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转载一)威海军分区司令员：用人腐败是甲午战败症结
2014-01-11 09:17 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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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海战资料图片
据中国军网1月10日报道，威海军分区司令员丁伟杰撰文探讨中日甲午战争的教训与思考。
用人腐败——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的一大症结
济南军区威海军分区司令员 丁伟杰
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近日，笔者再次察看了驻地刘公岛上陈列的“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感慨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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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的教训，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观点不一。笔者戍守甲午故地威海，研究大量史料发现，北洋海军的甲午之败有体制腐败、防御消极、挪用军饷、指挥不当等诸多因素，此文不作一一评述，仅从北洋海军用人腐败这一角度加以探析，浅谈一见。
教训之一：用人徇私结派、拉拢裙带，必然造成英才不举、军机贻误
北洋大臣李鸿章于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1875年5月30日)奉旨开始督办北洋海防，而创办海军就要有人统领，丁汝昌被李鸿章物色为北洋海军提督人选，固然有多种原因，多方见解，但与丁汝昌系淮军出身，是李鸿章安徽老乡则有直接关系。从丁汝昌投奔李鸿章被留在北洋海防差遣，到李鸿章正式奏请由他统领北洋海军，期间国内第一所培养海军军官的福建船政学堂的前几届学生已经毕业，派赴英国的第一届海军留学生也陆续回国，但李鸿章认为：“各管驾由学堂出身者，于西国船学操法固已略知门径，而战阵实际概未阅历，必得久经大敌者相与探讨砥砺。”当李鸿章将这些有着海军经验的“学生官”排除在海军统领人选之外后，可供选择的也就寥寥无几了。当时重点的人选有两个人：一个是丁汝昌，一个是洋务派道员许钤身。许钤身精通洋务，而且比丁汝昌更早接触海军，统领海军的条件比丁汝昌占优，但许钤身最大的缺点是桀骜不驯，他曾多次对李鸿章表现不恭，令李心生不快。而丁汝昌虽然出身陆军，也不太懂洋务，但他最大的特点是对李鸿章惟命是从，选择丁汝昌更便于李鸿章控制北洋海军，使它和淮军一样成为自己的私产。综合这些因素，李鸿章最终把北洋提督的人选锁定在了丁汝昌身上。但有不少亲历战事的军官，曾于战后对丁汝昌出任北洋提督的资格提出过疑问。洋员泰莱称他“不谙航事，实际上为傀儡提督”。也有人含蓄称“海军提督非阅历多年，深谙西法之水师官不可”。
由于丁汝昌不谙航事，导致海军训练针对性、实战性不强，在甲午海战中付出了惨痛代价。黄海海战中，丁汝昌指挥北洋海军以横阵迎敌，严重限制了舰队机动与舰炮火力运用的有机结合，舰船协同混乱，指挥不力，致使北洋舰队损失5舰，日军虽伤多舰，但一舰未失。海战后不久，中外评论家就指出，北洋舰队战败“原因虽多，要以横阵之不良为最大失策”。由此可见丁汝昌在海军战役战术指挥方面的缺陷和失误。同时，也正是由于丁汝昌对李鸿章有恩师同乡的裙带关系、惟命是从的亲信关系，在甲午海战中，面对日军的进攻，丁汝昌三番两次听从了李鸿章“如有违令出战，虽胜亦罪!”的指令，尤其是在刘公岛防卫战中，一味强调防御，保存舰船实力，一次次错失了主动出击的战机，导致刘公岛很快失守，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纵观北洋海军将领队伍，拉帮结派、拉拢裙带的现象比较普遍。北洋军官大多出身福州船政学堂，以福建人居多，他们人多势众，常常刻意排斥非闽系军官。长期拉帮结派且排挤打压异己，让闽系军官主导了水师军政大权，导致有才能的非闽系军官得不到提升重用，甚至连身为北洋水师提督的安徽人丁汝昌也不得不承认：“孤寄于群闽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纵观北洋舰队的几十名管带中，较好的如致远舰管带邓世昌，经远舰管带林永升，在黄海之战中英勇就义。但这样的将领毕竟太少，而且还不被相容，邓世昌就因“不饮赌、不观剧、非时未尝登岸，众以其立异，皆嫉视之。”可以说，派系结党私营，用人失察失误，严重制约了北洋海军军力战力的发展。
教训之二：将领庸才无德，贪生懦弱，注定带来军心涣散、自毁长城
李鸿章创建北洋海军，注重武器装备，开设新式学校，把一些将领送到国外深造，甚至还聘请了164名洋员来华帮教训练水师，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但李鸿章对培育北洋官兵的德行操守却关心甚少。北洋海军正是因为缺少了基本的军人武德和操守培育，导致出现了一大批贪生怕死、懦弱无能之辈。甲午战争爆发时，本应是军人报国、建功立业的机会，但临阵脱逃者比比皆是。
在黄海海战中，中日双方舰队的实力不相上下。北洋舰队的优势是铁甲舰和重炮较多，其中定远、镇远两艘主力舰无论装甲、吨位、火炮口径都是当时世界领先、远东一流的战舰。单纯从军力上看，中国舰队还略占优势，但海战的结局却是相反。反观其败因，北洋海军将领贪生怕死，临阵脱逃是重要原因。在激战中，济远、广甲、扬威三舰惊恐万状，仓皇逃窜，不但削弱了战斗力，还严重扰乱了军心。尤其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在丰岛和大东沟海战中，两次临阵脱逃，撞坏己方战舰，均谎报军情，极尽能事为自己表功开脱，闭口不谈畏战逃跑之事。
陆军方面，战死的将领只有左宝贵、马玉昆等几位，逃跑的却大有人在。朝鲜牙山之役，提督叶志超不但仓皇逃窜，还谎报军情，“饰败为胜，欺君邀赏”。清廷不但不追究其领导责任，还令他统帅平壤诸军，诸将以其庸懦无能，皆轻视之，失败之命运，不需日军来攻，已可预知。果然，叶志超故伎重演，率部“一夕狂驰三百里”，退过鸭绿江，朝鲜战场彻底溃败;旅顺是清朝经营多年的远东第一大军港，是渤海的钥匙，北京的门户，从地理位置、防御体系来说，只要守城官兵士气旺盛，指挥得当，坚守数月不成问题。但守将龚照屿“贪鄙庸劣”，未见敌军就乘小船逃往烟台，守军土崩瓦解，日军只用了6天就攻占旅顺。
更为严重的是，在刘公岛之战中，北洋海军官兵竟发展到集体投降哗变的地步。洋员马格禄与部分军官牛昶昞、严道洪等请降，“各管带踵至，相对泣”，“刘公岛兵士聚党噪出，鸣枪过市，声言向提督觅生路。”管带王平竞带领十艘鱼雷艇结伙逃跑，结果被日军或击沉、或俘获，一支完整无损的鱼雷艇支队，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就悉数毁灭了。北洋海军官兵如此贪生怕死，自乱阵脚，自毁军心，岂有不灭亡的道理。
