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杏红丹雅 艳冠群芳
──孟玉楼与薛宝钗形象之比较
孟玉楼与薛宝钗，《金瓶梅》与《红楼梦》中这一对主要人物，一个是市井再醮之贱妾，一个是世家尊贵之闺秀，以社会地位和文化教养而论，她们间应当说天差地别，难道还有什么共同之处可以放在一起比较的吗?诚然，有的。在那特定的历史时期，在她们生活的不同社会圈子内，无论以作者的命意还是形象自身的意蕴看，一个是倚云红杏，日边仙品（张竹坡谓：“玉楼人醉杏花天……言其日边仙种，本该倚云栽之，观其命名，则作者待玉楼，自是特用异样笔墨，写一绝世美人，高众妾一等”）；一个是典雅牡丹，艳冠群芳。她们都是有很高典型意义的模范人物，无论就其相异还是相同之处来说，她们俩正是一对天生的富于比较意义的典型形象。下面似就五个方面试进行比较。
一、尊卑悬殊的社会身份
玉楼和宝钗同属于富裕阶层而又尊卑悬殊。
以出身门第和个人身分而论，孟玉楼先为清河县南门外布贩兼染坊主杨宗锡之妻，不过是市井细民之妇，后来嫁了西门庆，也不过是锦衣千户兼富商之小妾，这跟紫微舍人兼皇商金陵豪族之一的“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的薛家的千金，后又成了荣国府的少奶奶的薛宝钗，当然不能相提并论。平日孟玉楼虽插金戴银，养尊处优，但作为妾，她的地位极低，她虽然还不至于像香菱“一身一体俱属奶奶的”，可是也高不到哪里去。比如潘金莲，有西门庆的宠爱和纵容，她平日也可以和吴月娘勃豀斗法，可西门庆一死，月娘马上可以把她交媒婆发卖。她不光不存在什么财产继承权，而且连人身自由都没有。虽然月娘所为已甚，可厉害不让人如潘金莲，对此似乎也未提出过抗议。月娘与玉楼关系较好，如果不是这样，她也应当有同样的权利如法炮制的。
不过在社会地位方面，二人也有相通或相近之处。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她们都生活于富裕阶层。宝钗自不待言，玉楼也是插金戴银，呼奴使婢的，嫁西门庆前她也算个小小富孀。其二是她们的家庭都与商业发生着联系。薛家虽为世家，但到了薛蟠这一代，已经变成了纯粹的皇商，经商，已经成了他们基本的收入来源。玉楼的前夫是个小业主，西门庆虽有五品的掌刑千户的身份，但他基本上还是个富商，商业的收入为其主要经济来源。这一生活方式，在这两位女性身上，都不同程度地留下痕迹。
二、天差地别的文化教养
以文化教养论，宝钗和玉楼也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类型。宝钗为典型的大家闺秀，封建淑女，玉楼则是那一时代市井型的贤妻；宝钗的教养是用典范的封建文化自觉地塑造出来的，而玉楼的教养则是市民社会的自发产物。
宝钗的文化教养有两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其为明德型。她是用封建的纲常名教即儒学的正统思想体系塑造出来的。什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忠孝节义、女子无才便是德等等，封建社会后期为女性规范的一切，在宝钗身上都得到集中的体现。她在贾府之能博得上下一致的称道，她之为封建家长所赏识，其原因即在于此。而贾宝玉对她的才学推崇备至，但并不爱她，其原因亦在于此。
宝钗不仅身体力行着封建规范，而且对周围的人不断进行着封建说教。她做事处处讲究“拿学问提着”，可谓达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的境界了。所以史湘云对她崇拜得五体投地，认为谁也不能挑出她的毛病来。宝钗真是典型的封建时代的大家闺秀。
