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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萧瑟处
如果把人生比作翻越一座山峰的话，人到中年 便是登上了峰顶。回首来路，几多绝佳风光，几多雨雪风霜，酸甜苦辣，人生百味似已遍尝。说来也怪，记忆犹新的偏是那萧瑟之处……
一、女红
过去，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中，中国女孩子会不会读书不要紧，会不会女红——剪裁缝纫、描样绣花的针线工夫才是今后能否当家理财、相夫教子、居家过日子的评判标准。即使大户人家的小姐至少也要学学绣花来培养淑女气质。
现在的女孩子，要成家了连针线都没有摸过的比比皆是，不照样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所以，在这不需要女孩子刻苦学习女红的时代，我家姊妹个个能飞针走线，做得一手好女红，就不免是一件令人惊异的事情了。
但我家姊妹做针线，可不是为了训练淑女气质，纯粹是为了生计。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事情。我父亲在“文革”中被囚禁，家里主要的经济来源被中断了，爷爷、奶奶、妈妈和我们五姊妹，一家八口人仅靠妈妈三十多元的工资怎么活呢？幸亏两个姑妈每月寄来爷爷奶奶的生活费三十元左右，靠妈妈和奶奶的精打细算，一家人勉强糊口，此外别无分文。更别提营养、医疗、读书、添衣等费用了。那是我家政治上压力最大，经济上最困窘的时期。
还是妈妈，我此生见过的最坚强聪明的女性，她想出了一个当时对我们来说最适合的赚钱方法，那就是做女红挣钱。我永远记得母亲对我们的教诲：“人穷志不短，不到万般无奈，不要向别人借钱度日。借一分钱，别人会把你从头上看到脚下！”经过母亲的多次申请，加上母亲下放所在的单位——服装社领导和裁缝师傅的善心帮助，我们终于得到了固定的两个车工师傅所做服装的女工活。大部分活儿是锁扣眼、钉纽扣，挑衣脚、裤脚边，遇上好衣料，还要熨烫。也有童装需要绣花、贴花和图案。每一件工钱是3分到1毛钱。
有了固定的车工师傅，就必须要配套完成他们每天的任务，并且接受成品检验员严格的检查：针脚是否匀称、纽扣是否钉得牢固、熨烫有否损伤衣服等等。
每天放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缝纫铺里领活计，有时二三十件，有时五六十件。一大抱一大抱的，有时遮住视线，连路都差点儿看不见了。夕阳映照下，地上的身影也因抱着衣服而变得千奇百怪，有时象可爱的小动物，有时又象狰狞的妖魔。不过那影子总会不弃不离地忠实地伴着我们回家，为我们消除那漫漫长途的寂寞。等抱回家，那手臂酸得半天也动不了。
妈妈实行承包责任制，把每天的活儿分配到每一个人，一般是前面三个女儿均分，四妹打下手，钉纽扣。妈妈也帮着做。那时我12岁，二妹10岁，三妹8岁，四妹还不到6岁。
在妈妈的指教下，我们姊妹很快掌握了这套针线活儿，尤其是二妹和三妹，飞针走线，做得又快又好。
遇到童装需要绣花、贴花，那就是我的事，凭着想象创造性地去做。为此我还专门去向一个我叫“姑婆”的脾气很古怪，但女红特别好的老太婆学绣花，尤其是一种叫“缠花”的技法，用在灯芯绒童装的衣领和前胸上，能得到很好的装饰效果。姑婆胖胖的特别怕热，夏天我就给她打扇，她教我绣花的时候居然很耐心，不象旁人传说的那么凶——她跟她的女儿都是一搭话就吵的。她可能也是可怜我们的困境，在尽她所能帮我们一把吧？（“姑婆”应当早就离世了，愿她老人家安息！）还有那些女工，本来就是靠在针尖上寻饭吃的人，比如何婆婆，孤身一人；李阿姨，单身拖两个半大的孩子，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的命真苦——芝麻大的命都还是空心的哦”，但她们并没有因为生计被挤兑了而怨恨我们，还经常教我们一些做针线的窍门和绝活。现在想来，她们都是在尽其所能帮我们啊！
