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推荐入仕，以诗才而为皇权近臣
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二十一岁的李义府，才华横溢、风流倜傥，被剑南巡道大使李大亮推荐给朝廷，唐太宗封他为门下省典仪。李世民大人是中国最杰出的英明君主之一，他开创了中国历史上130年之久的第二黄金时代。他用高度的智慧，殷勤而小心治理他的帝国。在重用人才上思贤渴，当时重用了一大批既有文韬又有武略的治世之才，如房玄龄、杜如晦、征等人。他们互相鼓励监督、兢兢业业地从事国家建设，推行廉能政治，获得了空前成功。唐太宗还常常检点自己，时时向理性屈服，故而百姓安居乐业。年复一年的大丰收，那时（公元630元）一斗米只值三四个钱，全国判处的死刑不过二十多人，唐太宗还准许他们去办理后事，待来年秋天回来受死，到时竟无一人逃亡。当时社会秩序安定，夜可不闭户，凡有道路的地方，都有旅馆。工商业随社会安定而蓬勃发展，举国上下一片歌舞升平。在这样贤能的君主面前，百姓们像敬奉神一样地尊敬他，凡具有非凡的才能都能各尽其才。生活在这样的盛世里好的机遇便不言而喻。
一日，唐太宗宴群臣于上林苑，命以“乌啼”为题赋诗。李义府第一个吟出，太宗大喜。事后，朝中大臣刘洎、马周向太宗力荐李义府，说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治国安邦之才，可否让他到一个更能发挥他才能的位置上去。太宗立即召见李义府，问一些富民兴国之策，李义府对答如流。太宗这时才发现李义府不但诗才出众，而且有远见、卓识的政治才华。于是，下诏封李义府为监察御史诏侍晋王王为太子除春升宫舍人，崇贤馆直学士。据《唐六典》记载，监察御史是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在唐代此职多以新进为之。李义府上任后，忠于职守，其政治才华便锋芒毕露，从公元634年至649年，这十五年里，他得罪了一大批违法的朝庭重臣，如炀帝时，全国唯一应诏的“举秀才”，唐太臣杜正伦以老资格自居被他弹骇就是一例。所以，在朝中他多为人所严惮。诏侍晋王王为太子除升春宫太子舍人。太宗的目的是想用他的才华、品行来影响未来的天子。此时的李义府在朝中已是鹤立鸡群，与文冠满朝的司仪郎来济齐名。由于李义府官居监察御史诏待晋王，故和太子李治接触频繁，感情笃深。他时时要太子分清善恶，为君之道坦诚待人之理，李义府最著名的一篇文章《承华箴》其辞曰：“邃初冥昧，元气氤氲。二仪始阐，三才即分。司乾立宰，出《震》为君。化昭淳朴，道映典坟。功成揖让，事极华勋。肇兴夏启，降及姬文。咸资继德，永树高芬。百代沿袭，千龄奉圣。粤若我后，丕承宝命。允穆三阶，齐此政。时雍化洽，风移俗盛。载崇国本，式延家庆。《震》维标德，《离》警体征。寄切宗祧，事隆监抚。思皇茂则，敬询端辅。业当启、诵，艺优干。九载儒，三朝问竖，历选储仪，遗文在斯。望试登俎，高谕乔枝。俯容思顺，非礼无施。前修盛大业，来哲通规。饬躬是蹈，则睿问风驰；立志或爽，则日亏。无恃尊极，修途难测；无恃亲贤，失德靡全。勿轻小善，积小而名自闻；勿轻微行，累微而身自正。谀有类，邪巧多方。苦萌不绝，其害必彰。监言斯屏屏，储业攸昌。窃惟令嗣，有殊前事。虽以贵以贤，而非长非次，皇明眷德，超伦作贰。匪懋声华，莫酬恩异。匪崇徽烈，莫符天志。勉之又勉，光滋守器，下臣司箴，敢告近待。”
皇太子李治阅后感动万分、大加赞赏，优诏赐李义府帛四十匹。可以说，这是李义府最早的政治主张和品行宣言。
在险恶的宦海中，初显政治才华
唐贞观23年5月（公元649年5月），一代伟杰李世民大帝在含风殿殒落，遗诏皇太子李治即位于枢前。就这样大唐江山太宗一撒手就落在太子李治手中，即为唐高宗改国号为“永徽”。在高宗皇帝近臣中，能左右他意志的有两派人。一方是长孙无忌、禇遂良、上官仪、韩缓为代表的开国元勋，顾命大臣。因为，唐太宗在位时，久久陷于立太子的烦恼之中，最终废除长子承乾、贬黜四子魏王泰，在元老重臣长孙无忌“固欲立晋王”的情势下，太宗立了连自己都认为“懦，恐不能守社稷”的九子李治为皇太子。接着他又为这个的朝廷作了精心安排，形成以：“元舅”长孙无忌为主要支柱的最高决策核心。贞观23年5月月太宗临终前将后事托付给长孙无忌、禇遂良。高宗自继位伊始，长孙无忌便以“元舅辅政，凡有所言，上无不嘉纳。”随着时间的推移长孙便露出种种“弄权”的迹象，甚至不惜制造冤案。吴王恪，太宗第三子，杨妃所生，长孙利用“房遗爱谋反”事件，“遂因事诛（吴王）恪，海内冤之”吴王恪临死大骂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紧接着长孙与禇遂良又诬陷害17岁就追随太宗屡建功勋的江夏王李道宗“与房遗爱交结”，将其配流豫州，江夏王病死路途中。历代史家对此愤愤淡平道：“无忌，遂良衔不协之素，致千载之冤。”另一方是最近从感业寺回宫，唐太宗的才人武媚娘和高宗即位新进迁为中书舍人，兼修国史进弘文馆为学士的李义府，礼部尚书许敬宗，御史中丞袁公瑜，刘仁轨，崔义玄等。这两派由于年龄、地位的悬殊，其思想意识、思维方式大相径庭。
李义府由高宗继承大统而迁中书舍人，兼修国史进弘文馆为学士，赐爵广平县男。此职，是李义府二十八年政治生涯的一个极好开端。他是在行政中枢之一的中书省任中书省专门委员，由他执笔起草各种帝国文诏。在文学上他肩负大唐国史的撰修；按唐朝的诉讼制，凡自诉冤案和疑难案件，由皇帝命门下省给事中，中书省中书舍人，御史台御史组成“小三司”共同审理。弘文馆是隶属门下省，政府主办的普通贵族大学。其招生是限额且具有一定资格的。如皇族近亲，皇后或皇太后近亲或宰相的儿子，一品以上的高级官宦的儿子方有资格进弘文馆学习，可见进弘文馆为学士的李义府不但才华出众，而且精通法理。许敬宗是一位老臣子，太宗在位时即受赏识，官居左相，文韬武略不压于当时的房玄龄、魏征。特别是他的辩才非一般可比。有一天，唐太宗对许敬宗训：“联观群臣之中唯卿最贤，有人道卿其非者何也？”许敬宗对曰：“春雨如膏，农夫喜其润泽，行人恶其泥泞；秋月如镜，佳人喜其玩赏，盗贼恶其光辉。天地之大人犹恨焉，何况臣乎。臣无美酒肥羊调其众口，是非不可听，听之不可说，君听臣遭诛，父听子遭戮，夫妻听之离，朋有听之别，亲戚听之疏，乡邻听之绝，人生七尺躯，谨防三舌，舌上有龙泉，杀人不见血”。太宗大喜曰：“卿言甚善，朕当识之”。由此可见许敬宗的三寸舌是非常不得了的，竟辩得一代伟杰无言以对。另一派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老臣们。长孙无忌是倍受大唐臣民敬仰。母仪天下的太宗之妻长孙后皇后之兄，是凌烟阁内二十四大开国功臣肖像画之首，是当今天子的舅父，又是竭力说服太宗立李治为帝的老臣，还是先帝临终前托咐的顾命大臣。仅长孙无忌就可完全左右李治皇帝。何况还有一位德高望重，被太宗皇帝视为兄弟的中书令褚遂良。仅实力而言长孙无忌一方完全优于李义府一方。然而，唐高宗毕竟不是唐太宗。高宗是一介仁儒，性格优柔寡断，压根就没有帝王那种气魄与才能，且身边还有一位智慧非凡，其政治才华就连太宗皇帝也称道且令高宗爱得神魂颠倒，一个成熟备受艰辛，充满心机的美丽妇人武媚娘。此时此刻，李义府深深知道，高宗也很痛恶王皇后，早有废后新立之意。（高宗曾当众指责王皇后道：“争功邀宠，纠苞纷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后宫不宁，于联何补”），又怕她舅你等老臣反对。李义府更深深地知道，武媚娘的目的不是为了一妃一后，而是要将大唐王室这匹烈马训服，窃为己有。为了达到目的，她的第一步必须猎取皇后宝座。这一步对于一个先帝的才人而要作先帝儿子的皇后，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李义府不愧是一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很清楚天下兴旺要靠李治这样一个仁儒皇帝纯属一个荒诞的梦；要想废君另立，首先就是儿位顾命大臣不允。那只有将武媚娘立为皇后，来辅佐高宗执政。因为，武媚娘跟随太宗多年，在那里学了不少治国之道。从感业寺回到后宫她的言行与政治才华更是见卓！