反观甲午海战中不乏英勇作战者。刘公岛南2海里，岛岸线不足千米的日岛炮台上，管带萨镇冰带领30余名水兵，用仅有的8门火炮抵抗住了日本舰队25只舰数百门速射炮的轮番围攻，直至弹尽炮毁。共激战坚守8天，击退日军海陆军多次进攻，大大迟滞了日军攻占刘公岛的脚步。以民族英雄邓世昌为代表的部分将士，表现出了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英勇作战，以身殉国，但像这样的壮举毕竟屈指可数。倘若北洋海军官兵皆能英勇无畏，群起而战之，恐怕战局就会另当别论。
教训之三：治官执法不严，管教不力，势必导致精神萎靡、军纪涣散
甲午海战，北洋舰队屡战屡败，溃不成军，没有打过一个胜仗，没有击沉过一艘敌舰。这与当时的北洋海军军纪涣散、部队精神萎靡有着直接关系。
北洋海军诸将领统带部队，不能以身作则、严格治军，加上大气候的影响，造成北洋舰队管理混乱，军纪涣散。据史料记载有二例：1886年8月，北洋海军应邀到日本长崎访问，官兵上岸后在妓馆闹事，与日人殴斗引起事端，导致8人死亡、42人伤残的重大事件。事后李鸿章不但不处理，还以“武人好淫，自古而然，只要彼等追求功名，自可就我绳尺。”为其部属开脱，一味姑息迁就;丁汝昌在海军基地刘公岛营造店铺敛财，岛上开设赌馆、烟馆、妓院等多达70多家，因此还与部下发生龃龉，他自蓄优伶演戏，生活骄奢淫逸。
实际上，北洋海军成军之初曾仿效英、德海军制度，制定了内容详尽、规定严格的《北洋海军章程》，包括船制、官制、考校、军规等十四章，共三万余字。同时，军事训练也很严格，曾聘请英国海军上校琅威理为总教习，全权负责训练。琅威理出身皇家海军，责任心极强，“日夜操练，士卒欲求离舰甚难，是琅精神所及，人无敢差错者。”不论操阵、研炮、营规，皆要求达到世界海军的水准，不久军容为之一肃。但琅氏任职后期，舰队的中高级将领对他执法过严，深为不满，矛盾日增，尤其是副提督刘步蟾与琅氏矛盾积深，在集体诋毁下，最终琅氏愤然辞职离去。琅氏离职后，北洋舰队“操练尽弛，自左右总兵以下，争携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北洋海军还发生过用军舰载货载客挣钱和从朝鲜走私人参牟利的事件。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在威海、烟台、福州有5套公馆，娶有两房姨太太，在舰队常去之地金屋藏娇。威海之战的紧要关头，来远、威远二舰管带邱宝仁、林颖启还在岸上嫖妓未回，二舰无人指挥，都被日军击沉。北洋海军许多管带还以权谋私，把军事训练、保养船械等款项侵吞，致使船械“应换不换”、“应油不油”，战技术性能受损。
同时，由于军纪废弛，各舰管带虚应敷衍，弄虚作假，致使北洋海军后期军事训练形同虚设，打靶演习时“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驰。码数已知，放固易中。”来远舰大副张哲荣在战后反思：“我军无事之秋，多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故一旦兵兴，同无把握。虽职事所司，未谙款窍，临敌贻误自多。”可见，北洋海军对将领的粗管疏问、放纵迁就，导致了贪腐之行滋长、骄奢之举蔓延、虚假之风盛行，注定了北洋海军倾覆灭亡的历史命运。
甲午海战给中国军人留下的重要警示：腐败是毁军亡国的第一破坏力
潮起潮涌提剑立，一生长为国家忧。遥想当年，威海湾刘公岛前，舳舻相接，旌旗蔽空，可谓盛极一时，世界惊叹，然而仅仅6年之后，北洋海军却因用人腐败问题，导致官员队伍整体无德昏庸、无能懦弱，致使这支庞大的舰队樯橹灰飞烟灭了，这不能不给我们以深刻的警醒和启示。
北洋海军用人失察失误的教训，关键是选人用人的标准不清、界限不明，往往带着“长官意图”选人，搞先入为主;带着“虚光浮影”选人，搞概略瞄准;带着“门户之见”选人，搞裙带提携，导致提拔使用了一些无德无才无能、吹牛皮说大话玩花活的官员，出现了用人不准、用人不公的腐败问题。
由此联想我党成立90多年的历史，能够领导中国革命斗争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正是因为始终坚持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干部选拔任用根本标准，才确保了枪杆子始终掌握在忠于党的可靠的人手中，形成了坚强有力的领导。以史为鉴，军中用人，贵在坚持用战斗力标准选人。当前，我们有的单位在选用干部时，还存在没有完全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的问题，考虑“管得住、不出事”较多，关注“冲得上、打得赢”不够;考虑眼前资历和背景来头较多，注重知识结构和创新能力不够。邓世昌在北洋海军中是不可多得的懂海军、能作战、要求严的将领，但在晚清官场“累日以为劳，计岁以为阶”的大环境下，他因年龄轻、资历浅，“虽贤智而终不得越”。因此，围绕能打胜仗目标选人用人，必须把战斗力标准立起来，落实到干部考评任用的全过程，多选打仗需要的人、研究打仗的人、关键时刻能冲上去的人、富有血性和责任担当意识的人，确保把政治上可靠、能思打仗之策、练打仗之技、务打仗之效的优秀干部选出来、用起来。
用人是最大的导向，也是最大的形象。用好一个人，激励一大片;用错一个人，打击一大片。优化选人用人环境，就要积极营造“有为者有位、吃苦者吃香、实干者实惠”的鲜明导向，努力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要贯彻群众路线。金杯、银杯不如官兵的口碑。一个干部工作、生活在官兵当中，其德才如何、表现怎样，能不能胜任本职，官兵看得最清楚，也最有发言权。因此，选人用人要切实落实好官兵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真正做到考察评价看公论、选拔任用重民意，加上严明赏罚、违法必惩、违纪必究，就会让那些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干部没有市场。如果对那些不轨之举、不端之行宽容，实际上就是对公正和公平的亵渎，是对老实人的轻慢，是对实干者的漠视。总之，人前人后，唯公是举，才能对得起同志，经得起检验，肩得起重托。
（转载二）中日甲午海战失败的原因以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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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日开战之前，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并不比日本差，从经济上看，甲午战前日本的重工业还比较薄弱，轻工业中也只有纺织业比较发达与中国相当。钢铁、煤、铜、煤油、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得多。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和中国一样并不强盛。、从军事上看，日本在甲午战前的一二十年里，竭全国之力提升军事实力，尤其重视海军建设，日本1893年与中国海军主力北洋舰队相当（中国还有广东、福建水师）。日本常备陆军22万人，总兵力不到中国的一半，武器装备也相差不大。很显然，甲午战争中国之败，并不是败在军事力量上。
