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者的权利全文阅读 隐藏的论语全文阅读 作者:新燕顿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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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破解二十篇谋局之谜:隐藏的论语(选载) 作者:新燕顿旺


作者简介
新燕顿旺,原名:吴文学,1976年出生于江西,现居广州。
其人:无门无派,亦古亦今。学无常师,行不由径。
其志:居方丈室,纳乾坤门。说空有法,证涅槃心。


序:《论语》是生活中的一面镜子
解玺璋
如果说,孔子生前的命运充满了悲剧性的话,那么,他身后的遭遇则充满了喜剧性。几乎所有朝代的统治者,都试图根据自身的需要来解释孔子;这些解释叠加起来,不仅使孔子的面目变得更加模糊,也显得十分滑稽。千百年来,孔子就以这种面目在中国流传,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而他和他的《论语》,也以这种方式,生存于五花八门的解释之中。究竟哪种解释更接近事物的本质呢?或者说,哪种解释更接近孔子的真实面目呢?人们已经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一个“孔子”,其实都是现实的孔子,都是解释者心目中的孔子。这些孔子,更多地不是从《论语》中得到的,但又不得不建立在《论语》的基础之上,介乎于似与不似之间。于是,我们要接近孔子,就显得越来越困难了。
惟一的可能性是回到起点,重新阅读原著。与其从别人的解释中接受一个孔子,不如在心中造就一个自己的孔子。过去常说一句话,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读《论语》也应该是这样。我最初看到《隐藏的论语》这部书稿时,就很强烈地感觉到,作者在读原著时是下了功夫的。《论语》这部书,是两千五百多年前,由孔子的学生们分别记录下来的老师的谈话构成的,很多都是当时的口语,生动活泼而富有人间情趣,今天我们读起来也并不特别的难懂。倒是后人的许多解释,给《论语》戴了一顶又一顶高帽子,使我们如坠云雾之中,辨不清它的真相了。《隐藏的论语》或者是想恢复《论语》的本来面目,而不局限于前人的任何一种解释。他采取的办法,就是认真地阅读原著,细心体会原著的意思,从而找到他认为最接近孔子本义的一种解释。作者不玩儿概念,也不搞玄奥的东西,他避免使自己的阅读陷入以阴阳五行为框架的秦汉儒学和以心性本体为框架的宋明理学的泥淖,而是联系实际,联系自身,使《论语》回到大众生活和现实社会之中,找回曾经遗失了的人间的品格和功能。这一点,读者从他的书中一定可以得到确认。如果说,《论语》有其本性的话,那么,这种现实的人间烟火气,就是它的本性。
所以,《论语》不仅是读的,更是做的。《论语》的另一特性,就是它的实践性。坐而论道,玄思辩难,都是读《论语》的歧路。我们都知道歧路亡羊的故事,这是读《论语》时特别要警惕的。宋代的程颐说过:“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程颐的意思就是强调,读《论语》一定要落实在“做人”上,即个人的修养上。黑格尔是不大看得上《论语》的,他嘲笑《论语》,只是“处世格言”而已。这么说也不能算错,但并不全面,也不深入。其实,即便就是“处世格言”,就是“个人的修养”,也还没有那么简单,其中仍然包含着非常深邃的关于人性的理念和理想。在这方面,作者也是非常用力的,他在每一章,每一节的后面,都撰写了或长或短的评论、札记和解说,其中不乏旁征博引,引经据典,但更多的,还是结合现实生活的思考和论述。读这些地方,常能使我们得到一些启发。
《隐藏的论语》很快就要和读者见面了,作者新燕顿旺为此倾注了数年的心血。他希望我能为这本书写一篇序,对我来说,是有点儿勉为其难了。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作为此书的责编,我所得到的大大超过了我所付出的。所以,在这里,我只能写下阅读这本书得到的一点感想,就算是序吧。


《论语》今注逐个捉(1)
《论语》于汉初发现,传世已有两千多年,历朝历代的注疏汗牛充栋。但其中有较大影响的,当属何晏的《论语集解》、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和刘宝楠的《论语正义》,这些注解分别引领了同时代人学习《论语》的新高潮,其中尤以被官方纳入法定教材的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甚。五四运动以后,人们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标志着西学东渐的开始。从此《论语》等儒家经典被当作封建意识形态来看待,人们对《论语》的解读也进入了万马齐喑的局面。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年代,才逐渐有了《论语》新的白话文解读。传统文化复兴的灯火,又重新照亮起来。下面我想就将影响较大的几本《论语》新解作一个评述。
<b>  杨伯峻《论语译注》:一板一眼见功深</b>
