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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两年里，许多中国律所纷纷迎来了各自的二十周年纪念。国内两家顶级律所金杜律师事务所（King& Wood Mallesons）和中伦律师事务所（Zhong Lun LawFirm）也分别在去年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为了凸显二十周年庆的重要性，两家律所更是在同一年里出版了新书以作纪念。
中伦出版的新书名为《中伦的秘密:中国顶级律所20年风云录》（申欣旺 著中信出版社），书里分享了中伦创立二十年以来的经验教训。金杜则发行了由美国律师罗伯特N.威尔金 (Robert N. Wilkin)创作的新书《法律职业的精神》（王俊峰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该书由金杜创始合伙人王俊峰亲自翻译并作序。
这两本书自出版后风靡中国律师圈，对于仍处在成长期的中国法律服务行业来说，书中很多经营和管理经验成为了业内同行谋求发展重要的参考来源。
我国自1988年开始试验性地允许私人运营律师事务所。自此国内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数量急剧增长。时至今日，全国范围内总共有大大小小的律所近两万 家。而行业内赫赫有名的律所大多建立于1992和1993两年间，比如金杜、中伦、通商、大成、竞天公诚……
一家成长到二十岁的企业通常会去考虑如何继续扩张，如何强化自身品牌，但对于创始合伙人已近退休年龄的律师事务所来说，寻找接班人成了一项迫在眉睫的事情。许多律所已经开始严肃思考各自的发展战略以及如何在新时期保持自身的竞争优势（编注：根据我国加入WTO时签署的协议，我国将于2015年全面开放涉外法律服务市场）这些律所合伙人都有着共同的目标：建立一家基业长青的律师事务所。英国MagicCircle Law Firm当中的高伟绅（CliffordChance）和年利达（Linklaters）就经常会被国内同行当作榜样。但对于情况尤为特殊的中国法律服务市场来说，律所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都是无先例可循的，外所的模式虽然具有借鉴意义，但真正的成长，只有通过自己不断的实践和试错。
创始合伙人逐步淡出
中小型律所通常由其创始合伙人控制和管理，而大型律所动辄数百人的合伙人规模使其有着更为复杂的组织架构，为此这类律所会专门设立管理委员会对律所事务进行监督和管理。虽然在多数情况下，委员会主席和最终决策制定者依旧是创始合伙人。
但这个情况在慢慢地改变。成立于1989年的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最近刚刚完成了核心管理层的交接工作。君合的创始合伙人肖微在去年正式卸任。肖微长期担任君合的管理合伙人，为君合同英国律所司力达（SlaughterandMay）的长期合作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今年只有53岁，但为了给君合的管理层注入更多活力和新思维，肖微主动放弃了选举机会。
2013年初，君合58位享有投票权的权益合伙人正式选出君合上海分所的银行与金融业务律师刘大力担任君合新一任的管理委员会主席和管理合伙人。
刘大力的上任对君合的发展可谓影响深远，不仅因为他是上海分所的管理人，更重要的是他曾在1998年作为主要创始合伙人参与筹办了上海通力律师事务所（LlinksLawOffices），其个人有着极其丰富的律所管理经验和社会关系。在2004年刘大力加盟之前只有将近30位合伙人的君合在近年来合伙人总数一跃升至上百人，其中将近三分之二后期招募的合伙人拥有海外工作经历或任职于国际律所。这使得君合内部的管理文化变得更为开放，管理层的交接也更为顺利。
无独有偶，总部位于北京的德恒律师事务所同样为接班人问题调整了自身的管理结构。（编注，德恒在诉讼领域颇负盛名，曾代理过薄熙来案在内的多起重大案件）德恒自1993年建立以来一直由其创始合伙人王丽管理，她被视作维系德恒内部凝聚力的关键人物。2013年2月德恒选出了由九位合伙人组成的新一届管理委员会，值得一提的是，当中五位成员年龄只有四十多岁。同时德恒增设了执行主任一职，选用北京总部的高级合伙人孙钢宏
担任该职。孙钢宏可谓是德恒的元老级人物，从创立之初即加盟德恒，一路从初级律师做到合伙人。2013年开始他开始逐步从王丽手中接管德恒的日常管理实务。而王丽则将作为德恒全球合伙人继续参与律所的战略制定，同时维系同重要客户之间的关系。
晋升制度的改革
许多律所近年来开始规范化内部员工的晋升机制。以中伦律师事务所为例，该所合伙人分为高级合伙人（SeniorPartners）、初级合伙人（Junior Partners）和授薪合伙人（SalaryPartners）三类，在新制度下，倘若一名初级合伙人想要晋升为高级合伙人，该合伙人当年的业务收入必须达到全体权益合伙人上一年平均收入的两倍以上。
中伦在2013年的收入总额约为10亿3千万人民币（较2012年增长8个百分点）。2013年全所权益合伙人的平均业务收入将近750万人民币，这就意外着在新制度下一名初级合伙人想要升职必须在2014年一年时间里内为律所带来一千五百万人民币的收入。上述手段同样将被当做评估一名合伙人收益表现的重要指标。倘若一名合伙人的在连续2—3年内不能达到最低标准，他将面临降职的风险。
中国的法律服务行业在过去的十年里为影响力和相互追赶而转型，现如今则逐步朝着组织化管理的方向走上了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资料来源：The Lawy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