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扶阳传奇人物颂
傅文录 整理 河南省驻马店市中医院（463000）
近些年火神派学术思想逐渐形成了临床上广泛的共识，可不少人纳闷，郑钦安扶阳思想早年为何鲜为人知？其实，这一问题一方面有其自身因素；另一方面客观的环境因素也是很大的。
众所周知的原因，郑钦安扶阳以大剂量或超大剂量应用温热药物为主，治疗疑难重症而闻名。这与主流的轻灵小剂量相比，有些惊世骇俗。特别是视姜附为蛇蝎者，更是避之不及。
另一原因是，医界缺乏从理法依据的根本上，来思悟其中的内涵和道理。仅仅停留在对表象的一些看法。以讹传讹。郑钦安思想首先是注重整体和阴阳，这是其用药的重要依据和根基。而药物的应用仅是外在的形式。如果不理解其中的内涵，仅靠一点表象显然容易偏离。
此外，郑氏三书在解放前的印行数量是很有限的。在搜集火神派资料时发现，在成都及成都之外的几个地方都有传承，但仅限于一定的圈子。其中，解放前，在川中某县有一位中医，在周边几县有一定影响，有据可查的传人就有数十位。其笔记中有大量原文是摘抄郑钦安之论，但未注明，所带弟子均以为是其师所言，后人在整理其资料时都未发现。上世纪末，曾得到时任四川省中医管理局某领导的支持并题词。2001年向天清先生在四川搜集火神资料时才得以发现。
另据李可老中医讲，其早年时曾在左季云的著作中看到扶阳之论，因其并未注明是引用郑钦安之论。就在前些年李可老中医看到郑氏著作后才发现这一问题。
解放后而言，只有早期时任云南中医学院院长的吴佩衡教授曾内部印行少量作为教材，在局部地区有一定的影响力。真正首次公开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由民间中医唐步祺老人校订和阐释，由四川巴蜀书社编辑出版，单本发行，每本印数也就三千多册。至到九十年代初三本书才陆续出齐。后来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也相继单本印出，巴蜀书社把三书合订发行。截至目前，单本与合订本共计，投放市场的总量约十万册。
此外，发生在成都中医学院的一则故事，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郑钦安扶阳思想早年为何鲜为人知。
一次有个成都中医学院的病人找到唐步祺老先生看病，谈到某班级有个学生，每次回到寝室都是很神秘的在看一本书，看完随即藏起，由于是在上铺，大伙也不容易看清楚。随后有同学趁其不在寝室，偷偷翻出一看，原来是一本《医理真传阐释》。事后那位学生道明是其家长买到的，告诫是本好书，不要轻易让别人知道。
近年来随着网络、报纸、图书的广泛传播，郑钦安扶阳思想才逐渐被大众关注和认识。客观存在的中西医苦寒抗生素滥用的医界时弊，人们已经逐渐觉醒。而且现代诸多的保健与社会进步造成的诸多伤阳损正之疾病，正慢慢在泛滥成灾，已经受到有志之士的关注与研究，因而当出现阳气亏损的时候，而火神派的扶阳理论就显得格外的重要。因此，向社会上推荐火神派扶阳人物故事，正是传播扶阳学派的极好途径。
一、姜附先生郑钦安
·名师高徒郑火神·
清代，川省名医辈出，但能卓然成家，著书立说以传世的，实为少见。直至晚清，成都医林中才出了个郑钦安。他长期致力于《伤寒论》研究，善用经方治病。尤其是善用大剂量姜（生姜、干姜）、桂（桂枝、肉桂）、附（生附子、熟附子）等大辛大热药救人于危而名震一时，被人们尊称为“火神”。由于年代久远，一般人对他的生平事迹、医学贡献，都不大了解。但我国中医学界，却根据他对祖国医学的贡献，推崇他为近代具有代表性的伤寒学家，肯定了他在医学史上的地位。
郑火神原名寿全，字钦安。道光四年（1804）生于四川临邛（今邛崃县）固驿镇。祖父郑守重，是乾隆时的拔贡。父亲郑本智，屡次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遂退而团聚一个私馆，教了二十来个大小不等、程度不齐的学生。钦安是一个独子，5岁即从父读，稍长，博览群书，年16岁已读完四书五经，随父亲从邛崃迁居省城成都。其父因屡次困于场屋，痛恨科举压抑人才，令其子拜成都德高望重的一代通儒兼名医，号称愧轩教主的刘止唐为师，专门学医。刘氏见他聪颖异常，好学深思，曾赞许他将来的医学造诣，必将光大师门，要他熟读《内经》、《周易》、《伤寒》诸书，以明人身阴阳合一的道理，及张仲景（东汉名医，著有《伤寒论》）立法立方的要旨。到了24岁（1848）时，就开始在成都正式悬壶行医。
郑钦安在师承刘止唐的医学理论基础上，博览古今医书七十余种，取其所长，不断在医疗中总结经验。中年以后，为将艺术传于后代，除诊病外，就课徒著书。同治八年（1869）刊行《医理真传》，列举数十条目，详论人身疾病的内因、外因、阳虚、病情实据、用方用药、活泼圆通之妙。其中辨认一切阳虚症法，阴虚症法，及阳虚症问答、阴虚症问答，均有独到见解，极切实用。5年后，即同治十三年（1874）又刊行《医法圆通》，自叙谓：“天地一阴阳耳，以病参究，一病有一病之阴阳，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故采取杂症数十条，辨明内外，判以阴阳，经方时方，皆纳于内，俾学者易于进步，有户可入。”其中用方用药，皆以辨阴阳为主旨，认为只要辨明阴阳，随拈几味药皆可治病。一个药方能圆通运用，可治多种病症”。如四逆汤一方，他自谓：“此方功用颇多，得其要者，一方可治数百种病，因病加减，其功用更为无穷。余每用此方，救好多人，人咸目余为姜附先生，不知余非专用姜附者也，只因病当服此。难道余不会写几个参地归芍，芩连知柏之方乎！……余非爱姜附，恶归地，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耳。”过了二十年，即光绪二十年（1889），又刊行《伤寒恒论》，就仲景《伤寒论》原文，逐条一一剖晰阐明，言简意赅，在前人近百家《伤寒论》注解外，独树一帜。三书刻版印行，皆得其师门刘氏师兄弟的赞助，藏版于刘氏书屋。三书流传颇广，当时即被人尊为医中之圣手。
唐步祺老中医每当细读其书，服膺其学术造诣，故揣摩其精华之所在用之于临床治疗，效如桴鼓。近年来，他曾专门几次走访郑氏谪孙及其亲属，进一步得到一些有关他的遗闻轶事。现仅谈郑氏为成都朱知府夫人治病的一段经过，就不失为一则饶有意义的医林佳话。
·火神传奇有佳话·
清末同光年间，郑火神行医地点在成都东华门街弯弯栅子（现人民东路东鹅市巷口附近）一个小院内，门庭狭窄，很少轿马往来。有一天，一个差官模样的人，从小轿下来，手捧泥金红贴，后面跟着四个大班抬着蓝呢大轿。捧泥金帖的差官，躬身向小院内一老妇人间道：“郑老师在家吗？”老妇回说：“郑老师已去品仙楼喝茶。”差官转身向大班吆喝：“快！到青石桥品仙楼。”一行人转弯抹角，到了品仙楼外停下，语问堂倌：“谁是郑老师?”堂倌闲手一指，只见临窗一张桌上，围坐五人，其中有一鹤发童颜，两目炯炯有神的老人。差官立即向前，躬身一揖，捧上泥金红帖说：“知府朱大人，敬请老师为夫人治病，望不吝赐驾，轿在下面恭候。”
郑火神性情孤傲，平日少与大宦之家往来。今见知府以礼来请，慢条细理地向门徒说：“朱知府他知道有我郑某吗？他既以礼来请，只好去走一趟，等我回来讲书，先不要回去。”众门徒躬身起立说：“是。”便送老师下楼，眼看着老师上轿，随差官而去。
原来知府夫人患吐血病，已经一年多了，医药无效，成都府属十六州、县的知州、县令，纷纷推荐该地名医来为夫人治病，在众多的名医中留下六人，长住府衙，以便朝夕磋商用药。他们有的认为夫人的病是血热妄行；有的认为是阴虚火旺，逼血补溢；有的认为是血虚，有的认为是气血两虚，血不归经，以致吐血。先用四生丸、六味地黄汤、生地四物汤加炒芥、藕节、茅根之类，专主滋阴降火，治之不效。继用四物、八珍、十全大补、人参养荣、归脾汤等方，轮流服用。每剂药都用贵重药品——高丽参。一剂药最少要二、三十块银元，若是便宜了，夫人一定要闹着说：“便宜无好货，这药是吃了不中用的。”谁知还是愈医愈坏，非但无效，反而日趋严重，气息奄奄，把医生们急得如热锅蚂蚁一般，坐立不安。
郑火神当时为人治病，坚持用《伤寒》方治疗，疗效很高，受到一般医生的嫉妒。他对时医又多所贬谪，自《医法圆通》刊行，开宗明义第一篇“用药弊端说”中谓：“由于不读仲景书，徒记几个幸中方子，略记得些各品药性，悬壶于市，外著几件好衣服，轿马往来，目空一世，并不虚心求理，自谓金针在握，仔细追究，书且点不过两篇，字且书不清几个，试问尚能知得阴阳之至理乎！”故一般医生对郑火神由嫉妒进一步为仇恨，总欲伺机将他一棍子打下去。这几个所谓“名医”，虽然说治病不得行，将知府夫人医得来饭不思，茶不饮，看来离阴间日近，距阳世愈远，但开滥条确有本事；几经密议，定下金蝉脱壳，移花接木，输赢都要吃糖的妙计，就串同账房舅老爷举荐郑火神来治。
账房舅老爷向朱知府说：“姑太太的病，看来确实沉重，但吉人天相，一定可以治愈。城中有个医生，人们称为郑火神，处方独特，常能起死回生，化险为夷。此人性情孤傲，必须特别优礼延请才行。”朱知府平日亦曾听说有这样一个火神医生，感到救夫人命要紧，只得放下官架子，做出一付礼贤下士的模样，派差官手捧泥金红帖，用自己坐的蓝呢大轿去接。
当日郑火神坐着蓝呢大轿来到府衙，朱知府穿着家常便服，在内花厅相迎，拱拱手说；“有劳郑老师，不恭之处，诸祈见谅。”
郑火神忙答：“府尊太客气了，命人来唤即可，何必用蓝呢大轿相接!”
