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汉语拼音之父”

两千多年前,中国第一个封建集权国家推行“书同文”,将中国的文字统一;两千多年后,汉语拼音成为沟通中国和世界的桥梁,它已然融入亿万人的生活,与我们朝夕相处,一路同行。说到汉语拼音,我们不能不提及一位老人——108岁的周有光先生。

一、艰辛的汉语拼音道路

汉语拼音,两千年孕育,三百年成长,一个世纪历史的积淀,成就了它的辉煌,它的诞生使中国难认、难学的“方块字”有了全球通用码。

我们知道,在古代,人们为了学习和掌握汉字,对于不认识的难字,读不出音来的时候,就用“譬况”“读若”“直音”“反切”来给它们注音,以帮助人们去识读和学习汉字。中华民族利用描画客观事物来创造文字记录语言,在字“形”上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在表音的道路上却探索了两千多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文字都是表音文字,如英语、俄语和日语等,这种文字可以使用少量的字母记录语言中的语音,从而记录语言。而汉语的书写符号是汉字,汉字本身没有直接的表音的功能,不是表音文字,汉字很少能从字体读出准确发音。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一度位列亚洲第一、世界第七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之大前所未有。经过反思,很多有进取精神的爱国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聚焦在国民教育上。大家推究中国失败的原因,一致认为“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家断不能富强”。对此,钱玄同在《注音字母和现代国音》一文有着深刻阐述:“1894年,中国给日本打了一次败仗,于是国中有识之士,知道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于世界。但是提到普及教育,即有一个问题发生,则汉字形体之难识、难写是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非另制拼音新字不可。”

清末兴起过一场“切音字运动”,虽然失败了,但随着东西方融合,愈加感受到没有拼读字母帮助不便的国人,迫切地想要创造一套属于汉语的字母。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位老人,就是花三年时间倾力打磨26个拉丁字母,参与设计《汉语拼音方案》惠及炎黄子孙乃至全人类,被尊为“汉语拼音之父”的周有光先生。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祖上是常州的望族,出身书香门第,生于清朝光绪年间,一生中经历了晚清、北洋、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四个时期。周有光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因受铭心刻骨的甲午国耻的影响,毕生投入了汉语拼音研究之中。

1923年,17岁的周有光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他胸怀救国兴邦的大志,积极投身于爱国学生运动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后赴外国工作,在欧洲,周有光接触到了字母学。1949年上海解放后回国,担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主攻经济学,兼修语言学。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周有光已经在业余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中国拼音文字研究》和《字母的故事》两本书,他把业余爱好做到了专业化的程度。为什么要研究字母的历史呢?因为周有光早就在关心汉字的拼音化问题,他在思考汉语拼音文字应该是用什么字母,希望从世界文字的流变中寻找可以作为汉字改革借鉴的东西。

1954年,中国语言学界讨论“字母民族形式”问题,周有光发表了一篇名为《什么是民族形式》的文章。他说:“民族形式的形成,要经过一个习惯培养的时期,经过培养,胡琴可以变成国乐,旗袍可以变成汉服,外来的字母可以变成民族字母。对于英语来说,拉丁字母也是外来的字母,用它来拼英语,便成了英国的民族形式了。汉字的形式不适合字母的要求,世界上最通行的是拉丁字母。我们与其另起炉灶,还不如采用它。”周有光的观点得到了认可。语言学家们一致认为:如果新的书写符号更好地服务于汉语,那只会让民族形式更加巩固。

