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亚视角 拉铁摩尔的“内亚视角”及学术内外的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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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中国内部的多元特征，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尤其是占了中国一半以上版图面积的边疆，其治理实际已不是边缘而是核心问题。而要正视“内亚”特性从而获得化解民族问题的理性视野，重新认识拉铁摩尔，不失为一条好的路径。本期编选姚大力和程龙的文章，分别从拉铁摩尔的“内亚视角”及其学术内外的纠葛，展现他对“长城边疆”的深刻洞察与治学旨归。

拉铁摩尔的“内亚视角”

姚大力

*原载《读书》2015年第8期，有删节

几年前，《南方周末》曾要我为 “我的秘密书架 ”专栏写一篇短文。乍见稿约，立即有一本书从脑海里蹦出来。它就是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从初读历史专业就接触此书，直到新出的汉译本仍被我常置手中的今天，想不出还有哪一种著作比它更耐看、更能激发出使阅读者常翻常新的感受，对一个从事边疆史地和中国民族关系史的研习者来说。约定的短文终于没能写出来，写成的是一篇三万多字的书评。

在那篇评论里，我写道：“拉铁摩尔是一个被涂上太多样的强烈色彩的奇人。他是从未获得过高等教育学位的美国和英国大学的常任教授；平生最感自豪的，是能在不带翻译的情况下做到广泛地游历中国北方三大边区，即东北、内蒙古和新疆，‘每到之处，都需要用不止一种语言从事交流’。他曾被冷战中的双方分别指控为共产主义间谍、导致美国 ‘丢失’中国的罪魁祸首，或者 ‘反动学者和美帝国主义的特务’。他又是最早受聘为蒙古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最早接受蒙古国政府颁授给外国人的最高勋章 ‘北极勋章 ’的西方人。作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的罹害者，他至今被人批评为‘至少在道德上、智识上和政治上是错误的 ’。但也有人以为，拉铁摩尔事实上‘比他本人所知更多地受操控于国民党人蒋介石，以及共产党人冀朝鼎和陈翰笙 ’。还有人断言，如果可以说他终生有过两个深爱的对象，那么二者中最有可能首先是内亚，然后是他的妻子埃莉诺。拉铁摩尔确实具有某种与针对他的所有这些臧否相关联的性格特征，那应当就是他对于边缘人群的天生同情心，和过于简单，因而也使他特别容易受蒙骗的理想主义眼光。”

1941年2月重庆（从左至右）陈纳德、拉铁摩尔与蒋介石在蒋家聊天。

想当年，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基本立场，在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与遭遇其侵辱的中国之间，他站在中国一边。在清朝、民国政府与饱受不平等待遇的中国各少数民族之间，他站在少数民族一边。在蒙古僧俗上层和被他们欺压的蒙古大众之间，他站在普通平民一边。其实他更有理由被看成是中国人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可见冷战如何像永久性创伤般地麻痹与毒害了我们感知外部世界的神经功能。“斗争哲学 ”留下的惨痛后果尚未变成 “恍若隔世 ”的旧事，我们怎么可以就把这么沉重的教训忘记得一干二净？

“边疆 ”一词最基本的含义，应该是指边境线、国界，或贴近国界线两侧的沿边地带，与英文里的 border或 borderland意思最相类。英文里还有一个词 frontier，意思是两国之间的边界，或“紧靠尚未开发地区的发达地区边沿”。后一个意思实际上只存在于美国西部开发时代的历史语境之中。当拉铁摩尔把几乎是从三面环绕着汉族分布地的中国“内陆亚洲 ”诸广袤区域称为中国的 frontiers时，这个语词已经与它在特纳边疆理论中的含义大不一样了。换句话说，拉铁摩尔似乎在 frontier一词中注入了某种新的含义。它与英国的“凯尔特边区 ”（the Celtic Fringe）一语中 fringe的意思更近。相对于英格兰核心地区，这里的“边区 ”主要是就其 “外围 ”属性而言，所强调的并非仅仅是它靠近国界，或其纵深幅度十分有限等特征。

