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敌后游击战:战争史奇迹 作者：文/高鹏 图/金爽
序 言(1)
<b> 战争奇观 民族壮举</b>
中国的抗日战争，从作战地域、战略地位与战略作用上分为两大战场：以国民党领导的部队为主担负的正面战场和以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为主担负的敌后游击战场。两大战场相对独立又相互配合，构成抗日战争的总体。特别是敌后游击战场，可谓世界战争之奇观、伟大的民族壮举。
有谁能在历史上找到于数百万平方公里内进行连续8年的敌后游击战争的先例？
又有谁能在世界上找到把游击战上升到战略地位、让它敲开战略的大门，从而成为20世纪反侵略者的最强音？
毋容置疑：惟我8年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八路军、新四军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向敌后挺进。
八路军、新四军所到之处，破碎的山河开始聚合，涂炭的生灵得到拯救，昏暗的天地泛出红润。
八路军、新四军所到之处，抗日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日本侵略者的墓坑越掘越深。
但许多人对于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战所取得的丰功伟绩并不以为然，当年的一些国民党人骂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打大仗，只有一次百团大战，而常常夸耀自己打大仗。今天的许多人也认同这种说法。
难道敌后抗战真的除了百团大战就没大仗了吗？非也！让事实和数字来说话。
有人曾对国民党军队参加诸会战与共产党军队经历的那些惨烈的“扫荡”和“反扫荡”作战作过分析比较后认为：日军投入兵力除早期的淞沪、武汉等少数战役外，尤其是1939年进入战略相持以后，在多数正面战场上投入的兵力规模并不比敌后反扫荡作战大。
日军作战以大队(营)为基本单位。每个大队战斗兵员800余人，全部兵员1000余人， 再加上支援部队(骑，炮，工，辎)要超过1500人。日军正面战场作战，规模最大的几次(如长沙，随枣等)，投入兵力30个大队左右，四五万人，多数战役投入兵力只有十几至二十个大队，二三万人。而敌后战场，日军对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实施的军分区一级的扫荡作战，投入兵力至少10个加强大队，15000人以上。 这样的作战有上百次之多。而投入三四十个大队，五六万以上兵力的扫荡作战也有将近20次。其中，1941年扫荡晋察冀动用了80多个大队10多万人。 数千人规模的扫荡更是数不胜数。而且这些战役除日军外还要加上相当规模的伪军。
就战斗效能而言，国民党军队平均20至30个师与敌１个师团对峙，战场上10到20个师打１个师团也屡战屡败。而共产党军队在华北战场以215个团级部队对抗日军214个步兵大队和221个特种(骑、炮、工、辎)大队。共产党军队反扫荡作战的兵力一般处于劣势(火力就更不用提了)，却常常胜多败少。战术层次则共产党军队3个团对日军1个大队(兵力三比一，火力相当)即可保证将敌全歼，后期甚至出现很多一二个营全歼敌1个大队的战例。
对此，连日本人也深有同感。日军华北方面军第101师团作战主任参谋中村三郎中佐在回忆说，“中###队的行动轻快敏捷，精通地理，捕捉消灭甚难，甚至（日军）还经常遭到中###队的伏击”。1938年8月至1940年5月在华北方面军参谋部任职的加登幸太郎说，“现在回忆起来，笔者在任时，整个方面军一天平均死伤50名。50名虽不多，但一年就有18000人离开战列，是大消耗战”。这一日常的消耗（显然它不包括一些大的军事行动——如“扫荡”中的伤亡），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实际上相当于每年进行一次大的会战所造成的损失。可见，这样的“日常”消耗，日军的确难以承受。
当时华北沦陷的县属超过500个，以一个县每天只消灭一个日军的话，则日军每天的损失要超过500人，这相当于一个步兵大队的八分之五，一个混成旅团的五分之一，反过来讲，也就是平均大约2天可以消灭日军一个大队，5天消灭其一个旅团，20——40天消灭其一个师团。聚少成多，由此可见游击战争的威力所在。
可见，以看似微小的每天每县只伤亡1人，即每天500人这样的消耗率，日军也是持续不了几年的。在抗日战争的8年中，我敌后战场共歼日军52万余人，就整个中国战场来说，日军被中国军队毙伤俘的总数，据日本方面的统计达133万余人（栋田博：《兵队日本史》第280页，东京新人物往来社1975年6月版）此外，敌后战场还歼灭了大量的伪军。总起来讲，敌后战场所消灭的日伪军，大部分不是靠大的战役战斗取得的，而是靠上述一点一滴的“日常”消耗，在无形中积累起来的。
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敌后武装的几个反扫荡战例的战果即可清楚地看出敌后抗日战争的伟大。
1939年4月，日军调集8个步兵联队(24个步兵大队)和支援部队共3万余人攻击晋东南， 当地有八路军6个团，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2个团，和国民党的骑4师。 我军节节抗击，成功将敌军分割。集中4个主力团将日军主力白岐联队全歼于长乐村，并重创日军占米地旅团，毙敌2200余人。日军全线溃退，我军3个星期毙敌4000多， 收复县城18座，晋东南全部光复。
1941年，日军调集10余个大队15000余人扫荡太行区。八路军以一个团凭坚固工事抗击10倍之敌8天， 毙敌1000多，日军疲惫不堪后撤时又被八路军主力2个旅伏击，半小时即弃尸1500多具，狼狈溃逃。
序 言(2)
1942年，日军32个大队55000余人，加上伪军25000余人，扫荡冀中。 八路军加上游击队也只有35000余人，又是平原，无险可守。却浴血抵抗了整整2个月。 毙敌旅团长以下3981人，伤敌7521人，八路军伤亡4671人，游击队损失5300人，不得不撤入山区。这是一次败仗，却虽败尤荣。这些“土八路”在阵地战中所表现出的战力令日军震惊。
为维持这些大规模、连续作战，面对敌后游击队的日军华北部队，每个士兵平均每年作战300天以上，可以说疲于奔命，而华中方面，面对国民党军队的日军多数年份一年到头也打不了几仗。 这能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抗日吗？能说他们不打大仗吗？
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武装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不愧为战争奇观、民族壮举。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波澜壮阔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就连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军人也不能不为之倾倒。日本大本营参谋陆军中校山畸重三郎在日本军事杂志《丸》1965年12月号上发表的文章写道：在世界战争史上“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游击战，但只有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抗日游击战争，堪称为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
美国人斯诺曾指出：“如果没有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华北御敌，日本早就南下太平洋地区了。”此话不假。敌后游击战争不仅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头戏，对欧洲和亚太地区的反法西斯作战也是有力的支援，是最后战胜日军的决定性因素，而且还是阻止日本北进苏联和迟滞日本南进太平洋的因素。有数字表明：日本侵华陆军的75％曾陷入敌后战场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不能自拔。
让我们走近伟大的敌后抗日游击战场，去聆听中华民族用刺刀、手榴弹向日本帝国主义发出的怒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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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得寸进尺
<div align=center><img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U906P112T90D288F1665DT20050823143659.jpg" border=1><br><br></div>
<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九.一八事变”时，日军装甲车侵入沈阳。</font></div><br>
1931年9月18日夜晚，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北郊柳条湖村附近炸毁了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再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突然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起进攻。九.一八”，作为一个特定事变，震惊中外，之后日军仅用4个月零18天就把中国的东三省全部占领了，紧接着于1932年拼凑成立一个傀儡政权——伪满洲国。
1933年元旦之夜，日军又发兵攻击联系关内外的要塞山海关，从此将侵略魔掌伸入关内。1933年2月21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指挥10万大军不费一枪一弹，就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承德。日军占领热河之后继续南下，直逼长城各口。由于缺乏纵深防线，毕竟经不起日军的攻击，很快长城防线土崩瓦解。国民党政府最后不得不签了屈辱的城下之盟——《塘沽协定》。通过这个协定，日军把实际控制范围推进到长城一线。
1936年4月17日，日本内阁悍然决定向华北增兵，强化中国驻屯军，并将驻屯军司令官由军部任命改为由天皇直接委任，将驻屯军的一年交替制改为永驻制。
6月3日，日本在新的《帝国军队的用兵纲领》中提出“采取先发制人的攻势，谋求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其初期的目标是，占领华北要地和上海附近。8月，日军参谋部制订《1937年度的对华作战计划》中规定：挑起战争以后，在华北地区除“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管辖下的部队外，增加由东北、朝鲜和国内的派遣部队组成河北方面军，“以主力沿平汉铁路地区作战，击溃河北省南部方面之敌，并占领黄河以北的各要地。此时，按需要以一部自津浦铁路方面协助山东方面作战军作战。再根据情况，向山西及绥东方面进行作战。”决定在对华北作战时，除过去的2个集团军(5个师)外，根据情况再增加3个师，必要时还可能在华北5省进行作战。日本还频繁地派出将校幕僚前往中国华北、华中和东北地区进行战略性的实地侦察。
日军增兵华北，是日本军国主义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一个重大步骤。具体地说，日军增兵华北意味着日本已将不战而据我华北的政策，转变为武力夺取华北。为此，日军在增兵之后，连续两次挑起丰台事件，将中国驻军29军挤出战略要地丰台，而将此地完全控制起来。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突然向当地中国驻军第29军发动进攻，标志着日本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
7月16日。日军向华北发动大规模进攻。日军在7月底占领北平和天津。接着以30万兵力，沿平绥、平汉、津浦三条铁路向华北地区扩大进攻。
8月13日，日军为了求得“速战速决”，迅速解决中国问题，又把战火烧到上海。此时，其侵华总兵力达50万人以上，并有航空兵团和海军第三舰队相配合，企图凭借其优势军力和经济实力，南北夹击，速战速决，灭亡中国。在日军参谋本部制定的《在华北使用武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中，预定“扫荡”驻扎北平一带的中国第29军的时间为2个月，击败国民党中央军的时间是3个月。
一路高歌猛进的日军万万没有想到深入中国腹地也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开辟，从而招致的是毁灭的开始。“七.七”事变后不久，日军侵占了我国黄河以北的华北国土约 60万平方公里，铁路3000公里，县以上城市250余座。日军7个师团14万人守备这一广大地区，如以土地面积计算，每10平方公里仅有日兵22人；如全部用来守备城市，每座城则只有 650人，不足1个营；如全部用来守备铁路，每公里也仅有47人。由于兵力不足，日军只能占据一些重要的战略据点及某些战术支点，控制主要交通线。而广大乡村、集镇和一些边远县城则无力掌握，即使某些非常重要的县城也不能顾及。这样，在敌人占领区便留下了大片大片空隙。这些空隙地区，便是游击队活动的广阔天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得以大显身手，深入到日寇占领区去开辟新的作战线，创造敌后战场提供了条件。
国共坚持不同的抗战路线(1)
<div align=center><img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U906P112T90D288F1666DT20050823143659.jpg" border=1><br><br></div>
<div align=left><font size=2>“西安事变，逼蒋抗日。1936年10月蒋介石（中披斗篷者）在西安视察部队，右为杨虎成。</font></div><br>
面对日帝国主义的疯狂入侵，当时中国政坛上的两个最大的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如何抗日的问题上一开始就存在严重的分歧，形成两条截然不同的对抗日战争的指导路线。在国民党政权下，封建的土地关系丝毫没有变化。他们不能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当然不能使中国资本主义化。那时中国的重工业根本谈不上(1933年钢产量只有3．5万吨)，在轻工业中棉纺织业最发达。但拿1936年同1924年比较，在全国的纱锭总数中，外国资本拥有的份额由42．9％增加到％，民族资本拥有的却由57．1%下降到53．8％；外国资本拥有的布机由54．8％增加到58．1％，民族工业拥有的却由45．2％下降到41．9％。在国民党开始取得全国政权时，中产阶级曾指望它能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果却得到濒于亡国的局面。因此，国民党从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力图使抗战的进行不致损害他们的统治地位，并且在打败日本侵略者后继续他们的统治，因而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即坚持国民党###，只是实行单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并拒绝一切有利于抗战的根本改革，不给人民以抗日所必需的民主自由权利，不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防止人民力量在抗战中发展，反对抗日战争成为人民大众的抗战。国民党于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在抗日方面表现的态度是积极的，但对发展民众运动加了不少限制。
那么，如何使各种要求抗日的力量汇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提出一条全面抗战路线。共产党指出，中国是有力量进行抗战并最后取得胜利的，这种力量的最深厚的根源是在广大人民中。只有动员和组织人民，才能抵御强敌。因而必须在全国进行必要的政治经济改革，废除国民党的###，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权利，适当地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充分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抗战，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
两条路线，两个前途。采取全面抗战路线，必将得到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国家自由解放的前途。采取片面抗战路线，就不能取得抗战胜利，而可能得到一个日本占领中国的前途。这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必然会发生矛盾和冲突，并且贯穿在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中。
“七.七事变”后，整个局势会怎样发展，还不十分明朗。这以前，日本在华北已曾多次制造过地方性的武装挑衅事件。卢沟桥所发生的，究竟是一次地方事件，还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发动全面军事进攻的开始？许多人一时还不能看清楚。当时位于延安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却立刻作出判断：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惟一出路，必须立刻旗帜鲜明地喊出这个口号。
7月8日，也就是卢沟桥事变刚刚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率先向全国发出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毛泽东深知，要促成蒋介石下定全国抗战的最后决心，单靠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推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努力在全国造成一种声势。毛泽东指定南汉宸，以毛泽东及红军代表的名义同华北当局及各界领袖协商团结抗日的具体办法。他自己在7月14日至20日间4次写信或致电给阎锡山，要求“密切合作，共挽危局”。他又指定张云逸奔走两广当局之间，“求得他们赞助坚决抗战与国共合作的方针，求得他们开展爱国运动，积极救亡”。他还和张闻天一起致电叶剑英：“请答复救国会及各方：他们要求各事，我们都同意，并且正在做。请他们努力在外面与政府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对付大事变的统一战线。惟有全国团结，才能战胜日本。”
空前的民族危机和共产党的积极主张，一扫国内的沉闷政治空气。要求武装抵抗日本侵略的热情空前高涨，到处沸腾起来了。“各地的大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各地党部，国民革命军的将领及各地方的军政长官，也表示了他们的积极，提出了抗战的要求。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到处要求行动的统一，并且到处组织了这类统一救亡的组织，这使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前进了一大步。”
在推动国民党进行全国性抗战的同时，红军参战的实际准备工作也在加紧进行。7月14日，毛泽东、朱德已向彭德怀、任弼时等红军将领下达“十天准备完毕，待命抗日”的命令。同时要红军各路将领到云阳集中，讨论红军改编问题，并对红军参战、部队编制等做了周密的部署。18日，延安召开市民大会，毛泽东到会讲演。据当时报纸记载：“演词激昂，听众均磨拳擦掌，热血沸腾，愿赴抗日战场，与日寇决一死战。”
红军各部已陆续准备就绪，随时准备开赴前线。但是，在南京的谈判却并不顺利，国民党方面在各种问题上处处作难。直到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心脏地区和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使蒋介石感到不得不进行全国性的抵抗，否则自身的统治也难以保持，于是，在国共谈判中表现出较多的合作愿望。周恩来后来回忆：“我同叶剑英参谋长到南京，开始蒋介石还没有决定给八路军以名义，但是到上海打响了，他（指蒋介石）从庐山跑回来，觉得这是全面战争了，才发表了八路军的番号，紧跟着又发表了十八集团军的番号，要我们的军队去打仗。”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周恩来等同国民党经过反复谈判，终于达成协议：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主力红军充任战略游击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的作战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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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坚持不同的抗战路线(2)
2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依据与国民党谈判结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八路军下辖3个师：第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萧华；第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副主任甘泗淇；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任穷。八路军完成组建后，在毛泽东的筹划下，取道山西开赴抗日前线。
国民党军队节节失利
<div align=center><img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U906P112T90D288F1667DT20050823143659.jpg" border=1><br><br></div>
<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font></div><br>
“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平、津失守，华北危急。中国当时陆军兵力约170万人，但装备、训练、火力、机动力均远远落后于日军，空军仅有各种旧式飞机300多架，海军舰艇总吨位不足8万吨，且战斗力极弱。中国守军第29军各部同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无法有效阻止日军机械化部队的推进，在短短十几天之内，北平、天津相继失守。守军各部伤亡极为惨重，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将军，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在战场上壮烈殉国。
上海会战，部队都打得壮烈勇敢。但是，当统帅部一下令撤退，数十万大军就像决了堤的洪水，竟相掉头就跑。国民政府军委会曾于1934年至1936年约两年半的时间，动用了4个师的兵力，在上海——南京之间构筑了两道坚固的国防工事线，作为拱卫南京的外围防御线。1936年秋，蒋介石本人还亲自指挥部队进行防卫南京的实战演习。但是，这些多年苦心经营的防御阵地，却丝毫没起作用。
11月9日，当蒋介石下令从上海撤退时，各路部队争先恐后夺路而逃。混乱中退至第一道防线阵地，部队尚未找到阵地与工事的位置，日军就追了来。于是，大批部队像被赶鸭子似地又向后大溃退。那个兵败如山倒的混乱局面，真使蒋介石这个大元帅痛心疾首，丢尽了脸面。
紧接着，传来南京撤退时的更加令人痛心的大混乱、大溃退。守城总司令唐生智下令撤退，守城部队、政府官员、百姓在一片混乱中争相夺路，城门为之堵塞，拥挤踩死、落水淹死者不计其数。更使蒋介石气恼的是，当日军全力攻击南京时，南京外围的其他部队不但没有主动联络，策应南京会战，反而远远地退离，各自为政，保存实力。
从“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到12月8日国民党军第1战区从黄河以北撤退，5个月国民党军丢弃了绥远、察哈尔、河北三省全部，山西大部(平遥北)，以及山东，河南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
客观地说，在全国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表现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先后进行了平津会战、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徐州会战、太原会战等重要战役，并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阻滞了日军的推进，粉碎了日军３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企图。但是，由于国民党在政治上实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在军事上则采取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所以，尽管国民党军队的许多官兵对日军的进攻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正面战场的战局仍非常不利，日军长驱直入，南口战役失败，淞沪会战失败，日军在南京屠杀90天，30万苦难的同胞被杀戮、被活埋、被烧死。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相继失利，广州陷落，蒋介石不得不相继离开南京、武汉，在重庆经营他的独裁朝廷。
特别是由于太原失陷，使国民党军丧失了最后的战略支点。第2战区虽可在晋南继续支持，但已是华北一隅。华北基本沦入敌手，国民党军华北战场宣告解体。日本侵略军则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4条铁路展开于黄河左岸包头、太原、新乡、德州4点之间的地区。在绥远方面：日军中央统帅部于l0月上旬确定在太原作战结束后，关东军察哈尔兵团迅速返回满洲。为确保蒙疆(察哈尔、绥远及山西内长城以北地区)的安全，决定以关东军察哈尔兵团之独立混成第11旅团为基干组建第26师团。师团长后宫淳中将于10月12日到达大同。时当太原作战正在进行，日中央统帅部即命后宫淳先行指挥独立混成第1、第2、第11旅团各一部，以期完成占领绥远的任务。该敌于10月14日占领归绥(呼和浩特)，17日占领包头。至此，日军在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绥远全省，国民党军在绥远仅有万人左右的马占山挺进军和门炳岳骑兵军。包头陷落后，该部即退入安北以西的狼山地区。在平汉路方面，日军占领太原后，腾出兵力再度发动攻势，从11月中旬起，抽调了第14、第108师团各主力举行冀南作战。国民党军第1战区的近30个师，迄12月8日宋哲元部退走，全部退往黄河以南。在津浦路方面，日军仅有1个师团(第10师团)，在德州地区黄河左岸与国民党军第5战区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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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分兵开辟敌后战场
