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鲁迅的名言之中国知识分子篇
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
世间大抵只知道指挥刀所以指挥武士，而不想到也可以指挥文人。
这是中国的老例，读书人的心里大抵含着杀机，对于异己者总给他安排下一点可死之道。
其实是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的。
文界的腐败，和武界也并不两样，你如果较清楚上海以至北京的情形，就知道有一群蛆虫，在怎样挂着好看的招牌，在帮助权力者暗杀青年的心，使中国完结得无声无臭。
所以含血喷人，已成了中国士君子的常经，实在不单是他们的识见，只能够见到世上一切都靠金钱的势力。
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再问问看，要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见于《红楼梦》上的所谓“病笃乱投医”了。
“不相信”就是“愚民”的远害的堑壕，也是使他们成为散沙的毒素。然而有这脾气的也不但是“愚民”，虽是说教的士大夫，相信自己和别人的，现在也未必有多少。
中国的有一些士大夫，总爱无中生有，移花接木的造出故事来，他们不但歌颂升平，还粉饰黑暗。
文人不应该随和；而且文人也不会随和，会随和的，只有和事老，但这不随和，却又并非回避，只是唱着所是，颂着所爱，而不管所非和所憎；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Hercules）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Antaeus）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
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
中国士大夫之好行小巧，真应“大发感慨”，明即以此亡。而江浙尤为此种小巧渊薮。
……以文笔作生活，是世上最苦的职业。《致宫竹心/1921年8月26日》，《全集11》P393
文学家容易变化，信里的话是不大可靠的，……《致王志之/1933年1月9日》，《全集12》P139
昔之诗人，本为梦者，今谈世事，遂如狂酲[1]；诗人原宜热中，然神驰宦海[2]，则溺矣。
我与中国新文人相周旋者十余年，颇觉得以古怪者为多，而漂聚于上海者，实尤为古怪，造谣生事，害人卖友，几乎视若当然，而最可怕的是动辄要你生命。但倘遇此辈，第一切戒愤怒，不必与之针锋相对，只须付之一笑，徐徐扑之。
继杨杏佛[3]而该死之榜[4]，的确有之，但弄笔之徒，列名其上者实不过六七人，而竟至于天下骚然，鸡飞狗走者内智识阶级之怕死者半，盖怕死亦一种智识耳，孔子所谓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5]也。而若干文虻（古本作氓），趁势造谣，各处恫吓者亦半。一声失火，大家乱窜，塞住大门，踏死数十，古已有之，今一人也不踏死，则知识阶级之故也。是大可夸，丑云乎哉？
然而中国环境，与艺术最不利，青年竟无法看见一幅欧美名画的原作，都在摸暗弄堂，要有杰出的作家，恐怕是很难的。至于有力游历外国的“大师”[6]之流，他却只在为自己个人吹打，岂不可叹。
多伤感情调，乃知识分子之常，我亦大有此病，或此生终不能改；杨邨人[7]却无之，此公实是一无赖子，无真情，亦无真相也。
但是“作家”之变幻无穷，一面固觉得是文坛之不幸，一面也使真相更分明，凡有狐狸，尾巴终必露出，而且新进者也在多起来，所以不必悲观的。
中国的文坛上，人渣本来多。近十年中，有些青年，不乐科学，便学文学；不会作文，便学美术，而又不肯练画，则留长头发，放大领结完事，真是乌烟瘴气。假使中国全是这类人，实在怕不免于糟。但社会里还有别的方面，会从旁给文坛以影响；试看社会现状，已岌岌不可终日，则叭儿们也正是岌岌不可终日的。它们那里有一点自信心，连做狗也不忠实。一有变化，它们就另换一副面目。
上海的文场，正如商场，也是你枪我刀的世界，倘不是有流氓手段，除受伤以外，并不会落得什么。
所谓上海的文学家们，也很有些可怕的，他们会因一点小利，要别人的性命。但自然是无聊的，并不可怕的居多，但却讨厌得很，恰如虱子跳蚤一样，常常会暗中咬你几个疙瘩，虽然不算大事，你总得搔一下了。这种人物，还是不和他们认识好。我最讨厌江南才子，扭扭捏捏，没有人气，不像人样，现在虽然大抵改穿洋服了，内容也并不两样。其实上海本地人倒并不坏的，只是各处坏种，多跑到上海来作恶，所以上海便成为下流之地了。
所谓文坛，其实也如此（因为文人也是中国人，不见得就和商人之类两样），鬼魅多得很，不过这些人，你还没有遇见。如果遇见，是要提防，不能赤膊的。
智识分子，性质不好的多，尤其是所谓“文学家”，左翼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刻变化，甚而至于卖朋友（但蓬子未做这事），作为倒过去的见面礼。这大约是各国都有的事。但我看中国较甚，真不是好现象。
上海也有原是作家出身的老板，但是比纯粹商人更刻薄，更凶。《致孟十还/1934年12月6日》，《全集12》P583
我觉得文人的性质，是颇不好的，因为他智识思想，都较为复杂，而且处在可以东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坚定的人是不多的。
如果已经开始笔战了，为什么要留情面？留情面是中国文人最大的毛病。他以为自己笔下留情，将来失败了，敌人也会留情面。殊不知那时他是决不留情面的。
上海之所谓“文人”，有些真是坏到出于意料之外，即人面狗心，恐亦不至于此，而居然摇笔作文，大发议论，不以为耻，社会上亦往往视为平常，真大怪事也。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8]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自己一面点电灯，坐火车，吃西餐，一面却骂科学，讲国粹，确是所谓“士大夫”的坏处。印度的甘地[9]，是反英的，他不但不用英国货，连生起病来，也不用英国药，这才是“言行一致”。但中国的读书人，却往往只讲空话，以自示其不凡了。
文人学士之种种会，亦无生气，要名声，又怕迫压，那能做出事来。《致曹靖华/1936年2月29日》，《全集13》P321
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而中国的读书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所以真是无法可想。
冷箭是上海“作家”的特产，……这爱放冷箭的病根，是在他们误以为做成一个作家，专靠计策，不靠作品的。所以一有一件大事，就想借此连络谁，打倒谁，把自己抬上去。殊不知这并无大效，……
这里的有一种文学家，其实就是天津之所谓青皮[10]，他们就专用造谣，恫吓，播弄手段张网，以罗致不知底细的文学青年，给自己造地位；作品呢，却并没有。真是惟以嗡嗡营营为能事。
日本的学者或文学家，来中国之前大抵抱有成见，来到中国后，害怕遇到和他的成见相抵触的事实，就回避。这样来等于不来，于是一辈子以乱写告终。
但是，世上虽然有斩钉截铁的办法，却很少见有敢负责任的宣言。所多的是自在黑幕中，偏说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出公允的笑脸；有谁明说出自己所观察的是非来的，他便用了“流言”来作不负责任的武器：这种蛆虫充满的“臭毛厕”[11]，是难于打扫干净的。
这样的山羊我只见过一回，确是走在一群胡羊的前面，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智识阶级的徽章。通常，领的赶的却多是牧人，胡羊们便成了一长串，挨挨挤挤，浩浩荡荡，凝着柔顺有余的眼色，跟定他匆匆地竞奔它们的前程。……人群中也很有这样的山羊，能领了群众稳妥平静地走去，直到他们应该走到的所在。
而教授自身，纵使自以为怎样放达，下意识里总不免有架子在。《读书杂谈》，《而已集》，《全集3》P441
博识家的话多浅，专门家的话多悖的。
名人被崇奉所诱惑，也忘记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渐以为一切无不胜人，无所不谈，于是乎就悖起来了。其实，专门家除了他的专长之外，许多见识是往往不及博识家或常识者的。
天下那有以鬼祟而成为学者的。《致章廷谦/1927年7月7日》，《全集11》P556
北平之所谓学者，所下的是抄撮功夫居多，而架子却当然高大，因为他们误解架子乃学者之必要条件也。
清初学者，是纵论唐宋，搜讨前明遗闻的，文字狱[12]后，乃专事研究错字，争论生日，变了“邻猫生子”[13]的学者，革命以后，本可开展一些了，而还是守着奴才家法，不过这于饭碗，是极有益处的。
近二年来，一切无耻无良之事，几乎无所不有，“博士”“学者”诸尊称，早已成为恶名，此后则“作家”之名，亦将为稍知自爱者所不乐受。近颇自憾未习他业，不能改图，否则虽驱车贩米，亦较作家干净，因驱车贩米，不过车夫与小商人而已，而在“作家”一名之中，则可包含无数恶行也。
北平诸公，真令人齿冷，或则媚上，或则取容，回忆五四时，殊有隔世之感。
静事[14]已闻，但未详。我想，总不外乎献功和抢饭碗，此风已南北如一。段[15]执政时，我以为“学者文人”已露尽了丑态，现在看起来，这估计是错的。昔读宋明末野史，尝时时掷书愤叹，而不料竟亲身遇之也，呜呼！
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的垄断了。宋元以来，尤其利害。我们几乎看不见一部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除了和尚道士，奉旨可以说话的以外，其余“异端”的声音，决不能出他卧房一步。况且世人大抵受了“儒者柔也”的影响，不述而作，最为犯忌。即使有人见到，也不肯用性命来换真理。
关于我的记载，虽未见，但记得有人提起过，常州报上，一定是从沪报转载的，请不必觅寄。此种技俩，为中国所独有，殊可耻。但因可耻之事，世间不以为奇，故诬蔑遂亦失效，充其极致，不过欲人以我为小人，然而今之巍巍者，正非君子也。倘遇真小人，他们将磕头之不暇矣。
偶看明末野史，觉现在的士大夫和那时之相像，真令人不得不惊。《致郑振铎/1935年1月8日》，《全集13》P11
敢于……自己省察，攻击，鞭策的批评家，在中国是都不大容易存在的。
中国的论客，论事论人，向来是极苛酷的。《致萧军/1935年10月》，《全集13》P238
我看中国有许多智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是要糟的。
豢养文士仿佛是赞助文艺似的，而其实也是敌。《诗歌之敌》，《集外集拾遗》，《全集7》P239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割掉他的头，前面我讲过，那是顶好的法子口老 ，——从十九世纪到现在，世界文艺的趋势，大都如此。
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像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天发表那个意见的人，思想似乎天天在进步；只是真的知识阶级的进步，决不能如此快的。不过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因为这也是旧式社会传下来的遗物。
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殊不知杀了文学家，社会还是要革命；俄国的文学家被杀掉的充军的不在少数，革命的火焰不是到处燃着吗？
[1]狂酲 狂醉。酲，酒醉时神志不清。
[2]宦海 官场。
