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综合《世界社会保障报告(2010—2011)》及本报记者采访报道。
■延迟退休是为了弥补养老金不足吗？——养老金当期发放没问题，养老金收支状况不是延迟退休的先决条件
为什么要延迟退休？ “专家讲了嘛，再不推迟退休年龄，养老金无法实现收支平衡。”在北京一家出版机构任职的王敏，最近对清华大学发布的养老改革方案格外关注。 “14个省份的养老金入不敷出，这情况太严重了，看来不想延退也不行了。”福建泉州已经退休的陈大爷从报纸上看到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成果，专门打来电话。 养老金是不是马上发不出来了？延迟退休是为了缓解养老金的支付压力吗？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负责人多次表态，养老金支付没问题，不仅没缺口，到2012年底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结余达2.3万亿元。2013年上半年，养老金收大于支，预计下半年延续此走势，结余将继续增加。 不过，对于官方回应，一些人并不相信，甚至认为是“粉饰太平”。而另一组数据影响力似乎更大，即中国社科院去年发布的“2011年14个省份养老金收不抵支，如果没有财政补贴，会影响养老金发放”。 究竟信哪个？对此，人社部的负责人曾解释，事情并不复杂。目前养老保险没有全国统筹，13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缺口不假，但还有18个省份有盈余。前者缺口达700多亿元，乍看惊人，但盈余省份中，广东一省累计结余就超过3000亿元。从全国看，养老金结余稳步增加是客观事实，经过了严格的审计。 “对‘缺口’的概念界定，不同的研究成果中是不同的。是指当期缺口还是长远缺口？显性缺口还是隐性缺口？全国缺口还是局部缺口？采用不同的口径，算出来的结果天差地别。养老保险的确要未雨绸缪，但也不必把老百姓吓住。”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保障系主任褚福灵说。 随着老龄化进程，在退休年龄不变的情况下，过些年养老金收不抵支了怎么办？人社部负责人表示，商业保险出现“收不抵支”就很难运行下去，社会保险则不同，不是以收定支，而是和一个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财政状况、国有资产紧密相联。2011年实施的《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五条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社会保险基金出现支付不足时，给予补贴。人社部对此条法律解读为：社会保险制度是国家建立并强制缴费的制度，应当由国家信用来担保社会保险制度的正常运行，社会保险基金一旦发生支付不足，出现支付缺口时，政府应当予以财政补贴，承担兜底责任。在延迟退休问题上，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多次表示“正在研究”，但未把这项研究与养老金收支平衡直接挂钩。 “想通过延迟退休来解决养老金支付难题，这样的看法是本末倒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认为，延迟退休的必然性应当是基于人均预期寿命持续延长、受教育年限增长和老年负担代际公平的需要，而不是养老金有支付压力。“如果人均预期寿命与受教育年限不延长，劳动力持续供大于求，即使养老金入不敷出，也不应延迟退休年龄；反之，即使是养老金有结余也应当延迟退休年龄。”
■延迟退休会不会影响就业？——延迟退休会对就业产生一定挤出效应，对低收入者、大龄劳动者的冲击更大
延迟退休年龄，另一个热门理由是，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到了调整退休年龄、增加工作年限的时候。 但反对延迟退休年龄的理由也集中在此领域。“就业形势这么严峻，大学生找份工作这么难，再延退，还让不让人活了？”“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基本上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老人不退，年轻人彻底找不到好工作了。”网络上、现实中，都有不少类似反对声。
调整退休年龄和就业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据介绍，劳动力相对不足是许多国家调整退休年龄的主要原因。中国是否也到了这个阶段？ 2011年，我国出现劳动年龄人口的首次下降。不过，单独年份的微小下降未必改变一段时期的劳动力总量高位。人社部2012年的一份报告认为，在2035年前，我国会一直处于劳动力丰富、抚养负担低、储蓄率高的人口红利期。“十二五”期间，我国劳动力供给将达到峰值，超过9亿人，并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这一高位。我国仍是全球第一劳动力大国，也处于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时期。这将给就业带来长期压力。 “十二五”时期，我国每年新增需就业的城镇劳动力在2500万人左右，在宏观经济保持预期增长速度的前提下，城镇每年新增的就业岗位在1200万个左右，岗位缺口每年预计都超过1000万个，不存在“劳动力不够用”的问题。 现实中，提前退休普遍存在。2009年，人社部公布的实际退休年龄是53岁左右。有专家指出，在实际退休年龄不足55岁的情况下，尚且存在劳动力过剩，更没必要把法定退休年龄再向后调整。 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出现持续的“招工难”，这也是赞成延迟退休者常常提到的理由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唐钧分析，现在所说的招工难是结构性缺工，有人没活儿干，有活儿没人干。许多喊招工难的企业及其所在地区，设置了不合理甚至是歧视性的障碍，比如工资压得过低、工作时间过长等。
如果延迟退休，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就业？ 有专家认为，现在许多退休的老年人仍在就业，调整退休年龄后只是让这种隐性就业显性化，不会对就业产生冲击。还有专家提出，增加老年人就业时间可能创造新的岗位，比如老年人不能帮忙照顾第三代，会制造大量针对0—3岁婴幼儿的社会服务性岗位。 郑功成教授谈到，在劳动力需求不变的前提下，延迟法定的退休年龄，会对就业产生一定冲击。不过，老年人与青年人的工作岗位之间不是一对一的替代关系，实际的挤出效应需要综合测算。 唐钧则特别强调了对低收入者、大龄劳动者的就业冲击。在劳动力市场上，这部分劳动者的就业竞争力更弱。如果延迟退休年龄，就业的冲击将首先传导至这部分人，使其更难找到工作，而他们又不能退休领养老金，生活会非常艰难。
■延迟退休，为何分歧大？——一线工人多持反对意见，部分下岗工人等退休已等了十多年，差别退休则易引发“不公平”争议 研究机构频频出台报告建议延迟退休，称“形势紧迫”、“不可拖延”，但每一次反对的声音都很高。 8月份清华大学包括调整退休年龄在内的养老改革一揽子方案公开后，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25311人进行的调查中，94.5%的受访者明确反对延迟退休，仅3.2%的受访者表示支持。人民网在2012年“延迟领养老金年龄”的调查中，45万网友参与投票，93.3%的人反对。
据了解，调整退休年龄涉及每位职工的切身利益，不同群体的意见很不一致。临近退休年龄的机关事业单位领导干部、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不论男女，多数认为可以适当延长退休年龄。一位提出延迟退休报告的学者表示：“五六十岁正是经验丰富、能出成果的时候，这时候退休是人才的巨大浪费。” 专业技术人员，如医生、教师、科技工作者、工程师等，往往是“越老越吃香”，很多人觉得，这部分群体愿意延迟退休。但调查发现，不少专业技术人员更想“按点儿”退休，再到其他机构兼职或由原单位返聘，这样能拿双份收入，既有养老金又有工资。“父亲退休了，却是收入最高的时候。”在北京某网站工作的宋涛说，他父亲今年61岁，做地质勘探近40年，退休后受聘于一家民营企业，每月有退休金4000多元和8000多元薪水。 一线员工则多数认同目前的退休年龄规定，有的人甚至希望早点退休，以获取稳定的养老金收入。近几年国家稳步提高企业职工养老金水平，对那些在职时工资不高的员工，早退休，意味着月收入有可能增加。 值得关注的是，大量下岗职工对延迟退休表示激烈反对。辽宁鞍山的韩先生1999年下岗，时年45岁。下岗后，他基本上靠打零工挣钱，日常生活由当教师的妻子支撑，他挣的钱主要用来给自己续缴社保费。“这几年，我就盼着哪天能退休了，我就有稳定的收入了。我明年10月份到60岁，千万别在这期间延迟退休年龄。”对于这部分下岗职工，等退休已苦等十几年，现在提延迟退休，遭到反对是必然。 既然有人想早退，有人想晚退，那么尊重个人意愿，想延就延，弹性退休、差别退休行不行？有若干方案提出此建议，同样招来反对声一片。有专家指出，这种“差别化”退休在操作层面难以保证公平。延退，由谁说了算？自己想延退，单位未必想留。单位领导认为自己延退理所当然，员工未必这样想。这在有编制限制的机关事业单位更复杂。 “差别化”还容易与养老“双轨制”联系起来。机关事业单位延或不延，都会成为难题。延退，企业员工可能指责“机关工作轻松，不用每月缴纳养老保险，现在又能轻松地多干几年”；不延，可能被批评“养老金高出一大截，当然想早退早受益了”。
■延迟退休是否箭在弦上？——对退休政策“研究”不代表会立即调整，人社部未要求研究机构限期出具调整方案
“我爸爸后年满60岁，这两年不会调整退休年龄吧？” “女干部55岁就退太不公平了。我今年54岁，身体很好，不知道能不能赶得上延迟退休？”
近期，不少人致电主管部门、研究机构以及媒体询问。 调整退休年龄，会像一些机构建议的那样很快实施吗？ 记者致电人社部有关负责同志，得到的回复是，仍在进行相关研究，研究不代表现行退休年龄规定即将更改，早在2005年，当时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就曾开展过此类研究。有关专家的意见和社会各界的反映，人社部将高度关注，稳慎地对这项政策是否调整进行研究。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人社部要求多家研究机构限期出具调整退休年龄方案”，人社部相关司局予以否认，称不会像部分研究机构所建议的那样‘十二五’期间退休年龄延长两岁”或“明年起调整退休年龄”。 从全世界看，我国法定退休年龄、特别是女工人的退休年龄相对较早，这是否意味着延退虽不会立即实施，但随着预期寿命提高，将是大势所趋？ 储福灵表示，目前的退休年龄是1951年确定的，而现在我国预期寿命已达74岁多，超过上世纪50年代20多岁，还沿用原来的退休年龄政策，不太妥当。随着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人口结构转变，对退休年龄择机调整是必然的。 人社部也曾明确回应，延迟退休年龄是必然趋势，但要根据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就业状况和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要求来综合平衡，确定什么时候实施这样的政策。 什么时候会是合适的时机？调整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唐钧认为，近期不是调整退休年龄的合适节点，须优先考虑就业，特别是中下层群体的就业问题。他同时强调，对影响这么大的政策，社会各界应充分讨论，让各种赞同的、反对的意见都充分表达，充分考虑不同群体间的公平公正，在逐步达成共识后再实施。 储福灵说，调整退休年龄应当是渐进的过程，不太可能一步到位调整到63岁或65岁，而是小步推进，比如从某年起，每年向后调1个月，并且有一个时间表，告诉劳动者，现在40岁的人可能会在60岁零1个月退休，39岁的人可能在60岁零2个月退休等等，经过一个过渡期到达某个稳定的年龄。“预期明确了，应该不会有那么多反对声。15、20年后，劳动力供求状况、人均寿命、大家的心态都会有很大变化。” 人社部有关负责人的意见是，目前先规范退休制度，并对一些地方进行的探索来总结有益的经验。至于普遍提高退休年龄，其实施一定会是柔性的、渐进性的，考虑公众的心理适应程度和整个社会的平稳运行。-----------------------------------------------------------------延伸阅读：我国退休年龄是怎么定的？
中国现行退休年龄的规定源于1951年政务院颁发的《劳动保险条例》，其中对正常退休的规定是：男工人与男职员年满60岁，一般工龄满25年，本企业工龄满5年；女工人和女职员年满50岁，一般工龄满20年，本企业工龄满5年。 1955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暂行办法》，将国家机关中女性工作人员的退休年龄从1951年规定的50岁提高至55岁，并增加了伤残提前退休的规定。 1978年《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工人，退休条件为“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0周岁，连续工龄满10年；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者其他有害身体健康的工作，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在之后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进程中，尽管制度模式多次调整，但没有再对退休年龄做进一步修改。 此外，根据1990年人事部《关于高级专家退(离)休有关问题的通知》和1992年中组部《关于县(处)级女干部退(离)休年龄问题的通知》，本人自愿基础上，高级职称女专家和处级及以上女干部可以与男性同龄退休。----------------------------------------------------------------------------------蒯大富：落幕以后2013-09-01
庚寅年初春，余之深圳，过访蒯大富氏，盘桓数日，作促膝谈，乃有此文之出。所须托言者，褒贬臧否，非余区区一介写字人之职志，不付诸史家之笔乘，即付之于东流。余之片言点墨，非为其他，聊作记闻，仅止有限之观睹耳。是为记。------------------------------------------蒯大富：落幕以后
文/章剑锋
一站在阳台上俯瞰，大半个现代都市尽在眼底。极目远方，蔚蓝色的海岸线隐约在望，水、天、楼群，交相辉映，别有一番韵味。这是蒯大富家的阳台。楼是1995年落成的，属于深圳市当时的高端住宅区，整套房屋，厅堂轩敞，怎么也不下200平米。2001年，蒯大富斥资买入，这可谓成功的手笔。
“那时候是最便宜的，8000块每平米，现在是20000块。这个位置非常好，前面是香港的大海，后面是世界广场。”罗晓波和我们在阳台上即景闲聊，谈笑风生，“那时候没有投资意识，我们就是要房住，就买了一套。要知道房地产发展成现在这样，那时候按揭买它三套，呵呵。”
罗晓波是蒯大富的太太，小她丈夫17岁，一个个头瘦小、皮肤黝黑的女人，性情爽快，精明能干，交际能力极强。那时正是元旦季，深圳温度适中，她穿着一件洗旧了的桃红色卫衣，捋着两只袖子，下身是一条深色运动裤，腹间别着一只黑色的腰包，像个混在菜市场上的小商贩那样。额门高高的，微笑时会浮现皱纹。她将头发往后梳紧，然后随便扎成一个喜鹊尾巴状。浑身上下简便得没有一点多余的装扮，素颜示人，未施脂粉，似乎不屑于保养，皮肤松驰，脸部骨骼明显，不同于一般养尊处优的太太们。
1988年，在机电部南京55所工作的罗晓波经人介绍，与当年正流放在宁夏的蒯大富结识，并于是年只身赴宁与之结婚。整个过程，只用了100天时间，一场名符其实的“闪婚”。
