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还是学生的时候，就喜欢徐先生的杂文，深刻而有力，现如今，斯人已逝，空留满纸书香。面对内心的良知，徐先生选择了从天而降，我不知道他当时心里有着怎样的悲哀和无力，以至于仓促结束自己年仅四十四岁的生命。
生于这个时代，思想者是最痛苦的。现实语境下，不管是党报还是市场化的媒体人，都面临自我良知与公器属性的撕裂状态，如无坚守和高超的调适能力，要么沦为利益集团的帮凶，要么内心抑郁而分裂。作为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主编，徐先生生前留给世人这样一句话：我的苦是敢想不敢说，敢说不敢写，敢写无处发。
这是一种怎样的悲哀和无力，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压制着人们的自由还有良知。很多年前，一位老师告诫我们：这个时代，你们要么用良知说真话，如果不能，那请不要说话。现如今回忆起来，老师说这话时，该有多么的无力。
想起梁任公的一副对联：春已堪怜，更能消几番风雨；树犹如此，最可惜一片江山。送给已远去的徐先生吧，也送给这个时代正在渐行渐远的理想主义和良知。
默哀。
世间再无徐怀谦。
静默是一种深刻的语言
□徐怀谦
静默常常引起人的宗教之思、出世之思，这是无足奇怪的，因为人们的世俗生活是如此喧嚣，属于他们的静默时刻是如此短暂，所以当静默来临，当然渴望超脱，渴望出世。
但这并不是说，静默之中缺少入世的情怀，相反，有的时候，静默就是深深的牵挂。我这里想谈的是中国式的父子关系。多年前听日本民歌《北国之春》，其中唱到“家兄酷似老父亲，一对沉默寡言人；可曾闲来愁沽酒，偶尔相对饮几盅？”听得我肝颤――绝大多数中国农村的父子关系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我进城二十多年了，性格比以前开朗了许多，可是每次回到农村老家，与父亲相对而坐，还是找不到什么话题。
“工作忙吗？”“还行。”“最近出差没？”“没有。”或者：“去了趟广州，呆了四五天。”然后就是长久的沉默。我特别想告诉父亲北京的交通有多拥堵，那里的空气有多糟，我有多么想家；特别想告诉他我出差时看到了哪些美景，遇到了哪些怪事，可是见到父亲黑瘦的面孔，便把这些话又咽了回去。我觉得这些生活离他太遥远，告诉他，反而会打破他内心的平衡。
父亲的脸色确乎又黑了不少，听姐说，因为我和弟弟不在身边，父亲百无聊赖，便和二三老友约着天天去河边钓鱼。父亲患过动脉血栓，久坐钓鱼显然是不利于健康的，但我无法阻止他，因为我知道父亲钓的不是鱼，是寂寞。我特别想说：“您搬到城里去住几天吧？”可是怎么也说不出口，因为此前已向他发出过N次邀请，都被他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拒绝了，所以日子久了，也就懒得张嘴。
及至女儿长大了，回到老家，父亲脸上绽放出从未有过的笑容，领着他的宝贝孙女在村里四处转悠，我们父子俩彼此都松了一口气――终于可以不必相对无言了。
其实，父亲有很多话想对我说。
有一次出差，我顺路回家小住数日。我睡在伯伯的炕上――伯伯因为身体残疾独身一辈子，一直和我们一家人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从小我就和伯伯在一盘炕上睡，所以我和伯伯的交流远比和父亲的交流来得多。这天晚上，伯伯和我聊了很多，恨不得把村里的大事小情都跟我絮叨一遍。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父亲说：你们俩昨晚可真能聊，我两点起夜的时候听见你们还在说话呢。听得出，父亲有一点嫉妒的意思。
在家呆的最后一个晚上，吃完饭，父亲就出去串门了，而我因为连日劳顿，睡得比较早。父亲回家时，我已进入[]梦乡了。后来听伯伯说，那天晚上，父亲回来想和我说说话，发现我已经睡熟了，就没让伯伯开灯，他独自坐在我身旁，静静地看了我很久。伯伯说，你爸的目光在你的脸上停了很久，他担心你平常用脑太多，营养跟不上；更担心你一人在外，受了委屈无处诉。听了伯伯的转述，我泪流满面。
我知道，中国绝大多数父亲的爱都是如此深沉、压抑甚至扭曲的。每每看西方电影，见人家父子之间直接说“爸爸，我爱你”“孩子，我也爱你”，总让我羡慕不已；见人家的孩子可以不叫爸爸而以“查理”或“约翰”相称，也让我对他们的平等关系敬重三分。
可是，我和父亲之间的爱是静默的，它深深埋在我们彼此的心中。随着年龄的增加，我越来越觉得有一些爱是需要及时表达的，虽然我说不出“爸爸，我爱你”，但我要让爸爸知道，我渴望与他沟通，我愿意与他沟通，我们可以是无话不谈的哥们，可以是平等交流的父子。
父亲啊，虽然我们一年只见两三面，虽然我们的电话沟通一周只有一次，但我对您的牵挂与日俱增，如今已经变成一本沉甸甸的账簿，压得我喘不过气，您感受到了吗？
静默是一种深刻的语言，没错；但我想告诉更多的朋友：让爱，不只在静默中流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