二是其为文采型。这也是宝钗形象自身的一个矛盾。──她虽然爱宣扬女子无才便是德，针黹女工是你我本分，但她自己又博古通今，多才多艺，举凡经史子集、佛老百家、诗词曲赋、琴棋书画，她几乎无所不通。在大观园那文采风流、群星灿烂的女儿群中，宝钗不光是其中的佼佼者，而且是“艳冠群芳”者，就学识和才华的总体来看，连黛玉和湘云都逊她一着。宝钗可以具体而微地作为古代文化的审美观照。
三是其为典雅型。这是由以上两个特点决定的。既然她是用封建文化自觉地塑造出来的，因而她的教养必然具有古代文明的典雅特色。大观园首开诗社，宝钗一举夺魁，李纨称她的诗“含蓄浑厚”，是的，她笔下所吟咏的“珍重芳姿昼掩门”、“淡极始知花更艳”、“冰雪招来露砌魂”的白海棠，正是她自己的审美写照。她似白海棠，又似牡丹花，她的教养从言谈举止到风采神韵，都是以雍容典雅、文质彬彬为其特色的。
与宝钗的典雅型教养形成鲜明对照，孟玉楼的教养属于市井型，不过她不属于那种粗俗的市井型，而是属于带点文化色彩的上层市井型。她虽不是高雅雍容的牡丹，但也是俏丽动人的杏花;她虽然不是大家闺秀，但也算得上市井中的小家碧玉。她的教养，在她那个生活圈子内，也算是个风范，也可以说“艳冠群芳”了。在杨家“当家立纪”，针黹女工，自不消说，到西门家后，虽然被冷落在“三房”的位置上，但上下左右，以举止、言谈、心计而论，西门庆的其他妻妾中再无可以望其项背的。她不似月娘小家子气，也不似金莲“举止轻浮惟好淫”，吴神仙给她下的“判词”是“口如四字神清彻，温厚堪同掌上珠”，“薛媒婆说娶孟三儿”，她以寡妇之身，可以亲自相亲，从容自如地接待西门庆，既彬彬有礼，又不失身份，有极强的分寸感，在市井上中层妇女中，她也算得上闺范了。这一些若放在宝钗身上虽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她那个社会圈子里，玉楼的做法，正是极有教养的表现。至于较为狭义的文化方面，玉楼就不能跟宝钗相比了。她的唯一文化教养是“弹一手好月琴”，会唱个流行的曲儿之类，当然这与宝钗的博古通今文采风流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了。
三、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
宝钗和玉楼都有不同凡响的人生追求。“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三揭红罗两画眉”，她俩都孜孜不倦地为实现“自我”的人生目标而努力着。从这方面看，二人是颇为相似的；然而从她们追求的具体内容看，则又大异其趣了。
在人生追求方面孟玉楼属于比较实在的“葆欲型”。她的人生目标，既不是“修身齐家”，以贤内助帮助丈夫“治国平天下”，“立德、立功、立言”，不是作为节妇烈女，留芳百世，也不是如潘金莲、王六儿一味满足于淫欲或物欲，她的追求很实在，优越些的物质生活，风流多情喜欢自己可以作为终身依靠的丈夫，合乎这一标准，无论是布贩子，卖生药放官吏债的“专业户”，或者是县太爷的衙内，她都可以接受。为此，她可以一再改换门庭，面对着吉凶难卜的未知数，以一个无依无靠的弱女子的身份，在漫长的人生长途中艰难地跋涉着。先做小业主的老板娘时，她自己当家立纪，似乎也未见出怎么不安于贫贱。丈夫不幸去世后，她冲破家族势力的干扰，毅然再嫁，以期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终身伴侣，讵料张四舅的话不幸言中，她在西门庆家中虽过着优越的物质生活，但并未找到真正的幸福。直到西门庆死后再次改嫁时，她才吐露了自己的心声:“你这媒人说谎的极多，奴也吃人哄怕了。”于是经过认真考虑，反复权衡，终于决定再嫁给李衙内。她始终抱着很现实的目标，执著地追求着。
