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蔡元培先生执掌北大纪闻
蔡元培，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自由知识分子，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生于1868年1月11日，字鹤卿，号孑民，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光绪十八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904年在上海创立光复会并任会长，次年加入同盟会，是辛亥革命元老；后赴德国留学，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等一批学术书籍。辛亥革命后回国出任南京临时政府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12月至1927年8月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
即便蔡元培曾经是1927年清党案的提案人，毛泽东仍旧评价蔡元培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周作人说：“蔡孑民的主要成就，是在他的改革北大。”沈尹默甚至极而言之：“纵观蔡先生一生，也只有在北大的那几年留下了成绩。”做过北大旁听生的孙伏园曾感叹说：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一年比一年更趋明显；五四运动的具体印象，却一年比一年更趋淡忘了。现在，我们只能通过追寻蔡元培及其同时代人的回忆片段，大致连缀出蔡元培当年在北京生活的真实场景和人际交往，领悟一个文化领袖在乱世危情中的泰然襟怀。
一、北大赴任
1916年9月1日，蔡元培收到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的电报，电云：“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归国，以慰瞻望。”后来范源廉自述：“蔡先生很伟大。他到北大作校长，是我作教育部长时，民五冬天从欧洲请回的。民国元年，我到教育部作次长，却是他邀请的，我和他是肝胆相照的朋友。”
蔡元培从德国回来时，立了三个原则：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称为“三不主义”。北京大学校长也是由政府任命，但他认为这是办教育，不是做官。据蔡元培自述：“多数友人均劝不可就职，说北大腐败，恐整顿不了；也有少数劝驾的，说腐败的总要有人去整顿，不妨试一试。”（《自写年谱》手稿，1940年）“孙中山先生认为北方当有革命思想的传播，像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性教育，所以主张他去。”（罗家伦：《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蔡元培遂婉言谢绝浙江省长之职，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信念决意前往北京赴任。他在给汪精卫的信中说：“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致汪兆铭》，《蔡元培全集》第3卷）其教育救国的忧患意识跃然纸上。
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一大”时，孙中山提名蔡元培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会场中有不同意见，认为蔡出任北大校长，有依附军阀之嫌。孙中山解释说，我知道他最清楚，故我有此处置。蔡在北方任务很重，因为北方政治环境关系，只提议他为候补委员，以使他不会因地位过高而不便工作。说明蔡元培此次北大赴任显然负有特殊使命，是南方政治势力的秘密代表。
1916年12月22日，49岁的蔡元培携家抵达北京。12月26日，总统黎元洪、总理段祺瑞和教育总长范源濂联名签署了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的任命状。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校视事。据当时北京大学学生顾颉刚回忆：“1917年初，蔡元培先生来北大，逐步使北大发生了巨大的、质的变化。他到校第一天，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此后不久蔡元培宣布，学校师生与校役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今后应以“工友”称之。
这是蔡元培第七次来到北京。蔡元培在供职翰林院做京官时，曾借住过南城绳匠胡同的同乡李慈铭寓所和南半截胡同绍兴县馆。这次到京后最初租居南城官菜园上街陈宅，旋迁东城遂安伯胡同4号（后转作华法教育会临时办事处）；1918年始租住东堂子胡同75号院（后于2008年由香港富华国际集团修复，被列为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单位）。当时北京房屋的租赁价格并不高，平均下来每间房每月租金一块大洋（如胡适1918年租赁的钟鼓寺14号院共有17间房屋，房租每月20银元），以北大校长每月600大洋的收入，花费区区20多块银元租个小院似乎有失蔡元培身份。推测其原因是，当时并未马上弃租遂安伯胡同4号院，因故就近在其南侧东堂子胡同择宅，方便往来。又因为距离北京大学很近，东堂子胡同蔡寓成为蔡元培平日校外会客、工作和休息的主要场所，直到1921年因蔡元培夫人黄仲玉不幸病故，旧宅难免睹物伤情，这才租赁西单背阴胡同的房产安置新家。
二、知人善任
蔡元培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中记述：“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而夏君原任理科学长，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旧贯。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
另据陈独秀回忆，他在1904年曾在上海加入蔡元培、杨笃生等人组织的暗杀团（后改组为光复会），主张对满清官员暴力暗杀，天天实验制造炸药，蔡元培常来试验室聚谈，并主张训练女性去投掷。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在校长室玻璃柜里还陈列有当年制作的炸弹，这也许是他对这一段革命生涯的纪念。