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应该从中汲取哪些教训？这对我们今天维护国家安全和加强国防建设有哪些借鉴呢？
一、缺乏预见，认为不会发生战争，准备不足
十九世纪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转变，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必然引起对殖民地更加激烈地争夺。于是，地大物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便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眼中的一块肥肉。从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从来没有停止过，但1884年中法战争后，由于列强之间忙于争斗，相对平静了大约10年，中国政治家的神经松弛了一些，在人们对西方列强的“友善”感到庆幸的时候，东边的一个邻国正在虎视眈眈。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得到较快发展，与封建的武士道精神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军国主义怪胎，极具扩张性和掠夺性。
侵略并战胜中国，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国策。早在1855年，日本的改革派政治家吉田松阳子就主张：“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当开拓虾夷。晓喻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吉田的这一思想，对他的徒弟，后来成为日本政要的伊藤博文（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参议院议长）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日本政治家的主流思想。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奠定了大陆政策，大臣田中义一在奏折中说：“明治大帝遗策是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满蒙，第四期征服支那，第五期征服世界。”到了188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7年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路线图发动侵略战争，并几乎达到了全部目的。
日本在几十年里进行各方面的充分准备，前后实施了8次《扩充军备案》。甲午战前的几年，平均年度军费开支高达总收入的31%。1887年天皇下令从皇室经费中挤出30万元作为海军补助费，这笔钱虽然不算很多，但表达了最高统治者的决心，势必对全国产生很大激励。果然，在天皇的感召下，全国富豪纷纷捐款，一年就有100多万元。这不仅增加了军费，也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日本一面扩军，一面派出大批间谍在中、朝活动，在甲午战前绘成了包括朝鲜和我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渤海沿线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条道路的详图。日本就像一架制作精良的战争机器，时刻不停地运转着，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与之相比，清政府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就显得很不到位，对遭受侵略缺乏应有的预见和警惕。
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祯，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不以倭人为意”。李鸿章也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清醒的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
甲午战争开端于朝鲜。19世纪后期，朝鲜一直是国际政治力量角逐的重要舞台，也是中日关系的一个热点。日本不仅要在朝鲜争夺权益，更将其视为侵略中国的前沿阵地，一直在寻找机会，1894年朝鲜发生内乱，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派兵支援（历史形成朝鲜当时是中国的藩属）。就在中国向朝鲜派兵时，日本军队也大举入朝，战争拉开了序幕。这时日本还打着保护在朝侨民的旗号，照会中国政府“日本政府必无他意”。6月2日，日本组成战时大本营；6月9日，日军在仁川登陆，随即进占汉城。就算是到这个时候，清政府还认为不会发动战争，还寄希望于中日双方同时撤军。李鸿章给在朝陆军的指令是：“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开衅。”给北洋海军的指令是：“日虽添军，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应令静守。”
为了外交上的主动，避免先开第一枪，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要命的是没有积极主动备战，做好战斗准备，使敌军从容调兵遣将，占据险要。直到日军将中国在朝部队围困于牙山时，才匆忙从海上增援，已经为时太晚。导致陆军在牙山大败，仓皇退守平壤。海上运兵也遭到日本海军伏击，运兵船被击沉2000名将士葬身海底。紧接着平壤战役也因为毫无准备而惨败，残军一口气溃退500余里，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战争刚刚开始就蒙上了失败的阴影。
