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读段宇宏博文，始知一段史实。30年代，蒙古紧跟苏联，刮起红色风暴。在这场由苏联直接指挥的大清洗中，遭迫害致死者，高达10万人，蒙古人口因此而减少10%。2003年，乌兰巴托东部发现一埋尸坑，600多具尸骨。经鉴定，多数人死前皆遭受酷刑。他们双手被反绑，脑部或被钝器猛击；还有些人，脖子被扭断。
一位当年行刑队的头目这样回忆：“必须要承认，无任何正义可言。若有300个人被捕，将会有200人被处决，其余人会被判10年的监禁。喊出他们的名字，反绑双手，用卡车拉出去，在土坑边跪下执行枪决，只到坑被填满为止。乔巴山审案累了会休息片刻，喝上一些伏特加，当他醉的时候，死刑的签发相当草率。”
1937年9月10日，蒙古人民革命党高层65名干部遭捕。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内务部对这65人实施“坐火椅、拔指甲、扯光头发”等酷刑。他们被扒光衣服，严禁睡觉，不准吃饭，直到在“招供状”上签字。根据苏联历次的清洗经验，这些人最后都无一例外，“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供出了更多“同伙”的名单。
乔巴山发布公告称，有大量军官牵连反革命阴谋，如果他们公开认罪，可从轻发落。有1000多军人为免杀，主动“承认”自己的“反革命罪”，但绝大多数仍被枪毙。有些人干脆说自己犯过“强奸罪”和“盗窃罪”，迅速被定为刑事罪送进监狱；这些人，通过“自虐”和“偷换概念”，居然侥幸在大清洗中活了下来。
门德是首批被逮捕的65人中的知识分子，为了保命，他把他认识的熟人全咬成了“同谋”，但1941年后，他仍被送到莫斯科处死。工业联合会主席普热夫，他对着行刑队大喊：“我承认我犯了罪，但是我愿意招供罪状更大的人”，死刑遂得以延期。在酷刑和死亡的威协下，几乎没有人不“咬人”来换取“将功折罪”。
众多的僧侣更是遭到了血洗。每个肃反人员一天办10个案子，超额者有奖。一位肃反人员因一周办了几百个案子，获得北极星勋章。由于逮捕的僧侣--太多，导致监狱拥挤不堪，每周会有一二次集体处决，每次用卡车一车车拉出去。1939年，乔巴山在笔记本里写道：“到11月，共处决喇嘛20356人……摧毁797座寺庙。”
那时，党政军要员被内务部强制要求去观看处决“反革命”，以观察其“表现”。乔巴山显得无动于衷，而老实忠厚的总理阿玛尔却忍不住流泪。阿玛尔的“反常”被苏联专家看在眼里，于是，伏罗希洛夫向乔巴山的副手、中央委员会书记鲁布桑札布授意：除掉阿玛尔。1939年3月，阿玛尔以被押送到苏联接受审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玛尔在狱中竟然碰到了清洗他的鲁布桑札布，但这次，鲁布桑札布不是来审问他的，而是与他成为了狱友。故作者在文中提到了苏联的一段笑话：“大清洗期间，三人于牢房中聊入狱原因。甲说：我因为反对州委书记伊万诺维奇；乙说：我因为支持书记伊万诺维奇；丙说：我就是伊万诺维奇。”
1941年7月10日，即蒙古人民革命党建党日，在苏联关押期间受尽各种酷刑折磨的阿玛尔被判死刑。阿玛尔在受审时曾慷慨陈词：“我是无罪的……如果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独立国家，我不明白为什么它的政府总理要由苏联来审判，而不是蒙古的法院……我讨厌苏联，因为他们对我们的国家实行殖民化政策……”
乔巴山，我小时候曾在别人家残留的五十年代的旧杂志中，看到过这个名字。我记得杂志中提到了他是蒙古人民的“伟大领袖”以及苏蒙之间的“伟大友谊”。就像我那时对斯大林发自内心的崇敬，我对杂志中这样的描述深信不疑，并因而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名字。我哪里能够想到，就是这个名字，沾满了人民的鲜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