朱知府说；“夫人久病，医药罔效，舅老爷淡及郑老师人品学问，医术精湛，不胜钦佩之至，故仰仗高明，以释下怀。”
彼此客套一番，知府随叫管家到上房关照一声，说有老师来看病。随后同进堂屋，老妈子打起门帘说：“请里面坐。”知府让郑火神西面凳上坐下，简略地谈了一下病情。老妈子拿了一个小枕放在床沿外，帐子里伸出一只手来，诊脉完毕，知府便将帐子打起，郑火神的双眼炯炯发光地直盯着夫人苍白的面容。那时已是夏至季节，床上还铺着皮毡，盖着丝棉大被，显得十分怕冷。而舌质淡白、苔腻。诊视完毕，郑火神回到书房，喝茶吸烟，闭目沉思，考虑处方用药。
片刻，朱知府见郑钦安久久不说话，心里毛焦火辣的，又不敢问，稍停，郑火神说：“治下医学浅陋，既承呼唤，敢不奉命，但毫无实学，倍增惭愧。暂拟一个方儿，可用不可用，请府尊定夺。”随即手拂宣纸官笺，用狼毫湖笔在端砚内饱蘸着，写下一首七绝，注明以诗代替病历。
吐血都传止血方，生军六味作主张。
甘寒一派称良法，并未逢人用附姜。
血水如潮本阳亏，阳衰阴盛敢僭为。
人若识得升降意，宜苦宜辛二法持。
处方：
制附片四两，炮干姜四两，炙甘草二两。
朱知府一看，瞠目结舌，乖乖，这几味药，都大火热药，逼血外溢，岂不帮阎王催命。心里七上八下，但碍于情面，口中连说：“高明得很!还要请教老师。这病与性命终究有妨无妨。”
郑火神笑道：“府尊明察，夫人病到这个地步，非一朝一夕的病候，服此重剂，正是救人于危啊!”
原来知府是浙江人，温病学派在江浙兴起，影响及于全国，病家皆喜服清凉滋阴药味，而恶辛温扶阳之品。故银翘、桑菊、六味盛行，而四逆、姜桂、白通则多摒弃而不用。即使虚弱用补，亦宗朱丹溪，张景岳辈。今见处方，焉有不惊之理。遂走入内书房，与成都府属州县荐来的“名医”商议，请他们出主意是否可用。殊不知这正中他们经过密商，嫁祸于人的脱身之计。都说：“府尊垂鉴，此方有过人之处，非某等愚鲁所能及，请大人将郑某留在府衙，召其高徒来陪，观看夫人服药后的效果。”
朱知府无可奈何地自言自语：“只好死马当做活马医。”随命舅老爷亲去拣药，连忙吩咐厨房备办酒席，对郑火神说：“恕我不恭，不能相陪。衙中又无知医药的人，可否请令高徒来衙侍候。”
“好，快召徒儿们来共话，正好减我寂寞。”郑火神心中明知府中聚有几位“名医”，现在将自己留下夜宵，又召唤徒儿，不过是要看服药后的效果，把我扣在这里当人质罢了。不多一时，几个门徒一齐来到。酒席摆在花厅上，由舅老爷相陪，朱知府亦出来向郑火神敬了一杯酒。郑火神谈笑风生，频频饮酒，若无其事。然徒弟们则个个焦躁不安，真是食不知味。舅老爷陪坐一阵，对郑火神说：“我还要进内照料，恕不能久陪，请令高徒陪尊师作通宵畅饮，已派四个家人在此侍候。”
“这着棋真险啊！”一个门徒很有感触地说。
“不止险啊！还狠毒无比，明明是州里县里几个‘名医’，给知府夫人治病下不了台，平日嫉妒老师，想借刀杀人，一棒把老师打死，拔去眼中钉。”另一个门徒接着说。
又一满脸愁容的门徒说：“我们都当了人质，不知这出戏如何收场啊!”
郑火神很沉着地向众门徒说：“贤契们！不要惊慌，既来之，则安之。朱知府敬重我，礼请为其夫人治病，实为宦场所少，我既敢写出止血诗，选用四逆重剂，实欲一服而止血，救人于危。收场吗？他明天早晨仍要用蓝呢大轿送我回弯弯栅子。下午，仍在品仙楼讲书。贤契们放心，且陪为师饮酒吧！”
另一间书室里，几个穿丝着绸的“名医”悄悄地说：“夫人把郑火神这一剂药服下去，犹如火上加油，真是名符其实的送终汤，应把‘郑火神’改呼为‘郑瘟神’了!”
他们以庆幸的心情期待着内房的哭声。
“上灯前服药，怎么二更天还没有动静？”
“三更了！四更了！怎么仍旧静静的？”
“真的！郑某有火神保佑吗？”
“管他医死医活，我们不是都脱了关系吗？如医不好，则医死知府夫人的，正是火神的一剂催命汤，我们就保住了名医的地位。”
“州里，县里哪个不知我们被朱知府请来为夫人治病呢？回去身价又高了！”
服药前，舅老爷来到上房外，悄悄对知府说：“今晚是最紧要关头，先将高丽参煎汤，以防万一，晚上多派人侍候。”少爷、小姐围坐床前，丫环、仆妇远远地站立着，朱知府躺在太师椅上，直盯着床上的夫人。
药进口了，众人心情都格外紧张，焦急地望着床上。
屋内清静得听不见一点声息，檀香送出一阵阵清幽香气，一根香燃过了。
“妈！好点了吗？”女儿细声地问。
“嗯，好点！”
“不热吗？”
“不热，反而凉爽！”
“胸口不闷吗？”
“不闷，较舒畅！”
“不吐！”
三更时候，服第二次药。
“妈！更好点吗？”女儿又问。
“嗯，好得多了！想吃点东西。”
丫环忙将熬好的红糖稀饭捧上。
女儿慢慢地喂了一小瓷碗。
天亮了！丫环将夫人扶起来，又由小姐缓慢地喂了两小瓷碗稀饭。
大少爷溜出房外，走向账房：“舅舅！妈病好点了，还吃了稀饭。”
舅老爷匆忙来到上房问候夫人，立即转身到外书房，躬身一揖道：“郑老师真是华陀、扁鹊再世，妙手回春，夫人已转危为安。”随即呼唤跟班打洗脸水，送茶、敬烟，摆点心，忙得不亦乐乎。朱知府梳洗毕，亦出来向郑火神拱拱手说：“郑老师，高明，高明!改日再谢。”随即呼备桥，送郑老师及其高徒回府。
·明辨阴阳治血证·
次日下午，师徒们仍在品仙楼聚会讲书。郑火神即以此病作例来讲解说：“府台夫人面容苍白无神，困倦喜卧，胸胁作胀，不思饮食，声音细微，提不起气来。虽时令已届夏至，床上犹垫皮褥，盖丝棉大被，其畏寒可知。吐出之血，并非鲜红，而见乌黯黯至有小块。再观其舌质淡红，苔白腻而厚，脉现沉细。种种症状，皆是阳虚症候。血症亦不出阴阳二字，人身气为阳，主升。血为阴，主降。阳虚吐血，即当升者不升，不当升者而反升，由于阳气衰弱，不能统血，阴气太旺，势必上僭，渐干清道，以至外越。古人说：‘益火之源，以消阴翳。是教人补火培土以治水，四逆汤力能补火，实为对症之方药，故用之无疑。”
门徒问：“为何开头即用此重剂，岂不惊世骇俗？”
“患者系富贵之家，其病难治，一经患病，常日更数医，一清二表，三攻四补，任意胡为，以致轻者重，而重者危。病者已奄奄一息，真阳欲脱，若不用重剂加逆以回阳祛阴，就不可救了。若用轻剂，意图缓慢稳妥收效，则病不减，病家必然生疑。”
又问：“四逆汤原方用干姜，今改为炮干姜何故？”
“患者系吐血病，用炮干姜（黑色）以温经，血红见黑则止，合甘草又能苦甘化阴，此乃活法圆通之妙用。”
师徒问答，直至傍晚方散。
过了不久，弯弯栅子小院门口，忽然唢呐锣鼓声，噼噼叭叭的火炮声响了起来，围观热闹的人挤满了一街。只见账房舅老爷从小轿内下来，手捧泥红帖，身后八个亲兵，抬着一道黑漆大匾，一朵绸扎大红绣球花衬出金光闪闪四个大字——“医宗仲景”。四个管家抬着两抬礼品，一抬是茅台、海参等美酒珍馐；一抬是狐皮、绸缎等名贵衣料。帐房舅老爷举起泥金帖子说：“郑老师治好知府夫人重病，府台大人命我送来薄礼致谢，敬请收纳。”
一时城里城外的人们，争相传说知府大人与郑火神送匾，火神真是名不虚传！
·三书传世颂火神·
郑火神一生注重医德，从无沽名钓誉之心。为贫苦人民治病，多不取钱，自奉亦很俭约，终身未买田地房屋，受到百姓的爱戴和敬仰。因他的医术高超，辨证明，用药精，善用经方，尤其是用大剂量辛热药，姜，桂、附救人于危，人们尊称他为“郑火神”。于辛亥革命（1901年）前夕病殁，享年97岁（传说他活一百多岁是不确实的）。由众门徒集资购一穴之地，葬在成都南门外红牌楼钟家坎，墓前立一石碑：“临邛医士郑钦安之墓”。他的三部医学巨著，长留人间。其中《医法圆通》一书，云南中医学院吴佩衡院长服膺其学，曾为其排印出版，流传更广。他的门徒，除著名的卢铸之火神外，现成都附近地区，亦有不少中医，或为其再传弟子，研究其著述，从中继承郑氏医学。
我们从其三部著述（《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来看，非但讲阳虚，善用四逆、理中等方；亦详论阴虚，精于承气、白虎诸方。至于所用药品，既有辛热的干姜、桂枝、附片；亦用寒凉的大黄、黄连、石膏。世人尊称其为郑火神，未免以偏概全，实应从其整个医学理论体系来对其评价，方称允当。现在中医学界肯定了他在医学史上地位，尊为近代具有代表性的“伤寒学家”。这不仅是成都中医的光荣，也是四川以至全国中医界的光荣。他的三部巨著，是值得我们继承、研究、阐扬的。二、钦安传人卢火神
·钦安亲传卢铸之·
