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如果仅停留在当代，你就会变得浅薄；
如果仅停留在现代，你就会变得偏激；
如果仅停留在近代，你就会变得极端。
文| 鲍 琨（山东省济宁市住建委）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倡导“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正义论》的作者——著名哲学大师约翰·罗尔斯在哈佛大学讲课也尚且说，“课堂所谈全属个人偏见，希望大家独立思考”。那么，我们聆听老师的讲解，也应当向因独立思考而有真知灼见的老师们学习，做到独立思考。
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思想。这里所说的思想，不是一些浅薄的、功利的处世哲学。比如说很多人热衷于看一些宫廷剧和官场小说，从中能品味出不少从政的诀窍。曾几何时，我们的荧屏中长袍马褂往来穿梭，《康熙王朝》、《雍正王朝》等清宫剧让不少人看得如痴如醉，大呼过瘾。这也说明现在的官场与当时的朝廷颇具共通之处。
这也难怪，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太复杂，生存太艰辛。这种艰辛，并不仅指物质上的，而是体制上的、人际关系上的，所以我们不得不为生存和发展而耗尽心力。
黑格尔1816年10月28日在海德堡大学开设的哲学史讲座的开讲辞中说：“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致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艰苦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被牺牲在里面。”
是的，多数人的生活都谈不上生活，只不过是生存而已。在平凡琐屑的状态中终其一生实在是一种浪费。（海德格尔的“平均数”状态）。只有思想，能将人从庸常的状态中超拔出来；只有知识的方舟，才能将人从空虚的苦海中解救出来。
所以很羡慕那些大学问家，大艺术家，他们活得最充实，因为他们有思想；他们活得最幸福，因为他们接触到了人类最高层次的快乐。
1.我读到的、看到的——“过去”
这里所说的思想，当然不是“愤青”式的偏激思维。“愤青”其实是一种从众心理，是一种浅薄的、大众式的极端心理。
这些人看似很有正义感，嫉恶如仇，其实，跟“文革”期间被煽动起来的红卫兵没什么区别，只是一种盲目的、从众的激进，正是那种阶级斗争思维方式的延续。
在那个年代，人的思维方式是极端对立的，非红即黑，几乎没有中间路线。不是左派就是右派，不是革命派就是反动派，彼此要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官方宣传解放前资本家和地主老财穷凶极恶，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改革开放后我们看一些反映当时生活的作品，比如《城南旧事》，徐志摩的诗歌，张爱玲的小说，胡适、周作人的散文等，才知道那时候的城市文明已经相当发达，周作人的文章里，上海不同的牙刷商已经在争论：牙刷毛面是凸出来好凹进去好还是波浪型好，与现在差不多。那时的南京，也已是一座欣欣向荣、颇具现代化的新城市。
那个时代，众多大文学家、科学家、经济学家活跃在大学讲堂或科研院所里，群星闪耀，蔚为大观。文学家鲁迅、茅盾、郁达夫、沈从文、巴金、老舍、曹禺、萧军、萧红、朱自清，教育家蔡元培、叶圣陶，国学大师王国维、章太炎、陈寅恪、冯友兰、钱玄同、吴宓、赵元任、梁漱溟、钱穆------
上世纪三十年代，费孝通在江苏农村一边养伤一边开展他的社会调查，后来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从此步入世界人类学著名学者行列。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正在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的古建筑，成为这个学术领域的开拓者。而徐志摩写出了那首美轮美奂的《偶然》，据说是写给林徽因的:“我是天空中的一片云，偶而投映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惊喜------转瞬间消失了踪影。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也许你记得，最好你忘掉--------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即使在抗战时期，西南联大也汇聚了中国众多的顶尖人才。
