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格里尔逊——先驱者的足迹：纪念早期纪录电影大师……单万里博客：阅古往今来，读天上人间（2011年03月22日）约翰·格里尔逊（John Grierson，1898—1972）……单万里著译文章完全目录·单万里编写电影大师小传《纪录电影史上的五位先驱》：1988年，我曾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内部刊物《纪录电影》杂志撰写四篇介绍外国纪录电影大师的文章，连载于该刊1988年01—04期。1995年，我将这些文章合成一篇，取名为《先驱者的足迹——纪念早期的纪录电影大师》，发表于《当代电影》杂志1995年01期“纪念世界电影诞生一百周年专号”。2001年，经过修订与增补（增补了德国导演莱妮·里芬斯塔尔），收录在单万里主编《纪录电影文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现将这篇文章以《纪录电影史上的五位先驱》为题分五部分发表于本博：罗伯特·弗拉哈迪：探险与电影；约翰·格里尔逊：打造自然的锤子；吉加·维尔托夫：电影眼睛；尤里斯·伊文思：诗人与战士；莱妮·里芬斯塔尔：奇观之母。相关连结格里尔逊与孙明经：介入社会的电影实验。约翰·格里尔逊：打造自然的锤子若以出生年月为序，这里应该介绍苏联人吉加·维尔托夫（而且维尔托夫从事电影创作的时间也早于格里尔逊），但由于格里尔逊与弗拉哈迪的关系甚密，这里姑且先来介绍格里尔逊吧。如果说弗拉哈迪以亲自创作的优秀影片为纪录电影的存在赢得地位，那么将纪录电影发展成为声势浩大、影响波及全世界的运动的人物则是格里尔逊。他是导演，创作出了纪录电影史上的佳作；他是理论家，撰写过大量纪录电影论文；他是制片人，曾为近百部纪录片筹集资金，监督生产；他是教育家，悉心培养了一大批纪录电影工作者；他更是纪录电影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不仅创立了英国纪录电影学派，而且走到哪里纪录电影运动便在哪里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如果说弗拉哈迪将眼光投向天涯海角，格里尔逊则试图将人们的目光拉回到自己家门前发生的事情，把电影用于教育和宣传的目的。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这样一种主张：“我把电影看作讲坛，用作宣传，而且对此并不感到惭愧，因为在尚未成型的电影哲学中，明显的区别是必要的。”法国哲学家萨特曾说，事物的存在先于本质。电影作为一种存在诞生于19世纪末，但是人们对其本质的认识却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电影作为一种新型媒介具有多种功能，20世纪初人们对电影本质的认识尚处在初步探索阶段，有人将之看作市井杂耍，有人将它用作艺术载体……格里尔逊则将它视作讲坛，用作宣传手段。既然是探索，挖掘电影各个方面的潜能必然有益于认识电影的本质。另外，在世界电影史上格里尔逊是较早提出“电影哲学”概念的理论家之一。如果说弗拉哈迪将电影用作“观照自然的镜子”，格里尔逊则将之用作“打造自然的锤子”；如果说谦卑的品德说弗拉哈迪受益终生，表面看来桀骜不驯的格里尔逊其实心里也埋藏着谦卑的种子，正如他所说：“在一个充满活力和迅速变化的世界上，举向自然的镜子不如打造自然的锤子那样重要……我对于这种来到我的有些烦躁不安的手上的媒介的使用，是把它当作锤子而不是镜子。”在得出这个结论之前，他还补充说，否认美学论争是愚蠢的，更不用说忘记它了。“除了眼下急于要做的事情之外还存在着许多事情，例如比我们眼下面临的公民职责更加深刻的事物的连续性，超越我们的逐步努力之外的事界，所有这些都使我们想起了悲剧的本质和丑角的本质，最终使我们想起了作为智慧之冠的谦卑品德。”约翰·格里尔逊于1898年出生在英格兰的一个乡村教师之家，爱好电影的父亲曾为自己任教的学校组织过首次电影放映活动。1915年，格里尔逊考入格拉斯哥大学攻读人文学科，入学不久，由于战争需要应征参加“皇家海军预备军”，服役于北海扫雷舰队。1924年，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他来到美国学习电影、新闻等大众传播科学。由于他对这门学科的独到见解，引起了报刊编辑和电影评论家的注意，美国好几家报刊邀请他担任客席评论员。英文documentary（纪录电影,纪录片）一词便是他发表在1926年02月08日出版的纽约《太阳》报上的评论弗拉哈迪的第二部影片《摩阿纳》的文章中首倡使用的，他在这篇文章里写道：此片“是对一位波利尼西亚青年的日常生活事件所做的视觉描述，具有文献资料价值。”