中国医学之重阳、扶阳思想源自《周易》及《黄帝内经》，并于张仲景之《伤寒杂病论》中得到充分体现。仲景以降，此一思想虽延绵不绝，然或损或益，或偏于理上一得之解，或限于临证一方之用，终未能成体系之学。及至晚清，邛州郑寿全出，始将此一思想之来龙去脉，临床运用之层层次第，揭露无遗。若于学派言，至此乃得构成。郑钦安氏之学，卢铸之氏等继之，是方有今之扶阳学派云尔。
郑寿全，字钦安，蜀南临邛人。生于1804年（清嘉庆九年），卒于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享年97岁。嘉庆末年秀才。师从清代著名儒大家刘沅（止唐），修习《黄帝内经》、《周易》及仲景《伤寒》之学。于斯沉潜二十余年，始知人身阴阳合一之道，仲景立方垂法之美，始明坎中真阳，乃人身立命之根。治病立法，重在扶阳；处方遣药，善使姜附，遂有“火神”之誉。同治八年著《医理真传》，同治十三年著《医法圆通》，光绪二十年著《伤寒恒论》。郑钦安崇尚仲景六经方略，善用（干）姜、桂（枝）、附（片）等辛温药，被人尊称为“郑火神”。
郑钦安晚年设席课徒，禹臣铸之为其衣钵弟子。卢禹臣，字铸之，晚号金寿老人，四川德阳人。生于1876年（清光绪二年），卒于1963年，享年87岁。清光绪十五年秀才。出生中医世家，历代业医。少时随姑父颜龙臣习文学医。1890年（光绪十六年）拜于邛州郑寿全门下，随师侍师十一载，直至郑师去世，乃郑师之关门弟子。11年间，朝夕受教，协助郑师完成《伤寒恒论》，尤于郑师最后7年之学术思想继传无余，乃钦安思想之最重要继承人。
师逝后，尊其所嘱，外出游学，历时三载，足迹遍及二十一省区。其间，或视民风，或观物宜，或察医家之所秉用，兼以师授心法与人疗疾，每每随手奏效。三载归来，遂于师门授受，了然无碍矣。乃于成都政府街开办“养正医馆”。1908年，为绍隆所学，以承师志，特建“扶阳讲坛”，亲自主讲《周易》、《内经》、《伤寒》及郑氏三书。此坛一设，远近闻风，所化者众。由于卢铸之儒学根底深厚，追随郑钦安学习期间，参与了郑钦安的重要代表作《伤寒恒论》的整理出版工作，为自己行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被指名招进四川总督府邸，给喜怒无常的总督锡良诊病；卢铸之隔着蚊帐给总督大人摸脉，几服药就解除了病痛。锡良送给卢铸之一面“杏林春满”的金匾，轰动一时，30岁就已经在成都有了名气，被人誉为“医林圣手卢火神”。
卢铸之继承郑钦安的医道，并在学术思想上加以阐杨。他强调人生立命在于以火立极，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并且指出“医之阴阳至理，本于易。”他通过对《周易》的精深研究，认为阴阳在相互为用的关系中，从表面看，二者处于等同地位，虽互为消长，缺一不可，但在相互消长的同时，表现出的却是“阳为主导，阴为基础”的现象。因此，他认为阴阳二者之间的关系，关键在于阳，阳为主，阴为从，只有阳气致密于外，阴气才能固守于内，二互根，又有主有次。他将易理运用于医学理论，以之解释人体生理机制和病理本源。他强调坎、离二卦在人体的重要性，说：“坎中之阳，火也，离中之阴，水也，水火互为其根，其实皆在坎中一阳也，为人生立命之根。”他的这种人身脏腑以“坎、卦立论”的学术理论，贯穿于他的全部著作之中，并以指导自己的临证施治，用大剂姜、桂、附等辛温药以扶阳。
因卢铸之继承发扬郑钦安的医理医术，临证经验丰富，内、妇、儿、针灸疗效卓著，屡起沉疴，且医德高尚，因此钦誉巴蜀，时人尊呼为“卢火神”。
卢铸之诊余勤于笔耕，他著有《郑钦安先生医书集注》、《金匮要略恒解》、《卢氏医学心法》、《卢氏临证实验录》、《本草药性配合阐述》等问世。又撰有《卢氏治疗肺痨的理论方法》、《心脏病论治》，《附片之用法》等论文，把自己一生的宝贵经验遗留给后人，其医德医术为四川人民所称誉，国画大师齐白石曾镌刻“金铸老人”名章馈赠。
·火神起死回生术·
年过中秋，阎王下请贴。刚过1943年中秋，刘老太太就倒床了，人参汤连着用了好多付，但命也快保不住了。
刘家在川西坝子什邡县是名门贵族。从附近彭县、新繁等地请来的名医们，眼看年过七旬的病人浑身僵直、昏迷不醒、脉息微弱、不知冷热，都摇头不肯开方告退了。几天来，本城几个名医眼敖红了，心操烂了，灵丹妙药、膏丹丸散用了一帖又一帖，病者气若游丝，转生无计，他们收拾医箱墨砚，齐谱谱地起身告辞。
刘老太太得了啥凶险顽症？中秋前几天还到戏院看过几场夜戏，乘凉赏月吃过月饼。那晚正嚼麻饼，突闻同庚要好姐妹去世，连伤心带感叹，一口气憋不住就倒下了。风烛残年阳寿尽，仙丹难救咽气人。刘家只好封红纸包包送太医们上路。
太医们刚出门，一辆汽车裹风挟灰飞快驶来，刘家当家先生搀着一位不认识的银须老者下车。
刘先生看见上厅的妻子在无声地抽泣，方桌上摆着白色绫绸、钱纸佛香，两位裁缝飞针走线赶制寿衣，灵事专司的老者、寺庙和尚均在厢房等生意。心里不禁着慌，忙叫妻子陪老者到后厅上房。他挽留着医生们说：“救人救彻底，送佛送上天，还请稍坐。少时说不定要请教呢。”
医生们只好转身，在客房饮着清凉解暑的银花露和酸梅汤。一位号称“真人”的罗太医问：“刚才来的是谁，平素少会呀？”
“昨天赶到成都请来的，他就是……”刘先生的话被风急火燎的儿子从内厅跑出来的叫声打断了：“奶奶醒了，睁开眼睛了。”
惊诧的喊声，象轰开了雷霆，把大家惊呆了。
刘先生站起来急问：“奶奶自己醒的？”
“不，用火烧的。来的那位爷爷用的太乙神真火烧的。”
医生们吐出了舒心的长气，会意地互相瞧了瞧：已经昏厥、即将断气的人，受到艾灸、针刺的强刺激，会暂时复苏，不过，只有回光返照的短暂时间。略通医理歧黄的刘先生也明白这层道理，失神的坐下，心里毛焦火辣煽扇子，听懒蝉子有一搭没一搭在鸣叫。
娃娃家脚杆快，又卷来一声惊雷。刘先生的儿子又跑出来喊道：“爹，快去抓药。”
太医们不约而同放下杯子，围拢来瞧刘先生手里的药方：“附片贰两、蒙桂五钱、生姜贰两、砂头、老叩……”他们读着读着，声音低了，怀疑惊奇的眼光互相在脸上扫着。
刘先生象捧着火，掂过来又掉过去，迟疑地说：“这么猛烈刚强之物……”
摸着胡子、绰号“鬼见愁”的廖中医忿忿地说：“姜桂附乃大火辛温药物，现刻酷暑火旺，老太太中暑受热，岂可内火外火夹攻。”
刘先生见众位医生点头赞同，垂泪叹气道：“不妨试用一剂。承蒙费心诊治家母，改日登门叩谢。”他送医生出门，命家人立即去药店配药。
当晚，县城就传开刘家从成都请来了专开（生）姜、桂（枝）、附（片）等热药的老医生，丧事就只怕在近两天了。和刘家相好的人忙着准备祭帐银箔，香蜡钱纸，只等丧告帖出，就送过去。
过了两天，医生们在南街茶楼闲谈，听说刘家请的医生当晚乘车走了，刘家未办丧事，不由得个个纳闷。
又过两天，医生们在公园听雀鸣转，传递过老医生又来过什邡的消息，下午来，擦黑走，药房见药方上姜桂附剂量大，不敢抓药，不由得个个摇头。
转眼又三天，医生们宵夜后散步又碰了头，听说刘家把白绫退给匹头行，辞谢了做寿衣的裁缝，不由得你望我，我望你，说不出话来。
半个月后，他们在城墙上练太极拳，听说前几天刘老太太到成都看病去了。那么重病的人还能颠簸得起？他们无心练身，急登登朝刘家奔去。一路上，路人们瞪大了眼，平素斯斯文文的太医们，怎么个个象救火，走路开跑？
到了刘家，刘先生眉开眼笑指着桌上花红礼信说：“我正欲到诸位府上致谢呢。”
医生们刚刚落坐，就见刘老太太健步出堂。她精神硬朗、笑容可掬地说：“谢谢太医们了。
惊得嘴巴合不上的廖中医问：“请问老太太，那位医家的尊姓台甫？”
刘老太太笑着说：“他呀，叫卢铸之。是郑钦安的真传弟子。”
“啊，是火神爷！难怪起死回生，妙手成春。”医生们恭恭敬敬地说。
·师承源远有流长·
山外青山楼外楼，医林圣手有名师。郑钦安是四川邛崃人。前清嘉庆末年（1820）学医，道光中叶悬壶于成都。他熟读医书，对经史子集也研读甚勤，刻心求进，博贯古今，敢于创新，终于在学术上自成一家，以善治诸多疑难杂症而名扬蜀中。光绪25年（1899），成都将军兼署四川总督奎俊，鉴于外侮连绵，义和团、红灯照风起云涌，大清江山难保，一度不愿为官，又为郑的医术倾倒，曾设礼正式拜郑为师，此事震动四川朝野。郑钦安依据自己医疗实践，总结历代数百家注解医学经典《内经》、《伤寒论》的经验，在同治、光绪年间先后出版三部医书：《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经奎俊带到北京发行一万册，顿时轰动全国。直到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国医学界尊崇郑钦安为近代研究《伤寒论》南派的代表人物。在清代晚期，郑氏被川人尊称为川中医圣。
