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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今天的埃及人再以阿蒙神为尊，意大利人再以罗马人为祖先，不过是徒增笑料；因为现代埃及人早已从人种上替代了古埃及人，现在的意大利人也是日耳曼人的后代，与古罗马无关。这些东西看来早已成常识，但是如果告诉你今天的“中国人”以复兴“华夏文明”为己任，而且还以一百多年前被草草发明出来的“中华民族”这个概念自居，许多人又情不自禁地被特意植入的感情所迷惑，正所谓“缟素不能自分于缁墨”。
现在，无数考古证据已经充分证明“华夏文明”具有鲜明的外来性质：西亚文明分为两路，一路由中亚进入黄河流域，一路由南亚进入巴蜀地区，并且各自发展成独立的文明体系。传入的途径不同导致最后的结果也明显不同：由南亚传入巴蜀地区的文明技术主要为青铜冶炼和农作物种植，典型代表就是迴异于中原文明的巴蜀三星堆文明。这一支传入的文明以物质生产为主，吸收了南亚的文明生态位和地理环境因素，因此从三星堆文明中我们可以看到精美的青铜器和大型的人口聚集区。但是，国家暴力组织的发育不全是这一支文明的“阿喀琉斯之踵”，加上南亚到四川盆地的技术输入路线远不如中亚地区到黄河流域通畅，因此为以后被北方吞并埋下祸根。
璀璨的南方文明之珠——三星堆文明
与三星堆文明不同，中亚到黄河流域的技术输入路线接连带来了中原文明兴盛的数个重要技术：
一是小麦，甘肃的民乐是最早被发现种植小麦的地方，而世界上所有可被人类种植并有效食用的小麦都起源于西亚，这一重要发现无疑暗示了支撑粮食作物匮乏的中原文明得以追赶上农作物产量高的南方的小麦的最终来源；
二是战车技术，战车技术同样最先起源于西亚，由中亚的游牧民族学会之后再传入中原。殷商从西方入主中原凭借的就是无往不利的战车，宗周灭商，周人和鬼方组成的联盟同样用战车击败殷商的部队，而这个击败殷商的联盟也是出现在殷商的西面，说明了与中亚技术输入路线的密切联系；
三是文字，西亚的楔形文字在公元六千多年前被创造，然后从中亚传入黄河流域，在公元前三千三百多年左右由殷商使用并形成甲骨文。“仓颉造字”的伪说最早直至春秋战国时期才被提出，明显不足为据。
这些技术的出现是文明由部落形态向国家形态转变的重要标志，而且中亚的技术输入路线具有鲜明的暴力特征，殷商入主中原（所谓的“夏王朝”不过是原始的部落联盟）和武王伐纣都是中亚民族自西向东的武装殖民，剧烈的暴力冲突刺激了中原文明的国家暴力组织逐渐发育，而粮食作物产量不高的北方势必会不断南下进夺取产粮区。
中亚的技术输入路线对于华夏文明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苏轼的“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道出了其中的秘诀：春秋战国时期，秦国与赵国争先恐后向中亚汲取技术，其中以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最为有名，这两个西北大国靠着接近中亚的技术路线，成为了战国末期仅存的两个同等级别的对手，而南方的楚国和东方诸国沦为陪衬。秦三世而亡之后，汉朝统一了华夏世界，在技术上依然落后于当时的匈奴，当汉武帝看到汉朝使臣带回来的匈奴宝刀“径路”之后大惊失色，因此不得不派遣张骞“凿空”西域获取精钢的冶炼技术，匈奴对汉朝保持技术优势的原因就在于匈奴可以通过中亚的技术输入路线获得西亚地区高潮的冶炼产品。与此同时匈奴的另一大技术优势就是育马：优良的马种必须通过科学的育种才能获得，这种技术又是东亚地区农耕文明显然不能自己独立掌握的，汉武帝寻求“汗血宝马”的过程就可以看作东亚农耕文明经中亚向西亚文明学习育马技术，否则仅凭有限的马匹在与当地马种的交配繁殖一两代之后就会丧失品种优点。