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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来自一个共同的家乡，一个位于苏北的小镇。
因此，我对他，早就有着特别的厚望、特别的期待。
上个世纪80年代，他考入苏州大学中文系。我正好执教他们的教育学课程和选修课《大学生与现代社会》。我是留校任教，他们那一届学生与我年龄相差不大，课堂上是师生，课后则是朋友，经常一起打球、交流。我的一些书稿，他们也帮助誊抄。说实话，那个时候，也许出于教师的职业良心，也许由于自己聚精会神于事业，我对所有的学生一视同仁，对他没有任何特别的关注与关照。
1987年，他大学毕业，回家乡工作了，在一所中学教书。过了一段时间，他来信倾诉了他的苦恼：在家乡结婚生子了，小日子也过得不错，但难道自己这一生就要这样平平庸庸地度过吗？
我告诉他，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差不多同时，不到30岁的我被破格评为副教授，成为江苏省最年轻的副教授，不久就开始招收研究生。我告诉他，可以试一试。
于是，他开始备战。专业问题不大，外语却丢得差不多了。他在高中教语文，升学的压力也很大，但是他的决心更大。时间不够，他甚至请了病假复习应考。
1995年，他正式成为我的硕士研究生。那几年，我开始主持苏州大学教务处的工作，但是对这些学生的指导一直没有放松。我建立的苏州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和苏州市青少年心理咨询中心的工作也让他参与其中。毕业时，苏州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也就自然地把他留了下来。
1999年，我开始招收教育哲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他又成为我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是师生关系问题。我一直认为，教师是整个教育过程中最关键的要素。谁站在讲台前，谁就决定教育的品质，决定孩子的命运。而师生关系，是教育过程中最重要的关系，尊其师，才能信其道；爱其师，才能乐其课。
这些年来，他一方面在学校从事心理咨询工作，成为在国内小有名气的心理咨询师；一方面办了一个培训机构，培训心理咨询师。他有经营的天分，也有公益的情怀，汶川地震后，他和他的朋友一直参与灾后的心理救助工作，2015年还专门为灾区的学校义务培训数十位心理教师。
这次新华的著作《教育中的积极心理学》出版，就是在他的多年实践和诸多讲稿的基础上修订而成。
在书中，他为教师介绍脑科学的知识，讲如何慧眼识人，如何积极投入，如何播种幸福，如何快乐生活，如何保持心理健康，如何陪伴学生成长，如何增强个人影响力，如何书写生命传奇。
在书中，他分析了教师的常见困惑与对策，如追求完美与追求幸福，纠错教育与长善救失，网络沉迷与沉浸体验，学生早恋与性别认同，离异家庭与替代客体，抑郁情绪与解释风格，考试焦虑与考试意义，心理免疫与身心健康，人际资源与复原力训练，等等。
他告诉教师，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存在着两股抗争的力量：积极力量（好奇、幽默、善良等）和消极力量（愤怒、怨恨、自卑等）。这两股力量就像太极中的阴阳两极，此消彼长。所以，作为教师，应该学一点积极心理学的知识，努力给自己注入积极的正能量，做一个幸福完整的人。
这本书出版，新华希望我写一点文字。说实话，我一开始是不太愿意的。我对他说，我只希望为你的新教育著作写序。我一直期待，作为我的弟子，他能够深入参与到新教育的事业中来。
他一直不放弃。我也一直不动笔。
不久前，他发来了书的封面。他说，书很快就要付印了，还是希望我写一个推荐的序言。
我还是心软了。作为他的老师，我知道他的努力与他的纠结。他有本职工作，也有多方面的才能，但精力毕竟总是有限的。我知道他在纷繁的事务之余，也尽可能参与新教育的工作，为新教育的教师讲授积极心理学，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做着贡献，甚至做得并不比我的其他学生少，但是，人无完人，学无止境。或许正是因为有着特别的厚望、特别的期待，因此在我的所有学生中，他成了挨批最多的人。同样，这一本积极心理学的普及读物，无论是观点还是内容，都还有不少有待完善之处。
也正因如此，我还是期待新华能够继续努力，把积极心理学的成果更多地运用于新教育的事业，帮助更多的教师和学生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相信这样的积极行动，也会助力于自身成长。
（责任编辑：黄常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