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的诗：

许多脚步

圣像被埋在地里，脸朝上

而践踏泥土的

是车轮和鞋子，是千百个脚步，

是千万个怀疑者沉重的脚步。

梦中我走入地下一个闪光的水塘，

一次波澜壮阔的礼拜。

多么焦灼的渴望！多么愚蠢的期待！

我头上是几百万怀疑者的践踏声。

（李笠译）

树与天空

一棵树在雨中走动，匆匆走过

我们身旁，在这片倾洒着的灰色中，

这棵树有急事。它从雨中汲取生命。

犹如果园里黑色的山雀。

雨歇了，树停住了脚步。

它挺拔的躯体在晴朗的夜晚闪现，

和我们一样，它在等待着那瞬息——

当雪花在天空中绽开。

（李笠译·以上选自《欧美现代诗歌流派诗选》）

黑色明信片

一

日历被文字填满，未来难测。

电缆哼唱着一支没有祖国的民歌

雪落在海上，铅一样注沉静。阴影

在码头上搏斗。

二

生活之中，那死亡偶然选中

测量的人，那拜访会被遗忘

生活在继续，而衣服

从容地裁制而成。

（北岛译）

记忆看见我

醒得太早，一个六月的早晨

但回到睡梦中又为时已晚。

我必须到记忆点缀的绿色中去

记忆用它们的眼睛尾随着我。

它们是看不见的，完全融化于

背景中，好一群变色的蜥蜴。

它们如此之近，我听到它们的呼吸

透过群鸟那震耳欲聋的啼鸣。

（北岛译·以上选择自《北欧现代诗选》）

挽歌

我打开第一道门。
这是一个阳光照亮的大房间。
一辆沉重的小车在外面驶过
使瓷器颤抖。
我打开二号门。
朋友！你饮下一些黑暗
而变得明显可见。
三号门。
一个狭窄的旅馆房间。
朝向一条小巷的景观。
一根灯柱在沥青上闪耀。
经历，它美丽的熔渣。

果戈理

外套破旧得像狼群。
面孔像大理石片。
坐在书信的树林里，那树林
因轻蔑和错误沙沙响，
心飘动像一张纸穿过冷漠的
走廊。
此刻，落日像狐狸潜入这国度
转瞬间点燃青草。
空中充满犄角和蹄子，下面
那马车像影子滑过我父亲
亮着灯的院子。
彼得堡和毁灭在同一纬度
(你看见倾斜的塔中的美人了吗)
在冰封的居民区像海蜇漂浮
那披斗篷的穷汉。
这里，那守斋人曾被欢笑的牲口包围，
而它们早就去往树线以上的远方。
人类摇晃的桌子。
看外边，黑暗怎样焊住灵魂的银河。
快乘上你的火焰马车，离开这国度!

果戈理[另一版本]

西服破得象狼群。
脸象大理石。
坐在堆满书信的森林里，那森林仿佛因
嘲笑和失误而叹息。
啊，心象通过敌对的隘口而
飘动的一张纸。
　　
落日偷偷地来临，象狐狸来到大地上，
转瞬间点燃了野草。
宇宙间充满了犄角和蹄子，地上
双座马车象影子一样
在我父亲亮着灯的院子中间奔驰。
　　
彼得堡与死亡处于同一纬度，
（你看见那倾斜的城堡上的美人吗？）
在那冰冻的居民区周围
穿着大衣的穷汉水母般徘徊
　　
而这里，参加忌斋，他还象昔日一样
被欢快的牲口包围，
不过它们很早以前就已去
树线以上的远方草地。
　　
人类踉跄的桌子。
请看，黑暗怎样焊住了一条灵魂的银河。
快乘上你的火焰之车离开大地。
　　
　　
诗节和对应诗节
　　
最大一圈是神话的圈子。舵手在闪亮
的鱼背中间
笔直地沉下去。
离我们多么远啊！当白天置身在
闷热、无风的不安之中时——
就象刚果的绿荫把蓝色的人困在蒸汽中——
心中缓慢而弯曲的河流中的沉船碎片
重新堆积起来。
　　
突然发生了变化：在天体的静态中
被捆住的滑动了。
船尾高高翘起，情势绝望，
一场梦的残骸黯然地
对着闪着红光的海岸地带，被遗弃的
迅速向前奔去，迅速地、
无声——象雪橇的影子，象一只狗，很大，
通过雪地
跑向森林。

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简介：

瑞典诗人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获得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科学院称“他以凝炼、简洁的形象，以全新视角带我们接触现实”，“特兰斯特勒默大部分诗集以凝炼、简短和深刻的比喻为特征。在其最近的诗集，他转向了更为短小、更为精炼的模式。”

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TomasTranströmer）1931年出生于瑞典斯德哥尔摩，1956年毕业于斯德哥尔摩大学，获心理学学位，先后在该大学的心理技术学院和一个少年罪犯所工作。特兰斯特勒默1954年出版第一本诗集《诗十七首》，引起瑞典诗坛轰动，成为五十年代瑞典诗坛上的一件大事。他于1956年获《人民画刊》抒情诗奖、1958年获《晚报》文学奖、1966年获贝尔曼奖。他在诗中成功地把现实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融为一体，具有古希腊诗歌、巴罗克诗歌和超现实主义诗歌的特征。他的作品注重心理描写，想象奇特。特兰斯特勒默成名后陆续出版了《半完成的天空》（1962）《路上的秘密》（1958）、《在黑暗中观看》（1970）、《狂野的广场》（1983）、《真理障碍物》（1978）等。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1990年患脑溢血导致右半身瘫痪后，仍坚持纯诗写作。他善于从日常生活入手，把有机物和科学结合到诗中，作品多短小、精炼，往往用意象和隐喻来塑造个人的内心世界，把激烈的情感寄于平静的文字里。

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的作品曾被翻译为三十多国文字，曾获得多次国内外文学奖。他被誉为当代欧洲诗坛最杰出的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大师。多次获诺贝尔学奖提名。

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沃尔科特曾说：“瑞典文学院应毫不犹豫地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特朗斯特勒默，尽管他是瑞典人。”

中国目前翻译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的诗歌作品有以下几种：

《特兰斯特罗默诗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5月版；

《特兰斯特罗默诗6首》，李笠译，见《欧美现代诗歌流派诗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5月版；

《特兰斯特罗默诗9首》，北岛译，《北欧现代诗选》，河北教育出版，2004年1月版；

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获诺贝尔文学奖

新华网斯德哥尔摩10月6日电（记者刘一楠）瑞典文学院6日宣布，将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瑞典诗人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这是1974年以来瑞典人再获诺贝尔文学奖。

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隆德当天中午在瑞典文学院会议厅先后用瑞典语和英语宣布获奖者姓名。他说，特兰斯特勒默的作品“以凝练而清晰透彻的文字意象给我们提供了洞悉现实的新途径”。瑞典文学院的授奖声明还形容他的作品“简练、细腻，充满深刻的隐喻”。

特兰斯特勒默1990年中风，现在已大幅丧失讲话能力。他的妻子莫妮卡·特兰斯特勒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丈夫得知获奖时“有点惊讶，但非常高兴”。

特兰斯特勒默1931年4月15日生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毕业于斯德哥尔摩大学心理学专业，曾修读过诗歌、文学史等课程。他13岁开始诗歌创作，23岁出版了第一本诗集《17首诗》。自1958年起，他陆续发表《路上的秘密》《完成一半的天堂》《给生者与死者》以及《悲伤贡多拉》等诗集，逐渐在同代抒情诗人中奠定了领先地位。

特兰斯特勒默共出版过10多部诗集。上世纪60年代，他的作品被引入美国，随后在国际文坛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特兰斯特勒默的作品迄今已被译成数十种文字出版，他是最受欢迎的当代斯堪的纳维亚诗人之一。

特兰斯特勒默的诗歌主要探讨自我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死亡、历史和自然是作品中常见的主题。瑞典文学院在介绍获奖者的声明中说，特兰斯特勒默的多部诗集包含对自己童年生活的回忆，其作品的最大特点是简练而不抽象，其晚期作品更加简洁。

从雄辩到放弃

　　　　——读特郎斯特罗姆有感

　　　　　　　　于坚

“突然，漫游者在此遇上年迈

高大的橡树――像一头石化的

长着巨角的麋鹿，面对九月的大海

　　　　　　　　　那墨绿的城堡

北方的风暴。正是楸树的果子

成熟的季节。在黑暗中醒着

能听见橡树上空的星宿

　　　　　　　　在厩中跺脚”

　　　　　　托马斯·特郎斯特罗姆　《风暴》

　　　　　　李笠译《特郎斯特罗姆诗全集》

　　与其说这是一个瑞典诗人的作品，不如说它更像一位当代中国诗人的作品。或者说更像我们时代诗人们想象中的那种“诗意的”“纯粹的”而又“洋气十足”在现代主义的旗号下神气活现的东西。然而不幸的是，这首杰作确实不是当代中国诗歌。而且在某些方面，当中国当代诗歌已经给人“就是这类东西”的印象，我们还是很难发现可以和这首诗歌已经达到的水准相当的作品。

就在我出生的那年，１９５４年，以此诗为首的１７首诗在瑞典发表，轰动西方诗坛。杰出的诗人终于在瑞典语中出现了，用这种语言写诗的历史不过几百年左右。对于瑞典人来说，托马斯·特郎斯特罗姆的出现，犹如在汉语中出现了唐诗。也是的，诗人作为诗人的时代，战争、革命、分裂都已经结束，现代化已经完工。他既没有艾略特那样对现代化的焦虑，对“荒原”的恐惧，也没有艾伦·金斯伯格那样对资产阶级人间乐园的愤怒，他把目光转向了自然和他热爱的人生。一本介绍瑞典的小册子写道：在瑞典，人类文明仍然是大自然中的客人，酷爱大自然、敬重大自然，在瑞典现代社会中依然有强大的推动力，而且和信奉国教差不多。上班时间努力工作，忠于职守和自我约束，休息时完全放开、自由自在和享受生活。（见《瑞典和瑞典人》）瑞典人的世界是一个自然在很大程度上被保留着的世界，人们普遍有着某种“天人合一”式的世界观，在这里诗人与日常生活、福利制度是和解的，衣食无忧，诗人与世界的关系正像盛唐帝国时代的诗人，是审美的、感激的、诗意的，入世而又飘逸的。这使他的诗歌具有一种非时代性，来自对世界的基本事物和生活世界（只有当现时代的意识形态对于诗人不是一种窒息令人的空气，诗人才可能正常地感受到基本的事物和生活世界）的感恩戴德而不是反抗，纯诗，诗人梦想中的诗，是读者经验中的以为应该如此的诗。而这些诗译成汉语似乎也比艾略特、艾伦·金斯伯格们更是“诗的”。作为诗人，他也是一帆风顺，２３岁发表１７首诗之后，即在瑞典诗坛取得了不朽者的地位。他不反抗什么，他只是以想象力呈现了一个伊甸园式的世界。

