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来源与迁徙
□任崇岳
河南省中牟县有一支校姓居民，约4000余人，分布在该县城关镇的东关，姚家乡的校庄，韩寺乡的大洪、兴隆岗，东漳乡等地。《百家姓》有504姓，但没有校姓。校姓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校姓源于何处？为何姓校？又为何迁至中牟？何时迁至中牟？这些都是饶有趣味，值得探讨的问题。
中牟县靠近黄河岸边的较家岗村西北约1公里处有校姓祖坟，迄今尚存有一通清代乾隆时期的墓碑。墓主校秀书，乾隆时人，《中牟县志》有传，立碑人是校秀书的侄孙校逢庚。因年代久远，风雨剥蚀，字迹已漫漶不清，但多半尚可辨识，此碑是解决校姓人来源的弥足珍贵的资料：
□元时□□藩服，食邑山西洪洞县。浩繁□□□□，在草莽，册牒沦亡，各以封号记族，遂□校氏。厥凌□σ 3;□至□□□科校郡庠邑庠，校较互见之后，□莫不报捷。□□□子子孙孙一见之后，知校较虽异，但□□□本。
这通碑文虽然残缺不全，但文意仍然贯通，从碑文中我们仍能捕捉到以下信息：
首先，山西洪洞县的校姓是元代朝廷的藩服。何谓藩服？《辞源》云：“古代王畿以外之地分为九服，离王畿最远的地域称藩服。”既然藩服的原意是指离王畿最远的藩属，这就意味着校姓人乃是元代的天潢贵胄，即成吉思汗的子孙。元朝的藩属有四大汗国，即钦察汗国（也称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其中由成吉思汗长子术赤建立的钦察汗国离大蒙古国统治中心最远，到术赤次子拔都统治时，钦察汗国的疆域东起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西到斡罗思（今俄罗斯），南起巴尔喀什湖、里海、黑海，北到北极圈附近，比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离大蒙古国统治中心都远。钦察汗国是大蒙古国领土最大，势力最强的宗藩之国。
其次，“食邑山西洪洞县”一句说明河南中牟县的校姓人乃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后裔。所谓食邑即封地，洪洞县系拔都的封地，拔都乃术赤之子。《元史·太宗本纪》云，丙申年（1236年）秋七月，“诏以真定民户奉太后汤沐，中原诸州民户分赐诸王、贵戚、斡鲁朵、拔都，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市）、茶合带（即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太原府（今属山西）……”所谓汤沐邑是指天子赐给皇后、诸王的封邑，供作汤沐之用。所谓斡鲁朵，乃是突厥—蒙古语ordo的音译，意为宫帐，指皇后宫室。原来真定路（今河北正定）起初是封给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之妻唆鲁禾帖尼的，因此太宗本纪中以宪宗朝以降的尊号称之为“奉太后汤沐”。拔都的食邑洪洞县属平阳府。据《元史·地理志》载：晋宁路，唐晋州。金为平阳府。元初为平阳路，大德九年（1305年）以地震改晋宁路。领1司、１府、9州。府领6县，有临汾、洪洞等。
由此可知洪洞县在元代属平阳府，而平阳府是成吉思汗长子术赤次子拔都的封地，也称汤沐邑。平阳府有120630户，拔都分得41302户，占民户的34％。拔都虽在山水迢递的斡罗思立国，但他作为宗亲诸王，每年都享有汗庭、皇帝赐予一定数量的金银、绢缎或钱钞，称为岁赐。另外，在中原汉地还有各自的食邑府州、人口，食邑所在地的百姓每年向自己的领主交纳固定数额的赋课，每5户出丝2斤，称为五户丝，隶属于诸王的民户称为五户丝户或投下户。
