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由《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联想到的国人信仰的缺失与重塑 —— 以双汇瘦肉精事件为例 摘要：本文主要以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为线索，以双汇瘦肉精事件为研究案例，尝试分析市场经济为何在西方得到迅速发展而到了中国却产生了各种问题的内在原因，从新教伦理即文化的角度来解释，将信仰作为主要切入点，从国人信仰缺失的角度来解释这一“市场失灵”的现象，进而根据国人信仰存在的问题，以重塑国人信仰的角度，结合杜尔凯姆关于社会团结与社会分工的理论，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与观点，为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文化参考。
关键词：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市场失灵，信仰缺失，双汇瘦肉精，道德
一、问题背景
自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揭示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后，市场经济在西方得到广泛认同与发展。西方几百年的市场经济的实践充分表明：市场经济无疑是优化配置资源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最好的手段。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也表明，只有通过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才能实现富国强兵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实行二十多年来，尽管国力不断增强人民收入与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但是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之路并不平坦。西方在发展市场经济时遇到的问题大多我们都遇到了，但是还有许多西方没有遇到的问题也在我国短短几十年的市场经济实践中不断涌现，且愈演愈烈，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这里有体制的原因，但笔者认为更深层次的是文化方面的原因。
最近发生的双汇瘦肉精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3月15日，央视315特别行动节目抛出一枚食品安全重弹，曝光了双汇在食品生产中使用“瘦肉精”猪肉。一时间，市场哗然。双汇集团总部位于河南漯河，集团总资产100多亿元，年产肉类总产量300万吨，是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基地。而济源双汇食品有限公司是漯河双汇集团在济源投资建设的一家集生猪屠宰和肉制品加工于一体的工厂。项目总投资2.4亿元，设计年屠宰生猪150万头，年产低温肉制品3.3万吨。据销售人员介绍，他们店里销售的猪肉基本上都是济源双汇公司屠宰加工的，严格按照“十八道检验”正规生产，产品质量可靠。然而，按照双汇公司的规定，十八道检验并不包括“瘦肉精”检测。针对公众普遍关注的“十八道检验”一事，双汇集团董事长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这些程序确实都有，但只是就企业内部加工环节而言。因为卷入“瘦肉精”丑闻，这家目前处于风暴眼中的企业已于16日停产整顿。针对双汇“瘦肉
精”事件，河南省委、省政府出台多条应急处置措施，以严防“瘦肉精”猪肉及猪肉制成品流入市场。河南省食品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最新通报显示，截至目前，该省已对此前遭媒体曝光、涉嫌使用“瘦肉精”的9个饲养场(户)逐一进行了核查登记。这些饲养场(户)共有存栏生猪1512头，检测出含有“瘦肉精”阳性的52头生猪，已无害化销毁32头。其他已全部封存，适时再进行集中销毁。随着调查进展，相关涉案人员也开始依法依纪受到处理。河南省食品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河南省卫生厅厅长刘学周介绍，目前已依法控制15人，开除公职6人，免职4人，停职检查5人，其中包括孟州、沁阳、温县三县(市)的畜牧局局长。（摘自http://www.aIhUaU.commain2.asp?id=29031&tablename=sitesearch、http://hb.qq.com/a/20110417/000391.htm）
这一事件的发生也再度引起了广大民众对我国食品安全的强烈关注与担忧，近些年来，不断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如阜阳假奶粉、三鹿事件、染色馒头、苏丹红、地沟油等等一再挑战我们的极限——到底中国的食品还能否食用？随着这一问题的不断涌现恶化，国家和政府也开始逐步关注并加大了管理与监察力度。那么为什么在我国市场经济会出现如此多类似的的问题呢？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有西方几百年的市场实践的经验上结合我国实际进行发展的，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参照西方的实践经验，这种不具备竞争力的没有市场的有毒害的商品是没有生存力的是注定会被市场所淘汰的，那为何在中国这样的产品这样的“市场”还能存在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呢？市场到了中国怎么会出现市场失灵呢？到底问题根源出在何处呢？这就是本文将要探讨的问题。
