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文学史常识大全：有爱有一切——冰心 第六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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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避席畏闻——清朝的文字狱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龚自珍《咏史》 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
——徐骏 诗人龚自珍《咏史》一诗中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此诗反映的是那时文人做文章只为谋生存，提及文字狱，就面有异色，真是谈虎色变。其实文字狱古已有之,只是在清朝前期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文字狱案件为数之多，规模之大，在历史上是空前的。那时，封建统治者动辄指斥人们“语含怨望”，“狂悼讥刺”，大兴文字之狱。揭发检举此类案件者有功，隐瞒不报或办理不力者有罪。一时告密诬陷之风大盛。有些人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告密邀功；有些人挟嫌诬陷，以报私怨。文网密布，冤狱频起，文人士子人人自危，惟恐一不小心，陷于罗网，或是受到株连，祸从天降。
清代的文字狱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愈演愈烈，前后100多年，有案可查的大小案件不下100起。在这些案件中，被判处死刑的200多人，受到株连而被判处各种刑罚的更不可胜数。文字狱的“罪犯”，既有政府的官员，也有各阶层知识分子和平民，上至朝廷大员（包括个别的满洲贵族），下至一般生员、乡愚迂儒，以及江湖术士、轿夫、船工等等。在清朝前期，大体上说来，随着政治形势的演变，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下降，文字狱打击的对象也随着发生变化。在康熙、雍正年间，主要打击汉族上层分子和政府官员。目的是镇压反清力量，排除政府内部的异己势力。而到了乾隆年间，主要为了打击下层知识分子和平民百姓，同时也株连各级官员。乾隆帝为了进一步压制反动力量，强化中央专制统治，变本加厉大兴文字狱。正是在编纂《四库全书》，大肆宣扬文治之际，趁机各处搜集书籍，也焚烧、毁掉了许多稍有反动眉目的典籍、著作。文字狱因此达到了高潮。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八年的十年间，因文字狱而产生的案件就近50起。
早期最大的文字狱案件，是庄氏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都是由于编写前朝、当朝的历史而招祸的。可看作是一次有意识的小题大作，其目的是给具有反清思想的汉族知识分子一个暴力的威胁。而雍正年间的吕留良、曾静之狱，算是清代文字狱中唯一的谋反案件，但是其实并未有真正的行动。这个反抗的力量是十分微弱的。
清代最著名的文字狱首先发生在康熙一朝，共有两起：一起是“明史狱”。浙江乌程（今吴兴）富商庄廷拢买得邻居明大学士朱国桢的明史遗稿《列朝诸臣传》，邀集许多名士加以编辑，并增补了明末天启、崇祯两代史事，其中多有指斥满洲的文句，定名为《明书》，作为自己的著作。书中直书清朝先人的名字，指斥明将降清者为叛逆；不使用清朝年号，而用南明永历等朝的年号。书编成后，庄廷拢已经去世，其父庄允城将之刊行。不料有人向朝廷告发，庄允城被逮入京，死于狱中，庄廷拢被掘墓开棺焚骨，所有作序者、校阅者及刻书、卖书、藏书者都被处死。先后因此狱牵连被杀者达70余人，被充军边疆者达几百人。
另一起是《南山集》狱。方孝标曾经到云南在吴三桂部下做官，后来及早投降清朝而免除一死，著有《滇黔纪闻》等书。戴名世见其书，在所著《南山集》中加以引用，被认为有“大逆”语。其实二人著作并无什么诋毁清朝的“大逆”之语，只是方孝标的书中说到南明永历政权不算为伪朝，戴名世的书中提到南明弘光帝及其年号，又揭露了康熙帝杀掉明太子的真相；以略微倾向明朝的口气叙述了明末清初的抗清事件，对南明诸王寄以同情。结果此狱也波及数百人，戴名世被斩首，方孝标已死被戮尸，两家男子16岁以上者均被杀，女眷等则被没收为奴婢，方氏同族人都被充军到黑龙江。
清代文字狱中惟一的谋反案件，吕留良、曾静之狱，发生在雍正皇朝。吕留良是一个学者，明朝灭亡以后，他参加反清斗争失败，就在家里收子弟教书。有人推荐他博学鸿词，他坚决拒绝了，后来他索性到寺院里，剃头当和尚，躲在寺院里著书立说。书里有反对清朝统治的内容，幸好书写成了，没有流传开去，吕留良死后，更没被人注意。湖南曾静偶然见到吕留良的文章，对吕留良的学问十分敬佩，就派学生张熙，从湖南跑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去打听他遗留的文稿。张熙一到浙江，不但打听到文稿的下落，还找到吕留良的两个学生。张熙跟他们一谈，很合得来。他向曾静汇报后，曾静也约俩人见了面，4个人议论起清朝统治，并商量怎样推翻清王朝。曾静打听到担任陕甘总督的汉族大臣岳钟琪，掌握很大兵权，颇受重用。要是能劝说岳钟琪反清，成功就大有希望。曾静写了一封信，派张熙去找岳钟琪。岳钟琪收到信后，大吃一惊，在威逼张熙交待同谋不成之下，假装答应，张熙于是将他们的计划、主谋人员一一交待。岳钟琪马上上奏雍正，报告这起谋反事件。雍正帝将他们严加查办。吕留良已经死了，雍正把吕留良的坟刨了，棺材劈了，又把吕留良的后代和他的两个学生满门抄斩。还有不少相信吕留良的读书人也受到株连，被罚到边远地区充军。
直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文字狱高潮已经过去，还发生了所谓《笃国策》案。由于乾隆时代社会趋向稳定，文字狱引起挟嫌诬陷，株连亲故，造成人人自危、上下猜疑，这对于巩固满清统治秩序并不有利。在这种情况下，清朝统治者调整了以往的政策，延续100多年的文字狱，在乾隆后期终于告一段落。 2、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性德
辛苦最怜天上月，一昔如环，昔昔都成玦。若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无奈尘缘容易绝，燕子依然，软踏帘钩说。唱罢秋坟愁未歇，春丛认取双栖蝶。
——纳兰性德《蝶恋花》 德也狂生耳，偶然间、淄尘京国，乌衣门第。有酒惟浇赵州土，谁会成生此意，不信道、遂成知己。青眼高歌俱未老，向尊前、拭尽英雄泪，君不见，月如水。
——纳兰性德《金缕曲 赠梁汾》 题引中第一首纳兰性德的词《蝶恋花》。词作凄美，却依然清灵。词人仰望夜空一轮皓月，浮想联翩而至，情感勃郁而生。他高声叹息：“辛苦最怜天上月，一昔如环，昔昔都成玦。”那“环”和“玦”皆美玉制成的饰物，古人佩在身上。“环”似满月，“玦”似缺月。此处以“辛苦最怜”四字领起，顿使天边那一泓寒碧，漾起许多情思。“若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进一步梦想那一轮明月仿佛化为他日夜思念的爱人，用她那皎洁的光辉陪伴着他。词人在《沁园春》词前《自序》中道：“了巳重阳前三日，梦亡妇澹妆素服，执手哽咽，语多不复能记。但临别有云：‘衔恨愿为天上月，年年犹得向郎圆。’妇素未工诗，不知何以得此也。”由此处看出他心中的明月，寄托了他如此深沉的哀思。“无奈尘缘容易绝，燕子依然，软踏帘钩说。”下半阙拉回到现实：室在人亡，双燕依然，一片凄清。“唱罢秋坟愁未歇，春丛认取双栖蝶。”对着秋坟，他痴心地发愿：泪尽歌毕，不如率性化去，和死去的爱人一起变作双蝶，到来春，万花丛中有对双栖蝶，这就是我们俩——摆脱悲哀，永远相依在一起——请旁人来认取吧。
纳兰性德（公元1655年—1685年），清代满族词人。原名成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其父明珠为清康熙时大学士。原名成德，因避皇太子胤礽（小名保成）之讳，改名性德。纳兰性德自幼天资聪颖，读书过目不忘，数岁时即习骑射，17岁入太学读书。18岁参加顺天府乡试，考中举人，19岁准备参加会试，却因病没能参加殿试。尔后数年中他发奋研读，并拜徐乾学为师。在名师的指导下，他在两年中，主持编纂了一部1792卷编的儒学汇编——《通志堂经解》，受到皇上的赏识。他又把搜读经史过程中的见闻和学友传述记录整理成文，用三四年时间，编成四卷集《渌水亭杂织》。纳兰性德22岁时，再次参加进士考试，以优异成绩考中二甲第七名。康熙皇帝授他三等侍卫的官职，以后升为二等，再升为一等。作为皇帝身边的御前侍卫，以英俊威武的武官身份参与风流斯文的诗文之事。随皇帝南巡北狩，游历四方，奉命参与重要的战略侦察，随皇上唱和诗词，译制著述，因称圣意，多次受到恩赏，是人们羡慕的文武兼备的年少英才，帝王器重的随身近臣，前途无量的达官显贵。辑有《全唐诗选》和《词韵正略》。词以小令见长，多感伤情调，间有雄浑之作。也能诗。擅书法，精于书画鉴赏。纳兰性德的词集《侧帽集》于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问世，时年仅24岁。继而，另一词集《饮水词》在吴中刊行。他的词集问世后，曾形成“家家争唱饮水词”的局面。
诗人落拓无羁的性格，以及天生超逸脱俗的秉赋，加之才华出众，功名轻取的潇洒，与他出身豪门，入值宫禁，金阶玉堂，平步宦海的前程，构成一种常人难以体察的矛盾境地和无形的心理压抑。加之爱妻早亡，后续难圆旧时梦，以及文学挚友的聚散，使他无法摆脱内心深处的困惑与悲观。对官场的厌倦，对富贵的轻看，对仕途的不屑，使他对凡能轻取的身外之物无心一顾，但对求之却不能长久的爱情，对心与境的自然和谐状态，他却流连向往。他于康熙二十四年暮春，抱病与好友一聚，一醉，一咏三叹，便一病不起，七日后于五月三十日溘然而逝。纳兰性德病时，康熙曾派员探望并送御药，闻亡故之讯，挽惜不止。纳兰性德的业师徐乾学为其撰写墓志铭、神道碑。纳兰性德葬于京西皂甲屯纳兰祖茔，带着无限的爱与永远十九岁的娇妻卢氏于山明水秀之境冥合永远。
纳兰性德的《纳兰词》成为中国文学宝库中的不朽之作。纳兰性德词情真意切，显现着一种华贵的悲哀，一种优美的感伤。他和朱彝尊、陈维嵩被称之为清代“词家三绝”。他的令词成就斐然，是五代李煜、北宋晏几道以来的一位名作家。其词作“缠绵清婉，为当代冠“（郑振铎语），思想深沉，风格清新，抒情状物不落窠臼、别开生面。纳兰性德性澹泊，思乡、思亲、思友的主题，词集里多有所见。顾贞观说：“容若词一种凄惋处令人不忍卒读。”王国维论及纳兰性德时说：“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因为纳兰性德的生活面比较窄的缘故，《饮水词》在内容上也主要是悼亡、恨别、男女情思、与友人赠答酬唱等几个方面，词作基本上不涉及到社会政治生活。其悼亡之作主要表达的是追念前妻卢氏之情，写的真切感人。纳兰还曾出使边陲，亲尝过远离家乡的离情别绪，因此恨别也成为《饮水词》的一个重要内容。《饮水词》中大都是真情之作，纳兰本人是主张“诗乃真声，性情之事也”。而他的词作也正是他这种主张的具体实践。《饮水词》在语言特色上追求的是“天然去雕饰”，即不过分追求辞藻，他主张自由抒写性情，反对雕琢矫饰。纳兰反对雕饰，并不是不重视锤炼，而是主张不露斧凿之痕，艺术上锤炼到归于自然的程度。 3、无人能夺其席——纪昀与《阅微草堂笔记》
纪昀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固非仅借位高望重以传者矣。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电视连续剧《铁齿铜牙纪晓岚》播出后，人们对剧中那个才思敏捷、应对机智、诙谐善谑的纪晓岚十分喜爱。那么，历史上的纪晓岚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纪晓岚，名昀，字晓岚，一字春帆。河北省献县人。生于清雍正二年六月，乾隆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卒于嘉庆十年二月，享年82岁，死后谥文达。纪昀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之家，父亲纪客舒是一位著名的考据学家，做过京官，外放姚安知府。纪晓岚4岁开始读书，12岁随父入京。24岁应顺天府乡试，为解元。因服母丧，闭门在家，专攻考据之学，颇有造诣。31岁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继授编修。乾隆三十三年，授贵州都匀知府。但皇帝认为纪昀学问优胜，到外省做官不能尽其所长，将其留在身边。同年四月，提升为侍学士。六月，因亲家做官亏空库银，要被抄家，他秘密通风报信，事发后，被发配到新疆，佐助军务。3年后召还，授编修，侍读学士等职，受命为《四库全书》总纂官。惨淡经营13年，所编《四库全书》告竣。在此期间，纪晓岚由侍读学士升任内阁学士，一度授兵部尚书。《四库全书》告竣当年，迁礼部尚书。60岁后，曾五次掌都察院，三任礼部尚书。嘉庆八年，纪晓岚80大寿，皇帝派员祝贺，并给予厚赠。旋拜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衔，兼理国子监事，官居一品。
纪昀之所以成为历史名人，并非因为像电视剧里描写的那样“铜嘴铁牙”，善于斗狠。而是在于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他最重要的贡献，除了上文提到过的编纂《四库全书》，还包括他自己的文学创作。
纪昀的诗文创作中，多应制奉和、歌功颂德之作，属于典型的“廊庙文学”。少数述怀、纪行诗歌尚清新可诵。《乌鲁木齐杂诗》160首，是纪昀谪戍乌鲁木齐两年后被召还时于归途所作，记述当地风土人物，比较广泛地反映了新疆的社会情况，声调流美，富歌谣风味，在内容和艺术上都有一些特色。