<div align=center><img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U906P112T90D288F1668DT20050823143659.jpg" border=1><br><br></div>
<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1937年8月13日，日军侵入上海。</font></div><br>
八路军完成整编北上出动之时，正值南口前线吃紧之际。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曾审慎分析了南口的战略地位及日军的战略企图，认为南口之役，对于日本有两个方面的意义：其一，沟通中国驻屯军与关东军的联系，使关内、关外连成一片，以巩固其战略后方，其二，打开进攻华北、迂回西北的大门，为南下(太原)、西进(包头)夺取前进阵地。对于中国方面，南口是保卫华北的前哨阵地，是右翼战线的战略支点。控制南口，日军南下、西进均不能得逞。其欲从左翼(河北平原)进兵，必先夺取右翼(经南口入山西)；不夺取右翼，左翼便不能展开。反之，南口为日军所占，中国军队的华北战线便塌了一半。故华北的安危，系于南口的得失。鉴于南口一役的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使用全部红军于恒山山脉，参加南口战役，并分兵一部进入燕山山脉，即以晋(山西)北为根据地，向察(哈尔)东、热(河)南、冀(河北)东发展。这一计划的要旨，是挺进敌人的后方，将战线推进至外长城线 (伪满洲国境)，对北平、天津取包围姿态，从侧后出去，钳制日军的正面(南口——张家口)进攻。这一计划的立足点，是希望国民党军持久地坚持华北抗战。
但是，前卫师刚刚出动，国民党军队已从南口——张家口一线溃退下来。而后，国民党军在沧洲——涿州——大同部署了3个阵地，分别阻击沿津浦、平汉、同蒲路3个方面南进的日军。但国民党军统帅部没有正确处理好这3个防线之间的关系，没有防御重心，没有防御重点和纽带，整个战线“裂缝”百出。第1战区布防涿州，第2战区守备大同，而这两个防御区的结合部却无人顾及，敞开了一个200公里的大裂缝。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开赴察哈尔省蔚县地区，进至国民党军涿州、大同两个防御地区的中间地带，以填补国民党军战线的空隙。在八路军开进途中，9月11日蔚县失守。9月12日，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命八路军统辖于第2战区，第2战区长官司令部遂命令八路军开进飞虎口地区，进击由蔚县向涞源进犯之敌。但命令刚刚发出，涞源又沦于敌手。国民党军溃退之神速，总是如此出人意料，致使八路军更改作战计划都来不及。南口战役期间，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对国民党坚持华北抗战还寄有很大希望，不料国民党军溃败得如此迅速。战争的发展趋势表明，国民党军在华北的坚持必不能持久，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不得不从独立坚持华北抗战的角度来重新考虑自己的部署。
9月17日，军委主席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彪、聂荣臻、贺龙、肖克、刘伯承、徐向前，传达了军委的决定。这一决定，首先对敌情做了判断，指出，敌人“以大迂回姿势，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平汉线中央军而最后击破之，夺取黄河以北。以此姿势，威胁河南、山东之背，而利于最后夺取山东，完成其夺取华北五省之企图。其总的作战方针，是采取右翼迂回。”“日寇右翼之主力又分为3路，均以追击姿势前进：一路沿平绥路东段、同蒲路北段攻雁门关，判断约一师团，占大同后，现未动。一路沿天镇占广灵后，向灵丘、平型关进攻，系向晋绥军行右翼迂回。一路由张家口占蔚县后，有攻涞源之势，系向卫立煌及紫荆关部队行左翼迂回。此两路判断系组成联合兵团，至少2个师团，以第一步中央突破之姿势，达成其第二步分向两翼迂回之目的。”决定中强调指出：“不论如何，恒山山脉必为敌军夺取冀、察、晋三省之战略中枢，向此中枢出动兵力，此点已为浑源、蔚县、广灵之被占所说明。”决定中在对敌情做了深入分析之后接着指出：“过去决定红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建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在上述情况下，已根本不适用了。依原计划执行，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依上述情况及判断，为战略上于机动地位，即展开于敌之翼侧，钳制敌军进攻太原及继续南下，援助晋绥军使之不过于损失力量，为真正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扩大红军本身起见，拟变更原定部署，采取如下之战略部署：
(一)我二方面军（指八路军120师）应集结于太原以北之忻县待命，准备在取得阎（阎西山）之同意后，转至晋西北管涔山等地区活动。
(二)我四方面军（指八路军129师）于适当时机进至吕梁山脉活动。
(三)我一方面军（指八路军115师）则以自觉的被动姿势，即时进入恒山山脉南段活动……”
根据中央军委这一部署，120师师部率第358旅于9月28日到达神池地区集结，随即分兵挺进雁北，在大同以南、以西展开；第359旅调归总部指挥，该旅组成了300余人的地方工作团开赴平山、井陉地区，深入乡村，发动群众的抗日斗争。第 115师于9月18日从忻县地区出发，以临战姿态北上迎敌，9月9日进至灵丘县上寨、下关地区。师指挥机关一面派出侦察分队收集敌情，准备打仗，一面组织地方工作团，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总部随115师进驻五台山。这样，八路军2个师便在两路日军(同蒲路的日察哈尔兵团、蔚代公路的日第5师团)前进方向的翼侧展开部署，第129师进至正太路南侧待机。
实践证明，这一战略举措是完全正确的。八路军在敌后抗战期间，不仅有力的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而且增强了和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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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防御阶段的敌后抗战
<div align=center><img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U906P112T90D289F1665DT20050823144238.jpg" border=1><br><br></div>
<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总司令杨靖宇</font></div><br>
在战略防御阶段（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也是日本的战略进攻阶段。日军于1937年7月底占领了北平、天津后，即沿平绥(北平至归绥)、平汉(北平至汉口)、津浦(天津至浦口)铁路向华北各地进攻。
8月下旬，由中国工农红军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由陕西开赴山西，加入华北作战。1937年11月上旬太原失守前，八路军主要是直接在战役上配合国民党举行作战，以小部分兵力进行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武装的工作。八路军第115师于1937年9月中旬开到以恒山为依托的晋东北地区。9月22日，日军第5师团一部从灵丘向平型关方向推进。9月25日，第115师一部在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首战告捷，一举歼灭日军板垣师团第21旅团一部1000余人，击毁日军汽车100余辆，缴获了一批辎重和武器。平型关这一仗是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它粉碎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使许多人由此相信共产党不但坚决抗日，并且是有能力战胜敌人的。接着，八路军3个师又配合国民党军队进行忻口战役。忻口会战历时20余天，是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也是国共合作抗日配合得较好的一次战役。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等抗日武装，在毛泽东制定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指导下，深入日军占领区的后方，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军，消耗其力量，切断其交通，并在山西、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河南等省，广泛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使游击战由山区发展到平原及河湖水网地区，箝制大量日军，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具有极重要的战略地位。
1937年10月，国共两党协议，将湘、赣、闽、粤、浙、鄂、豫、皖等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政治委员兼副军长，张云逸、周子昆分别担任正、副参谋长，袁国平、邓子恢为政治部正副主任，下设4个支队，1万多人。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分别为支队司令员。
1938年春，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创立和发展了苏南、苏中、苏北、淮南、淮北、鄂豫皖、皖中、浙江等敌后抗日根据地。
在八路军、新四军向敌后进军的同时，共产党人杨靖宇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抗击日军数十万人难以入关南下，汉、满、朝鲜各民族的抗日战士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在华南，广州沦陷后，中共地方组织也积极发动群众，建立武装，在广九铁路两侧、东江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这样，从东北、华北、华中到华南，凡在日军占领区内，到处都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顽强战斗，形成了辽阔的敌后战场。从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日军作战1500余次，歼敌5万多人，牵制敌人兵力30万人以上，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
战略防御阶段15个月的战争表明，中国抗战一开始就出现了2个战场，国民党正面战场、共产党敌后战场；国民党军队在正面进行内线防御，共产党军队深入敌后，举行广泛的外线进攻：被国民党丢弃了的地方，随后又被共产党夺回，并建立起自己的根据地。
日军在占领武汉、广州后，终于停止了战略进攻。武汉战役期间，侵华日军总兵力为个师团，其中3个师团打广州，个师团打武汉，进攻兵力为个师团，占其总兵力的45％(强)。另以15个师团担任二线守备，占其总兵力的 55％(弱)。这就是说其二线守备兵力大于一线进攻兵力。这种情形意味着日军进攻能力的枯竭，如若发动新的进攻，除非补充生力军，然而日本已经没有这样的力量了。故而在日本占领武汉、广州后，不得不停止战略进攻。
日军为什么要以这样大的兵力担任二线守备呢?这就是敌后游击战争的效用。日军二线守备兵力的15个师团中，华北占了12个师团，其中八路军抗击11个师团，华中3个师团，新四军抗击个师团。八路军、新四军共抗击12．5个师团，占其15个师团的80％。在日军以个师团打武汉、广州时，不得不以同样的兵力对付八路军、新四军。八路军在华北敌占区 375个县中的85％的地区发动了游击战争，从而迫使日军将20余万大军分兵把守占领地。而当日军从进攻兵力中大量转用于把守占领地时，其在国民党战场上的正面进攻便不得不停止了。
由此可见，没有敌后游击战争迫敌大量分兵，就不能瓦解日军进攻能力，也就不能制止日军的战略进攻，从而就没有敌我战略相持形势的出现。而敌我战略相持，则主要是敌后游击战争与日军的相持。因此可以说，战略防御阶段的敌后游击战争是开台锣鼓。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战争迅速发展，牵制了大量日军。这是抗日战争能由战略防御转到战略相持的一个重要条件。
战略相持阶段的敌后抗战(1)
<div align=center><img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U906P112T90D289F1666DT20050823144238.jpg" border=1><br><br></div>
<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隐蔽在地道口的民兵出其不意的打击敌人</font></div><br>
1938年10月以后，为中日双方战略相持时期（1938年10月至1943年12月）。
日军经一年多作战，并未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其国小兵少,人力、财力、物力不足以支持大规模长期战争的根本弱点已显露出来。于是，日本政府和大本营被迫停止战略进攻，转为战略保守，暂时不再企求扩大其占领区，而力争确保其已占领区，在保持军事压力的基础上，施展政治谋略，通过中国内部的投降派、亲日派，对中国政府和军队进行诱降活动，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瓦解中国的抗战意志，迫使中国屈服。
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疯狂地进行“扫荡”的重点是华北。1939年春，日本华北方面军制定了“治安肃正计划”，实行军事、经济、文化、特务一体的“总力战”。侵华日军总司令官提出“牛刀子战术”（日军的“牛刀子战术”，意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虽“小”。但需要用很大力量来进攻）。在1939年和1940年的两年中，仅华北地区日军出动千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就有109次，使用兵力总计在50万人以上。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八路军在华北依靠广大群众，利用山区有利地形，坚持山地游击战争；军民还—起破坏铁路、公路交通，利用道沟，在广阔的平原上发展平原游击战争。部队同群众结合，分散到各地摸清日军行动规律，集中优势兵力，出其不意地进行伏击歼灭战，取胜后迅速转移，再寻战机，不断消灭敌人，壮大自己。1939年11月上旬，晋察冀部队在第120师的配合下，进行伏击，歼灭日伪军九百余人，打死日本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山西新军在战斗中发展到5万人。
这一时期是敌后游击战争的大发展时期。游击战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作战形式。八路军、新四军不仅以正规军从事游击战争，而且广泛发动群众，组织起数以百万千万计的民兵，自卫队从事游击战争，创造了地雷战、地道战等多种战法。东北抗日联军在继续战斗，华南(包括广东沿海和海南岛)游击战争渐趋活跃。致使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日军虽在其占领区内，构筑公路网，建立碉堡群，反复进行扫荡、###、隔离游击队与群众之联系，给游击队的生存与活动造成极大困难，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仍不断发展。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对华北境内的主要铁路、公路实施总破坏，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在东北，抗日联军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游击战争，到1939年5月分别编成第1、2、3路军。东北抗日联军自成立之后，强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动摇了侵略者的大后方，日本侵略者不得不调集大批部队一次又一次进行疯狂地“###”，实施“三年治安肃正计划”；加之抗日联军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地方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粮食、药品、盐等给养完全断绝，包括第1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在内的许多优秀的指战员壮烈牺牲，部队损失惨重。从1939年到1940年，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战争转入极端艰苦的斗争阶段。但是东北抗日联军的意志没有被打垮，抗联部队缩编，开展小型游击战争，保存了一部分精华和骨干力量，进入苏联境内整训。在苏联整训期间不断派小部队深入中国抗联游击区进行游击战，直到1945年8月，他们配合苏军重新进入东北，在解放东北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对东北抗日联军的艰苦斗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38年11月，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给东北同胞的电文中称赞东北抗日军队是:“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7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1948年1月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曾专门做出决定，表彰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功绩，称赞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光荣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49年5月，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电文中再次指出抗联斗争是光荣的，称“此种光荣历史应受到党的承认和尊重。”
从1938年冬到1940年的两年多时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牵制和抗击了大量侵华日军。敌后游击战争，通过在广大地区内以无数小的战斗对日军进行袭击，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的有生力量，使人民抗日力量在战斗中成长壮大起来。到1940年底，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由5万多人发展到50万人，还有大量地方武装和民兵；在华北、华中、华南创建了16块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晋冀豫、晋绥、冀鲁豫、豫鄂边、山东、皖东北、皖东、皖中、皖南、苏南、苏中、苏北、豫皖苏、东江、琼崖)，加上陕甘宁边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拥有一亿人口，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着日益重大的作用。
百团大战使日本侵略者大为震惊。1941年1月，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制订的对华作战计划确定，竭尽一切手段，发挥综合作战能力，以维持占领区的“治安”。日本中国派遣军把华北作为“彻底治安肃整”的重点。2月，冈村宁次就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并发布命令：“必须在四个月内彻底消灭华北的共产党和八路军”。陆相东条英机宣称：日军要消灭一切华北不屈服的人，要在血海中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于是，日军在华北地区制造了大量屠杀中国军民的惨剧。如1月下旬，日军一千五百余人“扫荡”冀东丰润的潘家峪时，将全村男女老幼驱赶到一个大院内，以机枪扫射，屠杀群众一千三百余人，烧毁房屋千余间，造成惨绝人寰的潘家峪惨案。1941年至1942年，是敌后人民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在难以言状的困苦中，坚持战斗。
战略相持阶段的敌后抗战(2)
日本侵略者为了把中国变成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在中国占领区残酷地进行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并且集中日、伪军反复“扫荡”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1941年至1942年，在“扫荡”华北根据地中—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到万人的达132次，万人以上至7万人的达27次。在同一地区有时反复“扫荡”达三四个月之久，并且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甚至施放毒气和进行细菌战，制造无人区。
日军对华中敌后军民也发动大规模进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中日军总兵力仍有29万人。日、伪军在华中根据地周围设立封锁线，以求巩固其占领区，确保对主要交通线的占领和掠夺战略物资。并以苏中、苏南为重点，反复进行“清乡”。
在日军空前残酷的进攻中，敌后军民伤亡重大，部队减员较多。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为约40万人。华北平原地区的一些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口由一亿人减少到五千万人以下。敌后可耕土地被大量毁坏，难以正常生产。 日本又大肆抢夺粮食和牲畜，造成严重饥荒，企图以破坏敌后根据地的经济来毁灭中国抗日力量的生存条件。
在这期间，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集团认为可以依靠英、美力量来进行抗日战争，因而继续加紧###磨擦。国民党政府不仅继续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弹药、被服等物资，而且用几十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断绝外界对边区的援助。
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敌后抗战遇到了严重困难，但是困难并没有吓倒中国共产党人。中共中央明确指出，人民抗战面临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是日益接近胜利的暂时困难；强调发扬革命精神，战胜困难，争取胜利。这种革命精神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团结和统一的精神。后来，人们把它称为延安精神。
在华中敌后，斗争的紧张场面和华北达到同等程度。1942年春到1943年末，新四军也实行精兵简政政策，实行武装斗争同非武装斗争相配合的办法。主力兵团相机转移和相机突击。地方兵团和民兵就地坚持和就地开展游击战。地方党政机关全部军事化、游击化，在任何情况下留原地分散隐伏坚持斗争。对集中的敌人采取袭扰，分散的敌人采取围歼，对下乡的伪军不让它安全回到原地。日、伪军集中在某一地区“清乡”时，各友邻区同时出击，使日、伪军顾此失彼。由于这些正确而灵活的对敌斗争方针政策，打破了日、伪的“清乡”计划，根据地军民在反“清乡”斗争中锻炼得更加坚强。
华北、华中、华南抗日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在渡过1941至1942年的极端困难后，从1943年起进入逐步恢复和再发展阶段。
经过残酷斗争锻炼的敌后军民，更加坚强了。敌人用尽全力没有压垮我们，反而把自己耗干了。日军的分散部署，蚕食、“扫荡”和囚笼政策，把它的20余个师团，40万人的野战军变成了“连庄会”。与此相反，八路军、新四军在长期而残酷的斗争中逐步地成长为正规化素质很高的军队。同时日本的国力亦已耗空。敌我力量的优劣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已经脱出了劣势，日本则脱出了优势，1943年的战争，日军的战争机构已是千疮百孔，处处难以招架。日本的指挥机关想到了——恢复野战体制，然而已时过境迁。中国抗战的反攻形势已经出现。
战略反攻阶段的敌后抗战
<div align=center><img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U906P112T90D289F1667DT20050823144238.jpg" border=1><br><br></div>
<div align=left><font size=2>八路军第129师和第115帅344旅共同创建了以太行、太岳两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图为向敌后挺进的第129师</font></div><br>
从1944年1月开始，敌后作战进入战略反攻阶段（1944年１月至1945年８月）。八路军、新四军作战的游击性，日军兵力的分散性，带来了敌后战场的特定历史环境和战略反攻的特定的战争样式——游击战争的战略反攻。假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所遇到的不是日军在广大地域上的庞大、松懈、分散，没有后备兵力的作战线，而是日军的强大、集中的野战兵团，那么也就没有游击战争的战略反攻。