稍后，他还将“纪录电影”明确地定义为“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thecreative treatment of actuality）。虽然格里尔逊认为“纪录电影”这个表述“言不及义”，但他对纪录电影所做的这个定义具有如此非凡的影响力，以至于其后的近30年间一直被认为是纪录电影的权威定义。今天看来，这个定义的积极意义在于否定了电影初期大量出现的简单纪录生活事件的纪录片，当时的观众对于“火车进站”、“工厂大门”、“婴儿午餐”之类的影片已经感到厌倦，20世纪初远征和探险电影虽然暂时调解了观众的口味，但由于当时探险范围和电影技术手段的限制，人们很快又失去了兴趣，1920年代注重形式探索的欧洲先锋纪录片也如同昙花一现，纪录电影的发展急需注入新鲜血液。格里尔逊所说的“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主要是指采取戏剧化手法对现实生活事件进行“搬演”甚至“重构”。在纪录电影的社会功能方面，格里尔逊与弗拉哈迪不同，反对将眼光投向天涯海角，主张纪录电影应该拍摄“发生在家门口的戏剧”。在影片样式方面，由于他坚持把电影用作一种新的讲坛，发展了以解说为主的影片样式，以至于数十年间许多观众心目中的纪录片就是这种样式的影片。格里尔逊十分强调纪录电影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以至于当时的纪录电影主要被用来指“社会评论片”。在美国学习期间，格里尔逊还亲自到好莱坞亲自学习电影制作，结识了一些电影大师。其间有两件事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苏联导演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在美国上映，影片所蕴涵的震撼人心的宣传鼓动力量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二是他与弗拉哈迪的会晤，这位纪录电影大师创作的《北方的纳努克》等影片，从普通生活事件中发现了美，发现了诗意，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格里尔逊离开英国时只是看到了电影的迷人外表，在结束美国的学习后则为电影用作教育和影响公众舆论的传播媒介的可能性深深吸引。虽然他对弗拉哈迪很感兴趣，但他对这位大师醉心于遥远国度的奇风异俗的做法非常不满。格里尔逊的志向是“让公民的眼睛从天涯海角转向眼前发生的事情，转向公民自己的事情上来……转向门前石阶上发生的戏剧性事件上来。”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到苏联电影对他的影响。总之，在美国留学期间，他通过紧张的学习和大量的调查研究，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纪录电影观念。1927年，格里尔逊回到英国之后着手实践自己的理想。他非常清楚，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有必要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于是，他去拜访了帝国市场委员会，经同史蒂文·泰朗兹协商，该委员会同意设立帝国市场委员会电影部，由格里尔逊担任主任。不久，格里尔逊以能言善辩的口才，巧妙地说服了当时的财政大臣出资拍摄一部反映英国捕鲱工业的纪录片。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格里尔逊及其摄制组经过艰难的海上搏斗，终于拍摄完成了《漂网渔船》（1929）。影片表现的内容十分简单：漂网渔船从灰雾蒙蒙的港湾驶向茫茫大海，鱼网从颠簸摇曳的船上撒开，渔夫们紧张繁忙地劳作，同汹涌的恶浪搏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样的影片在今天看来已是习以为常，但在当时所产生的冲击，犹如大海掀起的波涛一样猛烈。影片《漂网渔船》的成功，使得格里尔逊能够进一步发展他的纪录电影思想。此后，他几乎不再亲自拍摄影片，而是致力于发展帝国市场委员会电影部，培养年轻的纪录片工作者以及为拍摄影片筹集资金。1930年到1933年，电影部成员从两人增加到30多人。格里尔逊周围聚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如巴锡尔·瑞特、阿瑟·艾尔顿、斯图亚特·莱格等，同时，他还邀请外国纪录电影大师（如弗拉哈迪、卡瓦尔康蒂）来英国拍片。