曾是红小兵的罗，这样解释她何以不顾一切要嫁给一个前景黑暗的“罪犯”的动因，“别人介绍给我的时候，我就是好奇。”
在深圳这样一个商业观念高度发达的都市，对于金钱的追捧氛围压倒一切。他们夫妻也是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的人，说起生意来就像说书那样随意自在。
“我们是做产品开发和网络的，现在做移动办公系统，都是暴利行业。赚钱要看运气，做互联网行业我没有忽悠到，要拿到一笔风投就好了，肯定高薪咯。没拿到，没有像人家那样暴发。”罗晓波语速极快，很有谈吐欲，说话几乎不停顿，似乎在谈论一桩成年人的消谴玩乐，“做移动内容供应商的时候，我是做得比较好的，后来把股权卖了 ，那个还挺好玩儿的。”
人不可貌相，别看她一身平常的旧衣裳，可是这对政治上失意的夫妻，身价却值得估量。在深圳，他们不讳言一共打拼出来三套房子，加起来怎么也不会低于七百万。蒯大富公司的员工私下也说，“蒯总家自己就有两三部车子，配了专职司机。”若就财富积累而言，他们无疑称得上成功人士。
可是像他们这样的富有之人，走到人堆中，绝不显山露水，叫人看不出一丁点儿迹象。这样用心遮掩和营造出来的低调，或许是独特的生活态度。罗晓波说，“他做音响，我做IT，收入都不错。我们又不是要求很高的，就是有个温饱嘛。你看我从头到脚，都不买衣服的。十年不买，都是捡邻居的旧衣服穿，没觉得会怎么样。蒯大富当年不也说嘛，有内涵不需要外包装。”
富人不露富，仅止于此么？当然不是。蒯大富背负着一重历史身份，这是一个有“污点”的人。那段历史虽然早就烟消云散了，可是到今天他们依然不得不富有心思地考虑保持一种合适的处世办法，只因早年他们曾为在这方面的不够聪明吃足了苦头，“太显眼的话，可能会更麻烦。”
进门后，罗晓波领着我们在家里转了一圈。屋子大，却未经布置，装修并不华丽，每个房间都凌乱地散放着各种什物。蒯大富的床也是一片狼藉的，被子也不折叠，好像是刚睡完午觉，还来不及打理。我们到达时，他正在客厅里忙于接待几位公安局的客人。手里积攒的钱，一个重要的用途是补偿亲情的。蒯大富家里五个弟弟一个妹妹，当年在他出事后，都受到了牵连，原来在部队的，统统打发回家，到底层谋生活。蒯大富坐牢十七年，不能侍奉双亲，经济转好之后，他将十七年的开销全部补偿给弟弟们。弟妹们的子女就学，费用也一概由他承担。用罗晓波的话说，基本上就是一个希望工程。这样做是想求得心理上的安慰，觉得当年累及大家，跟着一道受罪，挺有亏欠感。蒯大富至今不忘，判了刑，成为另类，家人是怎样支持他的，“你干政治上的事坐牢，我们不怨你，当时环境就那样。你要是刑事犯，盗窃贪污，我们不饶你。”
二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深圳，对于每一个前往找出路的人，所给予的机会都是均等的。蒯大富是1994年来的深圳，彼时在内地他实在是走投无路，呆不下去了。不料到了深圳，如鱼得水，发现这个地方的环境让人耳目一新。政治上、人际关系上都很宽松，形象地讲，有四不问，“小姐不问芳龄、男士不问收入、老板不问出身、吃饭不问价钱”，这种环境允许有本事的人闷声发大财，也扶持了很多人才，昨天才从监狱里出来的，隔天就变成给工人开工资的老板的，不乏其人。
看在眼里，蒯大富心里也在盘算。做官、做学问或重拾清华的老专业去搞核化工程，那都是体制内的工作，没有可能。要养家糊口，重新融入社会，求得安身立命，只有投身商场之一途。明确了方向，他跃跃欲试，“满街高楼，没有我一间，满街车子，没有我一个轱辘，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多少人比我们差得多，他都能赚钱，我们怎么就这么笨呢？我也不是很懂经商，但也不是什么高深得不得了的事，毕竟我是清华毕业的，我学嘛。”
最开始，蒯大富在一个同学的公司跑单，这是一家经营音响设备的公司，也是当时深圳唯一一家挂着美国牌子的企业。凭借着历史上造就的名气和积攒下来的人脉，蒯大富很快就施展开手脚了。第一单生意来自深圳一家建筑设计院，院长是他当年在清华当红卫兵司令时的老部下，给了他一层楼的音响设备装修工程。完工后，院长帮他向单位里报黑价，一千块钱报一万四，五十几万的工程投入不到三十万成本就告竣了。公司老板高兴得不行，当即给他提成一万五千块。当时中国的万元户还不多，毕生不曾见过那么一笔巨款，拿在手里未免感到恐怖。确定的是，从此以后，他们家再不用为钱发愁。连罗晓波也诧异这境况扭转得突然，“你这么挣钱太容易了，吃着喝着玩着就把钱赚到了。”
当时在深圳，老清华毕业生就四五千人，且他们中很多人都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子，蒯大富很能结交，可谓资源联系广泛，连市里领导对他都予以关照，政府部门、机关、企事业单位，凡有业务，只要蒯大富出马，单子十拿九稳没有不到手的。如是这般，在同学公司干了四年半，生意额做到九千万，按照口头约定，蒯大富每单须提成百分之一，总共90万，但那同学一发财人就变了，往外掏钱艰难得如同割肉，只给了他二十二万外加一套房子，折算下来一总只拿到60万。蒯大富忍无可忍，只好与之分道扬镳，单干去了。同学的公司随之也就垮了台。
“人要发财，要有四个条件，缺一不可。第一勤奋，你要成天跑，有单就去跑，有机会就抓住；第二要聪明，要知道怎么谈生意，怎么抓机会；第三是运气，你很勤奋吃苦，也很聪明，运气不好，你也发不了财；第四就是德行要好，待人要宽厚。这四条差一条，肯定发不了财。”
如果要把蒯大富的人生截作两段，这中间应以深圳为分界线，线的两边，分别呈现两种不同的情形，可以一副对联综揽之。2005年，蒯大富60岁生日，在深圳的酒店中高调庆祝。当日的餐厅张贴眉批为“六十大富”的对子，上书“三十年河东，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革命尚未成功”；下书“三十年河西，成家立业，身体力行搞经营，经营初见成效”。那日张灯结婚，宾客喧阗，一派欢喜，好不热闹，寿星蒯大富坐在主席正中位置上，春风盈面，很在状态。失意政治，得意商业，这一副对子，将他一生沉浮写尽。
夜色降临，罗晓波在厨房里忙活起来，准备晚饭。蒯大富坐在客厅的长条沙发里，聊着天。那年他64岁，身材虽仍壮实，但连续三次被中风击倒。奇怪的是，每次又都能爬将起来。这靠的一半是毅力，一半是调养。以前他的信条，是生命在于静止，他执拗地坚信，这世上只有千年的乌龟，万年的王八，对崇尚运动的罗晓波很是不以为然。出于康复需要，保命要紧，终于他也慢慢地配合起太太，在她的引领下练瑜珈、游泳、散步，发现生命终归还是在于运动的好，为此他放弃了坐专职司机开的车子，上下班去挤地铁，徒步行动，不需要人跟随。
“这个很有用，以前走路不稳的，容易跌跟头，说话嘴巴容易漏风，现在恢复得差不多了。”蒯大富穿着一件衬衣，外面罩着一件竖条纹的毛线背心，说话时仍有轻度的口龄不灵，面部肌肉间或微微抖动或抽搐，但这并不过于严重地妨碍到他的语言表达和思维能力。
身体不行了，公司也关了张。第三次恢复之后，他没闲着，又被聘到一家旧同事开的音响公司当首席顾问。这样的人，名人效应是开发不完，使用不尽的。公司里对他也是推崇备至，人人景仰，老板甚至将他当作一种信念的存在与象征。不用他过问具体事务，只需要他帮着把控一下大局。从前的“蒯司令”，在公司年轻人的嘴里都叫成了“蒯总”。自从商海闯荡，这是深圳这座城市赋予他的新生角色。在公司，他也没有任何架子，从前是多么了不得的任何一点痕迹在身上都找不到。有事没事去办公室呆着，上网下下象棋，和年轻人去户外走走，爬爬山，KK歌，说说笑笑，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罗晓波说，“现在这家公司的老总也说，等效益好起来，给蒯 总每个月发点营养费。我说不用，你给他个办公室，我就挺感激了。因为他喜欢出去嘛，就有个办公室的感觉。”
三深圳不只是吸引了蒯大富，很多早年在政治上失势的人，尤其是文革人物一时都往这里栖息驻扎。这些人的涌入，据说曾引起当时深圳地方首脑的注意，纳闷于“怎么这些人都跑到深圳来了？”一度有风传地方上计划把蒯大富这样的人轰走。如此一来，蒯大富要想站稳脚跟，就不得不夹着尾巴，小心收敛一点。
94年甫一踏上深圳地头，港澳记者得知此讯，围追堵截，蒯大富否认了自己的身份，改名为“戴明”，以便避风头。可是出去跑业务，客户认的还是蒯大富的招牌，“戴明”其人名不见经传，无人熟识，他又不得不两个名字并用，往往“戴明”的名片发出去一盒，蒯大富的名片已经用了五盒。
名头太大，才到深圳就受到地方公安关注。第一次，电话打到公司邀他赏脸喝个茶，算是结识一下，交上了朋友。之后联系就频繁起来，隔三差五地吃饭喝茶K歌，就是不切入主题。嘴上不说，彼此也都心照不宣，保持友好。“他没有理由赶我走，我在进行商业活动，对深圳也是有用的，”蒯大富显然也懂得规矩，尽量安分守己，“你借人家这方土壤谋生，不要给人家添麻烦，合法经营，不干政治，而且我特别害怕公安、工商查，账特别清楚，税是一点也不敢不交，十五年我交了七百多万税啊。”
作为一个历史问题人物，2008年蒯大富要到北京谈一笔生意，正好北京开两会，深圳方面就派了一名警员随行，也不干预，也不盯梢，就让他去谈业务，完了跟着一道回去。甚至蒯大富身体欠安，他们还特别登门探望。一来二去，双方之间就产生了某类特别的“友谊”，蒯氏夫妇总说他们工作非常“人性化，水平很高”。在这种交往中蒯大富也看得明白，“深圳干部的观念也变了，你做生意赚钱，我不管，你有事做，能养家糊口，也就不捣乱了，正好符合我的要求。”
公安局的朋友对他明确坦承，从完全法律意义上讲，他是行动自由的人，而公安部门对待他的方针，就是“给你创造一个挣钱的好环境，但是必须切断你和国外、港澳不必要的联系”。在这一点上，蒯表示接受。我们到访那天，因为一些右派人士拟到深圳开笔会，想约见蒯大富，公安局的朋友建议他不去掺合，他答应一定配合。
“我知道哪些可以干哪些不能干，我明白自己的角色。我多大年纪了，六十多岁了，还能有什么？”不只是他自己这样认为，就连公司里的年轻人都看得清楚，蒯已经过了他的黄金期，对现在的人已不具备什么号召力与影响。但蒯仍不忘表忠心似地说，“我蒯大富永远是共产党的贴心人，我肯定是维稳的力量，我希望社会稳定快速发展，不希望这个社会乱的，社会乱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不要说碰政治，就是他们家所在的小区，因为物业公司侵犯了业主利益，业委会与之发生争执，闹得不可开交，找了蒯家多少次，叫他们也参与维权，他们从来是躲开不去。“我不介入任何群体事件，避免任何是非，因为遇到过的波折太多了，”罗晓波的口气，显得犹有几分余悸未消。
香港有家左倾的电视台，和蒯大富很熟。前些年，几次三番想做他的访问，都没有成功。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和他们说，“我说的你不敢播，你让我说的我又不想说，你说我上你节目干嘛？你也别为难，我也别为难。”
保持低调，即意味着蒯大富要对其喜好于社会交际与活动的秉情予以压抑，多有不适应。有时候他也对这样的生活抱有怨言，“凭什么要让我低调呢？因为我曾经的过错，坐了十七年牢，还要怎么着的吧？”
一开始，不仅他自己改名字，为了不成为外界的第二目标，孩子也改了姓。不几年，环境渐好，蒯大富就不用化名了。2004年，孩子十八岁，户口迁入深圳，蒯大富问她户口簿上用什么名字，孩子说姓蒯吧，就又恢复过来。他说，“我不主张孩子改姓的，她就认为有这么个爹，不丢脸。”
罗晓波像在给她丈夫的话作注解，“他觉得走出去让人知道是蒯大富的孩子，说不准 人家还会给予特别关照呢。”四晚饭是在蒯家那张安放着圆形玻璃转盘的红木餐桌上进行的。蒯大富坐在我与罗晓波之间的位置上，食不言，专注地喝了两碗紫薯稀饭，期间他一定客气地坚持要为座中客人也盛上一碗。之后，独自离开餐桌，双手交错枕于脑后，仰靠在沙发里安安静静地看他的电视去了。
“喜欢看碟，然后关心一下政治。还是关心，像陈水扁什么的，他能盯着看、熬夜看，现在已经大不如前了，三年前，哇，记忆力好得很，几千字的人民日报社论，饭桌上聊起来，哗哗给你背出来，”罗晓波在他离开餐桌后对我说。这些因政治而兴起又因政治而更替的过来人，对于政治话题的关心大约是出于排谴落寞心境的必需，或者也算某种习惯爱好的延续，罗像在泄露隐密，“他自己也说，不能弄潮，可以观潮，不能演戏，可以看戏。”
1994年，蒯大富初到深圳，见到在清华教过他的一位老师，这位老师文革中不仅被他整得够呛，弟弟也被整死了。那时老师身体很不好，蒯去看望他，要他一定把身体养好，并说，“不能弄潮，可以观潮；不能演戏，可以看戏”。这话不仅是用来宽慰人的，也是一个过去式的风云人物对其自身处境的写照。一个病殃殃的老头，在政治无情的浪卷浪舒中被捧起又被摔落，早早撂在了岸上，除了坐观激流鼓荡，已经找不到他原来的位置所在。
蒯大富戴着一副粗框眼镜，神情和悦，谈吐不见波澜，从容平静，但又不失他的洞察。他的居所和办公室里，堆满了各种大陆难以得见的书籍，上面讲的都是政坛上的权谋、内幕之类稗官野史。公司里的人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香港专门有人送给他的。”此外，他为自己订阅了多种报刊，划分起来，从左翼到右翼，兼容并包，光阅读这个每天就得花费两个多小时，他管这叫学习思想成果，掌握时事动态。
“我们这些人，不想关心政治是不可能的，政治要关心你，中央某些政策的变化，中央某些领导的变化，就可能影响到我们的命运。这种情况下你不关心政治，可能么？”蒯一点也没有夸大其辞的样子，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表情认真，好像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超然物外的，他有他的存在感。
在客厅里小坐一会儿，蒯大富走进厨房，倒腾起他那个专用的药罐。第三次中风后，罗晓波带着他全国各地寻医问药。他十分听取医生的话，不停地熬药吃，十五块钱一服中药，一气吃了一百八十服，每天两碗，一天不落下，以便求得更好复原。他给我看最新拿到的体检报告，一小厚本，项目很多。据他说，身体基本面都还好。把药罐放在炉火上煨好，他又翻将出一塑料袋首乌粉，泡上满满一海碗，一边看电视一边专心地吃了起来，传说那东西不光有乌发之效，还可以治疗便秘。
他这一生，败就败在政治这两个字上面，可这失败消灭不了他对于官场的热衷与窥探欲，若干年前去昆明，那时主政昆明的一把手是由江苏调过去的一个改革派背景的官员，这位方面大员盛情设宴相款待，蒯大富对他说，“你要是在官场上干得不顺，干脆到我公司去算了，”大有延揽人才之意。这话后面其实隐含了他对于官场文化的逻辑，即自古以来，凡是酷吏，下场都不是太好的。
他显然是一个资深的看客了，坐下来可以讲一连串官场上的小道和笑话。这些东西由蒯大富嘴里讲出来，带有一种游戏人生的况味在里面。
五蒯大富这一代从清华园走出来的人，从政是大多数人必走的路子，其中亦有后来登上了国家领导人座位的。而他的辉煌，却只终结于1968年的22岁。多么光彩的年华，夺目而虚幻，只维持短短两年，便没有任何可以延展的余地和空间了。不能博一个衣冠终身，唯一适合他的解释只能是时运不济，命不够好。他身边的人，都说他不幸而成为政治游戏的走卒玩偶，他被命运之手蓄意点中，不知死活还兴高采烈地蹚进了一滩不该蹚也蹚不好的泥泞，好像最后也只能用他的憋脚的牺牲与收场来支撑那段提前被设定好的戏份。
往事历历，烟云难消，就像那向人说道天宝遗事的白头宫娥，总也忘不了里面也有自己参与的几句台词、若干片断。悲哀就是这样，幕布拉起那一刻，事实上他竟一直在卖力地跑龙套，却被人，连同他自己误会是在独挑大梁唱主角。
在罗晓波那里，对她丈夫有各种各样的情感色彩浓重的判定式称谓，比如走狗、打手、可怜的悲剧人物，被卸磨杀驴的人等等，这都是背着蒯大富私下里提及的。蒯大富那时候坐在客厅里，与餐桌相距不远，也不知道他是听见了还是故意装聋作哑，总之我怀疑这些字眼听起来对于当事人的心理会产生刺激，但罗晓波就是口没遮拦，一点也不顾忌。她丈夫当年在政治上的表现之极端幼稚，在她眼里简直是件彻头彻尾的蠢事。她说他充其量只是个政治爱好者，并不具有什么政治智慧。
数十年之后，蒯大富常与文革时期的那批人聚首。那段岁月是他们之间永恒的私房话题，听他们讲故事听多了，罗晓波从中也听出一些道道来。其中一件事让她印象深刻：1968年7月，毛泽东派出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试图接管乱糟糟的校园，要求蒯大富领导的“井冈山兵团”交出武器，不愿退出历史舞台的蒯及其手下拒不听令，武力对抗。失败后，蒯匆忙逃出，跑到西单的邮电大楼要向中南海发电报，说什么清华“井冈山”正在血泊中，向毛主席呼救。救兵非但没搬来，自己还落了个束身待罪的局面。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五大司令，蒯大富还感到激动和委屈，抱着毛主席失声痛哭不已，说不知道是谁派工宣队去攻打红卫兵。毛当时说，你要抓黑手么？黑手就是我。