进入1944年后，中共领导的敌后军民乘日军集中力量于打通大陆交通线之际，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并以主力一部转入外线作战。与此同时，国民党正面战场却出现了大溃败的局面，先后丧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的大部分和贵州省的一部。当时，由于国民党军队主力分散在中国的西南、西北大后方地区，日军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都处在解放区军民的包围之中，因此全面反攻的任务，自然地主要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军队来进行。
这期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部队，连续发动了5次攻势(1944年春、夏、秋，1945年春、夏攻势)，并以有力部队挺进战略上的外线，进军河南，南下五岭，恢复豫皖苏，东进苏浙沿海。共歼灭日、伪军47万余人，攻克城市99座，收复国土32万平方公里。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部队已发展到90余万人。战略反攻扩大了解放区，打通了许多解放区之间的联系。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表示愿意投降，15日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伴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敌后抗战取得最后胜利。
国民党军队敌后的游击作战
敌后战场并非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根据抗日战争的总体战略和形势发展的需求，部分国民党军队也担负了部分敌后游击作战任务。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的敌后游击区，除翼察、鲁苏战区到抗战后期不复存在外，山西游击区、豫鄂皖游击区、浙西游击区、海南游击区等，一直在坚持着敌后游击活动。这些游击区也成为打进沦陷区的契子，形成了敌后游击战场，构成了对日军的一定的威胁，对于配合正面战场，支持长期抗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国民党军队典型的敌后游击战战例有：
1939年2月，日军出动2万余兵力，分数路进攻吕梁山北部根据地，阎锡山令陈长捷第61军，于黑龙关围歼顽敌，王靖国第19军向中阳、离石公路之敌发起袭击，截断了敌后交通，赵承受第1骑兵军在离石、方山、苛岗一带诱敌深入，苦战旬余，毙敌2000余人，再次粉碎了日军的疯狂扫荡。
1939年6月初，日军以飞机10多架，军舰1939年5月中旬，驻汉口的日军纠集千余兵力，对鄂东游击区进行扫荡。5月19日，16艘，汽艇数十艘，配合陆军向大通一带扫荡，第21军军长陈万仞指挥部队与敌激战10余天，将扫荡之敌逼下长江。此役，打沉汽艇20余艘，毙敌900多人。
1939年7月11日，鄂东游击队集中主力围攻黄梅县城，与敌激战竟日，击毙日军140多名，夺取县城；
1940年秋，21军147师组织了6个突击队，夜袭马当，毙敌150多人，并焚毁了弹药库，将要塞内的日军大炮掉过头来，对准江中的日军舰船开火，击沉击伤敌舰船多艘。此次夜袭战，147师部队没有一人伤亡，创造了国民党军抗战史上一大奇迹。
国民党军队在敌后战场上也付出了一定的牺牲。其中殉国的游击军将领有：第3军军长唐淮源上将，第98军军长武士敏将军，第51军114师师长方叔洪中将，东北挺进军骑兵第6师师长刘桂五中将，东北游击队总司令唐聚五中将，第5战区第2路游击司令刘震东中将,苏鲁战区政治部主任周复中将，第34军暂编45师师长王风山少将。
综观整个敌后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华南游击队对敌作战共计125165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共毙伤日军520463人、俘虏6213人、日军投诚746人，合计527422人（东北抗日联军歼敌17万余人不在内）。毙、伤、俘、降、伪军1186695人。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共伤亡617069人。缴获长短枪682831支，轻重机枪11895挺，各种炮1952门,汽车、摩托车347辆，马匹30448头。击毁飞机57架，坦克69辆，汽车、摩托车6080辆，装甲车164辆，机车301辆。破坏铁路公里,公路公里,封锁沟38067公里,封锁墙8109公里,桥梁4998座。攻克县城364座,据点12690个。解放人口1255000000人,土地1048000平方公里。参战部队从1937年开战之初只有92000，发展到1945战争结束时的1318294人之众，其中八路军1028893人，新四军268581人，华南游击队20820人。另外民兵有2687698人。根据地从战前只有1块，人口不足200万，面积不过13平方公里，发展到战争胜利时，解放区面积达956960平方公里，县以上城市285座，县市级政权590个，总人口超过1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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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瓦窑堡会议到洛川会议(1)
<div align=center><img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U906P112T90D301F1665DT20050824003838.jpg" border=1><br><br></div>
<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作报告</font></div><br>
夺取抗战的胜利离不开正确的战略指导。中国的敌后抗战，正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中央制定的正确的战略指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的。
结束万里转战的北上红军到达陕北后，刚刚站稳脚跟，便在同年12月17日至25日于瓦窑堡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体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构想。决议指出，必须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1936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猛烈扩大红军”，据此，“即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份去。”特别是这次会议中毛泽东明确指出：“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就是说，早在“七.七事变”前之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就已经预见到抗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的战争，并且为着动员并组织人民群众进行全面抗战，明确地提出抗战的军事战略方针。
“七.七事变”后，在1937年8月中旬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提出：全国抗战在战略上要实行持久防御，在战术上应取攻势，即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华北战区须培养独立持久的能力，并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同时在敌人侧翼和后方发动民众，开展游击战争，破坏敌人交通运输，牵制消灭日军。可是，国民党领导集团实际上没有听取这些意见。
事实上，不仅是国民党，即使是中共内部的许多高级将领当时对实行何种抗战战略在思想上有分歧，急需用新的战略方针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当时由于红军出兵在即，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对平津失守后的形势和党的任务进行一次全盘的讨论，统一思想。他提出：“在红军开动时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同时讨论作战问题，地点在洛川。”在此背景下，党中央继承1935年的瓦窑堡会议之后，于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陕西洛川召开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会议。
8月20日，毛泽东从延安出发前往洛川。会址设在洛川城郊冯家村的一所小学里，这是一个比较偏僻而安全的地方，又正处在延安同前方将领所在的云阳的中间。毛泽东住在村中一座破庙里。萧劲光回忆说：“党中央就在这样一个条件简陋的小村里，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洛川会议。”
洛川会议的议程是：（一）政治任务问题；（二）军事问题；（三）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报告，并作了多次发言。
他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指出：现在已经开始政府的抗战，而且得到人民的拥护，但人民还没有大规模地参加，这就成为现在的弱点与今后的任务——使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我们的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胜利。”
关于红军的基本任务，他提出了五条：“（一）创造根据地；（二）钳制与消灭敌人；（三）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四）保存与扩大红军；（五）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并且说明：前四条是要实现的，后一条是要争取的。他着重谈了红军的战略方针，那就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这种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略下的“相对的独立自主”。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明确地提出红军在抗日战争现阶段的战略方针以游击战争为主。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战略，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前期，经历过两次战略转变：第一次是国内游击战争向国内正规战争的转变，这个转变曾遇到很大的困难；第二次是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毛泽东一年多后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谈到后一次战略转变时说：这个转变是处于两个不同的战争过程之间，是在敌人、友军、战场都有变化的特殊情况下进行的一个极其严重的转变。“在这些特殊的情况下，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成为游击军（说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游击战，才能同敌情和任务相符合。但是这样的一个转变，便在现象上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因此这个转变应该是非常困难的。”这一转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对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关系非常之大。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刚刚开始、红军还没有开赴前线的时候，在仔细考察并分析了主客观实际情况后，便明确地及时地提出要实行这个战略转变，充分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
参加洛川会议的既有在中央的领导人，又有前方将领，还有刚从南京谈判归来的中共代表。来自不同岗位的与会者在民主的气氛中进行了讨论，对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的领导、坚持独立自主的指挥原则、开展山地游击战及红军担负的任务等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对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关系，会上有些不同意见，但由于红军急于出发，没有展开充分的讨论。出席这次会议的萧劲光回忆道：
“洛川会议上在讨论军事指导方针中尽管意见不同，但出发点都是一个，就是如何在出征以后更有利地打击敌人，更有利于我军的发展壮大。当然，它也说明同志们在当时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问题在认识上有差异。在以后抗日战争的实践中，逐步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是高瞻远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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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瓦窑堡会议到洛川会议(2)
和毛泽东的意见完全一致的是张闻天。作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他会前已和毛泽东形成了共识。红军前敌总政委任弼时在发言中提出红军应当采用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 前敌总指挥彭德怀说：“我基本上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一般说，运动战的可能减少了一些，但发动群众，麻痹敌人，调动敌人是可能的，游击战与运动战是密不可分的。”
周恩来也是主张运动游击战的。他说：“我们的地区，是布置敌人后方游击战争，必要时集团力量消灭敌人。”六年后，他在检查自己抗战初期的工作缺点时说：“(我)对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没有充分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缺乏政权观念’，尚有一种由下而上，由地方向中央，由敌后到全国的政治改革观念：“毛泽东之外，连周恩来这时尚“缺乏政权观念”，何况他人！在八路军到达山西之后不久，朱德、彭德怀曾发出一个“以太原为堡垒”的华北军分会《指示》，这个指示中也并未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高度，证明他们的思想上也有疙瘩。
徐向前十分敬重毛泽东，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他在大会上虽然没有发言，但在别人发言时，他插了一些话。后来他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毛泽东同志的发言，给我的印象最深刻。他强调在国共合作抗战的新形势下，我党一方面要团结国民党、中央军及地方实力派，积极推动他们拥蒋抗日；另一方面，要提高警惕，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政治上、组织上保持我党的独立性，以免被蒋介石吃掉，重蹈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覆辙。鉴于抗日战争的持久性、艰苦性，以及蒋介石企图驱使红军开赴前线充当炮灰的险恶用心，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因为没有独立自主，就会失去党对红军的领导权、指挥权，前途可想而知；不是着重于山地，红军便没有可靠的依托和周旋余地，充分发挥自己的战术特长，发展壮大自己；离开了游击战为主的作战形式，以几万红军去同几十万日军硬拼，那就等于送上门去被敌人消灭，这正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有人主张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红军兵力全部出动，开上去多打几个漂亮仗。毛泽东同志认为，根据现时的敌情我力，还不能那样于。他主张只出动三分之二的兵力，留下三分之一保卫陕甘宁根据地，防止国民党搞名堂。这些基本思想，表现出毛泽东的远大战略眼光及把握革命航向的非凡能力。”
实行这样重大的战略转变，是很不容易的。这不仅因为红军在十年内战后期已习惯于正规军和运动战，一时不容易改变过来；还因为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少人十分兴奋，对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急于想打一些大仗。1937年9月9月中下旬，他接连5次致电前方，提醒他们要以最大决心实现这个战略转变。9月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惟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他强调：“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他要彭德怀“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
毛泽东的反复阐明和耐心说服，使许多干部加深了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高度和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重要性的认识。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受命之际，读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些电报，感到很重要，很亲切，特别是对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坚持长期抗战的思想，更为明确了。同时也觉得，他的这些电报，对洛川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唯恐在行动中由于思想不统一而出现偏差。”
平型关之战是个契机，使八路军的高级将领们才真正接受了毛泽东的游击战略思想。115师虽然取得了平型关大捷，但不少亲历过平型关之战的老战士认为，这一仗对敌人估计不足。这股敌人并不是很强的主力，而是后勤辎重部队，居然都这么难打，碰上真正的强敌怎么办?林彪也在反思。朱德亲自来第115师师部祝捷并总结战斗经验时，问起伤亡数字，聂荣臻直率地说：“我看不下千人。”林彪一心想创一个惊世之举，其实到头来只与板垣打了个平手。而且越想越感到后怕：要不是预先占据有利地形，出敌不意，攻其无备，以优势兵力迅猛攻击，那后果会是个什么样子呢?毛泽东在一封电报中，曾针对林彪说过一段话：“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盲的。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起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照样再做。”的确是情况大大不同了。1937年10月，林彪撰写了《平型关战斗经验》一文，从12个方面总结了我军在战斗中的经验和教训。在谈到教训时，林彪指出：我军(八路军)在目前兵力和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应以在敌后袭击其后路为主。断敌退路是我们阻敌前进争取持久的最好方法。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作运动战，是不适宜的。看来，通过平型关这一仗，林彪的思想才真正转过弯儿来，好在为时不晚。
《论持久战》(1)
<div align=center><img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U906P112T90D301F1666DT20050824003838.jpg" border=1><br><br></div>
<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洛川会议革命旧址</font></div><br>
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来自正确的思想和理论。中国共产党敌后抗日的战略和策略，无不得益于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战略实践基础上对战略理论的理性思考。无论是1938年5月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还是1940年的《论政策》，都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实践提供的强大的思想武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实践无不闪耀着毛泽东战略思想的伟大光辉。
到徐州失守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已进行了整整十个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已相继沦陷，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天天在渴望战争的早日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怎么样？中国能不能取得胜利？怎样才能取得胜利？对这些问题，许多人还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有些人感到迷惘。“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观点到处流传。抗战爆发前，国民党营垒内就一直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抗战开始后，又出现“再战必亡”的论调。身任国民党副总裁的亲日派汪精卫是他们中突出的代表。这种悲观情绪也影响到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劳动人民。速胜论的观点也有相当市场。国民党中有一部分人幻想依靠外援来迅速取胜。淞沪会战时有人提出：只要打3个月，国际局势一定会发生变化，战争就可解决。台儿庄一战取胜后，《大公报》又鼓吹徐州战役是“准决战”。这种盲目乐观的轻敌思想也出现在共产党内，一些人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的两百万正规军上，急于打大仗，对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缺乏精神准备。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对坚持长期抗战是十分不利的。毛泽东深感有必要对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做个总结性的解释”，特别是“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以深湛的马列主义军事科学，分析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时代特点、战略地位及其发展途程。从5月26日至6月3日，他又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这是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最重要的军事论著，回答了困扰人们思想的种种问题，以惊人的洞察力准确把握了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的基本特点及其历史趋向，从而揭示了战争发展规律，精辟地论述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和怎样进行持久战。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两部历史巨著成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抗日战争的理论纲领。
在军事思想史上，大多军事家们都强调速决取胜原则。诚如毛泽东指出的：“在战争问题上，古今中外也都无不要求速决，旷日持久总是认为不利。”孙子日：“兵贵胜，不贵久。”克劳塞维茨指出：“速战速决是进攻的一个重要特点。”并认为，战略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不丧失时间”。恩格斯也曾指出：“连年的战争会使甚至是最强大的国家精疲力竭”。应该说，上述思想从具体作战角度看，的确有其科学性的一面，但从战略指导的全局看，尚不全面。而惟有毛泽东在其著名的《论持久战》等论著中第一次从战略的高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速决与持久的相反相成关系，体现出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毛泽东认为：“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他强调指出，我们是持久胜敌论者，不是速决胜论者。我们可以并必须充分地发动人民，组织广泛的统一战线，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并以此为依托，在广大的战场上同敌人作长期的斗争，不断消耗敌人，消磨敌人的意志，逐步转化知我力量对比，以争取最后的胜利。