当然，从前农村的老百姓并不象教科书上写的那么穷。地主多是靠勤俭节约致富，有的一年只吃一次肉，那不是在春节，而是夏收时节跟短工一起吃的。而真正赤贫的，是一些好吃懒作的二溜子。
倒是到了解放后的人民公社，农民被剥夺得家里没有存粮，甚至连做饭的铁锅都拿去大炼钢铁了，都到队里吃食堂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为什么饿死那么多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文明的链条连日寇的铁蹄都没能踏断，却被“文革”斩断了。
解放后，那些大学问家万马齐喑，文学让位给赵树理等“山药蛋派”。多少知识分子被整被斗，幸存下来的也不再敢接触社会现实，转而钻到故纸堆里避祸。《围城》作者——才华横溢的钱锺书，不再搞文学转而搞训诂，写《管锥篇》了。（他们夫妇在剑桥的照片洋派十足，意气风发，到了六十年代的照片，变成衣着极端朴素的老夫妇了。真不知道，历史是前进了？还是倒退了？）
当时我们山东大学中文系四大名教授萧涤非、冯沅君、陆侃如、高亨，被称为山大中文系“四大台柱子”，原来不少是搞文学的，解放后不知怎么就搞起了学问。研究杜甫的萧涤非还被郭沫若批得很惨，研究周易的高亨，还有“二殷”殷孟仑、殷涣先------在“破四旧”中，遭了多大的孽。
焚书，消灭文化，全国人民只能看到样板戏。发动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对外输出革命------还有错误的经济政策，计划经济、以粮为纲、农业剪刀差，以及严格的户籍制度，城乡二元化割裂------是邓小平救了中国。但这些错误带来的危害，直到现在仍难以消除。
如腐败问题。引起腐败的，并不是改革开放或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拉关系、走后门成为风气，恰恰是“文革”造成的。因为当时的一些政策，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人们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受苦并失去前途，就贿赂当权者。所以，贿赂，成为人们抵制错误政策对自己造成伤害的不得已的手段。
2.青铜时代之后，就是“大一统”
要使头脑保持清醒，就要看得远一点。眼光要有历史纵深感。如果你仅把视角停留在当代，你就会变得浅薄；如果仅停留在现代，你就会变得偏激；如果仅停留在近代，你就会变得极端。
我们从小学到的历史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导致鸦片战争，从此中国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丧权辱国，战乱频仍，民不聊生。把中国的衰败归咎于清朝，是板子打错了地方。其实清朝特别是开国的几个皇帝，比我们汉族的明朝的任何一个皇帝都要强的多。我们甚至要感谢康熙皇帝。是他把中国的版图，扩展得比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大。
这并不是主要的。明朝的最大危害在于采取了极端保守的、倒退的经济政策。
为了王朝的稳定，极力压制难以控制的先进的经济因素，而维护小农经济的纯粹均一。强烈地排斥外来事物，断绝海外贸易，朱元璋下令“片板不许出海”。后明成祖朱棣派郑和下西洋，并非发展海外贸易，而是宣扬天朝“天威”。
朱棣死后没几年，出洋即被禁，中国又恢复到闭关锁国的境地。从此东方与西方的发展分道扬镳。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后56年，迪亚士发现好望角，再6年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再过28年，麦哲伦航海环绕地球一圈，证明地球是圆形。
在专制政权全面的压制下，以苏州丝织业为代表的东南沿海手工业，并没有出现有些学者津津乐道的所谓资本主义的萌芽。马克思在考察东西方社会差异时指出，明清时期的中国与同时代的欧洲比，“有如走兽之比于飞禽”。可见东西体制之不同有如霄壤，无从并为一途。
资本主义从未曾在中国生根，遑论萌芽，更谈不上开花结果了。
所谓封建，是专门描述中世纪欧洲的一种体制，若称秦始皇统一至清帝退位期间的中国社会为封建社会，与事实不符。因为在这2000多年的漫长历史中，除了几次短暂的分裂外，中国基本上处于中央集权状态。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的统一全国，是中国与欧洲各国在社会形态上最重要的歧异。