1955年国家新成立一个机构,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管全国的文字改革工作。同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邀请精通中、英、法、日四国语言的周有光参加会议。会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胡愈之跟周有光说:“你不要回去了,你留在文改会工作吧。”周有光笑了笑,说:“我不行,我业余搞文字研究,是外行。”胡愈之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不久,周有光接到通知从上海调往北京。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下设两个研究室,第一研究室是拼音化研究室,周有光当主任;第二研究室是汉字简化研究室,主任是曹伯韩。当时,文字改革委员会下面成立一个拼音方案委员会,有15个委员,平时各有各的工作,开会时聚在一起议一议,具体工作都由周有光所在的研究室做,中心问题是要设计拼音方案。汉语拼音草案就由叶籁士、陆志伟、周有光共同起草,很多案头工作主要由周有光承担。他呕心沥血比较了三百多年来历史上涌现出来的上百种有关汉语的拼音资料,在汉语拼音的字母选择、字母与语音的配置、音节拼写形式、拼写规则、分词连写等方面,都悉心作了深入而全面的比较研究。期间,他先后发表了许多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重要文章,提出口语化、音素化、拉丁化的汉语拼音三条基本原则。并阐明《汉语拼音方案》有“三是三不是”:不是汉字的拼形方案,而是汉语的拼音方案;不是拼写文言的方案,而是拼写白话的方案;不是拼写方言的方案,而是拼写普通话的方案。这些原则得到了语言学家们的认同。

《汉语拼音方案》的第一部分“字母表”规定了汉语拼音字母的顺序和名称。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周有光所指出的,“字母表”把26个字母分为四句排列:“第一、二句各七个字母,第三、四句各六个字母。七字句四字一顿,三字一顿;六字句三字一顿,三字一顿。句末字母都押韵,朗读起来就是一首朗诵诗,容易上口,容易记住。拉丁字母是外来的,把它读成一首字母诗是我们的民族形式。”

声调也是个大问题,而且是只有中国才面临的问题。汉语拼音有四个声调,二声、三声和四声是原有的字母符号,还差个一声怎么办呢?周有光想到了数学符号里的加减乘除,借用了一个减号作一声,注音的问题一下子就简化了。

经过三年的努力,《汉语拼音方案》设计成了。周有光记得,当他们把《汉语拼音方案》交到周恩来总理手中时,他们对总理说,我们这个方案定好了,可以请国务院进行审查公布了。可周总理说还不行,国务院要通过,还要送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去通过,足见国家对这套《汉语拼音方案》的重视和期望。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规范化普通话的一套拼音字母和拼写方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拼音方案。《汉语拼音方案》根据音位原理,把隐藏在汉字里几千年的“音”,明摆浮搁在纸面上,是得心应手的“注音工具”。从1958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正式进入学校课堂,成为亿万儿童学习知识的起点。小学生入学的第一堂课,这26个字母如同一套翻译密码,在读者与汉语这门世界上最复杂的语言之间搭起一座桥梁。

如今,《汉语拼音方案》在推广普通话,语文教育,新闻出版,编序和检索,编制型号、代号,邮电和其他通讯,信息处理,专名拼写,少数民族的文字改革,对外汉语教学等许多方面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是须臾不可或缺的工具,已经成为我国文化教育大厦的一根重要支柱,成为我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际上有一个很有名的组织,叫“国际标准化组织”,规模仅次于联合国,它的缩写是“ISO”。1982年8月,这个组织通过决议,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编号为“ISO—7098”,这是《汉语拼音方案》从我国的国家标准发展成为国际标准的重要的里程碑,意义非凡。但是,恐怕不少人都不知道参加那次“ISO”会议的中国代表就是76岁的周有光先生。周有光说:“别人说我们汉语拼音搞了三年,其实何止三年,从指定到被国际社会认可,足足花了14年,再往前看,这是中华民族努力了百年的成果。”

199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40周年,藏书量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决定,从这一年起,把全部70万册中文图书的目录由旧拼法改为汉语拼音。之后全美各大学的图书馆以及中文教学无不采用了同样的拼音系统。欧洲各国的汉语教学以及大英百科全书有关中文部分的索引,也都采用了这一国际标准。日本、东南亚各国也都如此。汉语拼音已经成为沟通现代文化的桥梁,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全球通用码”。

