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明中叶以来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市民阶层的壮大及其生活情趣的普泛化，政治斗争的尖锐和王朝鼎革间的社会大动乱，理学的危机和异端思想的抬头，雅俗文化的对流与中西学术的初次碰撞，以及处在如此复杂多变环境里的士人心态的狂放与抑郁等，为新的人文核心的萌生提供了温床，而被称为"异端之尤"的思想家李贽，正是诞生在这样一种人文环境之中。
李贽字宏甫，号卓吾，福建泉州晋江人，泉州是温陵禅师住地，因又号温陵居士。生于明世宗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他的出生地泉州当时已成为中国第一大港，也是世界最大贸易港之一，工商业发达，外国商人云集。李贽出身于一个商业世家，其二世祖林驽是泉州巨商，娶色目女为妻。四世祖林易庵与五世祖林琛经商往来于琉球日本之间，并做过通事(翻译)，在李贽的家族中不少人和西亚血统的伊斯兰教徒通婚，因此他的家庭在处世观念与宗教信仰方面有异于中原的儒教世家，到了李贽父亲林白斋则弃商业儒，成为一个教书先生。林白斋为人豁达大度，任侠使气，身上没有迂腐的道学气，李贽十分推崇他的父亲，后来还因思念死去的父亲而改号为"思斋居士"。李贽的这种家庭环境对他放诞自由的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李贽在1570-1577年的七年中在明代南都(南京)任职，这期间他结识了一些相知的朋友和耿定理、焦等人，以及后来的论敌耿定向，尤其重要的是，他还结识了王畿、罗汝芳等王学人物，还以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的儿子王襞为师。这是李贽的思想观点成为泰州学派后期代表的一个重要原因。李贽55岁时开始四处访友求道，后来又把妻女送回老家，独自在麻城落脚。妻子去世后，他干脆剃发为僧。他解释道："在家不好修道乎?我平生不爱属人管......，我是以宁漂流四外，不归家也。""余唯以不肯受人管束之故，然后落发，又岂容易哉!""世不我知，时不我容......吾谓当此时，正好学出世法，直与诸佛诸祖同游戏也。"(1)而且他还给友人僧继泉的信中说："其所以落发者，则因家中闲杂人等时时望我归去，又时时不远千里来迫我，以俗事强我，故我剃发以示不归，俗事亦决然不肯与理也，又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2)。由此可见，李贽落发为僧，一是为摆脱世俗人事，封建纲常伦理的约束，彻底有个自由之身；二是以异端示人，向世俗社会与道学家们挑战。
李贽客居麻城龙潭湖以及后来到山西、南京、北京等地访友期间，先后撰写了《初潭集》、《焚书》、《续焚书》、《明灯道古录》、《孙子参词》、《藏书》、《九正易因》等大量著作。这些著作对封建伦理道德和一切伪道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他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他指出："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3)并进而提出圣凡一律，任个性自由发展等观点，李贽思想中的叛逆性激怒了封建统治者及其爪牙假道学们，他们以"不利正风化"为名，烧毁他居身的寺院，将他逐出麻城，后来都察院左都御史温纯伙通都察院给事中张问达奏劾他，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将他逮捕下狱，万历三十年(1602年)三月十五日，李贽在吩咐侍者为他剃头后取刀自割咽喉，血流遍地，尚未断气。侍者问他："痛否?"李贽以指蘸血写道："不痛。"侍者又问："你为什么要自然呢?"李贽写道："七十老翁何所求!"两天之后，李贽气绝而死，时年七十六岁。至今北京通县尚立有李贽墓。
李贽的思想不是作为维护封建统治而出现的，而是代表了新兴的市民的要求和观点，极力张扬个性和自由，推倒传统偶像，企图重塑新的人格，因此，他被统治者和一切庸俗士大夫目为"异端"，他的著作一再遭到焚毁。
李贽所处的时代是儒家信仰发生严重危机，传统价值观念遭到前所末有的怀疑的时代，新思想的萌芽正在顶破历史的坚冰，伸展出稚嫩的绿叶。李贽以淋漓的鲜血打破了一千多年的历史沉寂，为近代的人文主义精神拉开序幕。
一、追求纯真的文艺观