在这一点上，笔者认为：与西方相比，中国缺乏如西方那样的契合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教伦理”这一文化氛围与精神气质。中国只是单纯地学习引进这一套模式，却没有领悟到其深层次的内涵与文化，没有为市场经济的到来铺垫好基础，只是学习了市场经济的框架却没有掌握其精髓。在这里，笔者将这种“新教伦理”即文化与思想氛围的缺失解释为信仰的缺失。正因为国人缺乏信仰，缺乏发展市场经济的文化氛围与思想基础，缺乏市场经济发展所需的土壤，所以在西方能够正常发挥作用的市场经济到了中国会出现水土不服产生各种市场失灵现象。
那么我们不禁就要问了，新教伦理是什么？为什么说新教伦理构成了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文化核心，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理性文明的进步？另外，国人到底缺乏什么样的信仰呢？这里的“信仰”到底指什么呢？我们能否建立起契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教伦理”呢？
二、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的这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主要是以西方文明独具的合理性为假设前提出发，进而提出疑问——为什么在同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其他地区如中国印度等没有形成发达的资本主义和理性文明在西方却得到了高度发展？最后通过论证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源于新教伦理的盛行及其特有的伦理契合了资本主义发展所需的精神气质，因而在西方，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发展，形成了独具理性特色合理的西方近代文明。
从这本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是天职观为核心的，围绕天职观所形成的节俭、勤奋、珍惜时间、创新、精于计算等性格与气质。那麽何谓天职观呢？天职观源于西方宗教改革时期，由加尔文宗这一对新教影响较大的教派提出，继而在新教中得到不断认同与肯定。天职观以加尔文宗提出的命定说为基础，命定说认为每个人在出生前上帝就已安排好了来世命运，不会更改，世俗的人通过任何方式也改变不了自己今后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接受审判的命运，所以每个人只能在世俗生活中通过劳动通过参加上帝指定的世俗工作来荣耀上帝。这一对教义的解释，使得紧张地从事世俗活动，争取获得职业上的成功，便成为建立获救信心的唯一手段，从而为基督徒从事世俗的活动赚取利润提供了道德上或者说精神上的支持，为世俗活动的意义找到了答案，使得从事世俗活动变得正当而荣耀。其次，加尔文宗的禁欲主义主张在尘世中世俗的机构中度过，是一种入世禁欲主义。这样一来，加尔文宗“一方面使得全部世俗生活升华为高度的宗教仪式，另一方面其宗教意识带有强烈的入世倾向”，在这一基础上，劳动天职观念、职业成功意识、节俭致富倾向等即是对这种教义的实践与表现。这些教义内容与实践“包含了促进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因素，客观上推动了资本主义及整个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
众所周知，西方的历史与基督教是分不开的，直至现代，基督教仍然在西方世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西方的信仰中心即是对于基督教的信仰，尽管不少学者认为西方对于基督教信仰危机的出现是以尼采的“上帝已死”为标志的，如董嫱嫱认为“西方人的信仰缺失感是从“上帝的死亡”开始的。在他们那里，“上帝的死亡”不仅招致了传统道德的崩溃，而且还带来了生活根基和人生支柱的摧毁。上帝之死标志着以基督教为精神支柱的西方文化开始崩溃，上帝之死既是基督教条之死，同时也是宗教信念之死。”但是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与理念已经渗入到了西方人的一言一行中，由宗教的对于上帝的近乎非理性的崇拜与敬畏转变为对于现实的道德坚持与恪守，由信仰上帝逐渐向为了信仰而信仰转变。
因此，笔者认为：韦伯的这本著作可以看做是信仰为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思想与文化氛围基础，从而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繁荣与理性文明的发展。而这种信仰即是对于契
合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气质（源于新教伦理）的认同与恪守。
三、信仰的定义
关于信仰的定义，不免使人联想到宗教与迷信，但信仰的定义远远不是相信崇拜某位神灵或某种宗教那么简单。关于信仰最早的由来，笔者认为主要是源于宗教或原始崇拜，出于对大自然或未知世界、未知力量的恐惧与幻想，寻找精神寄托与“合理解释”，与宗教的起源相一致。但是，如今对于信仰的解释，已不限于此。不同学者都有着自己的看法。
董嫱嫱倾向于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待与定义信仰，她认为信仰是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是人们对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观念体系的信奉和遵循，是统摄、指导其他一切意识形式的最高的意识形式。而周富强则从行为主义的角度认为信仰是行为理性的基础具有持久性的特点。马晓燕则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定义信仰——信仰是人特有的一种心理和文化现象，它是与人的认识、情感、意志相联系的一种精神活动。穆环环则直接将信仰与道德等同了起来，认为信仰问题，归咎到现实就是道德问题——这一点与杜尔凯姆的观点相同。
可见，对于信仰的定义，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阐述。笔者对于信仰的定义倾向于从道德的角度来进行，笔者认为信仰从宏观的角度来讲是一套从思想意识及精神层次维系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团结的道德体系，从微观意义上来讲信仰是个体认同与坚守的行为准则与道德底线，是个体处于社会中的稳定的精神支柱与生存动力。