“人都是毛主席派来的，还向毛主席呼救，你说他有什么政治智慧啊？反正我听着就跟听个笑话似的。”罗晓波不停止她的冷嘲热讽。她意识到是她丈夫那种年少轻狂的风格将他推到了舞台中央，他那么地爱凑热闹好出风头，天天在学校刷大字报，与人展开辩论，她把这称为易于被发现和利用的性格缺陷，以致最终吞没了他自己。
蒯大富看自己的历史投影，却有不同心境。过了耳顺之年，当年那场剧烈风浪差点把他活活葬送，他都不认为自己上了当受了骗，利用这个词，根本提都不用提及，他不相信有这回事。理由简单，当年社会对领袖崇拜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无人能脱出这一个局限，年少的蒯大富内心也只有狂热没有其他。忆得当年，被毛主席接见，那种欣喜欲狂，无以言表，其荣耀感犹如被神圣摸顶一般，“无比信仰，发自内心”。在这个背景下，舆论上讲中国可能变成修正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可能复辟，号召保卫江山，蒯大富是真信的，“我就不能答应了，你走资派，我们当时很自觉就要跟他们拼命了。当时说打倒这个打倒那个，基本上就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二十多岁了，我们都是成年人了嘛，政治意识还是有的，我不认为是被利用。”
与这话相呼应，在蒯大富的办公室里，至今还摆放着许许多多与领袖有关的资料、书籍、影像，翻阅一过，其中一副照片颇有意思，是被PS过的蒯大富与毛主席的合影。事先他单独在户外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将旧照片中坐在藤椅中独自休闲的毛主席人与椅全部抠出来，经过技术处理，置于他的身前。这样一来，蒯站在毛主席的身后，目光喜悦而坚定地一起合影了一次。只是四周的环境过于现代，与主席古朴的衣着打扮不相衬托，一望即知有假。
对于往昔的怀念与迷恋，可谓深到了骨子里面。他们公司里一位负责人说，对于自己的遭遇，蒯大富是“无怨无悔”的，当年他是热血青年，“就是为了毛泽东思想而牺牲自己”，“他是一个忠实的信徒，只有中国才有蒯总这一类产物存在。”
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蒯大富回去一趟。站在一堵关于文革历史的展板前，这个曾经主宰学校命运的老人笑容可掬地留影纪念。那是他的凭吊。不管是发自内心还是故作姿态，他们这些人，总是愿意相信自己因当年信奉的纯粹而没有失足，仿佛一旦否定与动摇，此生亦将随之推翻，输得惨重。
六毕竟，北京埋葬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暮年的蒯大富，内心的“北京情结”依旧很深。
“他前两年还想在北京买房，憋着劲要回北京去。每年校友会他都去了。”罗晓波说，“他想回去，我不去，我说行，你自己一个人回去。去北京怎么活啊？”
蒯大富接过他太太的话头，“你本来在深圳也不工作。要在北京活下来，只要有房子就行，有钱的话就买个小房子。”
蒯大富对于北京岁月的缅怀，在罗晓波眼里之所以不切实际，不完全是虚言。时过境迁，木已老朽，可是风却不止。2011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蒯大富西装革履，别着荣耀的红胸标，高调在清华园露面，引发了不小的舆论反响，有人质问，“为什么一个文革的罪人今天还能在清华大学那么受欢迎呢”？在此前后，他也到过不少次北京，会同学，见朋友，谈生意，看女儿，不过都不公开，低调来去，免生是非。这种情形，想定居北京便成了他的一厢情愿，连他公司里的人都为此作了毫无可能的结论，“回不去，有些人不愿意他回去，肯定有些私人恩怨，对他有影响。”
罗晓波不喜欢北京的理由，是认为那个大得离谱的地方人文关怀不行。这基本上是早年跟着蒯大富在北京惊皇失措、提心吊胆过日子所遗下的经验。1993年，他们夫妇尝试过重返北京，终告失败。那时北京海淀区准备在北太平庄兴办通讯器材一条街，经人牵线，决定将下海到了山东蓬莱的蒯大富引进，担任管理工作，大有改革开放新举措的意味。考虑到历史背景，海淀区事先与他约定，一合法经营，二不干政治。蒯大富满口答应。尽管当时有朋友劝说此事不靠谱，还是不要涉足北京地界，但他们夫妻一致乐观以为社会开放进步了，环境已改变，可放心大胆前往。就这样，北京方面专车将他们一家子接去，条件优厚，配给一套三室一厅带装修的房子，一台专车，专职办公室人员。
到北京一个月光景，风声突变。地方上似乎为了显示成绩，向上面报告了此事，“好像很了不起，说把蒯大富这样的特殊人才从山东挖到北京，肯定对我区开放工作能有相当大的促进。不报告没关系，一报告，形势就不对了，公司注册不下来。”罗晓波说，“听说是这样，‘要把蒯大富客客气气请出北京。’”
眼看要被扫地出门了，蒯大富还一门心思想呆在北京。不让当总经理、董事长他倒无所谓，心想去路边擦车、修鞋、开个茶馆，总应该可以吧，合计一下，一天没准也会有三百块钱的收益。但这只是空想。
风风光光地来，灰溜溜地走，那境地让罗晓波终生难忘，“走的时候就比较惨，都没来得及跟我们商量，就知会我们，你们必须离开北京，越快越好。老总和他太太又拿车把我们送回山东，街道上有家肉联厂，搬家时，来了十几个小伙子，开着装肉的冷餐车，把我们的东西一装，把门一锁，就走了，像逃难一样。”
败走京城，没脸见人，回到山东的蒯大富呆不下去，几经辗转，被同学拽到深圳去了。罗晓波不想走，两天后又带着孩子悄悄折回。孩子放到幼儿园，自己找了份工作，默不作声地呆了两年多。然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和她丈夫一样，性格中有高调爱张扬的成份，80年代下海后，他们就敢于在媒体上抛头露面，谈论自己的生活，蒯大富逢人好以“天下无二蒯”自命。在北京生活的罗晓波也是，因为接受了在杂志社工作的朋友的采访，文章登出，大出风头。此后单位受到压力，只好给她三个月工资，请她走人。老总在全体员工大会上说，“为了全公司人的饭碗，只好对不起罗晓波。”
罗晓波至今还保存着那份惹事的杂志。那时蒯大富在深圳，已能负担家中生计，但是失了业的罗晓波带着孩子，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常常找不到栖身之所，房东怕和他们这种人沾上边儿，都不愿意租房给她，熟人同学也不敢与之接近，几经流离，最后才到深圳与蒯大富会合。这经历让罗晓波讨厌透了北京，“有一阵子，好几年我都不去北京，同学聚会也是，不心酸肯定是不可能的。”
烦恼的事情不只是在关于对待北京的态度分歧上，自从她选择与蒯大富结合，烦恼就没有休止过。正如蒯大富在婚前提醒她的那样，要对今后的各种客观际遇“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虽然一口应承，但现实生活的持续检验，说明她在这方面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应付，多少有点吃力和摇摆。
“几乎一直生活在压抑、无奈的气氛中”，罗晓波这样描述他们的生活，“太麻烦，太无聊了。我嫁他是真没想到这么麻烦，要知道我还真不嫁，绝不蹚这趟混水。”
七生活的考验，都呈具体而细微的关口。90年代一家人在深圳团聚，户口却是分散在外地。孩子要在深圳上高中，夫妻俩想将之送到最好的学校就读，可是这件事涉及到户口问题，关系全部走不通，孩子连入学考试的资格都争取不到。
在深圳落户，简直难于登天，申请每每石沉大海。无可如何的罗晓波，悲从中来，当即在办事大厅里哭开来。办事人员好心告诉她，如果表格中不填蒯大富其人名字，应该没有问题。这么一来，就想办个假离婚。蒯大富坚决不能同意，视此为晚节不保的耻辱，“为了孩子上学，你非逼得我离婚？不进就不进，不然我就等于在向黑势力投降。”
小小户口并不在蒯大富眼中。这让罗晓波异常恼火。去学校开家长会，校长在台上念文件，说明没有户口不能上哪些学校。火烈性子的罗晓波当即冲到主席台复印文件，带回家甩在蒯大富面前，让他在残酷现实面前清醒清醒。犯了倔犟脾气的蒯，谁劝也没用，最后孩子以不读书相威胁，“清华的爹，北大的妈，有何用”？蒯才软了下来。2004年，法院发出裁定书，同意他们导演的这出“感情不和”的离婚。很快，罗晓波和孩子在深圳顺利落户。
茫茫如丧家之犬，吃苦纠葛大半生，这生活对于夫妻感情的消耗是必然的。事情办成了，很多人又回头敦促罗晓波尽快与蒯大富复婚，他们那已上大学的女儿还要求罗晓波立下保证书，有生之年不再改嫁他人。罗晓波将此视为无礼之举，拒不合作，“在他什么都不是就一个劳改犯的时候，我从南京那样一个虎踞龙盘的地方嫁到宁夏的戈壁滩去，婚姻再不幸福，我维持也要维持到死，什么质量不质量的，就得从一而终。保证这种东西有什么用呢？今天复婚了，我明天就离家出走，以后回来签一个火化证明，有意义么？”
这种情绪突兀的谈话仍是于蒯大富在场的背景下进行的。谁也没有异样反应，两个人似乎已经习惯于这样开诚布公的氛围。罗晓波总是一副无所谓的表情，不把这些东西当作是不可示人的私生活。“别人老怕我不管他，觉得他是弱势群体，”她继续说，“我是深圳义工嘛，我说别的孤寡老人我都管，何况还是我孩子的父亲，肯定是要为他养老送终了。”
这个女人把结成喜鹊尾巴的头发打开，重新梳理一遍。那时候，蒯大富早将一海碗首乌喝完。属于他们的散步时间到了。那一夜，蒯大富没有穿外套，趿上一双旧皮鞋就下楼了。距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正是三九季候，深圳的冬夜并不寒冷迫人，只是些许凉意。起风的时候，这城市下了一点细雨。路灯下，蒯大富的身影被打出一种弯曲状。他以一种暮龄病人特有的略显吃力的姿势在林荫道上向前快速移动，碎小的步子不间断地迈出去，皮鞋与地面摩擦时，会发出一连串不大协调的踢踏声。
那时的蒯大富，正在持操人生中也许是最后一件大事：社保。此事之难与当年落户深圳不相上下。用罗晓波的话说，每天干的事就是给这个写报告给那个写报告。抱着病躯，蒯大富不懈地往深圳各个能管着此事的衙门跑动，甚至直接找他那位同乡的市长申诉求告。在一份报告中他这样写，“我的后文革时代的经历依然波澜壮阔，充满困惑、折腾，希望你们能特事特办，给我一个出路。”
2004年，蒯大富以投靠子女的名义将挂在山东人才市场的户口迁入深圳，属迁移而非调入，这就影响到社保问题，没有交满15年，也是一个妨碍，总之是条文罗列，多有不合之处。蒯大富想一次性补交完毕，好将此事了结，但社保局不同意，声称自己无权许可。奔波半年多，一无所获，一筹莫展。
“弄不下来，现在他一点招也没有，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罗晓波说着怪话，“他现在做的一些事是很不可思议的。给市长秘书发短信，说请市长担待一下，你的大恩大德我终生难忘。你看这种话都说得出来，以前都是踌躇满志的，根本不求人的啊。”
一个已经完成财富积累的家庭，怎么也会像普通工薪阶层那样为区区一份社保而执著纠缠呢？蒯大富承认这并不是由于日子过不下去了的缘故。他说自己只是想争取使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更加全面一些。“清华大学毕业几十年，最后连一个基本的老保都没有，说不过去啊。”
据他的了解，有一部分文革人物的晚年得到各地的妥善安排，当年和他齐名的聂元梓，就争取到了相关待遇，处境不错。政府给她一套房，什么费用都不出，可以一直住到死，每月还发两千块生活费。住院治病，全部报销，且住的还是干部病房。相比之下，他心里就不免失去了平衡，“出监狱这么多年，到哪里都干不成，但不管怎样，跌跌撞撞踉踉跄跄终究还是走过来了，社保不给我们，那就有点过分了”。
有人建议他干脆设立一个蒯大富救助基金会，这种出格的做法他却是知道不能干的。这么多年过来，他已经具备了十分谨慎的觉悟，并不愿意让自己的行为朝向任何含有示威性质的方面发展，怕被别有用心的“境外反华势力”利用，闹出什么响动。
可是事情不能总没个下文，他还是得经常往衙门里活动。一次他去找社保局长递材料，局长在十二楼办公，坐电梯上去，那一层按键是被取消了的，不能停靠，他就改坐到十层，再走楼道步行上去，终于到了十二层，发现那层楼道也是铁将军把门，进入不得。在那之前，深圳社保局发生过相关官员被人锤砍事件，受阻于一道门的刺激，向来奉行宽厚谦和处世原则的蒯大富当即给那局长发去短信，“百姓与局长的联系被切断，我有点理解社保局官员为什么被砍。”
对于这样一个“大人物”，社保局方面知道也不好过于怠慢疏失。局长得到辞色不豫的抗议，专门抽时间请他过去做解释工作。可是真正的需要仍旧悬而未决。那天他回到家里，向罗晓波透露说，社保局表示在社保这件事情上委实爱莫能助，作不了主的，需要市里面领导的特别批复方可圆满了事。
当我离开深圳后，不久就接到了罗晓波的来信，将深圳方面有望特批解决她丈夫社保问题的消息作一预报。他们曾把自己叫做“上访户”，可是事情能够访出这样一个眉目，看来他们夫妇虽然地位过时，也不是全然无用，犹有活动能量在。
八1968年7月，因为不服从工宣队的强令缴械，蒯大富领导的“井冈山”兵团与工宣队势力冲撞火并，引发了“百日武斗”事件，死伤惨烈。是年毛泽东点名批评了蒯大富，这个在清华大学只手遮天两年多，天王老子一般的人自此失宠，转眼成了罪人。先被打发去了宁夏青铜峡铝厂安置，后又被逮回北京劳改、判刑。
在某类有觉悟的语态中，蒯大富的身份是“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必然遭人不齿。但也有例外的时候，在青铜峡铝厂，蒯大富既没有工龄又没有职称，就是一个普通的技术员，体制内的待遇本来是按资历走的，但分房时，竟分了他一套40多平米的小三居。有人不满，厂里领导力排众议，“你们和蒯大富没有可比性。”
西北人的热情豪爽，点点滴滴，给处在人生最困难阶段的蒯大富以温存回味。那段日子在他们的记忆中也是过得最开心，“那里的人非常厚道，人情特别浓，不管你的背景怎么样。我的同事，排着队请客，今天到我家，明天到他家，就是吃个便饭，说说话，关系都挺好。我对那个地方也很有感情的。”这种密切关系，一直延续到今天，离开那里20来年间，蒯大富回去看望过两次，依然感慨，“多少次请客啊，包括我们自己回请朋友，全部是厂里出钱，招待费用全免，好得不得了。”
让他感怀的不止于此。在青铜峡期间，蒯大富曾被判刑坐牢，先在北京，后转往青海不毛之地服刑。快刑满时，时任总书记胡耀邦去青海视察工作，问及关于蒯大富等在押犯人的情况，省里领导力夸蒯大富的表现好。胡耀邦说，表现好就好嘛，出来以后给他分配工作。1987年刑满，在去向上蒯大富不愿回江苏老家务农种地，因为胡耀邦先前的指示，他如愿回到了青铜峡。与蒯大富一道在青海服刑的北航红卫兵头子韩爱晶，也在胡的关怀下进了株洲飞机厂工作。蒯大富说，“胡耀邦特别人性，我们党的干部啊，要能多一些胡耀邦这样的人，真的万岁。”
一个罪犯，身陷牢狱之中，凄凉自然不免。但是蒯大富内心还蛮强大，无论关在哪里，一人一个屋子呆着，无人相扰，他就静下心来读书看报学外语。二十四小时开灯，五六千个单词一气儿拿下来，看完一摞再换一摞。那时期世界名著差不多全被他看了一遍，“秦城监狱图书馆很大，你只要开得出书名的，都能给你找到。”晚上还能看到彩电，那年代电视剧霍元甲甚是风行，在监狱里可以连续播放，他们这些犯人，一边端着饭碗一边儿看，直呼真是带劲。
蒯大富和狱警也处得不错。除了自己埋头学习充电，他还帮带着给准备考大学的狱警儿子做学习辅导。讲课的当口，碰巧中组部的官员去探监，见他精神状态那么好，全然不把囹圄羁绁当一回事儿，感到挺意外，“蒯大富，我怎么看你一点坐牢的样子都没有？”
“我一直坦然活着。很多人问我，17年（刑期）是怎么过来的？讲得黑乎乎的。我还真没有过恐惧。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悲惨。”出狱后到处流转，可谓夹缝中的生存，但蒯大富也不表现绝望，他说，“有时候是很心酸的，但我这个人比较容易找回心态平衡，可能存在一种很大的动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审判了四人帮，传说当时某位中央领导愤怒异常，拍了桌子，誓要把蒯大富“拉出去”（意指判处死刑），但终于没有出此命令。晓得这内幕的蒯大富，既庆幸又释然，“当时把我拉出去，也就拉出去了。那时候我就想，活一天就是赚了，你能活着那就很不错了，不要说活成什么样子了。”
事物的发展，总有其两极，问题人物的存在，亦复如此。蒯大富的坠落，是祸，未尝不可以说也是福。从监狱回到青铜峡，有段时间铝卖不掉，厂长找到他，布置任务，“老蒯，你给我卖铝去，你愿意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我都算你出差。”蒯大富接手这任务，带着老婆孩子在外面一逛三个月，形近周游列国，一下子开创性地卖掉了605吨铝，拿回去605万块钱。
再怎么沧落，终归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这就显出了他的优势，形成一条生存缝隙。