周有光先生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八条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并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汉语拼音方案》在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发挥着作用,无文字之名而有文字之实。中国古代认为汉字是黄帝的史官仓颉所造,传说:“仓颉四目,生而知书,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仓颉造字是传说,是文字图腾崇拜的表现。《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有仓颉之功,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周有光先生就是实实在在的当代的仓颉,他的功绩将青史留名。

二、著名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实验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黑龙江省肥沃的黑土地上,孕育出了“注音识字,提前读写”这朵教改奇葩,在全国小语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实验的载体和利器就是汉语拼音。

中国传统的语文教学是先识字,后读书。《周礼》记载:“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可见,儿童学习母语是先要集中识字的,历久风行的小学识字课本便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从“三、百、千”时代到多种现代识字法,有一条生生不息的血脉,就是探索中国儿童学习汉字及汉语的捷径。然而,这些策略都没有脱离先识字、后阅读、再作文的窠臼。如何摆脱“少、慢、差、费”的羁绊,使语文教学走上“多、快、好、省”的坦途呢?上个世纪80年代初,被喻为“不可估量的生产力”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实验便在黑龙江大地应运而生了。这项改革一出台就震动了全国及海外,日本学者曾我德兴称注音识字“是中国识字教育史上的一大突破”。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人员张泽生认为:“汉语拼音自从通过实施以来,虽然也在稳步前进中,但是速度是叫人失望的。只到这一次黑龙江小学‘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实验才出现了叫人兴奋的成绩。如果说汉语拼音的通过实施是中国文改的第一次重大突破的话,这一次实验应该算是第二次重大突破。”这项教学改革突破在哪呢?那就是它打破了小学低年级以识字为重点的套路,在正确估计儿童口语水平和智慧潜力的基础上,以学好汉语拼音并发挥其多功能作用为前提,寓识字于读写之中,对入学不久的儿童在未识字或识字不多的情况下,采用“复线交叉,多维合成”的方式,开始听、说、读、写能力的全面培养,把读写教学提前,从而解决发展语言与识字的矛盾。该项教学改革得到了教育部和国家语委充分肯定,两部委曾多次下发文件,召开会议向全国推广。许多著名语言学家纷纷撰稿,高度评价了这项教学改革。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说:“这种用汉语拼音来扩大识字,提前读写的做法是合乎发展规律的,是合理的。”对专家和领导的评价以及实验情况,《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教育研究》等许多报刊都作了报道。此项教学改革迅速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无论是北方话区,还是南方方言区,抑或少数民族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首轮实验,三年时间完成了当时的五年制小学语文的教学任务,而且实际读写能力还高于毕业班水平,学生的智力和非智力因素得到了和谐发展。当时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倪海曙先生,亲赴实验点,对“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实验进行了全面考察,并发表了以《难以相信》为题的调研报告,高度评价了这项教学改革。教育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何东昌看了这篇报告后做出了评价:“初步印象是比集中识字更符合学习语文规律的一项重大改革。对提高小学水平,对少数民族学汉语,对推广普通话有深远意义。”

得拼音者则得天下。“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实验特点之一,就是让学生熟练地掌握汉语拼音并发挥其多功能作用。

学会了汉语拼音,儿童就可以“凭借拼音这只帆船在那琳琅满目的、五光十色的童话、寓言、故事的海洋里畅游”。他们先读纯拼音课文或读物,继而再大量阅读汉语拼音和汉字对照的注音课文、注音读物,其中包括古今中外经典诵读。雅言传承文明,经典浸润人生。通过提前大量阅读,在精神与心灵层面涵养了学生,通过对其潜能的开发,让其拥有丰厚的知识与智慧,从而实现生命的飞跃。

学会了汉语拼音,学生如虎添翼,畅所欲言,就可以利用拼音这个有效工具,“我手写我口”,提前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或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人、事、景、物用恰当的语言毫无顾忌地写出来,从而彻底摆脱了“无话可说怕作文,假话连篇编作文,东拼西凑抄作文”的窘境。汉 语拼音这人生不可或缺的“武器”,使学生觉得作文原来如此简单。