第三，中牟校姓是拔都的裔孙已毫无疑问，但拔都有4个儿子，他们是哪个儿子的后裔？由于“册牒沦亡”，无法稽查其世系，但我们不妨做点蠡测。按照大蒙古国的惯例，诸王的封地还可再细分为若干份给自己的妻妾子女，因此，“术赤后王将所授平阳分地细分为五、七十份，次第授与王妃、王子，且各差官临督”（见李治安：《元代分封制度研究》，第91页）。拔都4子中次子秃罕、三子额不干分别有5个儿子和7个儿子，在平阳府范围内自然都有1份封地，但都不在洪洞县。洪洞是平阳府中交通最便利、土地最丰腴之地，理应为拔都长子撒里答及其儿子的封地，但波斯（今伊朗）人拉施特的《史集》却说撒里答“一个儿子都没有”，“拔都的第四个儿子兀剌黑赤没有子女”。说兀剌黑赤没有子女，史学界没有异议，说撒里答没有子女，却不是事实。13世纪法国圣方济各会士鲁布鲁克奉法兰西国王圣路易九世的秘密使命到钦察草原觐见拔都、撒里答父子，归来后写了一本《鲁布鲁克东行记》。其中说：“我们在离也的里（俄国伏尔加河）三天路程的地方遇上撒里答，发现他的斡耳朵很大，因为他有六个妻子，他身边的长子有两三个妻子，每人都有一所大住宅，大概有二百辆车。”又说：“我已骑行了二十二天时，得到亚美尼亚王的消息。他在八月末经过那里，去见撒里答，后者正带着他的羊群、马群、妻妾、子女往朝蒙哥汗，尽管他的大住宅仍留在也的里和塔赖思之间的地方。”1254～1255年，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奉拔都之召去觐见他和宪宗蒙哥，归来后写有《海屯行纪》，其中云：“进见拔都及其子，信仰基督教的撒里答，受到他们的优礼相待。”又说：“他们从那里进见拔都之子撒里答，他正去朝觐蒙哥汗。”《海屯行纪》未写撒里答有无儿子，但写到了撒里答信奉基督教及朝见蒙哥的事实。《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的儿子术赤汗传》一条注释也说：“实际上撒里答至少有两个儿子，其一为兀剌黑赤，继承他为金帐汗。”撒里答既然有儿子，为何《史集》说没有呢？这是因为撒里答信奉基督教，而他的继任者别儿哥则皈依伊斯兰教，两派势力水火不容，“撒里答的叔父及继位者别儿哥这位执拗的伊斯兰教皈依者，为施影响于伊斯兰教世界而对基督教徒的撒里答的子孙竭力不让提及”。因为宗教信仰不同，别儿哥下令所有的史书都不准记载撒里答子孙的名字，于是撒里答一系便从史乘上消失了。不过别儿汗只能禁止钦察汗国的史书，却无法禁止其他史书记载。除了《鲁布鲁克东行记》外，伊朗人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一书也说，撒里答在1255年奉父亲拔都之命去参加宪宗蒙哥的“忽邻勒塔”（元朝的诸王大会、大朝会），拔都于此年逝世，撒里答出发时已继承了王位。但不幸的是，1256年他死于返程的路上。蒙哥“颁发敕令和教育撒里答之子兀剌赤，直到他长大继承他的父亲。但天不从人愿，兀剌赤同年就死了”（《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315页）。于是王位转入撒里答的叔父、术赤第三子别儿哥手中。撒里答朝见蒙哥时携妇将雏，倾巢而出，不料死于途中，别儿哥乘机夺了王位。因双方积怨甚深，撒里答的子女孤苦无依，既无法返回钦察草原，也不可能去别的藩国，唯一的去处便是撒里答的封地洪洞县。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勾勒出一个很清晰的世系：成吉思汗—术赤—拔都—撒里答中牟校姓。中牟的校姓是拔都长子撒里答的裔孙。
第四，中牟的蒙古遗民为何姓校？这还得从碑文中寻找答案。碑文中说这支蒙古人“在草莽，册牒沦亡，各以封号记族”。君子之泽，三世而斩。元朝是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建立的国家，元世祖忽必烈就是拖雷之子，术赤系成吉思汗长子，分封平阳的是其子拔都，和拖雷不是一支。沧海桑田，陵谷变迁，到了明朝初年，这支蒙古人早已辉煌不再，从钟鸣鼎食的贵族沦落草莽，成为一般平民百姓了。碑文中又说：“至□□□科校郡庠邑庠，校较互见之后，□莫不报捷。□□□子子孙孙一见之后，知校较虽异，但□□□本。”洪洞的蒙古人改姓大约是在明朝初年。朱元璋建立明朝，作为前朝遗民的蒙古人怕受到歧视与迫害，纷纷改姓。