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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本没有毫无破绽的秘密，何况小西行长和沈惟敬撒下如此弥天大谎，以丰臣秀吉之精明老练，定然只能蒙蔽一时，而不可能长久隐瞒下去。
当然，小西行长和沈惟敬也早就料到了这一点。小西行长是希望在册封仪式完成以后，先造成撤兵的既成事实，然后再怂恿丰臣秀吉向明朝皇帝上奏，研讨通商贸易的问题。在他看来，只要丰臣秀吉下达了撤兵令，前线诸军一动，就不可能中途停止，即便其后阴谋败露，再度征伐朝鲜，又需重新整编军队、调达物资，少则半年，多则两三年，自己眼前的难关就算是度过了。
而在沈惟敬想来，只要丰臣秀吉接受了明朝的册封，赶紧撤退在朝日军，自己的使命也便算圆满完成。回京以后，自己立刻辞去官职，回乡隐居，日本方面再有什么举动，也都不关自己的事情了。
此时的沈惟敬说不上彻底，但确实有些灰心丧气，他逐渐从迷梦中清醒过来，认识到单凭自己一人之力，是无法使中日间的勘合贸易重开的，更无法使朝廷解除禁海令——本以为石星大人是自己稳固的靠山，是自己事业的强大臂助，如今看起来，两人的想法却根本背道而驰。
更要命的是，他也无法向石星阐述自己的想法，因为那似乎只有助于平湖沈氏的家族利益，而与国家大局毫无助益——以当时人的普遍眼光来看，肯定是如此。
小西行长和沈惟敬都在各打小算盘，而丰臣秀吉在接受册封以后，他也立刻活动开了心眼。丰臣秀吉认为必须把明朝的册封诏书翻译成日文，昭告全日本的诸侯、武士，同时也昭告天皇朝廷，他要所有日本人都知道，自己的权势、威名，和曾经的伟大的足利义满是一样的，他才是日本真正的统治者。可是，该怎样把诏书翻译成日文呢？再去求沈惟敬，未免太堕了本国的志气，让明朝人以为日本无人，竟连一个能够翻译诏书的都没有。
想来想去，突然被他想到一个人：“承兑和尚学问高深，熟读汉籍，他一定可以翻译！”
丰臣秀吉手下的外交僧很多，并不仅仅景辙玄苏一个，还有一个同样有名的叫做西笑承兑，和景辙玄苏一样，都是日本临济宗的高僧，一直协助丰臣秀吉管理各地寺院和草拟外交文件，深受宠信。
于是第二天，丰臣秀吉就把西笑承兑和尚请来，问他能否翻译册封诏书。西笑承兑打开诏书一看，见言辞并不艰深，就连连点头：“贫僧能译。”丰臣秀吉非常高兴，就叫西笑承兑先口头翻译一遍，让他听听和昨日沈惟敬翻译的是否相同，有没有差错。
小西行长回到日本以后，到处游说，做了很多人的工作，包括德川家康、前田利家等位高权重的诸侯们，请他们赞成议和退兵——因为前线实在是撑不下去了呀。但他不可能关照到每一个人，比如这个西笑承兑和尚，对于朝鲜战场上的状况，对于小西行长的想法，就懵懵懂懂，毫无所知。所以他打开册封诏书以后，就老老实实地一字不漏地翻译了起来。
诏书上完全是一副居高临下的训斥口吻，昨天正当册封典礼，丰臣秀吉兴高采烈之下，并没有当一回事，今天心情平复下来，再听上去多少有点刺耳。并且听着听着，当西笑承兑读到“既封之后，不敢别求贡市，以启事端”的时候，丰臣秀吉不禁勃然大怒——
“什么，封而不贡，哪有这种道理？难道我向大明俯首称臣，就连一点好处也捞不到吗？这种和议要他何用？！”
据说丰臣秀吉当场就从西笑承兑手中抢过诏书，几把撕成粉碎——这当然只是民间传说罢了，这份册封诏书如今仍然留在日本，成为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