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它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国力虽然比较弱，但它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又有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日本战争力量虽强，但它是一个小国，军力、财力都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而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人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日本的侵略行为损害并威胁其他国家的利益，因此得不到国际的同情与援助；而中国的反侵略战争能获得世界上广泛的支持与同情。毛泽东总结道：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他得出结论：“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毛泽东指出：这场持久战将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毛泽东着重指出，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然而，它又是敌强我弱形势“转变的枢纽”。毛泽东强调“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此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坏。但是游击战争能够胜利”。
《论持久战》(2)
为了实现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毛泽东还提出一套具体的战略方针。这就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中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毛泽东还详尽地论述了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以及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消耗战、歼灭战等一系列具体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还强调了“兵民是胜利之本”。他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就会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毛泽东这些异常清晰而符合实际的判断，回答了人们最关心而一时又看不清楚的问题，使人们对战争的发展过程和前途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大大提高了坚持抗战的信念。《论持久战》的发表，使他博得愈来愈多人的钦佩与尊重。一位外国记者评论说：“不管他们对于共产党的看法怎样，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的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绘了未来的一般轮廓。”
这一论著自1938年5发表后，迅速传遍了中国。无论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还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域，都广为流传。即使在当时的国民党内部也产生很大影响。白崇禧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并在其任桂林行营主任时，号召广西国民党军官学习《论持久战》。蒋介石也对《论持久战》十分赞赏，并将其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它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使抗日战争获得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当时的朱德总司令在《在论解放区战场》一文中指出：“我们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已将近八年了。在这八年当中，抗日战局经过了复杂的变化。但是变化不管怎样复杂，其发展过程，仍没有超过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指出的三个阶段的科学预见。”陈毅元帅在《我们应采取的战略战术方针》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天才的著作《论持久战》，替我们指出了以弱敌强、转被动为主动、以分散对集中的正确路线。这是得力于二十来的中国革命实践，得力于对世界战争及世界革命理论的研究；更得力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与世界战争及世界革命原理的统一的理解。”
同时，《论持久战》在国际上也有很大的影响，在世界军事学术史上也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十分赞赏，在其《核武器与外交政策》一书中对毛泽东这一理论给予了高度评价：“关于共产党军事理论最好阐述，不见诸苏联的著作，而见诸中国的著作。…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里，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写了《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的显著特点是善于作敌我情况的对比，善于将列宁主义的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两篇文章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们能够说明今天世界上一位最有权威人士的思想，而且也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内战时期与朝鲜战争时期一贯地坚持执行毛泽东所制订的这套战略。”可见，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军事理论所具有的国际意义和生机活力。
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对于一个弱小的国家和民族而言，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克敌制胜的最佳手段是开展游击战。这已是古今中外许多军事理论家普遍认可的事实。但这些理论家大都从战术的角度，将游击战作为弱者抵抗强敌的一种自然反应。从来没有一位战略家像毛泽东那样，在20世纪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的高度来认识的。毛泽东在与其《论持久战》几乎同时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详尽透彻地阐明了在抗日战争全过程中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地位，全面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具体战略纲领，堪称超群的游击战战略论。
毛泽东科学回答了如何在广大敌后发动游击战争等重大问题。他指出出：“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不像苏联，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由于中国的进步，就是说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等一全套的东西都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随之也是残酷性，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等也发生了。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简而言之，是指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充分发动人民组织人民，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形式，采取各种机动灵活的战法，到处打击敌人，消耗敌人，积小胜为大胜，同时注意游击战争与正规战争相配合，适时将游击战转为正规战，以彻底解决战争胜负问题。从而使游击战理论和实践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成为举世闻名的创举。有外国学者将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战略理论与陆权战略理论、海权战略理论和空权战略理论共同称之为20世纪四大战略理论经典。认为在当今核武器的时代，在常规战争的范围中，现有的惟一威慑力量就是游击战。这一理论不仅有效地指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胜利，也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军事科学理论宝库。
《论持久战》(3)
毛泽东在注重抗日战争战略方针等重大问题的思考的同时，针对党内一些人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存在的模糊认识，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党内的指示《论政策》，就统一战线中的政策和策略问题进行深刻论述。毛泽东指出：“党内许多干部对于策略问题上的片面观点和由此而来的过左过右的摇摆，必须使他们从历史上和目前党的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作全面的统一的了解，方能克服。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仍然是过左的观点在作怪。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许多人不能认真地执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因为他们把国民党的###政策看得不严重；同时，又有许多人不能执行发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政策，因为他们把国民党简单地看成漆黑一团，表示束手无策。”
毛泽东还提出了“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既须统一，又须独立；在军事战略方面，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在和###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十项具体具体政策和策略专门进行论述。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对于纠正党内业已存在和防止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确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抗日战争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具有重大意义。
因此，如果说毛泽东从《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到《论政策》完成了他对指导中国抗日战争战略问题的规律性认识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武装必然成为拯救起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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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泽东到周恩来、朱德(1)
<div align=center><img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U906P112T90D301F1667DT20050824003838.jpg%20.jpg" border=1><br><br></div>
<div align=left><font size=2>1945年8月，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重庆合影。经过四十三天艰苦谈判，国共双方代表于10月10日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font></div><br>
战争指导最难莫过于预测。毛泽东作在指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实践中，其突出的品格在于其英明的战略预见！对此，毛泽东自己也认为战略领导的最大职能就是对未来事物的发展趋势的准确的预见。他在中共七大的结论中生动地说指出：“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抗战爆发以来的短短几个月时间内，毛泽东显示了他对未来事态的发展总能比别人先见一着，对各种错综复杂的新问题都能及时提出明确而切合实际的对策，这就表现出他卓越的领导才能。
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伟大的军事家和战略理论家，他的成功不仅仅在于他本身的英明，还有在于他能够将一大批批仁人志士团结在他的周围，充分汲取和总结他们的有益经验和思想精华，从这个意义上说，抗日战争中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和朱德是对毛泽东游击战思想贡献最大的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
周恩来在抗战中的一个创举就是关于开展游击战必须以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依托的问题。1937年周恩来一到山西就注意考虑在新形势下如何建立敌后根据地问题。经过充分调研，他依据当时的情况，提出由中国共产党、牺盟会和其他群众团体参加的，由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战地动员委员会”的设想。并亲自领导起草动委会工作纲领。该纲领经与阎锡山多次谈判通过后，9月20日，第2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太原成立。之后，周恩来又提议把对配合八路军动员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支援前线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动委会发展成实际的政权组织。并具体指导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事实证明，敌后根据地的发展，为游击战争走出战术的范畴，上升到战略地位，起了巨大作用。
周恩来还妥善处理了在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中游击战与运动战、阵地战的关系，这是周恩来帮助指导国民党正面战场进行持久战所作的重要贡献之一。1938年2月，周恩来针对日敌长驱南下，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的现实，在《怎样进行持久战》一文中论述了游击战与运动战、阵地战的关系。他说：“今后作战，将更便于发挥我中国军队在山地战、运动战中的特点，但这并不是阵地战就不要了，没有某些支点和要塞的顽强防御，便不能吸引和暴露敌人的兵力，阻止敌人前进，使我主力部队得以进行突击；但这也不是说将以游击战争为主了，运动战是正规战的一种，并不是游击战。游击战是配合正规战的一种主要的辅助战术。只是在敌人占领和包围区域，主力部队不易立足和不易集中行动的条件下，才以游击战为主，游击战本身是不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要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不仅要发挥游击战和运动战的特长，并且要在提高技术的条件和军队现代化的基础上，使我军逐步提高阵地战的能力。同年2月，在《关于军事问题答记者问》一文中，周恩来进而阐述了游击战争的含义：“游击战不是正规战，并不负决战的任务。它是以两种方式形成，一是部队中派出的游击支队，一是群众武装的队伍，在不定的战线上，进行袭击、扰击、截击和破坏的战斗，以达到吸引、牵制、分散、迷惑、迟滞、疲惫、削弱和打击敌人的目的”。并强调在战略防御阶段，“战略方针，应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助以游击战”。周恩来就是灵活运用上述思想，先向奉调去徐州协助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作战的国民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建议，继之又派张爱萍去见李宗仁，当面转达他的意见，终于促成徐州会战并取得台儿庄大捷。台儿庄大捷，是中国国民党军队和新四军相互配合，继平型关大捷后，取得的又一胜利，大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斗志，也给长驱南下的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
进入相持阶段后，周恩来针对敌人的方针转向以战养战，作战重点转向敌后的特点，提出敌后游击战争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建立敌后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二是不断地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也就是变敌后为前方，积小胜为大胜。同时依据变化了的环境和条件，将产生于红军时期的游击战术十六字诀，补充和发展为：“敌击我隐”，“敌分我袭”，“敌进我伏”，“敌围我散”，新的十六字游击战术原则。这对于胜利开展游击战争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朱德堪称是一位伟大的抗日游击战的战术家。自1937年７月至1940年５月，朱德一面指挥八路军作战，一面公开发表了几十万字的关于抗日游击战的论著。最著名的专论有：1938年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抗日游击战的16条战术，之后陆续发表专著《八路军的战略战术》、《抗日的游击战术》、《抗日的战略战术与建立新军问题》、《游击战争》、《论抗日游击战争》。朱德在这些论著中系统地论述了抗日游击战的一系列战术问题。
关于抗日游击队组建问题，朱德指出，要建立抗日根据地，首先得有游击队，没有游击队的组织，则一切等于空谈。朱德指出，游击队的建立，可由六种方法组成。第一，由政府或军队派遣一部分军队作为基干，在敌人后方或战区、或接近战区之我军后方组织游击队。第二，由政府或军队派出干部，改编民团、警察等武装成为抗日游击队。第三，由政府或军队或抗日群众团体，经过训练派出干部，在敌人后方或战区或我军后方，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游击队。第四，由政府或军队派遣干部，在敌人后方收集散兵，成立抗日游击队。第五，在被占领的区域由当地民众自动起来组织抗日游击队。第六，由绿林、红枪会等旧式武装组织改编而成的抗日游击队。除以上六种外，还可用其他方式建立抗日游击武装。
从毛泽东到周恩来、朱德(2)
关于游击队的发展，朱德指出，应先设游击小组，它是游击队的细胞形态，不论在平地或山川，在乡村或城市，有武器或没有武器，都是可以组织的。游击小组慢慢发展，人数多了，武器多了，可以适当地成立游击支队，其人数少则几十人，多则千人、万人也可以。
游击队的干部决定抗日游击队的前程，所以选择干部是游击队发展与壮大的关键。朱德规定了选择抗日游击干部的六个条件。第一，完全撇除引用私人的观念；第二，不完全用军事观点来决定干部；第三，对抗日救国的事业抱无限忠心的人；第四，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人；第五，应有独立与坚持的工作精神；第六，政治上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朱德还强调党对抗日游击队的领导，强调党员在游击队中的核心作用。
朱德最先提出抗日游击战的十种战术：
袭击战术。这主要是对敌人的静止部队出其不意地突然袭击。其特点是，敌静我动，以动制静，速战速决，以奇制胜；敌人不打我去打，敌打我不打。抗日游击队惟一的进攻战术就是袭击。
伏击战术。这是对正在行动之敌施行的袭击法。事先将部队隐蔽地埋伏在敌人必须经过的道路，突然发起攻击，迅速歼敌于运动之中。其特点是，敌动我静，秘密隐蔽，歼敌于措手不及。伏击战就性质而言，属于遭遇战，有预期的、不预期的两种。预期的采用埋伏的形式，不预期的采用急袭的形式。
防御战术。此战术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在非抗日根据地区的防御战术，要求游击队员做到：严密配置侦探警戒，避免不适当的宿营地，建立防御工事并预先准备，如何应付遭受敌人的突袭；另一种是保护抗日根据地的防御战术，这要采用运动防御，尽量利用地形阻止和迟滞敌人前进，实行坚壁清野，发动民众积极参加战斗。敌人进入游击队活动区后，游击队员又钻进敌人后方重创敌人的后勤补给。
麻雀战术。是在敌人行军纵列的四周，以小群分散的游击武装，隐蔽地不断向敌人袭扰。它具有人数少，短小精悍，忽聚忽散，灵活巧妙，秘密突然的特点。麻雀战可人自为战，村自为战。这种战术能迟滞敌人的行军，专打敌人的长官，威胁敌人的军心，挫折敌人的战斗力，扰乱敌人的行军纵列，有非常重大的效果。
追击战术。分为两种，一种是追击被游击队击溃之敌。当敌被击溃后，应立即跟踪追击，乘其陷于困难境地加紧连续冲锋，期于在最短距离内以火力大量歼灭敌人，但追击不应太远，免遭敌人增援反攻。另一种是追击被正规军击溃之敌人，这种敌人大部士气沮丧，无战斗意志，一般可取胜。
退却战术。抗日游击队的每一次战斗之后，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都是需要迅速撤退的。退却对于游击队来说并非耻辱，它的本质决定了这种战术，其目的在于争取主动，打击敌人，并不需要死守一地，等候敌人打击。
破坏战术。这一战术应与广大民众的清野空舍的工作同时进行，互相配合。破坏的种类很多，往往以交通为要。在交通线上，游击队破坏铁路、炸毁桥梁、阻塞隘路。在交通线附近，运走粮食，牵走牲口，男女老少一齐避开，这样才能使敌人后方接济困难。破坏战术的几个原则是：破坏交通线，以不妨碍正规军作战为原则；熟悉敌情形，来去迅速，隐遁无踪；划分掩护队和作业队；破坏的时间、时机和地点要选准；附近群众要进行解释；要有掌握爆破和各种技术人才的执行和指导者，不能盲目蛮干。
围困战术。从四面包围敌人固守的据点，切断其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断绝所有物资来源，陷敌子弹尽粮绝的困境，再结合游击队员的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此法通常与火攻术、掏心术、夜袭术、卡脖术等战法配合进行。它的主要目标是分散、孤立、打击敌人，最后，迫使敌人撤出据点，或游击队与正规八路军一举掏掉敌人的心脏。
第十为地道战和地雷战。
朱德提出的一整套抗日游击战术，与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略观相辅相成，使中国人民军队的抗日游击战略战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因此，在创立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中，朱德的功绩是卓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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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建立山西四大战略支点(1)
<div align=center><img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U906P112T90D302F1665DT20050824004231.jpg" border=1><br><br></div>
<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120师的骑兵队伍通过唐河</font></div><br>
早在1937年9月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协助国民党第2战区实施太原会战的过程中，中共中央深感创立敌后抗日根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特别是太原和上海失陷后，中国的形势更加令人担忧。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报告对整个形势作了全面分析后，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11月13日，毛泽东主席在给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及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电报指示中指出：“全国片面抗战已无力支持，全面抗战还没有到来，目前正处青黄不接，危机严重的过渡期中。”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军委前方军分会和各师军政委员会，根据党的军事战略方针，对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做了全面部署。前方军分会决定，八路军以山西为中心实行分兵，将正规军转化为游击军，正规战转化为游击战，各师除留一定数量的野战兵团作为战略机动外，即行转入创建山西根据地的斗争。同时，实施战略挺进，有步骤地建立新的战略支点，创造新的战略区域，逐次向整个华北扩展开来。
之后不久，中央对八路军的部署作了新的调整：“林彪师徐海东旅速到关城镇地区，准备与贺龙师之贺炳炎、廖汉生支队配合作战。”“总部、林师师部、陈光旅速到汾西、隰县地区。”“刘伯承师应以师部及陈赓旅位于太行山脉地区。”“刘师之另一团应交总部或林师指挥，位于介休、灵石以东汾河东岸，与西岸之陈旅配合夹击沿汾河南下之敌。”这样，八路军3个师便在晋东北、晋西北、晋西南、晋东南部署了4个战略支点。这 4个战略区域，将日寇在山西的占领地及其前进方向太原——临汾两侧地区，全部收进了八路军游击战争包围圈。这是中国共产党为独立自主的、长期的、全面开展和坚持华北游击战争而进行的伟大战略部署，是一个具有历史远见的游击战争的战略规划。