名山产灵芝，名师出高徒。卢铸之是四川德阳县人，少年时先随名儒颜龙臣学文，与光绪末年四川状元骆成骧是学馆师兄弟，卢老也考中过秀才，经史子集根底甚厚，因见八股文不能济世，光绪十六年（1890）年转向郑钦安学医。他参与了郑的《伤寒恒论》的整理、缮写、刻版、发行工作。为行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聪明好学，博学多才，苦心潜诣锐意图强。在青年时期就名扬省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四川总督锡良家室身患重病，指名请卢铸之进府诊治。不少人知道锡良喜怒无常、动辙杀人，无不捏了一把汗，不料，隔着丝罗蚊帐摸脉的卢铸之却成竹在胸，大胆处方，几付药把病人治得痊愈。锡良送了“杏林春满”金匾，放炮挂红，轰动了蓉城。多年来，卢铸之在师承郑钦安的医学理论和医疗经验的基础上，深入研究祖国医学，采摘医林各家之长，不断在实践中提高认识，上升为指导临床的理论，大胆善用姜桂附等辛温药物，成为在医林中独树一帜的卢氏学派。生姜、桂枝、附片性温属火，卢氏学派又叫“火派”，卢铸之也被人尊为“火神”。"
火神派与别的医学流派，各有历史渊源，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补充。要阐述中医理论流派的区分和联系，不是本文的任务。大体说来，火神派的郑钦安、卢铸之强调行医之道，在乎阴阳之法。“法”在何处？他们善用姜桂附就回答了这个“法”。卢铸之在他的医学笔记中多次强调：“行医之道，在于以火立极，以火消阴。”什么叫立极，就是为主的意思。他认为人患病，一般是阴邪损伤了人体阳气，因此，要用辛温药物来克阴、消阴、削阴、锁阴，以助阳、扶阳、补阳、壮阳。壮阳的当家药物很多，主要是大剂量姜桂附等。
休要小看药方中用了附片、桂枝、生姜等味药物，这实际上是向传统的中医医典的一次挑战。翻开历代医书和现在大专院校通用教材，都明文载定：附片在每剂药中常用量一至五钱（3~15克），桂枝常用量一至三钱（3~10克），干姜或生姜常用量为一至三钱（3~10克）。多用了呢？医书医典上说：重的会烧干人的肾水，人将呜乎哀哉；轻一点，也会引起四肢麻木，恶心晕眩，体出恶汗，口角流涎等不良反应。所以，从古至今，医书上这几味药后都赫然印着“慎用”二字。
卢火神好象没有看见这两个字，针对病情，每剂药竟敢二两、三两地开附片，甚至用六两、八两（180~250克），桂枝、生姜也是成两地用。没有包天胆，不敢上虎山，没有斩龙志，那敢涉深潭。卢铸之刚从师学医，也为大剂量用附片、桂枝、生姜而惊讶、震动，郑圣人鼓起眼睛一拍案桌：“药随医用，医随体走，只要病体受得住药，治病又该用药，配伍君臣得当，你怕他何来？”老师给了打虎胆、斩龙志，卢铸之在医海里放开手脚游泳，越游越顺畅，越游越掌握了沉浮的自由。在他一生（1876~1963）的87年中，医治了几十万病例，上起总统元首、宫廷大臣、藩辅重镇、省长书记，下至平民百姓、孤寡老人、临床孕妇、新生婴儿，开出的附片、桂枝生姜有上万斤，从未出现一例用药不当的医疗事故。当然，这决不是说万病都用姜桂附，每剂都是大剂量，卢火神很讲辩证法，很讲究药的配伍。
工农红军长征的战鼓，震撼了世界，使闭塞在成都的卢铸之振聋发聩。他在给中央军、地方军一些围追堵截红军而精疲力竭的头面人物治病中，才知道中国还有一股令“不仁不义之辈”心惊胆颤的正气在蔓延，有一批“志在救国救民”的人在艰难困苦中奋斗。他焚香顶礼盼望快点到成都来，但他们没到成都又北上了。
抗日战争爆发和东三省的沦陷，卢火神浑身血液在沸腾。医生最知道东亚病夫这个侮辱性词句的千斤分量。病夫，不能养家，更不能保国，就是受罪、挨打、让人宰割的同义语。
医生，应该救人，首先要救国。中国的病太深沉了，姜桂附的火力太小了，得靠全民烈火烧掉旧世界，得靠“斧头四六围中正，扫尽妖氛安善良，”外甥在南京闹工朝，被工厂开除回到成都，住在卢铸之家。从他口里，卢铸之听到山那边另有一个世界的喜讯，大敌当前应一致对外的道理，看到了中国不会灭亡的曙光。后来，当他得知外甥和另两个青年，要越过千山万水到那个世界去，二儿子卢光中和媳妇邹洪玉把皮衣、首饰送进当铺，加上平时的积蓄赠送他们作路费仍感不够时，他又暗中出资以壮其行，并讲过：“精忠报国，匹夫有责，你们乘风破浪，要带上成都父老兄弟抗战的心意。”
外甥上了前线，卢火神坚信倭寇将赶下大海，苦难中国将得到新生。一早就看病，黑灯仍出诊，他常说：“万病一火去之，全民抗战的大火，会把中国烧得彤红！”
好风乘青云，菩提逢甘霖。战斗在白区的地下党，关注着卢铸之的爱国热忱，派来了姓袁的共产党员跟随学医，利用卢老的声望和给四川军政要员看病之便，做了不少团结上层，动员群众的工作。卢铸之的家，成为存放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的隐蔽点，成为进步青年接过火种的聚会场所。解放后，卢火神恍然大悟地对徒弟说：“只晓得你聪明伶俐，平历不凡，不知道我天天盼佛，佛就在身边啊！”
·二代火神卢永定·
霹雳一声乾坤转，卢火神在七旬高龄终于迎来了蓉城的新生。他兴高采烈地欢呼：“太平开国于今始，草萋木张更有神”。解放不久，党曾提名调他到北京中医研究院担任重要职务，但他以年高力衰垦辞未任。在1963年逝世时，中国医学科学院、省人民政府发了唁电，报纸发了消息，许多被治愈的人赶来参加了吊唁。
卢火神创立了在医术上独树一帜的卢氏学派，但他虚怀若谷，与别的流派学者，出于同道渊源，总是相互切磋，探求医术。成都名医沈绍九、陆景庭、云南中医学院院长吴佩衡等医林大师，与卢火神私交甚厚。陆景庭病危时，专程派人请卢火神前往诊治。
卢氏学派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卢火神奋斗了几十年，于1963年写出卢氏学派代表著作：《郑钦安医书集注》、《金匮要略恒解》。当然，由于受社会条件的制约，医学科学水平和人的认识能力限制，卢氏学派在医学理论、疾病机理、药理分析等方面，同别的流派一样，都还有待完善提高。只要遵循党的继承、研究祖国医学遗产的指示，问题并不难解决。但是，在一段时间，中医受到排斥、摒弃，尤其在十年浩劫中，中医同任何有知识人才一样，受到横蛮打击和压制，致使卢铸之毕平生精力的医学经验结晶，数十万字的上述两部医书，未能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手稿也被查抄散失。这不仅从理论上断了卢氏学派之源，也让卢铸之从实践中总结出的医疗经验、医理见解濒于失传，诚乃医学界一大损失。
卢氏学派理论资料损失不能挽回，从卢氏传人中收集整理活的资料行不行呢？可惜，卢火神弟子中，得其真传的不多。这不能怨卢火神保守自私，而是生活给了他惨痛教训。有一个徒弟在学医时，勤奋好学，一点就醒，卢火神尽心传授。这个人还未满师，名声就在新都县一带传开了。不久，这个徒弟却借给重病病人诊治之机，勒索大米十石。这个消息使火神感到愤怒、震惊，他本想带着徒弟在医海畅游，变舟作渡，化风送征，却没相到社会难处，暗礁密布，惊涛扑面，险些复舟。他在望江楼摆了桌酒席，请来成都各派名医入席，当场宣布将这个徒弟驱逐，不准用卢火神弟子名义行医。从此，卢火神好伤心啊，他常叹息：社会不正，医道难正！
卢火神大儿子卢永定，自幼天资聪颖，热爱中医事业。卢火神原先认为卢永定肚里文墨不多，怕学不出来，但卢永定以勤能补拙精神，从难从严要求自己，终于继承了父功之力，成为一代名医。现在，他已78岁，仍在成都兴隆巷行医。为了总结卢氏学派医疗经验，探索用姜桂附治疗疾病的规律，从五十年代起，他就把每一个到他那里治病的病人，都认真记录了病历，装订成册，保存完好。三十多年来，已积累二十多万人次、五千多万字病案资料。这是继承、研究、整理卢氏学派理、法、方、药的一笔巨大财富。多年来，卢永定还义务授徒，有工程师、飞行员、干部、西医常求教于门，其中，《成都日报》1981年8月19日介绍的民航某部指导员黄明顺，业余跟随卢永定学医十年，在驻地为广大群众治病，治愈千余例疑难怪病，被群众誉为“义务郎中。”