《童心说》是李贽全部学说的理论基础。他讲"童心"，即讲"真心"、"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4)。做人不以真心，当然不可，童心是天赋的自然人性，所以才是最真实的，"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因而，他提出了天下最美的文章，必然出于童心："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5)他讲童心，是针对假道学而发的，他说："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盖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6)。由此出发，李贽认为，就是"好货"、"好色"，要求物质享受，也是合理的，而不应加以压抑，他还说："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知，无一刻不生知者，但不自知耳，然又未尝不可使之知也"(7)。"生知"，即指人生来有认识各种事的本能，本性，包括爱憎在内的道德意识和审美意识，都是天赋的。他的"童心说"即是"自然人性说"。他从自然人性论出发，把人进行思维的本能，本性都看作是天生的人寒了要加衣，饥了要吃饭，同样人见了美好的事物就喜悦，见了丑恶的事物就憎恶，与这种童心相联系，李贽提出了识、才、胆的意义和审美价值，识由知来，知之愈多，识见愈广，才和胆均由识而发，一个人如果童心常存，识、才、胆就会正常发挥作用。他要求识、才、胆应三者俱备，他以此衡量自己，觉得自己在为人处世上，"出词为经，落笔惊人，我有二十分识，二十分才，二十分胆。呜呼!足矣，我安得不快乎!"(8)。"快"就是审美感情上的满足和快活，由此他要求文学家要敢于发表自己的作品，"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也不能把作品"藏于名山，投之水火"(9)。李贽的这种自然人性论的"童心说"，在思想上和美学上，有着反对封建礼教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巨大的进步意义。李贽（1527-1602年），字宏甫，号卓吾又号温陵居士。福建晋江人，明末杰出思想家和进步史学家。李贽出生在一个回教徒的市民家族。原籍河南，姓林，元朝以后迁来福建。三世祖因反对封建礼教，得罪林姓御史，被扣上“谋反”罪名，为避祸改姓李。李贽幼年丧母，随父读书，学业进步迅速。自幼倔强，善于独立思考，不信回教，不受儒学传统观念束缚。12岁开始作文，反对孔子把种田人看成“小人”。26岁中举人。30岁至45岁为官，先后任河南辉县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礼部司务、南京刑部员外郎和郎中，最后出任云南姚安知府。20多年宦海生涯，他耳闻目睹官场的种种黑暗，以及民反兵变、倭寇骚扰我东南沿海等现实，深感明王朝内部的腐朽没落。他与那些昏官迂儒和假道学格格不入。54岁那年，毅然辞官，寄居湖北黄安（今红安县），同大官僚耿定向的二弟耿定理探计学问。耿定理死后，耿定向屡次来信指责李贽“超脱”，两人遂由思想上，政治上的分歧发展为公开的激烈论战。李贽只好移居黄安邻县的座城经摩庵，过着半僧半俗的“流寓”生活后来他干脆把妻女送回原籍，自己则在座城龙湖芝佛院落发，同友人周友山等知己在青灯古佛下讲学论道。他的《焚书》就是这时在座城刻行的。书中收入了几封与耿定向论战的书信。耿定向得知，一口咬定是李贽对他的“诽谤”，并以此为借口，批示其门徒对李扫亢进行围攻、迫害。李贽被逼无奈，只得离开龙湖，长期出游四方。在邪恶的势力面前，李贽毫不畏惧，始终坚信正义在自己一边。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李贽的另一部重要著作《藏书》在南京刻行。翌年，李贽从南京回到龙湖，原打算终老在此，岂料耿定向余党及原是李贽友人的梅国桢竟然伙同地方官吏，暗中造出“僧尼宣淫”的谎言，对李贽进行无耻的诽谤，掀起“逐游僧、毁淫寺”的恶浪。地方官吏以“维护风化”为名，指使歹徒烧毁龙湖芝佛院，并下令搜捕李贽。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李贽避入河南商城中。这时正值敢于直言极谏的好友马经伦被贬后来访。李贽后来便寄寓在马家，继续从事《续藏书》的著述。万历三十年（1602年），大官僚沈一贯指使张问达弹劾李贽“惑乱人心”，“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这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未易枚举”。明神宗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为罪，逮捕李贽，焚毁其著作。李贽入狱后，据说明迁要押解他回原籍福建，他感慨地说：“我年七十有六，死耳，何以归为？”于是愤然自刎。李贽的进步思想，首先表现在反对封建统握甙芽鬃拥乃枷胨党墒峭蚬挪槐涞?永恒趔李贽认为，千百年来“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这就是说，人们对是非的评论，本来没有固定的标准，对人的评论，也没有固定的结论，是非如同岁朋一样，日夜不停地发展变化，而衡量的标准也应该了随着社会前进而发展变化。李贽还对宋朝以来理学家吹捧孔子“天不生促尼，万古如长夜”，的宣传进行驳斥。