《论语译注》成书于1958年。
杨伯峻先生是一位语言学家,在古汉语语法和虚词的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他的叔父杨树达先生,更是一位重要的经学家、甲金文学家。杨伯峻先生的学术背景及其家学渊源,使他在注解《论语》、《孟子》和《春秋左传》等古籍时显得游刃有余。他的《论语译注》注重字音词义、语法规律、修辞规律及名物制度、风俗习惯等的考证,论证周详、语言流畅,表述清晰准确,不但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更是普通读者了解《论语》的一本入门参考书。
当然,《论语译注》在今天来看也是瑕瑜互见的。
首先,他的“增字解经”法受人非议极大。
所谓“增字解经”,就是使用原文中并不曾出现的内容,来补充说明经文的含义。例如:《论语·为政第二》中:“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杨译:我十五岁,有志于学问;三十岁,[懂礼仪,]说话做事都有把握;四十岁,[掌握了各种知识,]不致迷惑;五十岁,得知天命……
译句括号中的[懂礼仪]、 [掌握了各种知识],便是《论语》原文所没有的,也并非是经文中隐含的意思,而是杨先生为了对经文有所解释,使读者容易读懂白话翻译,而硬加于其中的,它未必符合经义。这种增字解经的做法,很可能会误导读者偏离经文真正的含义而不自知。
再如:《论语·卫灵公第十五》中:“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
杨译:君子[对于事业],以合宜为原则,依礼节实行它……
译句括号里的内容,便将经义拘定为“对于事业”而言了,实则未必。
当然,杨伯峻这样做的原因,也有其不得已之处。因为《论语译注》全书旨在译、注,并不作经义的发挥阐述,使无个人意见搀杂其中。但这又很难完全做到。所以杨先生在译句不顺畅或读者难理解之处,不得已要增字。此增字可视为作者的加注,而不可视为原文所隐含之义,否则就难免谬误远矣。
其次,在一些语句的解说上,常有前后矛盾之处。
如《论语·学而第一》中的“学而时习之”,杨译为“学了,然后按一定的时间去实习它”。但后文曾子一日三省之“传不习乎”,杨又译为“老师传授我的学业是否复习了呢”,两个“习”,他在注释中明言:这“习”字和“学而时习之”的“习”一样。可翻译时一作“实习”,一作“复习”,并不一样。类似的问题还同样出现在“仁”、“立”、“礼”等字上,使读者常感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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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今注逐个捉(2)
第三,对《论语》所涉及的道、天、仁等心性学问,尚欠缺直指功力。
我们知道,道、天、仁等心性学问,是孔子思想中最深奥难明的部分。《论语》中子贡说过:“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若非多年修学儒家思想且悟性极高者,即便象子贡般善于经营、思辩敏捷,也难理解孔子之仁、道。杨伯峻先生虽精于语言学,博览群书,却并非儒家思想的修行实证者,因此并没有太多的哲思体验与我们分享。
<b>  钱穆《论语新解》:戴着脚镣起舞</b>
《论语新解》成书于1963年。
钱穆先生早年是中学老师,自学成材,著作等身,在经、史、子等领域均着力极深,富真知灼见而成一家之言。他是那种典型的扎根于传统文化,并为之倾倒的人,浸淫儒家思想几十年,身体力行,如琢如磨,所以他的道德人品与其学问一样,广为时人尊敬。但是,他也为儒家思想背负了太多的负担,显得拘谨和不合时宜。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儒家思想被全面否定甚至是给摸黑的时代,人们对老祖宗留下的传统文化嘘声四起,国内时局又是革命声浪齐天、城头王旗变换,谦谦君子之道,庶几无存。钱穆中年、晚年所居住的香港和台湾,更是一片纸醉金迷,世人蝇营狗苟,也就难怪乎老先生要作孤独且倔强的坚守了。
《论语新解》一书是钱先生出入各注,“异说既多,贵能折中”后的产物,经由他的火眼金睛并与其时代呼应,确实能给我们极大的启发。更为重要的是,他对孔子生平事迹的详细考证,包括:生卒年月、父母、志学、初仕、设教、适齐、适卫、过匡、过宋、仕鲁、至陈、至蔡、及晚年居鲁等详细年表,以及孔子的政治活动和著述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另外,钱先生于各章注解之余,偶有一两句感悟,直有画龙点睛之妙,可说是字字如金!例如《论语·学而第一》中他评论有子一章说:
仁即人群相处之大道,故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然人道必本于人心,故孟子又曰:“仁,人心也。”本于此心而有此道。此心修养成德,所指极深极广。由其最先之心言,则是人与人间之一种温情与善意。发于仁心,乃有仁道。而此心实为人性所固有。其先发而可见者为孝弟,故培养仁心当自孝弟始。孝弟之道,则贵能推广而成为通行于人群之大道。有子此章,所指浅近,而实为孔门教学之要义。
以上感触,确是阐述“仁”内涵之至当至确之语,仅此便知钱先生的国学修为!