作为汉语诗歌的现代主义，许多诗人内在的标准以其说是愤怒、荒诞、不高雅的、世俗的现代主义，不如说是庞德、托马斯们的具有古典东方色彩的唯美的现代主义，而且是李贺那样的超现实主义。北岛就深受托马斯的影响，他是最早翻译托马斯的作品的译者之一。托马斯影响了当代许多汉语诗人，许多诗人的理想，就是要成为诗人中的诗人，而且是诗意的诗人。对于唐诗，诗人们都知道，我们早已不是同一个在场，它被诗人们视为古董。但以另一种语言尤其是在西方语言中出现的类似唐诗（在一个歌舞升平的古代世界，也是古代东方“现代化”的高峰――中创造的诗歌）的幽灵，诗人们却作为现代主义来接受。其实在托马斯看来，唐诗恰恰是现代主义的经典。就象日本的浮世绘在印象派画家的眼中那样。（西方世界在二十世纪对东方文化的感应，其实不是灵感忽至，而是有着其生活世界的感受的，某种“盛世”的感受弥漫在西方许多二十世纪后期的诗人的作品中。无非有的是盛世危言，有些是盛世感言罢。）托马斯可能复苏了汉语诗人们对“诗意”的记忆，但问题是，他们与托马斯有着同样的在场么？托马斯是在二十世纪的瑞典而不是在唐朝写下这些诗歌的。

托马斯进入诗坛之所以比较容易，是因为他恰好满足了福利社会读者对所谓“诗意的”期待，这种诗意作为一种知识早已通过教育使读者刻骨铭心，这种诗意也渗透在福利世界的生活中。托马斯的诗歌再次通过当代语言使这种诗意在现时代中复活，与爱伦·金斯伯格不同，后者不仅要创造现时代的诗歌语言，而且要创造一种新的“诗意”，这种诗意与资产阶级福利社会教养中的诗意如此格格不入，以致金斯伯格为此被送上了法庭。

中国模仿者的困境是，他们既没有唐代世界的在场，又没有瑞典世界的在场。他们位于中国二十世纪多灾多难的历史中。他们可能拒绝看到这一点，但这一历史遗产就像宿命一样，使诗人们的在场在本质上与托马斯养尊处优的生活没有丝毫共同之处。他们成为诗人中的诗人的梦想并没有基本的东西来支持――与生活和自然的真正关系（这种关系是在诗人相信天长地久的状态中建立的，而不是思想解放的产物。）于是诗歌成为诗人仅仅是为了诗人一角的风度、成功和自我戏剧化的鹤立鸡群的表演的道具，以托马斯的方式来表演，那是最容易进入诗意世界的了。但在托马斯的诗歌中，那是存在，是北欧充裕的物质世界和自由精神王国中，人们对自然和人生的刻骨铭心的亲和所产生的想象力、以及无忧无虑因此在精神松弛的状态下对自然人生的深刻感受。就像歌德时代一样，诗人对于国王、大公、贵族、传统和日常生活等等，并没有阶级的意识，更没有愤怒和革命造反的情结，一切就像昔日李白应召进入皇宫一样自然。

托马斯说，他的诗歌放弃雄辩。这讲的真是像我们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学习到的那种知识，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普遍特点就是它们的不雄辩。通过精练的、点到为止的意象、蒙太奇式的组合，传达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境是古典诗歌的强项。最典型的例子莫如马致远的“枯腾、老树、昏鸦”。托马斯的现代性似乎只是这种组合的更细节化的展开。在“不雄辩上”它依然不如古代汉语诗歌精练，但它比较精确。对于汉语来说，托马斯的方式是传统，对西方来说，他却是现代派。在托马斯诗歌中，世界更多的还是语言奇妙组合的魅力，“放弃雄辩”对于他是被意识到的诗歌技术，而不像李白们的诗歌中，“不雄辩”是自在的，是不言自明者。在诗歌中，语言已经退隐，存在的魅力使读者完全忘记了语言。

隐喻、深度意象，在托马斯的诗歌中是对存在的直觉，是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无忧无虑者对自然和日常生活的直觉，沉思，他的感受是本源的，与他的生活世界和对世界的态度息息相关，他想象世界，但不是空想世界，他的想象力的美是有具体的“象”作为基础的。在他的那些不可理喻的非逻辑的语言中，我感受到真正的魔力，那些语词不是技术的积木而是精神的容器。他这种诗歌离开了本源很容易成为技术，因为“不可知”的状态，要么令读者就像面对自然一样感受到“不可知”，要么就是一个江湖骗子在玩“复杂诗艺”的把戏。托马斯是真正的诗人，他是不可模仿的，所有的模仿者，在托马斯的原版面前，只是赝品，只是可怜的技术。

支撑托马斯诗歌的东西不是语感而是智性，这种智性可以分析出来，例如，把抽象的词具体化，拟人化、戏剧化，或者反过来，把具体的事物与抽象的语词联系起来。并抛弃它们之间世俗的“雄辩”，以直觉来把握它们的组合。“盾徽一般　爪子紧抓住旅行”“玫瑰抓着遁逝的光芒”“壁炉旁的火柴　从立正倒塌为稍息”“邮票那飞翔的地毯　地址那颠簸的字母　加上我封好的真理　飞越过海洋”。如果不是因为诗人有着真正的直觉，并在组合中呈现出整体的暗中呼应，那么这样的诗只是语词的小聪明。“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对于能够用原文直接阅读唐诗的读者来说，托马斯的诗歌还是太雄辩，痕迹太多。“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直接就是说话，没有任何诗语的痕迹，但比诗语更是“诗的”。“雄辩”乃是西方诗歌的宿命，这种宿命是植根在拉丁语言的字母中的，任何从这里越狱的企图，都不可避免地会留下技术上的痕迹。但对于一个在希腊罗马这种文化传统中教养出来的诗人来说，能够“放弃雄辩”，已经足够他成为一个另类，一个现代派了。

托马斯的诗歌太属于“诗意”，一方面他是西方世界期待中的现代主义的“东方式诗意”（应该说，托马斯确实受到东方诗歌的影响，甚至他的诗歌有些就直接模仿徘句的形式），另一方面，他又是中国诗人梦想的诗意的“现代主义”。西方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在经典的意义上，它是古代的。在现实和当代的意义上它则是政治和制度的而不是审美的。在国际诗歌中，汉语当代诗歌从来没有过直接的“当代性”。而他们读托马斯的东西的时候，当然意识到它们直接就是“当下的”而不是古典的。某种期待中的中国纯诗，其实往往被理解为要么必然是托马斯式的，或者当然的，如果它不是纯诗的话，它必然是一种嚎叫。我怀疑，也许在西方看来，中国诗歌的“现代主义启示录”只是由古典诗歌传达的，而它的当代性只在“政治上”，而不在诗学上。萨义德的这段话可以证实我的想法，“关于莎士比亚或华滋华斯的知识是非政治的知识，而关于当代中国的知识则是政治性的知识”（见《东方学》１２页萨义德著　三联书店版）他的所谓的当代中国的知识也许不包括文学，但是我可以说，在西方看来，关于唐诗的知识也是非政治的知识。我还要问：关于当代英国、法国、德国或者荷兰的知识仅仅是政治性的知识么？关于艾青或者北岛的知识和关于托马斯·特郎斯特罗姆是同样的“非政治的知识”么？

为什么中国的托马斯模仿者不像托马斯那样，直接把东方作为一种经典来接受，这样不是比绕道托马斯更方便么，他们就生活在“原文”旁边？因为这样的话，路标就不是“走向世界”了，而是回归传统了。回归传统有什么不好，如果那是一个伟大的诗歌传统的话？托马斯先生天真地问。他不知道，这只是一个诗歌策略。如果没有了“现代主义”的印记，那么“走向世界”在国际诗坛成功也就没有可能。中国当代诗歌如果要与国际“接轨”的话，它必须与“当代”无关，因为那是一个“非诗”的传统，而它又不能直接借道自己的传统（一种只有西方才有资格意识到其价值的知识），它只能借道于西方认可的传统，因为只有西方诗歌才有资格成为传统，包括给唐诗的传统贴上“现代主义的标记”，想想看，唐诗经过庞德出国留洋式的改写，在中国当代诗人们眼里，成了多么牛Ｂ的东西啊！中国当代诗歌只有通过西方认可的传统，或者说，已经被处理成“现代主义”的传统，才有希望是莎士比亚之类的“非政治知识”。而托马斯式的写作当然是这方面的一个样本。一些梦想在“地位”上走向国际的诗人早已聪明地意识到这一点，托马斯其实只是一个成功的符号。在这种走向国际的策略中，诗歌中的托马斯被遮蔽起来。托马斯不再是一种诗歌的“当下”存在，而是一个类似耐克鞋上的钩子那样的一个符号。抽空了托马斯式的来自瑞典生活的基本存在，他的“象”，他的本来就在“世界中”，并不是为了“走向东方”——这种写作就成为仅仅是为了“走向世界”的“语言空转”，“接轨”技术。