唐高宗永徽六年（公元655年7月）李义府的言行遭到了长孙无忌第一批老臣的反对，被弹劾贬为壁州司马，敕令还未到门下省，李义府便暗中得知，于是便向他的好支中书舍人、（）州人许敬宗的外孙王德俭问计，王曰：“武昭仪方有宠，上欲立为后，畏宰相仪未有一发之君能”。王德俭的话正中下怀，李义府连夜叩阁上表，奏曰：“臣闻制器者，必择匠以简材。为夫者必求贤以正妻。材之不良，无以成其工，妻之非贤，无以致于理。今王皇后无子，所以无才也。臣谨防守父子君臣之道，识古今鉴戒之急。论治国治家者，均以资于德议，德议不修，家邦必坏。故王者以德服，皇后以义使人。今武宸妃乃三王之母，体自坤顺，如芝兰之室，久自芬芳，由是仓生仰德，史册书美…… 伏以陛下废王皇后，请立武宸妃，以厌北庶之心也。”高宗阅后大喜，赏李义府珍珠十斗，官复原职。许敬中又在朝中扬言：“田舍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仪乎。”随后，御史大夫崔义玄，御史中丞袁公瑜都暗中向武昭仪表达其忠心，武昭仪暗中派人赏赐。长孙无忌一方，褚遂良首当面奏高宗：“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执陛下手谓臣曰：联佳儿佳媳，今以付卿”。此陛下所闻，言犹在耳，皇后未闻有过，岂可轻废，臣不敢曲从陛下，违先帝之命！“高宗十分不高兴，只好作罢。第二天上朝高宗又提及此事禇遂良又说：“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经事先帝，众所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万代之后，谓陛下为如何！愿留之思！臣今忤陛下，罪当死。”说完，将朝笏放在殿内台台阶上，解下头巾磕头至血流满面道：“还陛下笏，乞放归田里。”高宗勃然大怒，命人将他带出去。武昭仪在帘内大叫“何不扑杀此獠”！此言一出，满朝文武，仅长孙无忌一人发话。
这便是未来的则天大帝……
总之，此时的高宗对这些谏言一点也听不进去。一日，大唐元老李世勣进见高宗。高宗问他：“朕欲立武昭仪为后，遂良因以为不可，遂良即顾命大臣，事当己乎？”李世勣对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于是太宗废后的决心更坚定了。唐高宗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李义府助立后有功被任命中书侍郎参加政事。此职为枢密使、副使、知枢密院并称执政官，与宰相合称宰执，其实就是宰相的副职。唐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年4月25日）李义府（被）任命为中书令，为中书省一号人物。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中书令李义府与为老资格自居的老臣杜正伦不和，争议于高宗面前，高宗因大臣不和，两方都加以责备，杜正伦被贬为横州刺史，不久杜便死于横州。李义府被贬为普州刺史，李义府虽贬职在外，武皇后时时垂恩于他。同年，唐朝任命普州刺史李义府兼史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此职是朝廷任命、选择各部、各地方官史的大臣；同中书门下三品，其实就是宰相之称。这个时候的李义府，皇恩对他已是十分浩荡了。
诗名满天下，妙手写春秋
李义府生活在一千多年前的封建社会里，读的是孔孟书，学的是圣贤道，是初唐时期位居第四的十八位老诗人之一。其政治观点，作品无不打那个时代的烙印。所幸的是李义府的青年时代正值中国最贤明的君主，国际相安无事，国内太平，唐太宗又雅好文学艺术，在这样的政权中好人当道。不少文学天才起在而点缀朝廷文采。而李义府的诗正是为他进入仕途起了重大作用，现举二例：贞观年中，唐太宗贺宴群臣于上林苑。这天，金灿灿的朝阳洒在随风摆舞的柳枝上，柳梢头鸟儿在轻歌，柳树下美丽的歌女在蹁蹁起舞，此时此刻太宗心境舒畅，想在他的领导下，国泰民安，万象更新。连这些风儿、鸟儿全都如此亲切，不禁诗兴大发要众卿以“乌啼”为题赋诗。正值弱冠年华的李义府，勃发英姿，才华横溢，又刚刚被剑南巡道大李大亮推荐封为年轻的门下省典仪，面对如此良辰美景，第一个吟道：
日里扬朝彩，琴中闻夜啼。
上林如许树，不惜一枝栖。
太宗听后喜不自禁大声说：“与卿全树，何止一枝”。就是这首诗李义府给唐太宗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不久便封他为监察御史诏侍晋王。
据《大唐新语》载他的堂堂词第一首：
镂月为歌扇，裁动作舞衣。
自怜回雪态，好取洛川归。
千百年来人们多来形容工艺精美、制作巧妙的艺术品为“镂月裁云”，此诗当时便风靡大唐诗坛。一成语“生吞活剥”就出自于该诗。说的是一个县级官史张怀庆，不学无术专爱抄别人的诗句，冒充雅士，张怀庆竟把李义府的诗整篇照抄，只是在每句前面硬添二字：
生情镂月为歌扇，出性裁去作舞衣。
照镜自怜回雪态，来时好取洛川归。
人们读后，便哗然大笑道：“活剥张昌龄，生吞郭正一”（张郭二人是当时起草朝廷各种文诏的二大臣），生吞活剥的典故由此成立了。李义府著有文集三十卷，《宦游记》二十卷，均已失传；《全唐诗》载有他八首诗，其诗为：《和边城秋气早》、《诏谕有怀赠同行人》、《宣正殿芝草》、《吟鹦鹉》、《在州遥封禅》、《堂堂词》二首、《咏鸟》；《全唐诗外》载有一首诗《忆伊川有赋》。他的诗生动活泼，形象逼真，艺术造诣较高，特别是亿在《忆伊州有赋》的诗中写道：“正是北州犁枣熟，梦魂秋日到郊园”。他把北州人民勤劳朴实，自己思念去看看的那种真挚的感情写得缠绵悱恻；在《吟鹦鹉》的诗中写道：“慕侣朝声切，离群夜影寒。能言殊可贵，相助忆长安。”曾几何时想自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臣，而今还不如一只能叫的鹦鹉。他饱蘸浓墨临摹他在帝都为官时舒畅的凄楚写道：“触网沦幽裔，乘缴限明时。周南昔已叹，邛西今复悲。”等，这些诗作不同程度表达了李义府流放嶲州（今四川省越西县）后那种失宠、落魄、冤屈、愤怒强权的悲沧感情。
李义府在编纂修志的那个学界上，在当时也属大家。