那么笔者这里定义的信仰具备适应或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气质吗？是我国的市场经济真正所需的文化土壤吗？
四、发展中国特色的新教伦理
1.信仰的作用
韦伯的这本著作客观上证明了非经济因素对于经济的巨大影响作用，也回答了笔者在上文中提到的对于信仰的提问——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信仰的支撑，需要“新教伦理”的奠基作用。
迪尔凯姆在其著作《自杀论》中，将自杀的原因主要归结为社会整合不足或过度所导致。他采取的主要是实证的比较方法进行研究的。在他所掌握的数据中，他发现信仰天主教的地区的自杀率高于信仰新教地区的自杀率，他认为这是由于新教的教义与仪式与天主教相比更为简单与实用，群体的联系与关系的紧密程度不如天主教，新教信徒对于新教教会的认同感与依赖感不强，在受到挫折或打击时无法从教会这个群体中获得情感支持，教会也缺乏如天
主教般对于教徒的“控制”或关注，因而整合程度不高，其成员在遇到挫折或打击时更容易自杀。在此，笔者关注的不是新教的社会整合程度不高的原因及其解决措施，而是信仰的实际作用。从迪尔凯姆的这本著作即以上的相关论述中可以发现，信仰具有社会整合的作用与意义。在这里，迪尔凯姆将信仰理解为精神支柱。我们知道人区别于动物就在于人有能动性人能思考能反省，人是社会动物，人不仅有物质需要，还有精神需要（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精神需要已成为了人最高层次的需要）。精神支柱是人活下去的精神脊梁，是人最重要的精神需要。可见，信仰为人提供了最高层次也是最重要的精神需要，使人成为了人。
那麽信仰除了满足人的精神需要以外，还有什么作用呢？在上述迪尔凯姆的著作中，他认为社会整合不足或过度（这一点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之内）会导致社会混乱，也就是说信仰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从客观意义上来讲，儒教之所以能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国的主流信仰，经久不衰，其原因就在于确立民众对于儒教的信仰有利于维护其封建统治，而这与儒教的特点与内涵是分不开的。如韦伯就认为儒教是是一种传统主义取向的支配性价值体系，它对世界所采取的态度是适应之而非改造之。可见，我国两千多年来儒教始终屹立不倒，四大文明之一的中华文明在其他三大文明逐渐消亡之际依然能继续存在并不断发展，这与儒教的信仰是分不开的。再以西方近代文明的迅速发展来看，信仰对于社会发展与稳定的作用可见一斑。
2.背景
众所周知，新教伦理是西方特有的宗教成果，历史上，西方基督教一只占有较高地位。中国尽管两千多年深受儒教影响，但儒教只是历代统治者麻痹人民维护统治的工具，且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制一直都是中央集权制，实行外儒内法的方式来维系自己的统治，因而儒教的作用不如西方的基督教强。于是乎，不少人认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存在问题中国没有在同时期发展出发达的资本主义就是因为中国人没有信仰基督教没有信仰上帝的原因——这一观点遭到了严厉的批判。笔者也认为这一观点忽略了我国优秀的历史传统与文化，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近代以来，我国历史发生了剧变，从鸦片战争开始我国逐步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历了近百年的屈辱史后，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才真正迈上了独立、自由、民主的发展道路。近百年来，社会的主流信仰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在确立了中共的领导地位后，全民对于社会主义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成为了社会及官方的主导信仰。但是，这一情况在改革开放以后发生了变化，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开放以经济为主要领域，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自此我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不再是一味倡导“普遍贫困”、共
产主义、平均主义的时期，市场经济的概念逐渐得到推广和深入人心。自此，社会价值观及民众信仰开始多元化。到了今天，经历了近二十多年的市场经济改革与发展，我国着实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进步与发展，综合国力向前迈了一大步。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社会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社会矛盾尖锐。当前我国民众的信仰已不再是改革前坚定的一致的集体主义信仰，当前个人主义、金钱至上主义、享乐主义等曾被斥为“资产阶级腐朽的价值观”开始在我国盛行，社会普遍流行一种功利主义。因此很多学者认为我国民众存在严重的信仰危机与信仰缺失。
3.构建信仰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能否发展出类似西方的新教伦理呢？应该发展出怎样的新教伦理，从而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与发展呢？
首先，笔者认为，在中国能发展出适合自己的新教伦理，发展适合我国实际的信仰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应该重塑什么样的信仰呢？
笔者在上文将信仰定义为宏观的道德体系和微观个体的道德底线与行为准则。因而，笔者认为，发展中国特色的新教伦理实际就是对道德领域的发展与重塑。