应该说,杨伯峻和钱穆正是可以优势互补的两位学者,若能将杨伯峻的语言学修为与钱穆的国学功底相结合,势必能写出一部更完美的《论语》新解。的确,比较起来,《论语新解》最大的问题便出在语言上。钱穆在序言里指出:“……当时力求通俗,专用白话。成稿未及四分一,乃复悔之。……意不如改用文言,惟求平易,较可确切。”可从实际效果看来,平易已不可得,确切更难企及矣。全篇都是半白半文、磕磕绊绊的语言风格,不仅使人读得吃力,且多数译句令人难究其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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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今注逐个捉(3)
例如《论语·为政第二》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钱译:仅向外面学,不知用思想,终于迷惘了。仅知用思想,不向外面学,那又危殆了。
这句译文,实在讲是有语病的。比如“终于迷惘了”的“终于”,既无出处,又与原文内涵的逻辑不合,使人佶屈聱牙。“那又危殆了”的“危殆”,便是典型的半文不白。这一章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钱先生一译,似乎反见陌生了。
又如《论语·为政第二》中:“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钱译:君子待人忠信,但不阿私。小人以阿私相结,但不忠信。
“周”解为“待人忠信”已属奇论,而舍“营私”取“阿私”,又不符合常人的用词习惯。《论语新解》一书的行文、译句大抵如是,就不再多举例子了。
<b>  南怀瑾《论语别裁》:深入浅出</b>
《论语别裁》成书于1976年。
南怀瑾先生是一位佛教界的大德居士,当代的禅宗泰斗,有修有证,近年致力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推广儿童读经运动。人们说“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经纶三大教,出入百家言”正是南师的写照。与他有过接触的,常以两句话评价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些评价很不简单,南先生一生的际遇更不简单,兼通儒、释、道的国学修养更令人高山仰止。我所说的国学修养,当然指恭行彻证、一日三省、死而后已的“学问”,并非一般人夸夸其谈的“知识”。
很巧的是,本人早些年好读佛经,因此看了不少南先生的著作。个人觉得他最重要的作品起码有三部:《楞严大义今释》、《如何修证佛法》和《论语别裁》,后两部都是根据他的讲座内容整理成书的。这里单说《论语别裁》。这本书洋洋洒洒六十五万字,内容丰富,生动有趣,语言通俗易懂,深入浅出,读起来让人趣味盎然,不忍释卷。《论语别裁》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都是革旧鼎新的。
首先,《论语》的价值在“讲”,而非“注”。
《论语》中的语录,原本就是孔子与其弟子在日常生活、学习中的对话,它是生动活泼的,更是有情境、有主体的。后人因其义宏深,而尊其为“经”,但并不需要我们在学习中也刻意板着个面孔不苟言笑,否则非但不能见仁见智,更是对孔子“乐而忘忧”为学精神的违逆。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首先打破了古人学经时的呆板面谱,博古论今,侃侃而谈,所以能风靡于当世。
其次,南先生“经史合参”的方法令人耳目一新。
一般的读经方法,如曾国藩所言,盖自西汉以至于今,无非是义理、考据、词章三途。但是,《论语》学问的最大特点,乃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无论是为学、为政还是日常处世的智慧,无不与人的具体人生境遇息息相关。而义理、考据、词章三途,皆为读经而读经,缺乏活学活用的灵活方便。但是,如果一味和今天的时事结合,则事过境迁,难免给人炒冷饭之嫌。何况,褒贬当今的为政得失,总有诸多不便宜处。所以南怀瑾先生干脆用经史合参的方法,既能让人将经典的智慧与史实联系起来作深度思考,又能避免一味求新带来的时效短和政治上敏感的弊病。


《论语》今注逐个捉(4)
最后,《论语别裁》图的是成为整个传统文化作普及,而并不局辖于儒家。
《论语别裁》象是一道门,这里不仅仅能指示读者通向儒家思想的殿堂,同样能指示我们进入佛学、老庄哲学及诸子百家的思想殿堂。南怀瑾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但贯穿其中的,实在讲只是佛家之心性,儒家之天命,得此“一”,天以清、地以宁矣。南先生一生最大的贡献,便在于处处示人以“一”,不作门户之辩。真理,一定是殊途同归、光光互融的,除非它不是真理。那些因儒辟佛,崇法废墨之说,皆愚夫盲言也。