贞观二年（公元646年），唐太宗李世民下诏撰修《晋书》22年成书，由司空房玄龄、中书令褚遂良、太子左庶人许敬宗主持。由中书舍人李义府、起居郎上官仪执笔。该书旁搜博采，广泛得存史料，以供世人论世。龙朔元年（公元661年）许敬宗、李义府受命编纂《东殿新书》三百卷。、三年后又成《瑶山玉彩》五百卷。此书博采古今文集，摘其英词丽句，全方位反映了那个时代文化发展的新动向与新水平。据《旧唐书、僧玄奘》记载：“显庆元年，高宗命左仆射于志宁，侍中许敬宗，中书令来济、李义府、杜正伦，黄门侍郎薛元超等，共润色玄奘所定之经，凡成七十五部奏上”。在今西安市“碑林”中现存“唐三藏圣教序碑，碑上刻道：“太宗撰《碑文》和《序记》”。碑右下文刻有：“中书令来济，礼部尚书许敬宗、黄门侍荷包薛元超，中书侍郎李义府等奉”。应该这样说，佛教是一个在非常复杂的印度社会中产生的宗教。他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当时的整个印度社会崇拜鬼神，二是印度当时盛行的唯心哲学。佛教的经典因之也分成两个部份，一部分称“小乘”属前者，一部分称“大乘”属后者。玄奘所带之经以大乘为主，而大乘与宗教无关，与哲学有缘。由此可见，能参与玄奘所带之经润色的李义府除满腹经纶以外，把对社会的认知，佛家深奥的哲思融入世间的万世万物，其学识在当时那一个学界处于领袖地位。
忧愤而魂归邛西，千古一冤。
新旧唐书及各大史书散见李义府有六点过错（一、筑祖坟于永康陵侧；二、泄官中密语；三、卖官受贿；四、与洛州女犯淳于通奸；五、篡改《氏族志》为《姓氏志》；六、望云气、异图不轨）。纵观这六点，再将各大史书中有关李义府的资料相比较，不难看出这些罪是当时政治权利斗争中为李义府罗织的莫须有的罪名。换言之，是唐高宗与武皇后需要李义府作出的政治牺牲。人非圣贤、熟能无过，这是古训。李义府是一个有血有肉、吃五谷杂粮，生活在美与丑中的人臣。他的政治观点鲜明，并能为之而不懈努力，不象司空李世勣那样躲躲闪闪。他的个性倔强，有文人们共有的天性，孤傲清高；他的感觉强烈、思维清晰、感情丰富、固执、口没遮拦，致于“泄露官中密语”（此罪不实，各大史书均无具体的记载。）他的学识才华非一般可比，所以（招人）嫉妒，他待人单纯真挚、温文尔雅，又过早地出人投地，难免要得罪一些封建思想的“卫道士”。故而新旧唐书说：“义府貌柔，恭与人言嬉怡微笑，人叫他“狸猫”或“笑里藏刀”。相貌堂堂，面慈语笑，在常人看来是一君子形象。然而，就是这张尘世间充满温情的微笑，到了李义府身上怎么成了“笑里藏刀“呢！在那个纷繁复杂、充满险恶的官场社会、帝王身边，伴君如伴虎。稍许不慎，同龄人嫉妒，老臣们排斥，瞬间便可置你于万劫不覆之地，我认为，这只是李义府在险恶的生存环境中，为了生存的一种政治策略。旧唐书说他在改祖坟时请过唐高宗（旧唐书载：“义府寻请改葬其祖父墓于永康陵侧”），而新唐书只字不提“寻请”二字，此乃欲加之罪。旧唐书说三原令私课丁役，邻七县怕不得也而为之（旧唐书载：“三原令李孝节私课丁夫车为其母载土筑坟，高陵等七县以孝礼之故，惧不得已，课丁赴役。”）而新唐书说他年历派七县丁役并累死一县官，民夫无计，公卿争着送葬巴结义府，使送葬队伍年历灞桥三原七十里不绝。（新唐书载：“役县人牛车输士筑坟助役七县。高陵令张敬业恭敬谨勤懦，不堪其劳死于所。公卿争 遗……葬曰，诏御史节哭送车，从骑相衔，帷幕奠帐，自灞桥属三原七十里不绝……”旧唐书说因惧怕而为之，新唐书说公卿自愿争着送葬。这是为何！历代王朝的编史修志，编的只不过是帝王将相家的家史，修的是权利交换，党争不断的血雨腥风。总之，都是以封建思想，人伦天理的道德观去评述撰写，在皇权的威慑下新旧唐书的编纂者有意的随意性，给后人透露了李义府冤屈的个中消息。
说起唐代牒谱的繁荣，人们首先会想到《氏族志》、《姓氏录》、《元和姓纂》等大型官修牒谱和一些慕名谱学家的编纂。史家郑樵普说：“唐代牒谱论地望者，则以贵贱为主”唐士族家谱具有昭示家族文化传统，固化郡望等差等多重功用，而士族间的“同谱”又常常带有很强的政治性，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社会政治风貌和士族命运的历史变迁。所以，那个时候凡有身份、地位的贵族都十分看重自己家族，是否与望族同普。李义府是人，又是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他当然也不例外，但李义府为了抑制旧势力，上奏高宗下诏纠正《氏族志》中的弊病。因为上贞观年间，杨世民大帝讨厌崤山以东的士大夫自夸门弟高而以此索取儿女婚姻的财礼。太宗下诏撰修《氏族志》时照例降一等；王妃、附马都选取功臣人家，不选崤山以东的宗族，而朝中大臣魏征、房玄龄、李世勣家都纷纷屯他们通婚，常扶助他们。因而，他们旧的声望不减。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在李义府的上表下，高宗下诏后魏陇西人、李宝；太原人王琼；荣阳人、郑温；范阳人、卢子迁、卢辉；清河人、崔宗阳等人内部子孙不得通婚，仍然规定下嫁子女接受财礼的数目，不得接受女家因门弟不高而付给门弟高的男家的“赔门财”。这样有效地抑制了封建社会那种强烈的门弟观念。又及《氏族志》中当初，太宗命高士廉等人撰修，对姓氏、地拉的升降，姓氏的收录或删除等规定不当，李义府等人上表请求修改。高宗命礼部侍郎中孔志约等按照类别定升降。这样唐王朝一大批士卒，因军功升到五品官位的人，普受皇恩、人心安定、内部团结，为唐朝提拔了一批贤能之才。总之，李义府积极推行唐高宗与武皇后的政令，努力为被在太守时冤枉而死的大臣刘洎、马周评反昭雪。为唐王朝的社会繁荣作出了贡献。
唐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李义府与洛州女犯通奸。我认为在封建社会里，帝王有三宫六院；富贵人家有三妻四妾；身为右相的李义府欲将淳于氏纳为妾，这在当时是无可厚非的。关键在于天下那么多美女不纳，偏偏要纳一个女犯。我想，通晓法理的李义府在胆大妄为，他也不会去钟情一个身犯命案且又是钦点的囚犯。按封建礼制这种因奸情而犯命案的不贞女子是为世人不屑一顾的。贵为候爷的李义府怎能“闻其姿色”就失去了他“奸狡”的本性呢？再看古人给我们留下的资料，旧唐书说，李义府闻奸系大理寺的淳于氏很美，属大理寺丞毕正义求为别宅并为雪其罪。段宝玄怀疑上奏，毕正义惧怕自缢而亡（旧唐书载：“洛州妇人淳于氏坐奸系于大理，义府闻其姿色，属大理丞毕正义求为别宅妇，特为雪其罪。卿段宝玄疑其故。遂以状，闻诏令按其事，正义惶惧自缢而死）新唐书说，李义府属毕正义将淳于氏纳为妾，段宝玄十分肯定地说其中必有故事而奏上。刘仁轨。张伦审问，义府穷逼正义而（新唐书载：“洛州女犯淳氏奸系大理，义府闻其美观属丞毕正义出之纳为妾。卿段宝玄以状，闻诏给事中刘仁轨，侍御史张伦鞠治，义府且穷逼正义缢狱中以绝”）新旧唐书所载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中端倪可想而知。更有甚者，侍御王义方廷奏义府犯状，因言其初容貌为刘洎、马周所幸，也就是男宠，现代人说的是同性恋。由此得进，言词猥亵，从人格上进行污辱。高宗帝大怒，贬王义方为莱州司户。而李义府只是淡淡地反问王义方道：“王御史妄相弹奏，得无愧乎？”可想李义府心胸宽广，有人想置他于死地而仍泰然处之，才思精密，从容反问，这说明心中坦荡。