事实上，丰臣秀吉只是抢过诏书扔在地上，又狠狠踩了几脚而已。他随即派人把小西行长叫来，一见面先怒吼道：“咱们都让明朝给骗了，他们并没有恢复勘合贸易的打算！”
乍闻此语，小西行长吓得面色惨白——阴谋败露了，这可该怎么办才好？但他随即宁定下来，听丰臣秀吉只是不住口地在咒骂明朝君臣，知道关白大人暂时还并没有怀疑到自己身上来。在此紧要关头，小西行长为了保命，也就只好出卖一同谋划的沈惟敬了：“怎么可能？内藤如安从北京来，说明朝已经完全答应了封贡的请求，况且沈大人在册封仪式上也并不是这样翻译的呀。”
小西行长一味装糊涂，丰臣秀吉对他实在是太过宠信了，况且身在日本本土，没有上前线去，也根本意识不到小西行长的求和愿望有多么强烈，想不到这个向来忠诚的部下为了这种强烈的愿望会做出什么事来，所以根本就没有怀疑他。丰臣秀吉只是跳脚大骂明朝君臣，当即就待下令，把明朝使团成员全部逮捕起来，要取他们的首级。
小西行长赶紧苦苦相劝：“如此一来，与明朝的战争就无可终止，必须重开了。”
丰臣秀吉喝骂道：“开战就开战！我十万大军尚在釜山，正好趁着明军回国的大好时机，再夺朝鲜，然后挺进北京去！”
小西行长赶紧再劝：“可是如此一来，关白大人您受明朝所愚之事，就街知巷闻，无法隐瞒了。这恐怕有损大人您的英名吧。”
他这句话一说出口，丰臣秀吉如遭当头棒喝，愣了一下，也逐渐冷静下来。丰臣政权并非独裁政权，实际上是个松散的封建大名联合体，丰臣秀吉纯靠武力征讨和利用朝廷权威压制，软硬兼施，才得以登上诸侯盟主宝座的，一旦受骗上当的事情外泄，他将会沦为各地大名的笑柄，威信直线下降，到那时候，还说什么征讨朝鲜、大明，恐怕后院起火，自己的统治先会摇摇欲坠。
可是不开战又该怎么办呢？难道就此吃上一个大大的哑巴亏吗？甘心去当明朝的臣属，本来就有很多诸侯、朝廷公卿表示过反对，倘若不能因此赢得勘合贸易的重开，一方面积聚更多的财富，一方面也向天下诸侯表示，自己是弃虚名而谋实利，迟早还是会千夫所指。丰臣秀吉左右为难，只好问小西行长：“如之奈何？”
这个时候的小西行长，已经完全没有余暇再考虑什么和议的问题、撤兵的问题和贸易的问题了，既然阴谋败露，让关白知道了明朝是许封拒贡，那么再次开战也便无可避免。哪怕再把自己送到朝鲜战场上去吧，也比当即就被关白大人砍下头来要来得安全一些。于是他绞尽脑汁，为丰臣秀吉谋划道：“可先佯作不知，送归使臣，然后再责以他事，兵发朝鲜。如此一来，既不会贻羞于日本，又能够麻痹明朝，只要明军赶不及救援，朝鲜还不是手到擒来之物吗？”
丰臣秀吉闻言点头：“此计甚好。然而所谓责以他事，不知应该……”他低头想了一下，突然一拍大腿：“对，就责备朝鲜傲慢无礼好了！”
按照常理来说，朝鲜和日本久有联络，即便在明朝下达禁海令，禁止与日本开展贸易活动以后，为了尽可能地减少倭寇侵扰的次数和强度，朝鲜仍然暗中与日本各地诸侯，以及丰臣秀吉的中央政府有书信往来，再加上此次明朝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事情本就因日本侵略朝鲜而起，朝鲜国王李昖又曾上奏恳请，所以朝鲜政府理当派遣使者前来送礼道贺。
