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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小先生制及其现代启示探要
杨万鹏
摘要: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倾其毕生精力于中国人民的教育事业。他先后创办了晓庄学校、山海工学团和育才学校，创立了生活教育理论，创造性的发明并推行了艺友制、小先生制等极富中国特色的教育形式。小先生制是陶行知先生在二十世纪初对普及乡村教育方法的实践创新和重大发展。它不仅对改造当时中国旧社会的教育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对当代中国的教育改革与创新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现代启示。
关键词:陶行知 小先生制现代启示
陶行知（1891-1946），原名文浚。因受明代理学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的影响，后改“知行”，又改为“行知”。[1]安徽省歙县黄潭源村人[2]。6岁入家乡蒙童馆就读，15岁就读于歙县崇一学堂，17岁进杭州广济医学堂，因该校岐视教外学生愤而退学（陶行知光绪三十四年考入杭州教会办广济医学堂。当得悉要入教会之学生方可去医院免费实习时，愤而退学。）。19岁入南京金陵大学文科，在校期间担任《金陵光》学报中文编辑，利用刊物极力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1914年在金陵大学毕业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教育，师从教育家杜威。1917年回国后执教于南京高师，任教育科主任（后该校改为东南大学）。从1920年起他便辞去教职，专门从事教育改革实践，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主办《新教育》杂志[3]。他非常重视乡村教育。1926年，他为中华教育改进社起草发表了《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4]，提出要改变一百万个乡村，从此开始致力于他的乡村教育事业。他先后创办了晓庄学校、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创立了生活教育理论，开展了平民教育、幼儿教育、普及科学教育等，创造性发明并推行了艺友制、小先生制等极富中国特色的教育形式①。为当时中国旧社会的改造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中国新教育放下了一块奠基石”[5]。
陶行知为了给中国乡村教育寻觅曙光，把整个一生献给了乡村教育事业，并提出了许多精辟的教育思想，其中“生活教育”理论是他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的精华和主线[6]。他创造的小先生制便是其中一支奇葩。小先生制不仅是他“生活教育”理论的延续深化和继承创新，而且在实践上推动了这一新教育理论在全国的传播和发展。可以说，小先生制是陶行知对他全部“生活教育”理念的实现形式，也是他对普及教育方法的创新实践和重大发展。从他个人来说，应是他“知行合一”思想的具体体现。因此，陶行知小先生制教育思想在教育史上的地位应充分肯定，更应该进行深入研究。
一、陶行知小先生制的思想渊薮
要探讨陶行知的小先生制教育思想，有必要追溯他创造并推行小先生制的思想渊源。同时，这种思想的形成又与他生活的时代背景和个人际遇有着直接关系。我们又要回到他个人成长的整个历史中去。
（一）回顾20世纪初中国的乡村历史
陶行知先生的教育实践活动主要集中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回顾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全国农民整体生活在贫困线上［7］。政治的恶化，经济的破产，文化的流失，20世纪初的中国乡村，好似一个被抽空了灵魂的躯壳，奄奄待毙，中国农村的确到了崩溃的边缘[8]。美国学者奈特·毕乃德曾撰文称，“在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中国的特征是意识形态的混乱[9]”。晏阳初则认为[10]，当时的农村有愚、贫、弱、私这四大病症。有人分析认为[11]，造成20世纪中国乡村精神贫困的原因部分在于科举的骤然废除与新学堂的仓促建立。科举制的急忙废止引发急剧的社会震荡，导致了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资源与新时代的价值之间的一次重大的文化断裂。然而取法于欧美的新式教育及其教育内容却并不能实现改变中国旧社会传统教育的愿望。如梁漱溟所言：“数十年来，与此乡村社会不切合的西式学校教育，是专门诱致乡人于城市，提高了他们的欲望而毁灭他们的能力。”[12]可见，当时中国乡村真正到了一个教育和意识濒临崩溃的边缘。