李义府卖官受贿（旧唐书载：“义府本无藻鉴才，怙武后之势专以卖官为事”，而新唐书载：“母妻子诸子卖官市狱门如沸扬。）查遍所有关于李义府的史料，只有一处记载了李义府将官卖给谁，卖了多少银俩。旧唐书说，龙朔元年（公元661年）义府母丧免官，不久星相家杜元纪说他家的住宅有冤狱造成的怨气，应当积蓄二十万缗钱抑制它，李义府信之。于是，一面派遣儿子右司仪李津找长孙无忌的孙子长孙延。收受七十缗钱后，授与长孙延司津监的官职。而新唐书则说，李义府的儿子对长孙延说：”相为你得一官。“几天后长孙延就封为司津监。：“乃取延七百万”，索贿由父变为子，其贿金一下多了十倍。从众多史料是得出此事有以下几点可疑：1,杜元纪要他拿二千万来消灾狱气，他反而变本加厉敲诈勒索，乱法纪。如此。不乎佛理。2,长孙无忌被削职并推究自缢，按唐律长孙家儿孙应受株连。怎么有机会、怎么敢、又怎么能（他们家俩人工有仇）卖官给长孙延呢？如此，不乎法理。3,李义府既然全家都参与卖官“门如沸汤”，可想家中金银早以堆积如山，何用向长孙延索要消灾资费呢！如此，不乎情理。4,李义府当时母丧丁忧按制应免职守孝，无权无职以何卖官，如此，不乎礼制。
交占候人望云气，异图不轨。此事发生在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那年10月唐朝任命李义府为右相，仍然主持选拔官史的事情。星相家杜元纪说他家有冤气，并要出城东行，古家候望，衰礼都废。杜元纪的话猛然使李义府想起，今年三月间唐高宗对他说：“卿子婿颇不慎，多为非法，朕尚为卿掩覆，卿宜戒之！”他勃然变色，颈颊俱张，曰：“谁告陛下”，上曰：“但朕言好是，何必就朕索其所从得邪！”义府殊不引昝，缓去，上由是不悦。想到这里李义府已是一身冷汗，便相信了杜元纪的话。于是，每月朝廷给他哭吊亡母的假期初十、十五，便换上平民的服装与杜元纪出城东行，登上古坟，观望运气。就在这时有人告发李义府窥测灾异，图谋不轨。《新唐书》说有“异计谋”也就是造反。由此可见，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树立了颇多的政敌，常常伺机奏他的死状。于是，这年的春季右金吾包曹参军杨行颖将李义府所谓的“卖官”奏上。夏季，朝廷将李义府逮捕入狱，派遣司刑太常伯刘祥道与御史详刑寺官员共同审讯，还命令司空李世监督此事。就这样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4月）皇帝下诏曰：“右相、行王府长史、河间郡公李义府，泄禁中之语，鬻宠授之朝恩，交占候之人，轻朔望之衰礼。蓄邪黩货，实玷衣冠；稔恶嫉贤，载亏政道。特以任使多年，未忍便加重叠罚，宜从弃，以肃朝伦。”于是，将李义府削除名籍，流放嶲州（今四川省越西县），将李津削除名籍，流放振州。他另外的儿子及妇女婿都被削除名籍，流放庭州。试想，如果李义府在任监察御史期间，不忠于职守，就不可能树立那么多仇敌。那么，种下流放州的必须性全无；如果李义府不是生活在封建社会里，接受的是现代教育，他就不会相信杜元纪那些无稽之谈，授人以柄的“卖官受贿”便无从说起，唐高宗与武后对李义府如此爱护有加，李义府怎么对握有生杀大权且至高无上的皇权而“勃然变色，颈颊俱张……殊不引咎，缓去。”呢！此时此刻，李义府的：“恭与人言嬉怡微笑”与“笑里藏刀”的本领到那里去了呢！李义府生于隋炀帝大业八年（公元613年）死于唐高宗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当时高宗皇帝泰山封禅大赦天下，因长流人员不在大赦之列，李义府因此忧愤而亡年五十三岁。无忠哪来的忧，无冤哪来的愤。所以，李义府因此忧愤死。所以，武则天追封李义府为扬州大都督（如意元年即公元682年，那时武则天早以称帝国号为“周”，武则天念李义府在永徽年中有功于大唐）。所以，后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大赦李义府妻子还归洛阳，这就等于说武则天也为其评反了。
李义府成长于唐王朝最杰出的明君李世民称帝时期，服侍过唐高宗，辅助过武则天登上皇后宝座。此间即遭贬过，又隆受过皇恩。因此研究李义府也就等于在研究唐王朝皇室内嫔妃相争、母子相残的斗争；在研究是怎样孕育出中国历史上唯一女皇的。我认为评判一个人的是非功过，不要一点带面地大下定义，定义只能满足下定义的专家，而不能满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评论家。在李义府的成长，辅助高宗执政的政治生涯中，因拥“武”而被敢直言上表助一个先帝的才人作先帝儿子的皇后，于情、于理，在当时是冒天下之大不讳。然而，他为黎民百姓的幸福，他做了。这就是他的韬略。他这一举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伟大诗人、历史学家郭沫若这样评说过武则天：“武则天是伟大的，她继承和发扬了“贞观之治”，又为“开元盛世”起了铺垫的作用。而李义府正是辅助过这样一位伟大的女皇，为中国历史拉开第三个黄金时代序幕的人。
李义府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写李义府是我多年的愿望，之所以迟迟没有动笔一是因为原本赖以生存的工作无法抛开，二是常常怀疑自己是否能够胜任写李义府。近许多年来不论是古代、现代有关李义府的资料，我都十分关注。最终，促成我写李义府的原因是我有一种强烈的欲望，觉得应该把李义府写出来还其本来面目。李义府是从盐亭这块土地上走出去的，从古至今都无人超过他，可以这样说，他是盐亭第一大官。是盐亭人民的骄傲！尽管历代史家的各种版本将他列入奸臣传，而古人去：“无忠不奸”，也就是说，忠君者视为忠臣，不忠君才叫奸臣。而李义府对高宗与武皇后，有的是忠！怎么能说他是奸呢！不忠君才叫奸臣。其实，则天大帝也为李义府评反了！历代史学散见的言论并没有说他是奸相（另篇再论）。所以，作为现代的故里人，我要说李义府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政治家！史学家！诗人！他不是奸臣而是一位忠君报国、疾恶如仇的凡臣！在他生命短暂的五十三年里，他因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几度沉浮，使出浑身解数挣扎而险象环生。但最终成了官场上政治权利斗争的牺牲品。然而，他潇洒的气质、儒雅的谈吐、果敢的性格，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他最终没想到自己将满腹的才华售与帝王家，帝王却把他当奴一样使用，狗一样支配。当需要他死或需要他为之而花枝招展或为之而冤沉九泉时，帝王将毫无道义、毫无人性地将他彻底、干净地毁之。这便是李义府的悲剧。李义府死了，他的名字只是一段回忆，留给人们的是人类思维所折射出的高度智慧和灵性的闪光，这是不可磨灭的。
标题：笑里藏刀李义府 内容：