·三代传人卢崇汉·
三中全会后，成都中医学院为了继承、研究郑钦安——卢氏学派，把卢铸之嫡传真授的已业医二十余年的孙子卢崇汉医师调到学院任教，边临床边整理研究卢氏学派理论和临床经验。别看他年岁不大，早就博得“小火神”美称。他14岁在家学医，白天受教于案台，晚来还得熟读《内经》《伤寒论》、《本草》等枯涩难懂的线装医书。孤灯晓月伴书声，铁砚磨穿求真经。老火神给孙子规定的任务就是读书，底子打厚实了，才让望闻问切。不到20岁，居然能诊脉开方，后又到南京医学院学西医，系统学完了大学课程。在南京，卢崇汉完成了卢火神毕生未酬的心愿，把卢氏学派推广到了祖国南方，从实践上证明了火派在地域上的适应性。
卢崇汉1947年4月出生于四川成都，现在成都中医药大学任职。主要著述有《扶阳讲记》、《扶阳论坛》等书。卢崇汉，虽然有时在成都中医药大学的门诊看病，但是找遍导医的名中医介绍栏，看不到他的名字。这不是中医药大学的工作疏忽，而是他自己不愿意。是没有自信？认识他的人不论怎样评价他，都绝对不会说这人不自信；相反，倒是他的绝对自信造就了他的声名卓著、也惹来了争议。他就是四川中医“火神”卢铸之的嫡孙，成名甚早，“小火神”的美誉使他成为“火派”的主要传人。
38岁的黄勇（化名）是重庆一家建筑公司的工人，身强力壮的他却突发怪病——双脚剧烈疼痛，像被火烧一样，痛过后双脚冰凉发乌。重庆的医院诊断患的是脉管炎、红斑性肢痛症。经过3个多月的治疗，病情却没有得到缓解。痛起来连杜冷丁都没用！建筑公司将黄勇送到了成都治疗。一个多月后，还是没有效果。为避免危及生命，无法忍受病痛的折磨的黄勇含泪答应截肢。此时，成都的朋友向黄勇推荐了一名卢姓医生，黄妻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找到了卢崇汉。
可是当卢医生来到病房时，人们却惊异地发现，他不过是个19岁的年轻人，脸上透着稚气。在场的人面面相视，不相信他能治好这种怪病。面对人们的疑惑眼神，卢崇汉从容地对病人望闻问切。他问得十分详细，切脉的时间也很长。好一阵，卢崇汉说话了。他说，黄勇患的是红斑性肢痛症。从临床症状来看，应该辨证为痹症。从舌苔脉象上看，属风寒湿痹。由于患者工作疲劳后淋雨涉水，故使风寒湿邪闭阻筋脉关节，使气血不畅，不通则痛。“这病能治”，他肯定地说。
接着，卢医生挥笔开了一张处方，这可把随行的卫生所医生吓了一大跳：“生姜三两，桂枝二两五钱，附片三两……”随行大夫清楚地知道，在药典上，附片的用药规定为：一般不超过15克，因为附片含有大量的乌头碱，其毒量达2毫克就可致人死亡，10克附片就能达到这个量，而卢崇汉竟要用整整三两（即150克）！
随行医生连连摆手，黄妻也十分紧张。这时，黄勇说话了：“我吃！”黄妻只好将药买来熬好，又忧心忡忡地把药喂给丈夫。服药后，病人睡着了，这一睡就睡了8个小时。三道药下去，疼痛下去，温度下降。一个多月后，黄勇共服了卢医生水药20剂，末药一剂，病奇迹般地痊愈了，他和妻子专程来到卢崇汉的家，感谢这个年轻医生。
这个卢崇汉就是“火神”卢铸之的孙子。他3岁时，爷爷卢铸之把药名写在纸板上，教他认药名识字；接着教他背汤头、写处方。在家学渊源的环境熏陶下，卢崇汉对“火神派”医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祖父的引导下，系统地学习中医知识。
·声名卓著在南京·
1973年，26岁的卢崇汉来到南京的江苏新医学院学习，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去上大学的他竟成了那里的“名人”。
事情还得从一名曾在成都工作过的南京某部领导人说起。这位老同志患病后，回到成都找“卢火神”的传人医治，当他得知“卢火神”的嫡孙就在南京时，立即赶回南京，将卢崇汉从学校请到自己家中。这位老同志患的是面神经瘫痪，口眼变形，面部一侧不停抽动，并伴有萎缩性胃炎。看了病症后，卢崇汉表示，他虽然可以治，但他现在还是学生，没有处方权。出于对“卢火神”的信任，老同志仍决定让卢崇汉医治，并商定对外保密。
于是，卢崇汉连续为患者开了内服有姜桂附的“火神派”处方，外用祖传太乙神真火（灸条），不到一个月，患者多年的病痛竟解除了。患者不由得竖起大拇指称赞卢崇汉：“不愧为卢火神的传人。”
老同志把卢崇汉推荐给自己的好朋友——一位抗日战争的老英雄、老领导，因患严重冠心病、高血压等，躺在床上40天高烧不退。至刚至烈超剂量药自己先尝。然而，年轻的卢崇汉开出的处方令在场的保健医生大吃一惊：“什么？附片90克！这绝对不行！”卢崇汉却十分沉静，他向患者和在场的人讲解说：“病人虽然是高烧，但同样是有阳不足的一面，有阳虚上亢，虚阳上浮；在脉象上反而是沉伏的，因此要用阳化阴。卢铸之的《本经药性配合阐述》中说，附子大辛大温大毒，至刚至烈……”卢崇汉的话还没说完，保健医生就打断了他，“90克的附片会闹出人命的。”卢崇汉说：“附片先熬一个半至两个小时，去麻味后再与其它药物同熬，其毒性自然就消除了，但药用价值还在。”这剂药方是用还是不用？病人、保健医生、家人都拿不定主意了。为了打消对方的顾虑，卢崇汉做出了大胆的决定：“先按处方把药抓来，我当着大家的面熬药，熬好后我先喝。”他说，人体内的循环大约是6个小时一次，他愿意服药后在这里待上6个小时，看自己是否中毒。就这样，卢崇汉在众目睽睽下喝了那碗含有90克附片的中药。1个小时过去了，6个小时过去了，卢崇汉安然无恙。
这时，一位医学院的领导说，既然别的药不能解决问题，就试用小卢的药，只是做好西医的抢救准备就行了；在场的省卫生厅领导同意了。吃了卢崇汉的药后，病人当天晚上体温开始下降，3剂药下去体温恢复正常。3个月后，病人恢复了健康。医学院特许边学习边看病
医学院的学生开中医处方为人治好了疑难病，这可是大新闻。于是，关于卢崇汉有没有处方权的问题，医学院领导专门开会讨论。最后决定，以医学院的名义请求上级主管部门批准为一个在校学生破例授予处方权。主管部门批示同意。此时的卢崇汉成了南京街头巷尾议论的名人。一时间，来找卢崇汉看病的人和车在医学院里成了一道特殊的风景线。为了让卢崇汉有时间诊病又不影响上课，学院特许他可以不参加某些政治学习，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特权”啊！后来见来找卢崇汉的人实在太多，学院又规定，患者必须持单位介绍信，交学院批准后才能看病，每次最多20人。
由于卢崇汉大剂量使用辛温药物，当地药房不敢为他的药方配药。于是，由卫生管理部门出面，向各大药房“打招呼”，凡是卢崇汉开的处方，一律按处方剂量配药。
正当卢崇汉在南京的名气如日中天时，4年的学习结束了。他婉言谢绝了南京方面的挽留，回到了四川，从此，开始了他在成都传奇的从医生涯。三、传奇人物吴佩衡
·吴佩衡先生身世·
吴佩衡（名钟友，1886~1971）教授，四川会理县人（实际上是西昌的），云南四大名医之一，云南中医学公认为云南经方学理的开创者、云南火神派开创并奠基之人。先生18岁时，受业于当地名医彭恩溥先生，20岁左右时曾听学于火神派真传弟子卢铸之先生的“扶阳医坛”，获益匪浅。其后深精《内经》、《难经》、《伤寒论》经典著作及火神派创始人郑钦安先生（1804~1901）《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三部著作，中年以后集中精力研究张仲景学术思想，认为“盖凡一种学问，非寝馈其中数十年，斯难知其精义之所在”。