纪昀在创作上的主要成就，表现于笔记小说集《阅微草堂笔记》。这部书包括《滦阳消夏录》6卷，《如是我闻》、《槐西杂志》、《姑妄听之》各4卷，《滦阳续录》6卷，共24卷（笔记1000余则），是他晚年自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至嘉庆三年（1798年）陆续写成，嘉庆五年他的门人盛时彦合刊印行，总名《阅微草堂笔记五种》，后通称《阅微草堂笔记》。
《阅微草堂笔记》是纪昀追寻旧闻之作，近40万字，含故事1200余则，自乾隆五十四年至嘉庆三年陆续写成。这是纪昀最重要的文学著作，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异曲同工的两大绝调。但较之《聊斋》更有较深的思想内涵，并有反封建礼教的内容，流传很广，百姓皆为认可。
《阅微草堂笔记》取法六朝笔记小说而有所发展变化：内容杂博，较多涉及世态，而不局限于志怪，叙述故事简明质朴而又富于理趣。就思想内容看，虽从“有益于劝惩”出发，盛谈因果报应，宣扬封建伦理道德，有大量糟粕，但也不乏可取之处。作者反对宋儒空谈性理、苛察不情，对道学家的泥古不化、伪言卑行多所讽刺揶揄，对世态人情的浅薄诈伪也时有揭露。如：卷二记游僧戏塾师，卷三记老儒贿盗闹宅和刘羽冲事，卷四记武邑某公事，卷二十一记两曾伯祖事。写鬼狐情事多具寓言意味，几则不怕鬼的故事颇令人称道，如：卷一“曹司农竹虚言”，卷六记许南金事，卷二十三“戴东原言”。作者反对为富不仁，反对凌虐奴仆，对下层人民的反抗、复仇行动表现出一定的容忍和同情，如：卷十六记童养媳逃亡、卷十七“周景垣前辈言”、卷十八记妓女戏富室粜谷。而沧州“老河兵”（卷十六），徽州“唐打猎”（卷十一）等故事，则又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正直、纯朴和智慧，尤属佳品。
《阅微草堂笔记》内容丰富，知识性强，语言质朴淡雅，风格亦庄亦谐，读来令人饶有兴味，同时可以从中学到天文地理人伦等无所不包的知识。在艺术上，文笔简约精粹，不冗不滞，叙事委曲周至，说理明畅透辟，有些故事称得上是意味隽永的小品；缺点是议论较多，有时也不尽恰当。此外，评诗文，谈考证，记掌故，叙风习，也有不少较为通达的见解和可供参考的材料。
《阅微草堂笔记》，在中国古代笔记小说中，不失为具有特色的作品。鲁迅评论说：“纪昀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固非仅借位高望重以传者矣。”（《中国小说史略》）这种评价是准确的。 4、铁肩担道义——王夫之
王船山说过：“读史不难，难在论史。”王船山就为着体现这一句话，所以写了一本《读通鉴论》出来。王船山的《读通鉴论》，现在看来，不一定是一本好书，但王船山确曾教人以读史的方法。知道历史不难，难就难在如何把历史作为我们的滋养料。
——（美）梁厚甫 湖南人杰地灵，有着非常深厚的人文传统，曾国藩和王夫之就都是湖南土生土长的大家。其中衡阳王夫之，是清初诗文成就卓著的大儒，爱国忧时的民族正气和缜密深厚的学术功力，交融在他的诗文中，直接启迪了一代文风。后人在整理清代学术史时，把王夫之与顾炎武、黄宗羲一起并称为清初三大家。
王夫之，字而农，号薑斋，湖南衡阳人，人称船山先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壬午科举人。1643年，农民起义军势力非常壮大，张献忠曾邀他参加农民军，他拒绝了。1644年，清兵入关，不断往南推进，王夫之和友人管嗣裘一起在衡山起兵抗清。兵败，逃到广东肇庆，效力于南明桂王政权，对桂王政权里许多人结党争权深表不满。不久，他见大势已去，辞职还乡，长期住在湖南湘西苗瑶山区。他隐居在衡山石船山麓，极艰苦的条件下，以著述终其身，共计成书数十种，达300余卷。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有关古史评论的代表作之一。《读通鉴论》是王夫之阅读司马光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的笔记，全书30卷，其中秦1卷，西汉4卷，东汉4卷，三国1卷，晋4卷，宋、齐、梁、陈、隋各1卷，唐8卷，五代3卷，另附《叙论》4篇为卷末。
《读通鉴论》不是一部单纯的历史著作，它是阅读另一部历史巨著的笔记，其中每一节都是针对《通鉴》所记的某一段史实而发的议论，如果不参照《资治通鉴》而单读《读通鉴论》，就会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另外，这部书是一个思想家的历史沉思录。它既折射了明清之际那段血与火的历史之光，又积淀了一个当时心境极为痛苦与矛盾的思想家的深邃反思。
王夫之是一个忠于明王朝，又具有浓厚汉民族意识的文人。对于明亡于清这一事实，他从其字里行间透溢出痛苦和悲愤。王夫之强调民族利益至上，高于君臣之义，所以他对历史上损害民族利益的人和事痛加斥责。西汉武帝时，李陵兵败投降匈奴，史家司马迁为之开脱投降之罪，这是《史记》的一大败笔。王夫之没有受其影响，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驱动下，他认为“司马迁挟私以成史”，“为李陵文过”，“李陵之降也，罪较著而不可掩”。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假，内心忠于汉朝是真，王夫之认为不可信，“如曰陵受单于之制，不得不追奔转战者，匈奴岂伊无可信之人？令陵有两袒之心，单于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与汉将相持乎？即使真的伺机主动归汉，亦是“大节丧则余无可烷也”。但是，他并没有简单地借古史来发泄自己的民族义愤，而是希望“推本得失之原”，“立一成之型”，所以，其史论具有巨大的现实感。明亡后，若干史学家探讨其灭亡原因，或批评政治混乱，或分析制度弊端，或抨击君主专制及其流弊，深度不一。其中，以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为代表的批判专制君主制度的思想最为深刻。王夫之与大多数史学家不同，他不仅具有这种现实感，而且能将其与历史的沉思融合起来，试图从中总结出更高层次的历史哲学来。
王夫之能够清醒地反观自身，认为“夷狄之蹂躏中国，亦非必有固获之心，中国致之耳。”于是他在《读通鉴论》中，批评君主与大臣聚敛财富，批评君主贪巧自矜滥杀忠良，批评奸臣败坏纲纪使国家衰微，批评大臣拥兵自重强枝弱干，批评学风日衰邪说日盛，批评纵客商贾舍本逐末，批评奸臣引狼入室屈膝投降……批评几乎涉及到历代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在他心目中，前朝旧事只不过是明朝现实而已。
在历史的沉思中，王夫之得到了一个启示，就是“事随势迁而法必变”。他从远古人类的“异于禽兽无几”与今天人类文明中看到了“世益降，物益备”；从三代的“沈酗”、“淫奔”、“黩货”与唐代的“天下帖然受治”中看到了今未必不如昔；从三代的封建诸侯与秦始皇改郡县制的成功中看到了“势相激而理随以易”。历史的变化使王夫之得出了一个哲理性的结论：“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矣。”也就是说，顺应历史潮流的就是合理的。王夫之否定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天经地义的结论，从历史变化上指出了顺应“势”者才合天理，无疑是重大的进步。
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曾国荃曾重刻《船山遗书》，共56种，288卷。曾国藩亲自校阅其中的部分著作并写了序言。因为此书刻成于南京，而南京古称金陵，所以被称为“金陵本”或“曾本”。随着王夫之著作的传播，他的学术成就和历史地位才逐渐被人们认识，他的影响与日俱增。维新志士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盛赞王夫之，他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5、通天地人者曰儒——黄宗羲
读了这部书，可以知道过去历史上所有帝王制度的弊端。
——顾炎武 洲是中国过去民主思想的一个伟大的代表。
——张岱年 明末清初，中国有位大思想家宣布皇帝是“天下之大害者”，主张“无君”。他就是近代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者、爱国者黄宗羲。他的代表作《明夷待访录》，比卢梭的《民约论》还要早100年光景，有人称它为“人权宣言”。黄宗羲同时代的思想家顾炎武说：“读了这部书，可以知道过去历史上所有帝王制度的弊端。”《明夷待访录》反对君主专则，主张民权，对清末的维新变法运动影响很大。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文中说过：“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黄氏的民权思想，一直影响到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邹容和陈天华等爱国志士。
黄宗羲（公元1610年—1695年），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浙江余姚人。他生逢明末清初那“天崩地解”的时代，在明末作为东林党子弟和复社名士，同阉党作过坚决的斗争。明朝灭亡后，他积极投入抗清斗争，曾与钱肃乐在家乡组织“世忠营”，失败后又与张惶言在舟山进行抗清活动。后看到清廷统治已经稳固，复明无望，遂归乡以遗民自居，从事著述和讲学活动。《明夷待访录》是黄宗羲的政论和史论专著。该书通过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提出了独到的政治见解，具有鲜明的启蒙性质和民主色彩，被梁启超称为“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明夷待访录》是他在经历了一系列政治斗争后于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潜心完成的力作。此前一年，南明永历帝被杀于云南，南明亡。此时清王朝已建立近20年，其统治业已巩固。黄宗羲复明灭清的希望可谓到了“潮息烟沉”的绝境。痛定思痛，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冷静反思之后，黄宗羲以其犀利的笔锋将批判的锋芒刺向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明夷待访录》这个书名是有所寄托的。“明夷”，乃六十四卦之一，离下坤上，用晦而明，寓意希望与光明。黄宗羲引《易经?雪?雪“夷之初旦，明而未融”，以寓其意。一个旧的时代终止了，但黑暗的尽头，终将是光明的。对于人类的未来，思想家是充满信心的。黄宗羲认为自己的学说能把国家由黑暗引向光明，但学说的实现却有待“明主”的求访采纳。
黄宗羲认为，上古时代“以天为主，君为客”。国君不仅从属天下百姓，而且也直接为他们服务。所以“凡君之所毕世经营者，为天下也”。后来，情况就颠倒过来了。“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君王“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把天下看作是“一人之产业”。他大胆地指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把锋芒直指封建纲常礼教的最核心问题。黄宗羲又提出 “君”“臣”关系这个封建统治的实质问题。他认为“臣”之“出仕”“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君臣的合理关系，应如“曳大木”时前唱后和的协力合作关系。臣应当是君的“师友”，而不应作君之“仆妾”。直截了当地批判了“君为臣纲”。黄宗羲激烈地抨击了君主专制下的封建法制，认为封建法制是“非法之法”，是“一家之法”，是祸乱之根源。他提出应该建立“天下之法”来取代“一家之法”，并强调“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有了好的法制不怕没有好的治理者，否则“非法之治”只能“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经不胜其福挽嫌疑之顾盼”。黄宗羲这些论述已包含有法治思想的萌芽。
在思想文化领域，黄宗羲强调突出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的原则，他以满腔的愤怒谴责了长期以来禁锢人民思想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他明确指出：“盖道非一家之私。圣贤之血，散殊于百家。求之愈艰，则得之愈真。”向封建文化专制主义表示了公开的抗争。黄宗羲这种鄙弃日趋僵化的“一定之说”而诉诸“殊途百虑之学”的思想见解，反映着明清之际知识分子渴望思想学术自由、个性解放、探索真理的一种理性追求。具有积极的思想启蒙意义。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黄宗羲有的思想不免有些虚幻，如他为实现“天下安富”，意欲恢复上古的井田制，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也有些思想并不可取，如在提倡“工商皆本”的同时，却将“机坊”这种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新事物，视为“奇技淫巧”，列为禁止的对象。但这些并不足以掩盖《明夷待访录》作为一部启蒙主义文献的光辉。黄宗羲之杰出就在于他思想的深刻和敏锐。他超出了当时一般明遗民因为眷怀故国而研究明亡清兴之故的治学目的，也超出了传统儒家对无道君主的批判范畴。他的思想已突破传统的政治框架，开启了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先河。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今天所见到的《明夷待访录》已非全本，当初刻印时，因封建专制的严酷，已有删削。书出之后，在清代长期被列为禁书，直至清末梁启超等人倡导变法改良，才将其作为宣传民主思想的重要文献广泛传播，使之焕发了光彩。 6、《古文观止》观不止——吴楚材、吴调侯