朝鲜战场的失利，极大地影响了我军的士气，助长了敌人的气焰。战争往往就是这样，一方有备而一方无备，就会挨打；而被侵略方如果头脑清醒，准备充分，毫不示弱，针锋相对，对侵略者必然产生威慑、遏制作用，就有可能改变战争进程，甚至把战争中止于初起阶段。但是，中国丧失了这个机会。其根源就在于对侵略战争缺乏预见，造成战前缺乏准备，初战举措失当，这是甲午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也是需要认真汲取的深刻教训。
二、一味依靠外国调停，没有把立足点放在自身力量上来
朝鲜战场的失利，虽然造成了一定的被动，但还没有影响全局。这时候，清政府如果能认清形势，坚定地投入反侵略战争，并采取正确的战略，一定能够挫败敌人的进攻。可惜中国最高统治者中掌实权的慈禧太后、奕等都是主和派，李鸿章也坚决主张“羁糜为上，力保和局”。从战争开始到失败投降，他们一直致力于争取英俄德法美等国家的调停，以达到求和目的。
外交和军事一样，都是国家政治行为的重要手段。李鸿章想利用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遏制日本，解除中日军事对峙，用心可以理解。但他显然对列强干预成功的可能性期望太高了，过分依赖外交斡旋而放松了军事努力。他认为“列强必有区处，必有收场”，命令部下“静守勿动”，“保舰勿失”，既殆误了军机，又影响了士气。
李鸿章首先请求英国调停，他考虑英国在华既得利益最多，日本侵华“英人必不答应”。但没有想到英国和日本已经在背后进行了交易，英国不但放弃干预，还与日本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以示支持。英国甚至对日军击沉本国商船事件保持沉默。就这样，中国被英国出卖了。
李鸿章转而请求俄国干涉，因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主要在东北，与日本有利益冲突。但这时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尚未修通，在远东争夺的筹码还不够，并不想和日本闹翻，只是进行了一番口舌之争了事。清政府还请求德、法两国调停，那更是徒劳无益，白白浪费时间。
英俄德法调停落空后，李鸿章还异想天开地寄希望于美国调停。伪善的美国回复说：“美国抱严正的中立态度，只能用友谊的方式影响日本。”实际上美国并不是什么中立的态度，而完全是倒向日本的。给日本提供军事贷款，派遣军事顾问，运送军用物资，包庇日本间谍，甚至允许日本军舰挂美国国旗蒙蔽中国海军。美国把日本作为它在远东的小伙计，而日本敢于悍然发动战争，也是因为有美国作为后台老板。
一味寄希望于别人，而松懈自己，放纵敌人，在战争中实为大忌，无疑是取祸之道。日本加紧进攻以求速战速胜，而中国则在一次又一次的调停中丧失时间和机会，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在大小几十次战役中，没能组织一次像样的抵抗，正如礼部侍郎志锐所说：“我愈退则彼愈进，我愈让则彼愈骄，彼则着着占先，我则面面受制。”不但外交上毫无进展，军事上也彻底失败，海陆军主力损失殆尽，最后只能投降求和。
清政府的主战派也看出了问题，光绪皇帝下谕旨说：“他国劝阻，亦徒托之空言，应预筹战守之计。”朝臣责备李鸿章，“观望迁延，寸筹莫展，一味因循玩误，险要之地，拱手让于外人。”说得当然很对，但也没有什么用处。李鸿章上边还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军机处，慈禧太后，都是主和派，而主战派光绪皇帝、翁同和等没有任何实权，只能是干着急，空喊而已，拿不出实际的办法。到了把自己逼上绝境的时候，也只能同意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要想求得和平，只有良好的愿望是不行的，靠别人也是靠不住的，必须加强军备，且有英明的决断，抓住战机该出手时就出手。战争不相信眼泪，弱国无外交，战场上如果没有胜算，谈判桌上肯定什么也得不到。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充分证明了这个真理。
三、信奉“武器决定论”是战争失败的思想原因
晚清的政治家、军事家中，李鸿章特别重视武器装备。由于他的大力倡导和运筹，推动了洋务运动，组建起北洋海军和新式陆军，有利于提升军事实力。但因为李鸿章把武器作用极端化、绝对化，由“武器决定论”导致悲观情绪和失败主义。战争的胜负决定于军事力量对比，这是一般规律。以弱胜强，以少胜多需要特定的条件，不是普遍现象。但在军力相当的情况下，胜负又取决于什么呢，这就不是唯武器论所能解释的了。就只能靠指挥者的英明决策，坚定的信念，必胜的决心。
甲午战争无论从总体上还是从主要战役来看，都不是败在军事力量对比和武器装备优劣上。以黄海海战为例：
1894年9月17日，中日海军主力在黄海靠近中朝边境的大东沟一带海域相遇，一场对甲午战争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大海战爆发了。投入这次海战的中日舰队实力如下表：
军舰总数 鱼雷艇数 铁甲舰 半铁甲舰重炮轻炮 排水量
中国舰队14460211413.5万吨
日本舰队1201211209 4.1万吨
可以看出，双方舰队的实力不相上下。北洋舰队的优势是铁甲舰和重炮较多，其中定远、镇远两艘主力舰无论装甲、吨位、火炮口径都是当时世界领先、远东一流的战舰。日本舰队的优势是舰速较快、机动性强。单纯从军力上看，中国舰队还略占优势，但海战的结局却是相反。北洋舰队被击沉5艘军舰，受到重创；而日本舰队未失一舰，只有几舰受伤。而北洋舰队在此之后更不敢出海作战，完全失去应有的战略作用。
北洋舰队黄海战败的直接原因有如下几点：一是指挥失当。本来预定的迎战队形是双列纵队，但逼近敌舰时成了散漫的雁形横列队。其原因有两种说法，一说挂错信号旗，二说部分军舰未能及时到达预定位置。（平时缺乏实战经验，模式化训练，战争是检验训练水平的最好方法）开战不久，旗舰定远年久失修的舰桥被本舰火炮的后坐力震坍，海军提督（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从舰桥上跌落负伤，不能继续指挥战斗，而他事先又没有指定代理指挥者，这个致命的疏漏使中国舰队一开始就失去统一指挥。紧接着信号旗也被击毁，旗舰与舰队的联系中断，各舰只能各自为战，陷于混乱。二是有的将领贪生怕死，临阵脱逃。在激战中，致远、经远二舰不幸被敌军击沉，济远、广甲、扬威三舰惊恐万状，仓皇逃窜，济远还可耻地挂起白旗。（估计这些官都是花钱买来的，平日里光顾敛财了，他们肯定深信：人生最悲惨的事情是，人死了钱没花掉）不但削弱了战斗力，还严重地扰乱了军心。4艘鱼雷快艇有3艘慑于敌威，一直躲在远处不敢参战，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三是炮弹不足，质量不好。这次战斗只打了5个小时，但竟然不可思议地发生了炮弹不够的情况，定远和镇远的主炮炮弹全部用光。炮弹质量也有问题，有的打不响，有的“中敌船而不裂”（估计炮弹生产拿了回扣以次充好，或者直接在酒桌上被吃掉，或者被偷出来卖了）。四是军事技术水平低下。北洋舰队的一艘鱼雷快艇在距离敌舰西京丸号40米处发射鱼雷，竟然未能命中（鱼雷从舰底一米处划过，和现在的某些首长差不多射击经常脱靶），使敌舰逃逸，而日本海军部长桦山资杞正在此船上督战，失去了绝好的歼敌机会。