就是在这样一个纷繁多变的历史背景下，忧国忧民的大批知识分子和教育家开始意识到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百分之八十的大国穷国必须以知识和科学唤起农民觉醒，才能改造中国。于是，造就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乡村教育运动，指出了“中国的出路在于乡村教育”[13]。黄炎培、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余庆棠、朱其慧等乡村教育家和革命家从此诞生了。陶行知便是其中活跃于乡村教育建设舞台上最闪亮的一位。“在中国，是陶先生第一个认识到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必须以知识和科学唤起农民觉醒，才能改造中国；第一个提出教育下乡，倡导以教育改造乡村落后的经济和落后的思想；第一个脱下西装、革履，穿上布衣、草鞋，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第一个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和教育本身的规律，提出“生活教育”理论；第一个从穷国的现实出发，创立了‘小先生制’，采用‘即知即传人’的方法普及教育；第一个创办试验乡村师范，从实践中提出‘教学做合一’、‘手脑相长’等教学原则”[14]。因此，陶行知发明了小先生制来普及教育是当时社会环境使然。正如他所言，“数年来余致力于普及教育，因现在国家危险万分，非使全国大众教育普及而现代化不能发挥力量，以救危亡。……假使教育早已普及，则国土虽亡，文化不亡，将来恢复比较容易，而今无及矣。……今日见到已作不通，因我国工商业尚极幼稚，又外遭帝国主义者之压迫，内受农村破产影响，发展已属不易，况国难日亟，二十年已迫不能待。故余研究一法，一二年期间即可普及全国教育。办法为何？即用小先生……”[15]
（二）重温陶行知个人成长和教育生涯的足迹
陶行知为什么要走乡村道路的人生？除了当时的历史背景，最主要的还与他个人坎坷和人生际遇以及他成长中许多“重要他人”的影响有关。陶行知先生生活在民不聊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亲眼目睹了中国劳动人民的深重苦难。他自幼家境贫寒，有幸遇到崇一学堂的校长英人唐俊贤，才免其失学。由于他的出生地徽州城当时设有耶稣内地会。他的父亲为会员，母亲因家境困难也到教堂帮佣。他在读书期间，基督教教义的课程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13年，陶行知受洗入教[16]。美国学者休伯特·O·布郎因此认为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皈依基督教福音的影响”[17]。这与他后来致力于乡村苦难教育有直接关系。在他的成长过程中还受到明代理学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的影响。他两次改名便是证据之一[18]。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等也对陶行知的思想产生过影响[19]。其中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对他的影响最深。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便是吸收了杜威反传统教育中的积极因素并加以改造形成的，是对他老师杜威思想的继承与创新、发展与超越[20]。
再考察陶行知的职业生涯，他几乎是为乡村教育而生。虽然陶行知1916年从美国回来后执教于南京高师，说明他的教育生涯才刚刚起步，但是他的教育理念的形成可以追溯到1914年，当时陶行知以《共和精议》为题撰写了毕业论文[21]。而真正开始他的教育实验实践和改革应该在他辞教之后到逝世短短的二十几年间。1923年，陶行知经朱其慧介绍认识了晏阳初，两位乡村教育的领军人物走到了一起。从此，乡村教育运动便拉开了帷幕[22]。而他提出“小先生制”是在“一.二八”运动后[23]。1932年他倡行“科学下嫁”、“创造的儿童教育”并创办山海工学团后才真正标志着“小先生制”的全面推行与普及[24]。这时他的“生活教育”理论与乡村教育以及普及教育思想已经基本成熟[25]。所以，陶行知的“小先生制”是对他“生活教育”理论和乡村教育以及普及教育思想的践行和“实现形式”，是他乡村教育普及运动的主要举措。这又无不蕴涵着他生活教育、乡村教育、普及教育、创造教育等思想的众多理念和价值。
因此，陶行知创造小先生制是他个人成长和社会环境使然，同时也是他生活教育从理论走向实践探索的标志。它在理论上深化了“生活教育”,而且在实践上推动了这一新教育理论在全国的传播和发展。可以说，小先生制是陶行知对他全部“生活教育”理念的实现形式，也为他的“乡村教育”和“普及教育”思想从理论走向实践找到了生长点；同时也是他对普及教育方法的创新实践和重大发展。
二、陶行知小先生制的内涵特征