[3]杨杏佛（1893-1933） 名铨，江西清江人。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总统府秘书。1932年与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副会长兼总干事，次年6月18日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4]该死之榜 暗杀黑名单。据有关史料称，该名单名为“钩命单”。
[5]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 语出《孟子》 ：“是故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此处指孔子，有误。
[6]“大师” 这里可能指刘海粟。1932年至1934年间，刘海粟等人曾在欧洲一带举行中国美术展览和个人书画展览。
[7]杨邨人（1901-1955）广东潮安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创造社。1932年公开发表《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诋毁革命，明确转向。从1930年起，多次化名污蔑和攻击鲁迅，可详见《南腔北调集》中的《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
[8]诺贝尔赏金 即诺贝尔奖金。以瑞典化学家和发明家诺贝尔（1833-1896）的遗产设立的奖金，从1901年起，每年在诺贝尔逝世纪念日颁发科学、文学和和平事业的奖金。1927年瑞典探测家斯文海定来华考察，曾与刘半农商定，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并由刘半农托台静农写信探询鲁迅意见。
[9]甘地（M.K.Gandhi,1869-1948） 印度民族领袖。早年留学英国，主张“非暴力抵抗”，1914年返国，参加印度国民大会党，倡导对英国殖民当局的“不合作运动”，曾多次入狱。1948年在印度的教派纠纷中，被印度教极右分子刺死。
[10]青皮 无赖，流氓。
[11]“臭毛厕” 在女师大学潮发生期间，反对学生运动的学者陈源（西滢）把女师大比作“臭毛厕”。
[12]文字狱 通过文字著作罗织罪名，对知识分子加以迫害，称文字狱。
[13]“邻猫生子” 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引英国斯宾塞的话说：“或者告者曰：邻家之猫，昨日产一子，以云事实，诚事实也；然谁不知为无用之事实乎？何也？以其与他事毫无关涉，于吾人生活上之行为，毫无影响也。”
[14]静事 1934年7月26日，台静农以“共党嫌疑”罪被捕，后被押往南京囚禁，次年获释。
[15]段 段祺瑞（1865-1936），安徽合肥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1916年袁世凯死后，任国务总理执掌北京政权。1920年直皖战争中，皖军大败，一度离京，后被奉系拥为“临时政府执政”。1926年3月18日，北京军警开枪射杀请愿群众，死伤百余人，造成有名的“三一八惨案”，即段祺瑞下令所为。惨案发生后，又传出有48人的通缉名单，鲁迅名列其中。
鲁迅的名言之奴隶与奴才篇 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灯下漫笔》，《坟》，《全集1》P211
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
……狼是狗的祖宗，一到被人驯服的时候，是就要变而为狗的。……狗也是将人分为两种的，豢养它的主人之类是好人，别的穷人和乞丐在它的眼里就是坏人，不是叫，便是咬。然而这也还不算坏，因为究竟还有一点野性，如果再一变而为叭儿狗，好像不管闲事，而其实在给主子尽职，那就正如现在的自称不问俗事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名人们一样，只好去点缀大学教室了。
叭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小杂感》，《而已集》，《全集3》P532
司马迁[1]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2]，“乱”之和“犯”，决不是“叛”，不过闹点小乱子而已，而况有权贵如“五侯”[3]者在。
“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4]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5]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谚语》，《南腔北调集》，《全集4》P542
凡活着的，有些出于心服，多数是被压服的。《半夏小集》，《且介亭杂文末编》，《全集6》P596
久受压制的人们，被压制时只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乐，悲壮剧是不能久留在记忆里的。
一个活人，当然是总想活下去的，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隶，也还在打熬着要活下去。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漫与》，《南腔北调集》，《全集4》P588
叫人整年的悲愤，劳作的英雄们，一定是自己毫不知道悲愤，劳作的人物。在实际上，悲愤者和劳作者，是时时需要休息和高兴的。古埃及的奴隶们，有时也会冷然一笑。这是蔑视一切的笑。不懂得这笑的意义者，只有主子和自安于奴才生活，而劳作较少，并且失了悲愤的奴才。
暴露者揭发种种隐秘，自以为有益于人们，然而无聊的人，为消遣无聊计，是甘于受欺，并且安于自欺的，否则就更无聊赖。因为这，所以使戏法长存于天地之间，也所以使暴露幽暗不但为欺人者所深恶，亦且为被欺者所深恶。鲁迅经典语录
暴露者只在有为的人们中有益，在无聊的人们中便要灭亡。《朋友》，《花边文学》，《全集5》P457
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说：主子，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胡涂。《隔膜》，《且介亭杂文》，《全集6》P44
帮闲的盛世是帮忙，到末代就只剩了这扯淡。
人民真被治得好像厚皮的，没有感觉的癞象一样了，但正因为成了癞皮，所以又会踏着残酷前进，这也是虎吏和暴君所不及料，而即使料及，也还是毫无办法的。《偶成》，《南腔北调集》，《全集4》P585
[1]司马迁（前145-约前86）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西汉时历史学家、文学家。汉武帝时，因替李陵辩护，下狱遭腐刑（阉割）。出狱后任中书令，著《史记》一书。
[2]“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语见《韩非子·五蠹》，司马迁曾在《史记》中引用。
[3]“五侯”汉成帝时，外戚王谭、王逢时、王根、王立、王商兄弟五人同一天封侯，时称“五侯”。据《汉书》载，“五侯”豢养许多儒侠之士。
[4]李逵劫法场见一百二十回本《水浒》第四十回。
[5]“替天行道”是《水浒》中农民起义首领宋江一贯打的旗号。鲁迅的名言之中国权力者篇
……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上海文艺之一瞥》，《二心集》，《全集4》P301
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杂语》，《集外集》，《全集7》P75
若在中国，则一派握定政权以后，谁还来明白地唠叨自己的不满。
官场有不测之威，一样的事情，忽而不要紧，忽而犯大罪。《致杜和銮、陈佩骥/1936年4月2日》，《全集13》P343
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
政治家想不准大家思想，而那野蛮时代早已过去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集外集》，《全集7》P117
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
约翰弥耳[1]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我们却天下太平，连冷嘲也没有。我想：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
约翰穆勒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
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小杂感》，《而已集》，《全集3》P530
但天下有许多事情，是全不能以口舌争的。总要上谕[2]，或者指挥刀。
无论是何等样人，一成为猛人，则不问其“猛”之大小，我觉得他的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那结果，在内，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在外，是使别人所看见的并非该猛人的本相，而是经过了包围者的曲折而显现的幻形。
凡为当局所“诛”者皆有“罪”。---《小杂感》，《而已集》，《全集3》P533
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鲁迅经典语录
世间只要有权门，一定有恶势力，有恶势力，就一定有二花脸，而且有二花脸艺术。《二丑艺术》，《准风月谈》，《全集5》P198
周围捣着鬼，无论如何严肃的说法也要减少力量的，而不利于凶手的事情却就在这疑心和笑声中完结了。
当上司对于下属解释的时候，你做下属的切不可误解这是在征求你的同意，因为即使你绝对的不同意，他还是干他的。他自有他的梦想，只要金银财宝和飞机大炮的力量还在他手里，他的梦想就会实现；而你的梦想却终于只是梦想，……
“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若要富，跟着行在卖酒醋。”这是当时的百姓提取了朝政的精华的结语。
孔夫子[3]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
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就是“礼不下庶人”。成为权势者们的圣人，终于变了“敲门砖”，实在也叫不得冤枉。
无论古今，凡神像，总是放在较高之处的。《“题未定”草（六至九）》，《且介亭杂文二集》，《全集6》P427
俄皇[4]的皮鞭和绞架，拷问和西伯利亚，是不能造出对于怨敌也极仁爱的人民的。
狐狸方去穴，桃偶[5]已登场。《哀范君三章》，《集外集拾遗》，《全集7》P425
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因为这能使能力分散，在动物界有很显的例；猴子的社会是最专制的，猴王说一声走，猴子都走了。在原始时代酋长的命令是不能反对的，无怀疑的，在那时酋长带领着群众并吞衰小的部落；于是部落渐渐的大了，团体也大了。一个人就不能支配了。因为各个人思想发达了，各人的思想不一，民族的思想就不能统一，于是命令不行，团体的力量减小，而渐趋灭亡。在古时野蛮民族常侵略文明很发达的民族，在历史上常见的。现在知识阶级在国内的弊病，正与古时一样。--《关于知识阶级》，《集外集拾遗补编》，《全集8》P189
……唱高调就是官僚主义。---《致萧军、萧红/1934年12月6日》，《全集12》P586