他说：“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苦必得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他还嘲讽“千古一词”、“千年一律”的尊孔思想，无异于“前犬吠形，亦随而吠之”的随声附和之犬。李贽针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提出了“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的进步思想。李贽尊孔言论和理学的批判，是对封建卫道者们的有力鞭挞。除此之外，李贽还同情下层人民的疾苦。他曾说“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产者但说生产，力田者便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他公开为商人辩护，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主张各从所好，各骋所长，发挥各种各样的人的个性和特长。李贽这些进步的主张，在客观上反映了当时新兴市民阶层自由发展的愿望和要求。在封建统治思想占绝对优势的时代，李贽的思想无疑像一把利剑刺中封建思想的痛处。这就是封建统治阶级力置李贽于死地的根本原因。原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号卓吾、笃吾、宏甫、温陵居士等。嘉靖举人。授河南共城教谕，累迁南京刑部郎中。万历五年（1677）任云南姚安知府。受王守仁心学影响，又阅读佛经，受佛教生死观影响，逐渐形成“真心说”。三年后弃官，客居黄安（今属湖北）耿定理家，究心泰州学派之说。后徙居麻城龙潭湖芝佛院，读书著述达二十年。好以异端自居，不信仙释，抨击道学先生，不以孔子之是非力是非，反对卑视妇女，提倡通俗文学，评点《水浒》、《西厢》，竭力颂扬反封建思想。晚年赴北京，居通州，以忤当道，遭劾下狱，自刎死。著有《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等。（选自王毓铨等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版）。明代思想家李贽和清初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同是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都为启蒙思想的发展贡献了智慧。但是，明清之际，李贽却遭到三大思想家的无情批判。王夫之斥责李贽不恤君亲，不顾人伦，与民彝相抗，是“惑人心者”,[1](P891)其书其人宜“亟诛绝之”。[2](P636)顾炎武则称李贽为“小人”，认为“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3](P668)黄宗羲虽然没有象王、顾二人那样严厉指斥李贽，但他没有在其所著《明儒学案》中为李贽立学案，而《明儒学案》向来是重视学术研究中的“一偏之见”和“相反之论”的，[4](P18)由此也可见黄氏对李贽的态度。作为启蒙思想家的李贽，为什么会遭到同样是启蒙思想家的后人的如此无情的批判呢？对此，我们要认真反思。实际上，三大思想家与李贽的分歧，主要集中在理欲观、佛禅观、对历史人物的不同评价这三个方面。而这些分歧的产生，又是和社会历史的变迁、学术渊源的不同紧密相连的。同时，在这种分歧的背后，又可看到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一些特点。一理欲关系问题是宋至清思想史上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启蒙学者多为关注的问题。三大思想家之批判李贽，较为突出地就表现在理欲观的分歧上。在理欲问题上，李贽充分肯定“人欲”，根本不承认有所谓与“人欲”相对立的“天理”。他认为穿衣吃饭这种人们的物质欲望就是“人伦物理”之“天理”，并非在此之外别有一“天理”存在，他在《焚书》卷一《答邓石阳书》中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既然如此，就不应“灭人欲”，相反，还要使“人欲”得到充分满足，即他在《明灯道古录》中说的，“各遂其千万人之欲”。李贽所谓的“人欲”，是一种“私欲”，他认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5](P344)种田、持家、从学、做官，都是为了满足个人私欲。一般人如此，圣人也是如此，趋利避害之心，人人相同，“趋利避害，人之同心”。由此，李贽还进一步解释了义利关系，指出“正义即是谋利”，“夫欲正义，是利之也。若不谋利，不正可矣”。[5](P344)李贽认为，利之所在便是义，利在义中，正义的目的就是因为有利可谋，否则正义也就没有意义了。