在这样界定 “边疆”的时候，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发育发展的历史进程所赋予它的一项与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相同，因而不容忽视的特殊性，也就被突显出来了。拉铁摩尔把中国的这片特殊意义上的边疆，叫作“长城边疆 ”。这条宽幅极大的连续的边疆地带，位于最近一千年来传统汉语地区的外围，从它的东北经由北方和西北，向南一直伸延到云南藏区。中国国土由此被划分成汉地和长城边疆两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样的划分，与差不多同时由中国学者胡焕庸提出的将中国版图大致一分为二的“瑷珲（今黑河）—腾越（今腾冲）线”，颇多暗合之处。

黑河-腾冲线，即瑷珲-腾冲线，或胡焕庸线，一条贯穿中国版图的假想直线段。该线从中国东北边境的黑龙江省黑河市（原名“瑷珲”）一直延伸到中国西南边境的云南省腾冲县，大致地划分出了中国人口在区域上的分布，体现了中国人口东南和西北的分布区域之悬殊差异。

分隔不同环境的长城边疆。摘自《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如果说以上两说的着眼点也有所不同，那么其间的差别就尤其发人深省。“胡焕庸线”所强调的，是基于生态环境的差异而形成的两大地域在人口密度及经济文化形态之间的强烈反差；而中国主流见解从中看到的更多的是“中华文明的影响是如何从中原地带，一点点拓展到西部与北部的踪迹 ”（见“百度 ”相关词条）。确实，有关中国历史的标准叙事，基本上是把两千多年以来这个国家形成与发育的历史，描述为仅只是由秦汉确立的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这样一种国家建构模式在被不断复制与向外延伸的过程中逐渐调整、充实和进一步发展的过程。反观中国的各边疆地区，则似乎永远处于被动地等待被中心地区“收复 ”、“统一 ”或“重新统一 ”的地位。即使是像元、清这样起源于帝国内亚边疆的边疆帝国，它们的成功，也主要是因为它们的统治者能主动学习仿效“先进 ”的汉文化，包括袭用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去统驭它们的全部国土。而它们的失败，又恰恰在于它们还不够汉化。但是拉铁摩尔对长城边疆的定位，却几乎与之完全相反。本书中不止有一篇文章指出，他的学术理路最宜于用“从边疆发现中国 ”这句话来加以概括。也就是说，长城边疆在拉铁摩尔的眼里，拥有主动参与中国历史的能力，而且事实上它就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源。

凭着对中国 “长城边疆”诸地域的敏锐观察，拉铁摩尔指出，在它们之间存在某种可以被我们称为 “内亚性格 ”的共同属性，尽管他实际上并没有使用这个词语来表达他的意思。对于至今把“中国性 ”（Chineseness）视为仅仅呈现了 “汉族特性 ”的流行见解，这实在是一帖再适宜不过的清醒剂。这种内亚特性，是历史上的北方和西北各少数民族通过主导或参与历史上中国国家的构建活动，铸就在中国的实体之中的。没有汉族之外的其他少数民族参与到历史中国的建构当中来，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版图辽阔的现代中国。