黄海之战虽然失利，但相比还算是甲午战争中打得最好的一仗，其余大部分战役、战斗，要么一触即溃，要么望风而逃，根本不是武器优劣、装备好坏、兵员多少的问题。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给本国政府汇报时说：“中国军队虽然在数量上较日本有相当的优势，但训练方面尤其是管理方面远不及日本。无远见和缺乏军事知识的中国当局，将面临着海军舰队被彻底摧毁的危险。”事实证明这个英国人确有见地。
军队战斗力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直接因素，但战斗力的强弱不仅决定于武器装备，还有军队的指挥、管理、训练、精神状态，战略和战术等。甲午战争的情况也是这样，把战败单纯归于武器装备说不过去，是一个长期形成的认识误区。
四、放弃和丧失制海权是战争失败的战略原因
毛泽东同志说过：“办法是跟着方针来的，方针是不抵抗主义的时候，一切办法都反映不抵抗主义。”清政府避战求和，消极防御的指导思想，突出表现在忽视和放弃制海权的战略失误，这是甲午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近代战争中，掌握制海权非常重要。所谓制海权，简单地说就是能使自己一方在一定的海域自由航行而使敌方不能自由航行。能否掌握制海权取决于海军的实力和正确的战略。甲午战争的制海权主要指黄海海域。黄海关系到三个半岛，即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海上交通，所以黄海的制海权至关重要。
甲午战争的主战场在朝鲜、中国一侧，日军属于跨海作战，补给线很长，必须从海上运输。中国虽是内线作战，但扰乱和切断敌军的海上交通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措施。因此，集中海军主力，寻找有利时机主动出击，必要时进行决战，对敌方海军形成遏制，不但是必要的，当时也有这个力量和可能。1893年，中国海军居世界第9位，排在英、德、法、俄、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之后，美、日之前。如果战略正确，指挥得当，应该能够取得一定的胜利，收到很大的效果。
日本政府和军方对侵华战争中制海权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他们长期致力于海军建设就是基于这种考虑。甲午战争前，日本“战时大本营”和海军部长桦山资杞针对可能发生的三种情况制定了上、中、下三策。一是如果海战获胜，取得制海权，陆军就长驱直入，进攻辽东、山东及北京；二是如果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只占领朝鲜，海军尽可能维持朝鲜海峡的制海权；三是若海战失败，则撤退朝鲜陆军，海军协防日本沿岸。日本的战略思想非常明确，把整个战争基点放在制海权的争夺上，在设想的上、中、下三策中他们取得了上策。相反，清政府和李鸿章对这个重大战略问题的认识却很模糊，对战争中海军应该发挥何种作用，怎样发挥作用没有清晰的思路。朝鲜开战后，日本海军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集中主力寻找中国舰队决战，而中国海军却尽量避免与敌军在海上相遇，没有进行决战的思想准备和军事准备。一方主动，一方被动；一方有备，一方无备；一方伺机决战，一方消极避战。一旦海上遭遇，后果可想而知。
制海权的丧失使沿海陆战孤立无援，极为被动，突出表现在两次反登陆作战的失利。
日军兵分两路攻打辽东半岛，一路从朝鲜跨过鸭绿江入侵，一路从海上进犯，在花园口登陆，如成功即可直捣旅顺后路。但日军此着也是一步险棋，花园口不是一个理想的登陆地点，此处沿岸海滩很浅，大船不能靠近，军队与物资需换汽艇和舢板转运。日军36艘运兵船在军舰的护送下，2.4万人及大量军马辎重，从10月23日至11月7日整整登陆了15天。清政府事先得到了这次日军行动的情报，如能派一支劲旅凭险扼守海岸，海军攻袭敌舰，则可对敌形成两面夹攻之势。但奇怪的是，岸边小股清军放了几枪便了无踪影，海军根本没有出动。日军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得以从容登陆，打开了进攻旅顺的大门。很快，清政府经营20多年，耗银数千万两的重要军事基地旅顺陷于敌手，大量船只、武器、装备、粮食被敌缴获。日军兽性发作，残忍地进行屠城，旅顺数万军民被杀害，全城仅有36人幸免于难。
不久荣城和威海又重蹈覆辙。山东荣城距北洋海军基地威海仅有30海里，是日军袭击威海的最佳路线。1895年1月29日，日军联合舰队掩护50艘运兵船共3.4万人，用5天时间在荣城登陆。中国陆军未能组织有效抵抗，海军近在咫尺，但李鸿章命令“以舰队全力坚守刘公岛”，伏匿于威海坐以待毙。日军舰队司令伊东佑享后来承认：“如丁汝昌率舰队前来，用鱼雷艇对我袭击，我军岂能安全上陆？”
这一切一切的不作为，不应该，造成了我们在中日甲午海战惨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日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规定：（一）中国承认朝鲜独立。（二）中国向日本割让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三）中国赔偿军费白银2亿两（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共2.3亿两）这笔巨款相当于日本当时7年的财政收入。以及新开通商口岸，增加内河航线等共11款。甲午战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从此走向更深重的灾难。巨额战争赔款相当于全国3年的财政收入，清政府根本无力承受，只能向英法德俄列强贷款，不但利息很高，还要以海关、税收、财政的管理权作抵押。大面积割让国土直接导致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战后的几年里，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长城以北属俄，长江流域十省属英，山东属德，云南、两广属法，福建属日。而美国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则打着“利益均沾”的旗号，以支持日本为主要手段，谋求在中国的更大权益。战后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中国东北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台湾被日本割占，使数百万同胞离开祖国的怀抱，饱受欺凌50多年。