同样，在这种对托马斯式诗歌的仿写中，真正的中国世界的存在、中国当代诗歌中真正的现代主义，它的“当代诗歌”也被遮蔽起来。中国世界的诗歌似乎没有它的当代性——那种既不是所谓“超以象外”的“纯诗”，也不是愤怒嚎叫的当代——从基本的世界体会的当代，没有它自己的“象”，没有它的生活常态，没有它的在场，没有它的日常的基本的话语方式，更没有它的诗歌标准和经典性。它要么是歇斯底里的“非诗”的嚎叫，要么是从纸上泊来的东方式的纯诗，它的经典意义与当下中国语境毫无关系，它只是在托马斯式的写作中才有希望成为经典。而对于托马斯来说，诗歌既不是嚎叫，也不是走向世界的纯诗。他那么写，是由于他有一个那样的他深为热爱的“经典”的当下，当然也是作为“政治性知识”的（他的诗歌充满着置身于福利国家和民主社会的幸福感。）当下。他有一个广阔的世界性的诗歌传统，其疆域甚至包括汉语，他选择此或彼不是一种“走向世界”的策略。他就在他的瑞典语世界中，他的全部灵感来自对他置身其中世界的基本状态的感受，他从来不是一个古典诗人，而是当代诗人。

我想，托马斯先生恐怕从没有像中国汉语诗人那样对“翻译体”那么敏感，“翻译体”对于某种语言中的诗歌意味着什么，它是独立于那种语言的另外的一个标准么？如果托马斯的诗歌的被接受不是由于在汉语中被接受，它的“好”不是汉语的“好”，难道他是某种在汉语中的二流东西，而在“翻译体”里面却是一流的东西么？

歌德说，拿破仑继承了法国大革命，他则继承了牛顿学说的错误。我这一代人的历史遗产是什么，是文革，是改天换地的革命导致的毁灭着自然和传统生活世界的“风暴”。我相信我这一代诗人自有我们的当代性，这是一种丰富、生动、充满活力的知识，它当然是“非政治的”，但它也是“政治的”。最重要的是，它与托马斯先生得以感受到他那种“风暴”的当代性完全不同，但我的“风暴”在激发产生伟大的经典的灵感这一点上，并不逊于托马斯的“风暴”。

对于我这种用现代汉语写作的诗人来说，我以为汉语现代诗歌的特征恰恰不是精炼，而是雄辩。这是我们陌生的传统，在不雄辩，以暗示和隐喻擅长的高度精练的古典诗歌中，世界的另一些感受，幽默感、机智、叙述的力量、细节、局部都很少能够呈现。一句顶一万句的时代过去了，我的工作是开辟汉语诗歌的另一种可能，雄辩，但是不留痕迹，一句就是一句。

托马斯·特郎斯特罗姆是当代的，所以我有幸在昆明春天的一个黄昏见到了托马斯，活人，对昆明好奇着。这老诗人已经中风，说话不清楚。他的相貌看上去有些狡黠，像一个通灵的巫师。他的瑞典话需要他的夫人用英语转述，再译成汉语，那是他的话么？老诗人已经半身不遂，走起路来，就像是他的诗歌在晚年获得了肉体，缓慢、重量、小心地迈着步、别踩得太重了，别碰坏了这世界完美中的什么。可惜他不再写诗了，只能在中文版的《诗歌全集》上签名，写得非常缓慢，中风的手颤抖着，像是牵着一条蠕动着的蚯蚓。我看见他从轮椅中站起来拄着金属支架行走的时候，总是低着头，认真地看着地面，似乎正在向一只蚂蚁致敬。

　　　　　　　　　　　　　　　　　　　　　　　 2001年4月3日星期二在春城

　　　　　　　　　　　　　　　　　　　　　　　　　　　2001年11月2日修改

　　他的诗歌语言凝练、意境深幽、情感炽热，他以其特有的表达方式为我们带来诗歌的纯净，在世界文坛独树一帜。他至今只写过两百余首诗歌，却让人无法忽略——他就是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

　　10月6日，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80岁的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折桂。对于诗人来说，这份肯定来得太迟，但似乎也可以不来，因为，他只为诗歌而歌，从不迎合读者，更不会迎合任何奖项。他只是一位纯粹的诗人。——编者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获得201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这个等待实在太久了——对于我们这代诗人而言，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几乎就是一位中国诗人，一位我们身旁隐秘的诗歌伙伴、诗艺先锋。

　　因为诗人北岛和李笠的翻译，自1980年代起，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就与中国当代诗歌紧密相连。几乎可以说，自北岛开始，整整一代中国实力派诗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特朗斯特罗姆的影响。

　　2006年，我一度参与编辑的《诗歌报月刊》刊发了特朗斯特罗姆的三首诗——这三首诗之前从未发表过，是李笠直接在瑞典代《诗歌报月刊》约稿而得。这期刊物上，还刊有老诗人给《诗歌报月刊》的致辞——“诗歌是汇聚场所”。此期刊物正好有个“安徽实力诗人作品展”，我有幸刊发了十首诗。重新凝视老诗人颤悠悠的英文题词和签名，备感他对中国诗歌的一片深情。

　　2007年秋天，我与李笠聚会于江苏太仓，自然谈起特朗斯特罗姆。据李笠介绍，因为特朗斯特罗姆获诺奖的可能性极大，他专门拍摄了一部关于诗人的纪录片，随时供电视台使用。

　　去年春天，我接到电话，说有个北欧诗人的中国聚会，在黄山。其时，我正在乡下老家读书，便开玩笑说：“要是特朗斯特罗姆来，我肯定参加。”当然，我知道他来不了——其一，当时冰岛正火山爆发，很多航班延误；其二，特朗斯特罗姆年岁已高，行动又不便。

　　今年4月，我与李笠又相会于皖南的浓雾里，又谈起特朗斯特罗姆。他说，现在情况更趋复杂，诗人能否获奖，只有靠天意。

　　的确，距上一次诗人获诺贝尔文学奖——1996年波兰女诗人辛波丝卡获奖至今，已有15年时间，诗人都与诺奖无缘。

　　实际上，早在1992年，诺奖得主、诗人沃尔科特就呼吁：“瑞典文学院应毫不犹豫地把诺贝尔奖颁发给特朗斯特罗姆，尽管他是瑞典人。”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1931年生于瑞典。1954年，23岁的他发表诗集《诗十七首》，引起瑞典诗坛轰动，成为20世纪50年代瑞典诗坛上的一件大事。他至今共发表200多首诗，除《诗十七首》外，其作品结集为《途中的秘密》、《半完成的天空》、《音色和足迹》、《看见黑暗》、《野蛮的广场》、《为生者和死者》等13本诗集。

　　特朗斯特罗姆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他曾两次访华。1985年4月，他首次访问中国，并参加了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举办的瑞典诗歌座谈会等活动。诗人北岛陪他游览长城。2001年他再次访华时，是坐在轮椅上——此次在北京，他受到中国诗人的热烈追捧，北京大学专门为他举办了一场诗歌朗诵会。在朗诵会上，听不懂中文的特朗斯特罗姆一声不发，表情庄严地谛听。

　　北岛是特朗斯特罗姆的第一个中文译者。早在1984年，北岛就在《世界文学》上发表了署名“石默”译的《诗六首》，它们是《对一封信的回答》、《黑色明信片》等。1985年，《外国文艺》发表了李笠翻译的特朗斯特罗姆的五首诗，包括《树和天空》、《1966年——写于冰雪消融中》等。1987年4月，北岛编译的《北欧现代诗选》，作为“诗苑译林”之一种，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收有特朗斯特罗姆的九首诗，传播甚广。

　　目前，特朗斯特罗姆作品在国内的译本，主要包括李笠翻译的《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2001年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董继平翻译的《特兰斯特罗默诗选》，2003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在北岛新出的散文集《时间的玫瑰》里，有谈特朗斯特罗姆的长文——《黑暗怎样焊住灵魂的银河》。这篇文章里，作者真情回忆了与托马斯交往的细节。

　　我至今还能够清晰回忆起初次读到《对一封信的回答》时的震撼——那种果敢、明晰的意象，那种精准和凝练，还有一种数学般的推衍力量：

　　在底层抽屉我找到一封二十六年前头一次收到的信。一封惊慌之中写成的信，它再次落到我的手里仍在喘息。∕……有时，一道宽阔的深渊隔开了星期二与星期三，而二十六年却会转瞬即逝。……∕那封信有过回答吗？我不记得，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大海的无数门槛继续漂荡。心脏一秒一秒地继续跳跃，好似那八月之夜潮湿的草地上的蟾蜍……

　　1985年，我读到李笠翻译的特朗斯特罗姆，同样震惊。其中《1966年——写于冰雪消融中》一诗只有五句，却写得惊心动魄：

　　淙淙、淙淙的流水沉闷的声音古老的催眠。∕小河淹没了废车堆场，在一个个面具背后∕闪烁。∕我紧紧抓住桥的栏杆。∕桥：一只驶过死亡的巨大的铁鸟。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1966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首诗在“文革”结束后不到10年翻译到中国，使人感受非同一般……从静谧的淙淙流水、报废的汽车，到我抓紧栏杆，一以贯之，戛然而止——“桥：一只驶过死亡的巨大的铁鸟。”自然意象与工业意象的交织、惊恐的情绪、神奇的速度，使这首诗具有一种发人深省的内力。

　　的确，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堪称当代欧洲诗坛最杰出的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大师。诺贝尔委员会的颁奖词是：“通过凝练、透彻的意象，他为我们提供了通向现实的新途径。”

　　他擅长把有机物和科学融于一体，将技术词汇运用到诗歌的神圣领域。特朗斯特罗姆总是用最精准的描绘，把读者带入诗的境界——远变成近，细节变成整体，表面变成深处。

　　重新回顾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创作，千思百虑之余，最令我感叹的有以下两点——

　　首先，诗人必须一开始就确定自己的音调，确立美学上的最高标准，深思熟虑，风格鲜明。1990年7月，在一次回答李笠的访谈中，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认为诗的特点就是“凝练，言简而意繁”。他认为诗是某种来自内心的东西，与梦是手足；诗的本质就是对事物的感受，不是认识，而是幻想……诗最重要的任务，是塑造精神生活，揭示神秘。17岁时，特朗斯特罗姆就写下名诗《果戈理》，至今，众多中国诗人还记得那神奇、精确的意象：“夹克破旧，像一群饿狼∕脸，像一块大理石碎片。∕……此刻，落日像狐狸悄悄走过这片土地，∕瞬息点燃荒草。”

　　其次，丰富修养、保持沉静、写得少些。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迄今只写过200多首短诗——中文全集译本也只是薄薄的不到300页。但是，他的诗歌却被翻译成近50种文字，研究他的文字更是其作品的千倍以上，谁都动摇不了他的大师地位。