李义府，祖籍赢州饶阳（今河北饶阳），祖父曾为射洪县丞，后置田产于梓州永泰县（今四川省盐亭县永泰乡）。李义府生于隋炀帝大业八年（公元613年），出生在梓州永泰县，这一年正是历史上著名的恶淫暴君杨广弑父继位的第八年。当时全国民变风起云涌，杨广不听大臣劝阻，独断专横，下诏聚国内财力兵力第二次东征。国人不堪东征之苦，以江苏吴县高级知识分子朱燮为代表与当地的学生数十人在吴郡起兵，人民纷纷投之；宁夏灵武县的白瑜娑集合逃亡的奴仆，掠夺牧马北连突厥，大有推翻政权之势；河南竣县的杨玄感在黎阳发动兵变。从公元611年王薄，到公元628最后一民变领袖梁师，被新兴的唐王朝所灭，全国归于统一。十八年间，兵变、民变及宫廷政变共136起。李义府时年15岁，这十五年中，国内兵匪动戈，战争波及地区老百姓流离失所，哀声沸腾，全国上下人心惶惶。象四川这样一个内陆、在当地是个世外桃源。那时有权有势的官宦纷纷涌到四川找一个安静的市镇用以养老度日。而在川为官的人，眼看时局动荡也不愿意再为官，李义府的祖父就属于这类丢下县丞不作而安身永泰县城的小官宦。李义府生长于这样的人家，自然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且自幼天姿聪颖，勤奋好学，其诗才八岁便名满乡里。
推荐入仕，以诗才而为皇权近臣
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二十一岁的李义府，才华横溢、风流倜傥，被剑南巡道大使李大亮推荐给朝廷，唐太宗封他为门下省典仪。李世民大人是中国最杰出的英明君主之一，他开创了中国历史上130年之久的第二黄金时代。他用高度的智慧，殷勤而小心治理他的帝国。在重用人才上思贤渴，当时重用了一大批既有文韬又有武略的治世之才，如房玄龄、杜如晦、征等人。他们互相鼓励监督、兢兢业业地从事国家建设，推行廉能政治，获得了空前成功。唐太宗还常常检点自己，时时向理性屈服，故而百姓安居乐业。年复一年的大丰收，那时（公元630元）一斗米只值三四个钱，全国判处的死刑不过二十多人，唐太宗还准许他们去办理后事，待来年秋天回来受死，到时竟无一人逃亡。当时社会秩序安定，夜可不闭户，凡有道路的地方，都有旅馆。工商业随社会安定而蓬勃发展，举国上下一片歌舞升平。在这样贤能的君主面前，百姓们像敬奉神一样地尊敬他，凡具有非凡的才能都能各尽其才。生活在这样的盛世里好的机遇便不言而喻。
一日，唐太宗宴群臣于上林苑，命以“乌啼”为题赋诗。李义府第一个吟出，太宗大喜。事后，朝中大臣刘洎、马周向太宗力荐李义府，说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治国安邦之才，可否让他到一个更能发挥他才能的位置上去。太宗立即召见李义府，问一些富民兴国之策，李义府对答如流。太宗这时才发现李义府不但诗才出众，而且有远见、卓识的政治才华。于是，下诏封李义府为监察御史诏侍晋王王为太子除春升宫舍人，崇贤馆直学士。据《唐六典》记载，监察御史是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在唐代此职多以新进为之。李义府上任后，忠于职守，其政治才华便锋芒毕露，从公元634年至649年，这十五年里，他得罪了一大批违法的朝庭重臣，如炀帝时，全国唯一应诏的“举秀才”，唐太臣杜正伦以老资格自居被他弹骇就是一例。所以，在朝中他多为人所严惮。诏侍晋王王为太子除升春宫太子舍人。太宗的目的是想用他的才华、品行来影响未来的天子。此时的李义府在朝中已是鹤立鸡群，与文冠满朝的司仪郎来济齐名。由于李义府官居监察御史诏待晋王，故和太子李治接触频繁，感情笃深。他时时要太子分清善恶，为君之道坦诚待人之理，李义府最著名的一篇文章《承华箴》其辞曰：“邃初冥昧，元气氤氲。二仪始阐，三才即分。司乾立宰，出《震》为君。化昭淳朴，道映典坟。功成揖让，事极华勋。肇兴夏启，降及姬文。咸资继德，永树高芬。百代沿袭，千龄奉圣。粤若我后，丕承宝命。允穆三阶，齐此政。时雍化洽，风移俗盛。载崇国本，式延家庆。《震》维标德，《离》警体征。寄切宗祧，事隆监抚。思皇茂则，敬询端辅。业当启、诵，艺优干。九载儒，三朝问竖，历选储仪，遗文在斯。望试登俎，高谕乔枝。俯容思顺，非礼无施。前修盛大业，来哲通规。饬躬是蹈，则睿问风驰；立志或爽，则日亏。无恃尊极，修途难测；无恃亲贤，失德靡全。勿轻小善，积小而名自闻；勿轻微行，累微而身自正。谀有类，邪巧多方。苦萌不绝，其害必彰。监言斯屏屏，储业攸昌。窃惟令嗣，有殊前事。虽以贵以贤，而非长非次，皇明眷德，超伦作贰。匪懋声华，莫酬恩异。匪崇徽烈，莫符天志。勉之又勉，光滋守器，下臣司箴，敢告近待。”
皇太子李治阅后感动万分、大加赞赏，优诏赐李义府帛四十匹。可以说，这是李义府最早的政治主张和品行宣言。
在险恶的宦海中，初显政治才华
唐贞观23年5月（公元649年5月），一代伟杰李世民大帝在含风殿殒落，遗诏皇太子李治即位于枢前。就这样大唐江山太宗一撒手就落在太子李治手中，即为唐高宗改国号为“永徽”。在高宗皇帝近臣中，能左右他意志的有两派人。一方是长孙无忌、禇遂良、上官仪、韩缓为代表的开国元勋，顾命大臣。因为，唐太宗在位时，久久陷于立太子的烦恼之中，最终废除长子承乾、贬黜四子魏王泰，在元老重臣长孙无忌“固欲立晋王”的情势下，太宗立了连自己都认为“懦，恐不能守社稷”的九子李治为皇太子。接着他又为这个的朝廷作了精心安排，形成以：“元舅”长孙无忌为主要支柱的最高决策核心。贞观23年5月月太宗临终前将后事托付给长孙无忌、禇遂良。高宗自继位伊始，长孙无忌便以“元舅辅政，凡有所言，上无不嘉纳。”随着时间的推移长孙便露出种种“弄权”的迹象，甚至不惜制造冤案。吴王恪，太宗第三子，杨妃所生，长孙利用“房遗爱谋反”事件，“遂因事诛（吴王）恪，海内冤之”吴王恪临死大骂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紧接着长孙与禇遂良又诬陷害17岁就追随太宗屡建功勋的江夏王李道宗“与房遗爱交结”，将其配流豫州，江夏王病死路途中。历代史家对此愤愤淡平道：“无忌，遂良衔不协之素，致千载之冤。”另一方是最近从感业寺回宫，唐太宗的才人武媚娘和高宗即位新进迁为中书舍人，兼修国史进弘文馆为学士的李义府，礼部尚书许敬宗，御史中丞袁公瑜，刘仁轨，崔义玄等。这两派由于年龄、地位的悬殊，其思想意识、思维方式大相径庭。
李义府由高宗继承大统而迁中书舍人，兼修国史进弘文馆为学士，赐爵广平县男。此职，是李义府二十八年政治生涯的一个极好开端。他是在行政中枢之一的中书省任中书省专门委员，由他执笔起草各种帝国文诏。在文学上他肩负大唐国史的撰修；按唐朝的诉讼制，凡自诉冤案和疑难案件，由皇帝命门下省给事中，中书省中书舍人，御史台御史组成“小三司”共同审理。弘文馆是隶属门下省，政府主办的普通贵族大学。其招生是限额且具有一定资格的。如皇族近亲，皇后或皇太后近亲或宰相的儿子，一品以上的高级官宦的儿子方有资格进弘文馆学习，可见进弘文馆为学士的李义府不但才华出众，而且精通法理。许敬宗是一位老臣子，太宗在位时即受赏识，官居左相，文韬武略不压于当时的房玄龄、魏征。特别是他的辩才非一般可比。有一天，唐太宗对许敬宗训：“联观群臣之中唯卿最贤，有人道卿其非者何也？”许敬宗对曰：“春雨如膏，农夫喜其润泽，行人恶其泥泞；秋月如镜，佳人喜其玩赏，盗贼恶其光辉。天地之大人犹恨焉，何况臣乎。臣无美酒肥羊调其众口，是非不可听，听之不可说，君听臣遭诛，父听子遭戮，夫妻听之离，朋有听之别，亲戚听之疏，乡邻听之绝，人生七尺躯，谨防三舌，舌上有龙泉，杀人不见血”。太宗大喜曰：“卿言甚善，朕当识之”。由此可见许敬宗的三寸舌是非常不得了的，竟辩得一代伟杰无言以对。另一派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老臣们。长孙无忌是倍受大唐臣民敬仰。母仪天下的太宗之妻长孙后皇后之兄，是凌烟阁内二十四大开国功臣肖像画之首，是当今天子的舅父，又是竭力说服太宗立李治为帝的老臣，还是先帝临终前托咐的顾命大臣。仅长孙无忌就可完全左右李治皇帝。