“那时候知道我的人太多了，一般都是厂长级的，处长级的，像我这样的年龄段。都是陌生拜访，下面一报告，说蒯大富卖铝来了，那是很愿意接待的，我立刻可以见到他们的最高领导，‘卖个面子，你得用铝，我们价钱也和市场一样，你买一百吨，那好说了。’”蒯说及此事犹语带欣喜，“主要是当年造成的名气太大了，非常方便。”
这证明他此后并非潦倒余生再没有了抬头见人的可能。那时他已经发现名人效应的有用，以后到了深圳，谈单子拉业务，也是如法炮制，无往不利。
九临到晚景，和所有老人一样，蒯大富也喜欢回顾和省察自己的人生。今年，全国有不少文革过来人纷纷站出来对当年参与过的暴行检讨忏悔，这其中就包括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当年站在天安门广场上振臂一呼可收万众响应山呼海啸之效的蒯大富，在他怀旧的时候，又是一种怎么样的心绪？
“多少人问我，你坐牢17年，冤不冤？一种意义上讲，很冤，当时跟党干革命，最后坐的还是党的牢。但比起当年被我们整的好多干部，可能他们更冤。”蒯大富语气有些深邃，“我们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但他们没什么错误，也被整，有些被整死了。相比之下，我们受的这些冤，也算不了什么。
蒯大富当年担任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副司令，组建并领导清华红卫兵团体“井冈山兵团”，20岁出头的小毛孩一下子就名震寰宇、炙手可热，俨然成了领袖的心腹与臂膀，那架势简直可以叫人晕了头。当时他主要致力的事业，就是不断掀起血雨腥风的武斗。多少人在这种脑子出错的混乱中无辜丧命，下到学生老师，上到国家主席的家人，命运尽操之于蒯大富的股掌之中。这个胆大妄为的年轻人，将他的运动威力和嗜斗风格发挥到极致，后来更是将在位掌权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悉数描绘成一副“百丑图”，不惜丑化渲染之笔墨，连毛泽东看到这些东西都不免要意味深长地说一句，“我们一共才有一百六十三位中央委员，这上面就画了一百多名......”。
蒯大富拉着自己的队伍，打来打去，斗人无数，然而他也终归称不得赢家，也有损失，“有些武斗是可以制止的，或者是应该制止的，但是没有觉察，导致死了十几个同学，都是很好的同学。我亲眼看着他们被打死的。那是非常心痛的。”
除了错整一批人，还有就是发端于1968年4月的百日武斗，此次事件，由他的兵团与受命接管学校的工宣队冲突而起，后果严重。蒯大富表明自己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当时如果我领导得好，主张不打，肯定打不起来，我的影响力很大，能起很大的作用。这个事让我多少年都后悔。”
但这只是一种有限的人性复归，更进一步，他就不再愿意承认当年那个可以呼风唤雨的司令属于完全的十恶不赦了。他试图择清一些事情。1966年“红二月”事件，北京一个多月里打死1000多人，抄了几万户人家。蒯大富说这基本上是一些干部子弟干出来的事迹，却未被追究。另有一次，12个学校的红卫兵闯入清华园，把全体干部拖到阶梯教室批斗，红卫兵们站列在两边，每人手执大皮带，让所有干部从中间走过，每过一人辄用皮带猛抽，极尽人身侵凌，并开动拖拉机将清华的二校门也给拉倒了。蒯像是在质问一般，“谁干的？都是当时的干部子弟，他们自己干的坏事，还扣到我头上。”这让他对自己后来被判刑耿耿于怀，甚至站在法庭上还公开抗辩，抱不服言词。
再申辩与澄清，都免不了一个刑事犯的命运归宿，也逃脱不掉伴随一生的那糟糕得无以复加的名声。90年代他与一些也曾风云过的学生领袖聊天，对方说，“你们在我们心目中，如果不是坏蛋，至少也是笨蛋。”蒯大富不明就里，问这话如何说起，对方说，“四人帮那么坏，你们跟着他们干坏事儿，你们不是坏蛋么？四人帮那么坏，干了那么多坏事，你们看不出来，还跟着他们走，你们不是笨蛋嘛。”一听这话，蒯大富立刻心里明白了，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可是怎么也算经历过来的人物，他依然难免指点江山的热衷。人们也总抱着想从他嘴巴里发掘一些新奇东西的向往。1992年，山东一家乡镇企业聘请已获自由的他担任总工程师，按照组织上的规定，他是不能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的，但有一次却破了例，允许日本读卖新闻采访他。记者问了蒯若干问题，分别是对于毛泽东、邓小平、江青等人持何种评价？蒯不回避，从容应答，当着满屋子陪访的省、市外事官员一展其口若悬河的风采。
他说，毛泽东的最大特点是比较维护工农、被压迫者等下层人民的利益，而且他的民族气节是最高的。至少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官员还是比较廉洁的吧，所以老百姓怀念他。至于邓小平，蒯称，我是反对过他，但是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他我是忠心拥护的，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利益，中国改革开放的车子已经开出去，开放的门打开了，没有任何人能关上，我也坚决支持。谈到江青，蒯则说，江青是当时中国八亿人当中，尤其是女同胞中最杰出的，她的各方面能力，如马克思思想水平、指挥能力、文艺才能和书法造诣也是一流的。但也有缺点，就是毛泽东批评她缺少自知之明，不可避免的，这就隐藏着后面的悲剧......。两个小时后，日本人走了，省外事办的官员深为蒯大富的口才折服，朝他翘起了大拇指。蒯也很得意，“外国记者是不可能从我这儿抓到攻击中国的把柄的。”
尽管抱恙在身使他的语言能力有所降低，但谈及过去那桩桩件件，蒯大富真有一种世事阅尽之后的自在洒脱气度，言语间节奏铿锵。他说得过瘾和享受，亦给听的人以无形感染。
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给我看保存在电脑里的许多照片。其中有不少是与大西北的风物有关。他们一家人都喜好出门远足，2007年，他女儿考上大学，送她入校前，一家人先去了一趟青海，距西宁三百公里之外有一座塘克木监狱旧址，那里曾是用来专门关押全国各地重刑犯的地方。1984年开始，蒯大富在这里服刑三年，故地重履，那个地方只剩了一片断壁残垣，破墙上惟余零星红色标语，说明那里有过怎样杂错恍惚的时代踪迹。高墙深牢全部拆毁，杂草丛生，可以放牧。空荡荡的，警察没有了，犯人也没有了，所有的禁锢格局都因时空而打破。身临其间，他女儿很是新鲜，说那个地方不错，像度假村似的。那块地也是可以买卖流转的，便宜得很，蒯大富一时动念，有兴趣将之买下来，想想也没什么用处，于是放弃了。
“历史有时候是很偶然的，就造成了永恒，多么严重的后果，懊悔不及了”。看着那些残迹，蒯大富难免起了几分情绪。当年他反对驻校文革工作组，因冲撞而被拘执，深陷于“右派分子”的覆灭泥沼中，若不是伟大领袖一手将他拔起继而青云直上，后来他或许没有机会逐一尝尽人世间的繁华与凄凉，领略高踞人上的虚荣得意又瞬间被剥夺一切的彷徨伤悼。他的人生反刍中，也嚼出一股不能掌握生命走向的悲情。当他被扶上高位，命运的绳线却不提于自己手中，于是乎丢拿舍取，全凭运气与造化。他说这就叫“身不由己”，“被推上去了，你想退都退不下来。”（访问于2010年春，写作于2013年夏。版权为著者所有。）-----------------------------------------------------------------------------“孩子王”薄瓜瓜2013-08-15
己丑年盛夏，如今日一般闷热。看起来，一切都很风平浪静。薄瓜瓜氏彼时应北大一社团邀请，与学生们见面作有限范围的座谈。鄙人有机会临场作全程观摩，遂成此文，以飨读者。是为记。
“孩子王”薄瓜瓜
文/ 章剑锋
一距离19点只差约一刻钟时间了。一些滞留在英杰中心外面的人开始由焦急转而为躁动——人已经越来越多，并且陆续被放行。只有他们不被理睬。他们的脸上写满期盼。在这样一个傍晚时分，想必连晚餐也没有顾得上吃。但是在那扇小小玻璃门外，他们却遭到迎头冷遇。
登上台阶试图继续前行的人在门口不断被叫停脚步。身着浅灰色制服的两个保安扼守住了惟一一条连着内厅的通路。其中一个保安始终保持着一脸不屑神情，嘴角上还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之色。所有来到他们面前的人都必须接受查证。
在这个闷热的晚上，有一位重要人物将莅临此地，面向听众发表讲话。这位重要人物想来已经不必做过多介绍。至少有一多半的人是慕名而来的。尽管北京的气温现在已经升至36度，超过了历史同期；气象台的预报也告知今天傍晚至夜间会有雷阵雨，但这都不成其为顾虑。他们渴望亲眼一睹演讲贵宾的风彩。风雨怎能阻挡？
在即将登场的这个人物身上，具有一切知名人物所应具有的光环，却又不是一般的知名人物。虽然他还只是一个学生，一个年方22岁的男孩，但这不妨碍人们盼望零距离接近他的狂热。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夜晚，这些人也许终其一生都不能够亲眼见到他，直观倾听和感知他。现在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有可能的话，他们甚至还可以趁机上前与他交谈几句，或者要求合上一张影，或者更为委琐的一些想法也并不是没有：冲上前去和他握一握手吧，感受一下他的肉体和我们有什么不一样。
这还是他第一次在中国公开抛头露面。他从那个远离常人的“圈子”里来，肯逾距和圈子外的人接触。今晚，他将向大家奉献一台怎样的讲演呢？这多么令人期待。这同时也让许多人为之难堪。不持有“学生证”或门票的人全部被告知不得入内，一拨接一拨赶来的人一拨接一拨地撞到了这堵“墙”上，纷纷“搁浅”。
他们非常羡慕地盯着那些昂首阔步跨入大门的人。
“他真是好运。如果我有一个同样的证件就好了”。他们此刻一定是这样想的。
在这个社会上，身为学生本来是没有什么优越感可言的。他们青涩、经验不丰富，而且往往一走出校门就什么也不是了。但是现在，他们有一张“学生证”，这意味着此时此刻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办成一些没有这张证件的人所无法企及的事情。
有一些人计划着向他们靠拢。这完全是受一两位学生启发。一位“搁浅”在门口的男子经久等待之后，发现在通往内厅的道路上有自己一位熟人，他马上和他打了招呼。这位熟人看出他想进入但又不得其法的样子，于是邀请他一道往前走去。在保安截住他时，他亮出了证件，并说身后的人是他的同学，保安于是没有再查验这人的证件就放行了。
有些人因其失望而脸色越来越难看，准备伺机发作。没有找到“同学”的一些人试图尾随那些持有证件的人一声不吭混进去，但是没有成功。这导致了对峙局面出现，气氛有一点紧张。
门内，一位油头粉面、西装革履的男子出现了。他手里攥着一张白纸，打开来瞧一下，又马上通起电话。他在焦急地等待着什么，一脸漠然，对眼前的事情视若无睹。是他一手策划了今晚的活动。他有些站立不安，很快就消失了。
“你为什么要阻拦我？”一个矮个头的、穿着随便的男子在人群中徘徊许久，当他发现有一位自称北大教师的人稍稍亮了一下证件就从容进入内厅，由此受到了启发，重新折回到一身武装的保安面前，掏出一个似乎足以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进行了理直气壮的交涉。
“我是北京大学的老师，为什么不能进去？”
“你是老师？你怎么是老师？”
“我有证件。”
保安嘴角上依旧挂着那一丝得色，依旧把持着那扇门，不予放行，并悻悻地对这个男子说，“刚才你怎么不说你是老师呢？”
这个男子把证件扬了扬，复又紧握在手。他现在看上去很恼火。他的声音因为紧张、激动而颤抖，仿佛随时准备向保安发出肢体挑衅。他的个头矮至保安的鼻下，但他差不多已经将整个身子面对面地贴了上去。
这种场合不适宜发生肢体冲突或任何群体性骚动。
这是在北京大学欢迎各界高级别贵宾的高级别场所，现在他们正准备迎接一个重要人物的马上到来，如果因为场面陷于混乱和失控导致一系列斯文扫地的事情出现，后果是无法想象的。所以肢体冲突没有出现。人们还是保持着相当的清醒和克制，尽管早已不耐烦了。二贵宾通道的两扇大门无声息打开了。一个身材高挑、不大起眼的男孩毛毛躁躁地进入了人们的视线。他理着极平常的寸头，额门高高的，被太阳暴晒过的脸上挂着浅浅的、略微腼腆的笑容。初来乍到，他在门内的空地上独自收住了脚步，略站了一下，向讲台上的背景板看了看，又向大厅里的人看了看。忽然间，他举起右手来挥了挥。这个动作异常简短和突兀，只有几秒钟时间，就被收了起来。
有那么一小会儿吧，不知道是在哪一位带领下，掌声一瞬间在安静下来的大厅里响起来。主角就这样出场了。看吧，这就是他们一直在等待的人。他们目睹这个人举步径自向讲台上走去，不需要人引导。那些将他簇拥进来的人大都留在了大门外面。
讲台正中央布置着两把靠背椅子和一张玻琉圆桌，桌上安了两支麦克。猩红色地毯干净得如同新铺就，粉色香水百合、淡素的剑兰和康乃馨组成的花簇装点在上面。所有的目光和灯光一刹那都打在了他身上。当他站在那里，发觉只有自己一个人，于是像个失散了队伍的人，开始有一点点不适。
今天晚上他好像并没有经过什么特别装扮。随意地穿着一条深灰色的、留有熨烫褶痕的西裤，脚上是一双没有鞋带的黑色平板休闲皮鞋。上身是一件立领绸质面料制成的白色衬衣，这件衣服松松垮垮地罩在有些瘦弱的身上，两只袖子被高高地捋至双肘根部。那两条修长的手臂在陌生环境中显得局促，一会儿叉着腰，一会儿抓着椅背。
他就这样站在那儿，扭回头望望自己的来处，又扭头望望面前的大厅，下面有着几百号各色人等。他觉得有必要再次向他们作出表示，于是又举起手来挥了挥，随即放下。尽管动作依旧有一点机械，但脸上很快绽出了那浅浅的、腼腆的笑容。挥手之间，掌声第二次响起。
蜂窝格式的大厅吊顶上，五盏大型水晶挂灯高高地垂下来，金黄色的灯光洒遍每一个角落。大厅内听众已经全部到位。过道上塞满了人。座席上那些凭借一纸证件得以优先进入的家伙，一入场就迅速安静下来，避免与别人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不露一点兴奋神情。这简直是故作姿态。他们在等待一个梦的到来，内心何尝平静过，却又不肯叫人知道。嗨，这些压抑的人。
他们现在如愿见到了这个大名鼎鼎的少年——薄瓜瓜。主持人已经忍不住开始向人们赞美和吹捧起来。哦，这是一个如此高贵且亲切的人。
讲台的背景是一墙红底白字的巨型喷绘，那是中国最高学府对于从世界最高学府归来的这位学子的最高礼遇。“中华有儿傲英伦”——他们在上面刷出了这样的句子，以颂扬这个年轻人单枪匹马将中国的声音带到了世界最高学府的壮举。虽然并没有太多人确切清楚中国的哪些声音被这位学子通过何种形式带到了牛津大学。同时这个人身后还有一堆是非争论。
喷绘两侧的墙上挂着两张投影，对于我们的主人公的热烈欢迎之词不断闪现，中间还反复插入他在国外留学的几张单调影像以及和他父母亲等人的家庭合影。八个保镖分作两列，一列四个布局在讲台下面的两侧贵宾通道门口。这个位置是最最接近讲台的。这些戴着耳麦的人面色木然，背手挺胸以一个生硬而又标准的姿势排列在那里。他们用冰冷的目光睃巡着场内，似乎随时准备出手应付可能出现的紧急事态。
这样郑重其事的场面让我们的主人公由衷欣喜和感激。这太隆重了，不能不让他回想起在英国的生活。他的右手掌摊开，向身后的一墙喷绘指示一下，然后又回手指指了指面前的大厅。“太大了，”他说。有点词不达意。他是想表明这个阔大场面在他心里有多么隆重和不可思议，“在牛津……没有这样的……就窄窄的一个地方，成龙去也没有。”
厅内已经有人私下议论这件事。
“高规格的演讲一般都是在英杰中心，还有百年讲堂，”一位学生历数他所知道的，“最高规格是在校长办公室的小礼堂。”
这时候，场外忽然出现了一阵伴随着小孩哭声的骚动。那是一种吵架和斥骂的尖叫声，隔着两扇大门传了进来。主人公由此不得不将眼睛从主持人那儿移到大厅里，他似乎也听到了场外的争吵声，眼睛在厅内来回移动。他的脸上收敛着笑容，但表现平静而从容，依旧在讲述问题，并不担心有干扰。
场外是一个带着孩子的母亲在和维安保镖们发生争执。她不能和他的孩子一道进入演讲厅，这使她感到受挫和不快。她能够突破第一道正门的查证，这已经让人吃惊，但是这第二道关口却无论如何也跨不进去了。
白衣保镖分列演讲厅门口两侧，所有入场听众都需要登记他们的学生证件，并在进入时出示这证件。这对母子没有什么证明他们适合进入的证件可以出示。但是他们并不甘心就此作罢。很多时候，在这样的场合里，闹上一闹也许会促使问题迅速得到解决。
三“在座的各位，今天将亲眼见证一个真实而精彩的优秀学子薄瓜瓜，他魅力难挡。至于他的背景、身份和家庭，这都已不再重要。”