宝钗的人生追求属于理想型和克己型。她不是以人的自然愿望出发，而是从封建阶级给女子设计的“三从四德”、“修身齐家”等规范出发，去自觉地设计自己、塑造自己，上则佐万几母仪大下，下则为小康人家的理想的贤妻良母，她都可以当之无愧地克尽厥职。王昆仑先生说过:“直到今天，不少中国人还有娶妻当如薛宝钗之想，诚然的”，“寻找人间幸福的男子们，大概没有不想望着有薛宝钗这样一个妻子的理由。”把薛宝钗小人化，以为她就是眼睛只盯着宝二奶奶的位置，处心积虑的向着上上下下做功夫，这种认识未必符合宝钗形象的实际。当然在宝钗的生活圈子里，宝玉是她唯一可以属意的男性，但她不是不知道，宝玉并不爱她，而且正式订婚时宝玉又是那样的精神失常，以宝钗之明智，不会看不到金玉姻缘的不幸。然而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母亲的意见，除了思维与情感的惯性力量在起作用外，主要的还是“三从”在起作用。责备母亲不该问自己，未必是虚伪的话。这个用典范的封建观念陶冶出来的淑女，她的人生价值取向，属于自我完善型与自我实现型，其实现的方式则是克己。正因为克己如此，她终于用自己的人生实践埋葬了自己。她成了她自己所恭信笃守的封建观念的牺牲品。
四、冰炭难容的伦理观念
孟玉楼和薛宝钗的伦理观念小同而大异，其共同处表现为封建阶级的传统伦理观念对市民阶级的支配作用，但在根本处二者却表现为差异和对立，它突出地表现在婚姻观念和道德观念方面。
在两性关系方面无论是玉楼还是宝钗都承认男子对女子的支配权利，即女子对男子的依附地位，丈夫是妻子的“天”和靠山，她们谁也没有男女平等意识。在婚姻的实现方式上，宝钗是绝对服从“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的，薛姨妈就宝钗的终身大事征求她的意见，谁知女儿反“正色”批评妈妈:“妈妈这话错了，女儿家的事情是父母做主的，如今我父亲没有了，妈妈应该做主的，再不然，父亲不在了，就问哥哥，怎么问起我来?”不光她自己没有自主意识，即使那执著地追求着婚恋自由的林黛玉，一听到宝玉对自己的真诚表白时，都会翻脸不愿意。而孟玉楼则不然，她第一次结婚时的情况我们不得而知，而她的改嫁，不光老一辈要征求她自己的意见，而她自己还要当面相亲，亲自交谈，问明各种情况后，然后再予拍板。她第二次改嫁，也是自己先看中，自己通过媒人了解，最后自己作出决断。这种做法对于宝钗是不可思议的。
与此相联系是贞操观念的改变。宋明以后，礼教以僵硬的面目出现，它对女性特别残酷，本来“三从”已经把女性的人身自主权完全取消，这时“三从”已经发展成“四从”增加了一条“从一而终”。这条残酷的道德教条，大观园的女儿们无论是宝钗还是湘云，谁也没有对它的不合理性作过丝毫怀疑，可在孟玉楼那里，这一枷锁已经被生活的铁拳击得粉碎，她不仅改嫁，而且一再改嫁。前一次丈夫孝服未满，第二次刚刚过周年。“少女嫩妇的守什么！”周围的舆论也相当宽容。连吴月娘都认为她是“前进”了。旧时“三从”的教条已经被修正成为“初嫁由亲，再嫁由身”。玉楼自己也并不感到难以为情，她拜辞了西门庆的灵位，告别了月娘和家中大小人等，从容坦然地踏上了新的人生途程。
在人身的行动自由方面，玉楼比宝钗也宽松得多。宝钗真是深居闺中，珍重芳姿，行动有人跟着，议婚时必须回避宝玉，婚后连贾琏都得回避。孟玉楼则可以自己到门首磨镜，元夜可以抛头露面到大庭广众的街上去看花灯，至于她在染坊做老板娘时，里里外外一把手，更不存在顾忌什么抛头露面的问题了。