据与陈独秀同住旅馆的《新青年》承销商汪孟邹在日记中写道：“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候蔡元培来得早，陈独秀还没起，他就“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门口等候。”陈独秀最初不想受聘北大文科学长，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蔡元培劝他把《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他才答应就任。陈独秀曾担心：“我从没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能否胜任，不得而知。”蔡元培竟为陈独秀杜撰了一套假履历。在《致教育部请派文科学长》的公函中，他虚构陈独秀是“日本东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为了推举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领军之人，蔡元培用心良苦。
蔡元培还亲自前往北大译学馆看望有“鬼谷子”之称的沈尹默教授。沈尹默在回访时也向蔡元培推荐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提出：“我建议您向政府提出三点要求：第一，北大经费要有保障；第二，北大的章程上规定教师组织评议会，而教育部始终不许成立。中国有句古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与其集大权于一身，不如把大权交给教授，教授治校，这样，将来即使你走了，学校也不会乱。因此我主张您力争根据章程，成立评议会；第三，规定每隔一定年限，派教员和学生到外国留学。”（沈尹默：《我和北大》）蔡元培深以为然，完全采纳。后来蔡元培在校内事务上多问计于沈尹默，沈尹默一度出任文科学长。
要推动北京大学的教育制度改革，必须先要得到教师中坚力量的支持。蔡元培依靠前清翰林和前教育总长的资历、自身人格信念的感召力和北京大学浙江籍同乡的地缘人脉关系，在短期内确立了校长权威，重组新型教授团队。前任校长胡仁源是蔡元培的学生，为浙江吴兴人，在任期间已经为北京大学招聘了一批浙江籍教授，其中有：北大理科学长夏元瑮（蔡元培多年的同事），沈尹默和沈兼士（国学门主任），钱玄同（其父钱振常当过蔡元培老师），马裕藻（中国文学系主任）和马衡，马寅初（后任北大教务长），朱希祖（后任史学系主任），陈大齐（哲学系主任），陶孟和，俞同奎（化学系主任），林辛和林损，孙诒棫，朱蓬仙等人。蔡元培到任后又聘请了一大批浙江籍教授，如马叙伦、鲁迅和周作人、刘半农、朱家骅、顾孟余、任鸿隽、陈怀（蔡元培老朋友陈黻宸的侄子）、章献猷（被蔡元培好友张元济三次举荐）、翁文灏等。连任用的校长私人秘书也是浙江绍兴籍的范文澜。无怪沈尹默后来评价说：“蔡先生的书生气很重，一生受人包围。到北大初期受我们包围（我们，包括马幼渔、叔平兄弟，周树人、作人兄弟，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亦即鲁迅先生作品中引所谓正人君子口中的某籍某系）。”特别是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亦被聘为北大生物系教授），为浙江杭州人，与马叙伦同为陈黻宸的弟子，也是蔡元培的故交。汤尔和在整个北平学界都是数一数二的实力派人物，甚至连蔡元培被聘为北大校长都是其推荐的结果，蔡元培在人事安排上对其倚重、“有言必听”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外，蔡元培还聘用了亲属，如让他的妻弟黄世晖（字幼轩）出任北大会计，掌管财务。教育部对此持有异议，蔡元培曾很不痛快地对沈尹默说：“真是岂有此理，连我派个管账的人他们都要干涉！”五四运动期间在蔡元培辞职隐居杭州时，堂弟蔡元康（字谷卿，曾是周作人留学日本的保证人）也曾协助他处理日常事务；而经蔡元培推荐出任北大总务长、授权代行北大校长职权的蒋梦麟，更是他的绍兴老乡和早年的学生。浙江籍的教授群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通过控制北大评议会而具有左右北大校政的力量。
蔡元培在国内延聘名师，不问派别，不问师从，甚至不问学历，但求其术有专攻，学有专长。例如将仅有高中学历、24岁的梁漱溟聘为讲师，后又聘为教授，主讲《印度哲学》。又如，蔡元培想请王国维到北大教书。但王国维以清朝遗老自居，不能为民国做事，坚决不答应。蔡元培无奈之下想了个变通的办法，让他做通信导师（类似今天函授教授），为北大教学生，名义上却不是北大教师。蔡元培令人送去200元的工资，王国维却死活不收，因为他觉得虽为北大做事，但毕竟未受聘于北大，就不能拿工资。最后蔡元培又是变通了一下，以报销通信教授邮费的名义，才让贫困中的王国维收下了这笔钱。
蔡元培为北大聘请了美国地质学教授葛利普等外籍教授，并邀请著名学者英国哲学家罗素、美国教育家杜威、法国数学家班乐卫等来校讲学。至于不合格的教员，蔡元培坚决黜退，不管对方是什么来头，有什么靠山。蔡元培为辞退北大不称职的外籍教员曾屡遭外交部质问。一位被辞退的英国教员搬出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谈判，蔡元培不肯妥协。朱尔典悻悻而归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被辞退的外籍教授告到法庭，蔡元培请北大兼职讲师、曾任司法总长的王宠惠作代理人，最后校方胜诉。
北京大学内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国学教授黄侃说：“余与蔡孑民志不同，道不合，然蔡去，余亦决不愿留，因环顾中国，除蔡孑民外，亦无能用余之人”。另一个保守派、留着长辫子的辜鸿铭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讲：“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陈独秀称赞蔡元培道：“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自由思想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胡适则评论说：“蔡公是真能做领袖的。他自己的学问上的成绩，思想上的地位，都不算高。但他能充分用人，他用人的成绩都可算是他的成绩。”胡适还在1935年7月26日致罗隆基信中说：“蔡先生能充分信用他手下的人，每委人一事，他即付以全权，不再过问，遇有困难时，他却挺身负其全责，若有成功，他每啧啧归功于主任的人，然而外人每归功于他老人家。因此，人每乐为之用，又乐为尽力。迹近于无为，而实则尽人之才，此是做领袖的绝大本领。”梁漱溟深有感慨地说：“蔡先生的了不起，首先是他能认识人，使用人，维护人。用人得当，各尽其才，使每个人都能发出自己的热和光，这力量可就大了。”
三、制度建设