这是一场没有界定主题和范围的谈话。一切限制和设计都是多余。今天晚上，薄瓜瓜本身就是一个主题。他所说的一切都将是这主题的一部分。所以人们听到那个脚踏高跟鞋、嘴里抹蜜的主持人如前说道。
我们的主人公像是专程跑来接受一场访问。但规格是如此之高，以至于需要几百号人来陪座。陪座者当然是满心欢喜的。有一些人甚至掏出了纸和笔，准备作为见证人倾心记录这一刻。女主持人最先开始了访问（1+1）。她接连向他发出一系列空洞无物的问题。
她将问题具体到他的名字由来、具体到对于时尚生活和物质享受的见解、具体到在伦敦某场学生舞会上“不经意”传出的数张闹出绯闻的艳色照片上，仿佛要让他澄清和解释一下这无关紧要的一些私生活细节。这些问题在更早一些时候已经出现在国内媒体上。我们的主人公当时理直气壮地在上面发表了大篇幅回应。那是今天晚上的一次事先预热吧，有必要再浪费时间老调重弹吗？
“真是无聊。”坐在甬道地毯上的一个学生同他身边的人嘀咕。他感到厌恶。
两个人原本互不相识，但是面对不远处的讲台，看起来同样失望。这使他们断断续续进行了一些交谈。
“你为什么要来听这个？”他身边那人朝讲台上呶呶嘴。
“晚上没有什么事情，”这个抱怨的学生说，“无聊咯。”
他在校园里得到了有人今晚要过来讲演的信息，于是决定进来看看，打发一下时间。但是直到发出这声“无聊”的时候，他还不能明确讲台上的人到底是谁。
“你知道这个薄瓜瓜吗？”
“不知道”。他摇摇头，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当他知道他边上这个人来自更远的地方，只为听一听这场味同嚼蜡、毫无智慧的谈话，反而马上露出惋惜的神情，“啊，你从传媒大学那边来？啊，你真行！”
薄瓜瓜这时候坐在椅子里，身子微微靠着椅背，胸口襟扣松松地开着。他津津有味地重复着在今晚之前一次采访中说过的话，肢体语言丰富起来。右手忽张忽歙。有时候，那只静静地搁在一边的、腕上戴了一圈儿小红绳的左手也会一道配合他的表述。他是完全进入了状态，努力要把每件事情都解释清楚。中国最高学府里的学生没有谁对此表示反对，他们出奇认真，有些人颔首微笑，沉醉其中。有些人拿出便携式设备专注地摄录，潜心于自己的程序。
我们的主人公将右腿搁在左腿上。有时候也把左腿搁在右腿上。他就这样来回地互换着两条腿。裤脚下面露出了一截青色、绿色和白色相间的条纹袜子。随着谈话的拉长，所有在场的人的目光都显得不足为虑。他逐渐放松了，有时候会不经意地摇晃着那条搁在上面的腿，或者前后微微踢动几下鞋子。鞋底上粘着一层薄薄的、干粉一般的泥土。
他的谈吐和见地并不深刻，表述大都是碎碎的，发散式的，有时候甚至答非所问和抓不住关键。所有的词汇都缺少锋芒、光芒和穿透力。是的，这还只是一个22岁的孩子，恐怕还没有构建起一个洞见深远、扣人心弦的价值学说体系和完整逻辑系统。内心远远没有得到足够充实和丰富。他的出现，注定要教人失望了。
主持人将谈话引向了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以及跨国别间的文化交流。这时候，这位中国在牛津大学的“小大使”的回答依然如同几层浅浅涟漪。有些人很快产生了一种被羞辱感。
“好没意思。”
那个抱怨无聊的学生悄悄地挪起屁股，低着身子钻出了甬道，绕到人围外面，一会儿功夫就不见了踪影。他是再也不要呆下去了，否则会无聊得要死。但是他留下来的那块空地上，很快又填进了另一个戴着眼镜，下巴尖上留着一小撮细长胡子的年轻人。他仰着脸，盯着讲台静静地听了一阵。后来转过身子，掏出自己的相机，央求旁边的人替他拍个照，他要求把他身后不远处的讲台也拍进去，因为正在上面谈话的人可以成为他的背景。
照片拍完了。他在地板上流露出满足的神情。他是这所学校已经毕业的学生。“不如我想象中好，我以为他会演讲，”他对为他拍照的人说，“没想到他们只是坐在这里聊天，一点激情也没有。”
“他是你偶像吗？”
“不算偶像。”他回答，把整个脸凑到别人面前，压低声音说，“我只是刚刚知道这个人。一个什么市委书记的儿子。”四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为见他一面挖空心思往演讲厅里钻。这个人说的每一句话，虽然无法激起人们的共鸣，依然吸附着许多听众。哪怕再心不在焉，他们也要拿手支着腮帮，将那一张渐渐懈怠的脸强撑在桌上，不到最后一刻不罢休。
主人公的全部光环均集中于此：他出生在一个“红色家族”，已故的祖父是中共开国元老之一；已故的外祖父则是解放军的第一代高级将领；他的父亲，是中国目前最有权势的25个人物（中央政治局成员）中的一个，现在正坐镇西南的重庆。
这些背景使他的处境迥异于一般人。11岁那年，他从北京最好的一所学校辍学了，去了英国，在一个贵族学校就读。由高中而大学。他现在是所在大学的学生社团领袖之一，被认为具有非凡的社交活动能力。他为人高调，是媒体追逐的对象。他爱好骑马、射箭、跳伞等一系列贵族运动。直到今晚，他都不否认在这方面的浓厚兴趣，认为这有助于理解自我和锻炼自我。
这让人羡慕。他竟有如此丰富多彩的生活和质量优良的教育，并且同时不断被荣誉加身。最近一次，伦敦的社团授予他“英国华人十杰青年”称号，他的光芒令所有盛名在外的中国名流逊色落榜。
对于这样的权贵阶层，中国人是既着迷又敏感。激起的疑问是不容忽略的。人们普遍认为是家庭背景帮助了他，不然无法解释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何以能够享有今天这一切，好地位、好名声，以及世界上最好的教育。而大多数人却不能。这到底是为什么？
“株连！”——台上忽然发出细细的一声。对，株连，他用了这个词。对于他的那些非议全部都是一种“株连”。这个一脸无辜的孩子说到这一问题时，声音低低的，却有着格外明确的抱怨。
“每个人，处身的环境不一样，而且机会也不一样，”他慢条斯理地说，“理论上来讲，没有绝对的平等啊。”
接下来，他谈到了英国的绅士教育和所谓的贵族阶层，努力要从中提取一些可以说服大家的道理，以便为自己的上层社会出身作注解。他说，“他们是通过自己的实力来证明自己，而不是通过家庭。家庭环境是因素，但最终还得要靠自己。”——他的意思是，我自己同样如此。
这个皮肤黝黑得像刚刚洗过一次深度日光浴的男孩，他的脸在灯光下发着亮光，上面似乎沾了一些汗水。他始终没有从那张椅子上站起来过，两只脚平放在地毯上，身子是坐直了，双眼迥迥有神地注视着厅内的人们。现在是1+N对话环节，他必须注意面对一些大致无异的老套发问。
有一个站在距离演讲台较远人群里的女生，心里大约始终装着不满和成见。也许是为了要亲自前来寻求答案，她耐心听完他的全部发言。现在这不能消解她心头的怨气。考虑到不便过于失态，她用一种刻意维持平静的声音冲他说，“虽然人人生而平等，但是每个人享有的条件是不一样的。你能够去国外接受最好的教育，也可以去国内的军队锻炼，这对于普通人是不可想象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简直是一种柔软的挑衅和责难。她仿佛是在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呢？你怎么能这样过分呢？这太不公平了。
“我知道这是你们大家都想要了解的。一般人只看到别人的优越一面，却不能看到他所经历过的事情。”他十分熟练地说，“天上没有掉馅饼，自己的快乐和享受只能从自己的经历中得到。”
这些还不具备足够感染力，所以他又说，他的家庭面临过诸多痛苦和困难，而这些是“你们”所不知道的。例如在“文革”中他们家就饱受摧残。他的祖父在监狱中呆了20多年；他的父亲17岁就进了牢房；他的母亲一出现在街头就遭到恶毒辱骂，并且自己的奶奶被人打死了。而他与自己奶奶有生以来从没有见过一面。
为什么要谈论这些？当然是想让“你们”知道，“我们”这个光彩四射的家庭曾经在苦难的深渊里挣扎过，有过不堪回首的一段历程。如今在世人面前充满误解。但是这能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这个家庭以及主人公眼下并不优越吗？并不处于上层社会之中吗？和一般人并没有距离吗？能使这个家族在人们眼中更亲和一点吗？是的，他正是此意。他说，“很多人没有看到别人的磨难。”
另一个女生随后类似的发问被他截断了。她提到他与其他一些高干子弟同是媒体眼中的红人才子，似乎是想要了解他们这个群体如何看待自己与普通人的差异。她含含糊糊地说，“你怎么看这个老百姓……。”
“你的阶级感太强了，”他不等她说完，就当头堵了回去。尽管脸上依旧挂着笑，但声调是不悦的。“本来就是一个平等的社会，你非得要说什么老百姓，什么高干，这本来都是些不健康的词语。”
太好了。随后他开始表白自己。他说自己只是听到过别的一些高干子弟的名字，从来没有和他们直接接触过。他说自己交朋友根本不会注重家庭背景，否则就太虚伪了，不会有真正的朋友。
主持人禁不住马上附和，“瓜瓜的态度是很包容很开朗的。”
他拿起玻璃杯喝水。侍者已经来到他们身旁，等待他搁下杯子，以便重复那毫无新意的续水动作。这是一个姑娘，面部表情模糊，似乎面前发生的一切全部与她无关；但是举动温存娴熟。这是一个好侍者。她把所有心思都放在了茶壶和服务对象身上。
有一个男子，在人群中抢着向这称职侍者的客人抛出一道不太怀有善意的问题。他在没有拿到话筒的时候就高声问道（带着一点轻蔑和质问的口吻），“你加入共产党了吗？你相信共产主义吗？”
大厅内一片掌声和哄笑声。
主人公的措辞变得含混起来。他笑笑说，我暂时还是无党派人士。至于什么叫共产主义，这要看你的定义。我无法给你一个准确答复，因为主义和主义是有区别的，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不同的概念。但是，他稍顿之后又说，我当然是完全赞同共产主义精神的，是完全跟随着共产主义精神的。
这是极少的一次“发难”，根本没有多少人在意他的信仰，更多人在意如何与他靠近。他们一早就已在心里周密考虑这事了。所以很快就出现了令人错愕的一幕。
一位头发、眉毛、睫毛和她的皮肤呈同一雪白颜色的女学生从座位上站起来，这个患了白化病的人的存在有如鹤立鸡群一般突兀——她好不容易得到了话筒。之前她捺不住已经反复举手示意要提问。现在机会来了。她的声音略有点异样。呼吸不匀称起来。她是有所准备的。她的面前有一个小写字本儿，上面写满了要说的话。
她回顾了自己所在学院的历史，声称自己是这学院的学生，而现在所学的专业，“正是承袭了你所在的牛津大学的那个专业主要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思想”，她极大胆同时不无牵强地说，“所以我想从这意义上，可不可以叫你一声师兄。”
她根本不觉得自己的唐突，不等台上的许可就甜腻地喊出了一声，“师兄”——这一声柔柔地划过整个大厅，钻入每个人的耳朵和骨髓之中。一些人张着嘴巴，似乎再也合不上，脸上露出凝滞了的含有几丝谑笑的怪异表情，静候下文。
“师妹，你好。”台上很快飞出来这样一声轻佻的回应。
整个大厅立时爆响起来，笑声盖过了掌声。
这一声使她的整个表情如同被一道闪电击中了，但她没有立刻晕厥，虚荣心反而更无节制地膨胀。勇敢的女学生紧接着抛出了另一个要求，“我觉得和你挺熟，呆会儿和你合张影可以吗？”
五当北大、清华和薄瓜瓜曾经就读的景山中学这三所与薄家或他本人有历史渊源的学校学生代表，分别向他献礼之后，主人公要向大家告别了。他站在演讲台中央，左侧是三个为他捧着礼物的保镖。他在做最后致词，“我希望以后有更多机会到你们学府来，我也希望以后可以成为你们当中的一员。”
他当然不会立刻就此离去。今天晚上他必须再上一个阶梯，让人们将他当作一种完美事实来接纳。所以主持人不失时机地来了一番升华。她像是在宣布一项重大的结论，“通过今天，我想他已经不再是平面上的符号，他成了一个真实的、丰满的、有着确实魅力的人了，而且这种魅力已经传到了每一个人（那里）。”
散场了。厅内的人们站了起来，站着的率先向演讲台涌了过去。也许是因为提出各种要求的人太多，他在台上稍站了会儿，就主动领着大家向贵宾通道走去，像一个大孩子带着一帮小孩子。人们纷纷尾随，如潮水破闸。
英杰中心外面没有灯光，漆黑一遍的不是夜色，是人堆。黑暗妨碍不了他们的追捧热情。照相机的闪光灯不断发出咔嚓声。台阶下，薄瓜瓜的那张脸在白色闪光灯中发散着雪亮的光泽。他身边不时轮换着心怀喜悦又举止莽撞的合影者。
这是一次愉快的离场。在那台奥迪轿车旁边，尽管有八个保镖贴身围护，人群依然没有散去。他也没有登车，兴致不减。大家不断叫着他的名字，和他说话、合影、签名。有些人椤是从外围挤了进去，一定要和他握上一握手，说上几句话。
当车子终于开走了，人群四散开去。两个妇女一边往校门外走，一边叨叨着什么。
“他花钱？他能花什么钱？！”一个妇女的声音挺大，她对自己边上另一个女人说，“你要花钱的地方，他都不用。你需要掏的钱他都不用掏。这根本就不是钱的问题。”
“那是什么的问题？”有好事者凑上来问道。
“权的问题。”她大声答道，“这些人，你们根本别想问倒他。都是经过打造出来的，有多少人在培养他一个人啊？”
一个穿校服的小学生在身后追赶她，“妈妈，妈妈，我问你，薄瓜瓜现在住哪儿呢？”
女人不停脚步，提高声音回了一句，“这还要你考虑啊？这还用你问？……20多个人的保安队护着他一个人……。”（版权为著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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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二代”们的春秋文/章剑锋
电话接通那一刻，刘伟钦的声音满溢着暧昧。嘘寒问暖之余，他忽然叹息一声，对电话那端的林豆豆说道，“太远了，思念也是白搭啊。我觉得我是你亲人，给你打电话我就想流眼泪。你保重吧！”
也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41年前，在辽宁省文联从事美术创作的英俊小生刘伟钦，由于某种机缘成为副统帅林彪之女林豆豆选“驸马”的对象之一，最终又因为林豆豆对他的没有感觉而落选。这使他得以逃过后来那场举世震惊的灭顶之灾，倘若真以乘龙快婿的身份加入到林家，说不准他也有可能与林彪、叶群等人一道在那个历史性的时刻仓惶出奔，落一个死无葬身之地。
可是既便如此，他仍不免要感慨一句，“咱们能生存下来，已经很幸运了”。躲过了大劫，风浪依旧，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在蒙古失事，刘伟钦也被收审，背就背在他那时候又成了林彪集团“四大金刚”之一的李作鹏的女婿——无缘于林豆豆之后，刘伟钦又被转介给了李的女儿。
那时局面，可谓空前紧张。据“四大金刚”成员吴法宪之子吴新潮说，他所见的材料显示，因九一三而受审查的人计在10万以上之数。可以说，和林彪沾亲带故的边边角角都被卷裹了进去，又何况核心主体的“四大金刚”的子女们呢？
命运之手瞬息的翻转，这些孩子应声落地。就这样，本有可能在领袖的号召下成长为接班人的一拔高干子弟，在他们风华正茂的年纪就早早终结了在主流圈子里的角色扮演，消解于权力架构之外的一片茫茫草野间。如今这些人均已进入垂暮之年，沧桑往复，他们也完成了存在位次的转换和确认。
“我们就是政治上的失败者，应该怎么样面对失败？不要烦恼，要认栽，要非常平和、坦然地面对现实。”坐在人声嘈杂的酒店大堂里，吴新潮尽量把声音压低，生怕被人听去似的，不时拿眼睛看看周遭，“我们退出历史舞台，又回到原点。本来我们父辈就是老百姓，转了一圈儿还是老百姓，我们要高高兴兴地过日子，认认真真地当好老百姓。”
一
云端摇落，这些人需要在社会的土壤中重新生根发芽。正所谓鱼有鱼道、虾有虾道，当潮涌平复，他们却不曾随着浪头覆没，活得都还算不赖，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充分享受到了作为老百姓的快乐和幸福”。
刘伟钦夫妇如今称得上家资不菲了。他们同于1979年结束长达8年的审查下放生活，转业回到沈阳。刘被安置在沈河区文化馆，他太太李大征则到了沈河区第四门诊部，都是搁在最底层。从前的贵族子弟，生活完全掉了个个儿，一家四口人住在15平米的小平房，困窘到每月需要刘伟钦父母接济。像他们这样的人，在体制内是没有任何前程的，迫于生计，1980年刘伟钦停薪留职，摆摊儿卖起了对联。
“黄吴李邱这几个孩子就我有一技之长，我是个画家，福字啊，生肖啊，我写我画我卖，逢年过节，我推车上街，一开始卖几十块几百块钱。”刘伟钦说，“我岳父对我说‘愈挫愈奋’，起码得生存呐，我们一直很坚定走下去的，拿自己的毅力去争取。”
做小买卖当时尚属低贱营生，从事这行当的大多是刑满释放犯人或无业游民，不为人看重。一开始，李大征有点儿抹不开面子，没好意思跟着刘伟钦出去抛头露面，只有到外地赶大集，出了沈阳地界谁也不认识了，她才放得开手脚一块帮衬生意。以后私营经济蔚然风起，他们的生意也越做越大，发展为全国的卖对联大户，不几年就赚了个盆满钵满。90年代初，中国的万元户尚属稀有，他们在沈阳已经买了别墅。李作鹏彼时已重获自由，有钱了，他们就把老人接到沈阳住，让他也高兴高兴。