学会了汉语拼音,孩子们就能在电脑前移动鼠标,敲击键盘,享受着“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的快乐,为“字、词、句、篇和听、说、读、写”的上伸下延创造了有利条件。现代信息技术深刻地影响了语文教学,如果说,信息技术对其他课程的影响主要在教学手段、方法等方面的话,那么对语文教学的影响则是全方位的,其中包括语文教学的目的与内容。

周有光:“汉语拼音之父”

丁聪笔下的周有光夫妇

经过30年实验,如今,“注音识字,提前读写”成功地融入了新课改,成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做成部分。

周有光先生年高志笃,非常关心“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实验。他在《汉语拼音方案基础知识》一书中,论及了《汉语拼音方案》的应用价值,他说:“目前的主要应用是两件大事:(1)‘注音识字,提前读写’;(2)‘中文信息处理’。随着群众的文化水平和专家的认识水平日益提高,这些用途将不断向前发展。”1983年,他出席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全国高等院校文改学会在北京召开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实验汇报会,同年,担任了“注音识字,提前读写”中央实验研究小组成员。1985年,他在国家教委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召开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教学实验座谈会上做了《“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实验与语文教学现代化》的重要讲话。先生说:“‘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实验是语文教学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的国家正在向现代化前进。农业、工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其实就是一个现代化,就是科技现代化。因为农业现代化就是农业科技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就是工业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就是国防科技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必须建筑在教育现代化上面。没有教育现代化,科技现代化是搞不好的。教育的最根本的东西是语文。如果语文教学现代化搞不好,教育现代化也会发生困难。”此话讲得何其精辟!什么是语文现代化?语文现代化就是现代化时期的语文建设,建设现代化时期的新语文。语文建设包括丰富的内容,它的核心是语文改革。什么是中国语文现代化?中国语文现代化就是中国在现代化时期的语文建设,核心是现代化时期的语文改革。中国语文现代化兴起于19世纪末,延续至今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一百年前,辛亥革命,旋即新文化运动在这个古老的国度拉开了序幕。一百多年的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前后包括语言的共同化、文体的口语化、文字的简便化、表音的字母化、语文的电脑化。语文是生命的符号,是民族之魂,智慧之泉,创新之源,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语文是我们每个人安身立命的根。

上个世纪末,社会上有些人对汉语拼音由于不了解,出现了种种误解,有的人甚至囿于某些成见,不问青红皂白,打着“科学”的幌子,大肆攻击汉语拼音,到处宣传汉语拼音“无用”论。有人说,从小学开始进行汉语拼音教学,就是在教学汉字的过程中“额外”加上汉语拼音教学,是“多此一举”,“加重了小学生的学习负担”。一时间,社会上淡化汉语拼音教学的各种舆论大噪,与持续多年的“外语热”相比,学生的拼音素养和能力出现退化趋势,其主要表现是:汉语拼音教学结束后,学生不能熟练地掌握汉语拼音,达不到拼读音节的程度,更不用说直呼音节了。据抽样调查显示,有些学校汉语拼音教过之后,不再复习巩固,回生现象严重,学生中间,乱拼、错拼的比比皆是。边远个别乡村,受条件限制,无法教授汉语拼音,直接教学汉字。就在校学生来说,由于受“拐棍”论影响,“一年学,二年扔,三年不用忘干净”的大有人在。在汉语拼音学习上,低年级优于高年级,小学生优于中学生,中学生优于大学生,留学生有的居然不会拼写自己的姓名。有些学生步入社会使用计算机,还要重新学习汉语拼音。针对汉语拼音教学质量滑坡的现状,2000年,周有光以及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等单位的十多位知名教授、研究员致信教育部,就汉语拼音教学问题提出积极建议。信中说:“听说有人主张在小学‘淡化’拼音教学,降低要求。我们认为,小学不仅应当从一开始就教好拼音,而且要发挥汉语拼音的多功能作用,用它来辅助汉字,带动各科的整体教学改革,实现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宏伟目标。”

在中国语文现代化大潮中,周有光是享誉学界的耆德硕老。他始终站在潮头之上,引领千百学者,摧枯拉朽,腾跃前行,在风云变幻中赢得了追求真理的真诚,“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实验的历史将永远记住先生的不朽之功!

