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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 正义是一个具有善指向的概念，而公平则是一个价值中立的概念。 12.2 贫富差距悬殊的根源在于不公平。
12.9 伦理的制度化是进步和文明的伦理基础。
12.14 雪中送炭胜于锦上添花。
12.21 道德失范，道德失范的不同层次提出白色、灰色以及黑色“三色”理论。 12.21 不同时期的心态的起伏是对为官者责任意识缺失的反讽。
12.23 政府公信力的缺失导致政府信任危机。
12.28 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短缺和低效是老百姓在吃饱穿暖后抱怨最大的。
12.28 行政责任需要在对行政组织和行政人员的约束中来实现，这种约束离不开监督，
控制和制裁。
12.28 行政责任伦理作为一种道德自觉，其形成需要个过程。
2010即将离我们远去，这篇文章结合课程我想谈谈近几年大家感受很深的一个问题：民众不相信政府。说得专业点就是政府信任危机。
举个离我们很近的例子，就拿找工作这件我们每个毕业生都要面对的事来说，自从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后，中国的就业问题就日益凸显出来。中央政府也就大学生就业难这个问题做出了相应政策支持，强调各级政府要做好大学生就业工作。但是，当大部分网民看到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大学生就业数据后，都嘲讽其为“被就业”。不能否认政府为应付就业危机作了非常大的努力，但当统计局宣布了就业数据后，其结果和现实民众所感受到的实在是相去甚远。还有个例子更能说明问题，张皓是北京一名11岁的小学生，他在老师的帮助下做了一个简单的食品安全测试，发现他随机选择的14种鲜蘑中有13种经过漂白处理。北京市政府食品安全办公室进行的调查却显示，北京市场上销售的蘑菇97％未检出漂白剂，可以安全食用。但消费者仍持怀疑态度。对1100多人进行的网络调查显示，他们表示相信张皓的检测结果，只有8个人说他们对政府部门的检测有信心。信孩子不信政府，是民众一再“很受伤”之后做出的理性选择，也是很无奈的选择。这只是其中的两个例子，现在的情况是政府发布的大多数“权威”数据，都会受到社会怀疑。
看了这些例子，我们不禁发现，中国政府也在慢慢陷入信任危机的泥潭。但我们不能只一味地否定政府公布的这些数据，要想想数据背后的东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信任危机。总结下有以下几点原因：
1. 传统“官管民”、“家长制”思想顽固,官僚主义盛行,“人治”取代“法治”现象时有发生；
2. 政府制度不健全,政府行政人员缺乏依法行政观念；
3. 政府行政人员道德缺失,腐败堕落现象大量存在；
4. 传统人际信任的危机也影响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5. 媒体责任感叫人担忧；
6. 知识分子的正义感淡化。
我们仔细看看以上的几个原因，发现除了媒体和知识分子失责外，其他的都不算是新问题了。其实不光是现在，以前也存在这些问题，甚至更严重，那为什么现在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会越来越低呢？我们的执政党力图建立一个美好的和谐社会，但这种不信任的存在势必是道路上的一大绊脚石。可以肯定的说，只要有这种不信任的长期存在，就没有建立和谐社会的希望。实际上，长此下去，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会转化为政治危机。 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说白了跟中国的体制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什么是体制，体制就是权
力分配的格局。体制作为一种既定格局，决定了权力如何分配如何运行，是一种很厉害的东西。我们常所见的抱怨或者推脱，少不了一句“这是体制问题”。还有体制内、体制外，自然也就是指身处权力分配的格局之内还是之外。其实，除了表面上的体制，还有一种“潜体制”，是指那种不成文的、却真实存在的权力和利益分配的格局。
因为中国的体制具有的“唯上不唯下”的特点，而“唯上不唯下”的必然结果就是“欺上瞒下”。“唯上”只要中央布置下来的政策和任务执行要对上负责，但是我们没有“唯下”的机制，“唯上”就自然演变成为“欺上”。还有一点就是政治和决策过程的封闭，这些目前是不对社会开放的，社会对各级政府没有具有实质性的沟通渠道。也就是说，没有任何能够促使中国各级官员的“唯下”的机制，“瞒下”也就具有了必然性。因为有时“欺上”比真正好好落实政策要来的容易得多。所以造成的结果就是中央的政策实施不下去，各级政府都变着法子来欺上瞒下。这其实就算一种“潜体制”。
大家试想下，假如中国各级官员都“欺上瞒下”，他们必然能从中获取巨大的利益。这样，中央政府的任何有利于改善民生政策最终落实在老百姓身上都没有任何意义，也就自然造成了对政府的不信任。政府也就一步步失去了公信力。
问题抛出来了，那么，我们如何解决？其实还是那句话：要摆脱信任危机，还是得从制度入手。就像刚才说到的，如何解决“欺上瞒下”的状况才是问题的重点。我们认为最大的阻力自然是这些政策落实者，所以我们要建立有效的关系，即中央政府和社会民众的直接关系，这样才能监督这些中间的人，让他们的行为得到纠正，从而解决问题，改变“唯上不唯下”的现状。
令人欣慰的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不只是我们的一些所谓学者的空谈，中国的高层也开始重视这点。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温总理的这番话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强烈政治意愿，而这样的意愿对中国完成改革开放大业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需要民意共识的，只有顺应民意，才有助于掌握政改的主动权，才能保证政局稳定及各项事业的向前发展 。
的确，高层对改革的坚持，无疑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事业向前发展的首要条件。没有高层高屋建瓴的战略眼光，没有高层“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的坚定信念，解放思想和大胆探索就只能是空谈。然而，高层的改革意志和胆识只是一艘艘海上巨轮，而不是整个大海。仅有上面的决策是不够的，应当看到，民意共识是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另一个根本条件。 中国近30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自上而下的改革举措之所以取得成功，离不开自下而上的民意支持和民众意愿。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离不开时刻相依相伴的民意基础一样，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不可能离开民众的理解、支持和共识。
政治体制改革是关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但究其实质，它是在规划、影响和造就着每个公民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脱离民意共识的改革，都是对人民意志的违背。对于党和政府而言，只有顺应民意，才有助于掌握政改的主动权，才能保证政局稳定及各项事业的向前发展。聆听民意的过程，就是推进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尊重民意的选择，就是在树立以民为本的改革观。政府在审视政改并对其作出前瞻性安排的过程中，要依靠自下而上的推动力，要让这样的推动力成为政改的指南针和方向盘。
此外，促进民意表达的过程同时也是培养民众公民意识的过程。增加民众的表达空间，可以培养具有自由思想、独立意志、自律守法、积极参政维权的合格公民。事实上，改革政治体制与树立公民意识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民众自身还未作好迎接政改的准备，改革前景就很难让人放心。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要从聆听民意开始，广泛听取民众的建议和意见。要从保障人民话语权、知情权开始，赋予民众更宽大的言论自由空间。要让民众参与有关政治体
制改革的讨论，让民众公开发表对政改的看法和观点。要让“中国向何处去？”的讨论如同三十年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一样，成为改革进程的又一个新起点。
政治体制改革固然是复杂的社会工程，但也不能因水深而畏缩不前。聆听和尊重民意是渐进式改革的核心内涵，了解民众需求，顺从民众意愿，增加民众的言论空间，所有这一切都可以使国家避免出现颠覆性的变革场面。
其实，只要有足够的决心和勇气，政治体制改革不会比经济体制改革更难。过度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有了30多年的成功发展经验。
所以，现在对政府的任何不信任和对制度的批评讨论都是正常的。社会不是完美的，因为没有什么是绝对完美的。但我坚信，我们的国家在努力，中国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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