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他们拍摄了一百多部影片，其中最优秀的几部是弗拉哈迪的《工业的不列颠》、瑞特的《从乡村到城市》和《山峦起伏》、艾尔顿的《逆流而上》等。这些影片的拍摄充分显示了格里尔逊作为制片人的才能，使年轻纪录片编导得到了锻炼的机会，他们的影片得到发行商的欢迎，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些影片是新奇而难得的产品，更受到观众的喜爱，因为它们给观众提供了丰富的令人振奋的精神感受。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这就是电影史上著名的英国纪录电影运动。1933年，帝国市场委员会解散时，英国纪录电影运动已经蓬勃开展起来，以至于作为这场运动大本营的电影部并未消失，而是随着泰朗兹任职邮政总局而迁到邮政总局，改称邮政总局电影部，此时的成员又有所扩大。自30年代开始，世界电影已经进入有声电影时期，邮政总局也为电影部装备了有声电影设备，开始拍摄有声片。格里尔逊对于电影声音有着清醒的认识，认为电影声音不单是为画面提供对话和音乐伴奏，而且能作出更为丰富和独特的贡献。瑞特的《锡兰之歌》、瓦特和瑞特的《夜邮》、卡瓦尔康蒂的《彼特和鲍特》等对声音的应用都极富想象力。比如在《夜邮》中，人的动作、机车运动、迎面而来的铁轨、车窗外闪现的黄昏景象，配以说明画面的诗句朗诵和音乐，构成了一幅幅音响与运动相交织的优美画面。这个时期影片的风格也变得多样化，作为制片人，格里尔逊不喜欢将刻板的模式强加给他的导演，而是鼓励他们拍摄各种风格的影片，鼓励他们进行大胆实验和探索。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才可能出现伦·赖特的《彩虹舞蹈》这样优美动人的彩色动画片，以及上述那些富于想象力的纪录电影作品。与风格的变化相比，更为重要的变化还是表现在影片的内容方面，这个时期影片内容的明显变化是更加关注社会问题。卡瓦尔康蒂的《煤矿工人》，埃德加·安斯戴的《丰富的粮食》和《住房问题》，唐纳德·亚历山大的《国民的健康》，这些影片的拍摄与格里尔逊的指导思想密分不开，他认为纪录电影应致力于公众和政府之间的信息交流，使两者的关系更加接近。1930年代末开始，英国纪录电影运动就已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格里尔逊的名声也日渐扩大。1939年，他应邀来到加拿大创建加拿大国家电影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英国邮政总局电影部由英国情报部接管，改称“皇冠电影部”，开始拍摄服务于战争的影片，此时的加拿大国家电影局也成为加拿大政府的战时新闻机构和宣传鼓动机构。加拿大国家电影局邀请一些国外纪录电影大师来加拿大拍片，比如法国人亚·阿莱格耶夫、荷兰人伊文思、美国人艾文·杰考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格里尔逊主持拍摄并担任制片的纪录片主要是两套杂志式影片：《加拿大坚持下去》反映了加拿大在各个方面取得的成就，《世界在行动》表现了对加拿大世界事务的关注。系列片《世界在行动》的成功，使格里尔逊意识到了将纪录电影服务于国际主义的可能性。1945年，他来到纽约发起建立国际电影联盟。由于电影摄制和发行周期较长，已不再是实现他的国际主义理想的最佳媒介，这时他已越来越注意电视，认为电视应及时报道重大国际事件、科技新发现、教育、体育等方面的成就。他坚信“优秀的影片应是国际性的，优秀的电影工作者应是国际主义者”。1947年，他应邀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众传播和公共信息部主任，为实现他的将电影服务于国际主义的理想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晚年的格里尔逊，主要从事讲学、研究视听传播媒介，1972年在英国去世。格里尔逊的一生是为纪录电影而奋斗的一生，他对纪录电影的影响是巨大的，无论是在50年代英国的“自由电影”，还是在北美的“真实电影”中，都不难找到他的影响。格里尔逊以其对电影作为有力的传播信息的手段和宣传教育工具的发展赢得了广泛的国际性承认，不用说作为纪录电影的创始人，就是作为英语世界中“纪录电影”一词的首倡使用者，他的名字也将永远和纪录电影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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