这种强调中国的内亚特性、强调从长城边疆 “发现中国 ”的观察和分析视野，又被有些学者称为“内亚观 ”。根据这样的看法，拉铁摩尔的“内亚观 ”经历了一个从 “中国中心论 ”转向 “以蒙古（这里是指今蒙古国）为中心 ”的变化。该陈述并且还带着如下暗示，即拉铁摩尔在晚年已经校正了他本人过去所持有的颇欠准确的“内亚观”。但这极可能只是对拉铁摩尔的误读。且不论他在执教英国之后是否形成过所谓 “以蒙古为中心 ”的“内亚观 ”，将他早年孜孜不倦于从内亚视角去解读中国历史的立场与主张说成是 “中国中心 ”的内亚观，已显然是不妥当的。因为无论一个人选择中国或者蒙古国作为他自己的学术研究所聚焦的对象范围，都并不必定意味着他在研究中国或蒙古国时就会采取“中国（或蒙古）中心论 ”的基本立场。事实上，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里，拉铁摩尔就明确指出，在长城边疆的各地区之中，蒙古草原的历史是“所有边疆历史中最典型的篇章 ”。可见用不着什么转向，他历来就把全部长城边疆看成是“以蒙古为中心的内亚文化辐射区”。不过即使如此，把他的这一见解等同于 “蒙古中心论”的内亚观，仍然是不对的。还是唐晓峰教授说得好：拉铁摩尔“对地域的分割不以国家论，他的注意力亦不是重在 ‘文明’不在荒远，而能放大视野，超越政治与民族，将两边合观为一个 ‘亚洲大陆’”。

还有些人担心，揭示出中国性之中存在或包含着内亚特性，那就有可能离析中国性本身的内聚力。所以他们会很善意地提醒说，要防止所谓内亚性格被过分“夸大 ”。但是在我看来，实际情况是：首先，拉铁摩尔解读中国史的内亚视角，是对在他之前仅以汉族和汉文化作为中心视角去考察和论述中国历史变迁的旧有知识传统的一种重要修正和补充，但这样做并不意味着他是要以此取代和颠覆从汉族和汉文化出发的分析视角。再者，经拉铁摩尔阐发而得以显现的刻印在中国历史中的内亚特性，如今才刚刚开始受到国人的关注，开始重新对它进行认识和解读。本书价值也正在这里。中国性中的内亚特性，究竟是长期以来一直遭受中国人自己的忽视，而如今这一局面只在新近才开始有所改变，抑或它已经变成了一个被过分夸大的有害观念？我们究竟有什么理由如此精神脆弱，只要听见“一分为二 ”就觉得是对国家安全的一种威胁？事实上，任何一个大型实体，内部都不可能铁板一块。一体化无法通过否认或人为消灭内部差异之客观存在的途径来达成。正相反，实事求是地承认内部差异和多样性元素的存在，才能超越由这些差异以及由容纳多元化所可能导致的内在张力，从而在更高程度上实现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整合。

中国性的多元特征，甚至还要超出拉铁摩尔论述的范围。他对南部中国所知不多，因此他的讨论几乎不涉及那里。詹姆斯·斯科特在六年前出版的《逃避被治理的艺术》一书，以分布在东南亚陆块上由海拔三百米以上的山地丛林所构成的 “佐米亚”（Zomia）区域内形形色色的高地山民部落为研究对象。他指出，生活在该地域内的诸多部落或人群在历史上曾长时期处于无国家状态之中。不过这种无国家的状态，与其说是从自古以来的原生态的“原始社会 ”中自然而然地持续下来的，还不如说是由原来处于文明边缘的各种人群为逃避被国家纳入治理范围的命运而做出的一次又一次主动选择所积淀下来的历史成果。他们既不愿变成从外面逐渐逼近他们的那些国家的编户齐民，也力图防止从他们内部产生出国家来。所谓“佐米亚 ”是占地广达二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多国之间的跨境地区，展延在越南、老挝、缅甸、泰国和中国之间。现在这里总共约有一亿人。云南、贵州和广西西北部的山岭地带就处于其中。长城边疆，再加上中国部分的“佐米亚 ”边疆，拉铁摩尔意义上的中国边疆的范围，大约才可以算是比较完整了。

“Zomia”, on the mainland Southeast Asian massif （James C. Scott,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2009)，17）

