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赵俪生.《中国土地制度史》. 兰州大学历史系1978-79年油印本
杨际平.《北朝隋唐均田制新探》. 岳麓书社. 2003.
均田制是土地制度，租庸调制是赋税制度，同属于国家经济制度。按一般的逻辑来讲，当经济制度下的各个具体制度之间相互配合最紧密时，这个经济制度对于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的控制效率是最高的。从古代中国的历史事实来看，租庸调制起于东汉建安九年（公元204年），终于唐建中元年（公元780年），而均田制起于北魏太和九年（公元485年），至唐中期就名存实亡。均田制比租庸调制晚二百多年，但从北魏到唐的历朝立法者都力图把这两个制度结合起来考虑。所以虽然从逻辑上看租调的征收未必以授田为前提，且出土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也有完全无地的白丁也要缴纳租调的记载，但是，从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国家的整体经济情况来看，租调的交纳必然是以农业生产为基础。个别人可以在完全无地的情况下，完成国家的租调赋税，但是不可能有全国的人都在无地条件下还能完成租调赋税的情况。所以，从整个经济运行关系来看，把这两项制度结合起来理解，也会发现一些微妙的关系。
土地本身不是劳动产品，因而其自身是没有价值的。在所有权这个法律概念没有形成以前，人们对土地的权利是以实际的“占有”为实现形式的，而占有土地的产品也是以实际的占有为基础。从本质上讲，土地所有权就是一种法律的虚构，其意义在于通过这样一种超越“占有权”的法权来赋予土地一种经济能力，即以其没有价值的实体与其他有价值的劳动产品在市场中“平等地”交易的能力。由此才出现了“地租”这个概念，而从实质上讲，地租就是农业生产的剩余价值。所以，当时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实质上是整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对地租的分配制度。国家的赋税是依着土地制度而从地租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整个农业生产的剩余价值按不同的比例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以“赋税”的名义由国家直接控制，相对应的就是赋税制度，另一部分以“地租”的名义由地主控制。但是因为地主阶级就是国家的统治阶级，所以，在实际中“地租”与“赋税”往往较难区分。
在均田制下，国家把土地分配给农民，用以抑制土地在地主手中的集中，同时把租庸调制结合起来的时候，就从前提上使国家的赋税有了保证，这样，使农业生产出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由国家占有。这就意味着本来由地主以地租形式占有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以赋税的形式而分配到了“国家”手中，以维持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行。这里就有一个内在的矛盾，即地主与国家之间在对剩余价值的争夺问题上的矛盾。如果分配给赋税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太少，不足以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时，整个国家的权力就会分散，导致地主的势力强过中央政权。而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要求国家机器必须是强有力的，所以，赋税这一部分，是国家与地主斗争的一部分，在这个争夺过程中，土地成为最合适的工具，国家通过均田制，把土地分配给广大的 无地少地农民，普遍地造成农民力量，不但使农民的劳动力与无主土地结合以提高生产力，并且从政治经济角度上，等于扩大了赋税征收的对象，扩大了税源，则即使在低税率的情况下，也可以保证国家获得绝对数量很可观的赋税收入。
所以，均田制与租庸调制的结合，实际上就是国家利用土地制度来巩固其赋税收入。至于到唐代中期，由于土地私有因素的加强，国家力量已经很难以这种方式来与地主对抗，故均田制的崩溃之后，租庸调制也失去了作为加强国家力量的工具的现实意义。国家为了获得足够的税收以维持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就采用另外的一种与“均田”不再挂钩的税赋制度，即两税法。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国家、地主、农民三者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均田制作为一种以国有土地为基础的土地制度，与此前的授田、还田制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把土地所有权直接下放到了农民手里。这样，虽然把土地所有权大规模地转移到了农民手中，以期保证大量的赋税来强化国家力量，以对抗地主的土地兼并对国家造成的威胁。但同时这个土地私有权的大规模转移，不能解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所以，农民在并没有一个有效机制来保证自己长久地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情况下，通过市场作用，反倒更容易把国家转移给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而再转移到地主的手中。这样，实际上，最终还是强化了地主的力量，同时也就扩大了土地私有因素的发展，终于造成在均田制崩溃、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之后，“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土地的市场关系逐渐上升到主导地位，而土地所有权这个法律虚构出的权利越来越能发挥其通过土地而获得的经济利益的法权职能，并且渗透到更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历史活动中，随着整个社会历史的进步与发展而释放着它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