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情境假设：有一辆失控的列车，司机和乘客一共五个人，即将驶到尽头。而这时，你和一个胖子恰恰在铁道旁边。此时的你，若将那个那个胖子推入铁轨，则可以使列车停下，而列车上的五个人得以活命，自然胖子使牺牲的。若你不做任何反应，则司机和乘客一共五个人，都将死亡。在这种情况下，你使选择一个人，还是五个人？”
“人，是自私的，利己的。”这是近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对“人”的假设。几乎所有的近代经济学原理和论断均是在这一假设的背景下，展开思索，从而发展到其他领域和门类，例如：法律。
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五个人？这个问题一直以来困扰着我。起初，我认为这个问题很好去解决。只要情境中的我，是一个宗教主义者，为了救列车上的五名乘客，我一定会奋不顾身的跳进车轨，用自己的身躯，阻止住列车的前行，以保留车上乘客的性命。可我忽略了题目中，一个重要的假定。我是和一个胖子同时站在了铁道旁，以我的身躯，是无法阻止列车，只有让那个胖子进入车轨，才能救活车上的那五名乘客。既然不能通过这个办法解决问题，那选择自己牺牲的方法是彻底失败的。因为，即便是宗教主义者也是反对轻生，明知不能救，却牺————牲，则属于轻生。若我是宗教主义者，必然不会推那位胖子而救乘客。但这种选择，与康德的绝对命令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在这种身份下的我，只能默默的祈祷，祈求神的力量来拯救这五位乘客，祈求出现神迹。于是，我否定了自己的观点。
而后，我选择了边沁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将那位胖子推入车轨，从而让列车停住，以救出那五名别困乘客。因为这种选择，是可以通过计算比较的。牺牲一个，救活五个人，显然比牺牲五个人，而胖子活着要好。我们只强调结果，这种选择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可我又如何能够轻易的去决定一个人的生命，或者简而言之，那个胖子就应该死，那五名乘客应该活着。凭借什么呢？人，生而平等，不应该又贵贱之分。乘客是普通的人，胖子也是普通的人，怎么能够将胖子推进车轨，而救活乘客呢？于是，我便也放弃了这种想法。
进而，我考虑到的不是康德主义。而是我觉得，如果我将胖子推进车轨，能够救人，但我却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虽然是为了救人而杀人，但这与我走在路上，遇见歹徒在抢劫，而用石头杀死歹徒的情境是既然不同的。同样是为了就任而杀人。后者，无论在道德还是法律上，都能够受到世人的理解。但前者，从道德而言，并非所有人都能够理解，从法律而言，显然是必须受到一定的审判，因为我无法判断胖子是否愿意去死。起码我侵犯了别人活着的权利。若选择边沁主义，将胖子推入车轨。事后，我必然要为此而服刑，受到法律的制裁，这对我而言，是无法接受的。
最后，我选择了五个人。我断然不会去推那位胖子，因为那样虽然救了人，我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我也绝对不是康德的绝对命令主义，因为我的出发点，就不是“善”的，我是为了自己，而非为了别人。我会站在铁道旁边，不停的祈祷，希望会有奇迹出现。或许，没有任何奇迹出现，那五名乘客都死亡了，即便我的内心会有一丝的不安，但我不会过多的责备自己。若我推胖子，事后，那五名乘客必然对我感恩戴德，但对于胖子，我心中永远是一道阴霾。或许，站在我身边胖子，会主动的跳入车轨，拯救那五名乘客。我会被胖子的舍身救人所感动，以他为敬，并告诉那五位乘客，这个胖子的选择。不经我的内心能够心安，乘客能够得救，胖子也能够瞑目。这便是我期望的最好的解决方法。可这一切又回到我开篇的那句话。“人，是自私的，利己的。”胖子又怎么会愿意跳入车轨呢？除非胖子是纯粹的宗教主义者，但这个世界还有所谓的纯粹的宗教主义者吗？或许，最后的结果应该是，那五名乘客与列车一同消失。
虽然，残忍、自私，但我绝对不会推胖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