李贽把为自己谋利当做一种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要求人们顺应它，他在《焚书》卷一《答耿中丞》中说：“寒能折胶，而不能折朝市之人，热能伏金，而不能伏竞奔之子。何也？富贵利达所以厚吾天生之五官，其势然也。是故圣人顺之，顺之则安之矣。”总之，李贽将人欲等同天理，并充分肯定人的私欲，主张私欲即为公利，认欲为理。这是和程朱理学排斥私欲的“天理之公”与“圣人无我”的禁欲主义相对抗的。三大思想家对此的认识与李贽的差别是很明显的。我们先看王夫之。首先，王夫之认为人的物质欲望与道德准则都是人性的当然内涵，声色臭味与仁义礼智不相悖逆，“有声色臭味以厚其生，有仁义礼智以正其德”，“仁义礼智之理，下愚所不能灭，而声色臭味之欲，上智所不能废，俱可谓之为性”。[2](P121)人性就是理与欲的统一。其次，王夫之虽然认为天理人欲均为人性所不可缺之内容，但他并没有象李贽那样将人欲等同天理，而是认为二者不可互替，“天理人欲，同行异情。异情者异以变化之几，同行者同于形色之实”。[1](P837)第三，王夫之反对禁欲主义，但也反对弃理纵欲，主张以理制欲、以理统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无理则欲滥，无欲则理亦废”，[1](P255)不以理制欲，人欲横流则成灾，完全抑绝人欲，则理也缺乏存在的基础而必遭废止。“倘以尽己之理压伏其欲，则于天下多有所不同；若只推其所欲，不尽乎理，则人己利害，势将扞格”。[6](P640)再者，王夫之提倡“公欲”，反对“私欲”，认为只有“公欲”才合乎天理。“人欲之大公，即天理之至正矣”。“私欲净尽，天理流行，则公矣”。[2](P406)主张存公欲去私欲，这和李贽倡导“私欲”是很不相同的。正是在这些方面，王夫之指责李贽“与天理民彝相抗”。[2](P648 )王夫之既肯定了人的正常生活欲求和追求功利的合理性，也针砭了由于取消一切道德规范所导致的社会病态，其分“公欲”、“私欲”，有勉励人们为“公利”和高尚事业奋斗的积极意义，也不难看出这一分法和朱熹分“物欲”、“私欲”有着一定程度的联系。顾炎武也认为自私自利是人之常情，“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7](P14)“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也。”[3](P92)他还指出，追求私利的人欲是客观存在的，不容否认，“有公而无私，此后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训矣”。[3](P92)但顾炎武探讨理欲问题的归宿是在“理”与“公”上。对此，他提到制度层面上进行论述，指出为政之道在于充分满足个人私欲的基础上形成“天下之公”之“天理”。“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3](P92)他的“寓封建于郡县”的政治设想，就是要把郡县治理与郡守、县令的个人私欲联系起来，通过对私利的承认，有效地促进社会公利的形成。顾炎武希望统治者要能因私而成公，“圣人者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而天下治”。[7](P14)顾炎武承认“私欲”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学宗程朱，受程朱思想的影响是明显的，他反对禁欲，也反对纵欲，尤其反对私欲的膨胀，在顾炎武这里，满足人们“私欲”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公利”，落脚点在后者。而李贽的落脚点在前者。正因如此，顾炎武批评钟惺、李贽，借别人的话指责他们“公然弃名教而不顾”，“败坏天下”。[3](P668)黄宗羲认为利己乃人之本性，“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后世君主视天下为一己之私产，而侵夺了民众的私利，“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8](P2)并从这个层面上批评了君主专制。但是，黄宗羲承认人的私欲的合理性，是有限度的。他反对人欲泛滥，将“人欲”界定为“一人之私”，“人欲是落在方所，一人之私也”。[9](P153)那么，在这一己之私的人欲的流行中就不可能有天理的体现，天理与人欲是完全对立的，“天理人欲，正是相反，此盈则彼绌，彼盈则此绌，故寡之又寡，至于无欲，而后纯乎天理”。[9](P153)他还狠狠批评了好友陈确“人欲恰好处即天理”的命题，认为“必从人欲恰好处求天理，则终身扰扰，不出世情，所见为天理者，恐是人欲之改头换面耳”。[9](P153)黄宗羲对一己之私的人欲如此深恶痛绝，并如此严格地区别天理与人欲，除了他思想中尚存理学之痕迹较多之外，还与他的君子小人之辨有关，他以为君子无私欲，小人有私欲，表现了对小人的痛恨。李贽提倡私欲，自然是黄宗羲所不能同意的。