当然玉楼也不能超越自己的时代，她和宝钗属于同一个时代，她们的差异属于横向差异。她们虽有不同的生活圈子，但从总体上来看，以宝钗为代表的那一伦理体系，还是支配着包括玉楼所在的生活圈子在内的整个社会的。
在听说孟玉楼要嫁西门庆之后，杨宗保的四舅曾出面干预，他说西门庆有正头娘子并三四个老婆。孟玉楼说“自古船多不碍路，……虽然房里人多，只要丈夫作主，若是丈夫喜欢，多亦何妨；丈夫若不喜欢，便只奴一个，也难过日子。况且富贵人家，那家没有四五个。张又说西门庆虐待妇女，孟答道：“你老人家差矣。男子汉虽然厉害，不打那勤俭省事之妻，我到他家，把持家庭，里言不出，外言不入，他敢怎的奴?”张又说西门庆行为欠端、孟答道:“你老人家又差矣。他年少人，就外边做些风流勾当，也是常事，奴妇人家哪里管得许多，况婚姻皆前生分定，你老人家倒不消这样费心。”孟玉楼对张四舅这一通驳论，虽然尖利但却堂堂正正。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两性关系及嫡庶关系方面，孟玉楼的观念比宝钗代表的那一社会，也没走得很远。
五、颇为相近的处世哲学
玉楼和宝钗有一个最为相似之处，就是她们都很会“做人”。
封建时代，在统一的做人的大前提下，做人的方式是可以不拘一格的，有方正型，有憨直型，有乡原型，有狷狭型，等等，不一而足。宝钗做人处世，可谓独得其大体，安分随时，自我尊重，又虚己待人；豁达大度，又明于利害；大事聪明，小事糊涂，大智若愚，不锋芒外露；尊尊，亲亲，娴于事上，远害布德，巧于驭下。她以亲戚身份处于荣国府那样一个“一个个都象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复杂人事环境中，竟能得到上下左右一致的称道，以凤姐之黠、黛玉之慧、湘云之豪迈、袭人之柔奸，皆能为其所包容，她真可谓深得旧时代做人之三昧，无愧于从容大度，或者中庸之道了。
宝钗之处事做人，有三个突出特点:
一是她明于利害得失，对世事看得很透彻。她大智若愚，虚己待人，绝无黛玉孤高自许之失，但她也不一味随和，关键时则有主见，有锋芒，连夏金桂那样的“河东吼”也不敢轻易侵犯她。
再一点是她善于和各色人物打交道，在对立的两极中把握分寸，使之各得其所。她各方面的关系都处理得极好，如在上下关系方面，在上她深得贾母及王夫人的器重和喜爱，有凤姐之宠而无其讥；驭下她能约之以礼，济之以惠，深得下人尊重与感怀，有凤姐之才而无其怨。在亲戚关系方面，她紧紧依靠当权的姨母一系，但又能得到反对派赵姨娘的赞扬，姊妹行中，百人百性，她都能应酬妥贴，甚至使黛玉折服。
还有一点是她长于保护自己，平日寡言少语，在亲戚家中，“不关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遇事“又要自己便宜，又不得罪人”，哪些事该糊涂回避，哪些该挺身而出，她都处理得极好。
做人处事，她有贾政之正，而无贾政之迂；有贾母之权，而无贾母之溺;有凤姐之干练，而无凤姐之刻薄;有探春之精明，不似探春露锋芒：在大观园内外，是无人可及的。
然而无独有偶，在千里之外，百年之先，宝钗则在山东清河县西门大官人的府上找到了自己的知音。在做人哲学方面，玉楼与宝钗给人以异曲同工之感。
在西门千户府上，孟玉楼是六房妻妾中威信最高的一个，她不似吴月娘那样虽宽厚而短才，也不似潘金莲那样虽聪明伶俐却又刻薄小器，也不似李瓶儿善良而又懦弱，更不似李娇儿和孙雪娥有点做事“着三不着两”的，在见识、胸怀、手腕方面，无人可望其项背。西门庆与吴月娘闹意见，她主动张罗为其老公俩说和;潘金莲与吴月娘吵架，又是她主动说服金莲给吴月娘赔不是，为两人打圆场;她和潘金莲处得极厚，但又保持着距离，对她谋害李瓶儿也不助纣为虐，对瓶儿生子，她时时表现出喜悦和关心;李娇儿与潘金莲主管日常开支，务为刻薄，下人敢怒不敢言，她持家则博得下人的称道。连潘金莲不给潘姥姥开发轿钱，还是靠她仗义相助才打开僵局的。玉楼在西门庆家中的威信，与宝钗在贾府颇为相似。遗憾的是西门庆缺乏贾母那样的眼力，未能让玉楼得以发挥她的治家才干。