1932年，陶行知在上海郊区大场创办上海工学团，开展普及教育运动，主张“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并从实践中总结了“即知即传”的普及教育的方法，创立了“小先生制”[26]。小先生制是叫小孩教小孩，小孩教成人，它既是一种教学方式，又是一种学习方式。陶行知认为，小孩子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小孩子能做先生，做先生不限定师范毕业。“即知即传”是小先生制的一个重要原则，即用自己读的书教人，一面温习，一面把学问传给他人。小先生的职务不但是教人，他们的职务是教人去教人[27]。陶行知先生在推行民众教育时进一步指出：“民众教育的根本主义就是把知识扩散给大众。要把教育知识变成空气一样，弥漫于宇宙，洗荡于乾坤，普及众生，人人都得呼吸。把知识变成空气最好的方法是运用小先生”[28]。后来，陶行知在创办工学团和小学校中，又进一步提倡和推进了“小先生制”，并编写了适用于农村的识字课本，而且实验效果良好，正如他所言：“余一月薪仅七元四角之穷教员，早欲弃而之他，今试小先生结果良好，精神上得一大安慰，现虽有月薪百元之事，亦决不去干”[29]。在其他国家访学时，陶行知还专门向当地介绍了小先生制，并深受当地欢迎。
何谓“小先生”，陶行知先生是这样说的：“生是生活。先过那一种生活的便是那一种生活的先生，后过那一种生活的便是那一种生活的后生，学生便是学过生活的人，先生的职务是教人过生活。小孩子先过了这种生活，又肯教导前辈和同辈的人去过同样的生活，是一名名副其实的小先生了。”[30]他又说：“小孩子最好的先生，不是我，也不是你，是小孩子队伍里最进步的小孩子！”[31]从他的话语中，我们不难理解的就是学生并不只是知识的接受者，也可以做“小先生”，也可以向别人传授知识，每个学生都可以并有义务去参与知识信息的交流和文化的传承。陶行知先生曾说：“普及生活教育所要树立的第一个信念，便是小孩能做先生。自古以来，小孩是在教人。但正式承认小孩为小先生是一件最摩登的事。这正式的承认，到现在，还只是限于少数的实验学校。我们必须使大家承认小孩能做教师，然后教育才能普及，小孩的本领是无可怀疑。我们有铁打证据保举他们做先生。……”[32]
所以，“小先生制”是陶行知普及教育方法的一个重大创新与发展。这在当时遍地文盲的旧社会的扫盲、普教、治愚与治穷中开了先河，也真知灼见地指出了大国穷国普及教育的方案、原则、方法[33]。更为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陶行知倡行的小先生制，究其本质，其中蕴涵了“即知即传”、“文化共有”、“教育民主”、“人人有才”等基本价值和理念。
（一）文化为公，即知即传
“天下为公，文化为公”，“即知即传，自觉觉人”这是陶行知小先生制所蕴涵的一个重要理念。他曾说，“干民众教育，便是要把教育知识变成空气一般，弥漫于宇宙，洗荡于乾坤，普及众生，人人都得呼吸，空气是不要钱买的，人人都可以自由呼吸，教育也就不能以金钱做买卖，人人可以自由享受”[34]。他还强调知识是属于大家的，是公有的，他曾通令学生有担任小先生的义务，识字的人有教不识字的人的义务。这种义务如同纳税一样，“有知识的人必须纳知识税，拿自己己得的知识去教人”[35]。他又在《小先生与民众教育》中指出：“要知识公有，不再私占。要把教育化为‘春风风人，夏雨雨人’一样，人人有得到沾施的机会。‘天下为公’的基础，第一步便要知识公有。”[36]在《怎样做小先生》中也讲道：“最好的教育是有来有往。……你不但要忘记他是你的学生，并且要叫他忘记你是他的先生，这样，你才能做到一个进步的小先生。”[37]“教育的有来有往”也就是他说的“即知即传人”，而且陶行知所谓的先知带无知是有责任意识的，换句话说，人人都可以成为使无知的人变的有知的人的先生，而且向无知的人传授知识是获得知识的前提。
（二）校社合一，为民兴学
“到处是生活，到处是教育”。我们知道“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这是陶先生“生活教育”理论的重要命题。陶先生对它的定义是：“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38]。我们表达的直白一点就是“学校小社会，社会大学校”。他又说：“学校是为社会设立的，学校如没有改造社会的能力，简直可以关门了。”[39]早在晓庄时期（1927年开始），陶行知就要求小先生们参加生产劳动、社会调查和科学实验活动，从“做”中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并要学以致用，帮助改造平民。他说，“整个社会活动，就是我们的教育范围……在生活里找教育，为生活而教育。……用小先生尚可解决教育上历来感受困难之三个问题。……三是不受时间限制。平常学校故不论，即民众学校上课亦有一定钟点，而受教育者之一般乡村男女民众，作事是不论钟点，到了上课时间，不一定有工夫。小先生则不一定使人来学，可以往教，其嫂正缝衣，其母正学洗碗，彼亦可就地教之。”[40]他的小先生制打破了传统的教育只局限于四面围墙的学校和少数人才能上学的惯例，第一个提出要拜老百姓为师，实现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相结合，动员了全民的力量，提高了全民的积极心，掀起了全民学习的热潮，推动和繁荣了乡村教育。
(三)教育民主，人人享有