总之，李贽在理欲观上认欲为理，人欲即是天理，个人私欲即是公利，否认一切社会规范。三大思想家虽然也都承认人欲存在的合理性，但同时又都注意以理节欲，认为人欲的发展需要一个度，过犹不及，均非正常。他们对“私欲”，尤其深恶痛绝。二从学术渊源上看，李贽是王门后学、泰州学派第三代传人，治学的路子是心学。王学后人，流于禅者甚多，李贽便是其中之一，他治学出入佛老，晚年更是事佛有加，甚至落发为僧，摒弃世俗人情，走向极端狂禅。他在《续焚书》卷二《三教归儒说》中认为，“儒、道、释之学，一也”。在同书卷一《复李士龙》中又说孔子、老子、释迦牟尼为“三大圣人”。这些，是三大思想家最为反感的。三大思想家学术传承不同，但却一致辟佛。王夫之宗师张载，修正程朱，反对陆王，尤其对陆王心学流于禅进行了猛烈批判。李贽的狂禅，更使王夫之深恶痛绝。王夫之认为，老庄、申韩、佛教为古今三大害，“古今之大害有三，老庄也，浮屠也，申韩也”。[10](P580)他斥佛教为“异端”、“禽兽”，佛教的所谓六业轮回及善恶报应是“废人道，乱天纪”。[11](P236)在他看来，王阳明之学有严重禅学倾向，“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2](P10)其一传而为王艮、王畿，再传而为李贽，“恬不知耻，而窃佛老之土苴以相附会，则害愈烈。而人心之坏，世道之否，莫不由之矣”。[12](P1246)特别是李贽，“合佛、老以溷圣道，尤其淫而无纪者也”。[2](P26)顾炎武反对陆王，修正程朱。批判空疏学风，号召人们做实实在在的学问。他通过比较孔子学说和心学，揭露了陆王心学的禅学实质，借黄震的话说：“孔门未有专用心于内之说也，用心于内，近世禅学之说耳。”[3](P653)赞同黄震对心学的斥责：“近世喜言心学，舍全章本旨而独论人心道心，甚者单摭道心二字，而直谓即心是道，盖陷于禅学而不自知，其去尧、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远矣。”[3](P654)顾炎武一生致力于恢复儒学之正，剔除后儒附会在原始儒学上的“异端”之说，佛学便在辟除之列。他声称自己“生来不读佛书”，[7](P242)以示不与言佛者同道。他骂李贽为“小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李贽承绪陆王，不仅倾向于禅，而且皈依佛门，溺于禅教。明万历间礼部尚书冯琦上言，称李贽“惑世诬民”，指责李贽“背弃孔孟，诽毁程朱，惟《南华》、西竺之语是宗是竞。以实为空，以空为实，以名教为桎梏，以纪纲为赘疣。以放言高论为神奇，以荡轶规矩，扫灭是非廉耻为广大。取佛书言心言性略相近者窜入圣言，取圣经有空字无字者强同于禅教。语道既为踳驳，论文又不成章。世道溃于狂澜，经学几为榛莽”。[3](P661)这是顾炎武深表赞同的。从学术渊源上看，黄宗羲与李贽同是王学传人，但黄氏却没有在《明儒学案》中为李贽立学案，个中原因，也在于李贽偏离师说，走向狂禅，而黄宗羲却是要修正王学，极力剔除阳明心学中的禅学成分，二人的分歧非常明显。清初，由于学术传承的不同，王夫之、顾炎武均有将姚江王氏之学归为禅学的倾向，企图将阳明心学排斥在儒学之外。但在黄宗羲看来，阳明心学不是禅学，但心学末流多流于禅的现象是存在的。在《明儒学案》中，他努力揭露王学末流的禅学倾向，亟辨儒、释界限。他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曇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4](P703)从《明儒学案》我们可以看出，在心学“是禅”、“非禅”的问题上，黄宗羲的态度是非常明显的。其一，他反对人们将王氏后学的流弊加到阳明头上；其二，王氏后学中有些人背叛了阳明之学，基本点转移到佛禅的立场上，应尽力排击；其三，有些人受禅学影响，但基本点仍在儒学。黄宗羲对佛教极为反感，多处揭露佛灯、舍利、地狱等神道的虚伪性。他认为佛教的轮回说抹煞世间之伦理，断绝孝亲之观念，“伤害天理”，[8](P158)是邪说之首，要“投巫驱佛”。[8](P41)李贽是狂禅，在黄宗羲看来，他的基本立场已转到了禅学上，已不能再算作儒者之列。在《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中，黄宗羲为李贽好友焦竑、耿定理以及李贽师友耿定向、王畿、罗汝芳、潘士藻等人都立了学案，彰扬他们的思想，而独独漏掉了李贽，这不是偶然的。黄宗羲曾分析过耿定向与李贽的思想分歧，从中我们多少可以窥知一些黄氏不为李贽立学案的原因。他说：“先生（指耿定向）因李卓吾鼓倡狂禅，学者靡然从风，故每每以实地为主，苦口匡救，然又拖泥带水，于佛学半信半不信，终无以压服卓吾。”[4](P815)李贽是狂禅，又做了和尚，自然被排除在总结明代理学发展的《明儒学案》之外，耿定向诸人受禅学影响，“于佛学半信半不信”，基本立场尚未脱离儒学，故有立案之资格。三清初三大思想家批判李贽的第三个原因就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同。