真是好书不厌百回读，随着岁月的消逝，由当日的不能甚解到若有所得，由强记死背到豁然而悟……直到今天，这些前人集智慧的大成的好书，始终引导我，鼓励我！是良师，更是益友！……让我一生都将受用不尽！我常常想：中国人拥有这样巨大的智慧宝库，实在应该引起全民共识，去珍惜研究！
——台湾著名画家、作家梁丹丰评《古文观止》 清代康熙年间文人吴楚材、吴调侯联手选评的12卷《古文观止》，自其行世以后，翕然风靡，为人乐道，其影响深远。
20世纪80年代末，北京学者陈文良先生系统地考察了《古文观止》长盛不衰的技术因素。他提出，首先是编者为该书所选的文章，全部是经受了时间检验和文人衡定的“名篇”。所谓“名篇”，起码是经过宋、元、明、清，特别是明代至清初数百年间许多知识分子、读者、编选者、书坊出版者所共同筛选认可的作品，而不是受某些人主观认识支配的产物。第二，编辑选本必须在容量方面照顾到多数读者能够通读，中型选本最容易流行的原因就在于此。第三，作为普及性选本，入选的每一篇分量不能太重，以便读者一次起码能读一篇。《古文观止》所采用的就是这种编选方针，对有些篇目采用了“节选”的办法，这也是它成功之处。第四，从内容和艺术风格上说，必须带有较广泛的实用性。《古文观止》的入选篇目大多条理明晰，辞藻华丽，可以供科举士子揣摩、仿作，特别是用到对策和日常应酬性文章中去。
“康熙二吴”的《古文观止》约编成于清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以前。此书没有叙述其成书渊源和选评例则，只有其族先辈吴兴祚写的序，据吴兴祚说，楚材“天性孝友，潜心力学，工举业”。调侯为人“奇伟倜傥，敦尚气谊”。序中交代了成书的因由：“今年（康熙三十四年）春，……二子寄余《古文观止》一编。阅其选，简而赅，评注详而不繁，其审音辨字，无不精切而确当。批阅数过，觉向时之所阙如者，今则冁然喜矣。以此正蒙养而裨后学，阙功岂浅鲜哉！亟命付诸梨枣，而为数语，以弁其首。”因为有了这样的因缘，我们今天才得以获读该编，否则恐怕早已湮没绝灭于乡野之间了。
《古文观止》全编12卷，选材上起东周，以《左传·郑伯克段于鄙》一篇首领全书；下迄明末，以张溥写于明天启七年（1627年）的《五人墓碑记》押卷。先后以“周文”（卷1至卷3）、“秦文”（卷4）、“汉文”（卷5至卷6）、“六朝、唐文”（卷7至卷8）、“唐、宋文”（卷9至卷11）、“明文”（卷12）为序次，凡选入220篇，各体各派略备，繁简选辑颇当，评点注释适中，长期被人们作为浏览中国传统散文的规范读本。流播所及，脍炙人口，鞠育了近300年间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学子。
《古文观止》中的选文和评点共同体现了二吴的思想倾向和审美观念，形成二吴选、评古文的几条原则。首先以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准则，首篇《郑伯克段于鄙》以孝涕为中心对郑庄公和共叔段兄弟倾轧进行批讽；次篇《周郑交质》以信与礼为旨，讥讽周平王与郑庄公互相交换人质以取信于对方，却不以信礼为本，反致关系恶化。《古文观止》如是开场，鲜明地表现了二吴的道德好尚是儒家的道德。其次是以人的真情真性为原则，二吴多选体现作者真性情的散文，自己常常为之感动，使其评点也能感人至深。他们说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其感慨啸歌，大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直与《离骚》对垒。”二吴以自我的性情感受所选的文章，也是希望以所选的文章去打动别人的。再次是以文章的婉转奇妙、意韵深厚为准则。二吴好文章的奇妙，如韩愈的《祭鳄鱼文》、苏轼的《方山子传》、刘基的《卖柑者言》都是作意出奇之文，令人读来顿生诧异。而且二吴所选文章不在乎篇幅的长短，如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他们评说“文不满百字，而抑扬吞吐，曲尽其妙”。真所谓能文者善品文啊。
《古文观止》在选目上到明清之季嘎然而止的缺憾，给人们意犹未尽之感。要阅读明清之交以迄后来的散文，就只得另外披沙沥金了。20世纪20年代初，王文濡从“数百名家、数千佳文”之中淘选170余篇，编为《续古文观止》，1924年印行于世。此书在选目上扩大到了为吴本所不重视的论、说、序、跋、记、赞和墓志、碑祭文等普通文体，以便于读者举一反三；对于入选文章的作者，一一简介其生平于卷首，以帮助读者知人论文；此外，王氏还大胆地将当时在世的大家名构一并采入。王文濡自己在《凡例》中声明：“本编继吴氏而编，故名《续古文观止》。凡已读《古文观止》者，得此编斯成完璧。” 7、清末谴责小说
我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蚊；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二章》 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
——《老残游记》 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失利、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侵华这一系列巨大的变故，小说界出现了大量抨击时政、揭露官场阴暗与丑恶的作品，文学史上把它们别称为“谴责小说”，代表作家有李宝嘉、吴沃尧、刘鹗、曾朴。
李宝嘉（公元1867年—1906年）字伯元，号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人，少有才名，擅长诗赋和八股文，曾以第一名考取秀才，却始终考取不了中举，先后在上海创办了《指南报》、《游戏报》、《世界繁华报》几种报纸。除了《官场现形记》，李宝嘉还作有《文明小史》、《活地狱》等长篇小说和《庚子国变弹词》。《官场现形记》是谴责小说的代表作，共60回，作于1901年，书未完稿作者就病故，最后一小部分是由他的朋友补缀而成。小说的结构由一系列彼此独立的人物故事联缀而成，“凡所叙述，皆迎合、钻营、朦混、罗掘、倾轧等故事，兼及士人之热心于作吏，及官吏闺中之隐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书中写到的官，各种身份进阶，文的武的，无所不包。凡是沾一个“官”字，作者都叫他们显出丑陋原形。
吴沃尧（公元1866年—1910年）字趼人，广东南海人，因家居佛山，自号“我佛山人”。他出身于一个衰落的仕宦人家，20多岁时到上海，常为报纸撰文，后与周桂笙等创办《月月小说》，并自任主笔。他所作小说，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最为有名，此外还有《痛史》、《九命奇冤》、《电术奇谈》、《劫余灰》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共108回，全书于1909年完成。小说以“九死一生”为主角，描写他自1884年中法战争以来所见所闻的各种怪现状。吴沃尧性格强毅而多愤世之慨，文笔尖锐，但是“伤于溢恶，言违真实”。鲁迅批评这部小说“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全书用第一人称叙述，为过去的长篇小说所未见。
刘鹗（公元1857年—1909年）字铁云，江苏丹徒人。出身于官僚家庭，既受过儒家教育，又对“西学”感兴趣，懂得数学、水利、医学，当过医生和商人。后因治理黄河有功，官至知府。他的思想与洋务派接近，曾从事过铁路、矿藏、运输等洋务实业活动，后谪徙新疆而死。《老残游记》20回，署名“洪都百炼生”。全书为游记式的写法，以“老残”行医各地的所见所闻，串联一系列的故事，描绘出社会政治的情状。刘鹗坚决反对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指斥“北拳（指义和团）南革（指革命党）”为国家之祸害，认为只有提倡科学、振兴实业。《老残游记》与一般谴责小说不同，它揭露官僚的罪恶，对象主要是“清官”：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
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睹，不知凡几矣。试观徐桐、李秉衡，其显然者也。
徐桐、李秉衡均是清末顽固派的代表人物，作者特地提出这两个与小说本身并无关系的人物来，可以看出他揭露“清官”是别有用意的。《老残游记》作者的文化素养很高，小说中许多片断，都可以当作优秀的散文来读。如写大明湖的风景、桃花山的月夜、黄河的冰雪、黑妞和白妞的说书等，文字简洁流畅，描写鲜明生动，为同时的小说所不及，增加了这部小说的艺术价值。
曾朴（公元1872年—1935年）字孟朴，江苏常熟人，光绪举人，曾入同文馆学法文，对西方文化尤其法国文学有较深的了解，翻译过雨果等人的作品。他曾参加康、梁变法，辛亥革命后进入政界，做过江苏省财政厅长。曾朴一生著作丰富，而以小说《孽海花》最著名。此书初印本署“爱自由者发起，东亚病夫编述”，后者是曾朴的笔名，前者是其友人金松岑的笔名。《孽海花》主要描写清末同治初年到甲午战争30年上层社会文人士大夫的生活，以展现这一时期政治、外交及社会的各种情态。曾朴的生活年代较迟，较多接受了西方思想，在政治倾向上赞成革命。小说中人物大多以现实人物为原型，如金雯青为洪钧，傅彩云为赛金花，威毅伯为李鸿章，梁超如为梁启超等等，还有一些则直接用原名。作者说，他要反映的是“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中“文化的推移”、“政治的变动”等种种现象。《孽海花》的结构，是以状元金雯青与名妓傅彩云的故事为全书线索，串联其他人物的活动。结合文人与妓女的“浪漫”生活，与权势人物的政治活动及琐闻轶事，可以说它是狎妓小说与谴责小说的合流。曾朴出身名门，一生交游极广，在广泛地反映那些上层文人在国家危亡之际犹自争名夺利、风雅自赏，而全无救亡图治的热情与才能这一点上，他的小说比较成功。譬如状元出身任外交使节的金雯青，自命懂得历史舆地之学，却以重价购得一幅错误的中俄交界地图，断送了国家800里土地。
《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合称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这类小说顺应时俗所需，和现实政治、大众需求关系紧密，反映了清末政治的腐朽面貌与社会大众的厌恶心理，而小说之间思想倾向的变化也反映出清末知识分子思想的变化。然而，谴责小说或多或少都有夸张失实的毛病，它所反映出的只是一种变形的镜像。 8、中国翻译第一人——严复
小之极于阳行倒生，大之放乎日星天地；隐之则神思智识之所以圣狂，显之则政俗文章之所以沿革，言其要道，皆可一言蔽之，曰“天演”是已。
——严复 严复站在尚未经历近代化变化的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一下子就发现并抓住了这些欧洲著作中阐述的“集体的能力”这一主题。
——本杰明·史华兹
1895年甲午战争，天朝帝国败于一个曾经惟中华是尊的小小岛国，晚清的士大夫才第一次深刻地意识到传统的制度和知识谱系不再足以应对严峻的现实。在士大夫心理严重受挫的背景下，如何重构新的世界观与知识系统，进而为制度改革创造理论前提，成为迫切的任务。严复通过对斯宾塞、赫胥黎、穆勒和斯密等人的著作的翻译和评注，以进化论与现代科学方法为基础建立了一整套新的世界观，有力地回应了中国人的内心焦虑与时代的挑战。
严复（公元1854年—1921年）初名体乾、传初，改名宗光，字又陵，后又易名复，字几道，晚号愈野老人，别号尊疑，又署天演哲学家。福建福州人。特赐文科进士出身，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1866年以第一名考入马尾船政学堂，五年后以最佳成绩毕业并上军舰实习。1877年以首批海军留学生的身份入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在英国期间除学习专业外，还精心研习西方哲学、社会政治学著作，并到英国法庭考察审判，作中西异同比较。归国后任福建船政学堂教习，第二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升会办、总办。
甲午战败后严复感于时事弥艰，开始致力译著，并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政论，力主变法图强，以西方科学取代八股文章。二十二年帮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次年又与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二十四年九月，又撰《上光绪皇帝万言书》，极力倡导维新变法；同年，他翻译的第一部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天演论》正式出版。至1909年，先后又译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甄克斯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和耶方斯的《名学浅说》等西方名著，达160多万字。他的著述有《严几道文集》、《愈懋堂诗集》及《严译名著丛刊》等。