当时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并不比日本差，从经济上看，甲午战前日本的重工业还比较薄弱，轻工业中也只有纺织业比较发达与中国相当。钢铁、煤、铜、煤油、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得多。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和中国一样并不强盛。从军事上看，日本在甲午战前的一二十年里，竭全国之力提升军事实力，尤其重视海军建设，到1893年，拥有军舰55艘，排水量6.1万吨，与中国海军主力北洋舰队相当（中国还有广东、福建水师）。日本常备陆军22万人，总兵力不到中国的一半，武器装备也相差不大。很显然，甲午战争中国之败，并不是败在军事力量上。
(转载三)甲午海战启示中国海军：必须有积极进攻的意识
新华网2014年01月10日 14:51:40 来源：中国军网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4-01/10/c_125986647.htm
陆战学院教研部 靳天宇
一、海洋意识的弱化与缺失，是甲午海战失败的重要原因。海军建设必须树立强烈的海洋意识
甲午海战爆发及结局，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沉积深厚的社会根源，复杂、尖锐的国际关系，科学技术水平的时代落差，作战思想的严重滞后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海洋认识的混沌、海洋观念的淡漠、海洋意识的弱缺，则是甲午海战惨败的重要原因。
我国是一个濒海国家，有着18，000多千米海岸线和32，000多千米的岛屿线，安全和发展与海洋息息相关，重视海洋在海军建设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中国传统的军事思想与国防观念具有三个基本特点：重防轻攻、重谋轻技、重陆轻海。海洋意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是很弱化与缺失的。晚清统治阶层创建海军的动机，并非完全基于捍卫国家海洋领土完整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而是重在卫戍京畿。因此在北洋舰队组建成军之后，当清政府认为海军已经发展到“用之自守则有余”的时候，便停止了海军的继续发展，从1888年成军即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器械弹药经费，海军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
海洋意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长期的海洋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海洋意识虽不能一蹴而就地催生现实海军实力，但却会对海军建设起到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内在驱动作用，并在战略决策、用人机制、武器发展、体制编制等方面产生强烈的渗透与辐射作用。由于海洋意识的淡薄，尽管清政府在海军海防建设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海军作战舰艇的总吨位一度达到4万多吨，跃居世界海军大国的行列，并在亚洲地区首屈一指。但海军战略偏重保存实力，消极防御，不敢放手进攻。因而始终未能构建海军建设的有序机制和把握海上力量发展的战略节奏，造成了近代中国海军的衰败。
历史告诉我们，如果只在军事上、国防上需要海军，而在经略海洋、开拓海洋事业方面并无需求的话，这种建设海军的基础是不够牢固和没有后劲的，也难以形成持续发展的局面。海军是个知识密集、技术复杂的军种，它的建设和发展需要大量的投入，离开了强大的物质基础，要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海军是不可能的。经略海洋可以为开拓和发展海洋事业进行战略性指导，大大提升国家的综合国力。没有强烈的海洋意识，没有对海洋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价值的深刻认识，就不可能重视海洋在民族复兴中的地位，更不可能建设强大的海上力量。
二、军队整体素质低下与战斗力不强，是甲午海战失败的直接原因。海军建设必须树立坚定的强军意识
甲午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固然是清政府的腐败和软弱，但军队整体素质低下，综合战斗力不强是不可置疑的直接原因。
北洋海军是洋务运动的产物，是清政府不惜重金打造的一支近代化的海军。这支军队的主帅海军提督丁汝昌原是淮军系军官，在陆战中纵然身经百战，但由于“未涉海军门径”，“不谙管驾，亦不知水战诸法、西国文字，虽追随前教习琅提督多年，不过略识皮毛而已”，“他不能训练他的下级军官，海军的专门技术，海军的科学教育，他知道的也很有限”。李鸿章之所以选他统帅北洋舰队，表象是“海军军官皆年青，资望不足以统驭全军”，而深层的原因则是培植自己的势力。反观日本方面，联合舰队司令为海军中将伊东佑亨。此人自幼对海军兴趣浓厚，早期留学英国海军，明治维新后即加入海军。其职业履历包括炮兵、航海、多舰舰长、造船所长，海军大学校长等，是集行政、技术与学术多重角色于一身的职业海军。日本把此人与时任海军大臣的西乡从道、军令部长桦山资杞并称为甲午战争时的日本海军三套马车。这完全是一个野心勃勃富于冒险精神的战争班底。
北洋海军后期军事训练有名无实，弄虚作假成风；打靶演习时“预设数码，设置浮标，遵标行驰，码数已知，放固易中”。“我军无事之秋，多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故一旦兵兴，同无把握，虽职事所司，未谙款窍，临敌贻误自多”。至此，黄海激战中，致远、经远不幸中弹沉没，济远、广甲、扬威三舰仓皇逃窜也就成了必然。
甲午海战是对近代中国海军全面建设的一场实战检验。它告诉我们，强军要先强将。孙子曰：“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吾以此观知胜负矣。”主将的军事素养必将对部队战斗力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要知人善任，真正把热爱事业、精通业务、敢于担当的人用到重要岗位，施以重任，并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办法，不断提高其组织指挥能力和业务水平，确保懂打仗，会打仗，能指挥部属打胜仗。它说明苦练实练才能有真本领。走形式，走过场，搞弄虚作假，只能毁掉战斗力，劳民伤财且不堪一击。
三、军事思想与军事理论的严重滞后，是甲午海战失败的关键原因。海军建设必须树立积极的进攻意识
甲午海战的失败，还在于北洋水师没有深谋远虑的军事战略思想和先进的军事理论作指导，军事理论的水平低下，决策层对海军作战的战略、战役、战术问题研究甚少。因此，当战争来临之际，决策层难以科学地思考并规划海军在战争中的运用，更不知道如何从全局的高度尽可能地利用近代海军的特性并发挥它的威力。