李贽评价历史人物，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敢于冲破成见，对一些遭人非议的历史人物进行了重新认识。如他在《藏书》中为商鞅平反，称秦始皇为千古一帝，卓文君为善择佳偶，武则天是圣后，特别是对于五代时期一生事四姓十君并耶律契丹的冯道倍加称赞，称其为“吏隐”，能将百姓之存亡置于君主和自身的荣辱之上，在保身的同时又使百姓免遭涂炭之苦。对于他的这些看法，特别是他关于冯道的评价，是清初三大思想家断不能同意的。清初三大思想家身处明清易代之际，“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清王朝“以夷变夏”，使得他们承受了巨大的亡国哀痛。他们富有民族意识，以保持“气节”相砥砺，誓死不仕清朝。特殊的历史时期使他们在看待历史人物时有着与李贽截然不同的视角。王夫之一生崇敬民族英烈，以刘琨、岳飞、文天祥等忠节之人为楷模，鄙视与唾弃变节仕二姓之败类，尤其耻为五代的冯道。“冯道身为宰相，旦此夕彼，如失节之妇，二十年而五适人，人皆得而贱之”。[6](P1147)这样丧失大节的人物，李贽却要倍加赞扬，这是王夫之所不能容忍的，他说：“自古小人淹没宠利，不恤君亲者，即无所不至，未敢以其所为，公然标榜，与天理民彝相抗，其良心固尚不尽亡也。自龙溪窃释中峰之说，以贪嗔痴治戒定慧，惑世诬民。李贽益其邪焰，奖谯周、冯道而诋毁方正之士。时局中邪佞之尤者，依为安身之计。猖狂之言，正告天下而无复惭愧。”[2](P648)他认为李贽奖掖冯道，是故为“奇诡”之言，“褒其所不待褒”，“贬其所不胜贬”，不但起不到彰扬君子、贬抑奸邪的作用，而且将人误导，其危害世风，无异于洪水猛兽，他说：“若近世李贽、钟惺之流，导天下于邪淫，以酿中夏衣冠之祸，岂非逾于洪水，烈于猛兽乎”。“人心以蛊，风俗以淫，彝伦以斁，廉耻以堕”。[10](P1111)黄宗羲研究历史也着意于表彰忠烈，高扬气节，尤其对仗节死义之士，守节不仕之民给予大力表彰。在他看来，忠义是“天地之元气”，和平年代，“韬为道术，发为事功”，矻矻为民；历史巨变时期，或表现为忠烈，或表现为气节，是一种精神，[9](P505)李贽赞赏冯道，所彰扬的东西与黄宗羲是格格不入的。顾炎武和黄、王一样，坚持民族气节，坚辞清廷征聘，过着与清廷不合作的遗民生活。他同样将李贽褒扬冯道看成一大罪恶。顾炎武引用明万历间礼科给事中张问达弹劾李贽之语，称李贽“以冯道为吏隐”是“狂诞悖戾”。[3](P667)在清初，顾炎武是提倡士人廉耻的重要人物，他治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相砥砺，尤其重视士人之高节与知耻。宋代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冯道传》中极为鄙薄冯道，因为他不顾礼义廉耻，不能守节，并评论说：“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岂有不乱，国家岂有不亡者乎？”对此，顾炎武极为赞赏，在《日知录》中照录了这段文字，并进一步指出，“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3](P482)冯道事四姓十君，为无耻之尤，是顾炎武最为鄙视的。李贽褒冯道而炎武贬冯道。一褒一贬，分歧明显。四从以上三个方面的论述来看，三大思想家之批判李贽，主要是基于思想上的差异。而这种思想上的差异，又是与学术渊源和时代变化紧密相联的。李贽生活在晚明，他所面对的社会环境与三大思想家所面对的“以夷变夏”、“天崩地解”之改朝换代的时代环境迥然有异。李贽发挥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的观点，把人欲强调到了极端，尤其极端肯定个人私欲，认为所有人都是为“欲”、“利”而奔波，片面强调“欲”、“私”而排斥“理”、“公”，认为“天下尽市道之交”，社会人际关系无非是一种商业交易，圣人、士与市井之人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为了谋求私利。这在明清之际特别需要儒士之节和民族精神的情况下，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三大思想家都不反对人有自私自利之心，但都反对私欲膨胀，希望用仁义廉耻人伦道德之“天理”来约束人们的物质欲望。比如顾炎武就认为士不应混同于一般民众，像商人一样去谋私利，而应象东汉党锢之辈那样“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3](P469)像北宋靖康之变以后的英雄豪杰一样，“以名节为高，廉耻相尚”，“临难不屈”，[3](P472)担当时代重任。这些恰恰是李贽之所忽视的。同样，李贽评价历史人物，敢于冲破俗见，往往发人深省，其对冯道的评论，就颇耐人寻味。但由于明清之际，民族矛盾凸显在人们面前，对于深明《春秋》大义的知识分子来讲，这是一个需要气节的时代，冯道事四姓十君及耶律契丹，是历史上的“贰臣”，自然要受到贬斥。