我们所面对的 “中国边疆”，就是这样一片占据了中国一半以上版图面积的辽阔地域。仅从这一点看，边疆问题对中国来说就已经不是一个 “边缘 ”问题，而是事关我们生存基盘的全局性问题。中国边疆的绝大部分，由各少数民族的世居历史家园构成。因此中国的边疆问题从另一个方面去看，实际就是民族关系的问题。从这样两条理由出发，重新认识拉铁摩尔，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十分必要。

说起二十世纪的 “蒙古学”研究，鲍培和拉铁摩尔是不能回避的两个名字。他们二人在蒙古学研究领域都达到了学术巅峰，又都因各自的言行而遭到政治迫害，虽然涉险过关，却不得不离开故土，远走他乡。更让人感到吊诡的是，他们本已曲折多舛的命运却又纠缠在一起，在学术内外纠葛不断。鲍培和拉铁摩尔的故事如果各自分开读，虽然也足够吸引人，但远不如放在一起那么荡气回肠、精彩绝伦，读来令人唏嘘不已。

鲍培与拉铁摩尔：学术内外的纠葛

程龙

*原载《读书》2015年第8期

说起二十世纪的 “蒙古学”研究，鲍培和拉铁摩尔是不能回避的两个名字。前者在阿尔泰语系研究领域的泰斗地位无人能撼，其身后的著述达到四百余部，无论数量和质量都足以让人感到恐怖；后者以地缘政治和历史地理的视角研究亚洲内陆边疆，其成果虽不如鲍培之多，却也是著作等身，且历经大半个世纪，至今仍散发着学术魅力。二人之中，拉铁摩尔在中国的知名度更高，他的名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自民国时被译成中文后，便拥有相当数量的读者；鲍培的《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一九八六年才有中译本面世，加之曲高和寡，了解的人不多。鲍培和拉铁摩尔的学术成就可谓“彪炳千秋 ”，有志于 “蒙古学 ”的晚生后辈们大概都不会错过他们留下的任何一部专著或文章。

相对他们的学术成就而言，两个人跌宕起伏的身世和相互之间在学术内外的纠葛却随着当事人的逝去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慢慢被遗忘。实际上，鲍培和拉铁摩尔正好比是二十世纪的蒙古，在苏俄、德国、美国、日本等各种势力的此消彼长中努力寻求自己的方向，然而多数时候却无法把握命运，显得无奈又无助。但幸运的是，在经历了太多的荣辱浮沉之后，他们二人却能全身而退，终有一个还算不错的结局。鲍培和拉铁摩尔的身世以及他们在学术内外的纠葛是“蒙古学”学术史上一桩重要的历史公案，他们二人更为二十世纪的蒙古史做了一个生动却又充满讽刺的注解。

鲍培（左）与拉铁摩尔

鲍培（Nicholas N.Poppe，1897-1991）出生在山东烟台，他的父亲本是德国人，后移民俄国，在圣彼得堡大学获得东方学学位后，被任命为俄国驻华领事，曾在天津、烟台等地任职。一九○○年，山东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在一片“杀洋鬼子 ”声中，年仅三岁的鲍培不得不跟随父亲迁居中国东北，先后在齐齐哈尔、沈阳和哈尔滨等地居留。作为俄国的势力范围，这里比山东要安全得多。幼年生活和家庭环境对鲍培的学术生涯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在东北的生活让他接触到大量蒙古族居民，他对蒙古语的兴趣大概可以追溯至此。此外，鲍培无疑也在熟悉东方学的父亲那里得到了耳濡目染，父子二人选择同一所学校、同样的专业恐怕不是偶然或巧合。