因为，上述四个区域的地理条件十分优越。第一个区域——晋东北，地处恒山、五台山、燕山山脉的连接地带，可以直接威胁日军占领的平绥、同蒲、正太、平汉四条铁路和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第二个区域——晋西北，位于同蒲铁路大同至太原段以西、长城以南、汾（阳）离（石）公路以北、黄河以东，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东面屏障和它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相联系的枢纽。第三个区域——晋东南，东起平汉铁路、西至同蒲铁路、北起正太铁路、南至黄河，直接威胁着日军继续向华北进攻所依赖的主要交通线，对坚持华北抗战有着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也是日后向冀鲁豫平原发展的前进基地。第四个区域——晋西南，也是陕甘宁边区的东部屏障。这四个区域相互呼应，对日军已占领的华北主要交通线和中心城市形成包围或侧面威胁之势。
毛泽东的这个布局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这四个区域不是侷处一隅，而是几乎遍及日本侵略军控制下的山西全省。这就很有象征意义。1938年2月，毛泽东会见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王公达时说：“从这些区域看来，中国失去的不过是几条铁路及若干城市而已，其他并没有失掉。这一实例给全国以具体的证明：只要到处采用这种办法，敌人是无法灭亡中国的。这是将来举行反攻、收复失地的有力基础之一。”
根据毛泽东这个战略部署，八路军各部争取时间，迅速分别开赴指定地区。临行前，毛泽东又叮嘱各路指挥员，“要像下围棋‘做眼’一样，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不久，他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这个问题，提在抗日战争面前，就是一方面在全国军事当局，又一方面在各地的游击战争领导者，均须把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和在一切可能地方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放在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把它作为战略任务执行起来。”
八路军按照中央的部署于1937年底完成山西四大战略支点的部署之后，各部队相继派出强大支队深入敌占区，继续向全华北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其中，115师聂荣臻部以晋东北为中心，伸向晋察冀边；120师以晋西北为中心，伸向晋察绥边；129师以晋东南为中心，伸向晋冀豫边；115师主力进入晋西吕梁山地。按照这一部署，各师全面转入创建根据地的伟大斗争。他们北上察绥，南下豫北，东出太行，跨越津浦，奋战平郊，挺进热辽；出雁北，进阴山，而达蒙古草原；出平西，进燕山，而达伪满境内；出齐鲁，进泰山，而达渤海之滨。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像大海的波涛，一浪接一浪，迅速朝着华北广大地区展开，到同年6月徐州会战终止时，八路军已在陇海路以北地区创立了 10个战略区，即：晋察冀边区；平西、冀东游击区；晋西北根据地；晋察绥游击区；晋冀豫根据地；冀南游击区；渤海游击区；豫北游击区；晋西(吕梁)根据地；山东游击区。上述10个区域的游击战争，是在中共中央统一的战略指导下发展起来的。其战略区域的选择、各个区域的中心区的确立、游击队的使用方向和活动范围、各个区域的战略联系、游击战争的发展步骤等等，都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和光明的发展前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及各师首长，均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亲临前线，开创了华北游击战争的胜利局面。随着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日寇不得不以大量兵力对付八路军。1938年上半年，敌在华北的兵力，1月至4月15日为9个半师团，八路军抗击个师团，国民党军抗击个师团。 4月16日以后，日军兵力增至11个半师团，八路军抗击个师团，国民党军抗击个师团。
八路军建立山西四大战略支点(2)
八路军为华北根据地的开辟以及游击战争的初期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朱德总司令曾感慨地说：
“必须指出，上述的成绩，完全是我军将士血肉的结晶，他们以无比的英勇与政治的自觉，冲锋陷阵，出生入死。9个月来，大小五百七十余战(平均每天在两仗以上)，大部战斗均获得了程度不同的胜利。然而在每次战斗中，也均能看到我们将士斑红的血迹，沾染在华北的领土上，开放着自由之花：二万数千人的伤亡统计中，就有七千多名共产党员。在敌人的枪刀与炮火之下，为着中华民族的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其中有我们英勇坚毅的指挥者，如周建屏同志(343旅副旅长、晋察冀边区游击第4支队支队长)、陈锦秀同志(688团团长)、叶成焕同志(77Z团团长)、刘国清同志 (688团营长)、潘占魁同志(771团营长)、罗福坚同志、萧尚志同志(均为686团政治处股长)、刘礼年同志(717团政治委员)、刘礼明同志(717团政治委员)、刘源远同志(718团营长)、刘选煊同志(715团营教导员)、潘友仁同志(715团副营长)、黄子德同志(716团副营长)等及营以下的许多英勇的军事政治干部。我们在此，谨向他们致以崇高无上的敬意。此外，广大民众由手坚决抗战与援助我军作战而伤亡的也非常之多，无法统计，他们的英勇同样是可敬佩的。”
1941年9月25日，在冀西易水河畔狼牙山地区，八路军战士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葛振林，面对日、伪军的进攻，为掩护党政领导机关和群众转移，主动把敌人吸引到自己身边，一步步退到悬崖绝壁，据险抵抗，连续打退日军四次冲锋。在打完最后—粒子弹时，他们毅然砸枪跳崖，三人坠落崖底，壮烈牺牲；二人被挂在树枝上，后来脱险。人们称他们为“狼牙山五壮士”。
1942年5月，日军出动两万多兵力围攻八路军前方总部所在地山西省辽县麻田镇。左权主动承担掩护总部直属机关转移的任务，率领警卫部队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使总部和当地群众得以安全转移。在清漳河畔的十字岭指挥突围战斗中，不幸中弹，壮烈牺牲。他是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八路军的最高将领。他曾经给母亲写信说：“我也决心与华北人民共艰苦，共生死。”为了永远纪念这位忠诚的战士，根据地人民把左权牺牲地辽县改名为左权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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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五大根据地
<div align=center><img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U906P112T90D302F1666DT20050824004231.jpg" border=1><br><br></div>
<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抗战初期在冀南创建抗日根据地时组织起来的儿童团</font></div><br>
1938年7月至12月，八路军在华北全面出击，从日寇手中收复了大量失地，这样将业已建立起来的华北10个战略区，向具有独立抗战能力的敌后根据的方向发展，逐步形成了晋察冀、晋冀豫、晋西北、晋西、山东5大根据地，成为整个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敌后抗日根据的中坚。
晋察冀边区，是由之前建立的晋察冀(含北岳、冀中两区)根据地和平西、冀东游击区及晋察绥边游击区一部(察省桑干河流域及晋省恒山山脉北段地区)连接而成。其范围，北迄平绥铁路之大同——张家口——北平及外长城古北口——喜峰口——冷口一线以南、正太铁路及石德公路以北，同蒲路大同一太原以东，津浦路天津一德州以西。下辖108个县，人口约2500万。在聂荣臻率领下，以山西五台山为中心。分为晋察冀、冀察热辽两个战略区。八路军乘敌进攻武汉后方空虚的有利时机，在平、津、保、石、沧外围；在燕山、滦河、榆关地区；在恒山山脉北段及桑干河流域；在纵横千里的广大地区，向着敌人的占领地层开了全面进袭，并打退了敌人的疯狂“扫荡”，使晋察冀边区获得空前巩固和发展。八路军的广泛进袭，使敌人日益恐惧，对于华北占领地的保守深感兵力不足。日军编写的华北作战史曾有这样的记述：“随着占领区的扩大和兵力的减少，敌人游击活动逐渐活跃，及至青纱帐起，游击活动更加统一，加以爆发了张鼓峰事件，其行动极为猖獗。破坏铁路，袭击各地事件不断发生。所谓治安恢复地区，实际上仅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公里地区之内。”抗战八年，粉碎日军多次“扫荡”，与日伪军作战3.２万余次，毙伤日伪军35万余人。
晋西北根据地，是在之前建立的晋西根据地和晋察绥边游击区一部(雁北、绥东)以及以后建立的大青山根据地所形成的。它的疆域南迄汾(阳)离(石)公路，北抵阴山山脉北麓，东至同蒲路及平绥路大同一张家口段外长城两侧，西达黄河左岸，纵长500公里，横宽150公里，包括46个县，320万人口分。由贺龙、关向应领导创建。为晋西北(含雁北)、大青山(阴山)两块根据地和绥中游击区。东与晋察冀边区毗连，西与陕甘宁边区相接。武汉战役期间，晋绥边地区的对敌斗争，是从三个方面进行的：一是巩固雁北(含绥、晋边)；二是帮助晋察冀边区巩固恒山根据地；三是开辟大青山新区。八路军第120师在该地区不断壮大了武装力量，发动了广大群众，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从日军手中夺回大片国土，建立了大块根据地，为长期坚持敌后抗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以后改为晋绥抗日根据地。自1937年至1944年春，根据地军民和日伪军作战10100多次，毙伤日伪军10万余人。
晋冀豫根据地，是由之前建立的晋东南根据地和冀西、豫北、冀南游击区以及以后开辟的冀鲁豫边形成的。西迄同蒲，东临渤海，南衔黄河，北接正太(铁路)、石德(公路)两路。包括山西省东南部、河北省西南部、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山东省运河以西地区，共有130余县，分为晋冀豫、冀南(含冀鲁豫边)两个战略区。以后发展为177个县，2500余万人。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129师于1937年10月创立。至1944年春，和日伪军作战３万余次，毙伤日伪军19万余人。
晋西根据地，于1938年6月前已初步建成。武汉战役期间，日军大本营，令华北方面军策应武汉作战，在山西省发动攻势。8月9日，华北方面军命令第1军，尽快扫荡黄河北岸之敌，并确保黄河北岸要点，第 20师团在蒲州黄河下游一线实施佯攻，主要是隔河炮击；第108师团确保汾离公路，在柳林、军渡一线进入黄河沿岸，威胁陕西。这样，我晋西根据地便成为敌人进攻的重要目标。8月下旬以后，敌第108师团流行霍乱，全军基本处于休息状态。9月上旬发起攻势，至10月上旬，八路军第115师在汾离公路及柳林地区连续数次打退敌军进攻，先后毙敌1200余人。9、10月间的战斗证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已经在吕梁山深深扎下了根，日军要驱逐他们出晋西占据黄河要点已经绝对不可能了。
山东游击根据地，徐州失守后，山东对于坚持华北抗战和发展华中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愈加重要了，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山东的抗日斗争。1938年5月6日，毛泽东指示长江局：“山东游击战争战略意义重大，决定张经武同志去山东。”徐州失守第二天(5月20日)，毛泽东电示18集团军总部并长江局：“徐州失守，武汉危急，我军准备向鲁苏豫皖4省挺进。山东方面已开展起游击战争，那边民枪极多，主要派干部去，派一两个营去作基干更好。”同日，郭洪涛等大批干部，携带电台两部到达山东。当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将山东省委扩大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郭洪涛任书记。6月6日，毛泽东、刘少奇，针对山东起义武装组建情况发电作了指示，指出；“山东的基干武装应组建支队，恢复和使用八路军游击支队的番号。目前可组织成4至5个支队，县区武装则以支队领导下的游击队名义出现，用抗日联军名义不好。”8月，毛泽东再次电示山东：“凡属我党领导，已得到广大民众拥护，又邻近友党友军之游击队，改用八路军名义为宜，否则，各地国民党军均将控制，如使用普通名义，则不得不听其指挥，甚至通令解散，八路军已无权过问，用八路军名义则无此弊!”。30日，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制定了《发展和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的战略计划》，这个计划的中心是创建蒙山中枢根据地。并呈报党中央。7月8日，毛泽东、刘少奇复电：“战略计划尚妥，照此做去。”12月上旬，中共中央指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郭洪涛任书记，分局领导成员中有黎玉、张经武等。此外，还将苏北洪泽湖地区划归山东分局领导。本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任命张经武为指挥，黎玉为政治委员。1939年３月，罗荣桓率八路军115师主力进入鲁西，与之会合。山东抗日根据地便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起来了。根据地包括渤海、鲁中、鲁南、胶东、滨海五区，还有河北、江苏各一部分，下辖96个县，1350万人口。1937年冬至1938年，共产党先后建立鲁南、胶东、清河根据地。从1937年至1944年，粉碎日军多次“扫荡”，和日伪军作战万余次，毙伤日伪军15万余人。
新四军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1)
<div align=center><img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U906P112T90D302F1667DT20050824004231.jpg" border=1><br><br></div>
<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狼牙山五壮士跳崖处</font></div><br>
华中抗日根据地：包括江苏绝大部分，安徽、湖北、河南、浙江和湖南的一部分。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留置南方的游击队遍及8省40县，在13块游击根据地坚持斗争。在缺少通信设备和交通工具的条件下，要使他们尽快得到命令并迅速完成集中，是十分困难的。他们既要克服自然条件的巨大困难，又要战胜国民党的一些地方政府、军队中的###顽固势力的阻挠和陷害。红军指战员的爱国热忱以及对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凛然正义，终于使这项改编任务迅速实现。1937年秋，由于上海前线吃紧，太原垂危，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同意将南方8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10月12日，正式公布了这项命令。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构成新四军基本力量的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主要是：闽西南地区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领导的游击队，约1200多人，500多支枪。湘、鄂、赣地区傅秋涛等人领导的游击队，约1100多人，350多支枪。闽东地区叶飞等人领导的游击队，约920人，500多枝枪。闽、赣、浙地区黄道等人领导的游击队，约600人，300多支枪。浙江平阳地区刘英等人领导的游击队，约600人，200多支枪。瑞金中央苏区钟得胜等人领导的游击队，约300人，150多支枪。皖南地区关英、李步新等人领导的游击队，约190多人，75枝枪。湘、鄂地区谭余保等人领导的游击队，约350多人，200多支枪。赣南地区陈毅、项英等人领导的游击队以及桂东地区的游击队，共约300多人。鄂、豫、皖地区高敬亭等人领导的游击队，约900多人，500多支枪。鄂、豫边区周骏鸣等人领导的游击队，约600多人。湘南地区李林等人领导的游击队，约300人。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22日，迁至皖南。3月底4月初，全军集结完毕。江北部队分别集中于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和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江南各部亦已进至安徽省歙县岩寺，全军编为4个支队9个团，共万余人。新四军组成后，根据党中央决定，又成立了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及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以项英为分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陈毅为军分会副书记。
新四军组建完成后，中共中央十分重视指导其在南方的根据在建设。1938年5月4日，毛泽东致电项英，电称：“项英同志：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条件与内战时候很大不同……”
5月14日，中央书记处致长江局、东南局及项英：“……新四军正当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主动地、积极地深入到敌人后方去，以自己灵活坚决的行动，模范的纪律与群众工作，大大地去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地方党，组织与团结无数的游击队在自己周围，扩大自己、坚强自己，解决自己的武装与给养，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以建立新四军的威信，扩大新四军的影响。”
上述指示前后，党中央对新四军还有多次指示。所有这些指示，史称“战略东进”。整个战略计划是：江南第1、第2支队，从速进入宁、沪地区，建立以大茅山为中心的根据地，并东向上海外围镇、苏、吴三角区发展，待至江南立稳，继而渡江北上，挺进苏北；第3支队由皖南现地渡江，进入皖中；江北第4支队全部东进，出大别山，会合北渡之第3支队，向东发展，越过淮南路，再向东进入津浦路，继而向皖东北发展。这样，便形成了新四军4个支队夹长江东进而北向的态势，控制了苏北、皖东北广大地区，天高地阔，战略上便伸开了。苏北与山东接壤，背靠八路军第115师；皖北与冀鲁豫毗连，和八路军第129师相呼应。于此，新四军与八路军便携起手来，华北、华中两大敌后战场便连成一片。我们的游击战争如果做得好，津浦路和大运河两条南北水、陆交通线就可为我所控制，而敌之华北、江浙两个集团便被我军隔绝。
中共中央对华中工作的指示和新四军东进的部署，是一个完整的战略计划，这一计划一经实现，日军江浙、武汉两个集团便陷入了新四军游击战争的战略包围之中。
1938年2月，新四军第4支队东进后，在竹沟镇、七里坪设立后方留守处。于是这里便成了豫、鄂抗日游击战争的两个支点。1938年４月，粟裕率新四军先遣支队深入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５月和７月，陈毅和张鼎丞分别率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挺进江南，创建苏南根据地。８月，谭震林率新四军第三支队进入皖南，开辟豫皖苏根据地；６月，罗炳辉率新四军第五支队挺进皖东，建立皖东根据地；1938年冬，中共中央派李先念到豫鄂地区领导抗日武装斗争，李先念于1939年1月到达竹沟。从此，鄂豫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新四军一部在八路军配合下，开辟皖东北和淮海区。自1938年至1944年春，和日伪作战17500余次，毙伤日伪军24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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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2)
1938年2月15日，毛泽东致电项英、陈毅，指出新四军应“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础”。
同八路军相比，新四军的活动区域大多是平原，丘陵地带和河湖港汊，部队又是由原来分散在十多处的人数不多的游击队经过集中和改编而成的，进入这些地区的时间比较晚，敌后的政治情况又很复杂，发展起来困难更多。因此在一些干部中存在畏难情绪。毛泽东深知这一点，当华北的平原游击战争取得成功经验后，立刻把它推广到新四军中。5月4日，毛泽东致电项英，指出：“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条件与内战时候有很大不同。当然，无论何时应有谨慎的态度，具体的作战行动应在具体的情况许可之下，这是不能忽视的。”
毛泽东对新四军的具体行动方向提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新四军各支队经过整训陆续开赴华中敌后。粟裕率领的新四军先遣支队已在四月下旬向苏南敌后挺进。六七月间，陈毅、张鼎丞随即率领有着较强战斗力的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先后进入苏南。6月17日，先遣支队在镇江西南的韦岗取得第一次伏击战的胜利，给了饱受日军蹂躏的江南沦陷区人民很大的兴奋。到这年年底，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已初步建立起来。新四军威名远扬，在大江南北燃起了敌后游击战争的熊熊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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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抗日根据地的创立
<div align=center><img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U906P112T90D302F1668DT20050824004231.jpg" border=1><br><br></div>
<div align=left><font size=2>1938年12月，鲁东游击第8支队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8支队。这是改编后的第8支队的阵容</font></div><br>
1938年日军侵占广州后，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组织立即组建了一支武装——海员游击大队(游击队主要成员是香港中国海员，曾生曾在香港作工人运动)。在曾生等领导下，建立东江根据地，随即挺进东江地区，活动在惠阳、宝安一带，出没在广九路两侧。这里是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海陆丰根据地斗争失败后，散布在东江一带的游击队员、当地学生及农民，纷纷参加游击队。于是，游击队改称惠宝人民抗日游击纵队，约 200人。1938年底，他们迫使敌寇退出惠阳城，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斗争。这支抗日武装的成立，为发展华南抗日游击战争准备了条件。
1939年２月，日军侵入海南岛，原在当地的红军游击队和海南岛人民，在冯白驹等领导下，建立琼崖根据地。两地都成立了抗日民主政权，粉碎敌人多次“扫荡”，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1939年5月，广东省第14统率区民众抗日独立团扩编为总队，建立琼崖、文昌游击根据地。1940年起，先后成立东路办事处和西路办事处。在此基础上，1941年建立了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冯白驹任主席。1941年起，日军连续对根据地进行大扫荡，经2年艰苦战斗，至1944年春，建立了琼山、文昌、安定、乐会、万宁、琼东、临高、澄迈等八县根据地。1944年秋季，琼崖纵队建立，1945年7月控制白沙地区大部，8月上旬，正式成立白沙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此基础上，琼崖人民民主政府成立，冯白驹任主席，至此，五指山根据地完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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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创立
1936年２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各抗日部队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由杨靖宇领导。“卢沟桥事变”后，抗日联军团结广大群众，进一步开展了广泛持久的抗日武装斗争。他们以打击敌人后方和援助关内抗日为中心任务，破坏交通，使日本侵略军疲于奔命。后来，日军主力回师敌后，东北抗战转入极端困难时期。东北抗日联军被迫出没在大森林中。在冰天雪地，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和装备优势的日军坚持斗争，直到获得最后胜利。
东北抗日联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英雄部队。它的前身是东北抗日义勇军余部、东北反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是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的革命史上有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在日本侵略者的大后方，他们14年的艰苦斗争牵制了数十万日伪正规军，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他们可歌可泣、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是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宁死不屈精神的集中体现。