严复是近代中国系统翻译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第一人。通过翻译《天演论》，将达尔文进化论带到中国，并使之超越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范畴而具有了世界观的社会意义。又通过翻译《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将逻辑归纳法和演绎法介绍到中国，其中对培根的经验归纳法尤为重视。并将之与陈、朱学派的“道问学”相印证，而猛烈抨击陆、王学派的“心性之说”。严复的翻译，创造性地启用很多几乎死亡的中国古典文字，比如：天演、自繇、内籀、公理、群学、储能、效实，以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等，从而在西方的新式理论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间建立起一种既紧张又内在的相关性。
严复在翻译《天演论》中，他其实更关注的不是生物的演化历史以及人类在生物圈中的位置，而是“群”（也即社会）的进化理论。他通过翻译和其中的注释，在反思社会进化论的理论中思考作为不得不处于弱势的中国社会如何在世界中自处和自持。甚或，严复不仅不曾全盘接受西方理论，并且还试图重新纳入中国的传统资源中去吸纳它们。换句话说，严复从来不曾认为中国的自身资源是必须摒弃的。严复在为《天演论》和《穆勒名学》所做的序文和按语中，曾用《易》理阐西学。人们多半以古代佛经翻译的“格义”说作为解释，似乎这仅仅是一个解释的技术或工具的问题。但学术史家钱基博在1936年的《经学通志》中却不这样看，他把严复作为晚清经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赫然列之于“易学家”之列，而且将《天演论》作为其中的代表作品。如果理解了这里所揭示的严复翻译的内在旨趣，就不难理解严复为何到了晚年变得“保守”了，参与发起孔教会，极力主张尊孔读经。
对于西方的学术界来说，严复也不乏特殊的意义。本杰明·史华兹的杰出著作《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中认为，“严复站在尚未经历近代化变化的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一下子就发现并抓住了这些欧洲著作中阐述的‘集体的能力’这一主题。”在为本杰明·史华兹的著作所做的序文中，路易斯·哈茨发挥作者的观点说：“严复认为，除开西方作者们所说的诸多的‘个人主义’或‘放任主义’而外，‘集体的能力’这一主题体现了欧洲走向近代化的运动，而这一主题所以尚未为西方评论家特别关注，显然是因为它常常是被通过其他观念加以表达的。但今天，西方已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一种新的境况，卷入了许多明显在经历‘近代历史’的国家的事务中，这必将使处在新境况中的西方对自己思想史上的这些问题作一回顾。严复的看法，在极大程度上，很可能最终会成为我们的看法。”
在现今各种西方理论盛行的时代中，重新发现严复等这些率先引进西方理论的人们的行为模式与志趣，将有益于我们继续思考作为一个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将如何自处与自持。 9、在烈火中翱翔的凤凰——郭沫若
“五四”时期的青年，“心里只塞满了叫不出的苦，喊不尽的哀。他们的心也快塞破了。忽地一个人用海涛的音调，雷霆的声响替他们全盘唱出来了，这个人便是郭沫若。”
——闻一多 诗人的心境如同一湾清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如一明镜，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涵映在里面，一有风的时候，便翻波涌浪起来，宇宙万汇都活动在里面。这风便是直觉、灵感。
——郭沫若 80多年前，一个诗人的灵魂被艺术女神所掳掠、折磨，他处于时代诗歌创作的巅峰，如同19世纪俄罗斯的伟大文学家、哲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不能自己。《女神》是这一时期诗人的心血结晶。他自己说，写《女神》中的那些代表性诗作时，他如同奔马，冲动得不得了，写完后如死海豚；灵感来时，激动得连笔都抓不住，浑身发烧发冷。他属于天才型或文艺型心理素质。这种素质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他的文艺观也是追崇天才、灵感、直觉的，所以他总认为诗是写出来的，并非做出来的。
他就是郭沫若。
郭沫若（公元1892年—1978年）， 现、当代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原名开贞，笔名郭鼎堂、麦克昂等。四川乐山人。郭沫若一生无论是从事文学创作、史学研究，还是从事实际的社会活动，他的人生目标都是一个，即兼济天下。很少有现代中国作家能够像郭沫若那样具有如此的雄伟抱负，更很少有现代中国作家能够像郭沫若那样倾尽全力去实现这种抱负。郭沫若从事文学创作伊始，曾提倡过“为艺术而艺术”，但就是在那时，他也从未忘怀过社会人生，从未忘怀过试图用文学来“使生活美化”、“唤醒社会”的使命。郭沫若的代表作《女神》是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它出版于1921年8月，全诗共三辑，以第三辑最为重要。他的许多代表诗篇皆出于此，如《凤凰涅槃》、《天狗》、《炉中煤》、《匪徒颂》等。
《女神》所表达的思想内容，首先是“五四”狂飙突进时代改造旧世界、冲击封建藩篱的要求。主人公以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叛逆者形象出现，要求打破一切封建枷锁，歌唱一切破坏者。其次，是对祖国深情的热爱和对美好明天的憧憬。诗中歌唱太阳、光明、希望，处处洋溢着积极进取的欲望。
郭沫若诗歌风格的形成受到美国诗人惠特曼《草叶集》巨大的影响。当郭沫若接触《草叶集》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发动的那一年，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那时“找出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以致使郭沫若“那时候差不多是狂了；”尤其是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狂风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他彻底地为“惠特曼那雄浑的豪放宏朗的调子所动了”。
《女神》在艺术上取得了新诗最辉煌的成就，它是“五四”时期浪漫主义的瑰丽奇峰。《女神》的格式追求“绝对自由，绝对自主”，而不受任何一种格式的束缚。它的形式自由多变，依感情的变化自然地形成“情绪的节奏”。《女神》的浪漫主义特征主要表现在：诗中采用了比喻、象征的手法，并常借助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表达感情。《女神》的诗风多豪壮、雄健、颇具阳刚之美。郭沫若的诗可以说是新诗中豪放的先驱，但同时，他也有许多清丽婉约之作。
郭沫若属天才型，或文艺型性格，热情、冲动、活跃、多变是重要特点。这从其创作返观，都可证明。郭沫若性情冲动，在文艺观上也很追慕天才式的冲动与灵感。《女神》中许多激情的篇什都是在这样冲动的心理状态中依靠灵感去构思，所以充溢着情绪流与奇丽多彩的想像，不一定深刻，却真切感人；虽然粗糙，却更显坦诚，郭沫若这种心理素质是非常适于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
就《女神》而言，其中许多诗在当代人看起来的确写得有些袒露、散漫，如果脱离了特定的时代，不了解正是这种极端个人化的、粗糙的诗风，容易冲破传统的禁锢，引发叛逆的、痛快淋漓的情感宣泄，容易释放“五四”当年“新人类”渴求个性解放的能量，那么就不可能很好地领会《女神》的价值和那不可重复的时代审美特色。当然，由于郭沫若的部分诗作太贴近时代，而今事过境迁，不再有“五四”那样的新鲜、上进而又暴躁凌厉的“气”，不再有“社会青春期”的特殊氛围，所以我们今天比较难进入《女神》的境界。
或许我们可以说，郭沫若的《女神》在文学史中的价值要大于其本身文学的价值。 10、雾幕沉沉开子夜——茅盾
笔势具如火如荼之美，酣姿喷薄，不可控搏。而其细微处复能婉委多姿，殊为难能可贵。
——吴宓 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
——瞿秋白《〈子夜〉与国货年》 《子夜》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茅盾（公元1896年—1981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初版印行之时（公元1933年）即引起强烈反响。瞿秋白曾撰文评论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1933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子夜）和国货年》）。历史的发展证实了瞿秋白的预言。半个多世纪以来，《子夜》不仅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读者，且被译成英、德、俄、日等十几种文字，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日本著名文学研究家筱田一士在推荐10部20世纪世界文学巨著时，便选择了《子夜》，认为这是一部可以与《追忆逝水年华》（普鲁斯特）、《百年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媲美的杰作。
茅盾，原名沈雁冰，中国新文学的长篇小说成就，主要体现在茅盾的《子夜》创作上。除长篇《子夜》之外，还有由《幻灭》、《动摇》、《追求》3个略带连续性的中篇组成的《蚀》，以及短篇小说《春蚕》、《林家铺子》（也有人把这两篇视为中篇小说）。
《子夜》这部长篇围绕着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与买办赵伯韬之间的尖锐矛盾，全方位、多角度地描绘了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广阔画面：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反动当局镇压和破坏人民的革命运动，帝国主义掮客的活动，中小民族工业被吞并，公债场上惊心动魄的斗法，各色地主的行径，资本家家庭内部的各种矛盾……通过这些多姿多彩的生活画面，艺术地再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风云，反映了革命深入发展，星火燎原的中国社会风貌，充分表现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极大关注和捕捉巨大课题反映社会时代的卓越能力。
悲剧英雄吴荪甫，是中国现代文学大师茅盾先生的代表作《子夜》中的主人公。《子夜》是我国小说史上为数不多的以城市为描写题材的力作，它力图全方位展现一幅30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图。吴荪甫是民族资本家的代表，热衷于发展民族工业，不同于以帝国主义为后台的买办资本家赵伯韬。吴荪甫是30年代中国民族工业中的精英人物。但吴荪甫所处的时代，已不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而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时代和现实环境条件，不可能使他演出一出才智横溢、充满光华的历史正剧，他要发展民族工业的理想，只有在人民革命洗刷了山河后才有可能实现。而他所处的与人民革命的潮流相违背的立场，决定了他必然要陷于悲剧的结局；事实上从这个人物的经历、遭遇、结局来看，无疑是属于悲剧范畴的。
茅盾表现这个悲剧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也不像一般英雄悲剧那样，直接展示悲剧人物的性格，而是从各个层面展示主人公复杂的性格。作家十分自觉地把吴荪甫置于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加以刻画，表现他与买办资本家赵伯韬的关系、与工人的关系、与中小资本家朱吟秋的关系，围绕上述三方面的主要社会关系，又展示了更为错综复杂的关系。
茅盾擅长以心理描写来刻画人物，往往通过细密入微的剖析来揭示人物的潜意识活动；同时，把交代情节，抒发感情，描写景物等融为一体，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小说最后一章写吴荪甫的心理状态，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决战前，他坐卧不宁；二是决战时，他心情复杂，时而紧张，时而恐慌，时而惊喜，时而愤怒；三是决战后，他绝望透顶，如万箭穿心。这一章就这样以吴荪甫的心境变化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行动来推动情节的发展。
茅盾遵循现实主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创作原则，塑造了一个企图以个人奋斗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却因时代的必然而一败涂地的悲剧英雄吴荪甫，他是一个20世纪初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堂·吉诃德。《子夜》的主要美学价值也就在于真实地创造了这个在世界文学中具有独特悲剧意义的艺术典型。