鲍培回到圣彼得堡时还只能说汉语和德语，但他很快掌握了俄语和芬兰语。一九一四年，十七岁的鲍培凭借在语言学方面的天赋进入圣彼得堡大学深造。而一年前，他的父亲在哈尔滨遭遇抢劫，不幸死于凶徒之手。鲍培选择东方语言作为自己的专业，大有纪念亡父、传承家学的意味。在他求学期间，俄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十月革命成为很多人命运的转折点。然而，对政治毫无热情的鲍培却一心关注学术。一九二一年，他获得了东方语言学博士学位，旋即在苏联科学院亚洲博物馆（后改建为东方研究所）工作，负责为馆藏的蒙古手稿编撰目录。一九二五年，已经更名为“列宁格勒大学 ”的母校聘请年仅二十八岁的鲍培担任语言学教授。一九二六年，鲍培开始了他的蒙古之旅，作为苏联科学院蒙古访问团的一员，他第一次来到了乌兰巴托。鲍培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表达了当时的兴奋：一方面是他踏上了自己向往多年的土地；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当时“乌兰巴托是个典型的中国风格的城市，佛教寺庙遍布，中式商店和饭馆随处可见。俄式建筑只有很少一部分，跟现在的乌兰巴托风貌迥异”，眼前的景象唤起了鲍培儿时的中国记忆，让他感慨万千。

就在鲍培初到乌兰巴托的一九二六年，一对新婚不久的美国情侣也同时来到了蒙古，新郎官叫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1900-1989）。以横穿蒙古和中亚的方式去度蜜月，这在当时的西方人中实属罕见，若不是对这片土地情有独钟，很难解释拉铁摩尔夫妇的“怪异 ”之举。与鲍培一样，拉铁摩尔也有“中国 ”背景和家学渊源。他的父亲是一位传教士，在中国的教会学校教授英语，拉铁摩尔刚出生不久便被父亲带到上海，在那里度过了童年，汉语也是其母语之一。青年时代的拉铁摩尔曾在瑞士和英国读书，其间还曾短暂返回美国求学，但他未能取得高中以上的任何学位，以他后来的学术成就看，他完全称得上是“自学成才 ”的典范。一九一九年，拉铁摩尔回到中国，从事进出口贸易。虽然收入丰厚，但他仍倾心学术，研究兴趣集中在中国北方亚洲内陆的地缘政治和历史地理。终于在一九二六年，他弃商从文，带着新婚妻子踏上了蒙古之旅，也开始了此后长达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

三十年代，鲍培领导了多次对蒙古，以及苏联境内蒙古人聚居的布里亚特、卡尔梅克和东西伯利亚等地的考察。田野工作使他对蒙古语以及其他阿尔泰语系语言的研究如虎添翼，他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在列宁格勒大学任教的同时，他也兼任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蒙古部主任，旗下集中了苏联大批从事蒙古研究的语言学、地理学、历史学和人类学专家，而鲍培本人也成为苏联名副其实的“蒙古学 ”领军人物。

一九三四年苏联肃反运动开始后，政治迫害逐步蔓延到学术领域，很多学者被无端怀疑为间谍或反革命而身陷囹圄，甚至惨遭杀害；言论自由大受限制，不能通过检查的学术成果均遭查禁。拥有德裔移民身份的鲍培自然是重点怀疑对象，好在他的学术地位极高，其语言学研究也未牵涉意识形态，加之多年以来不问政治，也没有留下什么把柄，算是躲过一劫。不过，鲍培对于大清洗中的种种做法深恶痛绝，对社会主义理想也缺乏信念，虽然在政治运动中能够独善其身，但他却陷入了思想的痛苦之中。鲍培后来承认，正是在肃反运动中，他产生了“离开苏联 ”的念头。

政治环境虽差，鲍培的学术地位却始终得到了苏联官方的认可。一九四一年，苏联与日本勘定蒙古国与“满洲国 ”的边界，鲍培作为苏联方面的首席专家提出了划界草案，由于两年前苏军在诺门坎战役中的胜利为谈判增加了筹码，鲍培的意见大多得以实现。如今，人们在地图上看到的分割中国与蒙古的边界线（东段）正是出自鲍培之手。