玉楼于世事利害也看得很透彻。西门庆死后，虽然月娘对她不错，可她还是决定改嫁。“男子汉已死，奴身边又无所出，虽故大娘有孩儿，到明日长大了，各肉儿各疼，闪得我树倒无阴，竹篮儿打水，我不如往前进一步，弄上个叶落归根之处，还只顾傻傻的守些什么?到没的耽误了奴的青春年少。”应当说相当高明。她平日待人宽厚，不似潘金莲务为刻薄，然而听说来旺儿要谋杀西门庆时，如摆在冷水盆中一般，吃了一惊。她比潘金莲反应敏锐得多，是她挑唆潘去怂恿西门庆谋害来旺的。当西门庆在宋惠莲的乞求下态度缓和改变主意时，又是玉楼，再次在潘金莲面前烧了一把火，终于推动西门庆下决心置来旺于死地。她不像西门庆恣睢而颟顸，也不像月娘善良而糊涂，她虽与潘金莲步调一致，但潘之发火与挑唆，多半是出于吃醋与逞强；而玉楼是出于根本利害的算计。她深知西门庆的安危关系着她本人及家族的根本利益，于是她就不讲宽厚了。她觉得应该杀人，但自己又不愿出头，挑唆潘金莲到西门庆面前点火，是再好也不过的了。可见玉楼之城府，之深机，之决断，远非金莲、月娘可以望其项背。
跟宝钗一样，玉楼也善于保护自己，该藏该露，她都能审时度势，处理得很好。改嫁之后，西门庆对她的态度，与其相期甚远，张四舅的话不幸而言中，她没有后悔负气，凭感情用事，而是沉静地面对现实，适应现实，向好处争取。在妻妾间残酷激烈的争斗中，她算较为超脱，以致除月娘外，也就算她得到了较好的结局。平日她冷眼旁观，韬光养晦，不露锋芒，不为已甚。听说西门庆要宽释来旺，她给金莲烧火，说:“我是小胆儿，不敢惹他，看你有本事和她缠。”不露声色，玩弄金莲于股掌之上，有如小儿。──到关键时刻，她也会露出峥嵘。如果李瓶儿有这样的胆识，也不至于被人害得母子双亡了。李衙内派人来求婚，事关终身大计，她不作难于启齿的女儿态，毅然作出正确抉择。诬陷陈敬济虽然有些心狠手辣，但属于自卫之举。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亦无可深责（这段故事，小说写得不够成功）。玉楼的一生，也有过失误，但对于一个弱女子，那是很难避免的。总的看来，在充满艰险的人生旅程中，她是善于保护自己，排除险阻，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的。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出，孟玉楼的性格和薛宝钗的性格有如许惊人相似之处，而又那样天差地别，这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应当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
这可以到她们各自性格所形成的环境中去寻找答案。
薛宝钗是典范的封建淑女，贵族世家的出身和源远流长的封建文化是形成她的典型性格的基本因素。数千年古老文明所积淀成的一整套关于人生追求、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处事哲学以及种种教养等等，通过诗礼世家各种形式的教育、濡染与陶冶，塑造出了这样一个典范性的性格，以致我们可以具体而微地把她当作古代文化的审美观照。正因为她的性格是那一环境的典范产物，所以在同一环境中，在她生活的那个圈子内，她才能以理想的形式获得上下左右一致的赞美，与环境取得了高度的和谐，几乎可以视为那一时代的完人。孟玉楼生活于封建社会后期城市商业社会的小环境中，她的性格也以比较理想的形式与那一社会保持着高度的和谐与一致。因此这就使宝钗和玉楼成了她们各自生活圈子里的理想人物，这表面上相似的背后又包容着往往根本不同的内容，这就是二人性格上相似而又相异的原因之一。