人人都是教育者，人人都是受教育者。陶行知先生强调的教育始终是一种“民有”、“民治”、“民享”的教育，是突破狭义范畴的人人享有的大教育。陶行知说：“少爷小姐有的是钱，大可以为读书而读书，这叫做‘小众教育’，而人民需要的是‘大众教育’，为生活的教育。”[41]他说过，“办教育比如给人饭吃，给人饭吃有两个办法，一是开饭店，贴招贴，使那些愿意和能够上饭馆的人可以来吃饭，这是开平民学校的办法。二是叫每个人家，家里设厨房做家常便饭吃。平民读书处就是一种家常便饭的平民教育”[42]“开饭店”就好比“办学校”，吃饭的是少爷、小姐、政客，用陶行知的话是叫“小众教育”。平民是没钱到饭店吃饭的，所以让他们能够在家里吃到饭，这才是我们希望的人人享有的“大教育”。陶行知为了普及教育，开展平民教育，办一山海工学团，树的招牌是“来者不拒”，而学生越来越多，渐教不了。他欲收费扩充，则有违素志，摘招牌又觉得面子难堪，遂发明推行小先生制，后又添上招牌曰“不来的送上前去”[43]。他的这一创举，是在穷的社会当中以穷人用穷办法办穷教育，是让穷人能吃上“粗茶淡饭”的好办法。他曾在批判传统教育时指出，“旧中国的教育只不过是‘有钱’、‘有闲’、‘有脸’的‘小众教育’，中国要普及的是劳苦大众所需的‘粗茶淡饭的教育’。这种教育不是‘摩登女郎之金钢钻戒指’，而是‘冰天雪地里穷人的窝窝头和破棉袄’。”[44]后来，他在普及教育中也强调过，只有小先生制和工学团才能攻破诸如先生关、娘子关、买卖关等七十二难关[45]。
（四）能者为师，人人有才
“三人行，必有我师”这是圣人孔子的远见和觉悟，这么多年后，我们又在陶行知先生的小先生制中重温到这种理念和远见。陶行知坚信，人具有理性，具有自我调节机制，因此他对人抱有基本的信任。在谈到儿童教育时他曾指出：“应该‘承认小孩子有力量’，‘不但有力量，而且有创造力’；所以教育者必须向儿童学习，‘不拜儿童做先生，就做不好先生’”[46]。谈到社会教育时他又指出：“老百姓知道的，比我们知道的多；岂止知道的多，动手的能力也强，而‘我们知识分子，常常不会用手’。所以教育者必须虚心向人民学习。‘教人民进步者，拜人民为师。’”[47]在《民主教育之普及》中又讲到，“必须虚心下问，集思广益，实行共同创造。”[48]在《领导者再教育》中也提到过，“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一切人都是我的先生，我的学友，我的学生。七十二行都有资格做先生……先生既多，学问自广。”[49]陶行知先生还在他的“创造的儿童教育”论中指出:“我们加入儿童生活中，便发现了小孩子有力量，而且有创造力。”[50]1932年9月4日，南京余儿岗儿童自动学校成立，农民做校童，古庙做教室，胡同炳、陈银森等10人任“小先生”，教82名小学生。陶行知写诗祝贺：“有个学校真奇怪，小孩自动教小孩。七十二行皆先生，先生不在学如在。”[51]陶行知先生始终认为：小孩身上孕含着无限的创造性和生命力，小孩人小志不小，小孩许多事不是不能做，而是没有让他们做[52]。因此，陶先生创造了著名的“即知即传人”的小先生制，毕生倡导施行推广。这不仅在遍地文盲的旧社会具有积极意义，就是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在努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大环境中,仍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53]。
三、陶行知小先生制的现代启示
陶行知先生毕生“为民立教、为民兴学”，为改造乡村教育，创建新教育，实现“教育为公”,“还教于民”而不懈奋斗。他提出的小先生制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普及教育的发展方向，指出了穷国大国普及教育的方案、原则、方法，在推行扫盲、普教、治愚等方面取得了显赫成就。他在教育思想上富有创见，在教育实践上勇于探索，他卓越的功绩和献身教育的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财富，也为我们今天的教育创新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重要启迪。
（一）小先生制对基础教育改革的启示
教育的活力就在于创新。教育创新，与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一样，是非常重要的②。在知识经济到来的今天，国家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大量的创新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这就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创新型教育，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江泽民总书记曾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当我们回顾历史文明的历程时，就会发现，人类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几乎一无所有，可谓“赤条条地来”，可是今天人类却在地球上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成为地球上当之无愧的主人。