李昖本打算派儿子光海君李珲亲往致贺的，但李珲一度当过日军的俘虏，畏日如虎，坚决不肯成行，近臣李德馨也劝说李昖：“倭人反复无常，又曾提出让我国派王子去当人质的要求，恐怕光海君贸然前往会遭倭人扣押，不如派他人前去吧。”李昖耳根子软，听信了李德馨之言，就派一名中级官吏携带着几箱土特产到日本去祝贺。丰臣秀吉听闻此事，本来就有所不满，如今明朝许封拒贡的真相大白，他正好以此为借口责备朝鲜无礼，再次发动侵略战争。
拿定主意以后，丰臣秀吉就让小西行长把沈惟敬叫来——沈惟敬最先与日方接洽，又曾两次来到日本面见丰臣秀吉，颇受丰臣秀吉的重视，在丰臣秀吉看来，明朝册封正使杨方亨不过是个走形式、读诏书的摆设罢了，就跟本国天皇朝廷里那些无能更无权的公卿一般，而沈惟敬才是大明王朝真正有实权，有影响力的代表。
所以在见到沈惟敬以后，他就板着脸沉声说：“朝鲜无礼，全不思其二王子、三大臣、三都、八道，都是我国为遵守与天朝所达成的协议才还给他们的，如今我受封日本国王，他们竟然派个小官带着如此微薄的礼物来贺，这是侮辱我国呢，还是侮辱天朝呢？”
沈惟敬闻言吃了一惊，但他不知道许封拒贡之事已经败露，还想要劝说丰臣秀吉别在意这些小事。丰臣秀吉冷冷地打断沈惟敬的话：“请使臣把我适才所言，回北京去禀报皇帝陛下，请皇帝陛下责罚朝鲜。倘若皇帝陛下不肯为我作主，这兵，我是断然不能撤的。”
沈惟敬转头去望小西行长，就见对方连着使眼色，叫自己不必再多说什么，多劝什么。他此刻脑中一团糨糊，不知道原本以为已经圆满解决的争端为何又起反复，只得暂且顺从了小西行长的意思，表示说：“请大王放心，下官一定会把您的话转呈给我朝圣天子的。”
从丰臣秀吉面前退下来以后，小西行长悄悄地对沈惟敬慨叹：“事情已经败露了……”他把前因后果一说，沈惟敬如同当头挨了一记闷棍，半天说不出话来。
高山倾倒
丰臣秀吉究竟为什么要在才刚统一日本，政权还不够稳固的前提下，发动侵朝战争呢？其实这并非一个战争狂人的头脑一热，临时起意，而是由整个日本社会的状况所决定的，换言之，具有相当大的历史必然性。
战国乱世，纷争不休，在日本历史上是一段空前的黑暗期，但同时这段黑暗期也促使原本半封闭的日本敞开大门，去放眼整个世界，去接纳更多的新生事物。为了富国强兵以争霸权，从战国时代中期开始，日本沿海地区的大小诸侯就大力开展海外贸易，逐步拓宽了眼界。
日本的海外贸易，主要分为三大部分：一是对东亚沿海的私商贸易，以及倭寇侵扰；二是对东南亚的半官方半私人贸易；三是对日本所称的南蛮也即西洋各国（主要为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官方贸易——各派天主教和最先进的火药武器，就是从这一渠道传入日本的。
通过这些海外贸易，使得日本诸侯们逐渐认识到日本只是一个小国而已，就连中国都并非世界的中心、并非天下唯一的最强大的国家，日本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必须冲破列岛的束缚，向杳不可测的汪洋大海进军。丰臣秀吉的旧主织田信长就曾经在天主教传教士的影响下，起过在统一日本后就建造大海船冲向世界的念头。
织田信长死得太早，他远航的想法，不管是和平远航还是对外侵略，都没有转化成真正的行动。而丰臣秀吉则不同，他在统一日本以后，立刻就把这种想法付诸实施。