　　“诗人必须敢于割爱、消减。如果必要，可放弃雄辩，做一个诗的禁欲主义者。”托马斯如是说。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年轻时学的是心理学，写诗属于业余——直至退休，他一直是少管所和社会福利机构的一名心理学家。他生活平静安谧，与妻子相濡以沫……旅行和写作，几乎构成了他全部的业余生活。

　　托马斯极富修养，喜欢画画，少年时就开始画素描；喜欢弹钢琴，钟情于莫扎特。他拥有丰厚的传统资源，诚如北岛的评价：特朗斯特罗姆把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印象主义与传统的欧洲抒情诗结合了起来，并体现了他的宗教信仰所带来的某种宁静。

　　“写诗时，我感受自己是一件幸运或受难的乐器，不是我在找诗，而是诗在找我，逼我展现它。完成一首诗需要很长时间。诗不是表达瞬间情绪就完了。更真实的世界是在瞬间消失后的那种持续性和整体性，对立物的结合。”托马斯这样认为。

　　联想到中国目前的诗坛，许多人不停地出版诗集，作家自述业绩时，往往动辄百万言乃至数百万言；在网络上彼此谩骂、争抢地盘；轻视传统，忽略修养……不能不令人惋惜。

　　诗歌，毕竟是一个人通往存在的内心之旅，它令人情感丰饶，精神高蹈——而我们这个国度，有着两千年的“诗教”传统。让诗歌变得简练、干净，意象精准，耽于幽深，这本是中国古典诗歌的要求(托马斯的某些诗令人想起李商隐，俳句有王维之风)。或许，这也是特朗斯特罗姆的此次获奖，带给当代中国诗坛的深刻启迪。（祝凤鸣）

黄礼孩：成为特朗斯特罗姆

作为诗人，每一个人都渴望在一定的年岁达到一个不寻常的高度，但很多人在内心的渴望和呈现出来的文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只有少数人才能以天纵之才，抵达被人敬仰的境界。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是这样的诗人。

　　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沃尔科特说：“瑞典文学院应毫不犹豫地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特朗斯特罗姆，尽管他是瑞典诗人。”可惜的是，时至今日，他还没获得此殊荣，但一点也不影响我们对他的喜爱，甚至超过一些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

　　“一个作家在他的书中必须像上帝在宇宙中，既无处不在又无迹可寻。”福楼拜的话用在特朗斯特罗姆身上，也是合适的。特朗斯特罗姆以时为隐藏、时为显露的诗歌写作才华，成就了一首首意象非凡的诗篇。他的写作是对你之前的认知的改变。

　　比如，他写风暴就与别人的不一样：……北方的风暴。正是楸子的果子/成熟的季节。在黑暗中醒着/能听见橡树上空的星宿/在厩中跺脚。这九月大海上吹来的风暴，经过漫游者墨绿的城堡，带来的是橡树之上，星宿之下的甜美季节，就像一匹马跺着脚要奔腾而出。特朗斯特罗姆的意象出乎意料，他有着优雅的状态，也有狂热的破坏力：大地被蝙蝠测量的黑暗/罩笼。鹰停下来，变成一颗星星/大海轰响着滚动，把泡沫的鼻息/喷向海岸。

　　他的诗歌传达出某种振奋人心的精神，那是自由的呼吸，星星和大海的邂逅，它们所带来的世界已是另一种面貌。特朗斯特罗姆在五十年代已写出其被后来人们传诵的短诗《途中的秘密》：日光洒在沉睡者的脸上/他的梦变得更加生动/但没有醒//黑暗洒在行人的脸上/他走在人群里/走在太阳强烈急躁的光束里//天空好像突然被暴雨涂黑/我站在一间容纳所有瞬息的屋里———/一座蝴蝶博物馆//但太阳又像刚才那样强大/它急躁的笔涂抹着世界。途中充满秘密，但不是谁都可以轻易地揭示，特朗斯特罗姆在阳光下沉睡，也在黑暗中行走，他对光明和黑暗的世界有惊心动魄的体会。

　　塑造精神生活和说出神秘,是特朗斯特罗姆的两个写作尺度，在途中，他用自己的尺度量出诗歌的边界。诗人的边界是延伸的，没有尽头，一如途中永不停止地行走。

　　特朗斯特罗姆总是犀利而形象地感知着社会现实，他用隐喻的手法去看待这一切《黑色的山》便是这样的诗篇：汽车驾入又一道盘山公路，摆脱了山的阴影/朝着太阳向山顶爬去/我们在车内拥挤。独裁者的头像也被裹在/报纸里。一只酒瓶从一张嘴传向另一张嘴/死亡胎记用不同的速度在大家的体内生长/山顶上，蓝色的海追赶着天空。这首诗歌呈现出高度的概括力，他独自的思想保存着记录、批判和由此得出的通向梦境、意志和艺术共有的自由向度。诗歌的开头和结尾裹挟着某种试图摆脱的力量，而内在的困境和死亡的速度让诗人在处理空间时更为敏感，眺望让思想跃出一个界面，世界可以更美好。三流诗人和一流诗人之间的区别,其中有一点就是意向的转换。特朗斯特罗姆没有停留在叙述的层面上，他创造性的书写显现出灵魂的高贵，和由此带来的开阔境界。

　　特朗斯特罗姆从来不会仓促草就一首诗歌，他在生命的旅途中写下的诗篇一如他手中散出的碎玉珠玑，“空白之页向四方展开”，这样的句子如空穴来风，无法效仿。它是特朗斯特罗姆《自79年3月》中的一句，它道出诗歌写作的真谛：诗意永远是蔓延的艺术。特朗斯特罗姆惊人的感受力在于瞬间闪现的诗性光芒，光芒就是打开，他打开了声音、色彩和视觉不同的界面，飞跃出交融的画面：淙淙，淙淙的流水轰响古老的催眠/小河淹没了废车场。在面具背后/闪耀/我紧紧抓住桥栏/桥：一只驶过死亡的巨大的铁鸟。这首写于1966年冰雪消融时的诗篇，一定有着其不为人所知的历史谜团。诗歌虽短，但其埋藏的东西甚多，我无法忘记的是他把桥比喻成铁鸟的伟大想象力，一如记忆中残留的真理，照亮未曾想到的部分。

　　我没有见过特朗斯特罗姆先生，我说不出他生活的细节。只是有一日，朋友在我编的书上看到他的照片说，此人一看就有气场，能感染到他人。是啊，我看他仁慈的面容，再阅读他的诗篇，一丝淡淡的忧愁就莫名其妙涌上心头，宛如他的《四月与沉寂》：春色荒凉/绒黑的沟/在我身边爬行/没有镜影//惟一闪烁的/是黄色花朵//我被我的影子拎着/像一把/黑盒里的提琴//我惟一想说的/在无法触及的地方闪烁/如当铺店里的银子。

　　如果语言只是心灵的梦游，当我在照片上看到特朗斯特罗姆和诗人们在翻译家李笠的花园里欢聚时，我看到诗歌从生命中浸润出来的美好光景，它闪耀的友情教人沿着提琴的弧线滑入四月的黄昏。

　　在这之前的三月，艺术给人的心灵状态是抒情，也是理性的沉寂，但我更喜欢特朗斯特罗姆安静的感悟：三月的一天我到湖边聆听/冰像天空一样蓝，在阳光下破裂/而阳光也在冰被下的麦克风里低语/喧响，膨胀。仿佛有人在远处掀动着床单/这就像历史：我们的现在。我们下沉，我们静听……我相信坚冰怀着的是爱的蓝色之心，我相信诗人是站在蓝色镜面上的回声，他的声音远离时尚与流俗，以钻石的光芒穿过历史的迷雾和嘈杂。诗人要拾起历史的碎片，用内心的公正来修复记忆。

　　作为短诗大师，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精湛、凝炼、敏锐，隐藏着充沛的能量。他那亲密的文字如7个音符编织出的乐谱，在各种乐器声中忽隐忽现，如一个意象唤醒另一个意象。特朗斯特罗姆与世界之间保持着一种契合，他以自身的感受力去沟通、去表达个人的见解，在其宝石般的语言里呈现出诗歌绝对的美。我们越是接近他的诗歌文本，越能触摸到大地的秘密；我们越是深入他私有的世界，越能踏上他广袤的灵魂地带，这样的世界明晰，涌现，奔腾着令人憬悟的火焰———可以靠近，凝视。

　　（题签：吴瑾）

李笠：特朗斯特罗姆的诗让人难以捉摸

李笠

诗人，翻译家。1961生于上海，1979年考上北京外国语学院瑞典语系，1988至1992年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读瑞典现代文学，现供职于瑞典作家协会。出版有瑞典文诗集《水中的目光》、《时间的重量》、《逃》、《归》、《栖居地是你》等，另有中文诗集《金发下的黑眼睛》。除写诗外，他翻译了大量北欧诗歌，其中包括2004年获“新诗界北斗星奖”的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诗全集。他还制作了一系列风景配诗电视短片,其中有五部先后在瑞典电视台播出。

诗与梦如同手足

傅小平：特朗斯特罗姆获得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中国的诗人们大多表示他获诺奖实至名归、毫无争议。你是他的诗作最早且最全面的中文译者，此刻有怎样的感受？

李笠：我由衷地祝福他。我是在上大学，也就是在北京外语学院学瑞典语的时候接触到特朗斯特罗姆诗歌的。他和我以前接触到的北欧诗歌很不一样：凝练，神秘。他的诗句读来明快简约，但意思却让人捉摸不透。

傅小平：怎么说？

李笠：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写作是一种独特的经验。他通常从日常生活着手：如在咖啡馆喝咖啡、乘坐地铁、夜间行车、林中散步等等。然而，这些并不起眼的细节，经他精确的描写，不期然间就让读者进入一个诗的境界。然后，他突然更换镜头，让细节放大，变成特写。由此，展露出一个全新的世界：远变成近，历史变成现在，表面变成深处。飞逝的瞬息获得了旺盛的生命力，并散发无限幽远的“意义”。