东北抗日联军共有11个军，人数最多时有4万多人，其中，第1、2、3、6、7等军是在反日游击队(共产党领导)的基础上建立的；第4、5两军是在王德林的救国军、李杜的抗日自卫军余部的基础上建立的；第8、9、10、11军是在义勇军余部和抗日山林队的基础上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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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亘村伏击战
1937年10月，刘伯承率领129师386旅进抵山西平定地区，当时日军正猛攻娘子关。为配合娘子关国民党军正面战场，在刘伯承亲自指挥下于10月22日至28日，先后在长生口、东石门、马山村、七亙村连续作战打击日寇。其中以两次设伏七亘村战果尤其显著。
日军为了切实控制正太路南的平行大道，必然加紧从井陉至平定的小路运兵运粮。刘伯承计划在七亘村打一仗，钳制日军的迂回进攻，掩护娘子关友军。七亘村是理想的伏击战场，它是井（陉）平（定）小道的必经之地，从七亘村往东到石门，正好是10里峡谷，谷深数10米，底宽不足３米，地势十分险峻。刘伯承经过实地调查，选中了这个伏击阵地，随即命令第772团在七亘村附近待机。
10月26日拂晓，测鱼镇日军的辎重部队在200多步兵的掩护下，向西开进。９时许，日军进入伏击区。第772团第三营放过敌人的前卫部队，向它的本队突然发起火力袭击。地形选得实在太便利了，陡坡顶上的机枪、步枪“哗哗”地往日军的人堆里倾泻着子弹，手榴弹只消打开保险盖，垂直往下放。日军顿时象炸了窝的马蜂似的乱碰乱撞，死的死，伤的伤，有不少被挤下了深沟。一阵短促猛烈的火力袭击后，战士们随着一片喊杀声，奋勇跳入敌群，跟日军展开了白刃战。有几名日军被战士们压到了断崖边，战士们边喊边示意他们缴枪投降。日军竟不理睬，端着刺刀反扑上来。战士们毫不留情地击毙了他们。两个多小时后，枪声、喊杀声渐渐沉寂下来。日军除少数逃回测鱼镇外，其余全部被歼。 共歼灭20师团辎重队300余人，缴获骡马300余匹和一批军用物资。
八路军打胜仗的消息很快在七亘村一带传开。附近的孔氏村、南泉村、北泉村推派代表抬着大肥猪，送到第386旅旅部，给八路军庆贺胜利。
当天，刘伯承得到情报：正太路西段的日军正向东运动，娘子关右翼的日军也正继续向旧关抄袭。他很清楚日军的意图是急于要打通正太路，从背后威胁太原。据此，他判断七亘村仍然会是日军进军的必由之路，因为舍此别无通道。再从日军目前的作战特点来分析，他们屡胜之后骄横得很，通常发一股牛劲，向预定的目标执拗地突进，毫不理会一些小的损失。况且根据“用兵不复”的原则，他们万万想不到八路军会在同一地点重复设伏。于是，断然决定还在七亘村给日军一个突然打击。
为了迷惑日军，当27日日军派兵到七亘村来收尸时，刘伯承让第772团主力当着日军的面佯装撤退，造成七亘村无兵把守的假象。实际上第772团第三营绕了一圈又返了回来，集结在七亘村西改道庙公路南侧山地里。
28日晨，敌人的辎重部队果然循原路过来了，前后有100多骑兵，300多步兵作掩护。他们毕竟吃过亏，一路加强了搜索警戒，遇有可疑处便发炮轰击。到了七亘村附近，他们更加小心翼翼，朝村里村外进行了反复的炮击。第772团第3营的指战员们隐蔽在灌木、草丛和石洞里，沉着镇定，不发一枪。
11时许，日军进入了伏击地域。第772团第3营的机枪、步枪一齐响了起来，组成了严密的火网。这次日军已有精神准备，一遇打击便就地组织抵抗。第3营在兵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仍英勇出击，将日军截成两段。由于负责增援的第2营因天雨路滑，没能按时赶到，因此第3营没能将敌全歼。战至黄昏，敌人乘夜色朦胧，突围而出，一部向西逃往平定，大部向东退回测鱼镇。
这次伏击，击毙日军百余名，缴获骡马几十匹。这次战斗，牵制了敌人，使困在旧关以南的曾万钟部1000余人，从敌人的包围中解救了出来。
在同一个地点，在两天之后先后两次设伏，大获全胜，这在战争史上也不多见，体现了刘伯承的艺高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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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复晋西北七城战役(1)
晋西北地区位于同蒲路以西，黄河以东，平绥路以南，汾 (阳)离(石)公路以北，是阻敌西进、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屏障，是联系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枢纽。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对坚持华北敌后抗战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1937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示第120师开赴以管涔山脉为中心的晋西北，展开于大同、太原之翼侧，并向绥远发展。第120师于9月下旬进入宁武、神池地区后，一面以主力侧击沿同蒲路南进之日军，配合友军作战；一面以教导团和师政治机关等共700余人组成工作团，在师政训处主任关向应(11月2日后任政治委员)率领下，分赴朔县、偏关、临县、岚县等14个县。同时，以第358旅第716团团长宋时轮率该团第2营组成雁北支队，挺进平鲁、左云、右玉等县，开展游击战争和进行群众工作。太原失陷后，地方工作团又随师主力进至汾阳、离石地区和晋中平原，进而在晋西北全境展开工作。至1938年初，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主力部队和地方装都有了较大发展，第120师由出征时的2个旅3个团共8200余人，扩大到2个旅6个团共万余人，雁北支队也由1个营扩大为5个营。同时，将神池、五寨地区的游击队编成独立第1支队。
1938年2月，正当侵入山西的日军向晋西、晋南地区进攻时，遵照八路军总部的命令，第120师主力在同蒲路北段积极展开交通破袭战，切断太原至忻县间的铁路与公路交通，有力地钳制了日军对晋西、晋南的进攻，使日军后方受到严重威胁。
日军为摧毁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消灭或驱逐八路军第120师，解除其后顾之忧，并配合其对晋南的进攻。于2月下旬，乘第120师主力于同蒲路北段作战之际，调集驻蒙军第26师团、华北方面军第109师团及伪蒙军各一部，共1万余人，由平绥、同蒲路和太(原)汾(阳)公路沿线各据点出动，分5路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发动“围攻”。21日至28日，日军第26师团以1个联队由朔县出动，攻占宁武、神池、保德和五寨，一部西渡黄河进攻府谷；另一个联队由井坪镇出动，攻占偏关，河曲；以伪蒙军李守信部3000余人由绥远南下， 占领清水河后，进至偏关，与日军会合。与此同时，在太(原)汾(阳)公路集中之日军第109师团，以一部2000余人由汾阳进占离石后，于26日进至黄河东岸的军渡和碛口，隔河炮击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阵地；另以一部由文水、交城出动，占领岔口、古交、河口地区，并向娄烦进攻。当时在晋西北偏关、兴县，临县、静东和宁武等地区、虽有晋绥军4个军(骑兵第1，第2军及第34、35军)，但除第35军对进犯方山、临县、娄烦之日军稍作抵抗，其余均先后撤退。
为粉碎日军的“围攻”，第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治委员关向应令留在根据地内的部队和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战，袭扰、疲惫日军，遂率主力于28日由同蒲路北段星夜回师根据地，并以第359旅主力进至岢岚地区，阻击由五寨南犯之敌；以第358旅主力进至离石、碛口以北地区，侧击企图渡河西犯之敌。3月2日，军渡、碛口日军突然东返离石，并北犯方山、临县。接着，进攻府谷之日军退至河东保德，五寨日军则继续南下，占领岢岚。至此，日军围攻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企图已明。针对上述情况，毛泽东于3月6日电示八路军总部及第120师：应与国民党军傅作义部协同作战，集中主力打击敌军一路，“破坏敌之包围计划，巩固晋西北根据地，策应其他区域之作战”。第 120师首长决心集中4个团的兵力，首先打击深入五寨、岢岚孤立交出之日军，尔后，再向神池，宁武方向发展。
3月7日，第120师首长令第359旅(欠第719团)和当地游击队，采取围困战，将口军第26师团第ll联队1000余人围困于岢岚城内，并断绝其交通补给和水源，迫其弃城突围，尔后，于运动中歼灭之；令第358旅向岢岚东北机动，准备截歼弃城突围之敌；令警备第6团、雁北支队，独立第1支队、师骑兵营、第359旅第71g团、决死第4纵队及地方游击队，分别在保德至神池之间和朔县以北及宁：武外围，袭扰牵制日军，配合主力作战。侵入岢岗之日军在第359旅及地方游击队围困和连续袭击下，补绐特别是水源断绝，而且待援无望，遂于3月10日15时弃城向北突围。第359旅跟踪追击，于三井镇歼灭日军300余人。其余日军逃入五寨县城。
岢岚口军逃至五寨后，该地日军达10仪)余人。五寨城墙坚固，并有义井镇、三岔堡等地日军策应。据此，第120师首长遂以第718团及地方游击队围困五寨；以第358旅主力进至义井镇与神池间地区；以第359旅主力进至五寨、三岔堡之间+待机歼敌于运动中。17日，第358旅进至义井镇以南的虎北村、山口村地区时，与由神池南下增援五寨之日军1000余人遭遇。该旅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先敌展开，居高临下，向日军多次发起冲击，经6小时激战，歼灭口军300余人，并乘胜追击日军至义井镇附近。18日，三岔堡日军出动200余人增援五寨，又被第359旅第717团击退。至此，五寨日军完全陷入孤立。与此同时，警备第6团、雁北支队、第719团及各地方游击队，对日军后方交通线不断进行破袭，使侵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内之日军补给困难，处境日益不利。在此情况下，自3月20日起，偏关、河曲、保德、五寨之日军，先后弃城东撤。第120师收复上述4城并乘胜截歼撤退之日军。21日， 当保德，三岔堡之日军向神池撤退时，笋359旅主力于田家洼戴开其一部，其余日军退至义井镇。22日夜，集结于义井镇之日军共3个大队继续向神池撤退。第358旅主力于凤凰山附近伏击歼灭日军300余人。日军连夜撤向神池，第120师遂跟踪追至神池，并以一部越过神池，进至大水口及阳方口以西地区，断敌退路，神池之日军在其退路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于23日弃城撤往朔县。第120师收复神池。
收复晋西北七城战役(2)
第120师收复神池后，侵入晋西北根据地之日军，除宁武县城南有1500余人外，其余均被击退。第120师首长决心乘胜歼灭宁武之敌。遂以第716团及第718团第2营围困宁武县城，以第358、第359旅主力集结于宁武至阳方口之间的石湖河地区，伺机歼灭撤退或增援之敌。31日，朔县之日军出动步骑兵共600余人，在飞机掩护下，经阳方口南下，企图接应宁武之日军突围，10时许，当日军进至石湖河与麻峪附近时，第359旅突然发起攻击， 日军仓皇据守石湖河有利地形顽抗。宁武之日军500余人，乘机出城反扑，威胁第359旅侧背。此时，第358旅第 715团主动向出城反扑之日军出击，并与第359旅形成对日军的夹击之势，激战至黄昏，宁武出城反扑之日军退回城内，石湖河日军退回阳方口。第359旅和第715团共歼灭日军300余人。宁武之日军见待援无望，遂于4月1日晚乘夜暗分路沿铁路线北撤。第120师立即发起追击，又于石咀子、石湖河附近歼灭日军后尾一部。日军经阳方口撤往朔县。第120师收复宁武县城。至此，反“围攻”作战胜利结束．第120师共歼灭日军1500余人，缴枪200余支，汽车14辆，骡马100余匹，收复宁武、神池、五寨、岢岚、保德、河曲、偏关7座县城。
此次反“围攻”作战，第120师集中主要兵力击破敌之一路，以次要兵力钳制敌之其他各路，选择深人腹地，孤立突出的一路为主要攻击目标，采取围困战，迫敌突围，于运动中歼灭之。这一胜利，挫败了日军摧毁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企图，巩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对保卫陕甘宁边区也具有重要意义。
新四军首战韦岗(1)
江南敌后战场上，陈毅指挥新四军第1支队，首战告捷，再战抓获日俘，攻克县城，也打出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和威风。
新四军首战日本侵略军是在韦岗，这是陈毅和粟裕密切配合进行的一次漂亮的伏击战。 韦岗位于镇江西南15公里，是日本鬼子经常活动的一个集镇。6月11日，陈毅和粟裕接到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命令，要新四军先遣支队破坏镇江到下蜀之间的铁路，牵制日军会攻武汉。新四军当时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序列，该战区司令长官是顾祝同。
陈毅仔仔细细地看完命令，决定从第1支队第2团抽调两个连队加强先遣支队，同时命令第2团的两个营在镇江至下蜀一带活动，及时策应粟裕。
粟裕到达苏南后，发现镇江至句容之间的公路上经常有日本鬼子的汽车活动，就决定在韦岗设伏。
6月17日凌晨，粟裕率领先遣支队完成了破袭铁道的任务以后，巧妙地指挥部队在韦岗设下了伏击圈。新四军将士张网以待。
日本鬼子的汽车队一早就从镇江出发了，侵略者们坐在汽车上耀武扬威，目空一切。当车队驰近韦岗时，突然响起了一阵激烈的枪声，子弹、手榴弹暴风雨般地落在日军的汽车上。日本鬼子万万想不到会遭到新四军的伏击，几乎没有还手的机会。
战斗只进行了短暂的半个小时，日军指挥官土井少佐等20多人成了异乡之鬼，负伤者更多，4辆汽车被击毁。当镇江的日军闻讯赶来增援时，新四军将士早已安全转移。
韦岗首战告捷，新四军缴获日军的长短枪十多支，日币7500多元和许多其他军用品。当大家把缴获的日本国旗、日军军旗、日军指挥刀、军大衣、钢盔、皮鞋、望远镜等物品在一座祠堂里展出时，远远近近的群众争先恐后地赶来参观，新四军打胜仗的消息很快传遍镇江、句容，传遍苏南，传遍全中国……
韦岗伏击战的规模不算大，但是，在国民党几十万军队连打败仗，苏州、镇江、南京等大中城市相继被日军侵占的严重形势下，新四军在江南首战告捷，旗开得胜，不但当地群众人心振奋，也提高了新四军的声誉。
陈毅得知韦岗伏击战的捷报，兴奋不已，当即作诗曰：
弯弓射日到江南，
终夜喧呼敌胆寒；
镇江城下初遭遇，
脱手斩得小楼兰。
陈毅称韦岗之战为新四军的“处女战”。
10天以后，新四军又用伏击手段，俘虏了进入江南以后的第一个日本军人。
抗日战争初期，经过法西斯军国主义训练的日本鬼子气焰嚣张，在战场上很难俘获日本军人。曾经担任八路军第115师第686团团长，率领部队参加著名的平型关战斗的李天佑将军回忆当时的战斗时，气愤地说：日本鬼子不仅不懂中国话，而且还是一群经过法西斯军国主义训练的至死不悟的野兽！他们只知道向中国人开刀，喝中国人的血，吃中国人的肉。许多战士因为缺乏对日寇作战的经验，反被垂死的敌人杀伤了——
一个正在公路上查线的电话员看见汽车旁躺着一名即将死去的鬼子，跑过去大喊一声：“缴枪不杀，优待俘虏”。谁知鬼子扬手就是一刺刀，刺进了这名电话员的胸部。
一名战士想把负了重伤的日本鬼子背回来，那鬼子苏醒过来时，把八路军战士的一只耳朵咬掉了。
在平型关战场上，日本鬼子虽然遭到了八路军的伏击，却依然十分野蛮和骄横，不肯举手投降。李天佑将军称日本鬼子是“至死不悟的野兽”。
新四军在韦岗成功地伏击敌人以后，陈毅又指挥2团2营在竹子岗伏击了日本侵略军的一个车队。这次设伏，不但打击了敌人，还抓获了一名日本军人。此人是日本华中派遣军的特务机关黎明公司的经理，叫管明弦政南。新四军挺进苏南，抓到了第一个俘虏。
连战皆捷，新四军士气高昂。7月1日，陈毅又亲自部署了袭击京沪铁路上新丰车站的战斗。这天，新四军巧妙偷袭，将驻守在新丰车站的80多名日本鬼子团团围住，经过一阵激烈战斗，新四军巧借火神，熊熊烈火烧毁了新丰车站的三层大楼，80多名日军全部被歼灭，又是一场大快人心的歼灭战。
8月13日，陈毅司令员亲自指挥第2团的部队夜袭句容县城，一举摧毁了伪县政府。新四军挺进江南，第一次攻下了一个县城。
一个接一个的胜仗，真是令人兴奋。
与此同时，江北新四军第4支队东进抗日的第一仗也打得很漂亮。那是5月16日。高敬亭指挥的第4支队得到情报，驻巢县的日本鬼子要到蒋家河口抢掠。蒋家河口离巢县有十多里，这是一个打伏击的好战机，第4支队当即决定由第9团副团长带领部队前往蒋家河口设伏。
清晨，当20多名日本鬼子分乘两艘小汽艇驶到蒋家河口登岸时，新四军指战员对其猛烈射击，当场就打死打伤十多名日本鬼子。当残敌企图登上汽艇逃跑时，几名战士眼明手快，用手榴弹把汽艇炸沉。一名侦察员看到一个日本鬼子游水潜逃，立刻跳进水中，用刀把日本鬼子砍死。
这一仗只用了约20分钟，击毙20多名日本鬼子，缴枪11支和一些其他战利品，新四军指战员无一伤亡。这又是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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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首战韦岗(2)
首战告捷以后，新四军第4支队又在安（六安）合（合肥）公路两侧连续袭击敌人的后勤供应，打击了伪政权，取得了范家岗、棋盘岭、西三十里铺等数十次战斗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行动。
新四军车桥战役
随着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战场形势的变化，在华中敌后战场坚持抗日战争的新四军，经历了艰苦、复杂、残酷的斗争，胜利地渡过了最困难的1943年，主力发展到16万余人。1944年，在华中敌后解放区军民抗日力量进一步恢复发展，日伪军力量不断削弱，以及华北敌后战场八路军连续发起攻势作战的新形势下，新四军军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在华中敌后战场进一步恢复原有地区，争取新的发展，主动地有重点地对日伪军展开攻势作战。
此时，日军采取放弃若干次要据点，以伪军接替部分防务等措施，以相对集中兵力，继续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清乡”、“治安肃正”，及在沿海地区实行“屯垦”计划，进一步掠夺棉盐资源。苏中军区为打破日伪军对江都(今扬州)、泰州、海安及李堡以南进行的“清乡”和在东台沿海地区实行“屯垦’计划，于1944年 1、2月间，以高邮，兴化、宝应、东台以北和泰州、泰兴、如皋地区为重点，对日伪军连续发动攻势，相继攻克宝应以南之大官庄、王家营，如皋以西之运粮河，古溪镇以及东台以南之安丰等17处据点，并争取伪军1000余人反正。随后，苏中军区为贯通苏中与苏北、淮南、淮北的战略联系，进一步改善苏中的斗争局面，于3月上旬在淮安、宝应以东发起以夺取车桥为目标的攻势作战。
车桥是位于淮安东南约20公里处的一个大镇，是联系苏中和苏北的战略枢纽，是日伪军控制淮安东南及宝应地区的重要据点，也是日军第65师团和第64师团的接合部。日伪军在车桥高沟深垒，四周筑有大小土围子、外壕及明暗地堡，并以日军1个小队和伪军1个大队及补充大队、别动队等部共500余人驻守。但车桥据点相对突出、孤立。据此，苏中军区决心集中5个多团的兵力，采用攻点打援的战法，攻取车桥，并歼灭援敌一部。根据攻点打援的需要，苏中军区将参战部队统一编组为3个纵队和 1个总预备队。具体编成和部署是：以第3旅第7团和炮兵大队编组成第2纵队，担任攻取车桥，歼灭车桥守敌的任务；以第1旅第1-团、第3军分区特务营、泰州独立团1个营编组成第1纵队，于芦家滩及其附近地区阻歼由淮阴、淮安来援之敌；以第 18旅第；52团和江都独立团、高邮独立团各1个营编组成第3纵队，于官田、大施河一线阻歼由曹甸、宝应方向来援之敌；以第 4军分区特务团(2个营)和师教导团第1营编组成总预备队，位于赵阳庄地域待命。
3月5日1时50分，担任主攻车桥任务的第2纵队部队避开日伪军外围据点，直取车桥。在炮兵大队的火力支援下，一举突入车桥镇内，经1夜激战，全歼伪军1个大队，并将日军压缩包围于核心工事。新四军部队对车桥的进攻，使驻守淮阴、淮安、泅阳、涟水等地区的日军第65师团大为震惊，立即以第72旅团1个大队，由淮安分乘装甲车和汽车增援。5日16时许，第一批增援日军200余人乘汽车7辆，进至车桥西之韩庄、芦家滩，遭担任阻援任务的第1纵队的沉重打击，被迫退入阻援部队预设之地雷区，阻援部队乘地雷群爆炸奋勇出击，将日军全歼。随后，日军第二批至第五批增援分队，每批一二百人，先后赶到，均遭沉重打击，被迫猬集于韩庄。黄昏后，第1纵队向韩庄日军发起攻击，从四面突人敌阵，将其分割包围，展开白刃格斗，将日军大队长山泽以下大部歼灭。6日晨，车桥之残余日军乘隙逃窜。各纵队乘胜扩大战果，到13日，相继收复曹甸、泾口、周庄、塔儿头、望直港、张家桥，扬恋桥，蚂蚁甸，蛤拖酥家庄等日伪军据点12处，淮安、宝应以东大片地区获得解放。在战役过程中，“日本人反战同盟”苏中支部盟员勇敢地参隘喊话，松野觉光荣牺牲.
车桥战役，共歼灭日军460余人、伪军480余人，创造了华湘军歼灭战的范例。在此次战役中，苏中军区部队采取“掏以，担任攻点任务的部队绕过敌人的外围据点，直取车浊引周围日军来援，并以大部兵力歼击援敌，从而取得了攻由援取胜利。这一战役的胜利，打乱了日伪军的“清乡”，进一步沟通了苏中与苏北、淮北、淮南根据地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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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山黑水间的巾帼英雄(1)
1935年夏，日军对东北抗日联军进行了疯狂“###”，敌人的铁蹄所到之处，一片烟云火海。极富有传奇色彩的著名巾帼英雄赵一曼，就是在这段时间内殉国的。
赵一曼，原名李绅泰，四川宜宾人。她性格刚强，富有正义感。早在学生时代就显示出了极强的斗争精神。曾经多次带领同学们举行爱国学生运动和反封建礼教的斗争。1926年入党，10月份被党组织保送入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学习。
赵一曼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子。为了革命、为了祖国她可以做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决定。 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赵一曼离开武汉与党中央取得联系。这一年的９月，她被派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在去苏联途中，她与同去东方大学学习的黄埔军校学生陈达邦相识，在学习期间经组织批准，两人在苏结婚。但一年后，由于国内急需搞地下工作的优秀干部，赵一曼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毅然告别陈达邦回国，此时，她已有５个月身孕了。
回国后，赵一曼被党中央派到宜昌从事地下工作。在那里，她生下了儿子宁儿。做了母亲后的赵一曼并没有耽误为党工作。在此后的几年里，她带着儿子从宜昌到南昌，再从南昌到九江，又从九江到上海，其间的经历绝不是一句“艰难困苦”所能说完的（她带着儿子要过饭，被敌人追捕过，还曾在儿子的脖子上套一个草圈假装沿街叫卖孩子）。
“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主动要求到东北工作，得到党组织的批准。临行，她将儿子送到武汉陈达邦的哥哥家里，然后硬着心肠流着泪离开了向她扑过来的儿子，到东北去了。 到东北后，赵一曼先后在沈阳和哈尔滨进行过卓有成效的工作。1934年春，经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何成湘和她谈话后，被分配到珠河中心县委担任委员，并以县委特派员的身份到我游击区展开工作。
在游击区工作期间，赵一曼以坚毅果敢、平易近人而很快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尊重。抗联老战士梁铭岫回忆说：“那是1935年２月，当时我刚满13岁。旧历腊月二十九的中午，一支抗联队伍开进了我的家乡——珠河县刘家村，只见一位２０多岁身背长筒猎枪，步态轻盈的女同志走在前面。她身穿一件没吊面的羊皮袄，敞着怀，里面穿着深灰色的棉衣，系着腰带，头戴一顶黑色狗皮帽子，齐耳短发露在外面，黑里透红的脸上一双大眼睛格外有神。……在最初的日子里，人们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都叫她‘女长官’，还说她和赵尚志司令是亲兄妹。她知道以后便在大会上解释说：“乡亲们，请大家不要叫我‘女长官’，我们抗联同志都是为了打日本鬼子从四面八方到一起的，没有什么长官，全是同志，大家就叫我一曼好了。”
《东北抗日烈士传》一书中讲的有关赵一曼夺枪和运枪的两个小故事就很能反映出赵一曼点子多、考虑问题周到的特点：
“在帽儿山车站的公路线上，设有伪军的一些哨所，是我游击区开展抗日活动的障碍，搞掉这些哨所是抗日斗争的当务之急，又能给我部队补给武器。一曼同志为此精心策划出了一套完整的办法：由雷炎同志带一把砍刀和一个灌上水打上气的皮球打先锋，一曼同志和另三名同志骑马随后接应，在夜间逐个端敌人的哨所，每到一个哨所，敌哨兵未发现就先用砍刀搞掉他，五人共乘敌军熟睡时进入哨所抓俘虏、缴枪械、割断电话线；敌哨兵发现时，雷炎同志就地蹲着装解手，一按皮球就会发出噼噼啦啦似的拉肚子的声音，待敌哨兵放松警备或转身时，再用砍刀搞掉他，五人再抓俘虏、缴枪支、割电话线……”
“一次中心县委设法从伪军处买了十几支短枪和大批子弹，因为敌人盘查严而无法运出。一曼同志和另一女战士小沙主动接受了转运这批武器的任务。他们到交接地点领到武器，用油布、油纸包起来，放进了马拉的大粪车中，直接向城门赶去。车到城门卡，日军捂着鼻子嫌臭，躲得远远的；专管乱翻乱搜的伪军见是大粪车，也喊着“快走！快走！”车老板猛加几鞭，粪车也就出了城。武器很快转到部队了。”
赵一曼在侯林乡、亮珠河一带组织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工作搞得有声有色。这在敌人那里也挂了号的。在当年的《大北新报》和《哈尔滨日报》上都登有《###女头领赵一曼，红枪白马猖獗于哈东地区》的报道。
1935年秋，也就是在日伪对我珠河根据地“###”最残酷的时候，赵一曼挑起了中共珠河铁道北区区委书记和第３军第２团政委的重担。
1935年11月的一天黎明，赵一曼和二团的战士们被敌人包围在一个山沟里，随后在整整一天的时间，他们都没有突围出去的机会。直到天黑下来以后，赵一曼向团长王惠同说：现在机会到了，你带领部队和伤员突围吧，我带一班掩护。
王团长说：这怎么行？你是女的，你先走，我掩护！
赵一曼说：什么男的女的！快！你有责任把部队带出去！
这样王团长带着部队在赵一曼等人的掩护下，突围出去了。赵一曼等在完成任务后撤出时，与敌人遭遇了。在这次遭遇中，赵一曼的大腿部被击中，而且是贯通伤！于是，她只好带着其他３名同志在珠河县第３区春秋岭的一个农民家里养伤。想等伤势轻一些后再去找部队。但是，就在她住下没几天以后，敌人便得到了这一消息，并由第３区###队队长张福兴亲自带着全副武装的伪军前来抓他们。在与伪军的搏斗中，赵一曼左腕又中一枪，昏迷后被俘。
白山黑水间的巾帼英雄(2)
在伪警务厅，赵一曼面对敌人软硬兼施的审问，回答只有三个字：“不知道！”直到她大腿的枪伤化浓后，才把她送进了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禁闭起来。但即使是在医院里，他们每天也都要来审问赵一曼。