迪尔凯姆关于社会团结与社会分工的理论——认为社会危机本质上一种道德危机，“他倡导建立一种与社会分工机构相适应的多层次的社会道德体系，在其最高层次上是以国家为监督机构的全社会的共同理想和价值，但为了防止因国家权力过分集中而损害个人权利、妨碍个性发展的情况，必须充分发展各种群体的、非官方的道德规范，如家庭的、职业群体的道德规范。”在这里，我们将市场失灵也看成一种道德危机，因为缺乏信仰导致的道德危机。这里的信仰是什么呢？应该如何构建呢？
结合迪尔凯姆的理论，同时联系中国实际，笔者将这里的信仰分为这样两个层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全社会共同价值信仰，这是最高层次；其次，在具体层次也就是第二层次，以职业道德为核心，发展其他群体具体的道德规范。由于社会上多数人是以具体的职业形式参与社会生活，这也是市场经济成功的关键之一——处在各种职业上的人能够尽职尽责。具体层次的道德规范，除了职业道德，还有具体社会群体的道德规范与准则。在这一方面，要从我国传统文化里吸取营养，要发扬提倡传统道德，去粗取精，结合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发展出丰富的道德内容。
确定了建立怎样的信仰后，那么如何去重塑呢？在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党和政府做出了很多尝试，如通过传媒宣传、召开座谈会、表彰道德模范、学习先进个人、唱红歌、
发展红色旅游、从上到下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神等等来建立社会主导信仰。尽管这些方式着实起了一定作用，但是效果不是很好。
首先，究其原因主要是其宣传过于形式化，不注重内容，只是空洞的说教不具备说服力。在这个传媒与信息盛行的时代，现代人的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已不能用以往的宣传方式来征服人们了。在这一方面，笔者认为应该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加入一些流行色彩与时尚元素，如时下流行的卡通、时髦用语等都可用来宣传。例如，最近就有一个地方的公安局运用时尚语言再配以卡通人物俏皮的解说来向当地民众宣传反电话诈骗短信诈骗的知识，得到了很好的反响。可见，要想宣传到位，必须要选择与时俱进，贴近民众的生活，多些劝诫少些说教，同时要注重形式的多样化。
其次，笔者认为源于国家主导的信仰宣传只扬善不惩恶。在这里，笔者不是说不对恶做出惩罚而是惩罚力度不够、范围不广。譬如上文提到的双汇瘦肉精事件，对于那些制造有毒食品的企业或者是个人应采取严厉的经济方式惩罚（当然刑事惩罚也是必须的），一罚到底致其破产为止。为什么很多被查处的企业或是个人很多后来又一再冒险从事该违法活动呢？主要就是其违法所付出的成本低于其违法所得所致，因而如果使其冒险从事该行为付出的成本大于其违法所得，自然就不会再有人冒险从事。所以，这就要求我们的立法部门更多地要从市场经济的规律出发，制定合适的法律，推动相关规范的建立。最近出台的关于醉驾入刑的法律近日开始实施后，醉驾的案件明显大幅下降了，同时还带动了代驾行业的火爆。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当醉驾者醉驾付出的成本高于其违法成本时，人们自然就会放弃这一行为了。所以，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职业道德体系，关键是要将经济手段与法律手段相结合，再配之以合适的宣传。
在具体层次道德的构建中，要更多地依靠行业自律与民众监督。这就需要行业协会及举报监督渠道的畅通。我国自古就有行业协会的传统，然而当前我国的行业协会仍然缺乏一定的约束力与公信力，主要是其成立及选举过程的不透明——这是我国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的主要弊病。其次，政府应适当减少对行业组织的行政干预，同时减少或者取消行业组织的“政府化”。政府主要在宏观上起指导监督的作用及在具体层次上完善民众的举报渠道的建设。行业协会的建设要进一步规范化与制度化及公开化，运作模式要科学民主，接受政府、社会团体、民众及协会会员的监督。
由于中国的国情，在构建这一信仰体系的过程中，政府适当正确科学地发挥其主导作用，要进一步践行“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并逐步向这一目标靠拢，付出具体的行动，推动各种社会自治团体的建设与发展。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将各种由政府承担的社会事务更多的
交由社会组织来解决，发挥社会群体的互助作用，发扬民主自治、自觉，将民众纳入到各种社会群体中，发挥群体规范的支持与约束作用，完善社会具体层次的道德规范。
政府在进行信仰建设的宣传过程中，要避免形式化，注重内容与实质，使宣传方式多样化、趣味化、通俗化、民主化。同时要注意从我国传统优秀文化中吸取营养，穆环环就认为儒家思想也能发挥类似于新教对于西方现代化的作用，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就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因此要将我国的现代化与儒家传统思想结合起来。
五、小结
本文主要以最近发生的双汇瘦肉精事件为引子，结合我国食品安全现状，以韦伯在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于新教伦理的描述，阐述了为什么我国会出现“市场失灵”——缺乏新教伦理。笔者因此认为要更好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建立适合我国国情与传统的新教伦理——信仰。笔者接着从信仰的角度出发，论述了建立怎样的信仰及如何重塑，在这一点上，笔者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浅见，望各位不吝赐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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