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民国初年，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一股势力强劲的尊孔复古逆流，以陈独秀、胡适为首的知识分子对等级化的儒家学说展开激烈批判，由此掀起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不断延伸，新派学者在应对保守派挑战的同时，也开始进行反思，逐渐认识到必须清理“旧文化”，才能建立“新文化”。如何理性看待传统文化，就成为新旧人物共同关注的问题。
新旧之争引发一场运动
“国故”一词，古已有之，意味着国家遭受的凶、丧、战争等重大变故，至晚清则专指典章制度。最早在近代意义上使用“国故”一词的，是章太炎，其《国故论衡》将语言、文学、诸子学等皆纳入“国故”范畴。“国故”一词遂流行起来，但“整理国故”真正成为一场大范围运动，是在“五四”前后。1919年初，傅斯年等创办《新潮》，目的在于“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与此同时，刘师培等成立国故社，创办《国故》，提出“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的口号，大唱对台戏。1919年5月，毛子水在《新潮》发表《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系统回应《国故》主张，傅斯年在文末作“附识”以示支持（“整理国故”一词第一次被公开提了出来），《国故》则刊发了张煊的《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双方你来我往，围绕“国故”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涵括国故与科学精神、国故在世界学术上的位置、国故的价值等诸多问题。新派批评旧派“追摹国故”、“抱残守缺”的倾向，旧派抨击新派“蔑视国故”、视国故已死的观点。不过，初期的争论焦点在于“国故”，而非“整理”，尚未涉及方法论层面，亦缺乏具体、明晰、详细的方针和计划。
将“整理国故”提升到一个新层次的，是胡适。他一再强调“国故”的中性含义，既非“国粹”，亦非“国渣”，主张用科学眼光看待传统文化。1919年12月，他在《新青年》发表《新思潮的意义》，系统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文化命题，从而正式竖起了“整理国故”的旗帜。1921年7月，胡适在《研究国故的方法》演讲中，明确提出了历史的观念、疑古的态度、系统的研究等具体可行的方法，使“整理国故”不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1923年，代表北大国学门集体意见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正式发表，不仅反映了胡适本人认识的发展，而且说明“整理国故”已成气候，当可视作这场运动的宣言，同时意味着早期关于“国故”的争论，以守旧派失败告终。
此后，“整理国故”被大张旗鼓地提倡，在思想文化领域激起巨大波澜，形成持续十年以上的国学浪潮，不仅催生了众多国学研究机构（如北大国学门、清华国学研究院等）与学术刊物（如《国故月刊》、《学衡》等），而且创造了大量极具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如《古史辨》等），直到新派阵营出现明显分化，唯物史观强势崛起，“整理国故”运动才渐次落下帷幕。而争论与交锋，贯穿着整个运动过程。只是，将其视作“昌明”国故的举措而鼓噪者迅速被边缘化，代之以新文化阵营内部的争论。
争论议题的拓展与深化
随着“整理国故”影响的不断扩大，人们对如何理解“国故”、“国学”、“国故学”等概念有了进一步认识，按照各自理解加以阐释，而这又反过来推动运动向纵深发展。陈独秀赞成研究作为“历史材料”的“国故”，但反对“国学”的提法，认为是“东方文化圣人之徒的嫌疑犯”。吴文祺在强调研究“国故”必要性的基础上，反对将“国故学”简称为“国学”，认为会模糊“国故学”作为与自然科学性质相同的一门科学的界限。何炳松甚至列出来历不清、界限模糊、违反现代科学的分析精神、囫囵吞枣等几大理由，力倡推翻“国学”才能真正“整理国故”。经过一番争论，当时学界大致将“国学”与“国故（学）”区别开来，认为前者是“粪土”与“香水”的混合体，为复古派大开方便之门，应被推翻；后者则属于科学范畴，可以纳入现代意义的学术分科体系中，做分门别类的系统研究。此种界定，虽未必恰当，却不失为一种进步。
认为现代与传统根本不相容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普遍观念，而“整理国故”的兴起让很多人嗅到了复古的危险气息，因此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成为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小说月报》曾就“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专门组织了一次讨论，郑振铎、顾颉刚、王伯祥、余祥森等皆撰有文章，实际所探讨的已超出文学范畴，而是整理国故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大致都反对将二者对立起来，认为前者是后者题中应有之意。然而，尽管人们在将科学精神与整理国故联结起来这一点上并无二致，但落实为具体方针、步骤时，因对科学性质和作用认识不同，彼此间的差异性随即凸显出来。胡适与梁启超关于“最低限度国学书目”的争论，背后即折射出探索路径的不同，前者目的在于以现代学术的分类方式去完成中国文化史，着眼点在建构新文化系统；而后者的出发点更多在于如何突出国学自身的特点，着眼点在当下，强调科学方法不能解决人生哲学，必须“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
更具代表性的，是两份分别来自南北两座学术重镇的整理方案的出炉，即：《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整理国故计划书》和《国立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前者的方法主要是以培养整理人才为主的“整理学术”和以征书、编书、辑书等为手段的“整理学术之材料”；后者则提出客观方面的“以科学理董国故——科学部”、“以国故理董国故——典籍部”和主观方面的“客观化之主观——诗文部”。时人对此多有讨论，但基本困囿于具体方法的完善，未能就科学法则是否完全适用于人文学科等理论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整理国故”的复杂性及其影响
由于“整理国故”的波及范围越来越广，各种观点层出不穷，使得这一运动本身呈现出相当的复杂性。曹聚仁曾谓：“国学之为物，名虽为一，实则为三。”很多人都对这种众说纷纭的现象展开过批评，事实上，批评的声音自始至终都不绝于耳。除守旧派的攻击外，主张完全西化者如吴稚晖就对“整理国故”持坚决的反对态度，把“国故”看得一文不值，认为所谓整理毫无意义。此外，郭沫若、鲁迅、周予同、刘掞藜、成仿吾、陈源等都曾不同角度提出质疑，尤其是接受唯物史观后的郭沫若，尝试将“整理国故”纳入到这一新的理论范式中去，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就开辟了一条新的史学路径。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意见或是从某一方面提出不同看法，或是对某些问题提出不同见解，或是对某些成果提出异议，很少有从整体上反对整理国故者。而面对种种非议，作为主要发起人和倡导者的胡适，则始终以积极的态度发声，给这场运动以持续的引导和促进，当然也有相当程度的反思。
“整理国故”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争论，人们对“国故”有了更为清晰的定位，抛弃了故步自封或全盘西化的极端做法，并以卓著的成绩使得科学观念深入人心。虽然人们基于不同学术理念做出相异的价值判断和研究路径，但殊途同归，皆以“再造文明”为终极目标，即：以现代解喻传统，将“国故”纳入现代学科体系之中，从而改变以人为中心、不以学为中心的传统，实现中西学术的对接与整合，无疑是一场具有“范式”意义的学术革命，其影响至深至远。当然，这场超出学术范围，形成广泛社会参与的思想论争，也产生了诸如滥用“国学”、疑古过甚、走向琐碎等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