蔡元培早在1913年即有意出任北大校长，只是由于袁世凯的反对，未能如愿。他对北大教学体制改革早已胸有成竹。他说：“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人言有良社会斯有良大学，吾谓有良大学斯有良社会。”蔡元培主张“教育独立”的思想。他在《教育独立议》一文中指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发表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二曰砥砺德行，责无旁贷；三曰敬爱师友，以诚相待。他开宗明义地宣称：“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随即，蔡元培发表公告：“以后学生对校长应用公函，不得再用呈文。”锐意革除北大的官衙作风。不久便提出并实施“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蔡元培还引经据典解释说：“我在北大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可以用《礼记·中庸》里的话来说明，那就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北京大学教学体制改革的核心主旨是学术至上、教授治校。蔡元培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在胡适的建议下，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他积极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力主自学；改良讲义，添购书籍；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大学只设文、理两科，将北大原有工科并入天津北洋大学；将预科分属各本科，统一管理并缩短学期；试行文、理两科沟通式教学；成立学术研究所，推进学术独立；率先实行男女同校；创办消费公社和学生储蓄银行；资助学生结社办刊（当时北大每月经费预算是4万块钱，一说常年经费是75—90万银元，但蔡元培光是给新潮社办杂志就每月拿出2000块钱）；发起工读互助团，允许校外旁听生缴费注册听课，对偷听生也不防范；考试及格不再公布分数，甚至允许不要毕业文凭者可以不参加考试。成立由校长、各科学长和教授代表组成的校评议会，统领校政，决定学科废立，提出学校预算，制定和审核学校条令，审核教师学衔和学生成绩，一改校长独揽校政的传统。教授之辞退与聘任的最终决定权在教授评议会，非任何人可以独立辞退与聘任；教授在外兼职不仅只能拿讲师薪俸，而且没有选举教授评议员的权利。蔡元培还特意对教师资格作了规定：“为官吏者，不得为本校专任教员。”各系建立教授会，选举产生教授会主任（系主任）、决定教务（如课程设置，选择教科书，考核学生成绩等）。由教授出任北大教务长、总务长，民主管理校务。蔡元培强调的是遵守法制前提下的民主，为此他侧重制度建设，认真修订了一系列大学管理规则，要求师生言行遵守校规。由蔡元培一手开创的新型大学运营模式至今仍然是难以逾越的时代巅峰。
顾颉刚记述：“蔡元培为了贯彻自己的办学方针，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例如，在他的提倡下，学校成立了各种学会（最有名的有“少年中国学会”，由李大钊、邓中夏主持）、社团（如《新潮社》等）、研究会（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新闻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等），还有“静坐会”等体育组织。学校还开音乐会，办体育运动会，允许成立学生自治会。从那以后，学生们打麻将、吃花酒的越来越少，研究学问和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越来越多。在蔡先生的主持下，北大名副其实地成了国内首屈一指的高等学府了。”
蔡元培提倡平民教育，看到北大校门口挂着“学堂重地，闲人免进”的牌子，就命人取掉。他主持开办了“校役夜班”和“平民夜校”，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鼓励北大教授和学生利用业余时间，义务为北大校工和市民上课。1918年11月16日，蔡元培在天安门前庆祝“一战”结束的集会上，发表题为《劳工神圣》的演讲，他指出：“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智力，都是劳工。”
蔡元培提倡美育，注重音乐、美术的教育和修养。据蔡元培记述：“北大有美学及美术史教课，除中国美术史由叶浩吾君讲授外，没有人肯讲美学。十年，我讲了十余次，因足疾进医院停止。至于美育的设备，曾设书法研究会，请沈尹默、马叔平诸君主持。设画法研究会，请贺履之、汤定之诸君教授国画；比国楷次君教授油画。设音乐研究会，请萧友梅君主持。均听学生自由选习。”
四、文化包容
蔡元培对于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便是提出了文化包容论。文化保守派代表人物林纾曾发表致蔡元培的公开信，攻击新文化运动“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蔡元培反驳说：“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宇，颇不相背也。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蔡元培的国学底蕴和翰林身份为前清遗老遗少们所顾忌，不啻是为新文化运动遮风挡雨的参天大树。
蔡元培没有将中西文化截然对立起来，他说：“中国文化，必可以与欧洲文化齐等，同样的有贡献于世界。”蔡元培坚决反对在文化上用西学打倒中学，或用中学抵制西学，指出：“主张保存国粹的，说西洋科学破产；主张输入欧化的，说中国旧文明没有价值。这是两极端的主张。”他指示北大国学研究所：“我们一方面注意西方文明的输入，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将我们固有文明输出”。
梁漱溟评论道：“国人注意西洋文化多在有形的实用的一面，而忽于其无形的超实用的地方。虽然关涉政治制度社会礼俗的，象是‘自由’、‘民主’、‘平等’一类观念，后来亦经输入，仍不够深刻，仍没有深刻到文化的根本处。唯独蔡先生富于哲学兴趣，恰是游心乎无形的超实用的所在。讲到他的器局，他的识见，为人所不及，便从这里可见。因其器局大，识见远，所以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的种种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右援左引，盛极一时。后来其一种风气的开出，一大潮流的酿成，亦正孕育在此了。”
五、“五四”策源