但是,若反而观之,以上三处特点,又恰恰是它的缺点之所在。
《论语别裁》因是讲座内容的整理,所以词繁不杀,读者第一次阅读不觉大碍,但再读时便有重复罗嗦之嫌;因其“经史合参”的解读方法,言辞间多有帝王将相,所以不免被张中行之流借以攻击他为封建帝王颂赞歌;又因《论语别裁》内容驳杂佛、道及诸子,常使一般读者感觉“口味不够纯正”,而且全书重解、轻注、无译,没有可供参考的白话译文,常给研究者带来查阅上的不便。所以说有一得必有一失也。
<b>  李泽厚《论语今读》:中西结合</b>
《论语今读》成书于1994年。
有人说:“文人一大耻,国内讲康德,国外谈孔子。”此语刻薄,却象是专门给李泽厚准备的。李泽厚成名于五十年代,以重实践、尚“人化”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美学观卓然成家。他的“美学三书”中,《美的历程》较有文学性和知识性,是美学研究者的必读之书。他也是较早将目光投向西方哲学领域的学者,著有《批判哲学的批判》,向国内读者系统介绍了康德的哲学思想。九十年代,李泽厚客居美国,出版了《论语今读》、《世纪新梦》等书,正应了上半生在国内讲康德、美学(亦是西方提出的哲学概念),后半生在美国谈孔子的讥语。
时下的明星学者易中天曾写《盘点李泽厚》一文,我看到“如果兼容性不够,或统摄力不足,自己心里想着‘集大成’,给人的感觉弄不好就是‘一勺烩’”时,忍俊不禁,真是一语中的!《论语今读》的最大特点,便是将马克思主义和康德哲学及李泽厚自己提出的各种新概念点缀其中,表面看显得中西通融,集古今之大成,实际上反而不伦不类,招人齿酸。
例如《论语·里仁第四》中:“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李泽厚便在“记”中对“士”大发感慨道:“总之,不可苛求人均具使命感的宗教性道德。梁启超在本世纪初曾作‘私德’‘公德’的区分,大约相当于我所讲的‘宗教性道德’与‘社会性道德’。因此,‘知识分子’今日亦可作主客观两解:客观解释即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主观解释则为负有上述使命感的知识者。此词颇为复杂,在其发源地本土,以撒·柏林(I. Berlin)便认为屠格涅夫等自由派可称为知识分子,而托儿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等强调宗教、道德、反近代西方文化等等便不能算知识分子。这样,‘知识分子’一词又有某种‘现代倾向’或现代信仰、趣味、观念的时代特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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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今注逐个捉(5)
这一大段下来,有梁启超,有屠格涅夫;有中文,又夹了几个英文词组或缩写,还充斥着大量不知所云的概念和任意新造的词语,看起来真是中西结合,集大成啊。可这恰恰也是最可笑的,大家读罢,除了一眼而可知的浮躁,剩下的并不是思想,而是卖弄——易明星所说的“一勺烩”是也。所以,李泽厚的康德研究和孔子研究,乃至于他不断自我肯定的美学“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社会性与个体性的统一”和哲学领域的“情本体”、“西体中用”等概念,无不充满矛盾与浅显易见的错误。我们这里只谈他的《论语今读》,关于美学,今后或者还有机会探讨。
比如在《论语·里仁第四》中:“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李译:人犯错误,各有种类。观察他的错误,就知道他是哪种人了。
李泽厚将“斯知仁矣”中的仁,直接等同于“人”,实在是低级错误。孟子是说过“仁者,人也”的话,但后面紧接着说明:“合而言之,道也。”可见“仁”并不能等同于“人”,而是讲“为人之道”,从善之心。对“仁”这样关键的内容,解译尚且如此随意,其他各章则可想而知了。
<b>  《论语》究竟该怎么读?</b>
前面点评的几本《论语》今注,各有良莠。杨伯峻是以语言学的学术底蕴去读的;钱穆是以纯正国学、传统的解经思路去读的;南怀瑾融通佛学与道家,而对《论语》作了别样的阐述;李泽厚则从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体系管窥《论语》。这些书各有侧重,各有其他注译不能赶超的优势和特点。但是,如果从整体上去考察,就会发现它们也都具有很多相同的缺点。