阮大铖[6]虽奸佞，还能作《燕子笺》之类，而今之叭儿及其主人，则连小才也没有，“一代不如一代”，盖不独人类为然也。---《致杨霁云/1935年2月4日》，《全集13》P43
青年之遭惨遇，我已目睹数次，真是无话可说，那结果，是反使有一些人可以邀功，一面又向外夸称“民气”。当局是向来媚于权贵的。
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
我常叹新官僚不比旧官僚好，旧者如破落户，新者如暴发户，倘若我们去当听差，一定是破落户子弟容易侍候，若遇暴发户子弟，则贱相未脱而遽大摆其架子，其蠢臭何可向迩哉。夫汉人之为奴才，三百多年矣，一旦成为主人，自然有手足无措之概，……
别国的硬汉比中国多，也因为别国的淫刑不及中国的缘故。我曾查欧洲先前虐杀耶稣教徒的记录，其残虐实不及中国，有至死不屈者，史上在姓名之前就冠一“圣”字了。中国青年之至死不屈者，亦常有之，但皆秘不发表。不能受刑至死，就非卖友不可，于是坚卓者无不灭亡，游移者愈益堕落，长此以往，将使中国无一好人，倘中国而终亡，操此策者为之也。
将来未可知，若已往，则治人者虽然尽力施行过各种麻痹术，也还不能十分奏效，……
[1]约翰弥耳（John Stuart Mill,1806—1873） 鲁迅也译作弥尔、约翰·弥尔、约翰·穆勒，今通译为约翰·密尔，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逻辑学家，为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谈自由》、《功利主义》、《逻辑体系》等。
[2]上谕 皇帝发布的命令或公告。
[3]孔夫子 即孔子。
[4]俄皇 俄国皇帝，亦称沙皇。
[5]桃偶 用桃树梗刻成的木偶，指政治傀儡。
[6]阮大铖（约1587-约1646） 怀宁（今属安徽）人，明末大臣，曾挟嫌打击东林党人，后来降清。《燕子笺》是他作的一本传奇。鲁迅的名言之论家庭:
我以为所谓恋爱，是只有不革命的恋爱的。
……殊不知富翁的杏酪和穷人的豆浆，在爱情上价值同等。
可是魔鬼手上，终有漏光的处所，掩不住光明：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了人类间应有爱情；……
但据我个人意见，则以为禁欲，是不行的，中世纪之修道士，即是前车。但染病，是万不可的。十九世纪末之文艺家，虽曾赞颂毒酒之醉，病毒之死，但赞颂固不妨，身历却是大苦。于是归根结蒂，只好结婚。结婚之后，也有大苦，有大累，怨天尤人，往往不免。但两害相权，我以为结婚较小。否则易于得病，一得病，终身相随矣。
君子闲居为不善。孔夫子漫游一生，且带了许多弟子，除二三可疑之点，大体还可以，但如果闲居下来，又当如何？我实在不能保证。尤其是男性，大概都靠不住，即使在陆上住久了，也还是希罕陆上的女性。至于会不会有厌倦的时候，倒是个问题，但依我说，还是不要多加议论。
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伤逝》，《彷徨》，《全集2》P115
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鲁迅经典语录
……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是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
其实呢，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恐辱没了对手。然而一到爱起来，气起来，是什么都不管的。
结婚之事，难言之矣，此中利弊，忆数年前于函中亦曾为兄道及。爱与结婚，确亦天下大事，由此而定，但爱与结婚，则又有他种大事，由此开端，此种大事，则为结婚之前，所未尝想到或遇见者，然此亦人生所必经（倘要结婚），无可如何者也。未婚之前，说亦不解，既解之后，——无可如何。
生今之世，而多孩子，诚为累坠之事，然生产之费，问题尚轻，大者乃在将来之教育，国无常经，个人更无所措手，我本以绝后顾之忧为目的，而偶失注意，遂有婴儿，念其将来，亦常惆怅，然而事已如此，亦无奈何，长吉[1]诗云：己生须己养，荷担出门去，只得加倍服劳，为孺子牛[2]耳，尚何言哉。
冷静，在两人之间，是有缺点的，但打闹，也有弊病，不过，倘能立刻互相谅解，那也不妨。至于孩子，偶然看看是有趣的，但养起来，整天在一起，却真是麻烦得很。
孩子是个累赘，有了孩子就有许多麻烦。你以为如何？近来我几乎终年为孩子奔忙。但既已生下，就要抚育。换言之，这是报应，也就无怨言了。
这并未改革的社会里，一切单独的新花样，都不过一块招牌，实际上和先前并无两样。……所以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自然，在生理和心理上，男女是有差别的；即在同性中，彼此也都不免有些差别。然而地位却应该同等。必须地位同等之后，才会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会消失了叹息和苦痛。
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
[1]长吉李贺（790-816），字长吉，河南福昌（今宜阳）人，唐代中期著名诗人。著有《昌谷集》。这里所引的诗，出于《感讽五首·其四》。
[2]孺子牛典出《左传》哀公六年：“鲍子曰，女忘君之为孺子牛而折其齿乎？而背之也！”晋代杜预注：“孺子，荼也。景公尝衔绳为牛，使荼牵之。荼顿地，故折其齿。”孺子，小孩子。鲁迅的名言之关于自己：
……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说话说到有人厌恶，比起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天下不舒服的人们多着，而有些人们却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给他们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眼前，使他有时小不舒服，知道原来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满。苍蝇的飞鸣，是不知道人们在憎恶他的；我却明知道，然而只要能飞鸣就偏要飞鸣。我的可恶有时自己也觉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给他们说得体面一点，就是敌人罢——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
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
先前也曾屡次声明，就是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几片铁甲在身上，站着，给他们的世界上多有一点缺陷，到我自己厌倦了，要脱掉了的时候为止。
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
……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
……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大半也因为懒惰罢，往往自己宽解，以为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当开首改革文章的时候，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当然的，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但仍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
魂灵被风沙打击得粗暴，因为这是人的魂灵，我爱这样的魂灵；我愿意在无形无色的鲜血淋漓的粗暴上接吻。
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
我就是这样，并不想以骑墙或阴柔来买人尊敬。
我正因为生在东方，而且生在中国，所以“中庸”“稳妥”的余毒，还沦肌浃髓，比起法国的勃罗亚——他简直称大报的记者为“蛆虫”——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使我自惭究竟不及白人之毒辣勇猛。
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
但我觉得正人君子这回是可以审问我了：“你知道苦了罢？你改悔不改悔？”大约也不但正人君子，凡对我有些好意的人，也要问的。……我可以即刻答复：“一点不苦，一点不悔。而且倒很有趣的。”
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
种牡丹者得花，种蒺藜者得刺，这是应该的，我毫无怨恨。
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
……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
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并且还夹杂着小市民性的奢华，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二心集》，《全集4》P209
……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将来我死掉之后，即使在中国还有追悼的可能，也千万不要给我开追悼会或者出什么记念册。因为这不过是活人的讲演或挽联的斗法场，为了造语惊人，对仗工稳起见，有些文豪们是简直不恤于胡说八道的。结果至多也不过印成一本书，即使有谁看了，于我死人，于读者活人，都无益处，就是对于作者，其实也并无益处，挽联做得好，也不过挽联做得好而已。
我有时决不想在言论界求得胜利，因为我的言论有时是枭鸣，报告着大不吉利事，我的言中，是大家会有不幸的。
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
养肥了狮虎鹰隼，它们在天空，岩角，大漠，丛莽里是伟美的壮观，捕来放在动物园里，打死制成标本，也令人看了神旺，消去鄙吝的心。
但养胖一群癞皮狗，只会乱钻，乱叫，可多么讨厌！
……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
常听得有人说，书信是最不掩饰，最显真面的文章，但我也并不，我无论给谁写信，最初，总是敷敷衍衍，口是心非的，即在这一本中，遇有较为紧要的地方，到后来也还是往往故意写得含胡些，因为我们所处，是在“当地长官”，邮局，校长……，都可以随意检查信件的国度里。但自然，明白的话，是也不少的。
我想，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但也有离开的时候，就是当熟睡之际。醒的时候要免去若干苦痛，中国的老法子是“骄傲”与“玩世不恭”，我觉得我自己就有这毛病，不大好。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胜于无糖，但这糖就不容易找到，……
我再说我自己如何在世上混过去的方法，以供参考罢——
一，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9]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以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来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料定他并不知道的。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10]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但我也并未遇到全是荆棘毫无可走的地方过，不知道是否世上本无所谓穷途，还是我幸而没有遇着。