蔡元培的教育制度改革，为北京大学奠定了雄厚的人文自由精神基础。当年的北京大学实行政教分离，校长和教授不可以煽动学生从事政治活动。但是大学毕竟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之塔，蔡元培认为大学要担负起“指导社会”的责任，培养学生爱国的公民道德。蔡元培解释说：“为社会之一人，则以信义为本务，为国家之一民，则以爱国为本务。能恪守种种之本务，而无或畔焉，是为全德。”
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之一许德珩说：发动五四运动的主力是北京大学，而其精神上的指导者是蔡元培。陈独秀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一文中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周作人也称：“蔡固系五四之首魁”。
五四运动的政治背景是：当时中国南北政治势力都在争取日本的财力支持。如1917年9月15日，在和日本河上清的谈话中，孙中山表示：“希望日本方面给予武器、军火和大量贷款。”“一旦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只是日本方面认为北洋政府更为可靠罢了。1919年巴黎和会排斥中国权益，手无军权的总统徐世昌为制衡段祺瑞政府的亲日倾向，成立外交委员会，并资助梁启超赴欧游说。梁启超抵欧后，意外得知段祺瑞政府为获得日本贷款，已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拱手让于日本。梁启超将此密约电报给徐世昌。徐世昌将电报转交外交委员会负责人汪大燮、林长民，并于3月22日发表于《晨报》，举国震惊。徐世昌还指令“外交部续布中日各项密约”，遭段祺瑞政府反对。徐世昌明白：“挽救危局的唯一希望，只有靠学生了。”便有意放出风来让学生闹，以便谈判代表在巴黎和会上讨价还价。其策略与当年袁世凯透过外国媒体披露“二十一条”中日密约的动机并无二致。因此，徐世昌在处置“肇事”学生的态度上亦较宽容、开明。
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会英美法三国会议议定，将原来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给日本。正在巴黎的梁启超致电汪大燮、林长民，建议警醒国民和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林长民遂写成《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交由外交委员会事务员、北大预科讲师梁敬錞送至报馆，刊于5月2日的《晨报》头版头条。
5月2日，蔡元培在北大饭厅召集学生代表和各班班长一百多人开会，讲述了巴黎和会牺牲中国主权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何思源：《五四运动回忆》）当天在总统府，外交委员会已决议拒绝签约，汪大燮、林长民将致电代表团拒签电稿送呈徐世昌总统，徐阅后交给国务院准备拍发。不料国务总理钱能训却向正在巴黎参加和谈的中国代表团拍发密电，命令代表在合约上签字。国务院电报处一名职员连夜向林长民报告了消息，林长民当即向汪大燮汇报。外交委员会事务员叶景莘提醒说：“北大学生亦在反对借款与签约，何不将消息通知蔡孑民先生。”汪大燮即于5月3日凌晨专程前往东堂子胡同蔡元培家告知消息。
胡适在1929年1月16日的日记中记述叶景莘所讲：“汪大燮其时为外交委员会主席，他于五月二日夜（三日夜）去看蔡元培，先以此时形势，说学生不可不有点表示。蔡赞成其说，故四日有大游行，遂有打赵家楼的故事。”梁敬錞后来也说：“蔡校长亟召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段锡朋，告以实况。”“当时汪、林、蔡诸公之所为皆纯出于爱国与抗日之一念，绝无派系或个人情感杂于其问。”（梁敬錞：《五四运动之回忆》）
5月3日下午，国民外交协会由蔡元培主持在北大召开了全体职员会，声明要求“政府训令专使坚持如不能争回国权，宁退和会，不得签字”。并向各省发出通电，希望各地团体于“五·七”国耻纪念日开会。蔡元培又以北京欧美同学会总干事的身份，与副总干事王宠惠、叶景莘联名致电中国使团首席代表陆征祥，劝其不要签字。据郑天挺回忆说：“运动原定七日发动，后因知道事不宜迟，国际上的压力已来，于是提前了。这消息是蔡孑民先生传来的。”许德珩也回忆，德国在山东权益判给日本继承的消息，“我从蔡校长那里听到了”。“五三晚上的大会，是（蔡）先生允许开的。”（许德珩：《纪念五四话北大》）另据田炯锦回忆：“五月三日下午，与笔者在北大东斋同住一间宿舍的狄君武学长归来说，今天下午在一个会议上，蔡先生言巴黎和会的情势，对我国极为不利，列强对日本要在山东夺取我许多权益之无理要求，有认可之意，而我政府将被迫在和约上签字，倘不幸而如此，国家前途不堪设想。散会后，许多同学商议，欲今晚在法科大礼堂召集全体同学大会，共商对策。”（田炯锦：《五四的回忆与平议》）唐伟也回忆蔡先生阅电后“急邀全校教职员开会，商讨救济办法”。（唐伟：《蔡先生与五四运动》）
据张国焘回忆：“五月四日上午十一时左右，当北大同学在马神庙第一院集合，准备向天安门出发时，蔡校长出来劝止。他沉痛的向我们说，示威游行不能扭转时局。北大因提倡学术自由，颇为守旧人物和政府所厌恶，视为鼓吹异端邪说的洪水猛兽。现在同学们再出校游行，如果闹出事来，予人以口实，这个惨淡经营，植根未固的北大，将要首先受到摧残了。那位文诌诌的易克嶷同学，当场向蔡校长痛陈学生们内心积愤已是忍无可忍，恳求校长不要阻止。其他多数同学则颇感不耐，发出‘嘘！’‘轰！’吵嚷和怒骂的声音。看看时间已到中午，我即挤向前去，高声向校长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并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请校长回办公室罢！’我和其他几位同学连请带推的将校长拥走，游行队伍在一片欢呼声中，蜂踊的向天安门出发了。”（张国焘：《我的回忆》）杨晦回忆：“临出发时，蔡先生在出口那里挡了一下，说有什么问题，他可以代表同学们向政府提出要求。不过，同学们不肯，他也让开。”（杨晦：《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蔡先生已知同学决计游行请愿，即召学生会干事狄君武等，嘱其转告同学，途中须严守秩序。许德珩也说：“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是负行政责任的人，他同情学生，而又不愿意闹得过火。”
蔡元培回忆道：“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蔡元培没有坚持劝阻学生，接到政府方面要求他召回学生的电话，他回答道：“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制止。”对于让他立即前往教育部商量善后办法的要求也不予理会；一日未离学校，亦未进食。后来，蔡元培在欧游期间表示：“学校当局的看法是，如果学生的行为不超出公民身份的范围，如果学生的行为怀有良好的爱国主义信念，那么，学生是无可指责的。学校当局对此应正确判断，不应干预学生运动，也不应把干预学生运动看成是自己对学生的责任。”