吴佩衡教授在1921年曾为朱德将军治过病，并在朱德的建议下，由云南禄丰县行医到昆明发展，初到昆明的吴佩衡由于人地生疏，“备受刁难和欺负”，才取得行医资格证书。1930年先生代表云南中医界应邀赴沪，出席全国神州中医总会，抗议汪精卫取缔中医之反动条例。其后留沪行医，在沪期间，吴佩衡治愈了调赴抗日前线的滇军第三军军长王军的多年胃病。在王军的鼓励和帮助下，他留在上海行医6年，后因战事危急，1936年底率全家回到昆明。昆明市和云南省先后成立了“中医公会”，吴佩衡均被推举为理事长。1945年创办《国医周刊》杂志，以资促进中医学交流。1948~1950年间，创办云南私立中医药专科学校，任校长职，首开云南中医办校之先河。解放后，先后任云南中医进修学校副校长、云南中医药学校校长、云南中医学院院长等职，桃李满门，从事中医临床、教学60年。特别是吴佩衡先生，对《伤寒论》及郑钦安医学三书的扶阳学说十分推崇，可以说终生都在传播与传承火神派的学术思想，从理论到教学及临床实践以一线贯穿之，在1962年他主持云南中医学院工作之时，把火神派之著作《医理真传》和《医法圆通》作为教学参考资料翻印，这在学院一级的大学中推广一个人们尚未认识的学派与学术思想，可谓是天下第一，能使火神派学术思想在教学中广泛推广学习，可以说是发扬光大火神派学术思想最有效的方法，他曾经说过：“郑钦安先生的著作，是在实践中阐发仲景医学的真理，其独到之处能发前人所未发，我认为在治疗疾病上很有价值，可以作为中医科学化的基本材料”。
吴佩衡先生得学于郑钦安火神派学术思想，多注重扶人之阳气，擅用附子，长于使用经方，应用附子，胆识过人，对疑难重证、失治、误治之阴寒重症，每以大剂附子力挽沉疴，处方每剂附子辄用60克，重则每剂250~500克，剂量之大，世所罕见，名闻天下，因获“吴附子”雅号，因此，这才有在中医界吴佩衡——“吴附子”的尊称，原因在于其在治疗过程中善用附子。其实吴附子善用附子是事实，但其擅长的治疗技术还有许多，不仅仅是附子，其学术面非常广，只是应用附子而改变了当地的医疗风气，因此才会有这一点带面的说法。吴佩衡先生针对当地风干物燥，凉药使用太多的实际情况，研究出独特的“温热治疗”方法，同时治愈了两个当地名流之子的疾病，渐渐立稳了脚跟。一是昆明市长的儿子，患伤寒西医久治不愈，并宣告无治，但被其治好；二是昆华医院（现云南省人民医院）院长的儿子同样患伤寒，院长虽为西医却无法救治儿子，同样被吴佩衡治愈。由此而名声大震，而吴附子之名子，实际上已经成为吴佩衡教授之尊称。以至于东南亚的华人同道中有些并不熟悉吴佩衡，但是他们却知道“吴附子”。在1984年黄树则等编著的《中国现代名医传》中，吴佩衡教授名列第16位，与名列第1位的张锡纯先生具有同样的影响力。
先生的主要著作有《吴佩衡医案》、《吴佩衡中药十大主帅古今谈》、《附子的药理及临床应用问题》、《医药简述》等著作，显示了吴附子的学术思想和特色。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引用郑钦安的学说，在临床实践中，他处处发扬郑氏学说，例如他总结辨别寒热证的十六字要诀：寒证“身重恶寒，目瞑嗜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热证“身轻恶热，张目不眠，声音洪亮，口臭气粗”。这些均来源于郑钦安的阴阳辨证要诀之中，出于一源，可谓是进行简化、深化郑氏的阴阳辨证之法。吴氏临床擅用四逆辈之类，并自创用的大回阳饮（附子、干姜、炙甘草、肉桂）等方剂，得到不少火神派学习者重复研究与应用，且吴氏在附子的应用与研究上均有过于郑氏学说，他精辨寒热、十六字诀，推重阳气、擅用附子，崇尚经方、善用峻药，独步医林，为后世学习火神派扶阳学术思想留下了重要的学术经验，由此并成为云南火神派奠基并创始之人。
·吴附子传奇故事·
前几天，云南省卫生厅发出加工制作食品时严禁添加草乌、附片等药物的预警公告。
古书《神农本草经》里记载，附子“性辛、大热，有毒”。现代医学分析草乌、用附子加工成的附片含有乌头类生物碱，用量过大会导致死亡。生附子15克就能使人中毒。几千年来，许多中医医生一辈子不敢用这味“毒药”。
然而，在近代昆明，却有一位中医，把附子与其他药物配伍，君臣佐使，排兵布阵，他的处方每剂附子动辄60克，甚至250~500克，剂量之大，惊世骇俗，疗效奇佳，人称 “吴附子”。
“吴附子”本名吴佩衡（1886~1971），四川会理县人。早年在家乡学医。1921年来到云南禄丰县。遇到当时的滇军将领朱德，朱德对其医术大为赞赏，建议他去省会昆明发展。
这位四川的“外来人员”，到昆明后历经磨难，终于取得行医资格。恰巧昆明市长的儿子患伤寒，西医医治后认为没有生还希望，却被吴佩衡几剂中药治好。随后昆华医院（现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院长的独子也患伤寒，在学西医的秦院长已经无法救治儿子的情况下，吴佩衡初诊方即用附子250克，后加至每剂400克，一天吃两次，合起来就是800克。患者很快康复，整个过程可谓惊心动魄。两个医案下来，吴佩衡扬名昆明！
直到现在，含有附片的中药都是“孕妇忌服”。但昆明一位28岁的孕妇，在怀孕6个月时摔跤后产道流血不止，病卧在床。“吴附子”一张含附片100克的方子，孕妇三剂痊愈，足月后产下一子，母子平安。
吴佩衡善用附子这味大热之药，有人称他为中医里的“温阳派”。然而，有一次遇到一个瘟疫病人，病人体温偏高，情况危急，来不及取药。吴佩衡对病人仔细诊断后，竟让高烧口渴的病人大喝凉水，病人出了一身冷汗，病竟然就好了。当然，只有具备精湛诊断技术的吴佩衡，才能做出这个医疗个案。
吴佩衡对附子的研究可谓到了家，今年云南省卫生厅发布警告，是因为云南每年入冬，不当食用附片中毒导致死亡的事情屡屡发生。吴佩衡当年研究出煮透的附子水或四逆汤加肉桂解此毒，活命无数。
昆明城太小，后来让“吴附子”名扬全国的，是中国1929年发生的一件大事……
有这么一段时间，网上有一些人又在叫嚣“取消中医”。想想也好笑，敢情几千年中国人生了病，是靠武侠小说里的“运功疗疾”自己治好的呀？
其实早在1929年4月，国民政府中央就通过一份《废止旧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废止中医。当时全国舆论大哗。消息传到昆明中医界，大家推选“吴附子”吴佩衡为代表到上海去抗争。
在上海，17个省的457个中医代表集会，选出了27个代表到首都南京请愿，吴佩衡为27位之一。代表们到南京要求撤销此案。国民党中央政府只好妥协。
随后他留在上海行医6年，吴佩衡独特精湛的医术获得了全国性的声誉。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回到昆明后，他被推选为云南省、昆明市中医师公会理事长。
面对国民党政府对中医学的打压。吴佩衡心急如焚。他把自己行医多年的积蓄全部拿出，在1945年创办《国医周刊》促进中医交流。1948年，他创立了云南省第一所中医学校——云南省私立中医药专科学校。解放后，他将专科学校捐给国家为中医学校，直至今天的云南中医学院，都是他首任校长。
从旧时代走来的吴佩衡，在解放后看到：旧政府打压中医。而共产党发展中医，这正符合他毕生的夙愿。1956年，在北京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他见到了当年指点他到昆明的朱德，一起回忆往昔。1959年，吴佩衡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吴佩衡南京请愿，是他一次不畏强暴的爆发。但平时他却低声细语，为人谦和。解放前，有一天几个人来到他的诊所，亮出手枪勒索“保护费”，吴佩衡不知所措，呆坐不语。一旁的吴夫人想起听说一位帮会首领将到达昆明，随即笑道：别闹了，我家先生还要赶去给某某看病呢。小喽罗听到老大名字，不知真假，只好溜走。
书中暗表，吴夫人出自民国名将蔡锷家族。当年在昆明一场瘟疫中，还在无名潦倒中的穷医生吴佩衡治好她家五位病人，家里人慧眼识珠，把她许配给吴佩衡，从此一生风雨相伴，白头到老。
1971年，吴佩衡在昆明病逝，其弟子学生遍布全国。他著述颇丰，网络时代，《吴佩衡医案》的电子书是网上下载的热门。其子、孙20余人都继承家风，成为医生……
·二代传人吴生元·
吴佩衡其子，吴生元教授，就是第二代吴附子传人。
吴生元（1937~）教授、主任医师，吴佩衡、吴附子之子，吴附子之得力传人，全国第二批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人指导老师。吴生元曾说“云南历史上的中医名家不少，学术各有千秋，被尊称为‘吴附子’的吴佩衡有着非凡的经历和故事”。
1955年，吴生元考上了云南大学医学院（今昆明医学院）学习西医。1960年毕业后作为“优秀西医人才”被政府有关部门指定为父亲的“学术继承人”。 他认为“我自小在这样的中医家庭长大，可以说对中医的知识和功效是深有所知。”吴生元说，“全家人无论得了什么病，都是父亲用中医治疗好的”。