二、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但恐怕也有时会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
总结起来，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袭来的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这或者就是糖罢。但临末也还是归结到“没有法子”，这真是没有法子！
……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
我又无拳无勇，真没有法，在手头的只有笔墨，能写这封信一类的不得要领的东西而已。但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
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的结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所以，其结果，终于不外乎用空论来发牢骚，印一通书籍杂志。
我现在愈加相信说话和弄笔的都是不中用的人，无论你说话如何有理，文章如何动人，都是空的。他们即使怎样无理，事实上却着着得胜。然而，世界岂真不过如此而已么？我要反抗，试他一试。
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希望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
总而言之，我为自己和为别人的设想，是两样的。所以者何，就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但究竟是否真确，又不得而知，所以只能在自身试验，不敢邀请别人。
我明知道几个人做事，真出于“为天下”是很少的。但人于现状，总该有点不平，反抗，改良的意思。只这一点共同目的，便可以合作。即使含些“利用”的私心也不妨，利用别人，又给别人做点事，说得好看一点，就是“互助”。但是，我总是“罪孽深重，祸延”自己，每每终于发见纯粹的利用，连“互”字也安不上，被用之后，只剩下耗了气力的自己一个。有时候，他还要反而骂你；不骂你，还要谢他的洪恩。我的时常无聊，就是为此，但我还能将一切忘却，休息一时之后，从新再来，即使明知道后来的运命未必会胜于过去。
我其实还敢站在前线上，但发见当面称为“同道”的暗中将我作傀儡或从背后枪击我，却比被敌人所伤更其悲哀。
我愤激的话多，有时几乎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然而自己也往往觉得太过，实行上或者且正与所说的相反。人也不能将别人都作坏人看，能帮也还是帮，不过最好是量力，不要拼命就是了。
……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而现在呢，人们笑我瘦弱了，连饮过我的血的人，也来嘲笑我的瘦弱了。……乘我困苦的时候，竭力给我一下闷棍，……这实在使我愤怒，怨恨了，有时简直想报复。我并没有略存求得称誉，报答之心，不过以为喝过血的人们，看见没有血喝了就该走散，不要记着我是血的债主，临走时还要打杀我，并且为消灭债券计，放火烧掉我的一间可怜的灰棚。我其实并不以债主自居，也没有债券。他们的这种办法，是太过的。我近来的渐渐倾向个人主义，就是为此；……
……我被各色人物用各色名号相加，由来久矣，所以被怎么说都可以。这回去厦，这里也有各种谣言，我都不管，专用徐大总统哲学：听其自然。
力求清宁，偏多滓秽，……但这些都由它去，我自走我的路。
我恐怕是以不好见客出名的。但也不尽然，我所怕见的是谈不来的生客，熟识的不在内，因为我可以不必装出陪客的态度。我这里的客并不多，我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
其实我何尝坦白？我已经能够细嚼黄连而不皱眉了。我很憎恶我自己，因为有若干人，或则愿我有钱，有名，有势，或则愿我陨灭，死亡，而我偏偏无钱无名无势，又不灭不亡，对于各方面，都无以报答盛意，年纪已经如此，恐将遂以如此终。我也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然而都不实行，我大约不是一个勇士。现在仍然只好对于愿我得意的便拉几个钱来给他看，对于愿我灭亡的避开些，以免他再费机谋。我不大愿意使人失望，所以对于爱人和仇人，都愿意有以骗之，亦即所以慰之，然而仍然各处都弄不好。
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我之所以对于和我往来较多的人有时不免觉到悲哀者以此。
我想不做“名人”了，玩玩。一变“名人”，“自己”就没有了。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那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我总觉得我也许有病，神经过敏，所以凡看一件事，虽然对方说是全都打开了，而我往往还以为必有什么东西在手巾或袖子里藏着。但又往往不幸而中，岂不哀哉。
嗟乎，无民众则将饿死，有民众则将拉死，民众之于不佞，何其有深仇夙怨欤？！
自由运动大同盟，确有这个东西，也列有我的名字，……我本不知“运动”的人，所以凡所讲演，多与该同盟格格不入，然而有些人已以为大出风头，有些人则以为十分可恶，谣诼谤骂，又复纷纭起来。半生以来，所负的全是挨骂的命运，一切听之而已，即使反将残剩的自由失去，也天下之常事也。
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对于此一节，我也曾熟虑，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 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连盟，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
其实是活了五十年，成绩毫无，我惟希望就是在文艺界，也有许多新的青年起来。
中国的做人虽然很难，我的敌人（鬼鬼祟祟的）也太多，但我若存在一日，终当为文艺尽力，试看新的文艺和在压制者保护之下的狗屁文艺，谁先成为烟埃。
我自旅沪以来，谨慎备至，几于谢绝人世，结舌无言。然以昔曾弄笔，志在革新。故根源未竭，仍为左翼作家联盟之一员。而上海文坛小丑，遂欲乘机陷之以自快慰。造作蜚语，力施中伤，由来久矣。哀其无聊，付之一笑。
文人一摇笔，用力甚微，而于我之害则甚大。老母饮泣，挚友惊心。十日以来，几于日以发缄更正为事，亦可悲矣。今幸无事，可释远念。然而三告投杼，贤母生疑。千夫所指，无疾而死。生丁今世，正不知来日如何耳。东望扶桑，感怆交集。
其实我何尝坦白？我已经能够细嚼黄连而不皱眉了。我很憎恶我自己，因为有若干人，或则愿我有钱，有名，有势，或则愿我陨灭，死亡，而我偏偏无钱无名无势，又不灭不亡，对于各方面，都无以报答盛意，年纪已经如此，恐将遂以如此终。我也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然而都不实行，我大约不是一个勇士。现在仍然只好对于愿我得意的便拉几个钱来给他看，对于愿我灭亡的避开些，以免他再费机谋。我不大愿意使人失望，所以对于爱人和仇人，都愿意有以骗之，亦即所以慰之，然而仍然各处都弄不好。
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我之所以对于和我往来较多的人有时不免觉到悲哀者以此。
我总觉得我也许有病，神经过敏，所以凡看一件事，虽然对方说是全都打开了，而我往往还以为必有什么东西在手巾或袖子里藏着。但又往往不幸而中，岂不哀哉。
我自旅沪以来，谨慎备至，几于谢绝人世，结舌无言。然以昔曾弄笔，志在革新。故根源未竭，仍为左翼作家联盟之一员。而上海文坛小丑，遂欲乘机陷之以自快慰。造作蜚语，力施中伤，由来久矣。哀其无聊，付之一笑。
文人一摇笔，用力甚微，而于我之害则甚大。老母饮泣，挚友惊心。十日以来，几于日以发缄更正[22]为事，亦可悲矣。今幸无事，可释远念。然而三告投杼，贤母生疑。千夫所指，无疾而死。生丁今世，正不知来日如何耳。东望扶桑，感怆交集。
我向来对于有新闻记者气味的人，是不见，倘见，则不言，然而也还是谣言层出，……
……历来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难尽，但我是总如野兽一样，受了伤，就回头钻入草莽，舐掉血迹，至多也不过呻吟几声的。只是现在却因为年纪渐大，精力就衰，世故也愈深，所以渐在回避了。
……仆生长危邦，年逾大衍[22]，天灾人祸，所见多矣，无怨于生，亦无怖于死，即将投我琼瑶[23]，依然弄此笔墨，夙心旧习，不能改也，……
原想嬉皮笑脸，而仍剑拔弩张，倘不洗心，殊难革面，真是呜呼噫嘻，如何是好。
有人中伤，本亦意中事，但近来作文，避忌已甚，有时如骨骾在喉，不得不吐，遂亦不免为人所憎。后当更加婉约其辞，惟文章势必至流于荏弱，而干犯豪贵，虑亦仍所不免。
年来所受迫压更甚，但幸未至窒息。先生所揣测的过高，领导决不敢，呐喊助威，则从不辞让。今后也还如此。可以干的，总要干下去。
新作小说则不能，这并非没有工夫，却是没有本领，多年和社会隔绝了，自己不在漩涡的中心，所感觉到的总不免肤泛，写出来也不会好的。
风暴正不知何时过去，现在是有加无已，那目的在封锁一切刊物，给我们没有投稿的地方。我尤为众矢之的，《申报》上已经不能登载了，而别人的作品，也被疑为我的化名之作，反对者往往对我加以攻击。
自己就至今未能牺牲小我，怎能大言不惭。但总之，即使未能径上战线，一切稍为大家着想，为将来着想，这大约总不会是错了路的。
但自问数十年来，于自己保存之外，也时时想到中国，想到将来，愿为大家出一点微力，却可以自白的。
我的杂感集中，《华盖集》及《续编》中文，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而销数独少，足见读者的判断，亦幼稚者居多也。
我向来对于有新闻记者气味的人，是不见，倘见，则不言，然而也还是谣言层出，……
……历来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难尽，但我是总如野兽一样，受了伤，就回头钻入草莽，舐掉血迹，至多也不过呻吟几声的。只是现在却因为年纪渐大，精力就衰，世故也愈深，所以渐在回避了。
……仆生长危邦，年逾大衍，天灾人祸，所见多矣，无怨于生，亦无怖于死，即将投我琼瑶，依然弄此笔墨，夙心旧习，不能改也，……
原想嬉皮笑脸，而仍剑拔弩张，倘不洗心，殊难革面，真是呜呼噫嘻，如何是好。
有人中伤，本亦意中事，但近来作文，避忌已甚，有时如骨骾在喉，不得不吐，遂亦不免为人所憎。后当更加婉约其辞，惟文章势必至流于荏弱，而干犯豪贵，虑亦仍所不免。
年来所受迫压更甚，但幸未至窒息。先生所揣测的过高，领导决不敢，呐喊助威，则从不辞让。今后也还如此。可以干的，总要干下去。
新作小说则不能，这并非没有工夫，却是没有本领，多年和社会隔绝了，自己不在漩涡的中心，所感觉到的总不免肤泛，写出来也不会好的。
风暴正不知何时过去，现在是有加无已，那目的在封锁一切刊物，给我们没有投稿的地方。我尤为众矢之的，《申报》上已经不能登载了，而别人的作品，也被疑为我的化名之作，反对者往往对我加以攻击。
自己就至今未能牺牲小我，怎能大言不惭。但总之，即使未能径上战线，一切稍为大家着想，为将来着想，这大约总不会是错了路的。
但自问数十年来，于自己保存之外，也时时想到中国，想到将来，愿为大家出一点微力，却可以自白的。