罗家伦评价说：“这一次蔡孑民先生确是有一种特别的表现，就是五四事情出来以后，他不和前次一样的辞职，反而联合各大学的校长，负责地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的学生。”据曹建回忆，学生被捕之后，大家聚集在三院礼堂里，束手无策。忽然听见脚步声从外面传来，众人仰首张望，原来是蔡元培校长。一群学生害怕受到先生的斥责，另一些学生则欢呼，有的甚至放声大哭。先生从容走上讲台，怡言温词地对大家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都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还没有说完，全场呼声雷动。先生接着说：“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关于善后处理事宜也由我办理，只希望你们听我一句话就好了。从明天起照常上课。”随后，蔡元培径赴段祺瑞平日敬重的好友孙宝琦（曾任国务总理，浙江绍兴人）家，见其面有难色，“先生就呆坐他的会客室里，从下午九时左右起一直过了十二时以后不走。”（曹建：《蔡孑民先生的风骨》）而此时国务总理钱能训正连夜召集内阁紧急会议，“解散北京大学，撤免蔡元培校长，几为一致主张”。
蔡元培回忆道：“他们因愤激的缘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攒殴章宗祥的事。学生被警厅逮捕者数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学生居多数。我与各专门学校的校长向警厅力保，始释放。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宣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辞职，一面秘密出京，时为五月九日。”“政府知势不可侮，乃释放被逮诸生，决定不签和约，罢免曹、陆、章，于是五四运动之目的完全达到了。”“各方面都要我复职。我离校时本预定决不回去，不但为校务的困难，实因校务以外，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缠绕，度一种劳而无功的生活，所以启事上有‘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等语。但是隔了几个月，校中的纠纷，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决的状态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回校以前，先发表一文，告北京大学学生及全国学生联合会，告以学生救国，重在专研学术，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
“杀君马者道旁儿”的典故系出自《艺文类聚》卷九十三引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云：“杀君马者路旁儿也，言长吏养马肥而希出，路边小儿观之，却惊致死。按长吏马肥，观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驱驰不已，至于死。”蔡元培清楚，政客、媒体就是道旁观者，用吹捧乘者（学生）的方式，使马（校长）疲于奔命。据蒋梦麟回忆，蔡元培担心“今后将不容易维持秩序，因为学生很可能因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蒋梦麟：《西潮·新潮》）
1919年5月13日《晨报》刊登蔡元培交黄世晖带回的《蔡元培辞去校长之真因》，文中记述：当被问及“君能保此后学生对于外交问题不再有何等运动乎”时，蔡先生答复：“是或难免。然我在七八等日已屡与学生之干事部说过，大意谓：学生爱国之表示，在四日已淋漓尽致，无可复加。此后可安心用功，让一般国民积极进行。若学生中实有迫于爱国之热诚情不自已者，不妨于校外以国民之资格自由参加，万不可再用学生名义，尤不可再以学校为集会之机关。我希望学生尚忆吾言也。”
1919年6月15日，蔡元培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说：“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得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家，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哪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哪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蔡元培对学潮的一般态度和处理方式可归纳为：事前劝阻，事中保护，事后辞职。蔡元培曾经7次提出辞去北大校长。他在《关于不合作宣言》一文中引用了《易经》的话，“小人知进而不知退”。他认为在黑暗恶劣的时局面前知识分子要懂得进退，退有时候比不进重要，所以提出“不合作”三个字以告退的形式维护自己的人格自尊，表示抗议。他反对学生因参与爱国活动而影响学业，甚而讲“因爱国而牺牲学业，则损失的重大，几乎与丧失国土相等。”罗家伦回忆说，蔡元培常说“官可以不做，国不可以不救”，但是，“到五四以后学生运动发现流弊的时候，他又发表‘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名言。”据段锡朋回忆：“先生以为五四运动过去了，大家要知道真正的救国，单靠爱国的感情是不够的，必须秉此感情以求理智的发展，去发挥真正的爱国力量。‘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这时先生昭示的名词。”（段锡朋：《回忆》）五四一周年，蔡元培专门撰文称，“人人都知道罢工、罢市损失很大，但是罢课的损失还要大”，“况且有了罢课的话柄，就有懒得用功的学生，常常把这句话作为运动的目的，就是不罢课的时候除了若干真好的学生以外，普通的就都不安心用工。所以从罢课的问题提出以后，学术上的损失，实已不可限量。至于因群众运动的缘故，引起虚荣心、依赖心，精神上的损失也着实不少。”他希望学生“打定主义，无论何等问题，决不再用自杀的罢课政策。”每值五四，北大同学会必会盛宴同学，并奉蔡元培为上宾。年年如此，蔡颇疲惫，一次戏语邻座曰：“吾辈此日真成吃‘五四’饭矣！”