原因很简单，就是富于创造精神的发明支撑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使人类走的更远。由此可见，进行创造教育，培养人的创新精神是人类进步的要求，是时代的要求。陶行知先生的一生是不断实践和探索的一生。他目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经济上的贫穷、教育上的落后而不断提出向传统旧教育挑战，不懈地创办新型教育。尤其他的小先生制，是陶行知不断走自主创新之路的成果，他的理念和方法有许多值得我们效仿的地方。如今，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已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走教育自主创新之路正是做好这次课改的有效途径。诸如，学校不妨以陶行知的“小先生”教育理念为指导，积极开展“小先生自主实践”活动，实现行为规范教育的内化，为学校德育提供有效的途径；让“小先生”用所学的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在养成“学以致用”好习惯的同时发扬“即知即传人”的“小先生制”精神；鼓励“小先生”上讲台讲课，让学生展现其思维过程，其他学生评判其思维过程，实现能者为师，人人有才；倡导“小先生制”，设立多种角色，让学生主动参与各种实践活动，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和主观能动性，从而使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开展校园文化建设，搭建小先生亮相舞台，充分了解其特长，张扬其特长；通过“一帮一”、“兵帮兵”的活动，结成“帮扶”共学的形式来实现新时代的“小先生制”，培养助人自助的团队精神和合作意识；如可在班级中设立“广播操之星”、“纪律之星”、“卫生之星”、“作业之星”等等，并且定期评选，评选出来的“小先生”就负责一段时间班级的管理工作，这样可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凸现他们的主体性等。这些都是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视阈下，对陶行知小先生制的创新与超越。因此，发扬陶行知教育改革的创新精神，为今天教育的创新与革新提供方法论和精神支持已成学陶、研陶、思陶、师陶的重要目的。
（二）小先生制对构建学习型社会的启示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消除文盲。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又再次强调要“营造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浓厚氛围，推动建立学习型社会。”可见，建立学习型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
何谓学习型社会，即人人都能终身学习的一种社会，具体说，就是“人人是学习之人，处处是学习之所”，学习者不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学习型社会是以学习者为中心，以终身学习、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组织为基础[54]。尤其是学校教育，要改变传统的限时空教育，树立宏观的教育时空观，全方位地为建立学习型社会服务。而“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这种宏观的教育观早在陶行知时代和他的小先生制教育思想中就已显现。他曾主张“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55]，以扩大教育的时限；还主张教育与社会生活一体化，构建了改造社会的生活教育理论，变“死教育”为“活教育”，以扩大教育的空间，并强调必须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这是一个人“活到老，学到老”的重要保证。陶行知70多年前就自主创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教育模式：小先生制，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小先生制建立了儿童、教师、家长、社区、生活、环境之间动态的互动系统，将学校社会化和社会个性化，打破了教育和受教育的界限、时限，突破教育时间的阶段性，教育空间的封闭性，教育对象的局限性。他在推行小先生制时强调要把教育看作是全社会的事，而不仅是学校的事，全体社会成员都是教育的接受者和提供者，都应承担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同样，建立学习型社会，完成学习型社会的使命、教育的使命，也并非学校所能胜任，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力量。