李贽褒扬冯道，自然就要受到目睹明末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三大思想家的批判了。清初，鉴于明亡的历史教训，三大思想家开始由反思政治得失而推原学术精神，由历史的批判而进行学术的批判。他们深深感到，明之亡，理学末流长于空谈、寡于治道不能辞其咎。于是开始对宋明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在学理上的种种失误进行剖析，特别是对心学传人流于禅的现象进行了批判。他们深切地感到，由于陆王心学之由儒入佛，言心性、喜顿悟，学风空虚，深化了儒学的危机。剔除佛学，恢复经学之本来面目，是关乎儒教存亡的大事。李贽“淫于释”，败坏学风，自然也是反思心学失误的三大思想家所不能同意的。由此，我们不能不对中国早期启蒙思想中的一些问题进行反思。首先，中国早期启蒙思想随着时代的变化具有阶段性特点，启蒙思想的承继与发展缺乏一种自觉的连续性。晚明，中国社会的商品经济蓬勃发展，资本主义萌芽表现明显，一些新型生产关系出现。“工商皆本”的观念盛行，市民生活逐渐奢靡腐化，逾礼越制时时发生，弃农经商的地主和弃儒从商的士人大量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李贽开始重估传统价值，肯定人们追求物质享受的合理，倡导“私欲”，越礼制而尊佛禅，评历史自出新意。总之，颠倒了传统的是非观，表现出一种新的思想苗头。到明清之际，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由于明清易代而备受摧残，历史的剧变将反对民族压迫之夷夏观念凸现在人们面前。此时，明中叶以来兴起的市民阶层追求财富的要求虽不绝如缕，但王朝更替之实际情况更显重要。思想家们要面对双重的价值选择。由此，人们开始反思晚明思想界的失误。三大思想家从总结明亡教训的立场出发，指斥李贽鼓吹“私欲”，转而强调“大公”，甚至“天理”；反对佛禅，醇化儒学；高扬气节，指斥“贰臣”。这种变化，是时代剧变提出的新课题。这说明，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受外部环境的制约比较大，其思想的成熟性、稳固性比较差，且缺乏一种自觉的一以贯之的思想承继与理性认同。至少在三大思想家与李贽之间是如此。李贽所使用的范畴、概念与所持的价值观，在三大思想家那里几乎都遭到否定与批判。三大思想家面对现实，提出了有别于李贽的价值思考，他们的启蒙是一种根源于传统学理的思想发展，不认真分析，就很容易被掩盖在传统学术精神之下。其次，一部分学者认为，如果将李贽看作早期启蒙学者和进步思想家，那么痛骂李贽的三大思想家就不能被看作是启蒙学者，而且思想是反动的和倒退的。实际上，这是将问题简单化了。后来者批判前人，并不标志着后来者的思想就没有启蒙意义。时代不同了，启蒙思想的表现形式也就有了变化。李贽的思想是激进的，他对社会虚伪、腐恶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竭力去破坏、打碎那种绝对化、偶像化的正统思想，启蒙意义不言而喻。可是，由于这种“异端”思想没有估计到正统思想的强大，太过超前，并没有多少社会基础，无法引起社会任何阶级或阶层的心理共鸣，只表现为个人对社会的抗争。三大思想家与李贽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人欲，而在于对人欲的度的把握。李贽主张自由放任，而三大思想家更强调要预设一个秩序的界限，肯定欲望之合情合理，又不要使私欲膨胀。三大思想家同样对专制制度进行了无情批判，既反对封建的条教禁约，又照顾到明清易代之际特殊历史条件下人们的思想特征，因此他们即倡导公欲，又倡导道德人格的完善。把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憧憬与探求有机联系在一起，体现出一种启蒙思想的成熟。由于他们的思想更能在本质上把握时代的脉搏，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更容易引起士大夫阶层的共鸣。可以说，李贽与三大思想家的思想都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其三，如果再深入一步认识的话，我们就会看到，三大思想家虽然严厉地批判了李贽，但他们的思想与李贽的思想仍有许多暗合之处，或者说，他们的思想中扬弃地包含了李贽学说的合理因素，虽然这种暗合并非是一种自觉地继承，但仍然让我们看到启蒙思想家在思考问题时相合的一面。比如，在理欲观方面，表面看，三大思想家所提倡的“公欲”与李贽的“私欲”是对立的。其实，公欲也是对人欲的肯定，公欲是建立在对每个人自私自利之心的肯定这一基础上的，没有对私欲的肯定，公欲也就失去了立论的基础。再如在批判封建专制政体时，三大思想家都是以肯定人性自私说为出发点来立论的，这与李贽的“人皆自私论”不谋而合。