随着青铜时代的终止，中国立即展开政治的统一。这种政治上初期的早熟，在此后千百年间树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传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大一统”的景象，与欧洲版图杂色补丁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
3.黄河、黄土、季候风——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
中国过早形成统一的集权政体为地理因素使然。黄土，季候风，与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僚体系。
由于黄土纤细，可以供原始的工具耕耘。周朝的开国，与推广农业互为表里，显然是得到这种土壤特性的裨益。于是在公元前1000年，中国社会即已在文化上表现出均匀一致。它的基层细胞的组织，与小块耕地的操作结下不解之缘，也表现出家族的团结。
环境产生的极大的压力，使中枢权力在周王朝崩溃后再度出现。
由于黄河流经黄土高原，河水中夹带大量泥沙，所以黄河经常淤塞河床，引起堤防溃决泛滥，造成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为了解决黄河水患，就需要有一个中央集权，能够动员和组织黄河全线沿岸资源，才能抵御黄河经常的威胁。而如果政治处于分裂状态，往往就会发生“以邻为壑”的现象。齐恒公“葵丘会盟”中，就有不得修筑有碍邻国水利工程的誓词。
中国华北地区的降雨量极具气候性，旱涝灾害频繁发生。战国时期，只有大国控制的资源才能应付赈灾的需要，所以在吞并战争中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
观察中国的等降雨图就可以发现，“15英寸等降雨线”从中国东西向西南，中间的一段与长城大致吻合。此线以北以西，无法耕种农作物，是游牧民族驰骋的地区。他们羡慕内地的繁华，时常对内地侵袭。但是人口与经济占优势的内地，不能取攻势而争取战略上的主动。因为中原可以占领，沙漠不能占领。只能加强对地方政府的控制，以统一的姿态取防势。
所以，对付北方游牧民族的侵逼，使中国不能施行地方分权，造成左右不能兼顾之势。
战国时期，北方几个国家如燕国、秦国等，各自筑了自己的长城，到公元前3世纪，范围越来越大的游牧民族的威胁，迫使几个小国家将所筑土壁连结成一道相连的城防，成为必要。这项工程最终由秦始皇完成。
总之，中华地理上的三个因素，注定着中国农业社会的官僚机构必须置身于一个强有力的中央体系之下。
4.称臣、受侵、被灭——宋朝为何一个也打不过？
与欧洲的相对专制体制不同，中国统一后建立起来的是一种绝对专制体制。全部国家权力集中在君主一人手中，全部地方权力受中央的完全支配，君主的权力运行不受任何法律上和事实上的限制。这种绝对专制体制，以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结构为基础，并互为因果。
与欧洲的城堡经济不同，小农经济单位更为分散，对抗来自社会中的异己力量和各种自然灾害威胁的能力更弱，而彼此间无经济联系，又使他们不可能基于共同的经济利益需要而合意委托或选举保护人。因此，惟有通过一个统一政权，将全体社会成员整合为社会统一体，从而使社会成员共同服从一个权力来源。
而中国在经济技术落后状态下过早的统一，只能是最低级的统治。况且中国幅员广阔，交通工具落后，信息传递缓慢（及至18世纪的清朝，从北京到各地驿站的官定行程，到兰州要40日，到昆明要60日，到广州要56日，最远的伊犁要105日。）在当时条件下，组织简单、效能低下的中央政体，自然无法应付各地复杂多变的状况，因此社会结构便力求简单雷同，施政则采用最低级的技术因素作为全国标准。历来各朝代都有“均田”办法，极力维护以一家一户小自耕农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经济组织结构，作为当兵纳税之基础。
只有宋朝，很有点替中国另开门面的趋势。提倡商业，不以重新分配耕地作为新朝代的基础，自始即不行征兵制，而袭用五代以后的募兵。王安石改革，宗旨是实现财政商业化，但从对欧洲的分析可知，按照现代型的理财办法，必须首先以尊重私人财产权为基础，有法律作保护，并形成社会风气，但这均不具备。
赵宋以经济最前进的部门作为行政的根本，而下层的农村组织赶不上。这样一来，反不如北朝以落后的经济作基础，反能将大批人员给养装备交付战场。
宋先称臣于辽，后受侵于金，最后被元所灭，总之一个也打不过。后人批评宋朝武功软弱，其实并非是将领无能，统治者懦弱，而是有其经济原因。
5.上亿人口的明朝大帝国，为何对抗不了100万人的满洲？
历史发展到十五世纪，在西欧国家已经开始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型的关键时代，中国的明王朝却在经济上采取了内向、紧缩的政策。