今天构建学习型社会，仍然要倡行新时代的“小先生制”，建立一个开放、灵活、方便、完善的终身教育体系，为社会每一个成员、家庭、组织提供多次受教育的机会和多层次、多样化的教育服务的社会。各类学校和政府除了通过互联网、数字电视、空中学校提供全天候的教育，使任何人在任何时空内都能寻找到自己学习的内容，还要发扬“小先生制”精神，培养新时代的“小先生”。诸如，各级学校双休日应向社会开放，让市民、青少年可以进去观光，到阅览室、图书馆看书，到体育场锻炼身体；学校里有些课程、讲座、培训班应向市民开放，让他们选修，合格者给予证书和学分；实行弹性教学制度，有条件的学校与区、街道合办社区学院，与区、县共建学习型区县，组织和引导研究生、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到社区、农村开展助教、助学、志愿者活动；企业、商场、文化、体育、艺术等组织和机构都可以成为教育场所，都可向学生和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开放，提供各种学习、实习、实践基地，充实教育的内容；社会企业、机关、事业、文化等方面的专业人才都可纳入教育队伍担任兼职教师、指导教师，为各类人员创造条件，开展学历、非学历教育，组织培训班、讲习班、提供教育资源、信息等，为所有愿学习者服务。这样才能实现“文化为共”，使人人享有教育，使教育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才会有保证。
（三）小先生制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启示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80%的人口在农村，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关系全局的根本问题。同时，农村教育问题也是制约我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贫困地区要想根本改变面貌就要有自我发展能力，这就要切实开展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施“三教统筹”和“农科教结合”战略，把重视和发展农村教育作为打破教育与经济间恶性循环的最主要的突破口之一，为贫困地区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因为，“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因此，农村教育上不去，劳动力素质整体不提高，就谈不上中国教育的发展和建没，也无法建设农村的小康。中国教育的问题，是穷国办大教育，说到底中国教育的难点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56]这几年国家非常重视“三农”问题，十六届五中全会又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上议事议程。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思路与新目标。发展农村教育因此而成为了建设新农村的智力支持和有力举措。
陶先生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意识到了“三农”的重要，并从穷国的现实出发，创立了“小先生制”，采用“即知即传人”的方法普及教育。他曾说：“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农业国，大家靠着一双手和锄头斧头生产，所以生活是劳苦得很；尤其是经过一百年的帝国主义侵略，三十多年的内战和八年的抗战弄得万分穷苦。我们要在穷社会里找出穷办法来教一切穷人都得到教育，得到丰富的教育，得到民主的教育，才算是达到了我们普及教育的目的。”[57]时隔70多年了，搞乡村教育的很少去重视它、实践它。相反地把西化、城市化、标准化的一套照搬到了乡村，让乡村教育跟着受了不少害！今天我们还要来倡导小先生制，是因为“小先生”能传播乡村先进文化，能普及乡村基础教育，能将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智力资源优势。小先生还史无前例的创造了乡村的先进文化[58]！因为看现在的中国乡村，山村暂不论之，就城郊的乡村里连一个集体文化生活的场所都没有，一个集体文化学习的组织更没有，更没有人去组织他们讨论学习，除了电视成为他们唯一获取外面信息的渠道，酗酒、打麻将、闲聊便是他们多年农闲时生活的一个真实写照。这种农村特有的“贫困文化”不能形成农村教育发展所要求的人文环境，消极的思想和落后的观念时时处处制约着农村教育的发展，使农村教育缺乏必需的文化动力，导致人们排斥科技、文化和教育。物质匮乏和精神空虚，加速形成了“文化无用”的心理，使得许多农民在思想意识中几乎没有教育的位置[59]。而且现在农村中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这辈人，不识字者居多，国家、中央的各项政策和制度，他们真正了解的些许，摊派到头上的各种项目的收费，他们也不清楚，不过问，逆来顺受，天生的奴性、愚昧、麻木，在他们身上还依旧可见。