蔡元培回京后，皖系军阀与安福系开秘密会议，筹对付之策。内务总长、司法总长、京师警察总监发言激烈，谓“不可视蔡元培进京为一书生，当视为十万雄师，吾人不可以不以全副武装对付”。后来采用派遣蔡元培出国考察的办法将其支走。1921年在蔡元培奉派赴欧美考察教育期间，北洋政府久欠教育经费，各校教职员向政府请愿，反遭警卫殴打，故而宣布罢教，迁延数月，北洋政府乃为补发欠薪，表示歉意，各校始复课。蔡元培回国后，对教师罢教大不以为然，召集北大教职员痛责：学校教育青年不要轻率闹事罢学，教职员应为学生模范，岂可因索薪罢教，贻误后生？如果认为政府太坏，不能合作，尽可自动辞职，另谋他就。如大家都求去，亦可使政府惊觉反省。岂可既不离职，又不尽教学责任，贻误青年？他坚决要求将罢教期间的薪水交出归公，以补贴图书馆经费，得到教职员的附议。
1920年蔡元培在题为《学生的责任和快乐》的演讲中阐明观点：“至若学生去岁干预政治问题，本是不对的事情，不过当此一发千钧的时候，我们一般有智识的人，如果不肯牺牲自己的光阴，去唤醒一般民众，那么，中国更无振兴的希望了。但是现在各位的牺牲，是偶然的，不得已的。若是习以为常，永荒学业，那就错了。”
1928年，作为大学院长的蔡元培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提出了取消青年运动的议案，他认为：非有关乎国族存亡的大问题，断乎不值得牺牲学业，那种为了教育界一些细碎之事而罢课游行甚至毁物伤人之举，已经背离了青年运动的本义。“就今日受痛苦最大之点言之，无过于未成年之学生参加政治斗争之一事”。
六、生活起居
蔡元培除了北京大学校长的薪水收入每月六百元外，翻译作品的稿费达到了每千字七元，此外他还与商务印书馆有合作协议，从《石头记索隐》等出版物中获取版税百分之十至二十。蔡元培夫人还持有商务印书馆股票6股，每年分红。蔡元培的社会兼职也很多，因此收入颇丰。例如，1923年被张元济聘为商务印书馆编译顾问等职，预支全年薪水3600元。1917年起蔡元培兼任北平孔德学校校长；在1920年至1930年间兼任中法大学校长（由于蔡元培的关系，北京大学曾为中法大学捐助10万法郎，中法大学的筹备处也借用北大房屋），1920年至1922年兼任私立民国大学校长等等，的确有违教育部“校长不得兼任他项职务”的明令。后来中法大学因地界纠葛与孔德学校打官司，对簿公堂时发现，原告为“中法大学校长蔡元培”，被告为“孔德学校校长蔡元培”。
蔡元培表示北大是国立的，非私人所有，尽力于国家，得相当之报酬，乃天经地义，无垢无辱。（见1922年6月12日《晨报》。）然而其生活十分简朴，对衣着亦很随便，认同衣服简单、合体就是美，经常讲穿新衣服不自在，他的夫人曾风趣地说，那只有到估衣市场去买半新不旧的衣服了。蔡元培在家里还自己亲自动手洗衣服。
蔡元培赴德国游学时，听朋友李石曾（后为北大教授）谈到食肉的害处，正好他又看过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著作中关于打猎惨状的描写，于是宣布不再食肉，还劝告朋友寿孝天说：“蔬食有三义：一卫生，二戒杀，三节用。”并表明自己专食蔬食是因为戒杀。寿孝天回信引用杜亚泉的话说：“植物未尝无生命，戒杀义不能成立。”对此，蔡元培说：“戒杀者，非伦理学问题，而是感情问题。”他解释说，蔬食者不是绝对不杀动物，一叶一水中也不知道有多少动物，但因为常人无法看见，所以感情也未能顾及。而对于能够看见的动物，感情则可以顾及，所以要戒杀。蔡元培坚持素食12年，直到1921年10月因患糖尿病、左下腿溃烂住进德国医院治疗，医生认为由营养不全面引起，经劝告后又肉食。蔡元培平时三餐都很简单，最易侍候，他的夫人说他：“稀饭也吃，干饭也吃，焦饭也吃。”蔡元培在当北大校长期间，午餐同教师一样。段锡朋回忆说：“有一次走过校长室门前，一个小饭铺伙计提着菜篮，说是送饭给校长吃，我就打开盖子看一看，一碟木樨炒肉，一碟醋溜白菜和几个馒头。我们当穷学生的总以为校长每饭所用，虽不是山珍海味，总亦离不了三盘四碗，谁知道竟是这样。其实他老先生一生都是这样。”
有时连吃饭的时间也不得闲。一天中午，蔡元培在北大校园一个亭子里吃饭，这时一群人拥着两个相互拉扯的学生来找校长，学生甲说学生乙打了他，要校长评理。蔡元培不紧不慢，对甲说：“如果你不该打，他打你，他是妄人，你不必和妄人计较；如果你该打，他打你，你自己看着办吧。”两学生听了此话，不发一言，躬身退出，众人也都躬身退出。
蔡元培唯一嗜好是喜喝绍兴黄酒，年轻时是有名的“酒量如海”，爱劝酒，通常就餐常常只喝酒不吃饭。每年他都托亲友从绍兴买上数坛黄酒运去，备在家中自饮或请客。一些好友说他“每饭必酒”，但他很有节制，平时自斟自饮，每餐以旧时四两为度。但偶遇知交旧好，相与宴饮，有时亦不惜一醉。后因胃病复发，每次限酒一小盅。
蔡元培自小爱吃的零食是炒豆，案旁常置炒豆一罐，一面嚼豆，一面阅书。他说，炒豆越香，读书兴致越浓。
蔡元培有早起晨练的习惯。据他回忆，小时经常熬夜苦读，“有一次，母亲觉得夜太深了，人太倦了，思路不能开展了，叫我索性睡了。第二天黎明叫起，此时竟一挥而就。从此，终身觉得熬夜不如起早，是被母亲养成的。”蔡元培认为：“有健全之身体，始有健全之精神；若身体柔弱，则思想精神何由发达？或曰，非困苦其身体，则精神不能自由。然所谓困苦者，乃锻炼之谓，非使之柔弱以自苦也。”蔡元培推崇武术，曾对武学泰斗孙禄堂执弟子礼。他还说过：“外国的柔软体操可废，而拳术决不可废。”“中国的太极拳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国粹”。在他的支持下北大成立了“技击会”，师生中参加者甚多。蔡元培大力支持蒋维乔在北大开设讲坛教授“因是子静坐法”，并购买了几百个蒲团，免费供给愿学静坐的师生使用。
蔡元培一生对坐轿最为反感，他认为用人抬人是不人道的，而且两人甚至三四人为一个人代步也不经济。人力车夫一个人拉一个人，经济倒是经济，但眼睁睁看到人家佝偻喘气出汗，实在大为不忍。他认为脚踏车和摩托车最为文明，不得已时坐马车。实在没有办法要坐人力车时，他首先问好价钱，一到即付钱，决不还价。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步行上班的。一次，蔡元培拜访孙宝琦，孙送客时见门前无车辆，就对蔡元培说：“你现在不可以再徒行了。”蔡点头说是。第二次来时又如此，孙便将自己的马车送给他。过了一些时间因事来访，孙未见所赠马车，等蔡走后，便派人将自己常用的一匹马送去。后来，蔡元培就每天坐这辆马车上午九点准时到北大第一院上班。
胡适在北大创办了“成美学会”，目的是效古君子成人之美，由教授们捐钱资助热心向学却家境贫寒的学生。蔡元培是最主要的赞助人之一，不仅个人捐款100块大洋，还鉴于个人力量的有限而将之划归学校统一办理，责成由胡适等四教授修订该会章程。北大有困难的学生若得到审核同意，可以借钱以应需要。如家境困难的学生陈顾远就通过蔡元培联系成美学会借到急需的100块大洋。
蔡元培经常为他人作保。有一位考取北京大学的新生叫马元材，得知要交一份由在京做官的人签名盖章的保证书，才能予以注册，便给蔡元培校长写信道：“我不远千里而来，原是为了呼吸民主空气，养成独立自尊的精神。不料还未入学，就强迫我到臭不可闻的官僚面前去磕头求情，未免令我大失所望。我坚决表示，如果一定要交保证书，我就坚决退学。”几天后居然收到蔡元培校长的亲笔回信：“弟元材谨启”，只见信中写道：“查德国各大学，本无保证书制度，但因本校是教授治校，要改变制度，必须由教授会议讨论通过。在未决定前，如先生认为我个人可以作保的话，就请到校长办公室找徐宝璜秘书长代为签字盖章。”