那些活儿一般情况下第二天一早就得交上去，所以再晚也得赶出来。我们的作业就只有在完成女工活儿以后才能做。我们尽量争取中午把作业做完，遇到下午才布置的作业，要么请老师提前告知，要么第二天中午补做。我和二妹年龄大一些，遇到的老师也同情和理解我们，所以，我和二妹拼尽了全力，成绩一直很好。三妹年龄小一些，就没这么幸运，有时放学后贪玩一会儿，误了干活时间，或赶完了活儿，困得做不完作业就挨批评。在完成了额定任务以后，我们姊妹都会去帮着赶剩下的活儿，尤其是四妹，实在太小，困了只好让她先睡，就剩下些活儿；甚至有些她因胡乱赶速度，质量不能保证，需要返工的活儿。我们的姊妹之情也就在这一针一线、互怜互助中一点点加深了。
最难忘的是冬日深夜母女们围炉做针线的情景。妈妈燃好焦碳炉子，上面烧着一壶水，一方面节约，一方面使空气保持湿润。炉子上方一盏大瓦数灯泡吊得很低，用报纸做的灯罩让灯光不散乱，除了4岁的五妹外，我们母女五人围坐炉前，就着灯光飞针走线。
妈妈为了给我们提神，经常讲一些故事和笑话给我们听。比如“花木兰替父从军”、“穆桂英挂帅”、“安安送米”等等。有时我们也边做活儿边唱歌。姊妹几个唧唧喳喳争着讲述每天的见闻，长夜漫漫却并不寂寞。夜深了，妈妈还会煮点醪糟粉子给我们充饥，有时甚至还有一点自制的香肠，真是让我们喜出望外、欢呼不已。那恐怕是我平生吃过的最香的香肠！而在橘黄色的灯晕下，冒着水蒸气的茶壶在炉子上咕噜噜地开着，母女们围着炉子埋头做针线，那一幅苦涩而温馨的场景啊，是珍藏在我心中的永不褪色的人生画卷。
一年中最高兴的要数年三十晚上，因为顾客的新衣服都在这之前赶完了并被取走了。但我们母女们仍然围炉而坐，仍然飞针走线——那是在赶制我们自己的新衣。妈妈是一个非常要强而聪明的女人，她说：我家都是女孩子，不能衣衫褴缕地过年。所以再困难，我家姊妹每年过年都有一套新衣服，加上奶奶给我们每人做的一双新鞋子，我家姊妹正月初一出门总是一身簇新，喜气洋洋的。我知道妈妈给我们挪制这几套新衣服是多么地不容易：首先布料是妈妈在百货公司布匹柜的朋友李阿姨帮忙买的零节料，那是要卖掉很多匹相同花色的布料才凑得齐；然后妈妈求裁缝师傅们给拼剪出来；再求车工师傅轧好，女工活儿就是我们自己做。这样一来，别人做一两件衣服的钱，妈妈能给我们一人做一套。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一年，我们前四个女儿的新衣是枣红色加黑线的格子线呢，因布料不够，五妹的另是一种：上衣是橘黄色灯心绒童装（领口、前胸我都给绣上了一朵朵小花），红色灯心绒裤子（裤逢滚黑边），红底黑点的灯心绒棉鞋，漂亮得象个洋娃娃。我们姊妹穿上有自己动手做的衣服，那种喜悦和自豪的心情是那些娇生惯养的女孩子永远体会不到的。
姊妹同衣像
这种女红活儿一直做到1977年，我考上了大学，二妹、三妹参加工作为止，前后持续了7年。
当时我们每月做女红的收入大约有30-50元，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家庭的经济压力，也给母亲精神上以很大的慰藉。同时，对我们姊妹的人生来说也算是上了重要的难忘的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