关于近年来火神派的提法，吴生元教授认为：“我并不认可有人将我们使用附子的方法称作‘火神派’。”他说，“附子在中国各地区使用情况的不同，其实很有趣，四川、云南一带的中医比较接受我父亲的学术观念，而北方和沿海地区的中医则不尽然，他们一般只敢开3克，最多不超过10克”。并认为：“由于附子有毒副作用，中国药典规定用量为3~15克，但父亲在具体治疗中远远超过这个‘规定’，最多时甚至达到了800克，而且对病人都很有效，从未造成不良案例。父亲常表示‘古有病大药大、药毒病毒之说’，关键是要诊断确切，处方对证。当然，附子的用量也并非越大越好”。
究其原因，吴佩衡有过如此见解：中国沿海、北方地区自古达官贵人居多，故当地中医们担心得罪不起，在下药方面非常小心，剂量使用都非常保守，而给皇帝治病的太医们就更不用说了，稍有不慎就会换来满门抄斩；因此那些地区就出现“只能治小病，不敢治大病”的情况，这也是皇帝们的病总是不能彻底治愈，寿命不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较以前的西南地区而言，经济相对贫困，百姓生活质量较低，也就给了中医们大展身手的机会了。”吴生元说，“父亲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勇敢地进行了自己的医疗尝试，并且获得了成功，的确是挑战与机遇并存的结果。他父亲曾经开玩笑说，北方和沿海地区的中医属于‘官家派’，而西南地区的中医属于‘民间派’，最大的区别并不在于水平高低，而在于胆识的大小”。
现在，在临床具体的治疗中，吴生元教授对附子的使用明显少于他父亲，他最多用到100克，少有的严重病症也只用到200克。对比他自己与父亲的异同，吴生元认为在胆识和经验方面自己不如他父亲。而随着西医大量运用各种物理、化学仪器，同时在药理病理方面研究的进步，以前许多需要凭经验判断的病情现在通过仪器检测就可以轻易完成，所以吴生元认为“自己在诊断方面明显超过父亲”，“但是也因为可以借助的仪器太多，影响了自己学术上的进步”。
·三代嫡孙吴荣祖·
吴佩衡其嫡孙，吴荣祖教授，乃为其吴附子第三代传人。
吴荣祖（1945~）教授、主任医师，1968年毕业于云南中医学院，吴佩衡长孙，吴附子之得力传人之一。先生幼承庭训，耳濡目染，因家学渊源，于钦安之思想体会深切，不仅善用附子于临床，疗效卓著，且于附子提取诸多方面之研究，独具匠心。有40余篇相关论文刊行。
作为云南省著名中医学家吴佩衡先生的传人，出身于中医世家，得续家传，从事中医临床实践基奠丰厚。他注重《伤寒论》研究应用，尤其是附子及附子复方的临床及应用研究，曾先后完成多项课题研究。尤为重视中医临床思维方法的研究，从方法论高度指导临床，深获患者笃信及中外学子欢迎。在中药附子的临床配伍应用及对《伤寒论》三阴寒化证的病因病机，有深层次认识，对临床各病种疑难危重阶段证属三阴寒化证型者，能以扶阳抑阴为大法，大剂量使用中药附子为君药的配伍方剂，并且取得了显著疗效。
吴荣祖教授不仅倡导扶阳学说，而且临床上也重剂应用附子，轻者30~60克，重则100克以上，颇有其祖父之大将风范。近些年在深圳、广西及北京等地演讲，力倡扶阳学说，特别是其对人类早期对太阳的崇拜研究，对于我们理解扶阳理念具有重要意义。深圳晶报社记者曾问他说：“您祖父吴佩衡先生以用附子而闻名，可是我们知道，附子本身是有毒的，这是否也是中医的辨证思维?”吴荣祖说到：“对，附子就像电，雷电从前能杀人，你能够驯服它，就可以造福于人类。附子治疗寒病疗效很好，但不能用于热体，热体用附子相当于火上浇油。辨证是中医的核心，是中医生存的要素。附子确实疗效好，阳是根，是命，没有太阳，恐龙都要灭绝。不是中医才开始讲扶阳，人类最早就有对太阳的崇拜。从石器时期就开始了”。表明，中医的扶阳理念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临床上倡导扶阳学说并大剂量应用好附子，对临床疗效可以得到明显的提高。
吴荣祖教授认为，文化对于传承中医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我从小就在祖父身边长大，我上大学时祖父就是校长，老师讲完课，我就到祖父那里去听，近水楼台，从小就会写‘附片’两个字，一笔写成，这是吴家的行草。儿子也学中医，第四代了。家传这一点我很重视。我认为中医文化是不会断的，只是我们要营造更好的环境让它传承下去”。四、民间奇人唐火神
唐步祺先生，1917年2月生于四川永川。自幼从祖习医，1980年经主管部门批准开始个体行医，著有《咳嗽之辩证论治》、《医理真传阐释》、《医法圆通阐释》和《伤寒恒论阐释》，使这一中华宝贵医药文化遗产发扬传播。
·老中医出国讲学·
1992年夏日的一天，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飞机穿云破雾，飞行在北京－法兰克福的航线上。机上坐着一位古稀老人，他叫唐步祺，是四川成都的一位民间中医，他这次出国，是被德国友好人士邀请去讲学。
一个民间中医还能出国讲学？有的人可能会不胜惊讶。是的，讲“身份”，他确实不高，几十年靠行医挣钱吃饭、养家糊口，至今还是一个只有别人誉称而没有任何行政机关评聘的“中医师”。按标准来讲，这“中医师”只不过是个中级职称而已。可就是这样一位“中医师”，却具有大学本科的学历，却正式出版了连一些中医院校的专家学者都叹服的几部著作，却应邀出国讲学了。
飞机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飞行，降落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机场。十六世纪，这里曾产生过莱布尼茨这样一位据说得益于中国易经而创立了二进位制的大数学家，也正因为此，许多人对东方文明充满了极大兴趣，所以，当唐步祺，这位来自遥远东方、闪烁着文明智慧之光国土的老人一下飞机，就受到了热烈欢迎。
在这个陌生的国度，唐步祺惊喜地发现，几乎所有的中医诊所的门上都有一个太极图。这是德国人认识的中医？还是中国医生或是德籍华人在向西方最明白、最形象的宣示中医？太极，有多少人真正突破它的奥秘，唐步祺不得而知，但对他来说，有一点是真实的：他同他们相通了。
阴阳及五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有很深的内涵，正确地研究、把握和运用它，是打开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谁掌握了它，谁就可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上耕耘丰收。唐步祺正是这样一个人。多年的行医经历和经验，使他深刻认识到：掌握了阴阳五行学说，对中医理论的认识、研究和运用，就有了一个总纲，就能走上一条正确的民间中医的行医道路。
唐步祺在德国、瑞士、荷兰等国讲学，听课的人除了这几国的中医和热爱中医的人士外，还有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的一些同行。由于他抓住了阴阳这个总纲，许多外国人一听就懂。经他讲解，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医再也不那么陌生了。他们尊称他为唐老师－－这是一个普通的中国民间中医在国外获得的殊荣！
有一天晚上，一个名叫卡尔的学员打来长途电话，称她的手臂抬不起来了，唐步祺通过其他人询问病情后说：“开两付姜附茯半汤。吃了准好。”第三天，卡尔打来电话说，痛症全好了，手臂活动自如，“唐老师太好了，中医实在太好了！”她热情地说。
此后，唐步祺又多次应邀到德国、瑞士，新西兰等国为那些热爱中医、学习中医的人士讲学、答疑、行医用药示范。一次在瑞士讲学，全国的传统学校、中医杂志社的人都来听他传道、授业、解惑。许多人受益匪浅。
如今，听过他讲课的人散居西欧不少国家，他们用从中国传统医药学那里学到的知识，也包括从唐步祺那里学到的“伤寒学”去行医，治病救人，效果明显。
·治咳嗽初现才能·
