“丝绸之路万里行”活动中结识的老友。当年他们的报纸市场化程度高,可读性强,发行量大,很有影响力。其头版刊登社会新闻题材的大特写,且在全国范围内约稿。我发去的稿件很快刊登,后来他告诉我南京军区对该文意见极大,认为部队的事地方不该管。好在当时没有互联网,广州军区看不到,否则我可能会受到更大的压力。
1992年,《南方周末》头版开辟“都市流行色”栏目,专门捕捉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时尚前卫的亮点。我朋友多,关系广,够敏感,采写了大量的稿件。如《AA制消费在广州》《老广过年也新潮》《HiFi音乐会走俏羊城》《深圳看赛马》《方块机的魔力》《专卖店走俏羊城》《立体照:深圳家庭新情致》等等。广东领风气之先,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我的稿件常被其它媒体转载,我有了当名记的感觉。
在《南方周末》,采访属于副业,主业是编辑。
1993年7月2日《南方周末》刋登了由我组稿,由田惠明撰写的《通货膨胀,抑或通货腐败?》荣获当年广东好新闻一等奖。这是《南方周末》创办以来首次获此殊荣。
1994年7月,我被派往北京任《南方周末》北京记者站站长。在那里我认识了陆建华、郑也夫、孙立平、杨东平等社科院社会所一批青年学者,让他们为“经济与人”版开了“夜的眼”专栏,专门剖析敏感的社会问题,受到读者欢迎。

老游和老左的大战
我在《南方周末》待了九年,之后进入《南方都市报》,从采编转发行,接着转战国内东西南北中,极少与《南方周末》人交集。
近些年,有感于人们谈论《南方周末》历史时,极少提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游雁凌,有的是真不知道,有的是故意选择性遗忘,我觉得不公平。于是一有机会便为其鸣不平。2007年发表博客《酒色才气游雁凌》为其讨公道。
久违的老领导与我接上头,向我讲述曾经的老左如何算计他的故事,才了解其中许多惊心动魄的内情。他说1996年已撰写了40万字的《我在〈南方周末〉的日子》的回忆录,真实记录了他经历的那些年那些事。
2010年,郭国松欲写《南方周末》史,希望采访游雁凌。这年夏天,我陪他到深圳见老游,他给国松看了《我在〈南方周末〉的日子》的内容提要、目录和个别章节,但没给我看,大概书中多处涉及我,不方便。他说之前老同事中只有陈志红看过全书稿。
2012年2月15日,左方接受腾讯大家专访发表,讲述其个人史,其中涉及《南方周末》部分占有相当的篇幅。
该年3月8日我与蒋才虎到汕尾看望老领导游雁凌,说起老左的专访,他十分气愤,说有许多内容与事实不符,准备出版回忆录,还原真相。3月9日我发了条微博:“昨天到汕尾见老领导一一原《南方周末》总编游雁凌,说起近期腾讯采访原老主编左方的文章(《南方周末》是怎样炼成的)。游总认为其中有太多臆想、造假、贪天之功为己有的地方。其实他早就写了40万字的手稿《我在〈南方周末〉的日子》,本打算退休后出,我建议他早点出版。我相信左游之战绝对𣎴亚于方韩之争。”