青年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时曾精读过蔡元培翻译的《伦理学原理》，在书的空白处竟写了150多条共计12000字的批注。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萧瑜等湖南新民学会会员为赴法勤工俭学来到北京。因路费所剩无几、外语没过关，毛泽东决计留在北京实行工读计划，须寻找一个维持生活的职业。于是，萧瑜和蔡和森等人写信给蔡元培校长，“要求他雇用我们的一个无法赴法国的同伴为校内的清洁工人。蔡元培先生是位了不起的人，他看了我们的信后，立即就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但他有更好的主意，他怜悯毛泽东，对于他能够刻苦自励，甚是高兴。没有让他去做清洁工人，而是到校内的图书馆去工作。因此他写了一封信给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先生，信中说：毛泽东需要在本校求职，使其得以半工半读，请在图书馆内为他安排一职。”（萧瑜：《毛泽东和我》）据北京大学档案中所存的工资发放册记载，毛泽东签收过三个整月的工资，月薪为8元。1919年10月毛泽东取得由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会长蔡元培签发的半年听讲证书。1920年1月，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教授去世时没有给遗属留下赡养费，蔡元培发起募捐，征集赙金并率先捐款。该款后来被杨家用于资助毛泽东在长沙经营文化书社。1922年蔡元培因“全与我的理想相合”，十分欢喜地为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题词。
蔡元培资助过一位幼年丧父的马姓远房表亲在北京生活、学习，直到他顺利地从北大俄语系毕业。许德珩回忆说：“我因家里穷，蔡先生帮助我找了个翻译工作，每月挣十元钱，维持学费。”后来许德珩能够留学法国，也是依靠蔡元培多方筹资方能成行。甚而连回国后的工作也亏得蔡元培介绍。蔡元培还帮助北大画法研究会导师徐悲鸿赴法国留学。
蔡元培还多次带头发起捐资建校活动，并具名领衔发起工读互助团的《募款启事》。蔡元培曾阐明平等的精义：“人人应该以服务为目的，而不以夺取为目的。”蔡元培先生勤于见客，勤于荐人，乐为周济扶助。他只要有闲暇，无论在早餐以前或迟至深夜，有客来总是接见的。凡是谁作一本书，求他作序或题签，他没有不答应的。求他八行书荐事，他也拿起笔来给你推荐。蔡元培因应酬较多，对社会公益组织和北大师生频繁捐助，每月薪资几乎不敷开支。甚而有时须靠夫人黄仲玉卖画补贴家用。曾任北大教授的王世杰在《追忆蔡元培》一文中写道：“蔡先生为公众服务数十年，死后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院药费一千余元，蔡夫人至今尚无法给付，只在那里打算典衣质物以处丧事，衣衾棺木的费用，还是王云五先生代筹的……”
蔡元培重视同友人的社交活动，东堂子胡同蔡寓接待过的社会名流无法统计。胡适曾于1919年9月11日来访，与主人相谈甚欢；周氏兄弟也曾上门求见，如《周作人日记》1920年10月5日载：“至东堂子胡同访蔡先生，托买世界语书。”陈独秀更是独往独来，高谈阔论。蔡元培假日常和北大师生去香山卧佛寺一带郊游，有时携友到西四广济寺听讲佛经。朋友间还经常礼尚往来。蔡元培知道周氏兄弟喜好搜集汉碑图案拓本，常花钱购买后赠送。周作人到北大不久，即接到蔡寄送的定州石刻拓本四种，并到蔡寓“观龟甲兽骨文字”。鲁迅在1917年5月21日的日记中记述：“夜得蔡先生函并《赞三宝福业碑》、《高归彦造象》、《丰乐七帝二寺邑义等造象》、《苏轼等访象老题记》拓本各二分。”
蔡元培夫妇在家待客是有选择的。他在《祭亡妻黄仲玉》一文中称妻子“对于北京妇女以酒食赌博相征逐，或假公益之名以鹜声气而因缘为利者，尤慎避之，不敢与往来。常克勤克俭以养我之廉，以端正子女之习惯。”据沈迈士回忆：“有一次我在蔡先生家和他谈话，来了一位客人，提了礼品求见蔡先生。先生严正地没有接待，并把礼物推出大门之外。”（沈迈士：《怀念蔡元培先生》）
蔡元培工作之余喜欢写对联，好书法，言明“要将书法作为美育的一个重要内容”。任教育总长时，他曾自题一对联自勉，并悬挂于书室，联曰：“都无作官意；惟有读书声。”蔡元培还为蔡元康书写对联云：“行不得则反求诸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意思是说，事情进行不下去时要在自身找原因，多反省自己而不要刻薄责备别人。他的书房挂了一幅自己的画像，上面题写：“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亦不知老之将至”；他的书桌也有自己写的横帧：“学不厌，教不倦”；透露出主人处事治学的精神境界。毛子水在《对于蔡元培的一些回忆》中讲到一件趣事。某次，钱玄同问道：“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写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写得这样蹩脚，怎样能够考得翰林？”蔡先生笑答：“我也不知道，大概那时正风行黄山谷（黄庭坚）字体的缘故吧！”马叙伦在《石屋续沈》中评价蔡元培的书法：“其入翰林也，试者得其卷大喜，评其文盛称之，而于其书法则曰‘牛鬼蛇神’。”“牛鬼蛇神”一词指蔡元培书法兼容多种书派，本身不矫揉造作，宁丑勿媚，古拙奇朴，体现个性。
蔡元培言谈中不乏幽默。蔡元培常用的笔名有“周子余”，友人问其故，蔡元培笑答：周、蔡原为一家，不闻蔡亦出自姬姓乎？当年他到总统府向袁世凯当面辞教育总长职时，袁对他说：“我代表四万万人留君。”蔡元培说：“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蔡元培交往中不乏绰号。据周作人回忆：“黄季刚最大胆，往往昌言不讳。他骂一般新的教员附和蔡孑民，说他们‘曲学阿世’，所以后来滑稽的人便给蔡孑民起了一个绰号叫做‘世’，如去校长室一趟，自称去‘阿世’去。”鲁迅在书信中常隐喻蔡元培为“太史”，因蔡元培在清末曾做过翰林，故称。因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的属相均为兔，蔡还被戏称作“老兔”。
七、道德鸿儒
蔡元培在任北大校长期间组织了“进德会”，认为“私德不修，祸及社会”，意在以改变士风以影响社会风气。蔡元培指出，入会的效用有三：一，可以绳己；二，可以律人，三，可以止谤。进德会会员分三种：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乙种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丙种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凡本会会员，入会以前之行为，本会均不过问。惟入会以后，于认定之戒律有犯者，罚之。”蔡元培先生自认“乙种会员”，持“五戒”。因为蔡元培是发起人，所以北大教员、职工、学生大约一半以上，四五百人都参加了进德会。蔡元培的道德自律主张得到新文化运动多数骨干的共识。例如有人劝钱玄同纳妾，钱玄同说：“《新青年》主张一夫一妻，岂有自己打自己嘴巴之理？”鲁迅也说，我们自己头上的“三纲”这三条麻绳千万不要解下来，“如果凭借新文化来自私自利，新文化运动还有何信用告白于天下？”
