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句古语充分体现了军事与国家命运之间的紧密联系。作为军事要素之一的兵器，更是凝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当时条件下最尖端的生产技术，集中体现当时的科技和文化水平。因此，在考古学领域，古代兵器被视为富集着时代、地域等多种历史信息的重要考古资料。
辽东和朝鲜半岛中国式铜剑分布情况（赵镇先著，成璟瑭译：《中国式铜剑在朝鲜半岛出现的背景》）
目前，朝鲜半岛发现了大量青铜兵器，如青铜剑、青铜戈、青铜矛以及青铜镞等。朝鲜半岛东、南、西三面环海，北部与中国东北地区接壤。因此，古代朝鲜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深受中国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青铜冶炼技术及青铜器是人类早期文明的典型标志。近年在朝鲜半岛出土的青铜兵器的形态特征与制造技术，带有深刻的“中国烙印”，由此我们可一窥古代中国文明在朝鲜半岛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古朝鲜青铜剑深受中国影响
朝鲜半岛发现的青铜剑有短茎式铜剑与“桃氏剑”两大类。根据其剑身形态，短茎式铜剑又可细分为琵琶形铜剑与细形铜剑。
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小黑石沟出土夏家店上层文化曲刃铜剑，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本溪刘家哨遗址出土战国青铜剑
本溪刘家哨遗址出土战国青铜剑（梁子龙：《辽宁本溪刘家哨发现青铜短剑墓》）
琵琶形铜剑的产生和发展深受中国东北地区的影响，目前在朝鲜半岛西北部、中西部、西南部以及东南部等地发现了近50件，其形态与中国东北地区发现的铜剑类似。朝鲜半岛发现细形铜剑200余件，几乎遍布半岛各地。在细形铜剑的产生问题上，尽管存在“中国影响说”与“本地产生说”的争议，但双方都承认细形铜剑起源于青铜器时代早期的琵琶形铜剑，而学术界公认朝鲜半岛的琵琶形铜剑与中国密切相关。
研究表明，辽宁省东港市大房身遗址、吉林省集安市五道岭村沟门遗址出土的青铜短剑，与韩国忠清南道礼山郡东西里遗址出土的铜剑一样，是琵琶形铜剑到细形铜剑的过渡类型。因此，朝鲜半岛细形铜剑起源于中国东北、发展于朝鲜半岛的观点是可以成立的。细形铜剑经朝鲜半岛东南部，传到日本九州地区，中国青铜器的制作形制和铸造技术进一步传播到东北亚更广泛的区域。
中国古代青铜工匠东渡路线复原示意图（白云翔《从韩国上林里铜剑和日本平原村铜镜论中国古代青铜工匠的两次东渡》）
“桃氏剑”是日本和韩国学者参考中国古文献对该类铜剑的称呼，当代中国考古界则称为“东周式铜剑”。近年，朝鲜半岛西北与西南两个地区的六个地点，共发掘出32件桃氏剑。值得注意的是，出土的大部分桃氏剑观察不到开刃痕迹。这说明，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朝鲜半岛，青铜剑很可能已被赋予了军事之外的意义或用途。
韩国完州上林里出土26柄铜剑（赵镇先著，成璟瑭译：《中国式铜剑在朝鲜半岛出现的背景》）
其中，全罗北道完州郡上林里遗址出土26柄该类铜剑，数量之多，保存之完整，为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众多素材，体现了古代中国文明对朝鲜半岛的深刻影响。此外，研究证实，朝鲜半岛出土的桃氏剑应与秦灭六国到秦汉交替时期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有关。
剑戈结合孕育新式兵器
朝鲜半岛出土的铜戈也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中国东周时期流行的胡内式铜戈，另一类是具有东北亚地区特色的短内式铜戈。目前，胡内式铜戈在朝鲜半岛只出土了4件，且集中于大同江流域，为典型的中原形制。
平壤石岩里遗址出土铜剑、铜戈、铜矛（赵镇先著，成璟瑭译：《中国式铜剑在朝鲜半岛出现的背景》）
其中，平壤石岩里遗址出土的铜戈上有“二十五年”字样。有学者推测应为秦昭王二十五年（前282），并进一步指出其与秦的统一战争有密切关系。朝鲜半岛出土的短内式铜戈大约60件，一度被韩国学术界当作中国“秦戈”的异形品。
辽宁省建昌县东大杖子墓地出土铜戈、铜钺、铜剑（《辽宁建昌东大杖子墓地2000年发掘简报》，《文物》2015年11期）
近年来，东北地区的一系列考古发现，尤其是辽宁省建昌县东大杖子墓地的发现和对相关考古资料的系统整理，已经明确显示这种铜戈应为东北地区的短茎式铜剑与中原地区的胡内式铜戈相结合而产生的新武器类型，起源于中国辽西地区，经鸭绿江流域，传到朝鲜半岛全域，秦汉之际进一步东传到日本列岛。与此同时，这种短内式铜戈也传到燕下都地区，在燕下都遗址发现的同类铜戈以及带有血槽的胡内式铜戈，都说明战国中晚期燕与东北地区、东北地区与朝鲜半岛等地存在广泛、频繁、深入的文化交流。
青铜兵器影响半岛历史进程
朝鲜半岛发现的铜矛大约有100件，按其形态特征大致可分为琵琶形与透尖形两大类。琵琶形铜矛数量不多，但从这类铜矛的形态来看，基本类似于中国东北地区的琵琶形铜矛。根据铜矛的锋部长度与整体长度的比例，透尖形铜矛可分为短锋形、长锋形以及中广形三个亚型。这三种亚型具有发展演变关系，都与中国东北地区的柱骹透尖矛有关。由此来看，朝鲜半岛出土的两类铜矛都与中国东北地区紧密相关。
月城郡入室里遗址出土铜剑、铜矛、铜铃、铜戈（王建新：《东北亚系青铜剑分类研究》）
中原和东北地区的青铜兵器，或直接流入半岛地区，或在流入过程中继续发展演变，孕育出新的式样，给朝鲜青铜文化发展史留下了深刻的中国印记。中国青铜兵器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和发展，是当地进入国家阶段的重要原因之一。青铜武器以及铁器的流入，加速了朝鲜半岛的政治统一。通过长时间的兼并战争，在朝鲜半岛西南部逐渐形成以“马韩”为中心、在东南部形成以“弁韩”和“辰韩”为中心的三个国家，半岛的政治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结束了“（三韩）凡七十八国……大者万余户，小者数千家，各在山海间，地合方四千余里，东西以海为限”的分裂局面，朝鲜半岛进入全新的“三韩时代”。
对朝鲜半岛青铜兵器的考古学研究，有利于我们准确把握中国尤其是东北地区在东北亚地区的历史文化位置，为进一步了解朝鲜半岛的历史发展脉络，厘清东北亚地区青铜时代的纷繁纠葛，提供了可靠的研究材料和方向。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3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