如前所述，丰臣秀吉的统一其实是很简单化的，统治并不牢固，很多地方诸侯只是暂时臣服于他的军门前，随时都可能跳出来再造他的反。经过长期战乱，大名们都豢养了大群的武士，这些武士与中国的军人不同，既可以世袭，在社会身份地位上又与只从事耕种的农民有着本质差别，具有相当大的特权，所以不是说战争一结束，立刻就能马放南山、铸剑为犁，让他们回家种地去的。该怎么解决数量如此庞大的已经没有用武之地的武士们呢？仍然让他们佩刀执枪，在国内无所事事地悠游，迟早会惹出大乱子来。
大名们很少再有出兵作战的机会，无法掠夺更多的物资和土地，他们就无法养活麾下数量庞大的武士阶层，无论发不起俸禄还是硬想把武士们转化成平民百姓，都会引发领内动乱，进而威胁到作为武士集团共主的丰臣秀吉的统治。
要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其实有各种方法，各种手段，但丰臣秀吉在织田信长事业基础上所达成的统一，实在是太快速了，这就使得他本人日益骄横，为此采取了最便捷，同时也最不明智的解决方法——导出矛盾，对外侵略。
无论朝鲜，还是中国，甚至在丰臣秀吉狂妄的想法中还包括印度，只要打败这些国家，夺取了他们的土地，用以封赐那些已经在日本领不到封赏的武士们，问题不就彻底解决了吗？
勘合贸易是聚敛财富的大好手段，只要有了足够丰厚的财富，假以时日，国内矛盾自能逐步解决。但在一辈子厮杀疆场的丰臣秀吉看来，海外贸易远没有发动侵略战争来得便捷，得利更速。认为“关白侵朝之意，只在封贡”，那完全只是小西行长纯从商人眼光所得出的一厢情愿的猜测而已。直到前线战局不利，逐渐意识到靠发动对外侵略来缓和国内矛盾的方法困难重重，远没有自己当初设想的那么简单，丰臣秀吉才勉强同意了小西行长提出的议和求贡的建议，但就其本意而言，对此也是并不抱太大希望的。
所以封贡之事略有坎坷，小小撞了一下墙，丰臣秀吉立刻就变得不耐烦起来，再加上他认为明朝许封拒贡的行为是对自己的轻视，对自己的欺骗（其实只是小西行长和沈惟敬两人欺骗了他而已）和对自己的侮辱，于是态度立刻又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重新思考继续侵略、扩大战争的问题。
这是小西行长根本料想不到的。
如果说欺骗的话，其实是小西行长首先揣测错了丰臣秀吉的想法，进而他又无意中用自己的想法欺骗了沈嘉旺，沈嘉旺信以为真，又去欺骗沈惟敬，沈惟敬同样信之不疑，并认为这是达成自己解除禁海令理想的天大良机，跑去欺骗了袁同和石星……一群人沉浸在自欺欺人的妄想中，反过头来再故意欺瞒丰臣秀吉，终于导致局面一发而不可收拾……
经过沈惟敬和小西行长的反复密议，最终两人决定既然无法阻止战争再次爆发，那起码尽量使自己置身事外，他们决定把烫手的山芋给扔出去——扔给谁呢？就扔给朝鲜好了。小西行长劝说丰臣秀吉继续堆出满脸假笑来敷衍明朝使团，同时写下两封表文——一封是对于册封的献恩表，一封是请求明朝皇帝处罚朝鲜的弹劾状——交明朝使团带回北京。
有人认为这两封表文也都是小西行长和沈惟敬伪造的。但问题是丰臣秀吉本人为了麻痹明朝，并没有即刻在明使面前大动肝火，不仅如此，他还准备下了丰厚的礼物，请使团进献给万历皇帝——虽然诏书上 明言不得进贡，但这不是正式的贡品，不是由日本使团携带的，也不要求还礼，皇帝应该不会拒绝——可见还并没有立刻撕破脸的打算，既然如此，随便写两封信来加大麻痹的力度，又有何不可呢？只要小西行长想到这一点提出来，丰臣秀吉肯定是不会拒绝的。
反正又不需要他自己亲自动笔，手下那么多佑笔（书记官）和外交僧，随便找个人草拟一下，自己盖上图章就行了嘛。