受李鸿章“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思想影响，到甲午海战前，“中国一直强调陆军立国根基，其海防思想始终未跳出单纯海岸守口主义窠臼”，发展海军是为了服务其闭关自守政策，而不是为了控制海权和利用海洋。北洋海军成立不久，清政府即为其确定了单纯防御的战略。这一战略的核心是划分区域，扼守“最要”及“次要”的海口，拱卫旅顺、威海和渤海海峡，保障京畿门户的安全。这种海防战略思想观念，只把海军视为陆军的依附，没有充分认识到海军作为一个新兴的战略性军种的技术特点和独特属性，不是从重视制海权和夺取制海权出发，制约了海军战略能量的有效释放。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甲午海战中，北洋海军消极避战，一味的“保船制敌”，舰队自始至终都未发起一次主动进攻，舰队的进攻性和灵活性受到抑制。海防建设未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海防建设思想和海军建设理论的落后，导致海战一败涂地。
而日本则相反。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战略环境，使日本从明治维新一开始就十分注重海军的建设，重视海军作战理论的研究和海军战略的制定。在西方海洋观念和制海权理论的影响下，日本不断推进军事理论的发展，抓住了海军发展的历史机遇期，制定了正确的海军作战指导方针，推进了海军建设发展。甲午海战前，日本“战时大本营”和海军部长桦山资杞制定了上、中、下三策，为海战提供了实用的理论指导，并始终把通过主动进攻谋取制海权作为海军运用的重中之重。
恩格斯指出；“当技术浪潮在四周汹涌澎湃的时候，最需要的是更新、更勇敢的头脑”。海军现代化的进程绝不仅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一次军事思想上的变革。变革离不开理论的指导。需要对海军的战略运用重新认识。海军的机动性、战略性、攻击性决定了海军是一种进攻性军事力量，进攻是海军军种战略运用的本质属性，也是最能发挥海军效能的最佳运用方式。在世界海战史上，没有哪一次战争是通过完全倚重防御而取得胜利的。只有充分认识了海军的核心军事能力和本质属性，才能更好地发挥海军的战略功能。（摘自《军事学术》2013年第10期）
（转载四）金一南少将：中国甲午海战之败的启示
作者：金一南时间：2011年12月15日
大学网http://www.haodaxue.net/html/71/n-8471.html
清廷凭啥下诏对日宣战？
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与入侵外敌交战时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它又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首当其冲的是多年惨淡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灭。一切后果由此蔓延扩展。战争双方装备实力与最终结局反差如此之大不得不令人深思。
北洋水师是一支付出了巨大投入的舰队。有人统计，不算南洋海军和广东、福建水师，仅建成北洋海军就耗银3000万两。另有统计说，清廷为海军的总投资在1亿两白银上下，等于每年拿出300多万两白银用于海军建设，平均占年财政收入的4％强，个别年份超过10％。这样的数目与比例在当时条件下不可谓不高。
北洋水师在装甲和火炮口径方面一直保持优势。排水量7335吨的“定远”、“镇远”两舰是亚洲最令人生畏的军舰，属于当时世界较先进的铁甲堡式铁甲舰。黄海大战中，“定”、“镇”两舰“中数百弹，又被松岛之十三寸大弹击中数次，而曾无一弹之钻入，死者亦不见其多”，皆证明它们是威力极强的海战利器。
火炮方面据日方记载，200毫米以上大口径的火炮日、中两舰队为11门对21门，我方记载此口径火炮北洋舰队则有26门，优势更大。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也有92∶50的优势。日方只在中口径火炮方面以209∶141占优。当然因为中口径炮多为速射炮，所以日方在火炮射速方面的优势还是明显的。但因为大、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的优势同样不小，所以不能说火炮全部是日方占优。
再看看船速方面的差距。就平均船速说，日舰快1.44节，优势似乎不像人们形容得那么大。有人说北洋舰队将10舰编为一队，使高速舰只失速达8节，不利争取主动，那么日本舰队中也有航速很低的炮舰，其舰队失速亦不在北洋舰队之下。
流行的说法是，北洋海军自1888年后未添船购炮，已难以一战。但从以上可看出，不论就哪一个方面说，北洋舰队也远未到不能一战的地步。1894年5月下旬李鸿章校阅北洋海军，奏称：“北洋各舰及广东三船沿途行驶操演，船阵整齐变化，雁行鱼贯，操纵自如……以鱼雷六艇试演袭营阵法，攻守多方，备极奇奥。”“于驶行之际，击穹远之靶，发速中多。经远一船，发十六炮，中至十五。广东三船，中靶亦在七成以上。”“夜间合操，水师全军万炮并发，起止如一。英、法、俄、日本各国，均以兵船来观，称为节制精严。”
若不是出于此种自信，清廷不会在这篇奏折上奏两个月之后毅然下诏对日宣战。
这样的军队还能打仗吗？
舰队是实力相当的舰队，结局却是一边倒的结局。多种资料证明，北洋海军在一片承平的中后期，军风被各种习气严重毒化。
《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提督丁汝昌则在海军公所所在地刘公岛盖铺屋，出租给各将领居住，以致“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对这种视章程为儿戏的举动，李鸿章以“武夫难拘绳墨”为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对日宣战前一日，他才急电丁汝昌，令“各船留火，官弁（旧时称低级武职）夜晚住船，不准回家”。
章程同样规定不得酗酒聚赌，违者严惩。但“定远”舰水兵在管带室门口赌博，却无人过问；甚至提督也侧身其间：“有某西人偶登其船，见海军提督正与巡兵团同坐斗竹牌也。”
清廷兵部所定《处分则例》规定：“官员宿娼者革职。”但“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识者早忧之”。在北洋舰队最为艰难的威海之战后期，“来远”、“威远”被日军鱼雷艇夜袭击沉。“是夜‘来远’管带邱宝仁、‘威远’管带林颖启登岸逐声妓未归，擅弃职守，苟且偷生”。
章程规定的船制与保养也形同虚设。舰船一是不保养，一是挪作他用。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谈过一段对中国舰艇的观感：“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藉，业已无可驶用。”舰队后期实行行船公费管带包干，节余归己，更使各船管带平时惜费应付，鲜于保养维修，结果战时后果严重。“致远”、“靖远”两舰截门橡皮年久破烂，一直未加整修，致使两舰在海战时中炮后速即沉没。