以此为逻辑起点，黄宗羲揭露了封建君主为满足一己之私欲，剥夺天下人自私自利权力的罪恶，提出“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8](P3)从满足人们自私自利的人性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废除、改变君主专制的必要性。顾炎武“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的命题同样是以承认个人私利为前提的。李贽提出“人皆自私论”，透过层层宗法关系的密网，表达了对个人私利、个体的存在及其价值的肯定。三大思想家则力图从人性自私说出发，批判封建专制主义，表达了对于建立保障自私和自利之心的基础上的理想社会的向往。这种逻辑上的一致性是明显的。参考文献：[1]王夫之.船山全书（一）[M].长沙:岳麓书社,1988.[2]王夫之.船山全书（十二）[M].长沙:岳麓书社,1992.[3]顾炎武.日知录集释[M].长沙:岳麓书社,1994.[4]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5.[5]李贽.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59.[6]王夫之.船山全书（六）[M].长沙:岳麓书社,1991.[7]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8]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一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9]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十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10]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1975.[11]王夫之.船山全书（五）[M].岳麓书社,1993.[12]王夫之.船山全书（四）[M].岳麓书社,1991.刊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王守仁（1472～1529）
中国明代大臣，思想家。初名云，字伯安。因筑室于故乡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授刑部主事。正德元年（1506）以兵部武选主事疏救科道言事官戴铣等人，遭刘瑾陷害，谪贵州龙场驿（在今贵州修文）驿丞。始悟心性之学。五年刘瑾伏诛，起为庐陵(今江西吉安)知县。后迁考功郎中，擢南京太仆寺少卿，进鸿胪寺卿。十一年擢右佥都御史，授南(安)、赣、汀、漳诸州巡抚，行十家牌法，选民兵，镇压大庾、乐昌、郴州农民起义。十四年率吉安知府伍文定等平定宸濠之乱。嘉靖初，拜南京兵部尚书。论功，封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嘉靖六年诏以原官兼左都御史，两广总督兼巡抚，镇压大藤峡起义。七年十一月廿九日(1529年初)卒于南安（今江西大余）。隆庆初，赠新建侯，谥文成。在哲学方面，他是心学发展的集大成者，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在伦理道德修养方面，他提出致良知。认为“良知”是每个人都有的，“满街都是圣人”，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照着良知去做，去“致”良知。由此他进一步提出“知行合一”的观点，不同意把知行分开看成先后的关系，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他的知行合一说，一方面强调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另一方面强调道德实践，要言行一致。但混淆了意识活动与实践活动的界限，甚至认为一念发动处即是行了，这就陷入了唯心论。王守仁晚年把他的思想归结为“四句教”，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由此引起王门后学理解上的分歧和争论，但他的思想流行达150年之久，形成阳明学派，在明代影响极大。阳明心学虽然起过某种冲击圣贤偶像的积极作用，但空谈心性之风流行，也影响了明中叶以后学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著有《传习录》、《大学问》、《阳明先生文录》等，后人辑《王文成公全书》38卷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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