方韩指方舟子与韩寒,当时正为韩寒是否代笔而唇枪舌战。
后来我介绍我的大学同学、汕头大学出版社胡开祥看书稿并希望他能出版,恰逢2013年元旦《南方周末》新年献辞事件,结果努力半天,因敏感而流产。
等不及的老游将1997年完成的书稿交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时间为2013年12月。第一版很快售罄,2014年3月再出二版。2014年11月又出第三版,书名从原来的《我在〈南方周末〉的日子》改为《在这里读懂中国》,原南方日报社掌门人刘陶为其写序。刘社长是《南方周末》从一棵小苗长成大树时期的主要领导与强力支持者。
老游将书寄给南方日报的许多老同事,也送了我一本。看了书才真正了解当年很多不为人知的内情。老游有写日记与收集资料的意识与习惯。书中叙述的人和事竟能细化到某年某月某日上午或下午,地点、场景及对话均历历在目。刘社长在《序》中,说老游的回忆录,“客观、详尽、公正、真实”,“让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正如老游自己的话说“书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每一句话,都必须是真实的。要给后人留下一部最真实的历史,而绝不允许那些被人为地严重歪曲过的'历史'。”因而他的书有理有据,颇具说服力。
书中有不少涉及我的内容,特别讲到北京记者站内勤写信投诉我,他跟老左说了,造成我对他本人有意见。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有那封信。我对游大哥心存敬意,但我也心中有愧,在他最困难之时,没有坚定不移站在他一边,有明哲保身的心态。但我没有落井下石,且骨子里向着老游。记得刘陶社长找我谈话,我说:如果游雁凌走了,不知谁比他更合适当《南方周末》的主编?
当年老游欲将我从北京记者站调回,我确实不情愿。其一,时间短,各方面关系刚建立,局面刚打开,比较得心应手,不想那么快回去;其二,记者站生活较轻松,自己已习惯。当然我都是站在个人角度看问题,而游老大当时为了筹备从1996年1月起扩为16版,他必须站在全局,调兵遣将,个人应该服从组织。我千不该万不该因此事向他发脾气。我相信当时他心里肯定很失望。
老游出书,老左其实从2012年初起,也早就在筹划出书。所以他于2014年6月在香港出版《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一一〈南方周末〉创始人左方口述历史》。将腾讯采访的长文延伸扩充而成,钱钢作序并推荐。钱未与游雁凌共事过,亦不知左与游联手打天下时的轰轰烈烈与后来的恩怨情仇。该书约25万字,分五章,分别为少年、青年、中年、壮年、老年5个时期。第四章即壮年时期涉及《南方周末》内容,共8万字。与游雁凌的书相比,老左的书更多是谈理念,且许多回忆与事实有出入。与腾讯采访长文相比,他在书中删除了8000多字丑化游雁凌的内容。
2014年10月号的《炎黄春秋》发了左方的稿子《<南方周末>停刋风波》,此文基本上是《钢铁是怎样炼不成》一书的摘录。《南方周末》第二任主编頼海晏在12月号发表《〈南方周末>是谁创办的?》,对左文中将《南方周末》功劳归为已有的观点进行反击。
2014年12月13日,游雁凌针对老左的《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一书,在天涯网的传媒江湖上,推出15万字的反击文章《推倒那泥塑的“丰碑”一一左方的〈口述历史〉伪考》。针对老左书中口述的关于老左的家世,尤其关于《南方周末》的很多史实进行考伪与还原真相。
我相信左游的笔墨官司还将继续。
说实在的,老左、老游都是我的老领导,均有恩于我,如果让我当裁判下结论,很难很尴尬。
老左善于思考,优于总结,喜欢坐而论道。而游雁凌敏于行,了解基层社会,把握时代潮流,擅长实战应对,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长䄂善舞。他们一动一静,相互配合,则乘风破浪,所向披靡。一旦相互交恶,亦为强强相争,地动山摇。
老左真正遇到了对手,老游不是软杮子。
在我看来,英雄创造的历史,没人可以随意抹杀。英雄留下的丰碑,你说与不说,它都在那里。作为见证者,我们有必要还原历史,尽量使其接近真相,为后人留存思考分析的材料,尽量避免把历史当婊子的丑剧频繁上演。

《南方周末》的三时代
2005年记者节前夕,我的朋友王大赛策划做一专题文章,寻访《南方周末》黄金一代。采访了10多位老”周末”人,我在其中,当时身在重庆。我抛出自己的观点:2001年前的《南方周末》分为清晰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左方时代。北京大学毕业的左方有着理想主义、自由主义与启蒙主义思想意识,他奠定了《南方周末》的精神基调;第二阶段,游雁凌时代,即转型期。从一份文化娱乐生活报转型为综合性大型新闻周报,发行突破100万,广告收入几千万,1995年利润800多万,1996年1700多万,真正实现了老游当初提出的从8版扩为16版后,“扩版一倍,报价提高一倍,经济效益增加一倍”的目标,在全国形成了真正影响力,奠定了腾飞的基础。第三阶段,江艺平时代,即鼎盛期。产品更成熟,国内外影响大,广告过亿。《南方周末》成为南方报业乃至全国报业的“黄埔军校。
我的观点亦在2006年出版的《发行中国》一书中陈述。我在《南方周末》经历了三个时代,很幸运的.
我在江艺平领导下的工作时间不长,半年左右。她也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78级的。江师姐外表柔弱,内心刚强,从其杂文可见一斑。她才华横溢,洞察秋毫,且态度温和,善解人意。我曾对老左说:在江大姐手下工作,你都不好意思犯错误得罪她。
1998年10月,退休返聘达四年之久的左方同志终于离开《南方周末》,返聘时间之长创历史纪录。
2001年,江艺平离开《南方周末》,该报鼎盛期亦随之结束。这一年正好我离开南方日报社,进京创办《京华时报》。


2014年12月13日起笔
            2015年元月5日成稿
            2015年元月12日改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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