正因为此，特朗斯特罗姆常常被称为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尤其早期的诗，往往采用一连串意象和隐喻来塑造内心世界，并把激烈的情感寄于平静的文字里。他擅长把有机物和科学结合在一起，把技术词汇运用到诗歌的神圣领域———自然和艺术中去，诸如：“蟋蟀疯狂地缝着缝纫机”，“孤独的水龙头从玫瑰丛中站起，像一座骑士的雕塑”……

傅小平：你分析得很精彩。北岛写到特朗斯特罗姆时，也谈到过类似的体会。不过，相比很多诗人的多产，他的写作近乎苛刻，几近我们中唐时期的“苦吟派”。

李笠：特朗斯特罗姆的诗作的确不多。从1954年发表处女作《17首诗》至今，他一共才发表了200多首诗。他一般要间隔四年才发表一本薄薄的诗集。这并不影响他的地位。1984年，《美国诗评》指出欧洲诗的质量超过美国时，在列举了米沃什、布罗茨基、希尼、蒙塔莱等代表诗人后，认为特朗斯特罗姆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他的诗已被译成50种语言(仅英文就有二十来种版本)，而研究他作品的专著已超出他作品页数的千倍。而且，他的诗影响着许多国家的诗人，尤其是美国。1987年诺奖得主、美籍俄裔诗人布罗茨基说：“我偷过他的意象。”另一个诺奖得主、诗人沃尔科特也说：“瑞典文学院应毫不犹豫地把诺贝尔奖颁发给特朗斯特罗姆，尽管他是瑞典人。”而他在英文国家享有盛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诗人罗伯特·布莱是他的好友，把他的不少作品翻译成了英文。当然，在中国，他同样拥有较大的读者群。北岛、王家新等不少中国当代优秀诗人都受到他诗歌的影响。

傅小平：听说他与中国还有另一层渊源？

李笠：他曾对我说过，他的写作受日本俳句的影响，而俳句是从中国古代诗歌滋生出来的。所以，他对东方文化一直有强烈的兴趣。他的诗歌中语言的简练、精准的比喻对一些诗人构成了吸引。在上世纪80年代，国内诗歌写作刚刚发生现代性转型，诗人渴望接触到新的写作技巧。所以，特朗斯特罗姆的进入恰逢其时。

傅小平：和他本人有交往吗？

李笠：我和他有过一个对话。印象最深的是，他对诗歌本质的看法。他说，诗是对事物的感受，不是再认识，而是幻想。一首诗是我让它醒着的梦。诗最重要的任务是塑造精神生活，揭示神秘。有人认为特朗斯特罗姆是一个知识分子诗人，就他诗歌中体现出来的思想深度，他的确担当得起这样的赞誉。对这个称呼，他没有做出正面回答，只是说，诗是某种来自内心的东西，和梦是手足。很难把内心不可分的东西分成哪些是智性哪些不是。它们是诗歌试图表达的一个整体，而不是非此即彼。

所以，在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里，一般读不到寻常的理性分析，而是让我们感受到更大的自由。我也见过他四十多岁时拍的一张照片，他神情安宁，目光朝上，像在盯看树梢，或天空，飞鸟。1990年，他患了脑溢血，在右半身瘫痪的情况下，他仍坚持创作。

特朗斯特罗姆其实很穷

傅小平：在瑞典，诗人的生存现状如何？诗歌处于何种地位？

李笠：在瑞典，诗人很穷，像特朗斯特罗姆这样的大诗人也很穷，只住在两室一厅的公寓楼里。但诗歌地位比所有的权和利都高。一个政治家，一个畅销书作家，一个诺贝尔奖评委委员都梦想成为特朗斯特罗姆这样的诗人。因为他们相信诗是语言最高的形式，人都想诗意地栖居。

傅小平：其实，中国的不少官员和商人，也热衷于写诗。而且有不少很珍视自己的诗人身份。因为他们特殊的社会地位，他们也比较容易在诗歌界折腾出一些声响。这一点，是那些挣扎在社会底层的诗歌写作者力所不及的。当然，也有一些已经成名的诗人，后期转向了绘画或经商。他们在精神和物质之间游离，有的已经放弃写作，有的偶尔写几首，创作状态也大不如前。

李笠：这是独特的中国现象，也是我们身临其境的时代的产物。作为多元文化，这是一个好现象，它毕竟在为边缘化、无人问津的诗歌鸣锣开道，为永远不再的唐诗鸣冤叫屈。

傅小平：你曾提到过神秘是诗歌的前提，这和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追求一脉相承。不过，往往越是神秘的东西，越难以捉摸、不可接近。因为难懂，难免会错失很大一部分读者。

李 笠：诗人只为心灵歌唱，为自己的感受负责。他不该为读者的多少担心。

傅小平：不过，有一些诗人写诗，有意让人看不懂。好像只有让人看不懂，才是好诗。当然，另一种倾向是，有意让人看得太懂，以至都没法叫人确信那也是诗歌。比如，前些年流行的下半身、口水诗写作，目前国内闹得沸沸扬扬的是“羊羔体”、“梨花体”等诗歌样式。你怎么看？

李 笠：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但总有一些鸟，让人肃然起敬，比如夜莺。

傅小平：说到这些现象，其实离不开一个大背景。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诗人的理想主义情怀逐渐湮灭。读了你批评杨炼和北岛的文章后，感觉你很看重诗人的良知，还有他们独立的精神和勇于担当的情怀。你认为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式的诗人吗？怎么理解，诗歌写作中的知识分子精神？

李笠：我认为良知是人格的一部分，是一个大诗人不可缺少的品质。所谓诗歌中的知识分子精神就是直面现实，敢说敢言的精神。中国诗歌需要这种坦荡尖锐具有批判性的元素。

傅小平：说到这里，我想了解一下诗歌教育在瑞典是怎样一个情况？在我们国内，你或许也有所了解，诗歌教育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而且严重落后于诗歌写作的发展步伐。就拿入选中小学教材的诗歌来说，基本上还停留在朦胧诗的阶段。你认为诗歌教育对于培养国民素质等方面有何重要性？

李 笠：瑞典和其他北欧国家是世界平均人口阅读诗歌最多的国家。诗歌的当下性注定了诗歌的重要性。在我看来，诗让人体会语言的力量，人作为个体存在的美妙和丰富，而诗歌教育则是一个人通往优雅高贵之路的林间小路。

傅小平：说实际一点，诗歌教育或许培养了一批爱诗懂诗的读者，他们反过来影响了诗人的诗歌创作。

李笠：的确是这样，在欧洲，一般读者读诗歌的水平和修养，比诗人还高。中国教授一般不看现代诗；欧洲一流的人才写小说，写诗歌，写不好的，就写评论，当教授。欧洲诗人，用第一人称，写生命的感受的传递，有直接的撞击力与裸露性。诗歌中最好的，是隐喻，语言的精当。

译者是改写者，又是原作者

傅小平：在翻译特朗斯特罗姆的过程中，你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在哪里？有什么特别深的感受和体会？

李笠：我花了差不多半年时间译完了特朗斯特罗的作品。最大挑战是传达原诗的气韵———语气，节奏等等。给人在阅读时有一种用原文写的感觉。这种感觉的产生需要译者对两种文字的精通，也需要译者对词语有着舌尖的敏感。一个最浅的体会是，译诗者必须是精通两国文字的诗人。

傅小平：这恰恰是你的优势所在，你不止精通两国文字，而且常年奔走于中国和瑞典之间，对两国的文化背景还有社会现状都有切身的体会和理解。我接触过好多翻译家，都没有你这个条件。他们当中有的从未出过国，有的即使出去过，也只是短时间的访学或旅游，对他国的很多认识主要还是来自于书本和网络。有意思的是，你还将自己用瑞典文写成的诗歌翻译成中文。

李 笠：你说的是我几年前出版的中文诗集《金发下的黑眼睛》。

傅小平：翻译自己的作品，我想这个过程一定很有趣。

李笠：的确，就像你说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有人说“诗，是翻译中失去的东西”，但因为译者既是改写者，又是原作者，结果就有可能变成了“诗，是改写中获得的东西”。当然，如果不明白这一点，你很有可能认为同一首诗的两个版本，是一样的。其实，呈现在你面前的中文诗已经经过了几层过滤，翻译的过程中，因音阶不同，很多词语都做了改动，甚至意象也进行了更换。有人问我，这样的过滤会不会让译文失去原汁原味。要我自己看，这样的过滤有益无害。是的，用中文写作一定会很流畅、漂亮、一气呵成。但反复过滤的过程却给了我质疑每一个文字的机会。这样，我可以将不必要的文字去掉，让诗歌变得简练、干净，意象精准，这与我国古典诗歌也是统一的。

有时候，中西文化交流会成为一种病毒

傅小平：德国汉学家顾彬有一个说法，中国作家写作中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没能精通一两门外语。这话说得有一部分道理。多懂一门外语相当于多开了一扇窗户，对于拓宽作家的视野无疑是有好处的。不过，在我印象中，是好的翻译家，同时又是优秀的诗人或作家，在国内并不多见。

李笠：顾彬显然在捉弄国内那些自信力不足想讨好欧洲人梦想获诺贝尔奖的中国作家。这个德国汉学家的观点浅薄，充斥着欧洲殖民主义老子天下第一的恶态。精通一两门外语并不是成为大作家大诗人的唯一条件，或万无一失的保障。不错，在欧洲，一个作家一般至少都会两三种语言。但他们必须这样做，因为每一种欧洲语言（除了英语）都过于狭小，必须借助别的语言才得以生存，北欧最大的语言瑞典语只有九百万人讲（不到讲上海话的人的一半）。所以，他们要理解世界，与世界沟通，就必须掌握一种以上的语言，因为多一门外语就多一扇窗户。国内目前有不少好的诗人和作家，有的既是翻译家，又是诗人。而这种现象将来会越来越司空见惯。

傅小平：你游走于东西方的独特经验，让你能跳开三界之外，用一种旁观者的视角来看国内的诗歌现状。我个人的观感是，国内诗歌界给人一种纷乱的印象，面对它常会面临一种无法言说的尴尬境地。究其因主要或许在于缺少一种评判标准。你对好的诗人、好的诗歌持何种标准？