刘伟钦的宅子所在，是沈阳早期的富人区之一，赵本山的别墅即与他家毗邻。别墅太大，老两口住不下，就挪到同小区里面积相对小一些的自有单元房，把别墅租出去，当起了房东。灰头土脸几十年，不意成就今天的称心如意，宽敞亮洁的厅堂里，刘伟钦要么光脚着袜在地上走来走去，铺开摊子尽情倒腾他的书画艺术，要么就陷在条椅里“儿子、儿子”地把老猫咪招呼到膝头逗弄。艳阳高照的天气，李大征则躲在房里看她的小说。日子过得别提有多舒坦了。
说起来倒是得益于逆境的成全。被历史的筛子筛出来的这些人，好像身上蕴贮着某些野蛮生长的力道，被掼下来的过程中，这些能量同时得到激发。
“为什么小草能从石头底下钻出来？你要是平平淡淡，也可能就被踩死了，没生命力了。反倒是重压之下想方设法找个空儿往外挤。”李大征说。当年父母遭难，一家人星散，在301医院上班的她被打发去了山西小山沟里的野战医院，际遇陡变，她的生存信念反而很明确，“凡是有人活的地方，我就能活。”
文革结束，特别是改革开放大幕拉开，整个国家的气象为之焕然一新，环境逐渐发生改观，这是这一批人从头再来并最终得以在社会上立足的根本契机。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既使下海，可能也买不起房子，也就百十块钱工资”，“四大金刚”之一黄永胜的长子黄春光说。1976年，他转业到地方，先后在几个国营工厂工作，日益深化的市场经济让他如鱼得水，很快就在社会里混开了，“应该是给了我一个公平发展和竞争的社会环境，我在‘海’里游得还可以吧，虽然不是冠军，但也不是最后嘛。”
黄春光把自己1976年进入社会后的全部历程概括为短短四个字，即“适者生存”。转业到工厂，不想叫人指着脊梁骨说不行，自我降格成“一年级学生”，从ABC学起，一天跟一个工位，把整条流水线跟下来，了解产品生产过程。从生产、技术、新品研发、销售一直到计划生育工作，在厂里他都管过，在这么一整套实操中，打下一个扎实底子，也加强着他的决心，“你要知道在这个环境里面你怎么样能做好，或做到最好才可以，要没有能力，在这个夹缝里很难生存。”
这位苍髯老者气定神闲地点上一根烟，谈吐慢条斯理。比之于其他人，他身上多了几分养尊处优的雍容况味，衣着光鲜，修长的手指略翘作兰花状，小指上蓄有一段长指甲。这仪态隐有些许公子哥儿的派头。但从他的脸上很难看到什么表情，言辞平淡，没有一丁点儿戏剧性的激荡，眼神漠然，是典型的一种经风历雨之后转而看淡了风雨的情态。
1983年，为安置在青岛的父亲养老送终后，他寻求调回北京，按黄春光的意愿，当然首先是希望能进入体制内发展的，但那个体制不再可能给他机会，包括他同学邓朴方等人创办的康华公司等企业都不敢接纳他，眼看走投无路，最后是一个军地合办的贸易公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了他一条缝隙，才让他在北京立了足。这种处境极易对人形成一种本能上的驱动。
“从下海以后，我想的就是怎么能适应商场，怎么能生存下来，我不要最后变成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我有同学就是这样的，惨到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啊，养孩子都不行。”
他们身上所背负的包袱，也只有在这个阶段才得渐渐卸除。能不能为企业赚钱，这是商业社会取舍一个人的最基本和最现实的标准，从另一方面也就分散了人们对于政治的注意力。这些人的转折如此顺理成章——在人人削尖脑袋想着发财的一个市场经济里，他们也是爱干嘛干嘛，天地变得前所未有的广阔。
在赚钱这个问题上，黄春光表现显著，1980年代在北京做贸易公司，倒买倒卖，凭借着父辈和同学辈的人际网络，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别人上部委跑批文，半年也未必批得下来，他出马十天就搞定；别人上机关办事得送礼请托，他去了，机关里的同学朋友还要给他烟抽，“多数都给予一种同情，愿意给我一些帮助”。好风凭借力，最多的时候他名下有四台车子，同学请客吃饭全是他掏腰包，成天吃吃喝喝泡歌厅，生意场上虽然也挨过坑受过骗，但一年挣个百十来万不在话下。
“我算不上中国最早的一批富翁，只是有房有车。有一次我问柳传志，你的公司做到现在和90年代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他说那时候请人吃饭，看完菜名首先要看价格，现在是只看菜名不看价格”，比照这个标准，黄春光很谦虚，“我那时候只能做到请人吃饭时要看菜名还要看价格，我不能说我很成功。”
黄、刘等人现在都已经洗手上岸，退出江湖了，把孩子送到国外培养，自己则留在家里养老，过他们那“有产阶级”的生活，处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坐观世事。历史事实的呈曲线走势，总能从个人身上找见刻度，有人上去有人下来，这是翻来覆去且经久不变的一种循环，而在其间进行着上与下交替的人们，都会有自己的书写和呈现，荣辱得失，在他们那里自有一番演算。
“如果我父亲当时还在位，可能301院长是我的了，卫生部长是我的了，或者我有资源，认识更多官儿，拿着一大堆白条去翻江倒海挣钱了。我也就失去这个，还能失去什么？这些东西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可惜。”李大征对本刊记者说，神情显得淡定。脱离原有轨辙，他们夫妇进入完全市井的活法，刘伟钦成天粗服乱头，穿得像个收破烂的，丝毫没有富翁模样，李大征的面颜沾染着苦涩涤荡过后的忧郁，亦找不到富婆风姿。颠来倒去的生活，似乎恰好还了他们身在亿兆庶民中间的本来面目，“全国人民都是老百姓，我凭什么就不能当老百姓啊？我凭什么非要是高干子弟啊？”
只是自从父亲划入另册，当子女的名誉也被打上了标记，在某类戏谑语境中，他们被视为“黑二代”个体，在社会上行走，所做的任何事情也都有可能遭到诟病。他们中看得开的，不忘顺带着自嘲——“屎在那儿是不臭的，结果挑起来反而很臭”。看不大开的，忍不住也要计较上几句。
“那些贪官的后代，才是真正的‘黑二代’。你们去调查，1955年授衔的这些将军们的子女，有几个在利用改革开放去腐败的？我不能说没有，但绝不多，就是因为他们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家庭教育影响，家里头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跟工农子弟打成一片，不要有特殊化。”黄春光坐直身子，不无激动，“我们可不认为我们是‘黑二代’啊，我认为我是共产党的基石，我们仍然属于这个党。”
二
“四大金刚”的孩子，原来都在军队系统就职，然而913事变猝发，这些原有可能冉冉上升的二代们春风不再得意，一齐被扔进了阶下囚序列。
“8年的审查，正是干事的年纪，什么事情也不能做，损失了所有的时间和机会”，吴新潮说，“当然是郁闷了，但有什么办法？关着就关着吧，后来也习惯了，人的需求是不断改变的，有时候需要自由，没有自由的时候有吃有喝就行。”
1971年，吴新潮是沈阳飞机制造厂的军代表，当空军司令的父亲被“停职反省”之后，懵然不知事发的他亦以待罪之身关入地下室。隔离之初，不免高干子弟的桀骜不驯，不老实，仗恃着将来还有北京的林伯伯、叶妈妈为他撑腰而闹腾。当有关方面向他传达中央文件，宣告林彪集团罪行，文件上罗列的每一个名字都是他所熟悉的，那当口，吴新潮简直就像迎头浇下一盆冷水，吓了个半死，“操，那种感觉，真完了，任何希望都没有了。”
在地下室久不见天日，有段时间吴新潮的双目失明了。就是那种环境里，他还为未来作打算，觉得以后出去就当个农民吧。未料这个想法在他没出去时提前得到满足，审查折腾一阵，他被发落到陕西省一个偏僻农场种菜喂猪干农活。与家人断了联系，孤零零的日子不好熬，大年三十、正月初一，实在难受了就跑到野地里放猪，一个人呆上一天。但他还没有绝望，抱着“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心态度日。时处人人自危的文革期间，回想起来，他也曾揣着一根电线，随时准备自尽，但从来也没有付诸实践，他一边将此自我打趣为“活着没信心，死吧又没决心”，一边把眼泪都笑了出来。当年的诸般辛酸，在今天说起来倒成了可以让他这当事人捧腹的开怀乐事。
与同时期不少人的家破人亡相比，“四大金刚”的子女还挺顽强，竟没有一例寻短见的事情发生，这称得上是奇迹。
“文革那时候，你倒下来他倒下去的那种动荡我都看在眼里了，所以我家倒掉我不觉得很惊奇，虽然会悲哀，但没冲击到我内心，说哎呀我活不了了”。李大征说。她是李家长女，家快散的时候，他们母亲把几姐弟招呼到一起，告诫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谁都不许自杀，“活着都说不清楚，死了更说不清楚”。带着这叮嘱，李大征与当时在军事博物馆工作的刘伟钦一先一后被打发到山西。李大征落脚在野战医院，刘伟钦和吴新潮一样，在农场里养猪种地。
那所座落在山清水秀小山沟里的医院，哄传开她要去，大字报瞬间贴满，宣称坚决不许李作鹏的女儿与他们为伍，但这是总后勤部的安排，不接收不行，因此在她到达之前，大字报又都被稀里哗啦撕扯干净了。在那里她任劳任怨埋头做事，干哪样工作都不落后于人，也不调皮也不捣乱，很快就被基层群众和干部接纳了，凭着一手医疗技术，救死扶伤，越到后来越吃香，转业时连医院都不想放人，这让李大征颇觉豪迈。
“搁那儿就搁那儿了，你还能把我开除出地球去啊？我凭技术吃饭，我能干的活儿你不能干，那没办法，这是不讲阶级的。就是倒霉一辈子，你都得给我分配到医院里头，起码你不能让我扫大街掏锅炉，你还扔不掉我。”
她丈夫的处境，比她要悲催一点，当上李家女婿还没一年光景，这秀才就沦为有罪之人，从高阶上摔下来，没少被人算计。在农场里养猪，猪不产仔，人家责难他没尽到责任，说他是插在大粪上的一朵花，连让猪交配那点事儿都不懂；后来猪养死了，人家又责难他在搞阶级报复，“那时候北京在批判我岳母，农场这边就批我，说我一个砖头打死六只鸡，我哪有那本领啊？诬陷你，骂你，想害死你，都有。”
李作鹏在世的时候，对于子女心有歉疚，觉得对不起他们。但子女们也装作若无其事，即使在外头面对千人指万人骂，他们对于自己的父母还是相当维护的。忆及那段艰难历程，李大征声音哽咽，“我自己从来跟人这样说，我是李作鹏的女儿，他当副总长，享受荣华富贵的时候，我跟着他享受了，所以他倒霉的时候我跟着他倒霉，我一点儿也不怨他，就算李作鹏上法场，我都愿意陪着他走，因为我是他女儿，没办法。”
已是入夜时分，微弱的灯光下，依稀可见李大征那双黯淡的眼睛里泪光莹莹，刘伟钦则默然无语地呆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像个老实的听众，夜色从阳台钻进来，包抄了大半个屋子，灯光不能匀称照亮客厅全部区域，这个一脸皱褶的老头实际上是坐在了一片阴影中。那段岁月，令他们的人生或多或少发生着缺损。黄吴李邱的孩子，因为立场与界限问题而离了婚的不无人在。李大征虽然要好一些，但她也有她所在意的东西。
反革命团伙的孩子，是黑得不能再黑的。遭人唾弃、天天被提溜着骂的情形，不鲜见。有特别要好的闺密，在父亲失势时翻脸就不认人，做得非常过分，这让李大征此生无法释怀，“原来你到我家我去你家，无话不说，刚出事的时候非常紧张，咣唧，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跟我划清界限，特别是头几年，天天骂你。特别要好的朋友突然一下这样，真受不了”。时过境迁，再到北京，这些人想请她吃饭，以便重修旧好，她一概不搭理。“过去我对人特别信任，和朋友无话不说，现在不是那样了，这也是那样一种岁月给我们留下的阴影。”
仿佛雨中飘萍，在那个特定年代，他们每个人也都失去了对于自身命运的操控权。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索性安下心，横竖听任不可预知的拿捏。隔离后，黄春光便是如此。在里面24小时看守着，吃了倒头睡，醒了还是吃，再没其他事情，他也就心无挂碍地那么养着，结果看守瞧着奇怪，忍不住问，“人家到这儿来都是吃不下睡不着，我看你又能吃又能睡，你怎么一点儿没负担呢”？他答说，“我没做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毛主席的事情，我有什么负担？我最多负担就是我父亲是黄永胜，那他是他我是我，我和他之间只不过是个父子关系。”
早在父亲被审查之前，黄春光不知道后面究竟会出什么事情，心里老有一种没着没落的感觉，及至隔离起来，除了照常吃喝拉撒，还有烟抽有报看工资照发，这倒让他踏实不少，“把我放学习班里，不是放在监狱里，就觉得悬着的心落地了。我说来了我就睡觉吧。”
审查与劳改之后，这些人纷纷被安排转业，离开军队。此时他们想要有所抗争。以吴新潮为例，他本来是要转业到湖北一个农场继续当农民的，不想去，住在漏雨的防震棚里，没有收入来源，还到处找关系想留在北京，几番活动，得到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批示，才落实了政策。与他一样，包括林豆豆、黄春光等其他林彪集团子弟先后亦都通过胡耀邦、赵紫阳等当时中央领导的帮助得到安顿。胡耀邦的家，那时位于富强胡同，不管是谁，推门就可以进，上访信递上，不几天就有批示，仅吴新潮为了自己和妹妹的问题，就反复找了胡耀邦数次，次次有回应。
至此，这批人的命运才有了实质落定以及重启的可能。因而直到今天，他们对胡耀邦、赵紫阳等人仍怀有感恩戴德的心情，吴新潮曾对胡德平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永远记住你父亲的恩情，我就是一老百姓，就这点朴素的感情。”
落架的凤凰并非不如鸡，黄吴李邱人虽下台，由于中央领导关照，生活、医疗等方面依旧享有特别待遇。吴法宪被安置在济南，住的是独门独院，和别的高级干部别无两样。吴法宪说自己是“臭名远扬”，声名在外，社会上尊他敬他礼遇他的人老不少，不难领略到老百姓的善良与宽容。到他过世，自发上门吊唁的人把花圈摆满门口，社会车辆去了七百多辆，弄得家里人都感到意外，“他们走后，看车的管我们要两千多块钱看车费，我说不对啊，家里有几台车子我们有数的。”说及此事，吴新潮和他太太又乐呵呵地笑了起来。
沦落识人心，炎凉侵加，对于人情冷暖他们也便格外敏感。患难过后，一切归于寂静。今年，一位同处沈阳的远房表亲得知李大征他们也在当地生活，几经辗转找到他们，相见甚欢。40年悬隔，情谊犹在。这让李大征从中看到了人与人之间不曾丢失的一种纯粹牵系，她感叹，父亲在台上的时候，这些人没能跟着沾光，倒霉的时候，也跟着一块儿倒霉，却没有一个埋怨的，都是很朴实的人。
三
“四大金刚”是捆绑在林彪集团这同一根历史绳索上的，在今天，他们的子女之间关系依然密切，在社会上走动，“黄吴李邱”是习惯性的排序，都是历经风霜的，他们管自己叫“难兄难弟”，这些人现时的往来，内容不外聊聊天散散心，“我们现在去政治化地生活，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目的，不是搞串联。”
在这个群落中，核心人物当然是林豆豆，她依旧像个公主。聚会的时候，“还是林大姐坐在中间，她是我们老领导的女儿，我们对她非常尊重，”吴新潮说，“我们四野子弟当年虽然被批成那样，但说起林彪，他还是有崇高威望的。林豆豆到广州去，四野的老领导们围着她坐一大圈儿，在位领导亲自出面接待。一个是政治需要，一个是历史感情，后者比前者来得更长久。”
林豆豆也颇有一番遭遇。913事发，举报有功的她终究逃脱不了身为林彪子女的现实，被撂到郑州汽车厂，人们像躲麻风病人一样，避之唯恐不及。“害怕沾边儿，厂长也不敢找她，就一个妇女主任经常往她家跑，关照一点，没人管她，很孤独。”当时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工作的刘家驹说。80年代他曾尝试《林彪传》的写作，到郑州呆了几个月，与林豆豆相处过，“她住的房子，我看过，阴冷，厕所都没有，很糟糕。她在郑州不上街的，单位给她设个办公桌，她几乎没有在那上面坐过一个小时，就是一种封闭的状态。”
“你是一朵并不孤独的小花，仍在接受寒冷冰霜的考验”，“多年来，你在痛苦中呻吟”——1985年，刘伟钦去郑州卖对联时与林豆豆重逢，那时她病卧医院，刘伟钦用一台老式相机给她拍了一张照片。40来岁的林豆豆，宛如娴静少女，坐在床上，微笑凝视镜头，尽管面有风尘，但是没有一丝忧伤与慌忙。多年后刘伟钦将这幅照片放大装裱，并陆续写下上面引述的题识文字。这些句子很能反映林豆豆当时的状态。
1987年，林豆豆回到北京，刘家驹带她到社会上开阔眼界，去百货商店买东西，那时早不是计划经济，她问要多少布票，弄得售货员像看外星人一样拿眼睛瞪着她。生活也很成问题，刘家驹带她到家里玩儿，“她去做菜，把胡萝卜切成几截就完了。那时候她已经没有帅府千金大家闺秀那种味道，很平庸了。”