难能可贵的是茅盾自己也坦言《子夜》的缺点，称这部书是“半肢瘫痪”。原因为何？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这本书写了三个方面：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者及工人群众。三者之中，前两者是作者与之有所接触，并且熟悉，比较真切地观察了其人与其事的；后一者则仅凭‘第二手’的材料，即身与其事者乃至第三者的口述。这样的题材的来源，就使这部小说描写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部分比较生动真实，而描写革命运动者及工人群众的部分则差得多了。至于农村革命势力的发展，则连‘第二手’的材料也很缺乏，我又不愿意向壁虚构，结果只好不写。此所以我称这部书是‘半肢瘫痪’的。”
文学史家认为，茅盾先生将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人的结构严谨、场面宏大的长篇小说艺术带到了中国，使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在30年代走向成熟，而《子夜》正是以其巨大的历史内容和有力的艺术表现，耸立在20世纪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最高峰。 11、波远泽长，曲高和众——老舍
由老舍先生投湖自尽时算起，整整二十年过去了。湖面上激起的波澜，竟会越来越大，至今，只见那波澜还在一圈一圈地扩展。这——由一个人的死所引起的延绵不断的愈演愈烈的波澜，说明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生命，的确是永不停息的。
——（德）《赫塞文艺报》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老舍是为数不多能引起世界级轰动的作家之一。日本成立了拥有120多名会员的“老舍研究会”，还率先出版了《老舍小说全集》；欧美等国也纷纷翻译老舍的作品；前苏联的一位教授说：“在苏联没有‘老舍热’，因为根本没有凉过。”老舍的作品在那里行销数百万册。
老舍以文言夹杂白话妙趣横生的笔锋书写了《自传》：舒舍予，字老舍，现年四十岁，面黄无须。生于北平，三岁失怡，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才爱老母，布尔乔亚之仁未能一扫空也。幼读三百篇，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及壮，糊口四方，教书为业，甚难发财，每购奖卷，以得末彩为荣，示甘于寒践也。二十七岁发愤著书，科学哲学无所不懂，故写小说，博大家一笑，没什么了不起。三十四岁结婚，今已有一男一女，均狡猾可喜。闲时喜养花，不得其法，每每有叶无花，亦不忍弃。书无所不读，全无所获并不着急，教书作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亦不后悔。如此而已。再活四十年，也许能有点出息。
自传句句含情，表现了老舍谦虚质朴，开朗乐观的性格。在英国相田任汉语教师其间，他阅读了大量西欧文学名著，并开始了小说创作，初期的作品，如《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等，幽默中含有讽刺，颇近于英国作家狄更斯的笔致，但夸张有时略嫌失度，几乎跌入油滑。然而，对于老舍来说，初期的创作是不可缺少的练笔，到了30年代，他的创作渐趋成熟，终于在1936年推出了自己的重头戏《骆驼祥子》。长篇小说《骆驼样子》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老舍（1899年—1966年）的代表作。
《骆驼祥子》讲述的是旧中国北平城里一个人力车夫祥子的悲剧故事。祥子来自乡间，日益凋蔽衰败的农村使他无法生存下去，他来到城市，渴望以自己的诚实劳动，创立新的生活。他试过各种工作，最后选中拉洋车。这一职业选择表明祥子尽管离开了土地，但其思维方式仍然是农民的。他习惯于个体劳动，同时又渴望有一辆像土地那样靠得住的车。买车，做个独立的劳动者，“这是他的志愿，希望，甚至是宗教”。城市似乎给了祥子实现志愿的机遇，经过3年奋斗，他买上了车，但不到半年，竟被人抢去；但祥子仍然不肯放弃拥有自己的一辆车的梦想，尽管他对自己的追求不无怀疑，几度动摇，但仍然不断振作起来，再度奋斗。应该说，祥子以坚韧的性格和执拗的态度与生活展开搏斗，构成了小说的主要情节内容。而搏斗的结局，是以祥子的失败告终的，他终于未能做成拥有自己一辆车的梦。这部小说的现实主义深刻性在于，它不仅描写了严酷的生活环境对祥子的物质剥夺，而且还刻画了祥子在生活理想被毁坏后的精神堕落。“他没了心，他的心被人家摘去了。”一个勤劳善良的农村青年，就这样被改塑为一个行尸走肉般的无业游民。
祥子的悲剧，是他所置身的社会生活环境的产物。小说通过祥子周围人物及人际关系的描写，真实地展现了那个黑暗社会的生活面目，展现了军阀、特务、车厂主们的丑恶面目，以及由他们织成的统治之网对祥子们的压迫与被压迫关系的一种变形反映。小说并没有回避祥子与虎妞之间的本能欲望与一点点相互依恋之情，但同时也深刻地描写到，即使是这样的男女之情，也同样建基于金钱利益关系之上，所以虎妞要始终把钱拿到自己手上。“钱在自己的手中，势力才在自己身上。”虎妞与祥子的结合，无疑加剧了祥子的悲剧。
《骆驼祥子》通过祥子的悲剧命运，在读者面前展示一个强人横行霸道，弱者坐以待毙的吃人的乱世。同时，更微妙的是，小说还具有象征性色彩，在剖析人们“吃”与“被吃”的过程中，又有许多暗示。作者笔下的剥削者是肉食动物，被剥削者是草食动物，这衣冠礼仪的人类社会，恰好是一个以强凌弱的动物世界。老虎是兽中之王，而作为剥削阶级代表的刘四爷，父女全是“属”虎的。而祥子却是骆驼，骆驼是草食动物，而且是大牲畜中最老实的，性格最坚毅，力气最大的。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生活在一起，吃与被吃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骆驼祥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位置。“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多以描写知识分子与农民生活见长，而很少有描写城市贫民的作品。老舍以一批城市贫民生活题材的作品，特别是长篇《骆驼祥子》，打破了这种局面。《骆驼祥子》是一部意蕴极为深刻、丰富的作品。它决非仅仅描写了城市贫民的贫困和难以翻身，而是主要通过对祥子这个悲剧形象的塑造，从经济处境到爱情婚姻状况，直至精神世界的变化，极为深刻地写出了城市贫民的悲剧命运。不仅如此，小说对于造成城市贫民悲剧命运的社会根源的揭示也是相当全面和深刻的。《骆驼祥子》是一部名副其实的现实主义杰作，它拓展了新文学的表现范围，为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骆驼祥子》最初发表于《宇宙风》杂志（1936年），1955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新的单行本，老舍曾做了删改，删去了旧版第二十三章的后半部分与第二十四章的全部。80年代出版的《老舍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则又恢复了旧版原貌。 12、有爱有一切——冰心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冰心 我们喜欢冰心，跟着她爱星星，爱大海，我这个孤寂的孩子在她的作品里找到温暖，找到失去的母爱。
——巴金 在我国众多现代作家中，有个人的文章尤富爱意；她有很多著作不但受读者喜爱，也受作家们的尊崇；她虽然已是文坛元老，却从不肯停笔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就是著名现代女作家──冰心。1999年3月19日，首都各界人士送别世纪老人冰心，大厅中没有哀乐，却依然满溢哀情，人们向安眠于花丛中的她，献上一枝枝玫瑰色的祝福。在大厅的正中，挂着冰心手书的字幅：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冰心原名谢婉莹，笔名冰心女士，男士等。原籍福建长乐，生在福州。1923年冰心毕业于燕京大学文科，获文学学士学位和金钥匙奖。毕业后，赴美国威尔斯利大学学习英国文学，1926年获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曾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女子文理学院任教，后来又在云南呈贡师范学校和日本东京大学任过教。1919年，冰心的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发表，此后相继发表了《斯人独惟悴》、《去国》等探索人生问题的“问题小说”。由于翻译泰戈尔的《飞鸟集》，同时也创作类似的无标题的自由体小诗，后结集为《繁星》和《春水》出版，被人称为“春水体”。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同年起发表散文《笑》和《往事》。在旅途和留美期间，写成散文集《寄小读者》。此后著有散文《南归》、小说《分》、《冬儿姑娘》等，表现了更为深厚的社会内涵。抗日战争期间在昆明、重庆等地从事创作和文化救亡活动。1946年赴日本，任东京大学教授。1951年回国，先后任《人民文学》编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
冰心小说创作的题材，多从家庭而来，她从父亲讲过的一些故事与个人的生活时间与日常语言中汲取创作的源泉。没有他人干预，也没有忌讳，心之所至，想到便写，这是冰心当时的写作状态。除小说之外，她的作品还有另外两种形式：随感和小诗。《笑》《山中杂感》等等，都属于随感之类的文章；而随时随地用小纸头记下的思想闪光之类的不规则的长短句组成的诗集——《繁星》与《春水》，给读者一个全新甚至陌生的感受。冰心的这些小诗从古典文学中脱颖出的现代美，从短小的诗行中流露出抒情式的哲理，令人倾倒。那时，许多人都学着冰心写小诗，包括一些著名文人如宗白华、苏雪林、巴金等，形成了一个“小诗运动”。
形成冰心这一时期文学高峰的，还有一部带有游记性质的散文集《寄小读者》。它是写给小朋友们看的，成为我国历史上一部重要的儿童育教性文学作品。冰心以平等的心态，简明而生动的语言，描述了到美国去和在美国留学时的有趣的故事和情景，长久以来成为许多小读者的心爱读物，甚至成年人也从中得到新与美的享受。
冰心的小说，文笔清新，简洁却富有韵味，勇于实践，在促成我国的文学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上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表现出了作者良好的古典文学修养与敏锐的对现代语言的掌握，有着很强的语言驾驭能力。她的文章的作风，文学造诣之高超得到了很多著名作家、学者的赞许，其中胡适先生对冰心作品评价道：“冰心女士曾经受过中国历史上伟大诗人的熏陶，具有深厚的古文根底，因此她给这一新形式带来了一种柔美和优雅，既清新，又直截。”“不仅如此，她还继承了中国传统对自然的热爱，并在写作技巧上善于利用形象，因此使她的风格既切实无华又优美高雅。”巴金先生对冰心本人是这样评价的：“我们喜欢冰心，跟着她爱星星，爱大海，我这个孤寂的孩子在她的作品里找到温暖，找到失去的母爱。”
冰心的创作，从“问题小说”到现代白话散文，从《繁星》、《春水》到《寄小读者》，以文体与语言的形式而论，都具有开创的性质，语言清丽、自然并夹杂着古汉语韵味，是一种具有鲜明艺术特点与个人叙述风格的文体。而以文本的内容而言，母爱、童心和大自然，是冰心写作的基本母题，体现为对爱与美的礼赞、追求与思考。“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正如本文的题目所言，冰心的文章透彻地反映了她本人对爱的信仰。早在30年代，郁达夫就说：“冰心女士散文的清丽，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纯洁，在中国算是独一无二的作家了……（她）对父母之爱，对小弟兄小朋友之爱，以及对异国的弱小儿女，同病者之爱，使她的笔底有了像温泉水似的柔情。” 而她结婚后，作品显著减少，关于爱的哲学的论调少了些，却比以前有更多的现实感和较为厚实的社会内容，主要有散文《南归》、《分》、《姑姑》等。
冰心80岁之后，又出现了一个创作的高峰。这一时期的创作，从《空巢》到《桥》到《万般皆上品》到《落价》到《远来的和尚》，都深刻而尖锐地切入到实际问题中。她也写了大量回忆录与散文。晚年的冰心文字炉火纯青，不饰雕琢，自然天成。像《绿的歌》、《霞》、《我的家在哪里？》等文，熟透而至美，读之爱不释手。
曹文轩曾说：“冰心老人的去世，在一段时间内，会在文学和教育界留下空白感，一方面这是由于她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方面是由于冰心先生始终与社会生活发生密切的联系。” 13、风华绝代啸文坛——钱钟书
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多如此。
——《围城》 钱钟书在《围城》的序里说，这本书是他“锱铢积累”写成的。我是“锱铢积累”读完的。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
——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
钱钟书（公元1910年—1998年），江苏无锡人，1933年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1935年与杨绛结婚，同赴英国留学。1937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获副博士学位。又赴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法国文学。1938年秋归国，先后任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英文系主任。后留学英、法，是位学贯中西而富才情的学者。钱钟书具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博古通今，他也曾讲过：“东海西海，心理枚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而且他还具有滔滔不绝的口才，非凡的机智与睿智，淡泊宁静毁誉不惊的人格，使得他极富传奇色彩，风靡海内外。