如河南南阳的蒙古人因是王室之后，改姓王；河南平顶山郊区荆山的蒙古人因系高官马秃塔儿之后，改姓马；河南洛阳的蒙古人因系蒙古开国功臣木华黎之后，改姓李，“从木从子”，表示是木华黎的子孙；山西洪洞的蒙古人则改为校姓。为何改为校姓？这与碑文中的“郡庠邑庠”有关。乡学古代称庠，府学称郡庠，县学称邑庠，乡学就是学校，明清称府、州、县学的生员为庠生。古代校、庠、序都是指学校。《孟子·滕文公上》：“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这就是说，夏代叫校，商代叫序，周代叫庠，学习的内容是一样的，就是让老百姓懂得人伦关系。山西洪洞县的蒙古人明初必有在平阳府学或洪洞县学执教或读书者，改称校姓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第五，校姓是何时迁入中牟的？按常理推测，应是在明朝洪武、永乐年间。原来元代末年中原地区频繁的战乱及水、旱、蝗、瘟疫等灾害，弄得民不聊生，哀鸿遍野。朱元璋登基伊始便说：“今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明太祖实录》卷三四一）又说：“中原诸州，元季战争受祸最惨，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明太祖实录》卷176）而山西则风调雨顺，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于是朱元璋下诏将地狭民稠的山西诸州百姓迁往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宽民稀省份就食。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至永乐十年（1412年）的21年间，山西的太原府、平阳府以及汾、沁、辽、泽、潞等州是移民最多的地区，平阳府的移民户数又高居山西各州之首。如洪武二十四年山西太原、平阳、大同3府，汾、沁、辽、泽、潞5州共有652408户，4873946人，平阳府为208211户，1847790人，占山西总人口的37%（安介石：《山西移民史》，第314页）。人口既多，田地便少，明初迁民的原则是先迁无田之家，平阳府理所当然地成了移民最多的地区。洪洞县隶属于平阳府，人口仅次于临汾县，但交通在府辖范围内最便利，因此移民多在洪洞县集中出发，中牟的校姓蒙古人当是在洪武年间或永乐年间迁入的。从碑文可知，洪洞的校姓蒙古人并未全部迁徙至中牟，还有一部分迁入了别处，改为较姓。校、较本为一支，为何分作两姓？原来移民条例规定，凡同姓同宗者不得同迁一处，因此校氏兄弟只得分别迁往不同地方。姓虽不同，但校、较实系一脉，后来均参加了科举考试，且都取得了功名，互相询问之下，才得知校、较二姓均是拔都—撒里答的裔孙，故碑文说“校较互见之后，□莫不报捷，□□□子子孙孙一见之后，知校较虽异，但□□□本”。至于同是一支，为何一支姓校、一支姓较？这也是朝代鼎革之际姓氏迁徙中的常见现象，怕统治者赶尽杀绝，斩草除根。如河南省濮阳市内黄县次范村《马氏家谱》记载，他们的先人叫铁木称，蒙古人，元朝末年任河南行省右丞，明朝初年为避免杀害，率5子逃难，命5子各随妻姓，另起汉名，故有董、李、马、关、陈5姓。迁入河南中牟与迁入河北栾城的蒙古人后裔分为校、较两姓，当也属于这种情况。
校姓蒙古人迁入中牟已600余年，已经融入汉族之中，无论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服饰，大致与汉族相同，只是有些细微之处仍有蒙古人的烙印。如他们不看《元王失江山》的戏，也不玩“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游戏。又如“木交王”的传说在中牟的校姓中可谓妇孺皆知。这则故事说，木交王是元朝末年的镇京总兵，奉皇帝之命去边疆平叛，得胜后拒不回朝任职，皇帝龙颜大怒，派兵擒拿。