何况还有一位德高望重，被太宗皇帝视为兄弟的中书令褚遂良。仅实力而言长孙无忌一方完全优于李义府一方。然而，唐高宗毕竟不是唐太宗。高宗是一介仁儒，性格优柔寡断，压根就没有帝王那种气魄与才能，且身边还有一位智慧非凡，其政治才华就连太宗皇帝也称道且令高宗爱得神魂颠倒，一个成熟备受艰辛，充满心机的美丽妇人武媚娘。此时此刻，李义府深深知道，高宗也很痛恶王皇后，早有废后新立之意。（高宗曾当众指责王皇后道：“争功邀宠，纠苞纷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后宫不宁，于联何补”），又怕她舅你等老臣反对。李义府更深深地知道，武媚娘的目的不是为了一妃一后，而是要将大唐王室这匹烈马训服，窃为己有。为了达到目的，她的第一步必须猎取皇后宝座。这一步对于一个先帝的才人而要作先帝儿子的皇后，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李义府不愧是一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很清楚天下兴旺要靠李治这样一个仁儒皇帝纯属一个荒诞的梦；要想废君另立，首先就是儿位顾命大臣不允。那只有将武媚娘立为皇后，来辅佐高宗执政。因为，武媚娘跟随太宗多年，在那里学了不少治国之道。从感业寺回到后宫她的言行与政治才华更是见卓！
唐高宗永徽六年（公元655年7月）李义府的言行遭到了长孙无忌第一批老臣的反对，被弹劾贬为壁州司马，敕令还未到门下省，李义府便暗中得知，于是便向他的好支中书舍人、（）州人许敬宗的外孙王德俭问计，王曰：“武昭仪方有宠，上欲立为后，畏宰相仪未有一发之君能”。王德俭的话正中下怀，李义府连夜叩阁上表，奏曰：“臣闻制器者，必择匠以简材。为夫者必求贤以正妻。材之不良，无以成其工，妻之非贤，无以致于理。今王皇后无子，所以无才也。臣谨防守父子君臣之道，识古今鉴戒之急。论治国治家者，均以资于德议，德议不修，家邦必坏。故王者以德服，皇后以义使人。今武宸妃乃三王之母，体自坤顺，如芝兰之室，久自芬芳，由是仓生仰德，史册书美…… 伏以陛下废王皇后，请立武宸妃，以厌北庶之心也。”高宗阅后大喜，赏李义府珍珠十斗，官复原职。许敬中又在朝中扬言：“田舍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仪乎。”随后，御史大夫崔义玄，御史中丞袁公瑜都暗中向武昭仪表达其忠心，武昭仪暗中派人赏赐。长孙无忌一方，褚遂良首当面奏高宗：“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执陛下手谓臣曰：联佳儿佳媳，今以付卿”。此陛下所闻，言犹在耳，皇后未闻有过，岂可轻废，臣不敢曲从陛下，违先帝之命！“高宗十分不高兴，只好作罢。第二天上朝高宗又提及此事禇遂良又说：“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经事先帝，众所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万代之后，谓陛下为如何！愿留之思！臣今忤陛下，罪当死。”说完，将朝笏放在殿内台台阶上，解下头巾磕头至血流满面道：“还陛下笏，乞放归田里。”高宗勃然大怒，命人将他带出去。武昭仪在帘内大叫“何不扑杀此獠”！此言一出，满朝文武，仅长孙无忌一人发话。
这便是未来的则天大帝……
总之，此时的高宗对这些谏言一点也听不进去。一日，大唐元老李世勣进见高宗。高宗问他：“朕欲立武昭仪为后，遂良因以为不可，遂良即顾命大臣，事当己乎？”李世勣对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于是太宗废后的决心更坚定了。唐高宗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李义府助立后有功被任命中书侍郎参加政事。此职为枢密使、副使、知枢密院并称执政官，与宰相合称宰执，其实就是宰相的副职。唐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年4月25日）李义府（被）任命为中书令，为中书省一号人物。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中书令李义府与为老资格自居的老臣杜正伦不和，争议于高宗面前，高宗因大臣不和，两方都加以责备，杜正伦被贬为横州刺史，不久杜便死于横州。李义府被贬为普州刺史，李义府虽贬职在外，武皇后时时垂恩于他。同年，唐朝任命普州刺史李义府兼史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此职是朝廷任命、选择各部、各地方官史的大臣；同中书门下三品，其实就是宰相之称。这个时候的李义府，皇恩对他已是十分浩荡了。
诗名满天下，妙手写春秋
李义府生活在一千多年前的封建社会里，读的是孔孟书，学的是圣贤道，是初唐时期位居第四的十八位老诗人之一。其政治观点，作品无不打那个时代的烙印。所幸的是李义府的青年时代正值中国最贤明的君主，国际相安无事，国内太平，唐太宗又雅好文学艺术，在这样的政权中好人当道。不少文学天才起在而点缀朝廷文采。而李义府的诗正是为他进入仕途起了重大作用，现举二例：贞观年中，唐太宗贺宴群臣于上林苑。这天，金灿灿的朝阳洒在随风摆舞的柳枝上，柳梢头鸟儿在轻歌，柳树下美丽的歌女在蹁蹁起舞，此时此刻太宗心境舒畅，想在他的领导下，国泰民安，万象更新。连这些风儿、鸟儿全都如此亲切，不禁诗兴大发要众卿以“乌啼”为题赋诗。正值弱冠年华的李义府，勃发英姿，才华横溢，又刚刚被剑南巡道大李大亮推荐封为年轻的门下省典仪，面对如此良辰美景，第一个吟道：
日里扬朝彩，琴中闻夜啼。
上林如许树，不惜一枝栖。
太宗听后喜不自禁大声说：“与卿全树，何止一枝”。就是这首诗李义府给唐太宗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不久便封他为监察御史诏侍晋王。
据《大唐新语》载他的堂堂词第一首：
镂月为歌扇，裁动作舞衣。
自怜回雪态，好取洛川归。
千百年来人们多来形容工艺精美、制作巧妙的艺术品为“镂月裁云”，此诗当时便风靡大唐诗坛。一成语“生吞活剥”就出自于该诗。说的是一个县级官史张怀庆，不学无术专爱抄别人的诗句，冒充雅士，张怀庆竟把李义府的诗整篇照抄，只是在每句前面硬添二字：
生情镂月为歌扇，出性裁去作舞衣。
照镜自怜回雪态，来时好取洛川归。
人们读后，便哗然大笑道：“活剥张昌龄，生吞郭正一”（张郭二人是当时起草朝廷各种文诏的二大臣），生吞活剥的典故由此成立了。李义府著有文集三十卷，《宦游记》二十卷，均已失传；《全唐诗》载有他八首诗，其诗为：《和边城秋气早》、《诏谕有怀赠同行人》、《宣正殿芝草》、《吟鹦鹉》、《在州遥封禅》、《堂堂词》二首、《咏鸟》；《全唐诗外》载有一首诗《忆伊川有赋》。他的诗生动活泼，形象逼真，艺术造诣较高，特别是亿在《忆伊州有赋》的诗中写道：“正是北州犁枣熟，梦魂秋日到郊园”。他把北州人民勤劳朴实，自己思念去看看的那种真挚的感情写得缠绵悱恻；在《吟鹦鹉》的诗中写道：“慕侣朝声切，离群夜影寒。能言殊可贵，相助忆长安。”曾几何时想自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臣，而今还不如一只能叫的鹦鹉。他饱蘸浓墨临摹他在帝都为官时舒畅的凄楚写道：“触网沦幽裔，乘缴限明时。周南昔已叹，邛西今复悲。”等，这些诗作不同程度表达了李义府流放嶲州（今四川省越西县）后那种失宠、落魄、冤屈、愤怒强权的悲沧感情。