这时的政府政策，不是以经济高度发达的情形为基础，而是以经济低度发展地区的情形为基础。其重点在保持全国经济之平衡以维持政治之统一。因为大凡地区之间经济差距过大时，其政治必受影响。
故明朝的政策，强迫先进的经济部门与落后的经济部门看齐，以均衡的姿态，保证王朝的安全。又因中国的传统政权以广泛动员农村经济为其实力基础，兵员为农民，军费无非是粮食。
经济虽落后，但全国情形均一，征发仍轻而易举。反之，工商业和其它经济领域的先进部门，却恰为政府统治征发所不及。故中国历史上，凡朝代以落后之农村经济为骨干者，通常能号召大量兵员，战胜以较先进经济为基础的政权。因此，明王朝为维护一种人为的平衡，不仅限制各地发展其特长，对工商业等先进经济部门更是极力压制。这种经济政策，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在历史上则为背道而驰。
在重农抑商的政治经济政策和文化氛围下，因从商而富裕的人家，并不把目前的营生当作永久的生计。他们及其子孙不是花钱捐官，就是买田置地，断无扩大再生产之可能。所以中国历史上不乏巨商大贾，也有“晋商”、“徽商”等商人群体，但未有具备现代资本主义特征的商人出现。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提到中国的商业时指出，其欧洲的分析并不适用于西方的体系，“其中最离开正道的乃是中国，其帝国的管制阻碍着一种创立商业统治集团之企图。只有最下层的商业包括市镇间的店铺和集场能够有功效地作业。”
中国工商业所遭遇的最大阻碍，乃是私人财产缺乏司法的保障。
资本主义的推行，必使债权被尊重，合同必须强迫执行。他们说“不论主权属谁，只能在安全、有秩序和在法律保护的商业路线、交易市场和契约关系之下，利润才能增值。”
他们不仅一再声明私人财产权之重要，而且财产还要“有效率”，即行使起来费力少而收效大，不致到处被留难、阻滞而增加额外费用。
这样一个条件如何能够成为事实？光是立法详尽还不够。因为法律要起作用，必须以社会风气为前提。因为一项法律行得通，必有“社会上的强迫力量”为之作基础。也就是十之八九的情形，人民能够而且愿意按照立法行事。有时纵要法官评断一二，也只算特殊情形。倘使立法与社会情形及人民向背全部相违，则行不通。倘凡事都要开庭审问，发传票，派法警、贴封条，那就是国家体制和社会情况脱节了。长期如此，这个国家必陷入内战的状态中去。
诺兹和汤姆斯所说“有效率的私人财产权”，意指社会的下层机构里有各种经济因素，已到达了一个能公平而自由交换的程度，因之这样的一个国家才能全部用数字管理，我们也可以想象这国家已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境界。
这一方面是私人资本能继续不断地增集，从另一方面来说，之所以如此，不仅法律之条文如是，人民一般的思想以及生活习惯也已接受这公平而自由交换的原则。
但中国的法律，原本就不是维护公平自由交换原则，而是着力维护一种长幼尊卑的社会阶层秩序。宋朝朱熹在江西任地方官时曾发布“晓谕兄弟争取产事”的一篇通告。内中提及?“照对礼经，凡人子不蓄私财，而律文亦有别籍异财之禁”。
表面看来，此不过是一位模范官僚不接受亲戚家人争产的诉讼，而责成父兄族长调解以促使“风俗之淳厚”。但骨子里已暴露了传统官僚组织以道德代替法律，不承认私人财产权的特色。
我们再看明末模范官员海瑞，他也留下一段文字，提出他审问民事案件的方针：“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还有传为佳话的“六尺墙”。 康熙、雍正年间，时任内阁大学士、当朝宰辅的安徽桐城人张廷玉，老家人因修葺庭院的围墙与邻里发生了争执，家人急修书并派人送到京城，要做大官的张廷玉给县里打招呼。张廷玉看完老家的“特快专递”，沉思了一会儿，提笔在信上写了回语“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看了回信，似有所悟，立即将围墙往自己的内里退了三尺，邻人看这态势，惭愧中也将自家的围墙往内里退了三尺。
用道德代替法理的是非曲直，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法理大相径庭。上述几人虽然相隔数百年，彼此都不顾及内在的公平，为了保存他们认为更重要的这梯级的社会价值，而可忽视诉讼之性质及提出诉讼之动机。
明朝的中央集权，历朝历代无出其右者。但统治数百万平方公里、上亿人民的，是一个组织简单、效能低下的中央政府，无法对全国经济实施有效的管理。
明朝的财政以农村经济为主，只注重原始式的生产，忽视供应行销以及质量上的增进。由于财政力量有限，政府功能必然简单，整个制度的设计，就是要避免技术上的复杂性。其理财方法，无非培植无数的小自耕农，以低税率广泛地全面征税。
按人头征税的办法，使地主土地兼并而不承担相应税赋，税率虽然很低，但这税率是不分大小，向全民抽取的。这种抽税方式固然简便，配合严格的户籍制度即可方便地实施。但是依这种收税方法，一个贫农有5亩地，也和一个有500亩地的富农交同样的税。于是，各地产生无数的贫农纳税人，所以总是税重民贫。