在对赵一曼用尽了酷刑仍未能获得任何东西之后，敌人彻底绝望了。８月１日，他们把赵一曼押上了开往珠河的火车。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赵一曼想到了他幼小的儿子。她向敌人要来纸笔，留下了给儿子的遗言：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1936年8月2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1936年８月２日，赵一曼在珠河县小北门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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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建奇功的敌后武工队(1)
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刻，敌后军民为扭转反“扫荡”的被动局面、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权，创造出了全能的敌后武工队。即当日、伪军向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清剿”、“蚕食”时，根据地军民也以部分力量深入敌人的后方，广泛开展军事、政治攻势，锄掉死心塌地的汉奸，争取伪军、伪组织的成员反正，或引导他们在适当范围内为人民做些工作。这部分人民武装力最后来逐步发展成为深入敌人心脏地区活动的武装工作队。
1942年初，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山东的八路军发挥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利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士气低落、伪军恐慌动摇的有利时机，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军事上实行“敌进我进”，普遍组建敌后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开展群众工作，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打击并分化瓦解日伪军，配合主力部队粉碎敌人的“扫荡”，打破日伪军的“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每个武工队员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组织员；既能打仗，又能独立进行各项宣传和动员群众的工作；他们深入到敌占区，以军事斗争同###相结合，公开斗争同隐蔽斗争相结合，广泛地向群众开展宣传，揭露敌人，搜集情报，锄奸反特。破坏日、伪统治秩序，争取并瓦解伪军和伪组织，发展秘密武装，建立两面政权，形成“隐蔽根据地”，把日、伪统治的心脏地区变成打击敌人的前沿阵地。在敌人的碉堡附近，常能听到武工队员开展政治攻势的声音。武工队员还访问伪军家属，要他们转告自己的亲属早日弃恶从善。日、伪军抢粮时，武工队员及时出现，帮助群众进行抵抗，夺回粮食。这样，日军在所谓的“治安区”也得不到安宁。
1943年是敌后武工队最活跃的一年。年初，山东军区和115师就派出600余人，组建了43个敌后武装工作队。敌后武工队是在根据地、敌占区或边沿地区进行隐蔽斗争的有效形式。它立足于边沿游击区（即敌占区与根据地相连接的地区），并逐步深入到敌占区，是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斗争的精悍的武装斗争组织。为了更有力地开展斗争，罗荣桓提出，要尽量挑选当地人或熟悉当地情况的干部，担任武工队的领导。武工队员要经过特别的军事政治训练，做到既能打仗，又能与汉奸、特务作隐蔽斗争，既能宣传、组织群众，也能对敌人开展政治攻势。武工队插入敌后的方法是，首先建立关系户，取得立足点，造成小部队进行活动的便利条件；然后逐步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地发展。工作上则采取隐蔽斗争的方式，依靠基本群众，广泛团结开明士绅和爱国人士，进而以合法形式与名义，组织秘密的群众抗日斗争。
“敌后武工队”的主要任务是防止日伪军抢老百姓的粮食。当时敌占区的大多数人都要交双份粮税，一份交给“皇军”，一份当作“国税”交给伪军和汉奸。同时伪政权的工作人员又趁火打劫，从中盘剥，害得穷苦百姓腹空肠断。武工队深入这些地区后，迅速在群众中进行串联，搞“不资敌公约”，即借用群众习惯的传统形式搞起来的一个反“征粮”合同。由于当时群众受够了日伪军抢粮的苦头，一旦有八路军武工队给他们撑腰，他们就纷纷参与，建立反“征粮”合同的活动。这个活动在大多数地区都开展得很顺利。到了收获粮食的季节，武工队即帮助群众抢收粮食，当日伪军到乡下抢粮、催粮的时候，他们就以袭击的方式打击敌人，抢回粮食。有些武工队还利用敌人夜间不敢外出的特点，在夜间组织群众收获粮食，由武工队担任警戒。一过半夜，就打一阵枪，然后把伪装成粮车的大马车赶到日伪军的据点附近，故意让敌人发现，但敌人却不敢走出据点。到第二天，武工队便放出消息，说八路军把粮食抢走了。这样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老百姓的压力。
武工队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打击伪军和汉奸。他们经常化装进城或进敌人的据点，对罪大恶极的卖国分子就地正法，杀一儆百，以打击汉奸的嚣张气焰。北海区的九区川里乡有个伪乡长，名叫蒋仁斋，是一个罪行累累的汉奸，当地百姓对他恨之入骨。虽然武工队多次教育，但他仍然我行我素，继续作恶。北海武工队就决定除掉他。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武工队潜入蒋宅，活捉他，予以枪决。第二天武工队以县政府的名义，把蒋仁斋的罪行写成布告，张贴于大街小巷。武工队的这一行动，极大地震动了当地的其他敌伪人员。这些家伙坐卧不安，生怕武工队找上门来算账。有的还找到武工队，请求给他们改过的机会。对于一些可以利用的分子，武工队则尽量争取他们，为八路军和群众办事。武工队根据具体情况，对敌伪人员区别对待，除一些罪大恶极的人外，对其他的人则实行以教育为主、打击为辅的方针，通过各种关系，积极进行争取，使不少敌占区的伪乡长、伪村长转而倾向抗日力量一边。他们表面上给日伪军办事，实际上却为抗日民主政府办事。
武工队还广泛地开展政治攻势，以点“黑红点”、记“善恶录”的办法争取伪军。伪军中谁做了坏事，就给他记个黑点，并把这些事登记起来。记红点可以赎罪，记黑点要受到惩罚。在对伪军进行喊话时，先将这种方法通知伪军，然后不断公布记录的结果。对不接受警告的，则坚决给予打击、镇压。临沂南王家镇马石河紧靠伪军的据点，有个汉奸叫刘清臣，残害百姓，无恶不作，几次警告他仍不改。当地武工队将他捉住处决，并把“汉奸刘清臣作恶多端，八路军代表人民处决”的字条贴在其尸体上。这种行动对其他汉奸和伪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屡建奇功的敌后武工队(2)
武工队还利用伪军家属，争取和瓦解伪军。召集伪军家属开座谈会，通过他们了解伪军内部的情况，讲解八路军的政策，宣传抗战形势，要求他们劝说伪军改邪归正。这就是当时的“唤子索夫”和“一封信”运动。武工队还对伪军进行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宣传，要他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在这一基础上，在伪军伪组织内部物色策反对象，与其交朋友，不要求他们轻易反正，以便在敌人内部积蓄力量。或让他们的组织成为表面上应付敌人，而实际上却为共产党和八路军服务的两面政权。对于一般伪军人员，武工队组建的民主政权颁发了宽待回家伪军的条例，订出了奖励伪军携带武器归来的办法，成立了接待回家伪军的招待所，颁发了伪军“归来通行证”。经过以上工作，仅在1943年，山东的八路军就瓦解伪军7000余名，在伪军内部建立了1000多个秘密关系。 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的作战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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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名远扬的铁道游击队(1)
铁路是日军输送侵华战争物资的主要通道。切断敌人的铁路运输线，将会使敌陷入极大困难。在敌后铁路线上，活跃一群铁道打击队。电影《铁道游击队》的原型就是鲁南铁道游击队。
鲁南铁道游击队于1940年２月成立于山东煤城枣庄，队长洪振海，是小说和电影中刘洪的原型，政委是教书出身的杜季伟，副队长是王志胜，队员主要是爱国矿工和铁路工人。开始时称为鲁南铁道队，亦称鲁南铁道大队，隶属于鲁南人民抗日义勇军总部（后改为苏鲁支队）领导，不久归鲁南军区建制。在八路军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时，铁道游击队成了铁路沿线敌后武工队的组成形式。而鲁南铁道游击队则是众多铁道游击队中的佼佼者。
鲁南铁道游击队以微山湖为依托，活跃在津浦、临枣（临城—枣庄）、台枣（台儿庄—枣庄）３条铁路线上，打票车、劫货车、扒铁路、炸桥梁，神出鬼没，飘然而至，隐忽而逝，有力打击了日军的战略运输。平常，他们以微山湖中的微山岛为生活基地，与当地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枣庄以北就是115师主力所在地。当敌人出动大部队“围剿”时，游击队就暂时隐蔽到山区去；敌人一退，他们又立即上岛，继续寻找机会在铁路线上与敌人作斗争。
在整个抗战时期，铁道游击队进行了几次著名的行动。其中有打票车（运钱的火车）、二次血染洋行、奇袭阎团和临城、沙沟截布等。
1940年７月，铁道队接到鲁南军区的通知，要他们弄一部分资金，以解决部队的困难。铁道队的几位领导商量后决定搞一次日军的票车。于是他们通过关系找到了跑连云港的伪车队长，了解了日军票车的行动规律。每星期六，铁路沿途各站都通过这辆车向济南交钱。于是，他们派人化装侦察，摸清了日伪军押车的有关情况。按照打票车的行动计划，铁道游击队选择了12名作战勇敢的队员作为先遣队，先潜入列车上侦察情况，选择目标，稳住敌人；副队长王志胜带20名精干短枪队员事先在预定地点设伏；队长洪振海和曹得清则负责干掉司机，掌握火车头。到了星期六，铁道游击队按计划开始行动。先期上车的队员都盯上了自己的目标，列车过了枣庄站，洪振海、曹得清就跃上火车头，打死了一名司机，另一名司机则被捆绑起来。随后，驾驶着火车向前行进。列车一到预定伏击地点，猛一刹闸，车速放慢，王志胜带领队员爬上了火车，与车上的侦察员们互相配合，全部杀死了押车的20余名日本兵。随后他们来到最后一节车厢，将装钱的袋子一一抛下。这次行动共得款８万余元，并缴获短枪８支、长枪12支、手炮１门和机枪１挺。而铁道游击队则无一伤亡。
打完票车后，铁道游击队还觉得不过瘾，决心再打一次枣庄国际公司，来个二次血染洋行。时间定在８月，当时的洋行戒备非常严，但王志胜在洋行的三掌柜金山（日本人）的带领下，对洋行进行了侦察。王志胜回到队里后，介绍了洋行的情况，大家决定当天就行动。晚上约10点钟，王志胜带领32名队员到了洋行附近。因为墙上有电网，他们只得从墙上钻洞进去，直到凌晨４点，墙才钻透。进去的人分为４个小组，按照预先的作战方案，各奔自己的目标，将４个房间的敌人全部干掉。这次行动共杀死13名敌人和１名翻译，缴长、短枪６支、手表和怀表100多块。
1941年６月，铁道游击队又进行了一次奇袭阎团、临城行动，并取得了胜利。阎团即由阎成田任团长的一个伪军团。当时，该团由太安调至临城一带驻防，其中一个营驻在微山岛上。这个团与日本人一起在周围地区犯下了滔天罪行，并直接威胁到在湖区活动的抗日武装。因此，铁道游击队与其他兄弟部队决定歼灭敌驻岛的那个营。在一天夜里，铁道游击队与其他部队一同登上了微山岛，铁道游击队直捣敌营部，击毙敌营长，俘虏敌副团长，全歼该营，缴获轻重武器２００余件。后来，铁道游击队又化装成阎成田团的伪军，袭击了临城车站，并成功地把此事嫁祸于阎成田。日军把阎成田团的300余人押解到东北煤矿做苦工，阎成田及其主要副手，则被绑在电线杆上用刺刀捅死。
1941年11月，鲁南军区被服厂遭日军破坏，部队穿衣成了问题。铁道游击队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从日军手中搞一批布。他们在沙沟车站找到内线，并了解到不久将有一批布南运。内线在火车停在沙沟的时候，将沙子放进了火车的油壶里，迫使列车在临城站修理，拖延列车开出的时间。到了晚上，列车终于开动了，但内线又准时拔掉风管和销子，使两节运布的车厢停在了沙沟南面的塘湖附近。两三个小时后，布大部被卸下，没卸下来的被放火点燃。就在这时，又从对面开来一辆满载日本兵的军列，还没等军列靠近，铁道游击队就对敌进行射击。军列不但没停，反而加速，结果与燃烧的运布车厢相撞，日本兵死30余人，重伤不计其数。这次行动共缴获布万多匹，日军军服800余套，还有部分毛毯、药品等。
铁道游击队还时常担负安全护送高级干部过铁路的重大任务。由于铁道游击队十分活跃，敌人加强了对铁道两侧的保护，沿线碉堡林立，探照灯彻夜不灭，并且还在铁道两侧挖了与铁道平行的深沟或筑起封锁线，以限制铁道游击队的活动。因此，护送干部过铁路是一项很困难的任务。但铁道游击队依靠自己的忠诚、勇敢和高超技术，多次把从华中新四军根据地到延安或从延安来华中的干部安全护送过铁路线。仅1943年，便护送了300余名干部，均未遭受损失。1943年５月陈毅由苏北去延安，就是由铁道游击队护送越过津浦铁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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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名远扬的铁道游击队(2)
此外，铁道游击队还参与和单独实施了多次其他作战行动，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根据地内到处传颂着铁道游击队的传奇故事，而且在日本人当中也有了相当的“知名度”。1945年10月，新四军第19旅要求鲁南津浦铁路沿线及临（城）枣（庄）支线上部署的一个日军铁路联队投降，但遭日军拒绝。日军的大队长声称只向“飞虎队”交武器，“飞虎队”就是铁道游击队的别称。
水上神兵雁翎队
水上游击战主要是在华中水网地带进行。千万军民利用河湖港汊的复杂地形，采用拦河筑坝、设置水下障碍等办法，使日军汽艇难以行驶，而敌后军民的小木船则可以在广阔水域里出没自如，寻找机会狠狠打击日、伪军。
白洋淀位于河北省中部，它是方圆几百平方公里的一片水泊，连接着大青河和海河，是天津和保定之间的一条重要水上通道。
在白洋淀，习惯于水上生活的游击队员们摇着小木船，在一丛丛芦苇、一片片荷塘的掩护下，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因为游击队在胜利返航时，常把几十条小船排成“人”字形，宛如大雁在高空飞行时排成的队形，所以乡亲们亲切地把游击队叫做“雁翎队”。
1941年初夏，日军对冀中平原进行大“扫荡”，根据地变成了一片焦土，白洋淀也未能幸免。敌人在沿岸修了许多碉堡据点，又调来100多艘汽船，企图封锁和消灭游击队。雁翎队员们隐蔽在星罗棋布的苇丛中，忽东忽酉，忽聚忽散；饿了，就抓些鱼虾填肚；渴了，就捧起淀水润嗓。夜晚，衣服被露水湿透，白天，靠体温和太阳再把衣服烘干……就这样，整整过了两个月的水上“原始生活”。直到敌人“扫荡”过后，他们才从苇丛中钻出来。
炎热的夏天到了。这天拂晓，雁翎队员头上顶着荷叶，轻舟快桨地划进茂密的苇丛和荷塘中。远远望去，芦苇葱绿，荷花盛开，湖面平静如常，只有一两个渔翁悠闲地撒网捕鱼。原来，雁翎队接到情报，敌人的一艘汽船将要路过这里，他们决定在途中打一次伏击，那两个“渔翁”，就是担任望任务的侦察员。太阳偏西时，敌人的汽船开了过来。两个“渔翁”急忙躲进了芦苇丛中，队员们知道敌船来了。等敌船驶近雁翎队的埋伏点时，队长一枪打死了掌舵兵，敌船立即在水中打起转来。雁翎队一齐冲出苇塘，包围了敌船，有的射击，有的投手榴弹，船上的几十名伪军都丧了命，汽船渐渐地沉入了水底。
郭里口伪军队长佟文祥是个死心塌地的汉奸，作恶多端。 1942年的一天，佟文祥在一大群“保镖”的簇拥下，乘船到新安城开会。雁翎队得到情报，决定乘佟文祥返回时除掉他。侦察员赵 船。佟文祥在哪只船上呢?待船儿走近，赵波发现第一只船上只有两个渔民装扮的人，佟文祥的打手都在第二只船上，便放过第一只船，向第二只船发起攻击。步枪，手榴弹一阵猛打后，队员们冲上敌船，才发现佟文祥不在这只船上。藏在第一只船上的佟文祥听到后面的枪声，正以为得计，不料迎面又有一只船拦住去路。这时后面赵波的船又紧迫了上采，佟文祥忙跳入水中逃命。赵波手急眼快，砰砰两枪，佟文祥再也没有浮出水面。
1943年，根据地形势好转，雁翎队也发展壮大了。中秋节前夕，敌人满载军火物资的船队由天津开往保定。船队由100多只运输船、3只押运船组成，还有100多名日伪军护送。敌人以为这样一来，定能万无一失。岂知雁翎队已在赵北口布下了天罗地网。这天早晨，朝霞映红了半边天，雁翎队员们隐蔽在芦苇丛中，心情格外兴奋，因为他们正要迎接建队以来的最大一次战斗。
敌人的船队过来了，浩浩荡荡，一眼望不到头。队员们默默地数着：一、二、三……等到100多只运输船走过去，队长的枪声就响了。队员们按照分工一齐向3只押运船开火，敌人一下被打得纷纷落水，再想组织抵抗已来不及了。雁翎队员们驾着轻舟，飞速冲了过去，很快登上了敌船。敌河防大队长秦风祥见大势已去，只好举手投降。这次战斗只打了半个小时，干脆利落，歼敌100多人，缴枪100多支，那100多只船上的军火物资，也成了敌人送给雁翎队的“中秋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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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名中外的地道战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南侵，采取“铁壁合围”、“纵横梳篦”的清剿战术，进行灭绝人寰的“大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仅在6万平方千米的冀中平原上，就修筑据点、炮楼1783处，修公路2万多千米，挖封锁沟8878千米，把冀中平原细碎分割成2670块，形成“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戴孝，处处起狼烟”的悲惨景象。使冀中人民蒙受了巨大的战争苦难。
在无坚可守、无险可据的大平原上，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有效打击敌人，冀中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神出鬼没、出奇制胜的地道战。
河北省清苑县冉庄村，地处保定市西南30千米的冀中大平原上，位于京、津、石、沧之间。冉庄人民以其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巧妙地设计了各种工事和地道口，部署不同的作战方法，在普通的村庄，创出了不平凡的业绩，被誉为地道战模范村。聂荣臻元帅曾为此亲笔题词：“神出鬼没，出奇制胜的地道战，是华北人民保家卫国，开展游击战争，在平原地带战胜顽敌的伟大创举。地道战又一次显示出人民战争的无穷伟力。”
最初，冉庄人民为了躲避敌人的残害，人们自发地挖了单口洞，又叫“蛤蟆蹲”。这一发明，成了敌占区，尤其是近敌区的干部民兵坚持斗争的重要依托，也是地道的开始和雏形。但因汉奸特务告密，有的洞被敌人发现，受到极大的损坏。冉庄人民总结经验教训，把单口洞改成了双口洞，万一敌人发现一个洞口，洞中人员可以从另一个洞口转移出去。无论单口洞还是双口洞，毕竟只能隐蔽和防御，不能打击敌人，有时难免流血牺牲。为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民兵和群众把原先的双口洞继续加宽加长，左邻右舍的地洞互相挖通，一家连一家，一户连一户，双口洞变成了多口洞。
冉庄地道以十字街为中心，有东西南北主要干线4条，长千米。南北支线13条，东西支线11条。还有西通东孙庄，东北通姜庄的连村地道；有向东南通隋家坟和河坡的村外地道。地道全长16千米，形成了村村相连，家家相通，能进能退，能攻能守的地道网。地道的出入口设计十分巧妙，有的修在屋内墙根壁上，有的修在靠墙根的地面，还有的建在牲口槽、炕面、锅台、井口、面柜、织布机底下等处，伪装得与原建筑一模一样，使敌人很难发现。地道一般距地面2米，洞内高约1米～米，宽约米～1米，分为作战用的军用地道和供群众隐蔽用的民用地道两种。地道设有照明灯和路标，建有储粮室、厨房、厕所和休息室。为了充分发挥地道的优势，在村里各要道口的房顶上修建了高房工事，在地面修建了地堡，把地道与地面工事有机地结合起来。还根据不同的地形地物，分别在小庙、碾子、烧饼炉、柜台、墙角、墙根等处，修筑了工事、枪眼。所有这些工事都和地道相通，既能观望，又能射击和拉雷。冉庄地道战工事具有五防，即防破坏、防封锁、防水灌、防毒气、防火烧的特点。冉庄地道战工事还有“三通”和“三交叉”的特点，“三通”就是高房相通，地道相通，堡垒相通；“三交叉”就是明枪眼与暗枪眼交叉，高房火力与地堡火力交叉，墙壁火力与地堡火力交叉。形成了“天地人”三通，构成了房顶和地面、野外和村沿、街道和院内纵横交叉的火力网，组成了一个连环的立体作战阵地。
在抗日战争中，冉庄人民利用地道优势，创出了辉煌战绩，为抗击侵略者，为祖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冉庄地道战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领导抗日斗争的冀中区党委，很快发现并总结了冉庄人民群众的发明创造，于1942年1月发出文件，明确指出：冀中要开展地道斗争。紧接着，又发出一系列的文件，对挖掘地道的组织领导、技术规模等问题均提出具体要求和指导意见。规模宏大的地下工程就此展开，战争史上闻所未闻的地道战从此诞生。华北平原地区军民先在道路上挖沟，使日军的机械化部队难以行进，而根据地军民的转移却有了掩护。随着环境的恶化，敌后军民在一家一户所挖的土洞、地窖的基础上，建成户户相通的地道。后来，地道由村内相通，发展成村村相连、能打、能藏、能机动转移的巨大地道网，日军用烟熏水灌，或施放毒气，都无济于事。据统计，冀中根据地地道总长度到1944年底达12500公里，几乎比万里长城还要多一倍。 军民依托地道，人自为战，村自为战，有效地打击敌人、保存自己。地道战从此也中外驰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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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震敌胆的地雷战
地雷战始于胶东，并逐渐普及到其他根据地。其中以大泽山区的地雷战最为著名。
从1938年开始，这里就开始建立民兵组织进行游击战。起初，民兵只使用上级发下来的地雷打击敌人，后来他们又自己动手制造地雷，给敌人以重大杀伤。日军变得狡猾了，在每次行动时，总是让伪军打头阵，并使用探雷器探雷，民兵埋设的很多地雷被敌人起了出来，铁地雷不太发挥作用了。到1942年，敌人在军事上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封锁，上级很少能把地雷发下来。想自己铸造，又缺生铁。没办法，民兵们想到了大泽山区满山遍野的石头。他们就开始制造并使用石雷。
石雷的制作很简单。先找一块圆石头，在上面凿好一个口小底大的窝儿，装好炸药，然后安上拉火管。埋设时，绊线的一端系着拉火管，另一端固定起来就行了。开始时石雷的绊线多使用麻绳之类的粗线，容易被敌人发现。后来，民兵采用马尾或头发作绊线，进而又发展到利用“卡子”或胶皮的弹力把地雷拉响。
民兵创造了石雷，日军的探雷器不管用了。民兵经常在敌人必经之路上埋设绊雷，敌人被石雷炸怕了，不敢再走大路，民兵们就在敌人可能走的小路上埋石雷。有一天民兵在高家村西大路边的河滩上布下了石雷阵。拂晓，侦察员报告说敌人进山了，民兵赶紧挂好雷弦，便上了四周山头，打冷枪，引敌人上钩。敌人好像听民兵们的调遣，没走大路，专沿河滩往前走。这样一来，正好陷入民兵布下的石雷阵，给日伪军造成极大死伤。
小路上也有地雷，敌人便专走地堰、田野，有时甚至从河水里走。根据敌人行动的变化，民兵便把石雷设在地堰和田野里，还把拉火管用蜡封起来，把石雷布在河里。
在游击战的实践中，民兵逐步创造出石雷的多种用法。从拉雷、绊雷开始，逐步发展到连环雷、子母雷、前踏后响雷、水雷、胶皮雷、竹筲雷和滚雷等40余种。
地雷的埋设也有很多花样。门上设门雷，锅里设锅灶雷，鸡窝里设鸡窝雷，甚至桌子的抽屉里也布下地雷。敌人进村后，推门门炸，捉机机窝炸，翻箱倒柜也都有被炸的危险，整个大泽山区成了石雷的世界。在对敌作战时，民兵把石雷由防御武器变为进攻武器，带着地雷袭击敌人，进行飞行爆炸。有时还把地雷埋到敌人的据点里，送到敌人的操场上、饭堂里，搞得敌人惶惶不可终日。
有一次，民兵得知据点里的敌人搞了一批机器，便决定来一个飞行爆炸，夜袭敌据点。当夜，民兵挑选了18名精干的小伙子，靠近了敌人的据点，有的摸岗哨，有的扛机械，有的布设地雷，一气折腾了近一个小时，把机器全部扛了出来。当敌人发现后，民兵们早已转移，而敌人在慌乱中又踩响了据点周围的地雷。
就是这样，在整个大泽山区，民兵以麻雀战配合地雷战。只要敌人一进入根据地，便“时时枪声响，处处地雷炸”。有的伪军说：“不长铁脑袋，别再想到大泽山里去！”
在山东的其他地区，也广泛地开展了地雷战，同样取得了重大成绩。海阳民兵也以地雷战闻名于整个山东。他们根据斗争的需要，创造了10多种地雷和36多种埋雷、设雷方法，从简单的铁雷、石雷、拉雷、绊雷，发展到复杂多变的飞行雷、马尾雷、防潮雷、子母连环雷、慢性自燃雷等等；从单一的沿路埋雷，发展到村村设下“地雷宴”，门上挂雷，草堆藏雷，家家有雷，人人会布雷。在抗日战争期间，仅海阳一地，就涌现出“模范爆炸村”３个，民兵“爆炸英雄”、“爆炸大王”11名。莱芜县李念林爆炸队，在章丘至雪野的公路上埋设了８个钉子雷，一次炸死炸伤敌人30多名。沂南县在1945年５月的反“扫荡”中，共打死打伤敌人231人，其中被地雷杀伤的有97名。在平度东北杏庙村，只有百来户人家，同大田的日伪军据点仅隔一条河，该村的民兵以500个地雷摆开地雷阵，与大田之敌隔河对峙，敌人始终不敢进犯。
地雷战在各地民兵反“蚕食”斗争中发挥了巨大威力，使敌人无从捉摸，防不胜防。在普遍开展的“飞行爆炸”运动中，民兵把大量的地雷埋到敌人的交通线上和据点周围，甚至敌人的营房操场里。敌人出动时，走大路大路炸，走小路小路炸，大路小路都不敢走，去走崖头、山岭、海滩和庄稼地。然而这些地方也会响起地雷。有的地方敌人汽车出来，不得不用牛拉着石滚子在前面探路。民兵还用真假雷相结合等办法对付敌人的搜索。敌人起出假雷，真雷却立时爆炸。有一次鬼子起出几个延期爆炸地雷，带回放在桌子上，围着哈哈大笑，忽然一声巨响，被炸得血肉横飞。敌后军民还一直把地雷埋到敌人的碉堡下，常常把出发的日、伪军炸得血肉横飞，使他们心惊胆战，防不胜防。
地雷战给日伪军造成巨大的伤亡和心理震撼。伪《新民报》因此惊呼：“踏进匪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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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出鬼没的麻雀战
麻雀在觅食飞翔时，从来不成群结队，多半是一二只，三五只，十几只，忽东忽西，忽聚忽散，目标小，飞速快，行动灵活。仿照麻雀觅食方法而创造的游击战战法叫“麻雀战”。抗日战争中，根据地的民兵经常用这种战法打击敌人。
麻雀战主要在山区实行。山区地势复杂、道路崎岖，根据地军民熟悉当地情况。当日、伪军进入根据地后，他们像麻雀一样满天飞翔，时聚时散，到处打击敌人，而日、伪军则因人地生疏，只能在大道上盘旋挨打，对他们无可奈何。