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军突袭苏联，鲍培的命运开始发生转折。他离开列宁格勒辗转到高加索地区，为当地的德国占领军担任翻译。这次“变节 ”行为可能是鲍培预谋已久的，是他“离开苏联 ”计划的一部分。鲍培的德裔身份以及无人能及的学术地位让德国人很快接受了他，待之如上宾，聘请他担任“苏联少数民族 ”顾问。不过，据鲍培自述，他并没有助纣为虐，相反还保护了很多人。例如，在高加索一带生活的达特人被德国人称为“山地犹太人 ”，但鲍培却列举种种学术证据，说明他们跟犹太人毫无关系。鲍培的学术权威得到了德国人的尊重，从而避免了一场屠杀。一九四三年，鲍培跟随撤退的德军回到柏林，继续从事蒙古学研究。“二战”时期，德国是欧洲东方学研究的中心之一，季羡林等后来的东方学家当时都在德国留学。鲍培的到来既巩固了这一地位，也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德国图书馆保存的珍贵文献并与德国同行建立起学术交流。纷飞的战火并没有影响他的学术研究，他进入了成果创作的旺盛期。

1937年6月，拉铁摩尔访问延安。左起：欧文·拉铁摩尔、菲力普·叶非、毛泽东、阿格尼斯(叶非夫人)、TA·毕生、海伦·福斯特·斯诺。

与鲍培这段时期略显曲折的人生轨迹相比，拉铁摩尔可谓顺风顺水。从一九二六年起，他多次考察蒙古以及中国东北、新疆等北方边疆区域，他出版的多部游记和研究著述同时受到了普通读者和专业人士的欢迎，奠定了他在蒙古学界的知名度和学术地位。其中，尤以一九四○年出版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最为著名，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者的必读书之一。一九三四年，这位“半路出家”、没有受过任何专业学术训练的业余学者受聘美国著名的亚太政策与外交杂志《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并担任编委；一九三九年，他更被任命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佩奇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一九四一年，经富兰克林 ·罗斯福总统的推荐，拉铁摩尔出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他密切关注中日战局，以决定美国的政治和外交动向。在中国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随着对国民党的了解日益深入，他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愈发不满。他反对内战，对共产党抱有同情之心，甚至在一些文章中表达了赞许之意。多年以后，他被指控为共产主义分子和苏联间谍时，这些言论都成为罪证。离开中国后，拉铁摩尔的仕途依旧一帆风顺。一九四二到一九四五年，他担任美国战时新闻局代理主任，专门负责太平洋战场的宣传工作。“二战”结束后，他回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仍旧主导国际关系学院的教学和科研。

一九四五年德国战败，鲍培遇到了最黑暗的时期，他的人生走到了低谷。苏联占领柏林后，四处通缉这位“叛国者 ”，他不得不东躲西藏，隐姓埋名，颠沛流离。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都曾表示愿意接纳鲍培，但最终都未能兑现承诺。人们看中他的学术能力，同情他被苏联通缉的遭遇，但也对他曾经服务纳粹的经历心有余悸。就在此时，鲍培写信给拉铁摩尔，希望他能出手援助，让自己逃离是非之地，但仕途如日中天的拉铁摩尔却未能给出积极的回应。这大概是两个人最早的接触和交流。直到一九四九年，美苏冷战开始后，鲍培作为“苏联专家 ”才受到美国的重视，他终于登上了美军飞机逃离德国。他向美国情报部门报告了有关苏联学术研究的状况，尤其是三十年代大清洗时学者们的遭遇。像在德国时一样，他再次担任“苏联少数民族顾问 ”，不过这一次，服务的对象是美国政府。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向鲍培发出了邀请，聘任他到该校“远东与苏联研究中心 ”任职。至此，鲍培的人生重现曙光，然而，他始终未能彻底摆脱为德军服务的那段历史，人们对他的怀疑和指责伴其一生。而拉铁摩尔也曾一度参与到对鲍培的指控中，声称他是德国纳粹军官。这让鲍培费了不少周折来洗刷罪名，他甚至援引了大量德国官方档案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尽管时时受到政治干扰，鲍培却一如既往地潜心学术，在一九五○到一九七○年的二十年间，他一直领导着美国蒙古学和阿尔泰语系研究的最前沿。