有位外国记者如是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简直把他看作了中国文化的“奇迹”与象征。一些人来自各个国家，不远万里来“朝圣”，然而，他却常常闭门谢客，避之惟恐不及。曾有一次，一位英国女士来到中国，给钱钟书打电话，想拜见他，钱钟书在电话中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风趣若是。
他那震烁中外的文学巨著《围城》动笔于1944年，完稿于1946年，其时，作者正蛰居上海，耳闻身受日本侵略者的蛮横，“两年里忧世伤生”（《围城·序》），同时又坚韧地“锱铢积累地”把自己对人生、对学术的感悟与思考付诸笔端，先后完成了小说《围城》和学术著作《谈艺录》。《围城》是钱钟书创作的惟一一部长篇小说。
《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作者在《围城》初版的序言里曾自述创作意图说：“我想写现代的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参照小说内容，可以看到，作者着意表现的是现代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众生相。通过主人公方鸿渐与几位知识女性的情感、婚恋纠葛，通过方鸿渐由上海到内地的一路遭遇，《围城》以喜剧性的讽刺笔调，刻画了抗战环境下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彷徨和空虚。作者借小说人物之口解释“围城”的题义说：这是从法国的一句成语中引申而来的，即“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小说的整个情节，是知识界青年男女在爱情纠葛中的围困与逃离，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则是表现一部分知识者陷人精神“围城”的境遇。而这，正是《围城》主题的深刻之处。
《围城》以讽刺知识分子、婚姻以及人情世故为主题，目的是力求刻画出当时某一空间、某一群体的一部分人的众生相。理解“围城”这两个字，不能空泛地把他看作是婚姻的代名词，在某种层面上，它与西方现代主义所描写的人类的尴尬困境所采取的一些象征手法不谋而合。书中充满苦涩的笑，无奈的自我欺骗，这都是这部讽刺小说的成功之处。
《围城》表现出了对世态人情的精微观察与高超的心理描写艺术。作者刻画才女型人物苏文纨的矜持与矫情，小家碧玉式的孙柔嘉柔顺后面深隐的城府，可谓洞幽烛微；而对嘴上机敏而内心怯弱、不无见识而又毫无作为的方鸿渐的复杂性格心态的剖析，则更是极尽曲折而入木三分。《围城》的描写，自始至终又都贯穿着嘲讽的喜剧情调。小说的基本情节，都围绕着方鸿渐展开，小说的诸多人物，场面也大都从方的观点展现，方的观人阅世的挪揄态度，以及隐含在他背后的小说作者的嘲讽口吻，交错交融，使《围城》的讽刺手法别具一格。
《围城》的叙述并不完全贴紧人物性格与情节线索，并且语言别具特色，有着传统话本讲故事的延续，也有现代文学的表现手法。作者常常旁逸斜出，谈古论今，旁征博引，新奇的比喻，警策的句子，层出迭见，与钱钟书博学而善于旁征博引有关，机智俏皮的小聪明也处处可见，随手拈来。语言的过度讽喻却表达了人情的弱点和人生的苍凉无情，在这里，方鸿渐，或者说钱钟书，是相当悲观的。
钱钟书能把这样一批“新式儒林”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淋漓尽致，并把当时社会那样复杂的现实人生浓缩在一部《围城》当中，实在是中国文坛、乃至世界的一大奇迹。正如柯灵在《促膝闲话钟书君》中所言：“钱氏的两大精神支柱是渊博和睿智，二者互相渗透，互为羽翼，浑然一体。……灵心慧眼，明辨深思，热爱人生而超然物外，洞达世情而不染一尘，水晶般的透明与坚实，形成他立身处世的独特风格。”
《围城》1947年在上海初版发行，198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修订本，增加了作者补写的“重印前记”一篇。钱钟书的夫人杨绛曾作有《记钱钟书与〈围城〉》，对《围城》的写作情况及小说中某些人物与原型的关系，有很风趣的记述，可以参看。 14、民族之魂——鲁迅
但对于他的时代与民族，鲁迅又是超前的。他因此无论身前与身后，都不能避免寂寞的命运。我们民族有幸拥有了鲁迅，但要真正理解与消化他留给我们的丰富的思想文化（文学）遗产，还需要时间。
——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鲁迅，恐怕已经无须介绍。每一个中国人如果希望更加深刻地了解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国民性，都绕不过鲁迅这样一个巨人。鲁迅更为现代文坛留下了一系列不朽的典型：既疯狂又格外清醒的“狂人”；国民弱点象征的“精神胜利法”体现者阿Q；带着滴血的灵魂走向地狱的祥林嫂；还有闰土、华老栓……他不但写出人物的“血肉来”，而且表现了“灵魂的深”，这种实写人物，虚写寓意的方法，既富有强烈的真实感，又赋予更深广的社会批判意义，显示出巨大的艺术表现力。
鲁迅（公元1881年—1936年），是中国现代文学家、思想家。他原姓周，名豫才，1898年改名树人；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使用的笔名。他早年学医，后深切感到，在中国，头等的重要的还是改变人的精神，于是弃医从文。鲁迅的小说集有《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呐喊》收入《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名篇，反映从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时期中国古老农村和市镇的面貌；《彷徨》收入《祝福》、《伤逝》等11篇小说，比较集中地描写知识分子的痛苦和挣扎；《故事新编》是30年代创作的一组杂文化的小说，采用古今杂糅的浪漫主义手法，把历史题材与现实斗争结合起来，使正面人物显示中国人民的战斗传统，反面人物漫画化、滑稽化。鲁迅还是中国现代杂文的开拓者，“五四”时期的杂感和论文，形象生动、尖锐泼辣，形成独特的“鲁迅风”；1925年以后，杂文成了鲁迅的创作重心，内容从广泛的社会批评转到激烈的政治斗争。最能显示鲁迅复杂的心态的是他的散文，《野草》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散文诗集，每一篇都在剖露作者的灵魂，显示他的愤激、感伤、企望和追求；《朝花夕拾》是带有回忆性质的叙事散文集，其风格深挚平易而清新舒展。
《阿Q正传》是鲁迅作品中影响最大最有代表性的一篇小说。1923年由北京新潮社初版。《阿Q正传》流传极广，版本甚多，国外许多国家都有译本，前苏联、日本、法国还曾将其改编为剧本正式演出。在意大利的《蓬比亚尼作品及人物文学辞典》里，甚至可以查到《阿Q正传》和“阿Q”的辞条，可见影响之深远。《阿Q正传》以阿Q的形象，令人信服地画出了“沉默的国民魂灵”和“中国的人生”。 阿Q是一个赤贫者，靠出卖劳力为生，身受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但是，他对自己的处境没有丝毫反抗的意识，没有开辟新生活的欲念，成了一个安于奴隶地位的苟活者。这一切与儒道两家所鼓吹的道德如出一辙，儒道两家提倡的人生哲学在这里获得了具体实在的显现。
更可怕的是阿Q的性格主体——精神胜利法。阿Q不仅甘于处于受尽欺凌的卑贱地位，而且还要以一种想像中的优胜来为自己的不公平待遇寻找解脱，以一种脱离实际的虚妄精神的超然，来取得心理上的自慰和精神的胜利，这本质上是一切受压迫者在未觉悟和未有能力反抗前的不得已的一种心理选择和消极适应、消极保护的思想行为方式。然而，这是更深刻的“沉默的魂灵”，是完全丧失了做人资格和地位的被扭曲了的灵魂的表征，是人被异化的变态反映。这实际上是一个民族长期在封建专制土壤上、在封闭的文化模式中、在农业自然经济条件下生长起来的一种性格上的痼疾。
“沉默的国民魂灵”和“中国的人生”还表现在阿Q的保守、盲目、排斥异端、讳疾忌医等性格缺陷上。阿Q的价值判断标准，一切以狭隘的个人经验生活和传统的标准为尺度，凡是背离了这两条原则标准的，皆是离经判道。这些性格缺陷，从根本上讲是与动态的发展意识背道而驰，是静态的停滞与沉默的表征。这种意识正是整个传统文化局限的反映，与整个国民心态中的心理价值结构互为因果。
产生阿Q精神的原因固然很多，但阿Q式的人格在中国民族性国民性中的确有着相当的比重，当这个事实被揭示出来之后，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另外，鲁迅以严格的理性精神审视国民性格，以批判的眼光无情解剖自己的民族，为中国人建立健康的批判理性开辟了道路，把中国人从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封闭性中解放出来。中国人不仅需要根治阿Q式的精神痼疾，更需要的是建构“批判——创造”相结合的理性结构，这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现代化的不可缺少的思想动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Q正传》的问世，一方面深深触及了国民的弱点，使一些人惶惶然，觉得阿Q就像自己一样；另一方面它又激发了人们反思自己，反思整个民族性格的历史发展、审视民族的现在并且展望民族性格未来走向的激情。
阿Q作为艺术形象将永远流传青史，《阿Q正传》也将因其艺术成就而载入不朽的时间史册；随着社会的发展，阿Q的精神应当而且必然会被埋葬。
鲁迅作品最具价值的在于其改造“民族灵魂”和中国社会的思想。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两大题材——农民（包括市镇平民）和知识分子题材的开拓者。他是中国几千年文学史上第一个真正写普通劳动人民的小说家；他全身心关注的不是这些下层民众所受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而是精神上所受的毒害，所表现的不是他们物质生活的困苦，而是精神的痛苦与病态，从而尖锐而深刻地提出“改造国民性”的主题。比如大家熟悉的作品《药》，华家经济上的拮据仅用一床“满幅补钉的夹被”暗示了一下，正面展开的是他们一家及茶客们精神的愚昧。鲁迅认为，在封建社会长期统治下，吃人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已经渗透到民族意识与心理之中，成为历史的惰性力量，而且是多数力量，形成“不见血的虐杀”，他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否定支配大多数人思想与行动的统治阶级的伦理道德观念，这更能产生震撼麻木国民灵魂的力量。鲁迅对知识分子的了解更加深切，他笔下既有孔乙己等受科举毒害的酸腐文人，他们还属被吃掉的一类，也有假道学者这类吃人帮凶；但最重要的是现代知识分子，鲁迅在肯定他们的历史作用的同时，也着重揭示他们的精神痛苦和自身的精神危机，他们是时代的孤独者，这也是先觉者鲁迅内心矛盾的写照。 15、文海中奔腾的激流——巴金
（巴金是）当代世界伟大的作家之一，……自由、开放与宏博的思想已使他成为本世纪伟大的见证人之一。
——前法国总统密特朗 巴金是个身世很神秘的作家。
他原名李芾甘，根据他的作品，我们勉强知道他是四川一个大家的子弟，家里似很有钱。“他虽然生下地便被黄金般幸运包裹着，虽然可以在大观园式的园亭里，享受公子哥儿的豪华尊贵生活，他却偏爱和一班轿夫仆人做朋友，因而知道了许多下等社会的事，而对他们发生浓厚的同情”（《家》及《将军》自序）。“他有一个孟母般贤淑的母亲，给了他一颗无所不爱的心，她还给了他沸腾的热血和同情的眼泪；她教他爱人、祝福人，她这样地教育着他一直到死。然而他长大以后却来诅咒人”（《光明》自序〉。“他在悬崖上建筑了他理想的楼台，一座很华丽的楼台，他打算整天坐在里面，然而暴风雨来了，这是时代的暴风雨。这风是人底哭泣和呼号，这雨是人底热血和眼泪。在这暴风雨底打击之下，他的楼台终于倒塌了。幸而他在楼台快倒塌的时候，跳了出去”（《新生》自序）。这就是巴金的自状，读者一定要明白了这些，才了解他整个的人格和他整个作品的思想。
巴金（公元1904年—2002年）现、当代作家。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佩竿、余一、王文慧等。四川成都人。从1929年到1937年中，他的主要代表作是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家》是《激流三部曲》之首。
《家》描写了在一个封建仕宦家庭里的一群年轻人，以及他们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各不相同的命运。高家是一个古老的封建家庭，高老太爷是这个家庭的最高权威，他主宰着所有人的命运。觉新是高家的大少爷，性格善良而懦弱，他接受了一定的新思想，希望把新思想和旧家庭“毫不冲突地结合起来”，然而在面对现实的时候，他却不能真正地站出来反抗。他和表妹梅青梅竹马、两情相悦，但是由于两家家长在牌桌上的龃龉，活活拆散了他们，觉新只能接受父母给他安排的婚姻，梅最终也郁郁而死。在觉新的妻子瑞珏临产之时，正好是高老太爷归天的时候，高家的人说是孕妇生产会引起“血光之灾”，于是逼迫瑞珏到破庙里去生孩子，瑞珏终于凄惨地死在破庙里，觉新连保护妻子和未出生孩子都不能够，甚至没有见妻子的最后一面！二少爷觉民比他的大哥勇敢，他在新思想的鼓舞下，敢于向腐朽的封建制度挑战，追求个性的解放和婚姻的自由，终于获得了婚姻自主的胜利。三少爷觉慧和聪明伶俐的丫头鸣凤真心相爱，但是身份的悬殊决定了他们爱情的悲剧，鸣凤被高家嫁给比她大40多岁的地头蛇；为了反抗封建制度的凌辱，她投湖自尽，她的死是对这个等级森严的封建家庭公然蔑视和抗议，她以死唤醒了觉慧的觉悟，觉慧毅然脱离旧家庭，投身到革命之中，从此这个家庭内部不断地出现叛逆者，高公馆也渐渐走向分崩离析。