李笠：好诗人一定是具有人格魅力的人，中国有陶渊明，李白，苏轼等等，国外有但丁，歌德，洛尔加等等。好的诗一定来自于心灵的深处。其余的都是口味问题。

傅小平：近些年，随着经济的崛起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国内越来越弥漫一种诺贝尔奖的焦虑症。就你了解的情况，瑞典人对这个奖项持怎样的看法？

李 笠：在瑞典，人们并不把诺奖当成很严肃的一件事来谈，相反会轻松地去谈论它，就像谈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件趣事。

傅小平：国内的文化界人士感叹，在与国外的文化交流中，我们处于很不对等的弱势地位。对于改变这种状况有何见解？

李笠：这种“弱势地位”恐怕是一种臆造。一个文化民族主义者的蛊惑。与实际的文化交流毫无关系。中国现代文学一直受到西方的影响。对于作家诗人，这是件好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鲁迅就是尼采，易卜生，斯特林堡等西方大师和中国文化交流出来的产物。但对于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这种交流就会成为焦虑，甚至变成病毒。在西方生活，用瑞典文写作，让我始终不停地问：我是什么？时间存在以及死亡等等究竟是什么。（傅小平）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值得庆贺。因为自1996年以来，诗人已被诺贝尔文学奖冷落了15年，这在整个诺贝尔文学评奖史上都是罕见的(此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间隔最多是7年)。我不想说近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世俗化了，或者说它偏离了“理想倾向”这个核心，但冷落诗歌这么久，不免令人对这个奖的近期取向有所怀疑。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诺贝尔文学奖选中的是一个瑞典诗人，实现了对诗歌和国民的双重回归。富有意味的是，特朗斯特罗姆已偏瘫20年了，他的身体一半有生命，一半已死去，死去的一半仍寄存在活着的另一半上。而且，偏瘫之后的特朗斯特罗姆失去了说话能力，只能用一只手弹琴、写字，继续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就此而言，他的存在成了这个时代诗人的象征。我善意地设想，特朗斯特罗姆之所以没有完全死去，似乎在等待这个来自他的祖国，也属于全世界的文学大奖。如果，诺贝尔文学奖不颁发给特朗斯特罗姆，那么，这个奖和特朗斯特罗姆双方都会遗憾。可以说，特朗斯特罗姆的胜利也是诗歌的胜利。

　　在我看来，特朗斯特罗姆是一个纯粹的诗人。所谓“纯粹”，第一，他基本上只写诗，而不用其他文体写作。第二，他写的都是短诗，没有长诗，甚至组诗也很少。第三，他的创作量奇少，截至2000年他70岁时，一共写了163首诗。他出版第一部诗集时，只有23岁。从特朗斯特罗姆的整个创作历程来看，他是个起点极高的诗人，也许不能说他一直没能超越自己的处女作，但《诗十七首》完全可以被视为他的代表作，他后来的作品其实是对这部诗集的展开和分解。换句话说，《诗十七首》已确定了特朗斯特罗姆诗歌的基本风貌，这也可以视为他诗歌纯粹性的一种体现。当然，最能体现他诗歌纯粹性的是，他是一个只写短诗的诗人。似乎出于巧合，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辛波丝卡也是一个以少量短诗获奖的诗人。这两位诗人的成就证明：也许短诗才是诗歌的正宗，因为，它实现了最精练的词语和最强大的力量的结合。

　　在如今这个商品气息无孔不入的时代里，做一个纯粹的诗人需要克服多重压力。存在于当代诗人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是从诗歌写作转向非诗歌写作。这种转向的原因也许比较复杂，但大多出于对文学市场的考虑，它潜在地包含着一种读者中心的意识，以及对作品畅销的期待。而特朗斯特罗姆拒绝向任何外力和诱惑妥协，他绝不会迎合读者，更不会迎合奖项，包括诺贝尔文学奖，他是一个非常纯粹的诗人。如果说这些是外在压力的话，一个纯粹的诗人必然还会承受内在的压力。正如现代派文学的创始人波德莱尔所说的，“一切伟大的诗人本来注定了就是批评家”。因为，复杂的时代要求甚至迫使诗人用多种方式说话，所以，大多当代诗人往往一手写诗，一手写评论。特朗斯特罗姆不是没有感到这种压力，但他执意要做一个“诗的禁欲主义者”。因此，他主动克服了用另一种文体表达自己的诱惑，并压缩自己的批评意识，实在难以克制时，他也会用诗歌的形式把它呈现出来：

　　太妙了，在抽缩之际/我感受我的诗如何生长/它在生长。它占据我的位置/它把我推到一旁/它把我扔出巢穴/诗已完成。

　　这节诗具有元诗的意味，它精彩地揭示了特朗斯特罗姆独特的创作观念：诗歌如同一个生物体，它以自身的节奏生长，只有诗人完全被诗歌“驱逐”以后，诗歌才会完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特朗斯特罗姆自道其写诗甘苦时说：“写诗时，我感受自己是一件幸运或受难的乐器，不是我在找诗，而是诗在找我，逼我展现它。完成一首诗需要很长时间。诗不是表达‘瞬间情绪’就完了。更真实的世界是在瞬间消失后的那种持续性和整体性，对立物的结合。”在我看来，这段话里包含着丰富的信息。首先，特朗斯特罗姆是一个被诗寻找的人，换句话说，他的写作是一种被动写作，是对诗人与世界相遇时受到的强烈震撼和轻微触动的片段记录。其次，“诗在找我”不仅暗示了诗人对客观世界的倚重，也暗示了创作的艰辛以及他的“未完成”意识：

　　八月二日。某些东西想得以表达，但词不答应/某些东西无法表达/失语症/没有词，但也许存在着风格……

　　这是组诗《波罗的海》中的一节，可视为诗人创作的自我写照。它呈现了写诗过程中的受挫时刻，想得以表达的东西和不答应的词之间的彼此争执造成了诗人创作的痛苦。在某种程度上，特朗斯特罗姆作品都是“完成一半的天堂”，是他的“未完成”意识的证词。在我看来，特朗斯特罗姆是个以密集的意象呈现出深度存在的诗人。他诗中常见的意象是黑暗和风暴，黑暗不仅是存在的背景，也是神秘的别名，风暴则是一种穿越的力量，兼具破坏与呈现的功能，穿越黑暗的风暴可将事物的神秘透明化，它实质上体现的是穿越世象的一种自由精神。如他所言，诗歌贵在融持续性、整体性和对立性为一体。持续性关乎时间，整体性关乎空间，对立性关乎不同事物的联系。将对立之物纳入一个整体，需要强力压缩技术，已凝固的意象之所以能呈现出持续的动感，是由于被压缩进诗歌中的个体经验还能透过词语不断释放自己。

　　纯粹诗人的影响力一般不大，但比较集中。特朗斯特罗姆的影响可能只限于某些诗人，普通读者或许从中受益甚微。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的诗体现了高超的技术，另一方面也是由他的纯粹性造成的。在此前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切斯拉夫·米沃什和奥克塔维奥·帕斯都做过外交官，约瑟夫·布罗茨基有被流放与被驱逐的经历，西默思·希尼有杰出的批评才能，德里克·沃尔科特有非凡的戏剧创作才能。除了写诗以外，他们还写了大量的散文、评论及其他作品，这无疑使他们赢得了更多的读者，并因此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和他们相比，特朗斯特罗姆的影响力肯定较弱，但特朗斯特罗姆的可贵之处也许正在于他的纯粹性。米沃什在《关于布罗茨基的笔记》中写道：“诗人逃入散文写作，是出于将自身的经历保存到十分之九的这种压力。”就此而言，特朗斯特罗姆对诗歌的固守体现了他强大的抗压能力。在漫长的岁月里，特朗斯特罗姆之所以能坚持做一个纯粹的诗人，也许是因为他深知，诗人其实是只有精神自传的人，而精神自传的最佳载体就是诗歌。从诗歌信念来说，是因为他把自己视为“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的人，正是这个“伟大的记忆”使特朗斯特罗姆坚持纯诗写作，并使他心目中神圣的诗歌传统得以延续。（肖学周）

特朗斯特罗默2001年访华掀起诗暴

[导读]2001年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第二次访华时的新闻报道。

早晨的空气留下邮票灼烧的信件

冰雪闪耀，负担减轻———一公斤只有七两

全家倾巢而出，看久违的蓝天

我们置身在传奇故事的第一章里

一个小男孩在奔跑

捏着一根斜向天空的隐形的线

他狂野的未来之梦

像一只比郊区更大的风筝在飞

衣帽上的阳光像黄蜂身上的花粉

阳光在“冬天”的名字上坐着，坐到冬天消隐

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坐在轮椅上，由人推行着走在机场出关的人流里。这是他第二次访问中国。

1985年那次来访，他还兴冲冲地爬上了长城。可惜，1990年的一次中风导致他右半身瘫痪，这次访华不仅让他拄上了拐杖，就是说话也含混不清了。

当欢迎的人向诗人献上鲜花时，他略感吃惊和困惑，仿佛被人从宁谧的安睡、从幻境中惊醒一般，眼中投出一道迷离的澄蓝色目光。当我们向他展示刚刚出版的中文版《特朗斯特罗默诗全集》时，他似乎才完全回过神来，露出了一丝孩子般的微笑，笑容中有欢快、诚挚、羞赧，甚至还有顽童式的狡黠。

欢迎酒会上，笔者通过旅瑞诗人李笠问诗人，除了诗歌，他是否还写有文论或随笔等，端着杯白酒的诗人刚刚作出肯定的回答，偕行的特朗斯特罗默夫人便探过身来，说：“是吗？我怎么不知道？都到哪儿去了？”诗人好像偷果酱被捉却又嘴硬的小孩一般，以表示肯定的“哦哦”声顽皮地与夫人对峙。

诗人和莫尼卡二十岁时就结婚了，据说当年堪称一对璧人，至今已厮守了整整五十年，这在北欧社会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奇迹了。

诗人西川向特朗斯特罗默介绍，《特朗斯特罗默诗全集》是已在中国诗歌界产生一定影响的“20世纪桂冠诗丛”的一种，“诗丛”已收入里尔克、瓦雷里等大诗人时，特朗斯特罗默夫人代他说：“这是个很不错的行列。”看着他们二人不时流露的亲昵的小儿女态，恍然觉得他们是来自黄金时代的人，而自己的青春岁月也历历在目了。