而我们所感受到的并不是村民不想学习，而是我们传统的校门一直没有朝他们开放，而学校的知识又很大程度上不适合他们。他们缺少教育机会改造自己。当然，现在让农民们再到学校学习有很多阻力，只有推行新社会主义特色的“小先生制”。即现在几乎每家都有上学的孩子，小孩子与学校关系最密切，也就与知识最接近，经常与先进的文化打交道，是当今乡村的先进文化的代表，实为传播乡村进步文化最有效的种子。学校要培养他们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为乡村服务的意识，发挥儿童的才智，让儿童做社会的小主人，通过即知即传，教学做问合一，把先进的文化带进家，带进农村。甚至学校还要把它制度化，作为学生参与社会改造和社会实践的途径，并作为学生学年成绩和品德考核的重要依据。诸如，组织“小先生”们利用双休日深入到村子各户解读一些文件、政策等。这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才会有智力支持。因而我们的农村教育又有了一个使命就是要培养小孩子为“小先生”了。
历史是一脉蕴涵丰富的富矿，我对陶行知小先生制的考察、探讨和一些思考仅仅是掬富矿之一抔，敬请学界前辈、师长大加斧正，更深更广的探索仍有待进行。今天，考察研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发扬陶行知教育改革的创新精神和为社会事业的奉献精神，为今后教育的创新与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方法论和精神支持已成为我们学陶、研陶、思陶、师陶的重要目的。对于陶行知小先生制更深层的研究也必将带给我们以更多的启示。
注释：
①1927年春，陶行知与赵淑惠在南京郊外晓庄创办了实验乡村师范学校（后改名为晓庄学校），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就是在这时期提出并在晓庄学校加以试行的。1930年春，因晓庄学校师生支援下关工人反帝大罢工举行游行示威，国民党政府查封了晓庄学校。他被迫逃亡日本。1931年春回国,从事科学普及教育,开展科学下嫁运动,创办“自然科学园”和“儿童科学通用学校”，改编了《儿童科学丛书》、《大众科学丛书》等许多科普读物。1930年在上海郊区大场创办上海工学团，开展普及教学运动，制定《乡村工学团实验初步计划》，主张“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创立了小先生制。1936年1月，他发起组织国难教育，拟定《国难教育方案》，开展国难教育运动。1936年7月应邀赴伦敦参加“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届年会，在会上他介绍了“小先生制”，受到很多国家的欢迎。1939年7月，他筹办的育才学校在重庆附近成立。这所学校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冲破国民党的种种阻挠和迫害，培养了很多革命战士和专业人才。1946年，在党的地下组织和民主人士的支持下他与李公朴等创办了重庆社会大学。这是一所团结进步青年，进行革命的政治教育和专业教育的文科夜大学。（参见孙培青.中国教育史(修订版)[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9:467,476.）。“艺友制”乃是有见于一般师范教育中学理与实习的分离和各行各业师徒制的实效,而提出的教师培养的有效模式。陶行知在《艺友制师范教育答案问》中说：“要做教师有两中途径：一是从师二是访友。跟朋友操练比从师来说格外自然，格外有效力。所以要想做好教师，最好是和好教师做朋友。凡用朋友之道教人学做教师，便是艺友制师范教育。”（陶行知全集（第二卷）[M].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809.）
②2002年9月8日，江泽民同志在北京师范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关于教育创新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当今时代，科技进步日升月异，同时竞争日趋激烈，各国之间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是民族创新能力的竞争。“教育是培养人才的和增强民族创新能力的基础，必须放在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性战略重要位置。”“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必须不断推进教育创新。教育创新与理论创新教育的活力就在于创新。教育创新，与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一样，是非常重要的。
参考文献：
[1]胡福星.陶行知生平事略(1891—1946)[J]. 江西教育,1991,(10).