三、伟大的“拇指运动”

在互联网上,汉字离不开拼音,拼音正在不胫而走。今天,如果没有汉语拼音,我们不可能享受到拼音转换汉字电脑输入的便捷,它将会给我们及子孙后代带来难以估量的福祉。

2001年,由中国工程院倡议主办的“20世纪我国重大工程技术成就”评选中,“汉字信息处理与印刷革命”仅次于“两弹一星”位居第二位。显然,汉字信息处理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和《汉语拼音方案》的贡献分不开的。

从计算机传入中国开始,就是以键盘为主要的人机界面。在键盘输入方式中,必须通过编码才能实现汉字的输入。汉字编码出现过音码、形码、音形结合码、符号码等几种形式。在“万码奔腾”时代,周有光适时地提出拼音转变法,即输入拼音由软件自动转换为汉字,让汉语拼音帮助汉字渡过了键盘输入的难关,让包括小孩儿、老人在内的更多人民群众走进了计算机时代。周有光深刻总结说:“‘拼音转变法’的计算机是‘两条腿走路’的计算机,它既是汉语拼音的计算机,又是汉字的计算机,而汉字的计算机也要依靠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在计算机时代将发挥极大的作用。”事实证明,先生的论述是完全正确的,充分显示了科学研究的预见性。在今天,除了专业录入员使用编码输入外,绝大多数人使用中文电脑时用的都是拼音转换法。早在“文革”后期,当中文信息处理开始提上日程的时候,是周有光首先给我们指明利用汉语拼音输入汉字的重要意义,大力提倡拼音转换法。先生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失去了一个大众化的打字机时代。现在,来到了计算机时代。如果输入汉字必须经过记忆编码的特别训练,不能像外国的字母文字那样方便,那么,中国计算机也只能由专业者使用,不能成为大众化的语词处理机。这样,差距依然存在。我们在失去了一个大众化的打字机时代以后,不能再失去一个大众化的语词处理机时代。真正消灭差距,追回失去了的时代,出路很有可能就在于采用‘拼音转换法’。”

周有光教86岁的夫人张允和学电脑

最早的汉语拼音输入法是国家语委推出的,是周有光先生指导的。汉语拼音输入法就是把汉字的拼音输进去,软件自动把拼音转成汉字显示出来,它相对于其他输入法有很大优势。首先,拼音输入法本身没有学习代价,我国的国策规定要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可以认为汉语拼音已经是国民的背景知识,一般人不需要再接受任何的编码培训,就可以在计算机的通用键盘上直接键入汉语拼音,然后由电脑自动变换为汉字。其次,计算机用户在输入汉字的时候多数是“想着打”,如用形码输入,需将汉字的音表象转换成形表象,这种转换需要付出额外的脑力开销和时间开销,既费心又费时,如用拼音输入,则无需任何感觉器官而直接成音表象,比较迅速。

大家应该还记得火爆一时的“五笔字型培训班”,曾在全国各地和“托福考试培训班”并驾齐驱。五笔字型的发明人王永民在那个年代给数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使他们成为五笔字型输入法的职业培训人员,而受训后作为录入员就业的就更难以统计了。而后来呢,随着一般人逐步换用“键笔”,写作电子“文本”,专职录入员的队伍迅速萎缩,成为一个濒临淘汰的行业。