后来落实工作，林豆豆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组织上给她一个正处级待遇。在单位里，她也自由，高兴去就去不高兴就不去。刘家驹了解到，知道林彪的女儿在那里上班，办公室里看热闹的人太多，让人受不了，领导的意思，叫她干脆就别去办公室了。
林豆豆目前已经退休，多年以来，尽管与外界社会建立起了较为稳定的联系，但还是有诸多的不便横亘在她与社会之间，找的人太多，她得躲避，连刘伟钦这样几十年的故交都不知道她当下在北京的住址，每次会面，几乎都安排在酒店里。
“很多人利用她照相，利用她的影响去搞商业，她都拒绝。”刘伟钦称林豆豆为“立衡妹”，以兄长居之，“她现在无所求，生活很简朴。我问过她需不需要钱，有什么困难。老没有，老好。”
林豆豆独身一人，没有后代。2008年，年届64岁，在北京，刘伟钦对她说，“40年风风雨雨过去了，我们都老了”。简单的一句慨叹，绾结着一生的波折，林豆豆闻之，泪湿眼眶，“她一般是不落泪的，我就看到这一次。”
在林的内心，有些部分是不可碰触的。刘伟钦曾将自己于1967年创作的一幅名为《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木刻版画送到北京请林豆豆题款，一见红旗招展领袖头像，林豆豆颇有不快，但没有驳他面子，最后还是在上面题了“历史一瞬”四字。自那以后，刘伟钦也识趣，避免再提过去的事情，“她不愿意说过去的事儿，唤起过去的回忆对她没什么好处。”
陷落在漩涡中的深浅程度不一，每个人对于那段历史表现出来的心态亦有所不同，不过总的来说，时移事易，情绪上会慢慢得到消解，至少在后代们之间，基于某种共识的作用，一定形式的和解是存在的。故而大家每每在一起觥筹交错把酒言欢的场景不难见到，氛围热切而又自然。林豆豆也是在这圈子里走动的一份子。2009年国庆，二代们聚会，席间林豆豆就主动执杯向李讷敬酒，旁人以“相逢一笑泯恩仇”唱和之。
“不要抱着过去那些东西不放，要跳出个人的恩怨情仇。父辈们斗来斗去，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各种综合因素的反应，既有个人恩怨也不完全是个人恩怨。那一页已经彻底翻过去了。”吴新潮说，“父辈之间的争斗，我总觉得体现在我们身上要淡化很多，包括林豆豆和毛家后人，刘源和毛家后人，我们这些子女在一起，那些恩怨已经不存在了，不管怎么斗，我们毕竟是在共产党这一个战壕里嘛。”
在这一点上，他们有着惊人的向心力，对于群体身份与父辈荣光的认同，必要时不难让他们把个人的身世沉浮搁在一边，为着与生俱来的共同血脉沿承而纷纷靠拢，其表现可谓一颗红心犹热。黄春光就试图身体力行这样做，两年前开国将军后代合唱团建立，他努力争取成为其中一员，而右派人士想邀请他参加活动，他简直睬也不睬，口吻显得无比决绝，“我可以反对党的一些方针和政策，但你让我反对和推翻这个党，我是不会去的。这样不光是否定了自己，也是否定了父辈，否定了这个事业，所以我就是不会去参加这种反党的反毛的大合唱。”
白云苍狗，世事兴替，戏台上早已落幕，他们却搞得还很有那么一点忠义节烈的意思。2011年，913事发40周年，这帮难兄难弟专程飞到温都尔汗三叉戟坠落现场扫墓追思，在那个让他们倒霉了40多年的地点，对着一堆石头垒起来的坟墓，大家不免心绪起伏。
“觉得很悲凉，对共和国有那么大贡献的元帅客死异乡不能魂归故里，而且并不是年年时时有人去凭吊，真是，”黄春光说。他们这些孩子，多半在东北出生，后来又在林彪指挥的军旅中随父母由北向南一路打到两广地区，“我们从小都是唱着《林总的命令往下传》的歌一路走过来的。我们对林彪的感情是很深的。我当时说我们代表我们父辈来看他们，告诉林彪的在天之灵，我们没有忘记他，我们还在怀念他。”
早年罹祸，给每个人身上留下一道经久不能抚平的折痕，难免时时舔舐。祭拜之外，这些子女先后为他们的父亲整理出版了各自的回忆录或传记。对于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舆论上的反应是见仁见智，在他们来说这是出于一片孝道，是为了留存历史记忆，而在一些不以其为然的人来看，他们的行为似乎一本维护自我的光辉形象意图，在为老子翻案。迁臣逐客、功过是非，虽如云烟，却又余温未消。当此状况，他们中有人试图澄清自己的行为，“尘封已久的是历史，而不是政治。我们现在做的是史，不是案，我们不想翻这个案，我们只是想把最原始的东西呈现给大家，不造谣不造假，这是一种历史的复原。”
每个人站在各自的角度看待历史，所得到的成像会互有不同，但那一段历程给这些二代内心带来的振荡与猛省无从掩盖。在这些待人接物表现得精明与防备的二代身上，事实上也不失设身处地由己及人的自觉反观，对待现实社会中的事物，他们已经变得十分实际和真实，“凡事我都要多想多看，都要打一个问号，我不会一根筋地听谁的话了”。这是当一切早年的狂热、天真、愚昧在坚硬现实面前逐一粉碎后，为期40多年深深触及灵魂的一种重构的完成。
“当年搞阶级斗争成分论，我也是红卫兵，也很冲动，也把红和黑看得很重。这么些年过来，真正去看那些阶级敌人，其实都是人呐。当年是很幼稚的，人类之间的关系是无法简单界定的。”吴新潮两肘支在膝前，面容凝重，话语中透出饱经世事的深沉，“我们父辈跟着毛主席闹文革，这些事都是不对的。己所不欲，勿施予人，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希望在别人身上不要再重现。”（版权为著者所有）
------------------------------------minghanhu李大征声音哽咽，“我自己从来跟人这样说，我是李作鹏的女儿，他当副总长，享受荣华富贵的时候，我跟着他享受了，所以他倒霉的时候我跟着他倒霉，我一点儿也不怨他，就算李作鹏上法场，我都愿意陪着他走，因为我是他女儿，没办法。”荣华富贵，毕竟已道出特权阶层的生活。
古斯塔夫伯爵做名人不容易！做名普通人也不容易。能够面对现实不卑不亢是理智的明智之选！四大金刚也好，四人集团也罢，都已尘埃落地记入了历史档案，功过由人评说去吧。自古“成王败寇”吗？都为了一个“利”字挣得你死我活，薄习之争到了二代才见分晓。如果管得住自己的贪欲不见得过的不滋润！圣人说过：少不贪色，壮不斗狠，老不贪财，得善终也。再加一句，不迁怒，不贰过！
阿林 回复 zsq2621085@126如果把历史还原，他们是一帮土匪。如果把谎言拆穿了，他们是一帮骗子。如果把财产公开，他们就是一帮强盗。如果把账目公示，他们是一帮小偷。如果把国籍公示，他们是一帮汉奸。如果把地图摊开，他们是一帮国贼。如果把事件剥开，他们是一帮魔鬼…这就是德国的纳粹党。
08-19 13:17quantum01 回复 阿林放你妈屁！造谣啊。50年之前，美国已经强迫所有被日本侵略的国家发表声明，放弃赔款了。美国政府首先声明放弃对日所赔。08-16 08:36龙 回复 龙
龙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大家一起致富。这句话相信许多中国都知道是出自邓嘴里，但历史真相告诉你这句话一半是出自邓嘴，另一半不是出自邓嘴，是捏造，也是假的！有人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理解成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鼓励劳动致富，你劳动所得多，你就可以致富，你可以过好日子，国家保护你劳动所得，只征收一部分税收用于公共服务和救济残疾人老年人等。你致富了，别人看着眼热，那么他也会努力劳动以致富，人人都劳动，大伙儿干的热火朝天，社会的总财富才会得到高速的增长。也是理解错误的，而且对邓让一部先富起来理解间直是自作多情，扭曲邓的本意内涵！
邓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含意是指让一部分拥有官权与特权的人，先腐起来，走资本主义。邓的原版话是这样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资本主义。考虑到当时的政治气氛和当时处于那个时代，思想上是无法接资本主义，就把走资本主义删除，通过媒体加上一句，带动大家致富，而见全国人民，也忽悠13亿人民。邓的目的就是不管先富的人是怎样富起来的，作为我邓一律不会追究什么责任，而且，我邓还要鼓励其他人要向先富的人学习，富了的人应该走资本主义，不走资本主义，我邓会把这些人杀掉，扣上反腐的帽子把不走资本主义的人杀掉。
---------------------------------------------------------------------山西警方披露被挖眼男童未指认伯母作案原因发布时间：2013年09月05日 昨日，山西省太原市眼科医院，小斌听到警方破案的消息立即躲到母亲怀里。图/CFP
山西临汾汾西县“8·24”伤害儿童案已于3日告破，犯罪嫌疑人为已经跳井自杀的受害男童郭某的伯母张会英。针对公众的诸多疑问，山西警方向新华社记者披露了案件的相关细节和侦破过程。据新华社电
衣服血迹是参与救治留下？ 临汾市公安局刑事技术处在此次案件中负责对现场提取物证进行检验鉴定。在目前公布的调查结果中，关键证据是：在犯罪嫌疑人张会英的衣服上，多处检验出受害男童郭某的血迹，同时从这件衣服上，检验出张会英的DNA。 “检测证实，衣服上的血迹正是张会英在作案时，受害儿童郭某反抗和挣扎中遗留在衣服上的。”山西省临汾市公安局刑事技术处处长韩智慧告诉记者，刑事技术处在8月30号上午接到从现场送来的一件紫色的上衣，检测后发现，在这件衣服的上前胸部、后背、袖口处检出10余处血迹，经过DNA检验后分析认为，DNA分型与受害儿童郭某一致。 同时在紫色上衣的领口和两个袖口处提取了多处的斑迹，经过检验是混合的DNA峰谱，其中包含有儿童郭某和张会英的DNA分型，并且这个分型不支持其他人所留，由此说明这件衣服是张会英所留，具有张会英穿着这件衣服的唯一性，排除了其他人穿着的可能性。 那么，张会英是否参与了寻找和救治受害儿童郭某呢？她衣服上的血迹是否是参与救治受害儿童时留下的呢？ “犯罪嫌疑人在抢救受害儿童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过。”临汾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政委张丽青介绍说，警方经过调查得知，陆续有12个人参与抢救受害儿童，警方对12个人都一一做了排查，为保险起见，均做了两次笔录，被调查人员均能证实自己当时和谁在一起，由此排查得出张会英没有参加抢救儿童。
■ 追问
张会英案发当日在干吗？ 昨日，犯罪嫌疑人张会英的丈夫郭志成对新京报记者表示，8月27日下午，他陪妻子去公安局做笔录。 案发时间为8月24日下午19时。郭志成说，张会英回答称，8月24日是星期六，她下午3点多从太阳山村的屠宰场下班，一个同事开摩托车把她捎到县城。下午4点左右，她去县城妹妹家坐了坐，下午5点多，从妹妹家出来时发现手机忘在楼上了，又回去拿了手机。正好县城里凤凰楼附近的一家移动公司在抽奖，她抓了一等奖，是个手机，但要给99元钱，再充300元话费才能拿走手机。她就没要，碰见了同事何瑞丽（音），就把手机给了何瑞丽。下午6点多，她坐上公交车，碰到了村里的老姑姑秀云（音），俩人还聊了几句。大概下午7点左右回到的住处。
两家因赡养老人产生矛盾？ 昨日，张会英的弟弟张瑞华称，郭家老父亲前年瘫痪卧病在床，当时三兄妹每家负责赡养郭父四个月。 张瑞华表示，今年4月，小斌的爸爸郭志平摔伤了腿，三兄妹决定将郭父送到郭志平家照顾，老大老二每家出5000元。 “我姐姐说5000块钱已经给了”，张瑞英说。但张会英的丈夫郭志成表示，本来想到年底给5000元，但还没给呢，就出了事。郭志成说，两家不会因为这个闹别扭。 对于张会英的姐姐、姐夫参与伤害小斌的传言，张会英的弟弟张瑞华称，他们兄妹都接受过警方的询问，但目前都在家里，“外面传的都是瞎说”。
男童为何之前未指认伯母？ “有人证实，一名穿着紫色衣服的女人把受害儿童抱走了。”张丽青介绍说，警方在走访中了解到，案发现场附近有群众向警方提供了“女性”“紫色上衣”等信息。 根据受害者亲属的证实，2006年受害人一家就从农村搬到县城，平日与犯罪嫌疑人来往不多。即便如此，6岁的孩子对于伯母也应该有印象，那么为什么郭某之前并没有指认犯罪嫌疑人。像外地口音、黄头发这样的消息又从何而来？ “我们问孩子，坏人像不像你大大（方言，伯母），孩子先说像，之后又说不像。”张丽青告诉记者，受害儿童在最初情绪很不稳定，孩子只能肯定只有一个人，而且是女性。而且孩子对普通话与汾西方言难以区分，办案民警只好提问“说的话是和警察阿姨一样的话，还是和妈妈一样的话？”孩子听懂后告诉民警与妈妈说的话一样。由此，警方判断犯罪嫌疑人为当地口音。 “之前有网络消息称，嫌疑人是黄头发、外地口音，这样的言论是从哪来的，肯定不是警方发布的。”张丽青声明说，考虑到案件正在侦破之中，警方一直没有向外发布这些关于犯罪嫌疑人特征的消息。据警方调查，以及向受害儿童求证，警方了解到孩子始终咬定是一名黑色长头发的女性。 随着受害儿童郭某的病情日渐稳定，在家长的陪同下，警方再次与孩子谈话，孩子向民警介绍了案发的过程。8月24日傍晚，郭某在家附近与小伙伴玩耍，一名女性过来呼喊“郭某，你家还打麻将吗”，郭某应承“打了”，女性说“那我抱你走”，于是郭某便跟着这名女性离开了。 孩子没有拒绝这名女性，民警介绍说，“孩子说长得和大大一模一样，以为是大大”。但是孩子又马上改口，那人不是我大大，因为“她抠了我眼睛，她就不是我大大”。 警方同时表示，关于犯罪动机的问题，由于犯罪嫌疑人张会英自杀身亡，犯罪动机尚难以确认。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调查中。据新华社电
■ 对话
“跳井后警方在家中搜出血衣” 昨日，记者在汾西县对竹镇乔家庄采访了犯罪嫌疑人张会英的丈夫郭志成。郭志成表示，张会英生性胆小，对于其是犯罪嫌疑人，“实在想不通”。 出事后两日无异常 新京报：什么时候知道小斌出事了？ 郭志成：25日早上，我媳妇张会英给我打电话，说让我把我爸从县里接回来。我问咋回事，她说我弟弟郭志平刚刚给她打电话，说小斌的眼睛被人挖掉了。她当时听起来很激动，但是没有哭腔。 新京报：小斌出事后，张会英有什么异常吗？ 郭志成：前两天没有异常。26日傍晚，警方打电话让她去汾西县公安局。27日上午，她自己去了公安局，中午回到我们在县城租的房子里，警察还拿走了她的一双拖鞋。下午2点，公安局又打电话，说再来补充一下材料。我陪她一起去了公安局，做笔录时我就在跟前。 新京报：笔录做到几点？ 郭志成：28日凌晨1点多，还没做完笔录，我就跟警察说，她以前有过癫痫，有什么事情白天再问吧。警察请示了领导，就说别回村里了，回租的地方去。警察到了租的地方，让我媳妇把穿的衣服脱下来，把衣服拿走了。 新京报：做完笔录后她什么反应？ 郭志成：她非常紧张。没什么表情，就是一句话都不想说。到了29日凌晨三四点的时候，她说胸口胀，喘不上气。吃完药，睡了一会儿她又坐起来，开始胡说，说刚才有个人喊她出去。白天的时候，她说她吃了20个药片，说药不是她想吃的，有个婆姨让她吃。 29日下午，她说那个婆姨又来找我了，开始胡言乱语。我专门把我丈人接了过来，还给风水先生打电话，我在家里烧香磕头，她就没事了。 跑到井边一看，她就在里边了 新京报：30日早晨发生了什么？ 郭志成：早晨6点多，大家都起床了。我丈人还在炕上，我跟三女儿在蒸馒头。我问张会英昨晚睡得好吗，她说你不知道，昨晚又有人喊了她一夜，那个婆姨一把把她拽出去，要带她走，到了凌晨三点才回来。 我说有人叫你我怎么不知道，她说你当然听不到了。 我说你别胡说了，赶紧上炕再睡一觉。她说了声好，就走了。一两分钟时间，我二女儿跑着喊，爸爸井里响了一下，我跑到井边一看，她就在里边了。救上来就没气了。
跳井后在家中发现血衣 新京报：警察怎么从你家找到的血衣？ 郭志成：我媳妇跳井后，我看人不行了，就报了警。上午警察来了后，在窑洞里搜查。警察拿出了一个茄子颜色的衣裳，问我这衣服是谁的，我说是我媳妇的。警察就没再吭气，也没说衣服上有血迹，就拿走了。 新京报：你看到衣服上有血迹了吗？ 郭志成：没有。什么也看不清。那是件运动服，上下班路上冷，坐摩托车的时候穿。 新京报：出事前张会英穿过这件衣服吗？ 郭志成：这我就记不清楚了。她平常穿两件衣服。 新京报：另一件衣服是什么颜色的？ 郭志成：我跟你描述不清，记不清了。主要她的衣服、我的衣服我都不关心，就记不起来了。 新京报：有村民说你跟弟妹关系暧昧？ 郭志成：这纯粹是胡言乱语。 新京报：何时下葬的？ 郭志成：我计划是9月4日埋人，但是村里让早点埋，3日就埋了。大队干部找我，让我赶紧埋，他说埋了就“宣判”（公布凶手），万一“宣判”了村里人起哄，人就不好埋了。 新京报：何时知道张会英跟案子有关？ 郭志成：昨天早晨，一个记者来跟我说的。当时我火冒三丈，把我气得在炕上躺了一上午。 新京报：之前有过预感会是自己的爱人吗？ 郭志成：没有，从来没有。挖眼睛别说是一个女的，就算一个男的，一个人能办得了这种事吗？如果真是她，我实在想不通。--------------------------------------------------------------------------------