特朗斯特罗默是纯诗写作理想的坚定捍卫者。有一段有趣的插曲。20世纪70年代，瑞典诗歌界曾出现了一种讨伐特朗斯特罗默的声音，激进的年轻人认为，他的诗过于沉浸在个人的小小世界中，而缺乏对社会、人生、瑞典乃至世界的现实的关注，要求他作出改变。但特朗斯特罗默不为所动，仍孜孜于诗艺的锤炼。结果，十年以后，一位当年批判过特朗斯特罗默的年轻人为此事公开发表了忏悔书。

特朗斯特罗默善于从日常生活入手，把有机物和科学结合到诗中，把技术词汇结合到自然和艺术中，让作品在瞬间激发出巨大的能量来。他往往用意象和隐喻来塑造个人的内心世界，把激烈的情感寄于平静的文字里。在使用意象方面，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大师。布罗茨基就曾说：“我偷过他的意象。”

二月，活着的静静站立鸟懒得飞翔，灵魂磨着风景，像船磨擦停靠的渡口

在北大的诗歌朗诵会上，特朗斯特罗默一声不发，但是表情庄严沉静。从他的眼睛里，一种澄澈而锐利的目光仿佛在切割着世界，看到那样的眼光，就仿佛在读着他那些诗句。在他的诗里，在他的目光里，世界是平淡无奇却又充满了奥秘的。

由于听不懂中文，会场里弥漫着的赞美没有丝毫影响他的表情，他委托夫人转告参加朗诵会的每一个人：“受到如此隆重的欢迎出人意料，语言不通这时候显出了妙处：我不至于因此骄傲起来。”话音刚落，会场里爆发出笑声与掌声。而这时候，他脸上的线条仍然如刀刻一般清晰而冷峻。

与所有伟大的人物一样，特朗斯特罗默也是谦逊的，朗诵结束时，主持人称他为来自波罗的海的诗神，所有的人都热烈鼓掌，他探头向夫人莫尼卡表示询问，当他了解到这句话的意思时，轻微地、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这个细微的动作几乎是他这天晚上最为“显著”的表情。

诗人、诗歌爱好者簇拥着他，请求特朗斯特罗默的签名。根据事先的安排，身体不便的特朗斯特罗默只需要盖上他的图章就行，可是他竟然来者不拒，用左手为他们签名。在一群黑头发中间，特朗斯特罗默的白发闪耀着平静的光泽，这光泽来自诗歌的内在风暴，与人性有关。

■文／雷格

灌木中词在用新的语言嘀咕：

“元音是蓝天，辅音是黑枝杈，它们在雪中漫谈”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1931年出生，生活道路很简单，直至退休，一直是少管所和社会福利机构的一名心理学家。旅行和写作几乎构成了他全部的业余生活。

从1954年发表处女诗集《17首诗》至今，共发表163首诗，大多为短诗，结集为《途中的秘密》、《半完成的天空》、《音色和足迹》、《看见黑暗》、《小路》、《波罗的海》、《真理的障碍》、《野蛮的广场》、《为生者和死者》和《悲哀贡多拉》等出版。

就是这区区163首诗，足以使特朗斯特罗默跻身当代欧洲超一流大诗人的行列。

这个行列再怎么扩充，也不过谢默斯·希尼（爱尔兰）、保罗·策兰（德国）、耶胡迪·阿米亥（以色列）、雨果·克劳斯（比利时）几位而已。

特朗斯特罗默是公认的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大师，20世纪80~90年代声誉达到顶峰。有人甚至发出这样的感叹：“特朗斯特罗默瘫痪以后，欧洲最好的诗人在哪里？”他获得过很多荣誉，包括彼特拉克奖、领航员奖等，而且多次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沃尔科特曾说：“瑞典文学院应毫不犹豫地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特朗斯特罗默，尽管他是瑞典人。”

特朗斯特罗姆：秘密世界的感知者

瑞典时间10月6日13:00，瑞典文学院将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授奖词称，特朗斯特罗姆“通过他精简的、透明的意象，向我们展示了通往现实的新途径”。

记者_洪鹄 广州报道

80岁的瑞典大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能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最新得主，似乎需要跨越重重艰难。首先，已经有整整15年，诺奖不曾青睐诗人（上一次诗人获奖还是1996年的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其次他是瑞典人——根据某种不曾明言但又尽人皆知的法则，他的主办方国籍身份会令颁奖的瑞典文学院慎之又慎。作为在世最出色的欧洲诗人，几十年来，特朗斯特罗姆的名字始终在诺奖候选人名单上默默等待却又次次落空，以至于他的中文译者李笠说，后来他们见面时都会小心避免谈及诺奖，“这已成为一个令人伤心的话题”。

诺贝尔的各个奖项中，文学奖一向悬念感最强，评选过程保密又不按常理出牌，搞得全球媒体没头苍蝇一样不知该去哪个文豪家门口守候。唯一的参考系是博彩公司的赔率。今年9月底，Ladbrokes公司的赔率排名中，特朗斯特罗姆位居第二，仅次于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然而Ladbrokes赔率表的最大特点就是两个字：不准。比如到了10月5号颁奖前一天，原来排名垫底的鲍勃·迪伦突然攀升73名以5/1的赔率位居榜首——整个剧情简直毫无逻辑可言。

10月6日凌晨，李笠写了一条微博：“从纯诗的角度，我更希望你能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但……”他没有解释省略号的含义。配图是满头白发的特朗斯特罗姆，在两个孩子的拥绕中安坐于花园，因中风而瘫痪的右手习惯性地按住胸口。19个小时后（瑞典时间10月6日13:00）这个愿望已成现实。瑞典文学院宣布特朗斯特罗姆“通过他精简的、透明的意象，向我们展示了通往现实的新途径”。

接到喜讯电话的是诗翁的太太，她表示特朗斯特罗姆“正在听音乐，感觉很好”。

特朗斯特罗姆和他的太太生活在斯德哥尔摩的一座群岛上，中风后的他，能流畅地弹出巴赫的几支曲子，并抱怨写给左手的乐曲太少了。

诗歌的炼金士

究其一生，特朗斯特罗姆写的诗不足200首。结集成书，不过薄薄一册。

他写诗极慢。即使在尚属创作旺盛期的八十年代，一年中出产的诗不过三四首。大部分诗从下笔到定稿，往往耗时几年。李笠记得，长诗《画廊》花了特朗斯特罗姆十年的时间，而一首短诗《有太阳的风景》从第一次以手稿形式给李笠看到反复修改后的发表历经七年。

1988年李笠和特朗斯特罗姆初初见面，曾谈到当时一个着述丰盛的瑞典诗人兼小说家，李笠问诗人对此人的看法，特朗斯特罗姆用一种类似禅宗大师对弟子的方法答道：“他去中国一个月，写了一部长篇小说；要是我在中国生活三年，也许会写一首诗。”

慢工出细活的信条下，是特朗斯特罗姆对诗歌语言的极度考究。他曾说“刽子手与语言同行”，陈旧的语言谋杀诗意，而他欲戒除一切陈词滥调。如何建立新语言？特朗斯特罗姆的方式是更新意象，创造隐喻，这令他的诗凝练、干净而陌生。1981年，李笠尚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瑞典语专业的一名学生，在对瑞典诗人的大量阅读中，特朗斯特罗姆脱颖而出——独特而充满陌生感的意象下面是丰富的隐喻，意象简洁而隐喻复杂，无法一眼看懂，“他的诗对我构成了障碍”，李笠因此入了迷。

他开始翻译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是进入《世界文学》杂志工作后的事。1985年，特朗斯特罗姆听说有一个中国年轻诗人在勤勉地翻译他的作品，便给李笠寄了一本诗集，上书“给我遥远的同行”。而比这更早的1983年，北岛也在通过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的英译稿翻译特朗斯特罗姆的诗集了，后者辉煌诡异的意象和独一无二的音调让他惊叹，而其中一首《果戈理》北岛尤为难忘：

“彼得堡和毁灭在同一纬度/你看见倾斜的塔中的美人了吗/ ……看外边，黑暗怎样焊住灵魂的银河/ 快乘上你的火焰马车离开这国度！”

北岛后来才知道，写《果戈理》的特朗斯特罗姆只有18岁，他大吃一惊。“大多数诗人是通过时间的磨砺才逐渐成熟的，而托马斯从一开始就显示出惊人的成熟。可以说，托马斯的写作不存在进步与否的问题——他一出场就已达到顶峰，后来的写作不过是扩展主题、丰富音域而已。”

在和李笠的一次谈话中，特朗斯特罗姆承认自己受过影响的作家包括艾略特、帕斯捷尔纳克和艾吕雅。而在北岛看来，特朗斯特罗姆的资源事实上更为丰富，起码还应包括古罗马的贺拉斯和日本俳句。1990年，特朗斯特罗姆中风，导致右半侧身偏瘫。北岛去看望他时，记得他一度“非常惶恐”。后来在诗中，特朗斯特罗姆描述了那种感觉：就像从麻袋网眼中看世界。慢慢地他开始练习左手写字，甚至弹钢琴。几年后诗人已能用左手流畅地弹出巴赫的几支曲子，并抱怨写给左手的乐曲太少了。而他依然在写诗，只是形式更为短小，“像俳句”。

“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他多少有点像个隐居的炼金术士。我这样说，并非指他脱离时代，而是指他忠实于自己，忠实于内心沉静的力量——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如何引导强大的动力穿越生与死的黑暗。”北岛说。

李笠翻译的《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于2001年3月在国内出版，是“20世纪桂冠诗丛”的一种。

瑞典人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1931年生于斯德哥尔摩，父母在他幼年时便离异，他跟着母亲长大。二战贯穿于他的童年至少年期，这对他来说是非常强烈的经历。其时瑞典是中立国，但邻居挪威、丹麦纷纷被占领，瑞典人在立场上也分为两派，不少亲戚朋友支持德国，这让同盟国的坚定支持者、敏感的少年特朗斯特罗姆觉得人生初尝孤立滋味。早熟的天性让他成为了一个“教授一样的小男孩，不是孩子该有的样子”。他梦想成为列文斯通那样的探险家走遍非洲，却只能一直待在斯德哥尔摩。