经济落后，财政羸弱，政府既无效率、又无实力，因此明朝虽是一个上亿人的大帝国，也不能对抗人口只有100万的满洲。
6.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为什么？
有了以上历史背景，对“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就不难解释了。
资本主义虽为一种经济制度，在社会里造成一种系统，促成政治、外交、法律、科技多方面的改革。但正因为它无所不包，牵连甚广，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它有革命性格，也有创造新朝代的气魄。
而象明清这样的大帝国，重文轻武、中央集权、重农抑商、重生产而不重分配，以及小自耕农经济体制，致使生产单位分割至小，税收杂碎零星，对先进经济部门的压制，使工商力量没有改造社会性质的能力。此外，森严的等级结构，使社会各阶层间经济因素无法达成公平自由的交换，而且法律并不保护、并且限制这种交换-----
因此那个时代的中国，无法进入马克斯·韦伯所讲的“合理化”社会。
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
因为她志不在此。她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无意于产生。
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中国在21世纪亟须将国家和社会的组织重新彻底改造，已不待争辩。
通过以上对中西历史发展的概括性对比，可以得出结论，中西历史上的分途源于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而这种社会结构上的差异，又由不同的山川地理因素所决定的。
中国落后的根源，在于过早形成了统一的集权政体。这是对中国为什么没演进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学解释。从系统论的角度看，中西历史的分途源于中西社会不同的系统性质。
当时的明王朝，对内建立高度的中央集权，对外则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其政策的着力点，不在于发展，而在于稳定。强迫先进经济部门向落后的农业部门看齐，压制了社会中的发展因素，从而使整个社会逐步趋于停滞。
西方学者如亚当·斯密、黑格尔等，在研究东方文明时，都注意到中国这个民族600多年来一直处于一种静止状态。而明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目的在于使东南沿海诸省不因海外通商获利，以维持东西各省的均衡。明成祖虽派郑和下西洋，但对民间船舶，则极力取缔。1404年，令民间海船悉数改平头船以防止泛海。《明律例》亦定民间私造二桅以上大船，私自泛海者处斩。
这种种政策，使中国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系统。这种系统由于封闭，不幸而纳入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范畴：熵是一定要增加的，秩序是一定要瓦解的。因此，尽管历朝历代不乏有为的统治者，但最终无法扭转衰落的颓势。
社会以彼此孤立的小农经济为单位，缺乏在内的经济联系，势如一盘散沙，一旦失去了统一的权威，势必陷入战乱。《三国演义》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及至战乱过后，建立起新的政权，亦不过是改朝换代，一切重来，社会上未作本质的变革。
7.没有部分的牺牲，就没有整体的发展
与封闭的中国不同，欧洲国家自始即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西方社会的海洋文化不同于中国内敛的大陆文化，是外向的。欧洲的气候从北到南和从西到东有很大变化。不同的气候条件造成了适于交换的不同产品，而众多可通航的河流，又提供了经济的运输途径。周围环海对至关重要的造船业，是又一种刺激。
到中世纪末期时，繁荣的海上贸易就在波罗的海、北海和黑海之间进行。这些贸易促进着欧洲的繁荣，并创造着新的财富中心。商业的发展，将“一袋马铃薯”式的互相孤立的小农经济单位，通过经济关系连接起来，形成“有机团结”的利益共同体，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的性质，从而使社会具备了一定的“自组织”功能。