我的杂感集中，《华盖集》及《续编》中文，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而销数独少，足见读者的判断，亦幼稚者居多也。
近来时被攻击，惯而安之，纵令诬我以可死之罪，亦不想置辩，而至今亦终未死，可见与此辈讲理，乃反而上当耳。例如乡下顽童，常以纸上画一乌龟，贴于人之背上，最好是毫不理睬，若认真与他们辩论自己之非乌龟，岂非空费口舌。
我的确常常感到焦烦，但力所能做的，就做，而又常常有“独战”的悲哀。
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
……我觉得以文字结怨于小人，是不值得的。至于我，其实乃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黑暗之极，无理可说，我自有生以来，第一次遇见。但我是还要反抗的。
我憎恶那些拿了鞭子，专门鞭扑别人的人们。
使我自己说，我大约也还是一个破落户，不过思想较新，也时常想到别人和将来，因此也比较的不十分自私自利而已。
我自己想，虽然许多人都说我多疑，冷酷，然而我的推测人，实在太倾于好的方面了，他们自己表现出来时，还要坏得远。
德国腓立大帝的“密集突击”，那时是会打胜仗的，不过用于现在，却不相宜，所以我所采取的战术，是：散兵战，堑壕战，持久战……
这是我历来做事的主意，根柢即在总账问题。即使第一次受骗了，第二次也有被骗的可能，我还是做，因为被人偷过一次，也不能疑心世界上全是偷儿，只好仍旧打杂。但自然，得了真赃实据之后，又是一回事了。
近几年来，在这里也玩着带了锁链的跳舞，连自己也觉得无聊，今年虽已大有“保护正当舆论”之意，但我倒想不写批评了，或者休息，或者写别的东西。
权力者的砍杀我，确是费尽心力，而且它们有叭儿狗，所以比北洋军阀更周密，更厉害。
说起我自己来，真是无聊之至，公事、私事、闲气，层出不穷。刊物来要稿，一面要顾及被禁，一面又要不十分无谓，真变成一种苦恼，我称之为“上了镣铐的跳舞”。
年年想休息一下，而公事，私事，闲气之类，有增无减，不遑安息，不遑看书，弄得信也没工夫写。病总算是好了，但总是没气力，或者气力不够应付杂事；记性也坏起来。英雄们却不绝的来打击。近日这里在开作家协会，喊国防文学，我鉴于前车，没有加入，而英雄们即认此为破坏国家大计，甚至在集会上宣布我的罪状。我其实也真的可以什么也不做了，不做倒无罪。然而中国究竟也不是他们的，我也要住住，所以近来已作二文反击，他们是空壳，大约不久就要消声匿迹的：这一流人，先前已经出了不少。
新英雄们正要用伟大的旗子，杀我祭旗，然而没有办妥，愈令我看穿了许多人的本相。
我是不写自传也不热心于别人给我作传的，因为一生太平凡，倘使这样的也可做传，那么，中国一下子可以有四万万部传记，真将塞破图书馆。我有许多小小的想头和言语，时时随风而逝，固然似乎可惜，但其实，亦不过小事情而已。
凡是为中国大众工作的，倘我力所及，我总希望（并非为了个人）能够略有帮助。
我写的小说极为幼稚，只因哀本国如同隆冬，没有歌唱，也没有花朵，为冲破这寂寞才写的，对于日本读书界，恐无一读的生命与价值。今后写还是要写的，但前途暗淡，处此境遇，也许会更陷于讽刺和诅咒罢。
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活着。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倘用暗杀就可以把人吓倒，暗杀者就会更跋扈起来。他们造谣，说我已逃到青岛，我更非住在上海不可，并且写文章骂他们，还要出版，试看最后到底是谁灭亡。……
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近来这样的黑暗。网密犬多，奖励人们去当恶人，真是无法忍受。非反抗不可。遗憾的是，我已年过五十。
我是散文式的人，任何中国诗人的诗，都不喜欢。只是年轻时较爱读唐朝李贺的诗。他的诗晦涩难懂，正因为难懂，才钦佩的。
鲁迅的名言之中国历史篇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
中国十三经二十五史，正是酋长祭师们一心崇奉的治国平天下的谱，……
因为历史结帐，不能像数学一般精密，写下许多小数，却只能学粗人算帐的四舍五入法门，记一笔整数。
中国历史的整数里面，实在没有什么思想主义在内。这整数只是两种物质，——是刀与火，“来了”便是他的总名。
从前的经验，是从皇帝脚底下学得；现在与将来的经验，是从皇帝的奴才的脚底下学得。奴才的数目多，心传的经验家也愈多。待到经验家二世的全盛时代，那便是理想单被轻薄，理想家单当妄人，还要算是幸福侥幸了。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
中国向来有别一种破坏的人，所以我们不去破坏的，便常常受破坏。我们一面被破坏，一面修缮着，辛辛苦苦地再过下去。所以我们的生活，便成了一面受破坏，一面修补，一面受破坏，一面修补的生活了。
中国的文明，就是这样破坏了又修补，破坏了又修补的疲乏伤残可怜的东西。
“发思古之幽情”，往往为了现在。《又是“莎士比亚”》，《花边文学》，《全集5》P571
而辩护古人，也就是辩护自己。《忽然想到》，《华盖集》，《全集3》P17
我们的乏的古人想了几千年，得到一个制驭别人的巧法：可压服的将他压服，否则将他抬高。而抬高也就是一种压服的手段，……
“官修”而加以“钦定”的正史也一样，不但本纪咧，列传咧，要摆“史架子”；里面也不敢说什么。据说，字里行间是也含着什么褒贬的，但谁有这么多的心眼儿来猜闷壶卢。……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
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刘邦[1]除秦苛暴，“与父老约，法三章耳。”而后来仍有族诛，仍禁挟书，还是秦法。法三章者，话一句耳。
愚民的发生，是愚民政策的结果，秦始皇[2]已经死了二千多年，看看历史，是没有再用这种政策的了，然而，那效果的遗留，却久远得多么骇人呵！《上海所感》，《集外集拾遗》，《全集7》P411
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
儒士和方士，是中国特产的名物。方士的最高理想是仙道，儒士的便是王道。但可惜的是这两件在中国终于都没有。据长久的历史上的事实所证明，则倘说先前曾有真的王道者，是妄言，说现在还有者，是新药。
中国向来的历史上，凡一朝要完的时候，总是自己动手，先前本国的较好的人，物，都打扫干净，给新主子可以不费力量的进来。现在也毫不两样，本国的狗，比洋狗更清楚中国的情形，手段更加巧妙。
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病后杂谈之余》，《且介亭杂文》，《全集6》P180
五六年前考虐杀法，见日本书记彼国杀基督徒时，火刑之法，与别国不同，乃远远以火焙之，已大叹其苛酷。后见唐人笔记，则云有官杀盗，亦用火缓焙，渴则饮以醋，此又日本人所不及者也。岳飞[3]死后，家族流广州，曾有人上书，谓应就地赐死，则今之人心，似尚非不如古人耳。
我们看历史，能够据过去以推知未来，看一个人的以往的经历，也有一样的效用。
……翻翻过去的血的流水帐簿，原也未始不能够推见将来，只要不将那帐目来作消遣。
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来测将来，洞若观火！《〈守常全集〉题记》，《南腔北调集》，《全集4》P525
[1]刘邦（前247-前195） 即汉高祖，字季，沛县（今江苏沛县）人。西汉王朝的建立者。陈胜、吴广起义反秦，刘邦起兵响应。前206年10月率军攻入咸阳，秦王投降；其时，刘邦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并宣布废除秦朝的一切严刑苛法。见《史记·高祖本纪》。
[2]秦始皇（前259-前210） 即嬴政。秦皇朝的建立者。为了加强专制统治，销毁民间兵器，焚毁过去各国史书及民间所藏的儒家经典及诸子书籍，坑死方士儒生四百六十多人，史称“焚书坑儒”。
[3]岳飞（1103-1142） 字鹏举，河南汤阴人，宋代民族英雄。1134年，金兵大举入侵，岳飞率“岳家军”奋起抵抗，收复大片失地。在继续北伐之际，宋高宗和秦桧向金求和，解除岳飞兵权，又以“莫须有”罪名逮捕下狱，后被毒死，著有《岳武穆集》。
鲁迅的名言之论友谊
再说一遍：我乃党同而伐异。“济私”而不“假公”，零卖气力而不全做牺牲，敢卖自己而不卖朋友，以为这样也好者不妨往来，以为不行者无须劳驾；也不收策略的同情，更不要人布施什么忠诚的友谊，简简单单，如此而已。
自己年纪大了，但也曾年青过，所以明白青年的不顾前后，激烈的热情，也了解中年的怀着同情，却又不能不有所顾虑的苦心孤诣。现在的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或成仇的人，我还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
由我想来，一做过编辑，交际是一定多起来的，而无聊的人，也就乘虚而入，此后可以仍旧只与几个老朋友往还，而有些不可靠的新交，你断绝往来，以省无谓的口舌，也可以节省时间，自己看书。
语堂[1]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当《人间世》还未出世，《论语》已很无聊时，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拼死，只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译本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说，这些事等他老了再说。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
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我以为这境遇，是可怕的。我倒没有什么灰心，大抵休息一会，就仍然站起来，然而好像终竟也有影响，不但显于文章上，连自己也觉得近来还是“冷”的时候多了。
但记得我已曾将定例声明，即一者不再与新认识的人往还，二者不再与陌生人认识。……此事并无他种坏主意，无非熟人一多，世务亦随之而加，于其在病院也有关心之义务，而偶或相遇也又必当有恭敬鞠躬之行为，此种虽系小事，但亦为“天下从此多事”之一分子，故不如销声匿迹之为愈[2]耳。
我有时也能辣手评文，也尝煽动青年冒险，但有相识的人，我就不能评他的文章，怕见他的冒险，明知道这是自相矛盾的，也就是做不出什么事情来的死症，然而终于无法改良，奈何不得——姑且由他去罢。
子弹从背后来，真足令人悲愤，……《致曹靖华/1935年1月15日》，《全集13》P17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1]语堂即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今龙海）人，现代作家，先后留学美国和德国，获哲学博士学位。1923年归国，任北京大学英文教授，曾参加语丝社，1926年任厦门大学文科主任，次年到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任外交秘书。1932年起在上海编辑《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提倡幽默闲适小品。1936年赴美国从事写作及翻译工作。著有《剪拂集》、《大荒集》、《我的话》、《京华烟云》、《苏东坡传》、《吾国与吾民》等。
[2]愈好过，胜过。
鲁迅的名言之论斗争:
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仗自然是要打的，要打掉制造打仗机器的蚁冢，打掉毒害小儿的药饵，打掉陷没将来的阴谋：这才是人的战士的任务。
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