[2]胡晓风.陶行知诞辰考[J].教育研究,1996,(11).
[3][23][24]黄凤漳.学习陶行知献身教育事业的精神[J].教育导刊.广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1986,(05).
[4]辞海[C].上海辞书出版社,缩印本.1989..
[5]孙德玉.试论陶行知的普及教育思想[J].教育科学.辽宁师范大学,1987,(04).
[6]黄书光.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在上海的传播与发展[J].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5,(06).
[7][22]张鸣.20世纪开初30年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与意识变迁[J].浙江社会科学,1999,(4).
[8][12][13][19][21]周谷平,陶炳增.20世纪初乡村教育思想形成的历史回顾与思考[J].教育学,人大资料书报复印,2005,(01).117,122.
[9]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231.
[10]宴阳初全集（第一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494.
[11]萧功秦.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J].战略与管理.1994,(4).
[14]郭椿炎.建立有现代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兼析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J].龙岩师专学报,1990,(03).
[15][29]陶行知全集（3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1.598，602.
[16][17]许美德.中外比较教育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190,210.
[18]李清华.陶行知更名的故事[J].福建陶研.福建省陶行知研究会，2004(02).
[20]曹子超.从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到陶行知的“生活是教育”[J].江苏高教,1996.
[25]吕西忠,夏阳.陶行知普及教育思想探要[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4,(06).
[26]国家教育委员会人事司组织编写.中国教育思想史专题[M].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192,215.
[27][37]怎样做小先生.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 [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1.291,237.
[28]孙德玉.试论陶行知的普及教育思想[J].教育科学,1987(04).
[30][31][36]陶行知文集[M].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32]怎样知道小先生. 陶行知全集(第四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1.659.
[33]阎广芬.陶行知普及教育思想及其实践意义[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3(03).
[34]小先生与民众教育.陶行知文集[M].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417.
[35][55]普及现代化生活教育之路.陶行知教育文选[M].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182.
[38]谈生活教育.陶行知教育文选[M].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267.
[39][40]生活教育漫亿.陶行知全集(第三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1.623.
[41][44]普及现代化生活教育之路.陶行知教育文选[M].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165,170.
[42]平民读书之试验.陶行知文集[M].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69.
[43]陶行知全集(第四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1.708.
[45]转引自仲兰邨,晋启生.陶行知年谱(续)[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1982(03).
[46][47]社会大学运动.陶行知全集(第三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1.586.
[48][53]民主教育之普及.陶行知教育文选[M].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337,749.
[49][52]领导者再教育.陶行知全集(第三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1.
[53]翟建华.推行“小先生制”促进群体智力互补[J].四川教育,1996,(Z1).
[49][51][52]自动学校小影.陶行知全集(第四卷)[M].湖南教育出版社,1981.186,188.
[50]创造的儿童教育.陶行知教育文选[M].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308.
[54]杨荣新.发展社区教育的思考[J].中国农村教育. 2005(Z2).
[56]张德福.关于农村民办教育发展问题的探索[J].职业技术教育研究(辽宁),2004,(01).
[57]民主教育之普及.陶行知文集[M].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794.
[58]杨国龙.陶行知教育思想对西部乡村教育实践和指导思想的启示[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5,(05).
[59]柯尔曼.教育机会均等的观念[A].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C].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89.1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