在汉字信息处理上,周有光不但提倡拼音输入法,也是我国使用汉语拼音电脑打字最早的也是最老的一位专家。1988年春天,时年82岁的周老开始用电脑写作。原来日本夏普公司按照周有光的《汉语拼音方案》,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中文打字机。为了答谢老人,公司特地送来一部W-1000C中西文电子打字机。从此,周有光换用了“电笔”,天天做着“十指操”,草稿“不用笔”,誊抄“不动手”,增补、删改只需“一指之劳”,用它写文章、写信,工作效率提高了五倍。七年之后,那台电脑有些老化了,周有光的儿子又给他买来一台新的“光明夏普文字处理机”。这种便携式电脑完全不用学习任何编码,只要输入汉语拼音,就能自动变成汉字,并且具有“词语输入”、“高频先现”、“打过提前”等功能,应用便捷,周有光给它起了个爱称,叫“傻瓜电脑”。周有光很快运用自如,每天在打字机上回函,写文章,输入拼音,以“语词、词组、成语、语段”为单位,自动变换成汉字,非常方便,完全不用麻烦地拆字编码。短短五年内就写了100多封信和五本书稿。

1995年,周有光教86岁的夫人张允和学电脑,用汉语拼音输入编刊物,在朋友中传为佳话。不久,他们12岁的外孙女蒋小倩从苏州来北京度假,她刚刚小学毕业,只在周老家看了一天,就学会用电脑给奶奶写信,周有光高兴地说:“‘傻瓜电脑’不傻”。

周有光105岁的时候,特别“潮”的他,在新浪网上开设了博客。因为老人家的眼睛不能长久地看屏幕,所以博客都由网站和朋友代为打理,主要发表一些学术文章,人气很旺,粉丝无数,先生偶尔发一句“大家好”就会引来数百个评论。虽然未经过调查无法证实,但周有光很可能是中国最年长的博主。

30年,弹指一挥间,汉语拼音输入法获得了更宏大的成长空间。计算机应用普及了,计算机的神秘色彩被剥落了。如今,手机成为另一个信息传输的重要手段,从白头老翁到中小学生,从老教授到农民,从企业家到卖菜大姐,无不用手机发送短信。手机的普及速度远远超过了计算机,发送短信是生活中人们交流、传播信息一个重要的方式。近年来,有关部门的调查统计表明,我国数以亿计的计算机用户主要使用拼音输入汉字,占被调查者人数的95%以上。人类的文明正从口语、文字走向电子化的第三个历程。

周有光说:“国际互联网的兴起使人类的文化生活进入全新的时代。任何人,不论从政、从商、从教,或做其他脑力劳动,都不得不使用电脑这个互联网的终端工具,从而改变书写方法和邮递程序。”

周有光家的小保姆用手机发短信,周老问她怎么会的,她说用的是拼音,小学时就会了,根本不要学。小保姆当然不知道,设计汉语拼音的人就在她面前。说到这件事,周有光老人意味深长地笑了。

在“万码奔腾”中,依托于《汉语拼音方案》的拼音输入法,是一匹跑得快、跑得好,又不吃草的“码”。周有光以耄耋之年,领先潮流,他的倡导惠及当代、泽被后世,历史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周有光先生在描述自己毕生志趣时说:“我的孙女儿在小学的时候就对我讲,爷爷你亏了,你搞经济半途而废,你搞语文半路出家,两个半圆合起来就是一个零。我说一点都不错,我就是这么一回事。我是奉行‘既来之,则安之’,既然做了这个工作,我就要认认真真地做,这样一直做到今天。”周有光的“半路出家”使中国多了一个语言学家,少了一个经济学家。而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如今既藏有经济学家周有光的著作,也藏有语言学家周有光的著作。两个半圆相接,形成的是一个完美的圆!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地址:哈尔滨中宣街20—8号。电话:0451—82800128。手机:18714605354。信箱:laky_aa@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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