18岁他进入斯德哥尔摩大学读心理学专业，毕业后来到林雪平市的青少年拘留所上班，从事心理咨询和辅导（这个工作他干到退休）。在1955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前，他实现了他漫游者的理想——他先去了冰岛，继而是东方的土耳其，最后去了非洲。那是“在路上”风潮尚未掀起的1950年代，这算是颇不寻常的冒险，尤其当时的土耳其可不是旅游国家。在特朗斯特罗姆宁静、稳定的一生中，这段罕有的探险经历他很是珍视。

1955年，24岁的特朗斯特罗姆甫一出版处女诗集《17首》便技惊四座，四年后第二部《途中的秘密》更是轰动诗坛，年纪轻轻便成为瑞典诗歌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平稳而匀速，平均四年一本诗集，薄薄十几首；妻子莫妮卡是他的第一读者兼批评家，她能“发现他所不能发现的问题”。他热爱音乐，最常听的是海顿、舒伯特，最爱弹的是拉威尔，这些他都入了诗。特朗斯特罗姆住在斯德哥尔摩的一座群岛上，别墅刷成蓝色——就是后来招待过无数诗人的着名的“蓝房子”，北岛曾撰文回忆。北欧静谧、安逸的生活氛围包裹着诗人，以至于在马悦然看来，特朗斯特罗姆的诗风是如此恒定，这在其他地方的诗人身上简直不可思议，“他从不曾让风格应时而变”。

但不变也曾为特朗斯特罗姆招致麻烦。“瑞典也有‘文革’”，马悦然告诉记者。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左翼思潮席卷全球，也波及到了瑞典，青年人集体“向左转”，大部分瑞典诗人也顺时而动，借诗歌表达政治理想或社会诉求。不为所动、继续打磨纯诗的特朗斯特罗姆在这段时期备受同行攻击，瑞典人指责他是保守分子，并称他为“出口诗人”。晚年时诗人曾表示那是一段很受伤害的经历，但他从未考虑过改变。“十年后他收到了当年批判他的人的道歉信。”马悦然说。

作为诗人的特朗斯特罗姆始终并非一个漫游者的形象，尽管他也写过以《尼罗河三角洲》或《里斯本》为题的诗篇。在诗歌中，他如此强烈地扮演着瑞典人的角色，深深地扎根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天气、风暴、景象和经验。半个世纪的创作力，特朗斯特罗姆诗歌中的景色始终如一：祖国瑞典锯齿状的海岸，阴暗的云杉和松树林，突如其来的亮光和暴风雨，狂暴的大海和无尽的寒冬。这一切都通过他直接、简洁的语言风格和醒目、难忘的画面表现出来。

诗人黄灿然写道：“特氏诗歌总体而言，其特出之处是描绘北欧外部和内部风景，这方面他堪称绝无仅有。我是说，我们从其他寒冷国家或寒冷地区的诗人那里，都看不到如此冷峻、准确和巧妙的表达。这寒冷地区加上高度现代化，使得我们一看他的诗就能感到这是现代人和关于现代人的诗，这是当代人和关于当代人的诗：荒凉、孤寂，但有一颗敏锐的心灵。”

2000年左右，诗人黄礼孩第一次读到特朗斯特罗姆《黑色的山》，就被其中“独裁者的头像被裹在/报纸里。一只酒瓶从一张嘴传向另一张嘴”的隐喻所震撼，更为“山顶上，蓝色的海追赶着天空”的奇妙景象所打动。直到今年夏天，他终于来到瑞典拜访诗人，才明白后一句并无任何修辞，在哥特兰岛，他亲眼看见了山顶上追着天空的蓝色大海。

80年代的《美国诗评》杂志，已将特朗斯特罗姆和切·米沃什、布罗茨基、希尼并列，称之为“最杰出的欧洲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甚至被排在第一位——布罗茨基坦承自己偷过他的意象，他是诗人们的诗人。而对东方读者来说，这位瑞典诗人为何显得比其他欧洲诗人更贴近我们的心灵？诗人于坚把这归结为特朗斯特罗姆“放弃了雄辩这一西方传统”。当中国的诗人们读到“穿轰鸣之裙的鞠躬喷气式飞机/使大地的宁静百倍增长”时，他们几乎无不想起了王维“鸟鸣山更幽”的诗句。“特朗斯特罗姆在瑞典诗中的位置，犹如汉语中出现了唐诗。”

“在瑞典，托马斯是国宝级的人物。”马悦然告诉记者。瑞典与特朗斯特罗姆互相成就，当后者写下“我站着，把手放在门把上，给房屋切脉”（《波罗的海》）这样的诗句时，他是在将一个完整的诗人形象呈递在我们面前：他是这个充满秘密的世界里一个安静的感知者。在马悦然看来，瑞典语冷静、锐利、简洁，是一门适合诗的语言。而特朗斯特罗姆也把瑞典语诗歌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李笠：读特朗斯特罗姆的《车站》

神秘是诗歌的前提
　　——读特朗斯特罗姆的《车站》
　　
　　车站
　　
　　一列火车驶入站台。一节节车厢停在这里
　　但门没打开，没有人上车或下车
　　究竟有没有门？车厢内
　　被封闭的人群拥挤着来回走动
　　他们从坚不可摧的车窗往外盯望
　　外面，一个拎锤子的男人沿车走动
　　他敲打轮子。轮子发出低弱的声音。但就在这里！
　　这里声音在不可思议地膨胀：一阵雷鸣
　　一阵大教堂的钟声，一阵周游世界的船声
　　将整列火车和地上潮湿的石基托起
　　一切都在歌唱。你们会记住这情景。继续旅行吧！
　　
　　《车站》是特朗斯特罗姆的一首代表作，也是一首“现实象征主义”的诗歌范例。
　　
　　诗一开始描述车站的场景：一辆火车进站，但正常程序并没有发生：“门没有打开，没有人上车或下车”。于是疑问出现了。“到底有没有门？”。疑问很快发现车厢内人群焦灼的神态。这里，火车的静和车厢里的动形成戏剧性对比，勾勒出被“坚不可摧的车窗向外凝望”身陷囚禁渴望自由的人们的精神面目。而这一状态无疑揭示了无法脱离现实的人的生存状态。诗人由此笔锋一转，呈现乘客所不能触及的外部世界，一个自由的广阔天地：“一个拎锤子的男人沿车走动”。注意，男人沿车走动（自在状）和车厢来回走动的人（囚禁状）构成又一个戏剧对比。男人敲打轮子，轮子发出低弱的声音。“但就在这里！”感叹号在这里揭示一个突来的变化，即轮子声膨胀成一种不可思议的声响。“不可思议”在此为全诗的转折点——诗从客观现实的场景切入，然后进入一种神秘的心理感受，一串让人（读者或乘客）联想到不同空间的声音：代表自然的“雷霆声”，象征精神的教堂钟声，寓指日常生活的“周游世界的船声”，它们交织成一曲神奇的曲子。这曲子让地球的引力中止，“将整列火车和地上潮湿的基石托起”，并让万物歌唱。
　　
　　读完全诗，我们不禁由衷钦佩诗人对意象构建的用心良苦。三个精选的声音意象不仅强化了对世界的感受，对诗的境界也起了神性的深化作用。第一个意象是“雷鸣”。雷鸣是自然能产生的最大声音，它惊心动魄，震耳欲聋，具有震慑和解放的双重能量。它来自天上，可以奇迹般随时产生，汉语的“晴天霹雳”说的就是这种笼罩命运的宇宙力量。
　　
　　紧跟雷霆的是“大教堂的钟声”。教堂钟声也同样有着震撼身心的力量，和雷霆不同，它是人为的。教堂的钟声宏亮悠远，像来自苍穹，让人肃穆，崇高。
　　
　　第三个意象似乎有一点神秘。“周游世界的船声”怎么解释？航行和扬帆与声音有必然的关系吗？答案是肯定的。我们知道声音是空气流动和大海涌动的产物。“周游世界的船声”无疑是一种绕地球行驶方向不变的航行。而这航行是环状的。环状，环是轮回和永恒的象征。
　　
　　声音，这敞开的自由世界和关闭的棺材似的车厢构成两个对立世界，就像苦难与幸福，现实与梦想。关闭与敞开，这对现实中的矛盾体一直是特朗斯特姆的诗所关心和探索的对象，在他许多作品中得到极致的表达。如他早期的诗《他醒于飘过屋顶的歌声》：“沉睡者舒展身子躺在梦里……./开始寻找出人头地的工具——几乎在天上”，或者像《脸对着脸》所述说的：“有一天某种东西突然走来/工作中止，我抬起头/色彩在燃烧。一切转过了脸/大地和我对着一跃”；或者像《黑色的山》：“我们在车内拥挤…….山顶上，蓝色的海追赶着天空”，或者《冬天的目光》：“短瞬的祈祷。一只盖子在头上打开/幽暗的光洒落/我们抬头：星空穿过阴沟的盖子”
　　
　　《车站》也同样如此。这里展现的并不是一列普通的火车，而是一列象征生活或痛苦的火车。它停在车站的一瞬暗示了生活某种神秘伟大的品质。而这一品质诗人在诗的最后才给与解释：即一个带来了新气象“拎锤子的男人”。但这个拎锤子占据中心位置的男人是谁？谁在向乘客，读者或人群发出灌顶的预言？一个铁路工人？上帝？但不管如何，他让车站显现了意义。他让奇迹发生。但，是不是每个人（包括读者）都领略到了这份奇迹？或听到了那不可思议的声响？这无法保证。不过，那不可思议的声音无疑带来了宽慰，它让我们看到事物的内在关系，人和世界的关系，因果的关系。这就够了，可以“继续旅行”了。
　　
　　《车站》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困危之时出现一种不可思议的声响，一种宽慰或拯救的力量。这种力量经常在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中显现，如《孤独》，那里，雪天的一场车祸被一个突然出现的“支点”拯救：“这时出现了一个支点：一粒援助的沙粒/或一阵神秘的风。车拖了险/飞速爬回原道……”有人称特朗斯特罗姆是“宗教神秘主义者”，而诗人则辩解道：“我并不以为我是一个更合格的宗教神秘主义者，而生活是神秘的，这，永远是诗歌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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