木交王无奈，只得让自己的3个儿子分别逃往山东、河北、河南藏匿，山东的一支改姓“较”，河北的一支改姓“效”，河南的一支改姓“校”。乍听起来，这则传说荒诞不经，令人匪夷所思。既然平叛打了胜仗，回朝加官晋爵是理所当然的事，而这位木交王竟然冒着被杀头的风险拒不回朝，显然不合情理。但是仔细考究，这则传说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另有所本，木交王的传说与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故事极其相似。据《史集》记载，1219年术赤跟随乃父成吉思汗西征，1221年术赤与其弟察合台、窝阔台攻克花剌子模旧都玉龙杰赤（今土库曼斯坦共和国库尼亚乌尔根奇）后，察合台、窝阔台赴呼罗珊与成吉思汗会合，术赤则返回他在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旁辎重所在驻地。成吉思汗分封诸子，作为长子的术赤封地最西，所有海押立（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以西之地均属于他。成吉思汗东还，术赤因患病，未去觐见，有人告发他正在围猎，“成吉思汗怒火大发，认为术赤显然是造反了，竟对父亲的话置之不理，便说道：‘术赤疯了，竟干出这样的罪行。’于是命令军队对术赤出征，并命令察合台和窝阔台首先出动，自己也准备在他们之后出征。这时传来了……术赤去世的悲哀消息”（《史集》第二卷第141页）。中牟蒙古人传说中的木交王应是指术赤。术赤西征立有大功，因患病未觐见父亲，父亲怀疑他谋反，要捉拿他，成吉思汗就是中牟校姓传说中的皇帝。术赤逝世于1224年，距今将近800年，中牟校姓仍然有他的传说，只不过隐去了名字而已。这决非历史的巧合，说明这一传说真实可信。《元史》宗室世系表、诸王表中并无木交王其人，所谓木交王中的木、交二字实是“校”字的拆写，表明木交王就与校姓有关，木交王就是校姓的先人。
校姓迁入中牟后，世泽绵绵，流风不替。民国24年（1935年）的《中牟县志》记载，有清一代校姓耕读传家，取得功名者多达37人。尤为突出的是乾隆年间的校秀书，他乐善好施，济困扶危，名播乡里，县志有传：
校秀书，字抡庵，太学生。博涉经史，不求仕进。性慷慨，好施予，人有负贷，贫不能偿，辄折券不复问。见困穷孤独者，必多方资助之，无吝容，亦无德色。乾隆年间岁饥，出粟济贫，活者甚众。村无二姓，周恤备至，族党咸称颂之。卒年七十五。子三：义、琳、琬，皆有声庠序。
这段文字刻画出了一个心地善良的老封翁形象。人家欠他钱，但贫穷无力偿还，他便撕掉借据，不再追讨欠款；见人贫穷便多方帮助，毫不吝惜，也不要人家感激他；乾隆年间中牟发生饥荒，他慷慨地散发粮食，使许多人得以存活下来，这种民胞物与的精神，今日也值得弘扬！
河南省除中牟县外，巩义也有校姓，是从河北栾城迁来的。巩义《校姓家谱》记载：“始祖自明初由直隶栾城七世祖南游，越河留居吾巩县，家蔡庄。一世忠。”家谱表明巩义市蔡庄的校姓来自河北栾城，栾城的校姓与中牟的校姓同族同源。如前所述，这两支蒙古人明初同时由山西洪洞迁出，一支去河北栾城，一支去中牟。不同的是，中牟这一支未再迁徙，栾城的一支又有人去了河南巩义。既然迁入巩义的校忠为栾城的七世祖，表明从术赤到校忠经历了七世。史学界通常以25年作为一世，七世为175年。如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校姓从洪洞移民计算，由此上溯175年，为1216年。术赤生年不详，卒于1224年，两者误差为8年，可知校忠是术赤的七世孙，这在时间上是吻合的。
校姓人口不多，除了本文中的河南中牟、巩义及河北栾城外，陕西渭南市临渭区校霍村、江苏兴化市临城乡校家庄也有少量校姓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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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