1688年英王詹姆斯二世离开英格兰出奔法国之际，将英格兰国玺丢入泰晤士河。按说没有国玺，英格兰就没有合法政府，应该进入内乱状态。但事实是，英格兰人民通过迎取詹姆斯二世的女婿和女儿——荷兰执政威廉与其妻玛丽到英国执政（史称“光荣革命”），顺利结束了无政府状态。
这说明当时的英国社会，已经具备了“自组织”功能，即使暂时失去了国家权威，其内在的经济联系也使社会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而这种稳定模式将成为人类社会的常规范式，这与明政府追求的那种无发展的稳定实为形同而质异。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有侵略性格。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也就是殖民和扩张的历史。而欧洲国家正是通过这种带有侵略性质的活动，实现了与外界的物质能量交换，通过从殖民地掠夺人口和劳动力，倾销产品，从而将热力学熵转移到环境。
近代史上西方文明对其它文明的侵略，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但如果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视野来看这个问题，就不能否定其合理性。
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固有矛盾——生产大于消费的矛盾，在一个国家内部无法得到解决，就势必需要在其它国家开辟倾销市场，来转移本国消费不足、资源有限、人工费用增高的矛盾。只有这样，资本主义才能渡过发展的瓶颈。
因此，资本主义的成果是少数国家享有的，而代价却是另一些国家承担的。但是整个人类文明却在这种“不公平”的局面中得到发展。
个别民族发展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不一致性，与个人与“类人”发展的不一致性恰构成类比关系。人这个概念，在哲学意义上分成个体的人与“类人”两个概念。人类的每一次发展总是以牺牲一部分人为代价的，比如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产生工人的异化为代价的，而代表人类发展的也只是一部分人，如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
个别民族发展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关系，与此类似。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总是以部分民族的牺牲为代价的，比如沦为西方殖民地的民族，而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则只是一部分民族，比如近代社会的西方国家。
由此可以看出，各民族之间的发展不可能齐头并进，因为没有部分的牺牲，就没有整体的发展。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曾经在历史上长期处于人类文明领先地位的中国，在近代，却因落后而成了时代的牺牲品。
8.距“合理化”社会，中国有多远？
其实中国根本就没有什么资本主义因素，因为这是社会结构决定的。
西方是分封建制，城堡经济，大中小封建主义分封建制，公侯伯子男。中国则是以主席为首脑、以各地行政官员为主体一竿子插到底的中央独裁制，对工商业的压制最为全面彻底。
中国没有意大利、威尼斯、热那亚那种工商业主导的相对独立的城市经济（西方城市生活向封建主贩卖自由权），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而这种高度的中央集权，是山川地理条件决定的。沿长城一线等降水量线，西北草原与南方农田，游牧民族羡慕非游牧民族，不断侵扰，都需集合全国之力抗衡。黄河水患，也需上下游联合治理。这在分封建制体制是不可能的。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大历史观。为什么称为“大历史”？用黄仁宇的话，就是：“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引入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不纠缠于一时一地发生何事，而是放到大尺度的历史空间，研究社会演化的内在规律。
用大历史观来看，中国的主要矛盾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而是经济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矛盾，是由小农的、专制的、保守的、愚昧的社会，向现代的、开放的、文明的、科学的社会演进。中国正处于这个转型阶段，所以矛盾凸显，社会纷乱。
