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审讯侵华“急先锋”土肥原贤二和坂垣征四郎坂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是日本国内有名的“中国通”。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他们就把魔掌伸进了中国东北，后来，又伸到南京、上海等地。他们制造了一系列分裂中国、祸害中国人民的阴谋活动，罪不容诛。但此二人，特别是土肥原贤二，主要是在幕后策划指挥，罪行不外露，故罪证不易搜集。国民政府军政部、司法部都没有找到他俩的侵华材料。倪征在赴东京前，曾找到在押的伪“满洲国”议院议长赵欣伯，让他提供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两人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材料。赵欣伯开始写了一部分，但后来变了卦，不但不肯继续写，还把第一次写出的材料夺过去投进煤炉中烧掉了。为搜集他们的罪行材料，中国检察官到盟军总部查阅了日本内阁和陆军省的档案，从日本政府十几年的档案资料中，找寻出指控他们的材料。
“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派出以李顿为首的调查团对“九一八”事变进行调查。在李顿的调查报告中，曾讲了一些对土肥原贤二不利的事实。土肥原贤二估计这些东西可能会被引入证词。为争取主动，他反守为攻，将他与李顿的谈话记录作为申辩的根据。他说，记录中有李顿称道他到处奔波、维持地方治安的话，这说明他是有功无罪的。其实，这是李顿针对他到处搞阴谋活动而讲的讥讽之词。在那次答复李顿的问话时，土肥原贤二矢口否认挟持溥仪到长春的事实，这又与法庭提出的实证大相径庭。经过多次审讯，土肥原贤二自知难以抵赖，同时也怕答辩时被迫说出更多的情况，暴露出更多的罪行，索性放弃了申辩权。此举使检察方没有机会充分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证据。但中国检察官并没有放弃对土肥原贤二罪行的进一步追究，在揭露坂垣征四郎的罪行时，再次揭露了土肥原贤二的罪行。无论是土肥原贤二还是为他辩护的律师，都无法否认中国检察官揭露出来的种种事实，如制造“中村事件”、“九一八”事变；挟持溥仪到长春，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策划华北自治，搞冀东傀儡政权；煽动内蒙独立；策划吴唐合作，搞伪政府；组织特务组织，大搞阴谋暗杀活动，等等。审讯坂垣征四郎时，出庭为他辩护的律师和证人多达１５人。他们虽然准备了大量的材料，但这些材料空洞无物，很快就被中国检察官驳倒，法庭也拒绝受理。坂垣征四郎提出了长达４８页的书面证词。主要内容有：伪“满洲国”是根据“民意”成立的；七七事变后，他任陆相时，始终主张撤军言和；日本政府与德、意两国商讨三国公约时，他是不主张同时对付英、法两国的；“张鼓峰事件”发生后，他是竭力设法就地解决的，等等。
中国检察官请求法庭让原日本陆军中将、１９４２年退出现役的陆军省兵务局局长田中隆吉出庭作证。田中隆吉当庭指认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策划成立伪“满洲国”的主谋。他说，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当时担任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的坂垣征四郎和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共同合谋，制造了柳条湖南满铁路爆炸案。爆炸发生后，关东军趁机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为把东三省从中国剥离出去，他们推出了已被废黜的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原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作证，进一步揭露了坂垣征四郎等人制造“九一八”事变、策划成立伪“满洲国”的罪行。坂垣征四郎等人的辩护人对溥仪进行了激烈盘问，试图证明溥仪在说谎。溥仪顶住了辩护律师一轮又一轮的威胁与恐吓。从８月１６日起，溥仪连续出庭８天，创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单人作证时间最长的纪录。
倪征根据日本外务省密档中的御前会议、内阁会议等决议，关东军与陆军省的往来密电，关东军的动员令，以及已故日本政府元老的日记等重要材料，一连反诘了坂垣征四郎３天。关于坂垣征四郎说他主张撤退在华日军一事，倪征问他，日军侵占广州、汉口，是不是在他任陆相以后，这是撤军还是进军？坂垣征四郎难以解释，只好点头说是进军。对于德、意、日三国公约及“张鼓峰事件”，倪征根据西园寺园田的日记问坂垣征四郎，他是否因为这两件事曾受到日本天皇的谴责，坂垣征四郎耍赖地反问道：“你们是从哪里知道的？”倪征按照庭规催他作正面回答，坂垣征四郎死不承认。在反诘坂垣征四郎阴谋策动吴唐合作的罪行时，倪征同时揭露了土肥原贤二。他质问坂垣征四郎：“你派去搞吴唐合作的，是不是就是扶植溥仪称帝、勾结关东军、胁迫华北自治、煽动内蒙独立的土肥原？”坂垣征四郎在这一连串明指土肥原贤二，实则历数他的罪行的反诘下惊慌失措，什么话也说不上来。面对大量的事实，坂垣征四郎无以答对，也无法狡辩推卸。倪征以他的高超智慧、沉稳气度和辩论技巧折服了在场的人，彻底摧毁了日本战犯的辩护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