巴金曾经说过：“我不是为了要做作家才写小说，是过去的生活逼着我拿起笔来。”《家》这部小说的创作与巴金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巴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的大家庭，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在二三十个所谓“上等人”和二三十个所谓“下等人”中间度过了童年。在这个森严的封建家庭里，他“眼看着许多亲近的人在那里挣扎，受苦，没有青春，没有幸福，终于惨痛地死亡。他们都是被腐朽的封建道德、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一时的任性杀死的”（《文学生活五十年（代序）》）。年轻的巴金像“甩掉一个可怕的黑影”一样从旧家庭里挣脱出来，来到巴黎，“想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在巴黎，他阅读了卢梭、雨果、罗曼·罗兰、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狄更斯等作家的大量作品，开始用写作来宣泄自己的情感。他掘开回忆的坟墓，他所熟悉的亲人的悲剧一幕幕浮现在脑海里，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令他感觉内心似乎有一团火焰在燃烧，于是，他将这些家庭的惨剧连同自己悲愤的心情一起写进了《家》里。
巴金说：“我并不要写我的家庭，我并不要把我所认识的人写进我的小说里面。我更不愿意把小说作为报复的武器来攻击私人。我所憎恨的并不是个人，而是制度……我所要写的应该是一般的封建大家庭的历史……我要写这种家庭怎样必然地走上崩溃的路，走到它自己亲手掘成的墓穴。”的确，《家》就是通过描写高家这个封建家族的没落，来揭露封建统治者虚伪残忍的面目，揭露封建礼教对年轻人的摧残和迫害，反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浪潮冲击下，中国社会发生的剧烈的动荡，觉悟的年轻人从封建制度的禁锢中冲出来，寻找着新的生活的希望。这在当时有着重要的进步意义。
此外，《家》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情节的安排上，以及文学语言的运用上都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巴金的语言充满了浓厚的抒情气息，他内心饱满的情感和丰富的人生体验使这部作品令无数人感动落泪，很多读者十分关心书中人物的命运，他们给巴金写信，探询这些人物的下落。甚至在《家》问世26年后，还有读者写信给巴金，要求他“介绍他们跟书中人通信，他们要知道书中人能够活到现在，看见新中国的光明才放心”。（《和读者谈〈家〉》）由此可见《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永恒的生命力。 16、中国的莎士比亚——曹禺
一个垂死的阶级的文明往往就像熟透的深秋，参天大树上每一片叶子飘零着，腐烂着，带着人类的心智一同消沉，可是，能够流传百世的文学巨著往往也诞生在此时。远看《红楼梦》，近看《雷雨》，莫不如此。
——沈从文 当我们步入21世纪后，把曹禺剧作放到百年戏剧、百年文学的历史发展进程之中，可发现其不容怀疑的经典价值和经典地位。随着时间的逝去，它们的经典意义愈发凸现出来，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瑰宝。可以说，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都是经典之作。曹禺作为一位戏剧大师，不仅是中国话剧艺术的奠基者，而且是20世纪世界话剧艺术发展的一个杰出代表。
曹禺（公元1910—1996年），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原名万家宝，字小石。祖籍湖北省潜江县，生于天津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其父曾任总统黎元洪的秘书，后赋闲在家，抑郁不得志。曹禺幼年丧母，在压抑的氛围中长大，个性苦闷而内向。3岁即随继母看戏，是一个小戏迷。1922年，入读南开中学，并参加了南开新剧团。导师张彭春对他格外器重，他则以扮演娜拉等角色而闻名，绽露表演才华。少年时，喜写新诗，常吐露着感伤和凄婉的调子。1928年，入南开大学政治系，翌年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在校期间，继续演剧并攻读了大量的中外剧作。1933年毕业前夕，年仅23岁，即完成了处女作《雷雨》。继而又发表了《日出》（1936年）、《原野》（1937年）。他的三部曲，犹如一座座丰碑，矗立在中国的剧坛上，从而决定了曹禺在中国话剧发展上，特别是话剧文学上的奠基地位。
《雷雨》是一部纠缠着复杂的血缘关系和聚集着许多的巧合但却透露着必然的悲剧。也许，它写得太像戏，但却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和令人惊心动魄的艺术震撼力。
周朴园，虽曾留学德国，又是一个现代厂矿的董事长，但他的性格冷酷、自私、虚伪，在家庭里，像一个黑暗王国的统治者。故事就围绕他而发生。30年前，他的家庭为了给他娶一个名门闺秀，硬是把他所爱的，并为他生了两个儿子的女佣侍萍逼走了。他以为她投河自尽，不想侍萍却为人所救，嫁给一个下层的佣人鲁贵。岂料，30年后，鲁贵不但在周家当差，而且，他们的女儿四凤又像她的母亲当初一样，来到周家作佣人。她同周家的大少爷周萍（周朴园和侍萍所生之子）相爱，并已有孕在身。但他们的爱情却带着内心的隐痛，因为周家年轻的太太繁漪，不肯放弃曾与她私通的周萍，而四凤却又要面对周家二少爷周冲（周朴园和繁漪所生）的爱情。侍萍由于寻找女儿来到周家，在这里，她最不愿看到的事发生了：她与周朴园再度重逢，而昔日之情却已覆水难收；女儿重蹈了她的覆辙，与其同母异父的哥哥相爱并已有了身孕；她的两个儿子周萍与鲁大海本是同根生，而今却因身份不同而水火难容；所有的人都蒙在鼓里，只有她知道，她感到老天太不公平了。当一切血缘的谜底被揭穿时，一场大悲剧发生了：四凤触电自杀了；周冲为救四凤也触电身亡；周萍开枪自尽；繁漪疯了；侍萍呆痴了。好像周朴园就是一切罪孽之渊薮。
周朴园是《雷雨》中的成功艺术形象，他是悲剧的制造者，也是这一切的承担者。一切罪孽都来自他的专制统治。《雷雨》的深刻之处在于，在周朴园这个人物身上，曹禺揭示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同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有着政治的、思想的紧密联系，揭示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封建性。在他那纠集着复杂矛盾的心理和似乎具有人性的外观中，让人看到一个恐怖的封建暴君的黑色灵魂。《雷雨》以高度的艺术成就和现实主义的艺术力量震动了当时的戏剧界，标志着中国话剧艺术开始走向成熟，几十年来成为最受观众欢迎的话剧之一。
1935年曹禺又写成剧本《日出》，深刻解剖了30年代中国的都市生活，批判了那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罪恶社会，曾获《大公报》文艺奖。它与《雷雨》前后辉映于剧坛，奠定了曹禹在中国话剧史上的地位。1936年曹禹任教于南京戏剧专科学校，写了他惟一的涉及农村阶级斗争的剧作《原野》。抗日战争爆发后，曹禺随校迁至四川，编辑戏剧刊物，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和电影厂编剧等职。著有《全民总动员》（合写）、《正在想》、《蜕变》、《镀金》等剧本，创作有淳厚清新、深沉动人的优秀剧作《北京人》，并将巴金的小说《家》改编成剧本，还译有《罗密欧与朱丽叶》等。1946年赴美国讲学，翌年初回国，任上海文华影业公司编导，发表剧本《桥》，写了电影剧本《艳阳天》，由他导演摄成影片上映。
解放后的曹禺创作了话剧《明朗的天》（获全国第一届话剧观摩演出剧本一等奖）、历史剧《胆剑篇》（执笔）、《王昭君》，出版有散文集《迎春集》及《曹禹论创作》、《曹禹戏剧集》等。他的一些剧作已被译成日、俄、英等国文字出版，《雷雨》虽出现得最早，但却是中外读者最喜爱的作品，这一点恐怕是曹禺没有想到的。
曹禺先生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能塑造人的灵魂的作家，最能揭示人的灵魂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的作家，一个善于刻画人的深刻灵魂的大师。如果说，曹禺的戏剧有着什么诱人的秘密？那么，这个秘密就是他把最伟大的人文胸怀同对人性的深刻探索和理解结合起来。这就是曹禺戏剧魅力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17、海宇同声哭郑君——王国维
此工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矮延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
——梁启超 十七年家国久魂消，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陈寅恪 中国的诗话和词话历来发达，在用词话这种形式评论词作、阐发词学观点的无数著作中，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以其深厚的哲学功底，敏锐的美学眼光，以及对词的独特理解，成为近代以来影响最大的一部词学著作。
王国维，初名德桢，后改国维；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后更为观堂，又号永观；1877年12月3日出生于浙江海宁；1927年6月2日自沉于北平颐和园内昆明湖中，以50岁的大好年华为自己划上了悲剧的句号。
王国维少年时期受到了较多的旧式教育，但对旧学兴趣并不大，常读塾师规定以外的书籍。15岁左右才华开始显露，被推为海宁四才子之第一。然而科举场上的接连失利，使他选择了“弃帖括而不为，继举业而不就”的道路，开始了另一条学习之路。22岁时，王国维到上海，先在梁启超的《时务报》工作，后又在罗振玉的东文学社学习，很得罗器重，由罗资助留学日本，回国后历任南洋公学等校教师、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京师大学堂教习。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曾在溥仪宫中作溥仪老师，以清朝遗老自居，后应清华大学之聘，任研究院教授，终因难割断与前朝的精神纽带，内心冲突不能自已，投身昆明湖。
王国维是近代以来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一生学术成就斐然，对甲骨文、金石器物、古代史、西北史的研究造诣都很深，在戏曲、诗词方面的研究也极见功底，而且善作词，自云“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15册第21页）。他的著作甚丰，在文学研究方面的贡献，除研究古代戏曲的《宋元戏曲史》等外，还有《人间词话》。
《人间词话》是王国维词学观点的一次全面性总结。它是针对清代词坛、总结五代以来词的创作经验的产物。清代以来，词坛诸家，大都笼罩在南宋词的影响下，王国维认为这是词的衰落，是南宋到清代词的不幸。他认为，根本的问题是南宋以来的词人只求文字声律而不求“意境”或“境界”。因而，他提出了“境界说”，企图以此纠偏补弊，端正词的创作方向。
“境界说”是《人间词话》的基本论点，也是王国维诗词美学的核心。在《人间词话》中，第一条就开宗明义提出了“境界”在词创作中的绝对地位：“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那么，究竟什么是境界呢？王国维认为：“境非独谓景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可见，王国维所谓的有境界的作品，不仅是对客观事物的形象化描述，而且包含着诗人的独特感受和感情色彩。
在王国维看来，境界不仅有赖于内容，而且还有赖于对作品内容的表达。他说：“境界有二：有诗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诗人之境界，惟诗人能感之而能写之……若夫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常人皆能感之，而惟诗人能写之，故其入人者至深，而行于世者尤广。”言下之意，诗人的作品之所以能感人，一是由于作者独特的感受力、观察力，能于常见之处发见其独特的东西；二是由于诗人“能写之”，具有常人不具的表达能力。所谓“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便是指的这种感知力和表现力的特殊。王国维把“境界”视为评价诗词的根本标准，认为“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
王国维按照审美范畴把境界分成“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两种：
“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