马克思在后期对人类社会的划分，已经扬弃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形态”划分方式，而提出了“三形态”划分方式。
第一种形态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是人与人直接相联系（亲缘家族），个人受社会环境摆布，个体没有独立性。
第二种形态，是以商品经济为基础，是人与人通过商品交换建立间接的社会联系，个人摆脱各种身份规定的束缚，获得形式上的独立性，但个人仍然受物的支配。
第三种形态，是三以自由劳动和时间经济为基础，是人与人自由组合，个人获得了完全的独立，人们能够自觉地驾驭社会生活过程，支配社会环境。
我们的社会，正由第一种形态，走向第二种形态。
社会是多层面的，大致为从物质到制度再到精神的由外到内的层级结构。马克思对人类生活世界的社会学解释认为，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决定关系。
而马克斯·韦伯的文化学解释，则认为理念决定制度，制度决定器物，决定关系是自上而下的。
美国社会学家T·帕森斯则吸收了数学家罗伯特·维纳创立的控制论原则——高层次因素控制低层次因素——从而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上层对下层的决定理论。
无论是马克思的社会学解释、韦伯的文化学解释还是帕森斯的控制论解释，都把社会结构大致分成了三层，即底层的物质层面（韦伯称之为“器物”），中层的制度层面，上层的理念层面（价值观层面，也可称为民族心理层面）。
而在这三个不同的层面，社会的演化速度是不一致的，大致表现为由下到上逐级递减的规律。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物质层面现代化的成分还多一些，里面更多的，则是一些旧时代的东西，就像一个现代化的“壳”包裹着传统的“核”。
经济已与国际接轨。但政治制度尚未民主化（市场经济催生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催生民主政治）。中国的民主，只能是一种增量式的民主，是一种伴随着市场化进程和社会结构演化，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逐步演进的梯度化民主。
马克思关于生产力水平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社会制度变革的问题，并不能通过革命的、政治的手段解决。社会制度变了，是因为社会的性质变了。
十七世纪英国革命中的克伦威尔死后，查理二世成功复辟。查理二世死后，王位传给他的三弟詹姆士二世，1689年“光荣革命”后詹姆士二世两次出走，但已无人追随，更无希望象其兄那样复辟了。原因是英国的社会性质已经变了，由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专制社会，演变成以工商业为基础的政党政治社会。
社会已经进化，而社会制度未能跟上，就会出现上层下层的脱序，引发动乱乃至革命。革命是社会演化引发社会矛盾的结果，而非社会演进的原因。社会进化是经济原因。所以，我们的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希望建立的那种人人饱暖个个均等的理想社会，并未通过革命手段实现，反倒带来了贫困和动乱。倒是从现在的瑞典、瑞士、挪威、加拿大等福利国家，依稀看到了这种制度的影子。
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社会的中心问题是合理化问题。合理化即合效率化，一切以有利于提高效率为目的。“合理化”社会，就是按照有利于效率的方式组织的社会。
社会效率，源自社会各组成部分都纳入统一的评价体系之中，整个生活都从属于一种共同的评估和测量形式-----对达到具体目的所采取的最有效的技术手段进行评估。也就是说，现代经济体系，必须是一种“能供计算的法治系统”——亦即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说的“数目字管理的社会”。
合理化原则，为考察社会的现代化程度提供了标准。依此标准，我们可以判断，我们这个社会在多大程度上迈入了现代化门槛，还有哪些非合理化因素在阻挡着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进程，以及我们如何才能消除这些阻碍因素，加速社会转型。
题图：Gray Mal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