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门外谈诗》之第十五：写诗要用“诗家语”（之一）
写诗要用“诗家语”
---诗性语言，情溢于辞（上）
开讲之前，我先讲一个故事。
杨慎《升庵诗话》卷八中说：“唐人绝句，今本多误字，试举一二。如杜牧之《江南春》云，‘十里莺啼绿映红’，今本误作‘千里’。若依俗本，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
杨慎真是“胶柱鼓瑟”啊，一点儿也不懂“诗家语”！杜牧《江南春》所言“千里”者，是写广袤千里的江南，到处莺歌燕舞，到处花红叶绿；千里江南，水村山郭处处飘扬着酒旗，无数楼台寺院宠罩在烟雨之中。此诗名曰《江南春》是指整个江南的春色，起句“千里莺啼绿映红”，气势宏大且切合题意，是不应该受到指责的。
杜甫《古柏行》：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
像杨慎一样“胶柱鼓瑟”的人还有沈括。杜甫《古柏行》曾这样描写诸葛亮庙里的古柏树：“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沈括《梦溪笔谈》中却说：四十围是直径七尺，却有二千尺高，这不是太细了吗？老诗人杜甫描写古柏树又高又大，故有“四十围”、“二千尺”之语，这分明是文学上的夸张，这难到能用数学公式来计算吗？在自然科学方面，沈括的确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但对于文学创作和欣赏，沈括却是个“门外汉”，他一点儿也不了解“诗家语”！
什么是“诗家语”呢？所谓“诗家语”，就是“诗性语言”。它是诗家用凝练、含蓄、委婉、曲折以及音乐性的语言来表达自己主观情志的“诗性语言”，也有人称之为“诗语”。
“诗家语”之说，出自南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六“王荆公改诗”之故事。《诗人玉屑》卷六中记载：
王仲至召试馆中，试罢，作一绝题云：“古木森森白玉堂，长年来此试文章。日斜奏罢《长杨赋》，闲拂尘埃看画墙。”荆公见之，甚叹爱，为改作“（日斜）奏赋《长杨》罢”，且云：“诗家语，如此乃健。”
这里引用王安石所说的“诗家语”，是指诗词创作时的“独特用语”。写诗词，当然可以如散文般的“直说”。如：“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杜甫《石壕吏》）“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白居易《卖炭翁》）。但在通常情况下，写诗词，尤其是写中国的旧体诗，由于受到韵律与体制的限制，还有所谓“诗味”的要求，是不能像写散文那样的。所以，中国传统的诗词，一定要写得凝炼、含蓄，委婉、曲折，要使用“诗家语”。您如果不懂得、不熟悉这种“诗家语”，是很难读懂古人所创作的诗词的，更遑论自己能写出合格的、耐人寻味的旧体诗词。
中国传统诗词，有其产生、演变，并一步步走向成熟的过程。唐宋时代，随着“近体诗”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传统诗歌的语言结构及其表达形式。到了宋代，是我国古典诗歌理论走向“专门化”、“学问化”的时代。“诗学”这一概念，正是北宋中期以后，才逐渐地流行并成一种专门的“文学术语”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改革家，他是宋代诗坛的巨擘，也是“诗学”研究者的先驱。王安石将我国古典诗歌中关于词语创作中的某些特殊表达称之为“诗家语”，这说明北宋诗人已经自觉地将诗歌创作的实践经验，通过归纳与总结，逐渐上升到了理性认识的层面。我们可以这样说：“诗家语”概念的出现，从狭义的角度来说，它使中国传统诗歌语言有了不同于散文语言的充分理由；从广义的角度而言，则是我国诗歌整体表达的形式上，充分体现出它的独特性与独创性。
宋代诗坛巨擘王安石
什么是王安石所说的“诗家语”呢？我们还是从《诗人玉屑》卷六中那则“王荆公改诗”的故事说起吧。
王安石将王仲的诗句“日斜奏罢《长杨赋》”，改为“日斜奏赋《长杨》罢”，从形式上看，没有改变一个字，只是将“赋”与“罢”二字作了“换位”处理。按照文理上看，原诗句“日斜奏罢《长杨赋》”应该说更顺畅一些。但细细推敲，王安石的修改“日斜奏赋《长杨》罢”却改得确实有道理。理由如下：
第一，《长杨赋》本为汉代著名赋家扬雄的名作，王仲借此自喻，表现出他应试完毕后自得与自信的心情。但是，原诗“日斜奏罢《长杨赋》”句，只是一个简单的动宾结构，“长杨赋”三字也显得过于直露。王安石改动后，使得“日斜奏赋《长杨》罢”这句诗，因其“奏赋”二字不但增加了动作（奏）的层次，而且还使后边的名词（赋）更加凝练与老到，这的确是一箭双雕。
第二，在名词《长杨》后面增加了一个“罢”字，使原诗句的动宾结构，变成了动宾﹢补语的结构，从而使语言在精练的同时，丰富了结构上的变化。
第三，“赋”与“罢”二字，都是去声，诗句中用谁作句尾，这是与格律无碍的。但“赋”字是“合口呼”，发声较为沉闷；“罢”字为“开口呼”，声音响亮而高昂，这样恰恰与诗人当时的的精神面貌相吻合。
基于以上三点可知：一字之调整，的确能显示出诗坛巨擘王安石的“老辣”手段，这不得不令人佩服。所以说，王安石将王仲诗中的“日斜奏罢《长杨赋》”改为“日斜奏赋‘长杨’罢”，并将其改定后的诗句界定为“诗家语”，并说“如此乃健（这样才好）”。由之可知，王安石关于“诗家语”命题的提出，为我国古典诗词奇特而特殊的组合结构提供了一种“理论依据”，并且突出了诗歌语言艺术表现上的这种“独特魅力”。
我们再看看为什么说王安石修改后的诗句比原来的诗句好，而且还成了“诗家语”呢？与原来诗句相比，修改后的诗句有三处变化，它们是：
一是语序发生了变化。“罢”和“赋”二字前后交换了位子。
二是词性发生了变化。“赋”由名词变成了动词，“奏” 由动词变成了形容词。
三是谓语的构成方式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动补结构”（“奏罢”--动+补）变成了“偏正结构”（“奏赋”--形+动）。
这些变化，打破了原诗句那种平淡无奇的散文结构，变成了奇特生动的非散文结构。从修辞学上讲，原诗句“日斜奏罢《长杨赋》”，平铺直叙，过于直露，是散文的修辞方法。修改后的“日斜奏赋《长杨》罢”，“奏赋”二字，增加了动作，赋予了形象，是诗词的修辞手法之一。
综上所述：我们探讨、研究“诗家语”，是离不开我国传统诗词的特点的；我国古典诗词的特点，必然要求有特殊的语法方法来表达。王力先生在《诗词格律》一书中曾说过：“律诗为字数及平仄规则所制约，要求在语法上比较自由；词既以律句为主，它的语法也和律诗差不多。这种语法上的自由，不但不妨碍读者的了解，而且有时候还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艺术效果。”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