我总觉得复仇是不足为奇的，虽然也并不想诬无抵抗主义者为无人格。但有时也想：报复，谁来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执行；既没有上帝来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偿头，也不妨以头偿目。有时也觉得宽恕是美德，但立刻也疑心这话是怯汉所发明，因为他没有报复的勇气；或者倒是卑怯的坏人所创造，因为他贻害于人而怕人来报复，便骗以宽恕的美名。
总之，倘是咬人之狗，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
狗性总不大会改变的，假使一万年之后，或者也许要和现在不同，但我现在要说的是现在。如果以为落水之后，十分可怜，则害人的动物，可怜者正多，便是霍乱病菌，虽然生殖得快，那性格却何等地老实。然而医生是决不肯放过它的。
但倘是一个战斗者，我以为，在了解革命和敌人上，倒是必须更多的去解剖当面的敌人的。
漫骂固然冤屈了许多好人，但含含胡胡的扑灭“漫骂”，却包庇了一切坏种。
……一任鬼蜮的技俩随时消灭，也不能洞晓反鬼蜮者的人和文章。山林隐逸之作不必论，倘使这作者是身在人间，带些战斗性的，那么，他在社会上一定有敌对。
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
中国的邪鬼，是怕斩钉截铁，不能含胡的东西的。
诚然，“无毒不丈夫”，形诸笔墨，却还不过是小毒。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
正规的战法，也必须对手是英雄才适用。汉末总算还是人心很古的时候罢，恕我引一个小说上的典故：许褚[1]赤体上阵，也就很中了好几箭。而金圣叹[2]还笑他道：“谁叫你赤膊！”
退步须两面退，倘我退一步而他进一步，就只好拔出拳头来。
战斗当首先守住营垒，若专一冲锋，而反遭覆灭，乃无谋之勇，非真勇也。
至于费去了许多牺牲，那是无可免的，但自然愈少愈好，我的一向主张“壕堑战”，就为此。
……我所采取的战术，是：散兵战，堑壕战，持久战——不过我是步兵，和你炮兵的法子也许不见得一致。
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
但是，要战斗下去吗？当然，要战斗下去！无论它对面是什么。
[1]许褚三国时曹操部下名将。“赤膊上阵”的故事，见小说《三国演义》第五十九回《许褚裸衣斗马超》。
[2]金圣叹（1608-1661）名人瑞，江苏吴县人，明末清初文人，曾批改《水浒》、《西厢记》等书。
鲁迅的名言之论传统与改革：
政府及其鹰犬，把我们封锁起来，几与社会隔绝。
中国的文化，便是怎样的爱国者，恐怕也大概不能不承认是有些落后。新的事物，都是从外面侵入的。
……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
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
……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鲁迅经典语录
……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
……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
其实，由我看来，所谓“洋气”之中，有不少是优点，也是中国人性质中所本有的，但因了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现在就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统统送给洋人了。这是必须拿它回来——恢复过来的——自然还得加一番慎重的选择。
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的罢，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
瓦砾场上还不足悲，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是可悲的。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我们应该知道他和寇盗奴才的分别；应该留心自己堕入后两种。这区别并不烦难，只要观人，省己，凡言动中，思想中，含有借此据为己有的朕兆者是寇盗，含有借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的朕兆者是奴才，无论在前面打着的是怎样鲜明好看的旗子。
或者要疑我上文所言，会激起新旧，或什么两派之争，使恶感更深，或相持更烈罢。但我敢断言，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的毒害，向来就并未放松过，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只有改革者却还在睡梦里，总是吃亏，因而中国也总是没有改革，自此以后，是应该改换些态度和方法的。
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
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随感录三十八》，《热风》，《全集1》P313
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
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
古国的灭亡，就因为大部分的组织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得硬化了，不再能够转移，来适应新环境。若干分子又被太多的坏经验教养得聪明了，于是变性，知道在硬化的社会里，不妨妄行。
总之：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虽是国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否则，杂史杂说上所写的就是前车。一改革，就无须怕孙女儿总要像点祖母那些事，譬如祖母的脚是三角形，步履维艰的，小姑娘的却是天足，能飞跑；丈母老太太出过天花，脸上有些缺点的，令夫人却种的是牛痘，所以细皮白肉：这也就大差其远了。
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
旧的和新的，往往有极其相同之点——如：个人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往往都反对资产阶级，保守者和改革者往往都主张为人生的艺术，都讳言黑暗，棒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厌恶人道主义等……
去年偶然看见了几篇梅林格（Franz Mehring）的论文，大意说，在坏了下去的旧社会里，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携贰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击陷害得最凶的，则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物。他们以为这是最可恶的叛逆，比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所以一定要除掉他。我才知道中外古今，无不如此，……
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表面上好像恐怕于自己不便，其实是恐怕于自己不利，但所设的口实，却往往见得极其公正而且堂皇。
改革一两，反动十斤，……《习惯与改革》，《二心集》，《全集4》P224
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
现在已不是在书斋中，捧书本高谈宗教，法律，文艺，美术……等等的时候了，即使要谈论这些，也必须先知道习惯和风俗，而且有正视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因为倘不看清，就无从改革。仅大叫未来的光明，其实是欺骗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听众的。
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旧社会的根抵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在中国也有过许多新的运动了，却每次都是新的敌不过旧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面没有坚决的广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满足。
用秕谷来养青年，是决不会壮大的，将来的成就，且要更渺小，那模样，可看尼采所描写的“末人”。
甘为泥土的作者和译者的奋斗，是已经到了万不可缓的时候了，这就是竭力运输些切实的精神的粮食，放在青年们的周围，一面将那些聋哑的制造者送回黑洞和朱门里面去。
我是主张青年也可以看看“帝国主义者”的作品的，这就是古语的所谓“知己知彼”。青年为了要看虎狼，赤手空拳的跑到深山里去固然是呆子，但因为虎狼可怕，连用铁栅围起来了的动物园里也不敢去，却也不能不说是一位可笑的愚人。
……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艺术的前进，还要别的文化工作的协助，某一文化部门，要某一专家唱独脚戏来提得特别高，是不妨空谈，却难做到的事，所以专责个人，那立论的偏颇和偏重环境的是一样的。
……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效之后，……
维持现状说是任何时候都有的，赞成者也不会少，然而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效，因为在实际上决定做不到。假使古时候用此法，就没有今之现状，今用此法，也就没有将来的现状，直至辽远的将来，一切都和太古无异。
文化的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无法遏止，假使能够遏止，那就成为死水，纵不干涸，也必腐败的。当然，在流行时，倘无弊害，岂不更是非常之好？然而在实际上，却断没有这样的事。回复故道的事是没有的，一定有迁移；维持现状的事也是没有的，一定有改变。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也是没有的，只可权大小。
从古讫今，什么都在改变，但必须在不声不响中，倘一道破，就一定有窒碍，维持现状说来了，复古说也来了。这些说头自然也无效。但一时不失其为一种窒碍却也是真的，它能够使一部分的有志于改革者迟疑一下子，从招潮者变为乘潮者。
改造自己，总比禁止别人来得难。《论毛笔之类》，《且介亭杂文二集》，《全集6》P394
易举和难行是改革者的两大派。同是不满于现状，但打破现状的手段却大不同：一是革新，一是复古。同是革新，那手段也大不同：一是难行，一是易举。这两者有斗争。难行者的好幌子，一定是完全和精密，借此来阻碍易举者的进行，然而它本身，却因为是虚悬的计划，结果总并无成就：就是不行。
有些改革者，是极爱谈改革的，但真的改革到了身边，却使他恐惧。惟有大谈难行的改革，这才可以阻止易举的改革的到来，就是竭力维持着现状，一面大谈其改革，算是在做他那完全的改革的事业。这和主张在床上学会了浮水，然后再去游泳的方法，其实是一样的。
