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没有陈述，事件便不成其为事件；没有语句，概念便无法有效存在。思想不是内在的本质或实体，而是言语的运动。悖论恰恰在于，哲学首先是一种语言；而当这种语言将自身升格为真理之“家”时，悖论便呼之欲出。哲学意图成为对普遍真理的表达，却无法真实地将真理扣住。诚如德勒兹所说，通过相似性或善良意志去发现真理，获得的只会是独断论与可能性。因为真理不是被呈现的，而是被无意泄露的。意义在其被说出的那一刻便发生了改变。作为一种语言，哲学并不能真正掌控自己的言说行为，这恰恰是因为这种行为是一种朝向自身极限的创造活动；每一种语言都蕴含着差异游戏的无限化，它既是这种无限化的结果，更是这种无限化的过程本身。本维尼斯特就发现，很多语言中都广泛存在着一种由词组或短语派生而来的动词，它既不指涉名称，也不传达动作，而只关乎其言说行为自身。本雅明也有过类似的结论，即一切语言都只表达自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所欲求的真理和统一性无法通过哲学自身的话语（反思）而达到。
这就是为什么哲学和语言都需要向其“外部”敞开。然而这“外部”并非外在于哲学和言语活动之外，它是内在于它们之中的“外部”。换句话说，它既是其潜能，也是其责任。
它是一种潜能，因为言语活动本身便蕴含着走出思想之纯粹内在性的冲动。哲学语言并非一种封闭而自足的辩证体系，它像词典一样尚未完成。只要人们不再将语言视为一个均质而和谐的结构或系统，就会发现一种语言中总是潜藏着另一种外来的语言。通过列举意大利语、德语和俄语中大量存在的介于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之间的自由间接引语现象，德勒兹试图说明语言的“复调性”（借用巴赫金的概念）本质，即总是存在着彼此之间无法化约的多个陈述主体（主语）在以各不相同的语言进行着言说。由此，言语活动及其要素不再具有先验的或预设性的特征，“我说”与“我思”不再具有形而上学的同一性，语言不再能成为任何异质于它、却迫使其同化的基础性假设用以确认自身存在的反思工具。
它也是一种责任，因为世界和事物并非用哲学的话语向人们言说，即便是被哲学奉为典范却无法真正企及和效仿的数学语言也早已丧失了它通达“自然”的保障，伽利略所确立的古典原则并非绝对有效。在德勒兹看来，约定而明确的意义并不深刻，唯一深刻的意义总是被蕴涵于某种“外部的符号”当中，然而哲学语言并不掌握这种符号，只能在自我创造的过程中不断地获得它。
就实现这种潜能和践履这一责任来说，文学和诗歌远远走在了哲学的前面。如果哲学确实像康德和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是一片“战场”，那么文学和诗歌便是思想的前线、概念的先锋。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诗人是遭到驱逐的；在黑格尔的“现象学”中，诗歌则仅仅停留于纯粹内在化的意识或“精神”层面。而对德勒兹来说，诗歌蕴涵着一种独特的语言创造，一种概念的力量，德勒兹称之为“风格”。事实上，不仅文学家有风格，哲学家也应有风格。柏格森曾说，哲学家或许不是音乐家，但他好歹得是个作家。德勒兹也认为，真正的哲学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概念正因这些风格而获得生命和律动；概念的创造也必然伴随着哲学风格的转变。不过，风格并非指某种个体的创造。当布丰说“风格即人”时，这其实意味着语言质料中形式的现实化，但这形式不是僵化的模具，而是内在的“变调”。风格也不是修辞，而是“陈述的配置”或句法的创制，它在一种语言中创造出另一种语言，或者说，在语言之中引入一种内在的语用学。德勒兹接受了语言学家瓦恩里希和拉波夫的观点，将语用学与言语活动的真实本质联系起来。
由此，语言行为和语言能力不再截然区分，陈述的基础也不再是某个陈述主体，而是变位本身。语言不再被我们分割为各种元素，而是无限地分解为种种语言。在一种语言中存在着很多种语言，每一种语言都可以是多语性的。风格就是语言的多样性。然而，对“多样性”的理解不能停留于简单的数目多寡之上，因为任何一个集合的元素都可以被重新归属到一种二元论的连续性之中。所以，须考虑言语活动自身的复杂“发生”，要发明一种“多的逻辑”，它不是某一个表示“多”的词项，而是对所有这些并列词项的“不规则运用”，即言语活动自身所爆发出的那一声“和、和、和”。这是语言内部的“结巴”，是对以系词“是”为代表的“存在”逻辑的挑战。
风格就是在自己的语言中不断地口吃。它是言语活动的“逃逸线”，是哲学的“非思”，因而也是内含于人们理性之中的谵妄和迷狂。黑格尔曾把真理的辩证法比为一种“酒神节的迷醉”。德勒兹则在更为积极的意义上将风格、结巴或谵妄视为生命本身。如果说口吃是我们语言内部的“弱势语言”或“小众”用法，且常常不为我们所发觉，那么，生命亦是如此，笨拙、脆弱，只有在默默的“生成”中，它才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力量。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