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者：吴钩
有一段时间，网上许多人都在讨论中国的“告密文化”，论者言之凿凿说，“告密”属于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传统文化是滋生“告密”的沃土。听得我的心都碎了，难不成“告密”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而“被告密”则是我们摆脱不掉的历史宿命？但细一想，又觉得不对。以我这么多年读史的印象，在传统社会，告密行为一直是受到主流文化排斥的，中国的主流文明以其说是“告密文化”，不如说是“反告密文化”。
过去处于主流、正统地位的儒家文明，对告密行为可谓深恶痛绝。孔夫子曾问他的弟子子贡：你最讨厌哪些行为？子贡说：“恶徼以为智者，恶不逊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这里的“讦”，即告密。将告密当成正直的表现，是子贡最厌恶的行为之一。
发生在亲人、朋友之间的告密行为，由于直接破坏了小共同体最基本的人际信任，挑战了人伦底线，更是受儒家抵制。曾有一个人告诉孔子：我们那里有个正直的人，发现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便跑到官府举报了。孔子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亲亲得相隐匿，社会的人伦底线才不会被突破。用汉宣帝的话来说，“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亲亲相隐”的原则自此列入中华法系，并历代相沿。
——不要认为“亲亲相隐”是陈腐、过时的观念，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同样非常明确地承认公民不给亲人证罪的“亲亲相隐”权利。
当然，我也不否认，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竞相告密的风气。但我们需要知道，告密行为的鼓吹者是边缘的法家，而不是主流的儒家。商鞅主张治国要任用热爱告密的奸民：“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合而复之者，善也；别而规之者，奸也。章善则过匿，任奸则罪诛。”商鞅认为，善民重视亲情，会相互包庇；奸民则相信“爹亲娘亲不如秦王亲”，会相互告奸。人民热衷于告奸，罪恶便无处逃遁。
但有意思的是，商鞅鼓励告密，却不能不将习惯于告密的人命名为“奸民”。可见在当时的道德评价体系中，告密行为是为人所不齿的。商鞅本人可能对这种道德评价很不以为然，但告密的反道德性质却是商鞅无法否认的。
绍兴二十五年（1155），三省与枢密院给高宗打了一个报告，说：“顷者轻儇之子，辄发亲戚箱箧私书，讼于朝廷，遂兴大狱，因得美官。缘是之后，告讦成风。考简牍于往来之间，录戏语于醉饱之后，虽朋旧骨肉，实相倾陷，薄恶之风，莫甚于此。”一些轻佻的官员出于政治投机之心，将亲戚朋友私信上的谈论揭发出来，自己则因检举有功而获得美差。结果，告讦之风大兴，私人通信、茶余酒后的议论，都有人打小报告揭发；即便是亲兄弟，也可能被出卖。再没有比这种卖友求荣的风气更薄恶的了。
因此，三省与枢密院提出建议：“乞令有司开具前后告讦姓名，议加黜罚。”即提议朝廷将那些有告密史的官员列入黑名单，“议加黜罚”。宋高宗同意这个建议，“诏令刑部开具取旨”。这大概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在官僚系统中清理告密者。
宋高宗是一位有污点的皇帝，比如他重用奸相秦桧，比如他冤杀岳飞。但他对告密行为的打击，却表明他至少明白一个道理：再冠冕堂皇的告密，都不可能“告”出优良的治理秩序，因为告密直接败坏了公共治理的根基——人心。
我们历史上存在过鼓励告密的时期，也拥有过一个明明白白“反告密”的时代——那就是宋代。我想说的是，拒绝告密、抵制告密，其实也是华夏文明的传统哩。
（原载《同舟共进》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