说到中国的改革，第一著自然是埽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五四运动，本也是这机运的开端罢，可惜来摧折它的很不少。那事后的批评，本国人大抵不冷不热地，或者胡乱地说一通，外国人当初倒颇以为有意义，然而也有攻击的，据云是不顾及国民性和历史，所以无价值。这和中国多数的胡说大致相同，因为他们自身都不是改革者。岂不是改革么？历史是过去的陈迹，国民性可改造于将来，在改革者的眼里，以往和目前的东西是全等于无物的。
世界上改革者的动机，大抵就是这对于时代环境的不满的缘故。《两地书·六》，《全集11》P26
钟先生也还是脱不了旧思想，他以为丑，他就想遮盖住，殊不知外面遮上了，里面依然还在腐烂，倒不如不论好歹，一齐揭开来，大家看看好。往时布袋和尚带着一个大口袋，装着另碎东西，一遇见人，便都倒在地上道，“看看，看看”。这举动虽然难免有些发疯的嫌疑，然而在现在却是大可师法的办法。
近来所谓新思潮者，在外国已是普遍之理，一入中国，便大吓人；提倡者思想不彻底，言行不一致，故每每发生流弊，而新思潮之本身，固不任其咎也。
要之，中国一切旧物，无论如何，定必崩溃；倘能采用新说，助其变迁，则改革较有秩序，其祸必不如天然崩溃之烈。而社会守旧，新党又行不顾言，一盘散沙，无法粘连，将来除无可收拾外，殆无他道也。
那些维持现状的先生们，貌似平和，实乃进步的大害。最可笑的是他们对于已经错定的，无可如何，毫无改革之意，只在防患未然，不许“新错”，而又保护“旧错”，这岂不可笑。
老先生们保存现状，连在黑屋子开一个窗也不肯，还有种种不可开的理由，但倘有人要来连屋顶也掀掉它，他这才魂飞魄散，设法调解，折中之后，许开一个窗，但总在司见 机想把它塞起来。
大概，人必须从此有记性，观四向而听八方，将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谈全都扫除，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假面全都撕掉，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总而言之，就是将华夏传统的所有小巧的玩艺儿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
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这“溃灭”正是新生之前的一滴血，是实际战斗者献给现代人们的大教训。虽然有冷淡，有动摇，甚至于因为依赖，因为本能，而大家还是向目的前进，即使前途终于是“死亡”，但这“死”究竟已经失了个人底的意义，和大众相融合了。所以只要有新生的婴孩，“溃灭”便是“新生”的一部分。
大同的世界，怕一时未必到来，即使到来，像中国现在似的民族，也一定在大同的门外。所以我想，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
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
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上海文艺之一瞥》，《二心集》，《全集4》P297
……这是政府允许的，不是因压迫而反抗的，也不过是奉旨革命。《革命时代的文学》，《而已集》，《全集3》P421
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
鲁迅的名言之论审查制度：
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
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
政府似有允许言论自由之类的话，但这是新的圈套，不可不更加小心。
猛兽是单独的，牛羊则结队；野牛的大队，就会排角成城以御强敌了，但拉开一匹，定只能牟牟地叫。人民与牛马同流，——此就中国而言，夷人别有分类法云，——治之之道，自然应该禁止集合：这方法是对的。其次要防说话。人能说话，已经是祸胎了，而况有时还要做文章。
总之。社会不改良，“收起来”便无用，以“收起来”为改良社会的手段，是坐了津浦车往奉天。这道理很浅显：壁虽坚固，也会冲倒的。
北平[1]原是帝都，只要有权者一提倡“惰气”，一切就很容易趋于“无聊”的，盖不独报纸为然也。这里也一样。但出版界也真难，别国的检查是删去，这里却是给作者改文章。那些人物，原是做不成作家，这才改行做官的，现在他却来改文章了，你想被改者冤枉不冤枉。所以我现在的办法是倘被改动，就索性不发表。
有救人之英雄，亦有杀人之英雄，世上通例，但有作文之文学家，而又有禁人作文之“文学家”，则似中国所独有也。
他们的嘴就是法律，无理可说。所以凡是较进步的期刊，较有骨气的编辑，都非常困苦。今年恐怕要更坏，一切刊物，除胡说八道的官办东西和帮闲凑趣的“文学”杂志而外，较好[的]都要压迫得奄奄无生气的。
禁止，则禁止耳，但此辈竟连这一点骨气也没有，事实上还是删改，而自己竟不肯负删改的责任，要算是作者或编辑改的。
现行文学暗杀政策，几无迹象可寻，实是今胜于古，惜叭儿多不称职，致大闹笑话耳。《致杨霁云/1935年2月10日》，《全集13》P56
官们对于文学社的感情坏，这是故意留难的。在那里面的都是坏种或低能儿，他们除任意催[摧]残外，一无所能，其实文章也看不懂。
国事至此，始云“保障正当舆论”，“正当”二字，加得真真聪明，但即使真给保障，这代价可谓大极了。
……对出版的压迫实在厉害，而且没有定规，一切悉听检查官的尊意，乱七八糟，简直无法忍受。在中国靠笔来生活颇不容易。
今年设立的书报检查处，很有些“文学家”在那里面做官，他们虽然不会做文章，却会禁文章，真禁得什么话也不能说。
检查官吏们公开的说，他们只看内容，不问作者是谁，即不和个人为难的意思。有些出版家知道了这话，以为“公平”真是出现了，就要我用旧名子[字]做文章，推也推不掉。其实他们是阴谋，遇见我的文章，就删削一通，使你不成样子，印出去时，读者不知底细，以为我发了昏了。
其实，私拆函件，本是中国的惯技，我也早料到的。但是这类技俩，也不过心劳日拙而已。
且现在法律任意出入，虽文学史，亦难免不触犯反革命第X条也。鲁迅经典语录
自从去年六月以来，对出版物的压迫步步加紧，出版社大感困难。对于新的青年作家的作品，压迫特别厉害，常常把有关紧要之处全部删除，只留下空壳。在日本研究“中国文学”，倘对此种情形没有仔细了解，就不免很隔膜了。就是说，我们都是带着锁链在跳舞的。
因为官老爷痛恨我的一切，只看名字，不管内容，登载我的文字，我既为了顾全出版物的推行，句句小心，而结果仍于推销有碍，真是不值得。
最近我的一切作品，不问新旧全被秘密禁止，在邮局里没收了。好像打算把我全家饿死。如人口再繁殖，就更危险了。
《集外集》止抽去十篇，诚为“天恩高厚”，但旧诗如此明白，却一首也不删，则终不免“呆鸟”之讥。
五四时代比明末近，我又不能做四平八稳，“今天天气，哈哈哈”到一万多字的文章，而且真也和群官的意见不能相同，那时想来就必要发生纠葛。……检查官们虽宣言不论作者，只看内容，但这种心口如一的君子，恐不常有，即有，亦必不在检查官之中，他们要开一点玩笑是极容易的，我不想来中他们的诡计，我仍然要用硬功对付他们。
[1]北平即北京。1928年改为北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称北京至今。
拿什么拯救你，现代艺术----鲁迅论现代艺术 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声。
盖诗人者，撄[1]人心者也。《摩罗诗力说》，《坟》，《全集1》P68
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摩罗诗力说》，《坟》，《全集1》P71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是互为因果的，正如麻油从芝麻榨出，但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
文学与社会之关系，先是它敏感的描写社会，倘有力，便又一转而影响社会，使有变革。这正如芝麻油原从芝麻打出，取之浸芝麻，就使它更油一样。
自然，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
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
帮闲文学实在是一种紧要的研究，……
……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
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
世间往往误以两种文学为革命文学：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
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赋得革命，五言八韵”，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
文章总是墨写的，血写的倒不过是血迹。它比文章自然更惊心动魄，更直截分明，然而容易变色，容易消磨。这一点，就要任凭文学逞能，恰如冢中的白骨，往古来今，总要以它的永久来傲视少女颊上的轻红似的。
社会停滞着，文艺决不能独自飞跃，若在这停滞的社会里居然滋长了，那倒是为这社会所容，已经离开革命，……
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
其实，口号是口号，诗是诗，如果用进去还是好诗，用亦可，倘是坏诗，即和用不用都无关。譬如文学与宣传，原不过说：凡有文学，都是宣传，因为其中总不免传布着什么，但后来却有人解为文学必须故意做成宣传文字的样子了。诗必用口号，其误正等。
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
我以为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做诗，否则锋铓太露，能将“诗美”杀掉。
看看水果店之对付水果，何等随便，使果树看见，它一定要悲哀，我觉得作品也是如此，这真是无法可想。
旧瓶可以装新酒，新瓶也可以装旧酒，倘若不信，将一瓶五加皮和一瓶白兰地互换起来试试看，五加皮装在白兰地瓶子里，也还是五加皮。
外来的东西，单取一件，是不行的，有汽车也须有好道路，一切事总免不掉环境的影响。文学——在中国的所谓新文学，所谓革命文学，也是如此。
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推崇文艺的人，虽喜欢说文艺足以煽起风波来，但在事实上，却是政治先行，文艺后变。
人说，讽刺和冷嘲只隔一张纸，我以为有趣和肉麻也一样。《后记》，《朝花夕拾》，《全集2》P328
……中国向来不大有幽默。只是滑稽是有的，但这和幽默还隔着一大段，……中国之自以为滑稽文章者，也还是油滑，轻薄，猥亵之谈，和真的滑稽有别。
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非写实的讽刺，即使能有这样的东西，也不过是造谣和诬蔑而已。
然中国之所谓幽默，往往尚不脱《笑林广记》式，真是无可奈何。
中国究竟有无“幽默”作品？似乎没有。多是一些拙劣鄙野之类的东西。《致增田涉/1932年5月13日》，《全集13》P485
所谓中国的“幽默”是个难题，因“幽默”本非中国的东西。
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
诗歌不能凭仗了哲学和智力来认识，所以感情已经冰结的思想家，即对于诗人往往有谬误的判断和隔膜的揶揄。
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
中国如果还会有文艺，当然先要以这样直说自己所本有的内容的著作，来打退骗局以后的空虚。因为文艺家至少是须有直抒己见的诚心和勇气的，倘不肯吐露本心，就更谈不到什么意识。