李义府在编纂修志的那个学界上，在当时也属大家。
贞观二年（公元646年），唐太宗李世民下诏撰修《晋书》22年成书，由司空房玄龄、中书令褚遂良、太子左庶人许敬宗主持。由中书舍人李义府、起居郎上官仪执笔。该书旁搜博采，广泛得存史料，以供世人论世。龙朔元年（公元661年）许敬宗、李义府受命编纂《东殿新书》三百卷。、三年后又成《瑶山玉彩》五百卷。此书博采古今文集，摘其英词丽句，全方位反映了那个时代文化发展的新动向与新水平。据《旧唐书、僧玄奘》记载：“显庆元年，高宗命左仆射于志宁，侍中许敬宗，中书令来济、李义府、杜正伦，黄门侍郎薛元超等，共润色玄奘所定之经，凡成七十五部奏上”。在今西安市“碑林”中现存“唐三藏圣教序碑，碑上刻道：“太宗撰《碑文》和《序记》”。碑右下文刻有：“中书令来济，礼部尚书许敬宗、黄门侍荷包薛元超，中书侍郎李义府等奉”。应该这样说，佛教是一个在非常复杂的印度社会中产生的宗教。他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当时的整个印度社会崇拜鬼神，二是印度当时盛行的唯心哲学。佛教的经典因之也分成两个部份，一部分称“小乘”属前者，一部分称“大乘”属后者。玄奘所带之经以大乘为主，而大乘与宗教无关，与哲学有缘。由此可见，能参与玄奘所带之经润色的李义府除满腹经纶以外，把对社会的认知，佛家深奥的哲思融入世间的万世万物，其学识在当时那一个学界处于领袖地位。
忧愤而魂归邛西，千古一冤。
新旧唐书及各大史书散见李义府有六点过错（一、筑祖坟于永康陵侧；二、泄官中密语；三、卖官受贿；四、与洛州女犯淳于通奸；五、篡改《氏族志》为《姓氏志》；六、望云气、异图不轨）。纵观这六点，再将各大史书中有关李义府的资料相比较，不难看出这些罪是当时政治权利斗争中为李义府罗织的莫须有的罪名。换言之，是唐高宗与武皇后需要李义府作出的政治牺牲。人非圣贤、熟能无过，这是古训。李义府是一个有血有肉、吃五谷杂粮，生活在美与丑中的人臣。他的政治观点鲜明，并能为之而不懈努力，不象司空李世勣那样躲躲闪闪。他的个性倔强，有文人们共有的天性，孤傲清高；他的感觉强烈、思维清晰、感情丰富、固执、口没遮拦，致于“泄露官中密语”（此罪不实，各大史书均无具体的记载。）他的学识才华非一般可比，所以（招人）嫉妒，他待人单纯真挚、温文尔雅，又过早地出人投地，难免要得罪一些封建思想的“卫道士”。故而新旧唐书说：“义府貌柔，恭与人言嬉怡微笑，人叫他“狸猫”或“笑里藏刀”。相貌堂堂，面慈语笑，在常人看来是一君子形象。然而，就是这张尘世间充满温情的微笑，到了李义府身上怎么成了“笑里藏刀“呢！在那个纷繁复杂、充满险恶的官场社会、帝王身边，伴君如伴虎。稍许不慎，同龄人嫉妒，老臣们排斥，瞬间便可置你于万劫不覆之地，我认为，这只是李义府在险恶的生存环境中，为了生存的一种政治策略。旧唐书说他在改祖坟时请过唐高宗（旧唐书载：“义府寻请改葬其祖父墓于永康陵侧”），而新唐书只字不提“寻请”二字，此乃欲加之罪。旧唐书说三原令私课丁役，邻七县怕不得也而为之（旧唐书载：“三原令李孝节私课丁夫车为其母载土筑坟，高陵等七县以孝礼之故，惧不得已，课丁赴役。”）而新唐书说他年历派七县丁役并累死一县官，民夫无计，公卿争着送葬巴结义府，使送葬队伍年历灞桥三原七十里不绝。（新唐书载：“役县人牛车输士筑坟助役七县。高陵令张敬业恭敬谨勤懦，不堪其劳死于所。公卿争 遗……葬曰，诏御史节哭送车，从骑相衔，帷幕奠帐，自灞桥属三原七十里不绝……”旧唐书说因惧怕而为之，新唐书说公卿自愿争着送葬。这是为何！历代王朝的编史修志，编的只不过是帝王将相家的家史，修的是权利交换，党争不断的血雨腥风。总之，都是以封建思想，人伦天理的道德观去评述撰写，在皇权的威慑下新旧唐书的编纂者有意的随意性，给后人透露了李义府冤屈的个中消息。
说起唐代牒谱的繁荣，人们首先会想到《氏族志》、《姓氏录》、《元和姓纂》等大型官修牒谱和一些慕名谱学家的编纂。史家郑樵普说：“唐代牒谱论地望者，则以贵贱为主”唐士族家谱具有昭示家族文化传统，固化郡望等差等多重功用，而士族间的“同谱”又常常带有很强的政治性，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社会政治风貌和士族命运的历史变迁。所以，那个时候凡有身份、地位的贵族都十分看重自己家族，是否与望族同普。李义府是人，又是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他当然也不例外，但李义府为了抑制旧势力，上奏高宗下诏纠正《氏族志》中的弊病。因为上贞观年间，杨世民大帝讨厌崤山以东的士大夫自夸门弟高而以此索取儿女婚姻的财礼。太宗下诏撰修《氏族志》时照例降一等；王妃、附马都选取功臣人家，不选崤山以东的宗族，而朝中大臣魏征、房玄龄、李世勣家都纷纷屯他们通婚，常扶助他们。因而，他们旧的声望不减。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在李义府的上表下，高宗下诏后魏陇西人、李宝；太原人王琼；荣阳人、郑温；范阳人、卢子迁、卢辉；清河人、崔宗阳等人内部子孙不得通婚，仍然规定下嫁子女接受财礼的数目，不得接受女家因门弟不高而付给门弟高的男家的“赔门财”。这样有效地抑制了封建社会那种强烈的门弟观念。又及《氏族志》中当初，太宗命高士廉等人撰修，对姓氏、地拉的升降，姓氏的收录或删除等规定不当，李义府等人上表请求修改。高宗命礼部侍郎中孔志约等按照类别定升降。这样唐王朝一大批士卒，因军功升到五品官位的人，普受皇恩、人心安定、内部团结，为唐朝提拔了一批贤能之才。总之，李义府积极推行唐高宗与武皇后的政令，努力为被在太守时冤枉而死的大臣刘洎、马周评反昭雪。为唐王朝的社会繁荣作出了贡献。
唐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李义府与洛州女犯通奸。我认为在封建社会里，帝王有三宫六院；富贵人家有三妻四妾；身为右相的李义府欲将淳于氏纳为妾，这在当时是无可厚非的。关键在于天下那么多美女不纳，偏偏要纳一个女犯。我想，通晓法理的李义府在胆大妄为，他也不会去钟情一个身犯命案且又是钦点的囚犯。按封建礼制这种因奸情而犯命案的不贞女子是为世人不屑一顾的。贵为候爷的李义府怎能“闻其姿色”就失去了他“奸狡”的本性呢？再看古人给我们留下的资料，旧唐书说，李义府闻奸系大理寺的淳于氏很美，属大理寺丞毕正义求为别宅并为雪其罪。段宝玄怀疑上奏，毕正义惧怕自缢而亡（旧唐书载：“洛州妇人淳于氏坐奸系于大理，义府闻其姿色，属大理丞毕正义求为别宅妇，特为雪其罪。卿段宝玄疑其故。遂以状，闻诏令按其事，正义惶惧自缢而死）新唐书说，李义府属毕正义将淳于氏纳为妾，段宝玄十分肯定地说其中必有故事而奏上。刘仁轨。张伦审问，义府穷逼正义而（新唐书载：“洛州女犯淳氏奸系大理，义府闻其美观属丞毕正义出之纳为妾。卿段宝玄以状，闻诏给事中刘仁轨，侍御史张伦鞠治，义府且穷逼正义缢狱中以绝”）新旧唐书所载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中端倪可想而知。更有甚者，侍御王义方廷奏义府犯状，因言其初容貌为刘洎、马周所幸，也就是男宠，现代人说的是同性恋。由此得进，言词猥亵，从人格上进行污辱。高宗帝大怒，贬王义方为莱州司户。而李义府只是淡淡地反问王义方道：“王御史妄相弹奏，得无愧乎？”可想李义府心胸宽广，有人想置他于死地而仍泰然处之，才思精密，从容反问，这说明心中坦荡。