蔡元培一贯认为：“对于教员，以学旨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
鉴于陈独秀在八大胡同与北大诸生同昵一妓，亲往妓院“打场”（宠妓暗结新欢，原狎客愤而动武之谓），“因争风抓伤某妓女下部”的丑闻被报纸曝光（胡适1952年在口述自传时亲口告诉唐德刚，陈独秀“打场”之事属实），1919年3月26日晚上，蔡元培到汤尔和家开会，和另两位北大教授沈尹默和马叙伦讨论对陈独秀的处理意见。汤尔和、沈尹默和马叙伦都力言陈独秀“私德太坏”，“如何可作师表”，蔡元培因陈独秀此事触到“公开诱学生而与之堕落”的师德底线，最后不得不同意汤、沈等人的提议。1919年4月8日，蔡元培主持召开北大文理两科教授会主任会议，宣布废除学长制，成立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教务处，由教务长代替学长，由马寅初担任首任教务长。陈独秀被体面地解除文科学长职务，离开北大。不久，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散发传单而被捕入狱。出狱后南下上海筹建中国共产党并被选为总书记。胡适1935年12月23日致信汤尔和埋怨道：“独秀因此离开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的变弱，皆起于此晚（1919年3月26日）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的影响，故不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虽有尹默，夷初在后面捣鬼，然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指汤尔和），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
由蔡元培口述、黄世晖笔录的《蔡孑民传略》评论道：“是时西洋社会主义家，废财产，废婚姻之说，已流入中国。孑民亦深信之。曾于《警钟》中揭《新年梦》小说以见意。惟其意，以为此等主义，非世界大多数人承认后，决难实行，故传播此等主义者，万不可自失信用。尔时中国人持此主义者，己既不名一钱，亦不肯作工，而惟攫他人之财产以供其挥霍。曰‘此本公物也’。或常作狭邪游，且诱惑良家女子，而有时且与人妒争，自相矛盾。以是益为人所姗笑。孑民尝慨然曰：‘必有一介不苟取之义，而后可以言共产。必有坐怀不乱之操，而后可以言废婚姻。’对于此辈而发也。”（《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周作人评论蔡元培道：“他到老不殖财，没有艳闻，可谓知识阶级里少有人物。”
蔡元培是个与人为善的谦谦君子，不以言语压迫人，不以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处事持“水到渠成”的态度，不与人争功，不与事争时。别人性急了，他常说“慢慢来”。其好友刘焜说他：“只要有一个工友在他身边伺候，他自家的主意总是拿不定，而由工友替他拿的。”但每临大事，他也会毅然决然地承担责任。他曾针对社会传言北大教授有不良行为说：“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
蔡元培曾对学生匿名揭帖予以批评说：诸位在墙壁上攻击某君的事，是不合做人的道理的。诸君对某君有不满，可以规劝，这是同学的友谊。若以为不可规劝，尽可对学校当局说。这才是正当的办法。至于匿名揭帖，受之者纵有过，也决不易改悔，而施之者则为丧失品性之开端。凡作此事者，以后都要痛改前非，否则这种行动，必是品性沉沦之端。（傅斯年：《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
某次学生反对一位教授举行临时考试，蔡元培亲陪教授到讲堂，正色严词责备同学一番，并亲自监考。当时北大学费相当低廉，每人每学期仅为10元，办学经费基本靠财政拨款，到1922年9月，办学经费已被拖欠五个月，蔡元培向政府屡次交涉，并以辞职为威胁，好不容易索来两个半月的经费。为了节约经费，校评议会提出：学校每年耗费在印刷讲义上的费用高达一万多元，而在购买图书上的开支却捉襟见肘；如果把花在讲义上的这笔钱向学生收取，节约下讲义费来补充图书，对学校、对学生都有好处。购买讲义与否，由学生自行决定，如上课能认真听讲做笔记，讲义尽可不购。而北大部分学生不肯交纳讲义费，为此包围红楼。面对气势汹汹的数百学生，蔡挺身而出，厉声质问道：“你们闹什么？”为首的学生讲明来由：“沈士远（北大庶务部主任）主张征收讲义费，我们来找他理论！”蔡元培说：“收讲义费是校务会议决定的，我是校长，有理由尽管对我说，与沈先生无关。”这时，学生中有人恶语相向：“你倚老卖老！”蔡元培毫无惧色，挥拳作势，公开叫阵：“我是从明枪暗箭中历练出来的，你们若有手枪炸弹，只管拿来对付我。在维持校规的大前提下，我跟你们决斗！”在劝说不果之下，蔡元培毅然提出辞职，称：“此种越轨举动，出于全国最高学府之学生，殊可惋惜。废止讲义费之事甚小，而破坏学校纪律之事实大，涓涓之水，将成江河，风气所至，将使全国学校共受其祸。言念及此，实为痛心。”
冯友兰说：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表现。蒋梦麟说：“先生做人之道，出于孔孟之教，一本于忠恕二字。知忠，不与世苟同；知恕，能容人而养成宽宏大度。”傅斯年赞扬道：“蔡元培实在代表两种伟大的文化，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揭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此两种伟大文化，具其一已难，兼备尤不可觏。”纵观蔡元培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人生，当属登泰山而小天下，富贵于我为浮云，人不知而不愠，朝闻道夕死可矣，风乎舞雩咏而归，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儒家处世心境。时间相隔越久远，蔡元培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护法人就越加显露出其儒家本色。与之神往，如坐春风。
（注：本文受北京东堂子胡同75号蔡元培故居纪念馆特邀而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