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
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就是写咖啡馆跳舞场罢，少爷们和革命者的作品，也决不会一样。
如果内容的充实，不与技巧并进，是很容易陷入徒然玩弄技巧的深坑里去的。
所以我的意见，以为一个艺术家，只要表现他所经验的就好了，当然，书斋外面是应该走出去的，倘不在什么旋涡中，那么，只表现些所见的平常的社会状态也好。日本的浮世绘[2]，何尝有什么大题目，但它的艺术价值却在的。
如果是战斗的无产者，只要所写的是可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那就无论他所描写的是什么事情，所使用的是什么材料，对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的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作者本身便是一个战斗者。
总之，我的意思是：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但也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也就是消灭了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
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
中国文学从我看起来，可以分为两大类：（一）廊庙文学，这就是已经走进主人家中，非帮主人的忙，就得帮主人的闲；与这相对的是（二）山林文学。唐诗即有此二种。如果用现代话讲起来，是“在朝”和“下野”。后面这一种虽然暂时无忙可帮，无闲可帮，但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3]。
中国是隐士和官僚最接近的。那时很有被聘的希望，一被聘，即谓之征君；开当铺，卖糖葫芦是不会被征的。我曾经听说有人做世界文学史，称中国文学为官僚文学。看起来实在也不错。一方面固然由于文字难，一般人受教育少，不能做文章，但在另一方面看起来，中国文学和官僚也实在接近。
必先使外国的新兴文学在中国脱离“符咒”气味，而跟着的中国文学才有新兴的希望——如此而已。
英美的作品我少看，也不大喜欢。《致江绍原/1927年11月20日》，《全集11》P597
刚才看了一下目录，英德文学里实无相宜的东西：德作品都短，英作品多无聊（我和英国人是不对的）。我看波兰的《火与剑》或《农民》，倒可以译的，……
至于怎样的是中国精神，我实在不知道。就绘画而论，六朝以来，就大受印度美术的影响，无所谓国画了；元人的水墨山水，或者可以说是国粹，但这是不必复兴，而且即使复兴起来，也不会发展的。所以我的意思，是以为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画，并且留心民间所赏玩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许能够创出一种更好的版画。
新的艺术，没有一种是无根无蒂，突然发生的，总承受着先前的遗产，有几位青年以为采用便是投降，那是他们将“采用”与“模仿”并为一谈了。中国及日本画入欧洲，被人采取，便发生了“印象派”[4]，有谁说印象派是中国画的俘虏呢？专学欧洲已有定评的新艺术，那倒不过是模仿。“达达派”[5]是装鬼脸，未来派[6]也只是想以“奇”惊人，虽然新，但我们只要看Mayakovsky的失败（他也画过许多画），便是前车之鉴。既是采用，当然要有条件，例如为流行计，特别取了低级趣味之点，那不消说是不对的，这就是采取了坏处。必须令人能懂，而又有益，也还是艺术，才对。
所说的《现代版画》的内容小资产阶级的气分太重，固然不错，但这是意识如此，所以有此气分，并非因此而有“意识堕落之危险”，不过非革命的而已。但要消除此气分，必先改变这意识，这须由经验，观察、思索而来，非空言所能转变，如果硬装前进，其实比直抒他所固有的情绪还要坏。因为前者我们还可以看见社会中一部分人的心情的反映，后者便成为虚伪了。
木刻是一种作某用的工具，是不错的，但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它之所以是工具，就因为它是艺术的缘故。斧是木匠的工具，但也要它锋利，如果不锋利，则斧形虽存，即非工具，但有人仍称之为斧，看作工具，那是因为他自己并非木匠，不知作工之故。
看画也要训练。十九世纪末的那些画派，不必说了。就是极平常的动植物图，我曾经给向来没有见过图画的村人看，他们也不懂。立体的东西变成平面，他们就万想不到会有这等事。
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随感录四十三》，《热风》，《全集1》P330
……青年向来有一恶习，即厌恶科学，便作文学家，不能作文，便作美术家，留长头发，放大领结，事情便算了结。较好者则好大喜功，喜看“未来派”“立方派”[7]作品，而不肯作正正经经的画，刻苦用功。
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也就是男人扮女人。
办小刊物，我的意见是不要帖大广告，却不妨卖好货色；编辑要独裁，“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无水吃”，是中国人的老毛病，……
凡有可怜的作品，正是代表了可怜的时代。
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
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
我想：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方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
在自然界里也这样，鹰的捕雀，不声不响的是鹰，吱吱叫喊的是雀；猫的捕鼠，不声不响的是猫，吱吱叫喊的是老鼠；结果，还是只会开口的被不开口的吃掉。
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真是伟哉一世之雄，妙在被骂者不敢开口。而又有人说，这不敢开口，又何其怯也？对于无“杀身成仁”之勇，是第二条罪状，斯愈足以显革命文学家之英雄。所可惜者只在这文学并非对于强暴者的革命，而是对于失败者的革命。
上海去年嚷了一阵革命文学，由我看来，那些作品，其实都是小资产阶级观念的产物，有些则简直是军阅[阀]脑子。
……文艺究竟不同政治，小政客手腕是无用的。
革命文学现在不知怎地，又仿佛不十分旺盛了。他们的文字，和他们一一辩驳是不值得的，因为他们都是胡说。最好是他们骂他们的，我们骂我们的。
文学史上，我没有见过用阴谋除去了文学上的敌手，便成为文豪的人。
穷极，文是不能工的，可是金银又并非文章的根苗，它最好还是买长江沿岸的田地。然而富家儿总不免常常误解，以为钱可使鬼，就也可以通文。使鬼，大概是确的，也许还可以通神，但通文却不成，……官可捐，文人不可捐，有裙带官儿，却没有裙带文人的。
弄文学的人，只要（一）坚忍，（二）认真，（三）韧长，就可以了。不必因为有人改变，就悲观的。
太伟大的变动，我们会无力表现的，不过这也无须悲观，我们即使不能表现他的全盘，我们可以表现它的一角，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做做这一木一石呢？我时常做些另碎事，就是为此。
我说句老实话罢：我所遇见的随便谈谈的青年，我很少失望过，但哗啦哗啦大写口号理论的作家，我却觉得他大抵是呆鸟。
一个作者，“自卑”固然不好，“自负”也不好的，容易停滞。我想，顶好是不要自馁，总是干；但也不可自满，仍旧总是用功。要不然，输出多而输入少，后来要空虚的。
对于只想以笔墨问世的青年，我现在却敢据几年的经验，以诚恳的心，进一个苦口的忠告。那就是：不断的努力一些，切勿想以一年半载，几篇文字和几本期刊，便立了空前绝后的大勋业。还有一点，是：不要只用力于抹杀别个，使他和自己一样的空无，而必须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初初出阵的时候，幼稚和浅薄都不要紧，然而也须不断的生长起来才好。并不明白文艺的理论而任意做些造谣生事的评论，写几句闲话便要扑灭异己的短评，译几篇童话就想抹杀一切的翻译，归根结蒂，于己于人，还都是“可怜无益费精神”的事，这也就是所谓“聪明误”了。
我想，普遍，永久，完全，这三件宝贝，自然是了不得的，不过也是作家的棺材钉，会将他钉死。
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但我想，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给叭儿狗文艺家去承受罢，我们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抛弃了它，是会和他们成为“一丘之貉”的。
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灌溉佳花，——佳花的苗。《并非闲话（三）》，《华盖集》，《全集3》P152
批评家的错处，是在乱骂与乱捧，例如说英雄是娼妇，举娼妇为英雄。
我每当写作，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因为那时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
其实是作文“藏之名山”的时代一去，而有一个“坛”，便不免有斗争，甚而至于谩骂，诬陷的。
历史决不倒退，文坛是无须悲观的。悲观的由来，是在置身事外不辨是非，而偏要关心于文坛，或者竟是自己坐在没落的营盘里。
为人类的艺术，别的力量是阻挡不住的。
[1]撄触动，打动。
[2]浮世绘日本德川时代（也称江户时代，1603-1867）兴起的一种民间绘画。浮世，现世之意，绘画故题材多取民间风俗、俳优、武士、游女、风景等，艺术上一般以线条明快、色彩鲜艳为特色。浮世绘曾在日本广为流传，至十八世纪末逐渐衰落。
[3]“心存魏阙”语出《庄子·让王》：“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魏阙，古代宫门外的建筑，后来用作朝廷的代称。
[4]“印象派” 十九世纪后期产生于法国的一个艺术流派。该派反对学院派的保守画风，采取在户外阳光下直接描绘景物的方法，追求光色变化的效果，强调瞬间印象，故称。
[5]“达达派” 通称达达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流行于瑞士、美国、法国的一个文艺流派。“达达”（dada）原是法语中幼儿语言的“马”，取作文艺流派的名称，表示“毫无意义”、“无所谓”。该派对文化传统、现实生活、艺术规律采取极端反叛、虚无的态度，反映了当时青年一代的精神状态。
[6]未来派 西方的一种现代文艺思潮和流派。二十世纪初发端于意大利，随后波及俄国，在法、英、德、波兰也有影响。该派否定文化传统和现存秩序，强调“现代感觉”、“机械文明”，赞美“进取性的运动”、“速度的美”与“力量”。1926年，在意大利得到墨索里尼的支持，成为宣传暴力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工具。
[7]“立方派” 通译立体派，或称立体主义。现代西方的一种艺术流派。开始于二十世纪初，形成于法国，主要表现在绘画方面，对诗歌创作也有一定影响。该派作品强调结构分析，摒弃传统艺术的表现方法，肢解自然形态，而取从上下左右前后内外去观察的方法，以构成事物的新形态。但因此，有的作品陷于玩弄立方的形式游戏，开了抽象主义几何派的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