小西行长拿到了这两封表章以后，没有交给身为册封正使的杨方亨，却交给了同谋的沈惟敬。沈惟敬紧紧捏着这两封表章，当做救命稻草一般——他实在是对官场狡诡、政治风云一无所知，否则，只需把表章递给杨方亨，把责任都推在杨方亨身上，就可以彻底撇清，万事大吉了。最终正是这两封表章，给他带来了泼天大祸。
且说明朝使团在丰臣秀吉的热情欢送下，终于离开日本，回归朝鲜的釜山。这个时候，丰臣秀吉已经下定了继续侵略朝鲜的决心，不但不下令驻守釜山的日军后撤，反而秘密增兵。武官出身的杨方亨在釜山军中查探到一些蛛丝马迹，不敢耽搁，急忙快马回归北京。沈惟敬却不肯走，他害怕回到北京后丰臣秀吉重开战事的事情败露，朝廷将会责罚自己，觉得还是呆在釜山比较安全，所以诡称监督日方履约撤军，执意留了下来。
这个时候的沈惟敬，在侵朝日军中已经建立了相当大的威信，那些不愿意再泥足深陷，想要赶紧撤兵回国的日本将军们都把沈惟敬当成自己的大恩人、大救星。即便丰臣秀吉暗中下达了继续进兵的命令，他们仍然在幻想着：“只要沈大人在，和议退兵就还有希望。”所以都把沈惟敬待若上宾。沈惟敬在釜山每日接受各营日将的宴请，自我感觉比回去风浪难测的北京城要安全多了。
当然，他不可能一直留在釜山，他总归是要回朝复命的，为了给自己平安回家铺路，沈惟敬瞒着杨方亨，暗中派人把丰臣秀吉的那两道表章送去北京。
然而他料想不到，因为谈判、册封旷日持久，这个时候的北京朝廷又已经是主战派的天下了。日军长期滞留釜山不走，就连册封仪式完毕后也没有丝毫撤军的迹象，朝鲜国王李昖大感恐慌，多次上奏北京，要求再以武力驱逐。明朝主战派趁机卷土重来，石星招架不住，左支右拙，日夜期盼着册封使团可以早日回京，把所有问题都画上一个休止符。
就在这种情况下，杨方亨空着两手入朝复命。
杨方亨启奏万历皇帝，册封虽已完成，釜山日军却并无撤兵的迹象，反有增军之形，希望朝廷早作裁断。万历皇帝闻言大怒，当殿斥责石星。其后不久，沈惟敬派人送来的两份表章也到了，石星如同抓到根救命稻草一样，不及详查，立刻呈递御前。
万历皇帝再问杨方亨，杨方亨为了撇清自己，就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了沈惟敬身上。他首先怒斥：“此表为假，定然是沈惟敬伪造的！否则这两封表章为何不交给身为正使的我，而偏要交给沈惟敬呢？”继而把沈惟敬在册封典礼上向丰臣秀吉磕头，沈惟敬时常与小西行长私下密议，等等情况添油加醋地陈述了一遍。
中日之间官方交往已经断绝了大约两百年，丰臣秀吉那些佑笔、外交僧并不熟悉中国礼仪，再加上沈惟敬所谓先期渡海去教日本人礼仪也只是借口而已，所以这两封表章的格式和语气都相当糟糕，按照明朝史料所载：一，“不奉正朔”，也就是说没有按照藩属国必备的礼仪那样使用中国的历法；二，“无人臣礼”，言辞不够恭敬；三，“用丰臣图书”，盖上的是丰臣秀吉的私章，而不是大明朝才刚赏赐的日本国王金印。一方面，万历皇帝看到这种格式、语气，大感愠怒，另方面也从而相信了杨方亨所言，这两道表章是沈惟敬或别的什么人伪造的，并非丰臣秀吉所写。
于是轰然一声，石星这座原本在皇帝心目中似乎是坚固不移的高山瞬间便倒塌了。万历皇帝下诏，即刻逮捕石星、沈惟敬，下锦衣卫狱严加勘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