孟薛之性格相似而又相异的另一原因，是她们的生活都与商业发生着联系。任何同时存在的社会圈子都是互相渗透的，薛家既是贵族又是皇商，他那“珍珠如土金如铁”的豪富，主要来源于商业收入。虽然，薛家之商与西门之商以及杨宗锡家之商很不相同，但商毕竟是商，凡钱都有铜臭。这一家庭的生活方式以及父亲早逝、兄长不成器等原因，过早地使这一深闺少女体味到人生的艰辛，从而过早地成熟了。以湘云之式微且不识当票子，而宝钗却能十分妥善地处理了邢岫烟丢失当票子事件，可见宝钗的生活能力与大观园其他女孩子相比有多大的反差。宝钗的教养型性格又带上很浓的实践型的色彩。三女子代理家政时，探春以开玩笑的形式说过:“登利禄之场，处运筹之界者，窃尧舜之词，背孔孟之道。”宝钗承认这是现实却又不以为然，她主张“拿学问提者，不然入世俗之中去了。”她自己正是这样做的，商业生活的薰染并不改变这一大家闺秀的气质，尽管它有时也流露出一点痕迹，但却使她的封建处事哲学得以圆满地实现。大观园中还有一些严格按照封建规范行事的闺秀，但她们在做人方面都无宝钗来得成功，不能说与这一点无关。孟玉楼所生活的是一个才出现不久的自身还远远没有发展成熟的社会环境，市民社会还拿不出成套的文化形态的东西来塑造自己的个性──直到今天他们还得乞助于“全盘”的“蓝色文化”——因而在生活实践之外，他们只好借助于经过浸润修正的传统文化了。于是，这就为孟薛二人的性格提供了两对异同。她们的性格同样来自传统文化和带着商业色彩的生活实践，且同样具有教养型和实际型的二重性。然而，宝钗的教养型性格主要来源于传统文化;玉楼的实际型性格则主要来自生活实践，这使二者具有不同的质；另一方面作为其补充成份，则起着加强其基本质的作用。
再一点异同之处，宝钗与她的生活圈子的协调，使她成为那一社会的得意人物，但由于她所属的那一社会已到了末路，“好知运败金无彩”，于是“宝钗无日不生尘”，这一理想人物也就随着那一社会的衰亡而变成殉葬者，从而成为悲剧人物。而玉楼则由于她所生活的环境的复杂性，她与之既有协调又有冲突──她在西门家的并不严重的悲剧遭遇，应当说主要的还是由以西门庆为中心的封建因素造成的──然而，因为未来是属于她们的，所以她最终得到了一个喜剧性的结局。
《红楼梦》的作者站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制高点上，他以前人所未有的眼光反顾过去，又以前人所不曾有的敏锐感受未来，他在历史的长河中反思旧文化时，既有哲悟，又有困惑;既有批判，又有留恋。当他把旧的文明以艺术的方式人格化到宝钗身上时，这一人物就具有了美、丑二重意义：作为古代文明的审美观照，她是美的；当她表现出这古老文明的“无情”之时，她又是丑的。宝钗不是“小人”或“恶人”，她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而不是性格的悲剧。
《金瓶梅》的作者既有冬烘意识，又在自觉与不自觉地反映着市井观念。在他浓墨重彩地为我们描绘的众多的丑恶的女性形象时，孟玉楼是他用相反的色调为我们塑造的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美的形象，因而可以说孟玉楼是以美学的形式映照出了作者的部分理想。
孟玉楼和薛宝钗这两个性格的相似、相异和对立，正是封建阶级和刚刚兴起的市民阶级在文化上的对立、差异及相互渗透的审美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