鲍培抵达美国的一九四九年正是拉铁摩尔大难临头的日子。由于蒋介石在大陆倒台，美国的远东政策彻底失败。以参议员麦卡锡为首的政要们将失败归咎于隐匿在美国政府中的大量共产主义分子和苏联间谍，正是他们左右了政治决策，从而导致美国“失去了中国”。麦卡锡们认为，拉铁摩尔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他对中国及苏联共产党的友好态度就足以说明一切。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五年，美国国会和联邦法院就拉铁摩尔一案进行了大量听证和司法调查，数以千计的有关人员出庭作证或提供证言证词。大多数人都站出来维护拉铁摩尔的声誉，其中包括很多他曾攻击和批判的人。虽然与他相处得并不愉快，但蒋介石写来了书面证词，否认拉铁摩尔曾为苏联或中国共产党服务。由于特殊的身份背景，鲍培也被招去出庭作证，虽然拉铁摩尔曾“见死不救 ”甚至 “落井下石 ”，但鲍培在听证会上表示，拉铁摩尔的某些学术文章虽然写得很肤浅，很多观点值得商榷，但他绝不是共产主义者或者苏联间谍。不计前嫌的鲍培让拉铁摩尔很是感激，他特意写去一封信，表达谢意和歉意。一九五五年，由于证据不足，美国联邦法院撤销了对拉铁摩尔叛国罪和间谍罪的指控，但他已无法再继续担任佩奇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其薪金也被降到了讲师的水平。一九六三年，拉铁摩尔选择了离开，他前往英国利兹大学，担任该校中国与蒙古研究所主任，直到一九八五年才返回美国安度余生。

一九五五年，鲍培撰写长文，矛头直指苏联对蒙古学研究的控制和垄断。他认为，苏联完全控制了蒙古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这种情况从三十年代一直延续下来。专制和检查制度的确立给苏联和蒙古的学术研究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和损害，学术常常与政治捆绑在一起。苏联和蒙古的学者无法参加在欧美举行的学术会议，也听不到来自西方的学术声音；而西方学者也被剥夺了到蒙古去做田野调查的权利。在当时的苏联，鲍培的名字已被从蒙古学著述的目录中删去，其著作也被查禁，人们只能将他与“叛徒 ”一词联系在一起，绝想不到他曾是大名鼎鼎的“蒙古学家 ”。鲍培的观点迎合了冷战的需要，很快得到了西方世界的认同。然而，偏偏有人站出来和他唱反调，为苏联高唱赞歌，此人正是拉铁摩尔。

正当西方学者被阻挡在蒙古大门之外时，拉铁摩尔却获得了重返乌兰巴托的机会，他是美苏冷战时代最早访问蒙古的西方人之一。显然，他因同情社会主义而遭受的迫害，苏联人也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这点小小的特权权当是一种补偿。一九六二年，拉铁摩尔从蒙古返回后便出版了《牧民与政委：再访蒙古》（Nomads and Commissars: Mongolia Revisited）一书，为苏联歌功颂德。在书中，拉铁摩尔现身说法，以自己的所见所闻向读者表明：“外蒙古是一个国家在另一个国家有计划帮助下取得成功经济发展的杰出典范。”他甚至说：“今日的蒙古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吃得好、穿得好。”蒙古的教育、住房、就业和收入分配也都值得称道。他最后总结说，“蒙古人民把苏联当作真正的盟友，这个同盟不仅仅是政治家之间的交易”（Owen Lattimore, Nomads andCommissars: Mongolia Revisited , New York: Oxford, 1962,pp170-173）。