唐步祺1941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后分到四川省民政厅工作。1957年开始潜心研究中医，擅长治咳。咳嗽，在民间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症。有大学语文底子的唐步祺，泛览历代中医典籍，对咳嗽的研究有特别的兴趣，并为此奋斗几十年，悉心体察推求，以历代医家有关论治为指导，建立了他自己的“咳嗽学”。
1972年夏天，“文革”中期，唐步祺来到北京“避风”。在前门和老同学王利器的偶遇，成为他大展才能的开始。王利器是北大著名教授，他的孙子一年四季都咳，吃了许多人开的药，都没治好。而唐步祺几剂汤药下来，王利器孙儿的咳嗽病便被治好了。在王利器的支持和引荐下，唐步祺在北京住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期间，他给许多人看病，治好了他们的咳嗽、支气管炎、肺气肿。
唐步祺想写一部论述咳嗽的专著，把自己的经验总结出来，推广开去。对于有理论有实践有文化的他来说，写一部书不难，但难的是出版，如果他是一名中医药院校的教授，自然另当别论，可他不过是个民间中医。苦苦思索之后，唐步祺决定走名人名家推荐的路子。
1980年，唐步祺将整理的书稿带到北京，请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任应秋教授审阅。任教授为全国著述最多的中医教育家。他以极大的热情通观全书后，称赞此书为“与余之论有所合、实亦得咳嗽之机要！”最后，给予高度评价“确是一本诊治咳嗽的佳作”，欣然为之作序。唐步祺又找到廖沫沙，请他题写书名。廖曾请唐步祺治过病深知他的本事，所以不仅题写了《咳嗽之辩证论治》的书名，还题写了“中医师唐步祺”的匾名相赠。
有名人名家的首肯还不够，还得找一定地位的人推荐。唐步祺去西安拜访同学、西北大学校长郭琦。时值郭琦夫人患肺气肿，寻医不遇，唐步祺用其所长治愈。郭琦夫妇十分感激，问其回成都的打算，唐如实告知。于是，郭琦将唐的书稿推荐给陕西科技出版社。出版社慧眼视真金，1982年该书出版。
《咳嗽之辩证论治》问世后，受到读者欢迎，许多人用书中的处方，治好了家人多年的咳嗽，纷纷来信感激。1984年，成都晚报社副社长林开甲听说唐步祺善治咳症，找上门来求治。林开甲患慢性支气管炎，长达二十余年不愈，最后发展到肺气肿，动则气喘吁吁，走上一二十步，形似翻山越岭。唐步祺汤药、丸剂双管齐下，三月而愈。林开甲十分高兴，找到书法家周浩然为唐步祺写一中堂相赠，称为“大国手”。
找唐步祺看病的人，络绎不绝。
·发扬弘播火神派·
把唐步祺引向这一条正确道路的，是清朝末年的一位医家郑钦安。郑钦安在医学理论上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善于运用汉代名医张仲景以阴阳为总纲的核心思想，并创造性地加以发挥于其医理、医术中。而唐步祺的祖父唐蓉生，是四川省永川县名医，所以幼时便诵读方书，学以郑钦安所著医学三书：《医理真传》、《医法圆通》和《伤寒恒论》。
唐步祺博览医书数十种，《黄帝内经》、《伤寒论》等中医典籍常置于案头，但他尤其偏爱郑氏三书。行医几十年来，始终以此为指导，逐渐有所积累。至晚年，他深谙郑钦安三书精华已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其行医用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仅纠正了郑氏三书中的错讹之处，在一些方面还有所发挥。郑钦安善用姜附等大辛大热之药治病，许多人称他为“姜附先生”、“郑火神”，唐步祺亦效法，不少人也渐渐以“唐火神”称他。每当遇此，他最爱用郑钦安的话说：“‘余非爱姜、附而恶归、地，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耳’。这是一把金钥匙，你难道不愿意掌握它？”
就是靠这把金钥匙，唐步祺治愈了不少疑难杂症，令许多人包括一些专家学者刮目相看。孟宪钦，某医科大学教授，二十几年前患阵发性心悸，经心电图检查为心房性期前收缩，最初一年发一次病，再后一月二月发一次，甚至一周两周发一次。每次发作，短则几分钟，长则几小时。她曾三次住院作系统检查，没有找到病因，后诊断为阵发性、特发性房性心律不齐。她有很好的条件，曾运用现代医疗手段系统地对症控制筛选有效药物，均无效果。她曾被邀请出国讲学，由于身体条件，多次推迟成行。经人介绍，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她找到唐步祺，经三月治疗，唐步祺治好了困扰她多年的疾病。这位用现代医药科技知识培养出来的名牌医科大学教授，用现代医药手段治愈过不少病人，但治不了自己的病。她的同行中不乏现代医药学专家，也对她的病束手无策。然而，一个不起眼的民间中医只用了三个月三十副中药，便治好了，费用也不过是二百元钱。
从郑氏三书中受益不少，唐步祺便萌发出把郑氏三书整理，加以阐释出版的想法。从事这样的学术专著，要查阅大量资料。这些工作即使在藏书万卷的高等中医学府做起来也相当困难。为阐释郑氏著作，唐老10余年来，废寝忘食，夙夜匪懈。1985年还干脆关了业务兴旺的诊所，每周只在华西中医药研究所看两个下午门诊。成都中医学院（现成都中医药大学）研究员、原副院长侯占元兴奋地说，“当今像唐老这样连续出版学术专著的个体中医，在全国也不多见。郑氏三书著作精深，未有立秋，所以不为世人所知。想不到一个民间中医竟把这件大事做了！”
书刚问世，就受到了日本医界的重视，日本东洋医学会副会长、汉医专家伊伊藤良大加赞赏，称填补了日本研究汉医史缺清伤寒学派的空白。日本北里东洋医学综合研究所长、汉医权威矢数道明还将其收入《汉方临床》丛书。
·中医成为世界医·
一个古稀之年的个体中医不图钱财而如此醉心于阐述祖国传统医学，究竟为了什么？一幅对联表达了他的心迹：“唯愿医理得真传，只求医法能圆通。”
然而，这条路走得多少有些艰辛。在唐步祺看来，目前西医抗生素滥用，再加上中医的寒凉药（清热解毒类）的误用，使得人体的阳火降灭，导致许多很简单的疾病恶化。可温热药素来被盛行的中医派别所排斥，甚至有人称其为背叛主流的旁门左道，以致于真正拜到他门下的全是外国人和外籍华人。这让“唐火神”感到颇有些墙里开花墙外香的怅然。
1999年秋，唐步祺接到了河南读者的一个长途电话，电话那头名叫向天清的小伙子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两人在电话里聊起中医，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大陆竟然还有年轻人对此感兴趣，唐步祺很是感动。
不久，向天清登门拜访。开门的正是唐老，年已80多岁的老人，看起来精神矍铄。那半个月，向天清陪着唐老行医问诊，闲暇时则深入交流中医的现状和发展，年龄相差三倍的他们，成为忘年交。临走，唐老在书的扉页上写下“愿天清学友熟读而深思之，在继承中发扬、弘播火神派医学，是所至盼”的话作为鼓励。再把向天清送上车后，唐老还给了他一个治疗咳嗽的秘方，并教给他其中的禁忌和炮制方法，交待他可以此为生，增加些收入。这为二人的师徒关系打下了基础。
2002年秋，向天清第三次到成都跟随唐老行医。唐老胸闷，让家人请来向给他诊治，向按照火神派的思路大胆用药和量，唐老的眼神里流露出赞许。第二天，唐老将向请去，唐老拉着向到夫人面前让他拜过师母，遂向全家人一一介绍，向天清有幸成为“唐火神”的正式徒弟。
拜过师后，向天清很有危机感。两个韩国的大师兄，他们花巨资来中国的中医药院校学习中医，留学第二年就开始四处打探民间医术高明的老中医，而我们国家的中医学生似乎很麻木，根本没有拜师学艺的渴望，仅仅满足于一些书本知识，而中医却重在师承。
2004年唐步祺先生去世，为完成其生前愿望，目前，唐氏弟子们正在抓紧时间整理数年来的医案，以期能出版成册，这也一直是唐步祺生前的心愿，只有系统化，才能让“火神派”尽可能快地被更多的人接受和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