1941年，日本侵略军向各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扫荡”。8月初的一天，夏日炎炎，山西太原阳曲镇尖地角村的民兵一面警戒敌人，一面参加田间劳动。
忽然，山上的一棵小树接连摇动三下，那是臁望的民兵发出的信号，告诉大家，敌人来了。
党支部书记兼民兵中队长李殿冰立即指挥田间的群众转移。随后，他带领游击小组上山，隐没在一片树丛中。
敌人的大队在沟口附近停了下来，一个骑马的军官用望远镜向山上观察，显然是怕中了埋伏。李殿冰看得真切，“叭”地一枪，把他打下了马，其他几个民兵也瞄准目标开了枪。
敌人像发疯了一样，仗着兵多枪多，吆喝着朝枪声响起的地方扑过来。可是，等敌人爬上山顶一看，连一个人影也没有。正在这时候，忽然他们的背后又响起了枪声，几个日本兵应声倒下。原来当敌人往这边山上爬的时候，游击小组已绕道转移到了对面的山上。
有一天夜晚，外出放哨的民兵向李殿冰报告，有一股敌人路过尖地角向东走去，企图不明。李殿冰判断敌人可能是去偷袭东面武家湾的八路军，便带领游击小组抄近路向武家湾跑去，想抢在敌人前头通知八路军做好准备。游击小组到了武家湾，八路军已经转移。恰在这时，另一个方向也发现了敌人，证明敌人确实是分两路来偷袭武家湾的。李殿冰急中生智，立即带领游击小组登上大路旁的一座小山。等敌人一到，他们就向两边的敌人同时射击。两边的敌人都以为碰上了八路军，便展开队形向山上进攻。游击小组乘机溜下山去，让两边的敌人互相对射。打了半个多小时，两股敌人才发现是自家人打自家人，闹了一场误会。
1943年，敌人又发动了一次大“扫荡”。李殿冰和民兵用地雷战和“麻雀战”相结合的方法，杀伤了不少敌人。恼羞成怒的敌人从山上搜捕了20多个群众，把他们带到村里的打谷场上拷问，要他们供出即民兵的去向。游击小组又秘密接近了村边，“砰!砰!”几枪，撂倒了敌人的指挥官和翻译。气急败坏的敌人，朝打枪的方向蜂拥而来，追了半天还是一个人影没见着。敌人无可奈何，只好撤回据点。李殿冰乘机派出许多游击小组，沿途用冷枪杀敌，打得敌人一会儿趴下，一会儿行走，一路上提心吊胆，狼狈不堪。尖地角村的民兵们，就用这种办法，打得敌人一筹莫展，日、伪军好像被打瞎和打聋的野兽一样，虽然疯狂地乱扑，终究被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胜因浅析(1)
毛泽东指出：抗日游击战争“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只要想一想抗日游击战争在中国民族解放命运上的历史意义，就会知道的。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就其特殊的广大性和长期性说来，不但在东方是空前的，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可能是空前的。”的确如此，中国人民以落后的武器装备打败经济实力和军事装备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是中国人民在近代第一次完全战胜外来侵略者的战争，创造了半殖民地弱国打败帝国主义强国的奇迹。这一惊天动地的伟业，使中华民族一洗耻辱，在世界上展示了新的形象。中华民族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重大贡献，使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这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通过对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全景式展示，事实胜于雄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历史功绩实际上已无须赘述。但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游击战得以成功的深层原因以及基本经验，有必要进行深入思考，因为它是中华民族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世代铭记、发扬光大。
一、确立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带来的苦难实在太深重了。在近代中国，哪一种政治力量能够带领人民最坚决而又成功地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把祖国从危难的深渊中拯救出来，谁就能取得人民最真诚的信任和拥护。事实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把广大民众充分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凝聚成一股任何外国侵略者都无法战胜的巨大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历史洪流中纯熟地驾驭局势，始终清醒地指明夺取胜利的正确方针和办法。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抗日战争领导核心，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地高举抗日的旗帜，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凝聚和各派抗日力量；还在于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日路线，依靠、发动和组织起人民群众的抗战；还在于中国共产党坚持持久的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把它领导的军队和亿万爱国群众结合起来，进行了一场在中国近代史上从来未曾有过的大规模的人民战争，为中华民族找到了一条惟一正确的途径。
没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就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把亿万人民动员了起来，组成浩浩荡荡的人民抗日大军，克服了投降###内战的危险，使国共合作和抗日战争得以坚持下去，直至取得战争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巨大生命力，我们可以从1944年毛泽东在给南下支队干部的一次讲话中找到答案：“国民党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中国人民要解放，中国要得救，只有共产党才有办法。全国老百姓都仰望着我们。”他在这次讲话中以柳树和松树来生动地譬喻共产党员的机动性和原则性，他说：共产党员好像柳树一样，到处插下去就可以活，长起来。但柳树也有缺点，容易顺风倒，所以还要学松树，挺而有劲。柳树有机动性，松树有原则性，柳树可亲，松树可靠，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可亲、要可靠。”
中国抗战的历程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是全民族利益最坚定的维护者，是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党在敌后的艰苦条件下，广泛发动、组织和武装以农民为主力的各阶层群众，开展游击战，使日本侵略者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对敌作战万次，消灭日、伪军万人。党在抗战中发展为有120多万党员的大党，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260多万人，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
抗日战争使越来越多的人从八年抗战的无数事实中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到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奔集到它的旗帜下来。到抗战胜利到来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已远非抗战开始时的状况所可比拟的了。这种影响为夺取整个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拥有一支集中代表中华民族觉醒的政治力量的先驱和凝聚核心的人民军队，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基础。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子弟兵——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不断打击敌人，粉碎敌人对敌占区强化治安的各种阴谋，牵制了侵华敌军百分之六七十和伪军百分之九十以上，成为抗日战争的尖兵和主要武装力量。同时在敌后开辟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组织人民自卫武装，发展生产，开展文化教育工作，不仅有力地支援了战争，保卫了人民生命财产，而且积蓄了力量，培养了干部，丰富了经验，为以后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准备了一定的条件。新四军是党所领导的与八路军齐名的抗日战争的主力。它战斗在长江两岸，开辟了华中抗日根据地，深入敌人心脏打击敌人，在地区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地位。所领导的人民子弟兵——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不断打击敌人，粉碎敌人对敌占区强化治安的各种阴谋，牵制了侵华敌军百分之六七十和伪军百分之九十以上，成为抗日战争的尖兵和主要武装力量。同时在敌后开辟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组织人民自卫武装，发展生产，开展文化教育工作，不仅有力地支援了战争，保卫了人民生命财产，而且积蓄了力量，培养了干部，丰富了经验，为以后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准备了一定的条件。新四军是党所领导的与八路军齐名的抗日战争的主力。它战斗在长江两岸，开辟了华中抗日根据地，深入敌人心脏打击敌人，在地区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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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因浅析(2)
一九四五年四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其《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由于国民党政府在南方各根据地内的残酷的摧毁、万里长征的消耗和其他原因，到抗日战争开始时，数量减少到只剩几万人。于是有些人就看不起这支军队，以为抗日主要地应当依靠国民党。但是人民是最好的鉴定人，他们知道八路军新四军这时数量虽小，质量却很高，只有它才能进行真正的人民战争，它一旦开到抗日的前线，和那里的广大人民相结合，其前途是无限的。人民是正确的，当我在这里做报告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已发展到了九十一万人，乡村中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发展到了二百二十万人以上。不管现在我们的正式军队比起国民党现存的军队来（包括中央系和地方系）在数量上要少得多，但是按其所抗击的日军和伪军的数量及其所担负的战场的广大说来，按其战斗力说来，按其有广大的人民配合作战说来，按其政治质量及其内部统一团结等项情况说来，它已经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
毛泽东还对人民军队的先进性给予高度评价：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惟一的宗旨。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有一个很好的内部和外部的团结。在内部——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之间；在外部——军民之间，军政之间，我友之间，都是团结一致的。一切妨害团结的现象，都在必须克服之列。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有一个正确的争取敌军官兵和处理俘虏的政策。对于敌方投诚的、反正的、或在放下武器后愿意参加反对共同敌人的人，一概表示欢迎，并给予适当的教育。对于一切俘虏，不许杀害、虐待和侮辱。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战略战术。它善于按照变化着的具体条件从事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也善于作运动战。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政治工作，其任务是为团结我军，团结友军，团结人民，瓦解敌军和保证战斗胜利而斗争。
在这个宗旨下面，在游击战争的条件下，全军都可以并且已经是这样做了：利用战斗和训练的间隙，从事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达到军队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之目的，借以克服经济困难，改善军队生活和减轻人民负担。在各个军事根据地上，也利用了一切可能性，建立了许多小规模的军事工业。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有人民自卫军和民兵这样广大的群众武装组织，和它一道配合作战。在中国解放区内，一切青年、壮年的男人和女人，都在自愿的民主的和不脱离生产的原则下，组织在抗日人民自卫军之中。自卫军中的精干分子，除加入军队和游击队者外，则组织在民兵的队伍中。没有这些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它将自己划分为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两部分，前者可以随时执行超地方的作战任务，后者的任务则固定在协同民兵、自卫军保卫地方和进攻当地敌人方面。这种划分，取得了人民的真心拥护。如果没有这种正确的划分，例如说，如果只注意主力兵团的作用，忽视地方兵团的作用，那末，在中国解放区的条件下，要战胜敌人也是不可能的。在地方兵团方面，组织了许多经过良好训练，在军事、政治、###各项工作上说来都是比较地更健全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打击敌人，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借以配合各个解放区正面战线的作战，收到了很大的成效。
朱德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在《论解放区战场》总结抗战的经验时通过对比国民党军队，生动地揭示人民军队的先进性：国民党军队去年在河南大败，有人检讨经验，认为失败的原因是由于五不和，即军与军不和，官与兵不和，军与政不和，军与党不和，军与民不和。这是很对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队，到处不和，八路军、新四军，到处有“人和”，这是根本的区别。这支代表中国人民力量的军队，这个中国人民力量的精华，其前途是不可限量的。这个力量将永远与伟大的中华民族共存，将永远和中国人民在一起，战胜日寇，战胜一切妨碍中国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障碍物。
三、实行全民族的即人民战争的抗战总路线，是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毛泽东在其《论联合政府》中谈到抗战总路线时指出：“一切为着前线，一切为着打倒日本侵略者和解放中国人民，这就是中国解放区全体军民的总口号、总方针。这就是真正的人民战争。只有这种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民族敌人。”抗日战争是一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利益于共产党一贯倡导的全民族抗战路线，从而陷日本侵略者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不能自拔。因此，抗日战争特别是敌后游击战争说到底是一个动员和组织人民参加战争的问题，其基本点是使军队与人民群众密切结合。赢得人民和赢得胜利，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只有代表人民才能动员人民，只有动员人民才能争取抗战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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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因浅析(3)
朱德在《论抗日游击战争》中从抗日游击战的本质深入分析了实施人民战争的必然性和必要。指出：抗日游击战争，本质上是抗日的群众运动，不过它是群众抗日斗争的一种最高方式罢了。离开了群众，就根本谈不上抗日游击战争，而抗日游击战争的全部秘密就在乎它是一种群众运动，一种群众抗日自卫的武装斗争方式。
敌后抗日战争的实践使周恩来深刻地感受到：“军队与游击队是鱼，而人民是水。”这个比喻是最正确不过的。
1943年1月26日，邓小平在《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一文中对要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敌后抗战坚持全民抗战的也有深刻论述：敌我斗争的胜负，决定于人民，首先是敌占区人民的态度。人民即使反对敌人而对我中立，也只是便利了敌人。所以我们要有正确的政策，不仅根据地的政策要正确，尤应在敌占区、游击区要有一套明确的政策，否则发生错误，易为敌所乘，而敌人则恰恰善于利用我们的弱点以弥补其在中日矛盾中的基本弱点。经验证明：过去有一时期因为我们政策错误，敌占区人民对我采取中立乃至反对态度，给了敌人以很大发展。经验又证明：敌占区工作不开展，根据地也要退缩；游击区不能坚持，不仅根据地要退缩，而且失却了向敌占区前进的有利阵地。经验还证明：在敌占区、游击区采取简单生硬的办法，是必然失败的，而必须照顾那里的环境，一切为保护人民利益打算，提出恰当的对敌斗争方法，才会得到人民拥护，也才能取得胜利。经验尤其证明：谁关心人民的问题，谁能帮助人民想办法去和敌人斗争，保护人民利益，谁就是群众爱戴的领袖。使之适用于自己的工作环境。这将成为今后克服严重困难，取得抗战胜利与战后建国的重要保障。
长期从事平原游击作战的徐向前深有体会地说：“人民的力量是最伟大的力量，也只有这伟大无比的活动的人的力量、是日寇无法战胜的力量。我们要在平原地开展游击战争，就必须把广大的人民造成人山。……千难万难，依靠群众就不难，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冀南平原游击战争胜利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
四、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及其游击作战原则，是夺取抗战彻底胜利的科学指南。
早在抗战爆发之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十分清醒地认识到，抗日战争必将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面对强大的敌人，共产党领导的当时还非常弱小的军队只是支队性质，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作用。因此，必须采取隐藏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将军事战略实现由过去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转变为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主的转变。红军实施这种战略转变，并不能为每个人所够接，毛泽东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他指出：“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为此缘故，在全国的数百万正规军中间，至少指定数十万人，分散于所有一切敌占地区，发动和配合民众武装，从事游击战争，是完全必要的。被指定的军队，要自觉地负担这种神圣任务，不要以为少打大仗，一时显得不像民族英雄，降低了资格，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游击战争没有正规战争那样迅速的成效和显赫的名声，但是“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在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中，游击战争将表现其很大的威力，实在是非同小可的事业。”
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得到了他的部下高度认同，并在自己的战争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邓小平在其《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中结合战争实践深刻地认识到：“在对敌斗争中，要掌握住持久战与敌强我弱的特点。……所以我们的原则应是削弱敌人，保存自己，隐蔽积蓄力量，准备反攻。过去我们对此原则认识不够，常常发生暴露自己的错误，每次暴露的结果，都遭到敌人的报复或破坏，吃亏很大。今后在一切方面都要注意不暴露，善于隐蔽地从各方面积蓄力量，要使敌人看不起我们，要善于采取一切方式去麻痹敌人。惟有如此，才能积蓄起力量，也才能打到敌人的痛处。敌人也很注意隐蔽问题，如敌110师团的文件即曾提出‘不震荡敌久，不刺激敌人，突然的跃进’的策略，实际上也是这样做，而收到了效果(如每次“扫荡”、蚕食前的准备)，故我们一方面要隐蔽自己，一方面也要善于发现敌人。”
吕正操在1940年3月4日召开的八路军总直属队干部会上总结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经验时突出强调指出：“战略方针是长期的、持久的，不急于一时的胜利。”
家朱德1939年，他总结八路军抗战两年来的经验教训时深有感触地说：“凡是采用灵活的战略战术的战役和战斗，我们大致就能胜利；凡是单纯防御或盲目进攻，就会遭受失败。事实完全证明，只有争取主动就利避害的机动战才能致敌人于死命。
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作为红军对日作战的战略指导方针，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依据对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我军所处的环境及面临任务的全面考察与深刻认识所作出的正确决策，它是建立在以下问题的深入思考之上的：（一）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敌强我弱态势明显。（二）动员、组织民众抗战是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国民党政府惧怕民众，因而不敢也不愿意放手发动民众。充分发动群众，实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这一伟大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身上。（三）国民党是执政党，有数百万受过正规训练的军队，武器装备也较共###领导的红军先进许多，因此正面战场的抗战任务宜由国民党军队担任。红军武器装备差，数量有限，又缺乏大规模现代化战争的经验，与日军正面硬拼，不起多大作用。但红军善长于打游击战。因此，以游击战争为中心的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宜由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担任。（四）在统一战线旗帜下配合作战，国民党军队以正规战为主，红军以游击战为主，这可以带来四方面的好处：一是可使全国形成一个完整的战场，足以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二是国共两方军队可发挥各自的特长；三是国共双方可避免或减少磨擦，有利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四是即使正面战场失败，不能坚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仍可持续下去，直到取得最后胜利。（五）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国共两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配合作战，共御外侮，由内战时期的敌对关系转变为合作关系。但这种合作关系只限于解决民族矛盾这一层含义，从国内阶级矛盾上讲，国共两党的这种对立并没有因为民族矛盾的突出而消失。在同日寇进行殊死战斗的同时，共产党人不能不十分警觉地考虑来自国内反动势力的挑战，为民族存亡计而确保自己的生存。“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留给共产党人的血的教训。
胜因浅析(4)
可见，坚持独立自主，是共产党在当时所处的国内环境并对以往教训进行深刻反思后所能作出的惟一正确的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正是在上述英明的军事战略指导下，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
总之，抗日战争作为一场战争尽管成为历史，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战的成功经验具有长远的借鉴意义，它向每个中国人昭示：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保证，爱国主义永远是中国人民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落后就要挨打，一个国家和民族，要想捍卫自己的独立主权，维护自己的尊严，必须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建立强大的国防；加强军队党的建设，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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