王宁遗体火化 习近平胡锦涛周永康等表示哀悼2013-09-05 05:01:11 来源: 中国网
王宁遗体火化 习近平江泽民胡锦涛等表示哀悼
王宁追悼会昨日，社会各界人士出席王宁追悼会。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原中共广东省顾问委员会主任王宁同志遗体于9月4日在广州火化。王宁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3年8月26日12时23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1岁。
王宁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江泽民、胡锦涛、刘奇葆、孙春兰、李建国、汪洋、张春贤、孟建柱、赵乐际、胡春华、郭金龙、韩正、乔石、朱镕基、温家宝、李瑞环、李岚清、曾庆红、吴官正、李长春、罗干、周永康、杜青林、王胜俊、王晨、沈跃跃、郭声琨、常万全、周强、曹建明、令计划、卢展工、齐续春和郑天翔、张万年、王汉斌、张震、邹家华、王乐泉、热地、乌云其木格、肖扬、韩杼滨、贾春旺、叶选平、任建新、王文元、李贵鲜、徐匡迪、白立忱、黄孟复、张梅颖、李继耐；中央和国家机关领导同志陈锡文、杨传堂、刘家义、章沁生、令狐安、黄华华、欧广源；广州军区领导同志吕丁文；中央和国家机关及有关省、市、区老同志凌云、邹瑜等；广东省领导同志及老同志朱小丹、黄龙云、朱明国、吴南生、寇庆延、朱森林、卢瑞华、李灏、张帼英、卢钟鹤、黄丽满等，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昨天上午10时许，胡春华、肖扬、朱小丹、黄龙云、朱明国和黄华华同志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王宁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王宁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和广东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地级以上市党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省直、中直有关单位和驻粤部队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王宁同志生前好友及干部群众代表也前往送别。
钩沉
王宁2010年回忆在广东改革开放之初工作往事：
1982年打击经济犯罪时省公安厅也曾被怀疑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久，王宁就来到广东，他多年在广东政法、公安系统工作，亲历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老人生前十分低调谨慎，甚少公开谈及个人情况以及重大事件背后的秘辛。2010年6月8日，王宁接受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陈宪宇、师春苗和王莹的访谈，回忆在广东改革开放之初工作中的一些往事，其中包括边境口岸管理的创新举措，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以及上世纪80年代参与整党工作等。
近日，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向南都记者提供了这份珍贵的访谈材料，我们节选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1982年：打击经济犯罪时，省公安厅也被怀疑
问：1982年，中央下发了《关于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省委成立了由李坚真、寇延庆、王宁、范希贤、杨德元组成的五人工作小组(后来增加了杨应彬，组成六人工作小组)，专门处理反走私大案。当时，对于走私问题，中央看得特别严重，您怎么看待？
王宁：1979年，谷牧在福建主持召开第一次反走私会议，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江泽民也参加了会议。我和(来自)军区的、海关的代表在广东参加了会议。开完会后，我坐汽车回广州，途经海丰时，海丰的县委书记王仲的秘书还问我是否需要手表、收录机等。我还是比较坚持原则，也很警惕，什么也不要。幸好没拿什么呀，要是当时拿了一个螺丝钉，后来也解释不清了。1982年打击经济犯罪时，中纪委对广东省公安厅也怀疑很大，抓得很严。当时外面谣传说公安厅拿了一辆汽车，所以省委让我兼任纪委书记时，中央纪委的某副书记还有很大意见，认为不能担任纪委书记。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当时就说：“王宁能当省委书记，为什么不能兼任纪委书记？”
福建反走私会议结束后，我回到广州后，就向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书记作了汇报。我们在反走私方面采取多种措施，做了不少工作。早在1980年7月，省委、省政府就发出指示，提出坚决打击走私和投机倒把活动。1981年，省委又组织了两次全省性打击走私贩私的行动高潮。在海上，组织边防部队，采取严密措施控制边防；在陆地，动员群众检举走私分子；在潮阳、惠阳、海丰等地加强民兵建设；和香港会谈，取得香港的支持和配合，比如沙头角那里从这条街拿到那条街就行了，边界上有很多无人居住的空房子，实际上成了走私者的仓库，港英那边也采取措施，把这些房子拆除了，否则，电视机、录音机、手表很容易过界走私的。
走私问题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不过由于广东向中央汇报不够及时，中央对广东大规模开展反走私斗争的情况不够了解。1981年底，中央政治局常委看到中纪委一份《信访简报》刊载的《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上面披露了广东省一些干部利用开放之机，进行走私贩私和倒买倒卖的问题，中央对此非常重视，邓小平、胡耀邦和陈云都作了重要批示，指出要严厉打击走私贩私、贪污犯罪等违法犯罪活动。1982年1月11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并向全国发出《关于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这对广东广大干部来说震动很大。接到《紧急通知》后，省委立刻召开了省委常委第二次会议，成立了五人工作小组，处理了一批大案要案。当时，海丰的县委书记王仲作为一个典型，被判了死刑，他当时认定贪污5万，低价购买手表、录音机等东西都算在内。当时对于建立经济特区，国内外都有不少怀疑和反对的声音。
不过，广东的任仲夷同志头脑还是很清醒的，他虽然和刘田夫一起去北京做了检讨，被称为“二进宫”，但他自己把责任承担下来，没有往下面推卸责任，同时他对于改革开放也没有丝毫动摇。回来后，他就提出了“两个坚定不移”(打击经济犯罪坚定不移，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和三个“更加”(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这样，既执行了中央的指示，又保护了广东干部改革开放的积极性，广东的改革开放政策始终没有收，改革开放的脚步并没有因为打击经济犯罪而放慢。
1983-1986：“海南汽车事件”震惊全国
问：1977年9月开始，您连续10多年担任省委常委，这是广东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时期。在担任省委常委期间，你还经历了哪些重要事情？
王宁：1983年冬至1986年冬的整党。那次整党是根据中央部署开展的。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决定，从1983年冬季开始，用三年时间分期分批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的整顿，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当时因为任老的身体不好，整党主要由林若负责，林若任整党小组组长，我当副组长。这次整党，在思想上主要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思想，在组织上主要是清理三种人。我们一方面主张坚决搞整党，一方面坚持绝不扩大化的原则。广东结合这次整党，帮助广大领导干部提高认识，辨清是非，增强党性，并纠正了一些不正之风。当然，这次整党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此期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海南汽车事件”，省内竟然有些地方和部门也参与其中，非法炒汇、争相购买小汽车、利用公款请客送礼等现象相当突出，到后来发生多起干部贪污受贿、携款外逃等案件，令人痛心。可见，党风廉政建设任务非常艰巨。
链接
●王仲、叶妈坎事件：1983年，原海丰县委书记王仲因贪污受贿、县委副书记叶妈坎因参与走私，分别被依法判处死刑。
●海南汽车事件：1985年，新华社发布消息，称海南岛倒卖进口汽车事件查清。海南区党政主要负责人雷宇、姚文绪、陈玉益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广东情
在粤几十年低调谨慎勇于探索
1949年11月，王宁同志南下广州，时任省公安厅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副厅长的王宁同志，恪尽职守，为保卫和巩固新生政权做出了不懈的努力。1956年12月后，王宁同志担任省公安厅长，卓有成效地领导全省公安机关一次又一次粉碎了美蒋特务反攻大陆及其他种种破坏阴谋。
1976年10月起，王宁同志主持全省政法工作，短短两年时间，全省公检法系统就恢复正常。在海丰，中共早期农民运动领导人彭湃的许多亲属及干部群众在“文革”中遭到冤杀和关押，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文革”结束后，王宁同志带领联合工作组深入调查走访，查明真相，最终使整个冤案得到平反。这时期，王宁同志还兼任省特区管委会副主任，参与了广东经济特区的创建工作。改革开放初期，宝安县逐步放宽粤港间的过界限制，同意农民到香港一侧发展种养，但必须早出晚归。为方便生产，王宁毅然批示，支持宝安允许部分农民过境居住的申请，这在当时是很大的突破。
1982年底，王宁同志任省委副书记分管党群和统战工作，在领导全省落实干部政策、精简机构、干部的培养选拔、联系党外人士、指导群众团体组织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其间，王宁同志还兼任省纪委书记，组织查办了一批大案、要案，同时甄别并纠正了一些错案、假案，教育、保护了一批同志。按照中央和省委部署，王宁同志还重点负责整党和纠风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1988年5月，王宁同志任省顾委主任，他带领省顾委委员积极参加省委重要决策的讨论，围绕改革发展和社会热点问题进行调研思考，及时向省委及有关部门建言献策，较好地发挥了助手和参谋作用。
1993年5月，王宁同志从省顾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下来后，依然十分关注党和国家大事及广东的发展，热心社会公益活动，在公安部咨询委员会、省法学会、省顾委委员联谊会、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机构担任职务。
现场
王石以女婿身份敬献花圈
昨日上午，广州市殡仪馆上空，小雨淅沥，来自各地的人们默默地步入告别厅，送别一位令人尊敬的老人———原中共广东省顾问委员会主任王宁。
白云厅内，安静肃穆，众人低语，王宁的遗体躺在灵柩内，周围被菊花、百合簇拥，在上方的大屏幕上，不断播放着王宁各个时期的工作照片。这些珍贵的照片记录着老人走过的足迹，从抗日气氛浓烈的山西襄陵，再到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最后到对敌斗争的前沿广东。以王宁自己的诗总结就是：“历履长时务公安，晋陕冀热辽京粤”。
大厅中间，摆放王宁的家属送的花圈，为首的是一个由红色玫瑰花扎成的心形花圈，最令人动容，这是王宁夫人送的，挽联上书写：“王宁安息吧”，落款：“老伴作民”，一种相濡以沫的感情溢于纸上。
上午10时许，追悼会开始，哀乐声响起，送别的人们肃立默哀，向王宁的遗体三鞠躬。随后，王宁夫人坐在轮椅上和家属们一一与前来送别的人握手。万科董事长王石也站在家属队伍中，他以女婿的身份送去了花圈，挽带上写着：“亲爱的爸爸，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悼念仪式在肃穆简洁的气氛中，持续了一个小时，家属们最后围着王宁灵柩绕行一周，送别老人最后一程。
1982年打击经济犯罪时，中纪委对广东省公安厅也怀疑很大，抓得很严。所以省委让我兼任纪委书记时，中央纪委的某副书记还有很大意见。——王宁
王宁简介
原名许高科，1923年4月出生于山西省襄陵县(今山西襄汾)，193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7月至1948年12月，先后任襄陵县二区“牺牲救国同盟会”助理员、华北联合大学青年队政治助理员、校长办公室股长、保卫员、延安大学行政学院党支部书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二科科员等职务。
◎解放战争时期，曾任热河省承德市公安局秘书、省公安厅秘书，热辽行署公安局侦察科科长、晋察热辽第二十二、十九专区公安处处长，冀察热辽中央分局社会部侦察科科长。
◎1948年12月调进北平后，先后任中共北平市委社会部秘书、市公安局局长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
◎1949年11月至1952年12月，先后任中共华南分局社会部、广东省公安厅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党组成员，副厅长。
◎1956年12月至1968年9月，任省公安厅厅长、党组书记兼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公安总队第一政委，省委候补委员、省委委员。“文革”中被捕受迫害。
◎1971年1月下放省公安机关“五七”干校劳动；同年9月恢复工作，至1976年10月，先后任省革委会保卫组副组长，省公安局局长，省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
◎1976年10月至1982年12月任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副省长兼省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党组书记，省特区管委会副主任等职务。
◎1982年12月后,任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兼省纪委书记，省委副书记。
◎1988年5月至1993年5月,任省顾问委员会主任。
◎2000年8月,离休。
王宁同志是中共十一大、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代表。
本文来源：中国网 作者：涂峰，许黎娜，薛冰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