以感情倾向是否在作品中明显表露出来对抒情方式进行了区分，反映了物与我，我观物的方式上的区别。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二者并无高下低劣之分，不过王国维的态度确实是更钦慕“无我之境”的，“无我之境”体现了中国文学的一种理想，体现了儒道两家文化对人格的理想追求。
围绕着境界的创造，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还论述了作者的修养、创作技巧等问题。他认为，作者必须有“内美”和“修能”两个方面的修养。就“内美”而言，诗人最优良的品质是“真”，所以他喜欢李后主之无世故之态，赞赏纳兰性德的真切、自然，无矫揉造作。而能力方面，他认为作家要“能入”，“能出”，进入对象，又高出对象，方能写出真实深刻的作品。
“境界”之说本是源远流长，然而王国维之前所论“意境”、“境界”者，多是一些空洞理解，或者抽象界定，缺乏具体准确明白的阐释和专门的系统研究。王国维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系统的“境界”理论，将印象的、即兴的、评点式的改变为思辨的、理论的、系统化的，以“境界”为理论核心，构架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其影响至今不衰，对文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他在《人间词话》中运用的西方理论思辨方法，吸收了西方文学的理论成果，也为当时中国文学研究诗词的学者合理引进西学开辟了道路。 18、“思不出其位”——朱自清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毛泽东 提起民国时期的散文创作，不能不提起朱自清，他的散文以朴实、细腻、清新的风格著称，被称为“白话美术文的模范”。
朱自清出生于江苏省东海县的一个小官吏家庭，本名自华，号实秋，后来投考北京大学的本科，才改名自清，号佩弦。朱自清自小接受私塾教育，而且受到士大夫家庭的影响，逐渐养成了“整饬而温和、庄重而矜持”的性格。上大学之后，动荡时代的暴风骤雨冲开了他的心扉，四年哲学的学习培养了他剖析现实社会的敏锐的洞察力。所以，这决定了他不可能像隐士一样消沉遁世，当面对社会的污浊、现实的丑恶的时候，他迸发出了强烈的愤世嫉俗的不平之鸣。因此，他的挚友们称他为“积极的狷者”，狷介自守是指士大夫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的性格。朱自清一生的经历和作品创作都反映了他的这种个性。
“五四运动”爆发时，朱自清正在读书，他响应新文化运动的号召，写了一些新诗；他的诗直面人生，风格伶俐明朗，收入诗文合集《踪迹》中。后来，他谦称自己诗情枯竭，开始转向散文写作，其实，他是用散文这种更加闳宽大度的文学手段来更加缜密地描绘社会人生，更加酣畅地抒诉内心起伏的情感。这段时间的散文有着突出的成就，《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背影》、《阿河》、《白采》、《荷塘月色》、《匆匆》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它们代表着朱自清散文的风格和特色。
“真挚朴实”是朱自清散文的一个重要特点。朱自清为人正直、淳朴，他的文章也散发出率真的气息。朱自清有许多记人记事的作品，大多写亲友的交往，家庭的琐事，这些平凡无奇的小事在朱自清朴实无华的笔下真实感人，催人泪下。比如，《背影》里的父亲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在为“我”买桔子回来过铁道的时候，“他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那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普通的老人的背影，不知道感动了多少做儿女的人。《儿女》里寥寥数笔就将小儿女天真可爱的憨态展现出来，表现了一个父亲在感叹生活艰辛同时的欣慰和乐观。《给亡妇》是纪念早逝的妻子的，作者用极其平实的语言回忆了妻子为家庭任劳任怨的一桩桩小事，怀念之情溢于纸面。类似的篇章还有很多，它们写的都是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正如文学史家赵景深所说：“朱自清的文章，……不大谈哲理，只是谈一点家常琐事，虽是像淡香疏影似的不过几笔，却常能把那真诚的灵魂捧出来给读者看。”诚然，作者很少直抒胸臆，而只是用生活中的细节来表现“只为家贫成聚散”的窘苦处境和当时灰暗社会的日暮途穷。
“细腻清秀，情致盎然”是朱自清散文的另一个特点，主要表现在他的描写文中。朱自清对景物观察细致，描写入微，而且善于运用多种修辞手法，将情感和景物交织揉合在一起，使读者身临其境，产生心灵的共鸣。秦淮河的素月、灯影、碧波以及小船上坐着的歌伎，让人追思六朝金粉画舫凌波的繁华，然而“历史的重载”又引起作者对沦落风尘的歌女的深切同情，“心里充满了幻灭的情思”；《荷塘月色》描绘的是一幅错落有致的水墨画，在朦胧清幽的月光下，荷花绽放，荷叶田田，流水脉脉，作者暂时抛开了俗世的烦恼，享受着独处的自由和宁静，但是内心深处郁结的激愤却终究是无法排解的；《匆匆》是一篇令人警醒的小品：“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这样的话语让人悚然惊栗，激励人们珍惜光阴、热爱生命。此外，朱自清笔下醉人的梅雨潭的绿、烂漫的春色、如影如幻的白水漈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7年大革命失败，社会矛盾、民族矛盾进一步恶化。“四·一二”大屠杀给朱自清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他的思想和创作发生了很大的转折，他的作品不再限于有关日常生活的抒情小品，而转向了抨击现实丑恶的杂文。这些杂文高扬着战斗的旗帜，反抗压迫，追求民主，冷峻论世，标志着朱自清散文创作进入了新阶段。1940年，朱自清在成都目睹饥民哄抢米仓，于是愤然写下了《论吃饭》一文，犀利地指责当权者无视人民的温饱，支持人们为维护自己的天赋人权而斗争。他说：“这集体的行动是压不下也打不散的，直到大家有饭吃的那一天。”“没饭吃会饿死，严刑峻罚大不了也只是个死；这是一群人，群就是力量：谁怕谁！”体现出不畏强暴的一身豪气。《论气节》也是朱自清散文中的上品，他精辟分析了“气”、“节”二字，指出“五四”以来的青年的“气”和“节”，实际上就是“正义感”，“这是他们新的做人的尺度”。毛泽东这样评价朱自清：“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一个“狷者”的浩然正气由此可见。《动乱时代》、《论青年》、《论书生的酸气》等也是他的代表作，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朱自清已经突破了前期散文的细腻柔婉，而是选择了杂文这种跟“真的暗夜”进行“肉搏”的利刃，用激情洋溢的笔调直抒情怀、笑骂人生。
纵观朱自清的一生，由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到一位勇敢的民主斗士，展现出高尚的“狷者”风范。他创作的散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也许，他的好朋友杨振声的这段话是对朱自清一生的性情和成就的最好概括：“我觉得朱先生的性情造成他散文的风格。……他文如其人，风华是从朴素出来，幽默是从忠厚出来，腴厚是从平淡出来。他的散文，确实给我们开出一条平坦大道，这条道将永久领导我们自迩以至远，自卑以升高。” 19、战士胸怀，学者风范——艾青
二十一年换来三个字：搞错了！
——艾青（1979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为艾青平反时） 她（大堰河）连我的诗集都没有看到……
法国有赛纳河，德国有莱茵河，中国没有大堰河……
——艾青 艾青一生都用“嘶哑的喉咙”，为人类的命运不停地歌唱，岁月的沧桑都写在他深深的皱纹上。《大堰河——我的保姆》让几代人为之落泪。而病危的艾青仍一再说对不起保姆“大堰河”，“她连我的诗集都没有看到”，然后又深情地说：“法国有赛纳河，德国有莱茵河，中国没有大堰河……”
艾青，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原名蒋海澄，曾用过林壁等笔名。他出生于浙江金华乡间一个地主家庭，但由一个贫苦妇女的乳汁养育长大，从幼年起心灵便濡染了农民的忧郁。艾青青年时期主要兴趣在绘画，曾就学于杭州国立西湖艺术院，1929年赴法国留学，1932年回国后，在上海参加“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同年7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监禁3年之久。在监狱里，艾青无法继续从事绘画艺术，便“从绘画转变到诗”。他在狱中写作的《芦笛》一诗，典故出自现代派诗人阿波里内尔的诗句：“当年我有一支芦笛，拿法国大元帅的节杖我也不换。”芦笛象征艺术，大元帅节杖则象征反动权力。这表明，艾青的诗歌创作，开始便是与反动权势所对立的。
艾青30年代前期至中期的作品，或写异域的现代都市，或写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现实，大都闪烁着象征主义的色彩与批判的锋芒。茅盾曾说，在长诗中，他对“艾青体”比较中意。“艾青体”这一称谓，暗示了艾青长诗与众不同的格调。其中，《大堰河——我的保姆》是最著名的篇章。这首诗以抒情主人公“我”与乳母大堰河及其一家的关系为主线，以大堰河一生的悲惨遭遇为副线，深刻地展示了旧中国农村凋敝衰败的景象和勤劳善良的中国农民的凄苦人生，同时也抒发了诗人对大堰河的真挚感情。这首诗写于诗人被监禁期间，一个下雪的早晨，羁难中诗人由眼前飘洒的雪片，联想到大堰河“被雪压着的草盖着的坟墓”，含泪写下了这首诗。毫无疑问，他从农民母亲那里获得了对抗命运的力量。在诗歌里，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伸进社会和历史的土壤，这也是诗人选择及组装意向的原则。作者爱憎分明的强烈思想感情，是通过塑造大堰河这一妇女的形象表达出来的，而对大堰河这一农村普通妇女形象的完美塑造，又通过意象的创造和一个个意象的串连组合来完成。另外，诗人为了创造出生动而寓意深刻的意象，常常利用对色泽、光彩、声音等各种物质的渲染来唤醒人们的感官，达到同诗人产生强烈共鸣的艺术效果。意象是感官的，而人们的感觉器官有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意觉等。诗人善于通过意象，充分调动人们的一切感觉器官，使人获得感知，从而收到诗歌应有的艺术效果。他总是用可感触的意象去消泯朦胧暗淡的隐喻。艾青对于自己诗歌的语言要求是适切、准确、最能表达形象。因此，采取口语而表达真实、贴切、自然美的意象，是他一生的追求。他用朴素自然，新鲜活泼的现代口语，抒写出优美深沉的诗情，表现出亲切动人的意象。诗歌中大众化的口语反映出诗人对客观现实的认真观察及理解，凝聚着他从中产生的真情实感，又表现了他优异的意象创造力。因此，诗人一贯主张“口语是美的”，“而口语是散文的”。主张：尽可能创用口语写，尽可能地做到“深入浅出”，“深厚博大的思想，通过最浅显的语言表演出来，才是最理想的诗”。
1937年抗战爆发后，艾青立刻投身于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之中。他以自己的作品，悲愤地诉说着民族的苦难：“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同时，他也以真诚的歌喉，倾吐着对祖国大地的热爱。诗人把自己比拟为一只鸟，即使喉咙嘶哑，也要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大地”，即使死了，“连羽毛也要腐烂在土地里面”。诗人放声赞颂那些为祖国和民族挺身而战的战士。《他死在第二次》、《吹号者》都是这类诗篇的杰作。可以说，艾青自己也是一位勇敢的“吹号者”，他用诗歌吹响了民族解放战争的战斗号角。
从吹奏芦笛到吹响号角，艾青诗歌创作轨迹的演变，在中国新诗史上有重要意义。艾青的诗，与阿波里内尔、维尔哈伦等现代派诗人有密切的联系，但艾青把现代派诗歌与为民族、人民呼喊的内容结合起来，从而接通了“五四”时期《女神》等作品开启的战斗传统，又对后来的年轻诗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七月派”诗人绿原曾说：“中国的自由诗从‘五四’发源，经历了曲折的探索过程，到30年代才由诗人艾青等人开拓成为一条壮阔的河流。”（《（白色花）序》）这样的评价是很准确的。
40年代初，艾青从国统区奔赴延安，在解放区的新天地里生活、创作，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诗人又积极投身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担任了文艺界的一些行政领导工作。但无论是在炮火纷飞的日子，还是繁忙的行政事务中，诗人始终坚持创作不辍，甚至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被下放的时日里，他的诗心也仍然在跃动。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诗人冤案平反，再次焕发创作青春，写作并发表了《鱼化石》等优秀作品。1979年诗人自己编定《艾青诗选》，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诗选收录了诗人自30年代到70年代末期的主要作品，基本反映了诗人的创作历程和风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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