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郁达夫17岁时，即随长兄郁曼陀东渡日本留学深造。在此期间，他亲身感受到了身为“弱国子民”的歧视和屈辱，这不仅令他写出了轰动一时的小说《沉沦》，而且令他在自传体作品《雪夜》中写出了这样的认识：“是在日本，我开始看清了我们中国在世界竞争场里所处的地位;是在日本，我开始明白了近代科学——不问是形而上或形而下——的伟大与湛深;是在日本，我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运命，与夫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得不受的炼狱的历程。”用今天的话来讲，也就是说当年的他已经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而且对于中国后来所遭受到的被践踏被凌辱的命运也不幸而言中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郁达夫愤然而起，参加了由胡愈之等人组织的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大联盟;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他不仅提笔写下了通讯报道《沪战中的生活》，向世界披露日本强盗的侵略行径，而且与鲁迅、茅盾等43人联名发表了《上海文艺界告世界书》，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1933年1月，他更是毅然决然地参加了由蔡元培、宋庆龄等人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自己的行动奋力反抗侵略者的滔天罪行……
此间的郁达夫既是一名“战士”，又是一名尚未完全脱离原有生活习气的“文人”。——因为与妻子王映霞的情感纠纷不断，他一气之下闹到了报端;为了彻底摆脱这场纠葛，他更是负气跑到福建，当了一名省政府的参议。但是生气归生气，发怒归发怒，在国家大事与家庭小事的矛盾面前，他还是能够区分出轻重与缓急来的——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正在福州任上的郁达夫二话不说便出任了该地区救亡协会的理事长，并亲自承担起《救亡文艺》的编辑工作;1938年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成立，厅长郭沫若聘请郁达夫为主管对敌宣传的第七处处长，他同样是欣然承允，后来只因错过了抵达武汉的日期，而改任为三厅的设计委员;同年4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郁达夫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及研究部的主任，他依然是兴高采烈地走马上任，并且代表文协，多次奔赴前线进行劳军和视察。此间，他还以记者的身份，写下了大量的通讯报道以及散文随笔，向全国人民详细地报道前线的战况，全面地分析战局的形势。
——这里有对侵略者罪行的报道，字里行间充满着仇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