至于舰船不作常年训练而挪作他用，则已不是海军的个别现象了。“南洋‘元凯’、‘超武’兵船，仅供大员往来差使，并不巡缉海面”；北洋以军舰走私贩运，搭载旅客，为各衙门赚取银两。在这种风气下，舰队内部投亲攀友，结党营私。海军大半闽人，水师提督、淮人陆将丁汝昌“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黄海之战后，甚至“有若干命令，船员全体故意置之不理”,提 督空有其名。而闽党之首刘步蟾则被人们称为“实际上之提督者”。总教习琅威理“督操极严，军官多闽人，颇恶之。右翼总兵刘步蟾与有违言，不相能，乃以计逐琅威理”。“督带粤人邓世昌，素忠勇，闽人素忌之”；“‘致远’战酣，闽人相视不救”。这支新式军队的风气如此之快就与八旗绿营的腐败军风无二。
这支军队为啥听不到真话？
舰队腐败风气的发展很快发展为训练中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平日操练炮靶、雷靶，唯船动而靶不动”；每次演习打靶总是“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徒求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空给观者以威力强大的假象，博得官爵利禄的实惠。最后发展到1894年大阅海军时，“定”、“镇”两艘铁甲舰305毫米主炮的战时用弹仅存3枚(“定远”1枚，“镇远”2枚），只有练习用弹“库藏尚丰”。虽然“前此一年，鸿章已从汉纳根之议，令制巨弹，备战斗舰用”，却一直没有落实。而这时战争已迫在眉睫。与备战如此相关的事宜既不见刘步蟾、林泰曾两管带向丁汝昌报告，又不见丁汝昌向李鸿章报告。不管北洋舰队内部提督、总兵、管带之间矛盾有多大，但直至其全军覆灭，“定”、“镇”两舰到底有几枚305毫米主炮战时用弹，人人讳莫如深。就此一项，北洋舰队大口径火炮方面的优势立成乌有。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海战中两舰之主炮在绝大部分时间内，一直在用练习弹与敌舰作战。
歌舞升平中弄虚作假，战火硝烟中便代以谎报军情。
丰岛海战，“广乙”沉没，“济远”受伤。北洋海军首战失利。但丁汝昌报李鸿章：“风闻日本提督阵亡，‘吉野’伤重，中途沉没。”
黄海海战，丁汝昌跌伤，舰队失去指挥，本因我方在有效射距外仓促开炮震塌飞桥所致，奏报却成为“日船排炮将‘定远’望台打坏，丁脚夹于铁木之中，身不能动”(至今我们一些学术文章还在引用这样的观点）；丁汝昌还向李鸿章报称“敌忽以鱼雷快船直攻‘定远’，尚未驶到，‘致远’开足机轮驶出‘定远’之前，即将来船攻沉。倭船以鱼雷轰击‘致远’，旋亦沉没”；实则日方舰队中根本没有鱼雷快船，“致远”在沉没前也未曾“将来船攻沉”。
此战北洋海军损失“致远”、“经远”、“扬威”、“超勇”、“广甲”5舰，日舰一艘未沉。李鸿章却电军机处“我失四船，日沉三船”；又奏“据海军提督丁汝昌呈称……此次据中外各将弁目击，攻沉倭船三艘。而采诸各国传闻，则被伤后沉者尚不止此数。内有一船系装马步兵千余，将由大孤山登岸袭我陆军后路，竟令全军俱覆”。日舰竟然携一艘“装马步兵千余”的运兵船来寻北洋舰队决战，完全是无稽之谈。其为掩盖失败而说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一场我方损失严重的败仗却被丁、李两人形容为“以寡击众，转败为功”；而且“若非‘济远’、‘广甲’相继逃遁，牵乱全队，必可大获全胜”。清廷也以为“东沟之战，倭船伤重”，“邓世昌首先冲阵，攻毁敌船”，“沉倭船三只，余多受重伤”，由此给予大力褒奖。一时间除参战知情者外，上上下下多跌进自我欣慰的虚假光环。不能战，以为能战；本已败，以为平，或以为胜；严重加剧了对局势的错误判断。
虽然北洋海军上报击沉的日舰后来纷纷出现在围攻威海的日舰行列中，但直至全军覆灭那一天，谎报军情未曾中止。1894年11月，“镇远”舰在归威海港时为避水雷浮标，误触礁石，“伤机器舱，裂口三丈余，宽五尺”。管带林泰曾见破损严重难以修复，深感责任重大，自杀身亡。这样一起严重事故经丁汝昌、李鸿章层层奏报，就成了“‘镇远’擦伤”，具体是“进港时为水雷浮鼓擦伤多处”，具体损伤状况则瞒而不报，以致清廷信以为真，下谕旨称“林泰曾胆小，为何派令当此重任？”
有的谎报军情使作战计划都发生改变。1895年2月，一鱼雷艇管带王平驾艇带头出逃，至烟台后先谎称丁汝昌令其率军冲出，再谎称威海已失。陆路援兵得知此讯，遂撤销了对威海的增援。陆路撤援成为威海防卫战失败的直接原因。
只敢露刃向己，不敢露刃向敌，军风至此，军纪至此，不由不亡。
为何说先进的武器本身不是战斗力？
北洋舰队的覆灭震惊中外。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曾评论说，北洋海军“观其外貌，大可一决雌雄于海国”。他只看到了这支舰队的外貌。亲历战斗全过程的洋员泰莱对这支舰队评论如下：“如大树然，虫蛀入根，观其外特一小孔耳，岂知腹已半腐”，可谓切中要害之语。
应该说舰队广大官兵作战异常英勇，包括外籍雇员对此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其宁死不退、誓与军舰共存亡之气概对今人仍是极大的激励。
但对军人来说，胜利没有替代品。至今仍有人以为北洋舰队败于船速炮速，败于经费不足。同是战斗舰，只备有一两枚主炮实弹去作战的海军有再强的兵器也归于无用。同是鱼雷艇，我方管带王平等人驾艇冒死冲出港外争相逃命之时，日方艇长铃木贯太郎却率艇冒死冲入港内，创下了世界近代海战史上鱼雷艇首次成功夜袭军舰的战例。其中之差距是多拨一些经费就可弥补的么？单就军事来说，甲午战争中最令人铭心刻骨的结局莫过于庞大的北洋舰队整体覆灭的同时，对方舰队竟然一艘未沉。就此一点，任何经费短绌方面的探索、船速炮速方面的考证，以至对叛徒逃兵的声讨和对英雄壮烈的讴歌，在这个残酷事实面前皆成了苍白无力的开脱。
甲午之败，腐败使然，有政治的腐败，更有军事的腐败。可以计算一下，在日本联合舰队开炮以前，我们自己内部有多少人参加了埋葬这支舰队的工作。他们有的本是海军积极的筹建者，为此上下呼吁，四处奔走；有的则是舰队指挥者和战斗参加者，最终随战舰的沉没而自杀身亡。他们的悲剧又何尝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在那个政治腐败、军纪废弛的社会环境中，一切都因循往复，形成一个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锁链。政权建立了军队，又腐蚀着它；军队维护着政权，又瓦解了它。它们本想极力避免但结果却加速了那个无法避免的过程。在这其中，它们互为牺牲品。
对当今的军人来说，一个再大不过的教训就是：武器本身并不是战斗力，哪怕是再先进的武器。任何武器的效用皆要通过人去实现。从这一点上来说，北洋海军之失败实属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