李义府卖官受贿（旧唐书载：“义府本无藻鉴才，怙武后之势专以卖官为事”，而新唐书载：“母妻子诸子卖官市狱门如沸扬。）查遍所有关于李义府的史料，只有一处记载了李义府将官卖给谁，卖了多少银俩。旧唐书说，龙朔元年（公元661年）义府母丧免官，不久星相家杜元纪说他家的住宅有冤狱造成的怨气，应当积蓄二十万缗钱抑制它，李义府信之。于是，一面派遣儿子右司仪李津找长孙无忌的孙子长孙延。收受七十缗钱后，授与长孙延司津监的官职。而新唐书则说，李义府的儿子对长孙延说：”相为你得一官。“几天后长孙延就封为司津监。：“乃取延七百万”，索贿由父变为子，其贿金一下多了十倍。从众多史料是得出此事有以下几点可疑：1,杜元纪要他拿二千万来消灾狱气，他反而变本加厉敲诈勒索，乱法纪。如此。不乎佛理。2,长孙无忌被削职并推究自缢，按唐律长孙家儿孙应受株连。怎么有机会、怎么敢、又怎么能（他们家俩人工有仇）卖官给长孙延呢？如此，不乎法理。3,李义府既然全家都参与卖官“门如沸汤”，可想家中金银早以堆积如山，何用向长孙延索要消灾资费呢！如此，不乎情理。4,李义府当时母丧丁忧按制应免职守孝，无权无职以何卖官，如此，不乎礼制。
交占候人望云气，异图不轨。此事发生在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那年10月唐朝任命李义府为右相，仍然主持选拔官史的事情。星相家杜元纪说他家有冤气，并要出城东行，古家候望，衰礼都废。杜元纪的话猛然使李义府想起，今年三月间唐高宗对他说：“卿子婿颇不慎，多为非法，朕尚为卿掩覆，卿宜戒之！”他勃然变色，颈颊俱张，曰：“谁告陛下”，上曰：“但朕言好是，何必就朕索其所从得邪！”义府殊不引昝，缓去，上由是不悦。想到这里李义府已是一身冷汗，便相信了杜元纪的话。于是，每月朝廷给他哭吊亡母的假期初十、十五，便换上平民的服装与杜元纪出城东行，登上古坟，观望运气。就在这时有人告发李义府窥测灾异，图谋不轨。《新唐书》说有“异计谋”也就是造反。由此可见，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树立了颇多的政敌，常常伺机奏他的死状。于是，这年的春季右金吾包曹参军杨行颖将李义府所谓的“卖官”奏上。夏季，朝廷将李义府逮捕入狱，派遣司刑太常伯刘祥道与御史详刑寺官员共同审讯，还命令司空李世监督此事。就这样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4月）皇帝下诏曰：“右相、行王府长史、河间郡公李义府，泄禁中之语，鬻宠授之朝恩，交占候之人，轻朔望之衰礼。蓄邪黩货，实玷衣冠；稔恶嫉贤，载亏政道。特以任使多年，未忍便加重叠罚，宜从弃，以肃朝伦。”于是，将李义府削除名籍，流放嶲州（今四川省越西县），将李津削除名籍，流放振州。他另外的儿子及妇女婿都被削除名籍，流放庭州。试想，如果李义府在任监察御史期间，不忠于职守，就不可能树立那么多仇敌。那么，种下流放州的必须性全无；如果李义府不是生活在封建社会里，接受的是现代教育，他就不会相信杜元纪那些无稽之谈，授人以柄的“卖官受贿”便无从说起，唐高宗与武后对李义府如此爱护有加，李义府怎么对握有生杀大权且至高无上的皇权而“勃然变色，颈颊俱张……殊不引咎，缓去。”呢！此时此刻，李义府的：“恭与人言嬉怡微笑”与“笑里藏刀”的本领到那里去了呢！李义府生于隋炀帝大业八年（公元613年）死于唐高宗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当时高宗皇帝泰山封禅大赦天下，因长流人员不在大赦之列，李义府因此忧愤而亡年五十三岁。无忠哪来的忧，无冤哪来的愤。所以，李义府因此忧愤死。所以，武则天追封李义府为扬州大都督（如意元年即公元682年，那时武则天早以称帝国号为“周”，武则天念李义府在永徽年中有功于大唐）。所以，后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大赦李义府妻子还归洛阳，这就等于说武则天也为其评反了。
李义府成长于唐王朝最杰出的明君李世民称帝时期，服侍过唐高宗，辅助过武则天登上皇后宝座。此间即遭贬过，又隆受过皇恩。因此研究李义府也就等于在研究唐王朝皇室内嫔妃相争、母子相残的斗争；在研究是怎样孕育出中国历史上唯一女皇的。我认为评判一个人的是非功过，不要一点带面地大下定义，定义只能满足下定义的专家，而不能满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评论家。在李义府的成长，辅助高宗执政的政治生涯中，因拥“武”而被敢直言上表助一个先帝的才人作先帝儿子的皇后，于情、于理，在当时是冒天下之大不讳。然而，他为黎民百姓的幸福，他做了。这就是他的韬略。他这一举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伟大诗人、历史学家郭沫若这样评说过武则天：“武则天是伟大的，她继承和发扬了“贞观之治”，又为“开元盛世”起了铺垫的作用。而李义府正是辅助过这样一位伟大的女皇，为中国历史拉开第三个黄金时代序幕的人。
李义府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写李义府是我多年的愿望，之所以迟迟没有动笔一是因为原本赖以生存的工作无法抛开，二是常常怀疑自己是否能够胜任写李义府。近许多年来不论是古代、现代有关李义府的资料，我都十分关注。最终，促成我写李义府的原因是我有一种强烈的欲望，觉得应该把李义府写出来还其本来面目。李义府是从盐亭这块土地上走出去的，从古至今都无人超过他，可以这样说，他是盐亭第一大官。是盐亭人民的骄傲！尽管历代史家的各种版本将他列入奸臣传，而古人去：“无忠不奸”，也就是说，忠君者视为忠臣，不忠君才叫奸臣。而李义府对高宗与武皇后，有的是忠！怎么能说他是奸呢！不忠君才叫奸臣。其实，则天大帝也为李义府评反了！历代史学散见的言论并没有说他是奸相（另篇再论）。所以，作为现代的故里人，我要说李义府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政治家！史学家！诗人！他不是奸臣而是一位忠君报国、疾恶如仇的凡臣！在他生命短暂的五十三年里，他因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几度沉浮，使出浑身解数挣扎而险象环生。但最终成了官场上政治权利斗争的牺牲品。然而，他潇洒的气质、儒雅的谈吐、果敢的性格，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他最终没想到自己将满腹的才华售与帝王家，帝王却把他当奴一样使用，狗一样支配。当需要他死或需要他为之而花枝招展或为之而冤沉九泉时，帝王将毫无道义、毫无人性地将他彻底、干净地毁之。这便是李义府的悲剧。李义府死了，他的名字只是一段回忆，留给人们的是人类思维所折射出的高度智慧和灵性的闪光，这是不可磨灭的。（王开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