鲍培对拉铁摩尔的观点给予了针锋相对的批驳。他认为，蒙古与东欧没有太大区别，都已经沦为苏联的卫星国或者殖民地，蒙古不过是苏联巩固其亚洲利益的傀儡和马前卒。拉铁摩尔立刻反击，他认为鲍培仅仅看到了外蒙古，如果以当年日本人占领下的内蒙古来做类比，就很容易发现苏联保护下的外蒙古有很多优越之处。当年日本占领东蒙，不但没有发展当地社会经济，还保留落后的世袭王公，扶植德王傀儡政权。而苏联到来后的外蒙古却日新月异，废除了封建制度，正一步步走向工业化。此外，拉铁摩尔还提醒鲍培注意，正是由于苏联的保护，外蒙古才免遭日本的侵略。

作为语言学家的鲍培并没有拉铁摩尔在论述史实时那种纵横捭阖的能力，他更多地依靠个人感受和经历作为论据支撑，其中显然融入了大量感情色彩。然而，拉铁摩尔的论点似乎也未能获得更多的赞许，人们不过认为这是他支持共产主义态度的延续而已，毫无新意。但不可否认，两个人各执一词，恰好反映了二十世纪苏联与蒙古关系的正反两面。即使是今天，学者们也未能跳出这个范畴，或此或彼或折中而已。

中蒙边界。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中国地图出版社，1997年

鲍培和拉铁摩尔的身世及遭遇惊人地相似，又都富有戏剧性。他们二人在蒙古学研究领域都达到了学术巅峰，又都因各自的言行而遭到政治迫害，虽然涉险过关，却不得不离开故土，远走他乡。更让人感到吊诡的是，他们本已曲折多舛的命运却又纠缠在一起，在学术内外纠葛不断。两位“蒙古学 ”大家，一位从欧洲到美国，一位从美国到欧洲，客观上讲，他们的背井离乡促进了学术的交流，也维持了欧洲和美国在蒙古学研究力量上的平衡。鲍培“逃离苏联 ”在学术上的意义似乎更大，他将苏联“蒙古学 ”研究的传统和积淀带到美国，以自己的行动打破了苏联在蒙古学研究上的垄断。两个人在面对困境时都表现出了无畏的勇气，而他们对于学术孜孜不倦的追求也足以让人为之动容。面对各种诬陷和指责，鲍培和拉铁摩尔从未低头，他们奋起抗争，与各种敌对势力周旋，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誓死捍卫名誉。鲍培和拉铁摩尔的故事如果各自分开读，虽然也足够吸引人，但远不如放在一起那么荡气回肠、精彩绝伦，读来令人唏嘘不已。

《读书》2015年第8期 封面

[本期目录]

苏光恩 朱特最后的沉思

王东杰 换一束新的光芒召唤历史

张 楠 深谙人类道德心理的政治家

姚大力 拉铁摩尔的“内亚视角”

程 龙 鲍培与拉铁摩尔：学术内外的纠葛

王 涛 托克维尔的自由事业

包刚升 民主的阴暗面？

短长书

从“俄源词”开始追寻 叶柏川

一场象征主义的革命 肖琦

秋籁居的杂忆与杂感 萧梅

贺桂梅 中国经验：普遍的与特殊的

姜 涛 “重新研究”的方法和意义

张春田 “有以自觉而奋斗”：《新青年》的取态

吴 飞 斯楼应许附千秋

袁一丹 沦陷下的顾随与周作人

章 可 女传教士的中国历验

品书录

民族—国家的共识再造（李明馨）

《希腊哲学史》的三种方法（王晓朝）

忠于欲望，有多难？（胡恒）

陈晓明 在灰色的句子间铭刻历史

海 青 塞维利亚的唐璜

孙英刚 佛教典籍中的一位希腊君主

谢仰光 一本书，四百年

读书短札

杜度“杀字甚安” 北窗读记（刘涛）

刘以林漫画

王蒙 康笑宇十六字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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