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西亚的侵入者从殷商到宗周，终于形成了较为独立的华夏文明，在春秋战国时期走向成熟，最终形成了大一统帝国秦、汉两朝，最后亡于五胡乱华。这一阶段可以视作古典中国由崛起到兴盛再到走向衰落的时期。梁元帝无助地向世人呐喊道：“文武之道，今夜尽矣。”这标志着汉魏帝国道统的正式灭绝，华夏世界完成了成为冬虫夏草的纵身一跃。
隋唐帝国鲜明无疑的胡人血统完成了文化意义和人种意义上的顶替，关陇贵族集团再次扮演了殷商、宗周、秦赵的角色，把控着中亚技术输入路线来攻取江南产粮区和税收区。尽管隋唐帝国愿意接受华夏文明的洗礼冒名汉姓，但是唐太宗对于“天可汗”称号的青睐则无疑流露出胡人草原逐鹿的天性，与以后清帝国的中亚、关内十八省的双元统治不同，此时的胡人依然视汉人的皇帝为最高贵的桂冠。蛮族的阑入挽救了垂死的华夏文明，如同为罗马帝国末期戍卫不列颠尼亚和日耳曼森林的蛮族军团一样，被中原和江南的税收收买的蛮族雇佣兵热忱地与华夏世界的周边强国如高句丽、吐蕃和阿拉伯的阿拔斯帝国奋勇作战，直至“埋没随百草，露骨青海头”，迈出了古典中国做梦也不曾想过的一大步。
唐帝国的蛮族雇佣军——回鹘军团
西罗马帝国末期的日耳曼蛮族雇佣军团
中亚技术路线催生了一大批闻名中古的陆地城市，这些城市扮演了后来海洋技术路线催生出来的阿姆斯特丹、拿骚、波士顿、孟买、新加坡、长崎和泉州的角色，这些城市就是大马士革、巴格达、利沃夫、撒马尔罕和于阗等。最后一波中亚技术输入的高潮就是蒙元帝国的崛起，它攻灭了南宋，但是为同样自唐朝藩镇割据后就逐渐衰落的华夏文明带来了海量的技术输入，天文学（回回历）、军事技术（回回炮，阿拉伯火器）、数学（《四元玉鉴》）均出现了突飞猛进的进步，这场外来技术的输入造成的震荡在明朝还有余力。但是蒙元帝国本身就吸收了欧洲和近东地区的先进技术，追随蒙元的士兵囊括了基督徒、伊斯兰教徒，在见识了世界其它地区成熟文明之后的蒙元帝国自然不会对华夏文明产生热情。冬虫夏草一般的华夏文明为蛮族所追捧，又为蛮族所抛弃，标志着蛮族中国的终结。
明朝的出现表面上是华夏文明重新夺回了东亚地区的主导权，实际上标志着华夏文明凝结核的解体。朱元璋从最卑微的角色一跃成为华夏世界的主宰，本身就说明了华夏文明的士族阶层整体的萎靡，此后朱元璋在全国实行亚述式的大流放，摧毁各个地区的儒式大家族所带来的潜在威胁，在暂时确保了明帝国政权统治的同时也为明帝国的覆灭埋下了祸根；在经济上摧毁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因为任何经济上的进步都会危及明帝国的统治，终明一代与倭寇的长期战争就是中央集权统治与富裕地区的内战。明朝北方边界的内缩与“天子守国门”的尴尬在于，明帝国知道控制中亚技术输入路线的益处，但是技术输入带来的负面效果也会危及华夏文明本身的正统性，因此它选择了坐困东亚，向西南进军夺取土司手中的未开发地带扩大税源，然后供养大批的军队对抗日益强大的北方强敌。此时随着大航海线路的开辟导致中亚技术输入路线的衰落和海上技术输入路线的崛起，对于葡萄牙火枪和佛郎机火炮的依赖使明帝国意外地为今后统治华夏的女真部落充当了海洋技术输入路线在东亚的落脚点，当女真人击溃明军获得欧洲火器在东亚的仿制版之后，明帝国旋即跌入深渊。
明末重要的攻城武器——红衣大炮，原名为红夷大炮，源自荷兰东印度公司
清帝国继承了蒙元帝国的衣钵，完成了双元中国的角色转换。清朝皇帝一面以中国皇帝的身份统治关内十八省，利用江南的粮食与税源供养八旗精锐士兵，而汉人组成的绿营不过是伪军和治安部队的另一种称呼；另一方面清朝皇帝必须以可汗的身份威慑蒙古诸部和内亚民族，清朝与蒙古、吐蕃和西域的关系从来不同于关内十八省一样的被统治关系，而是基于草原规则建立起来的联盟。平定大小金川、屠灭准噶尔和收复尼布楚的重要性远超过夺取台湾，前者事关内亚可汗的身份，后者若没有海洋路线作为倚靠，其重要性不会超过红溪的华人，无需中央朝廷操心。
满清双元中国的终结必须归功于“帝国主义”在广州、香港和上海建立的一系列贸易自由市以及日本的崛起，他们为汉族革命者们提供了革命基地和资金技术支持，华夏文明终于摆脱了中亚技术输入路线带来的北部压力，通过更为便捷的海洋贸易路线便可对抗内亚的侵略者。但是，内亚帝国的长期占据带来了大一统集权统治的劣质基因，使华夏子民们无法像自由世界的人们那样拥抱自由的海洋和宪制，而是再次走向内亚征服者的历史轨迹进行大一统战争。海洋文明的宪制无法提供大一统集权统治的内在动力，因此华夏子民吸收了列宁主义的组织资源，走向了世界文明的歧途，列宁中国诞生了。
混乱而缺乏方向的革命
如果没有苏联的插手，颟顸的广州革命政府显然无法发动全民总体战来摧毁北洋军阀；联省自治本来是华夏文明凝结核自我修复的难得机会，结果孙中山饮鸩止渴地引入苏式列宁政党架构重组国民党，坚持国族主义的国民党只是共产党的0.5版本，因此注定会输给比国民党更加列宁的中国共产党。列宁式的组织结构就是摧毁社会凝结核，创造出一个没有中间阶层、只有严密的统治机器和散沙化平民的费拉社会。如果没有八十年代初美国、英国、法国、西德和日本对华夏文明大力的技术输入和资金援助，华夏文明注定会在1979年以后要么成为苏联的加盟国之一，要么提早进入崩溃。
伊战黄金十年给了华夏世界最后的转型机会，现在的TPP-TISA-TTIP三协议标志着威尔逊世界已经永远对其关上了大门。随着福山预言的“历史的终结”被证伪，西方文明世界内部共同体的问题愈演愈烈，西欧难民问题和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的军事冒险构成了对自由世界的新的挑战；新罗马帝国只有克服了自身共同体边界的问题，才能真正走向世界帝国之巅。在这个过程中，由伊拉克、叙利亚自由军和库尔德武装组成的铁三角会遏制住西进的IS政权导致其被迫东移，侵入到东方那两个只剩下躯壳的庞大国家。
川普，共识政治瓦解的标志
新世界的战争正在酝酿当中，IS正在实践他们“大比丘决战”的炙热信条；战场将从底格里斯河的河畔一直延伸到波多马克河，波士顿、伦敦、巴黎和布鲁塞尔已经成为前线。这场战争也会碾碎旧世界的帝国，如果华夏世界最终不免于白莲教、张献忠和义和团式的命运，那么唯一的机会就是抢在洪水到来前发明新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必须要跳出华夏文明历史周期的诅咒，建立一个多国文明体系的新世界——诸夏。东亚的土地上曾经有着广泛而繁荣的独立的多个文明共同体，如巴蜀、吴越、百越、夜郎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文明共同体在经历漫长的大一统统治之后虽然已经残破不堪，但是文明的种子依然在冬眠之中，因为能够唤醒他们的只有拥有自由灵魂的人；不是民族创造国家，而是国家发明民族。如果有一群渴望自由的人希望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共同体，他们就会回顾过去重新拾起被抛弃的身份，用一个新的信条去号召人们。这是一场赌上整个东亚未来命运的赛跑：是跌入旧的华夏文明历史周期的困境，还是迎来新的诸夏世界文明的救赎，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要面临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