首先,以上各注都侧重对《论语》每一章语录进行解读,而对《论语》的整体编辑思路、各篇主旨及章节脉络一无所发。
实际上,《论语》的很多语录是上下文紧密联系的。比如《论语·八佾第三》:
『18』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19』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很明显,第『18』章是告诉我们:如果与领导相处事事尽礼的话,别人就会说你在拍马屁。本章只告诉我们一个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并没有告诉我们该怎么做。但是,第『19』章马上就帮我们明确指出了如何与领导相处的方法——“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我们将上下文结合,方知孔子真义:下属对领导不必事事尽礼,只要工作尽心尽力就可以了。
再如《论语·里仁第四》:
『3』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wù)人。”
『4』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如果仅看第『3』章,会让人感到莫名其妙,为什么说“只有仁者才懂得爱人、恨人”?普天下的人不都可以爱、恶、欲吗?可见这一章是不完整的,提出了问题,并没有给出答案。于是紧接着第『4』章说,“真正有志于仁的人,是没有恨人之心的”。可见,仁者的爱人、恶人,并不是普通的爱、恶之情,而是超越了“小我”利益的。这样我们就进一步深入到孔子“仁”道的核心了。仁者的“爱”是爱人,仁者的“恶”也是爱人,不过是以“恶”的方便假象来行教化之道而已,如同父母责骂子女、老师批评学生。


《论语》今注逐个捉(6)
那么,其他人解读《论语》时,难道就没有注意到它这种上下文紧密联系的特点吗?并不是这样。
杨伯峻和钱穆在解释“论语”的命名时,都指出了《论语》经过精心“编辑”这一重要事实。杨伯俊的《论语译注·导言》,对“论语”的命名有两点结论:一是“论语”的“论”,是“论纂”的意思,“论语”的“语”是“语言”的意思,“论语”就是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论纂”起来的意思;二是“论语”的名字是当时就有的,不是后来别人给它的。钱穆在《论语新解》中也认为:《论语》的“论”,是讨论编次;《论语》的“语”,是“谈说”的意思,同于《国语》、《家语》一类。也就是说,他们都知道《论语》是经过孔子的弟子精心编纂的,而绝对不是简单的凑合。所以各条语录之间,肯定是相互联系,互为一体且不可分割的。
此外,南怀瑾在《论语别裁》正式解读经文之前,说了这样一段话:“在我认为《论语》是不可分开的,《论语》二十篇,每篇都是一篇文章。我们手里的书中,现在看到文句中的一圈一圈,是宋儒开始把它圈断了,后来成为一条一条的教条,这是不可以圈断的。再说整个二十篇《论语》连起来,是一整篇文章。至少今天我个人认为是如此,也###天我又有新认识,我自己又推翻了自己,也未可知,但到今天为止,我认为是如此。”可见他已经注意到《论语》的编辑特点,隐约感到《论语》的每一篇其实都是一篇逻辑通顺的文章,而整部《论语》的二十篇,也同样是构思严谨、严密的一篇宏论。但遗憾的是,他在具体讲解经文时,又放弃了上下文相联系来发挥经意的正确方向。
那么,为什么他们在感到《论语》编辑的严密性之后,还会放弃这种整体性考虑的方向呢?我凭着撰写《隐藏的论语》书稿的亲身感受,觉得他们放弃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两个。这两个原因,也是以上所评述的《论语》今注的另外两个共同缺憾。
第一个原因,是不知如何下手去研究《论语》的中心思想。《论语》有篇题,可这个篇题是以第一段语录的开头几个字为题目的,表面看不出有什么深刻的寓意。而各篇正文中,也基本上都是孔子的语录,偶有归纳性的文字,它所涉的话题庞杂,逻辑思维跳跃性很大,从文句的表面意思上看也并无明显的规律可循。
第二个原因,我认为是大家不自觉地被“注疏格式化”了。从古至今,注解《论语》都分原文、注解、个人发挥等几个版块,大家不自觉地形成了习惯,上来就是这个样子,直接奔向《论语》每一条语录的细节中去了,忘了先宏观地考察编辑者按这样的顺序、逻辑去编排的原因,及考察每章语录是否另有潜含的深意。
所以,我在写《隐藏的论语》的时候,大概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不写一个字,专看每一篇的宏观结构,潜心思考每一条语录所具备的深刻内涵,谨慎论证它所在的位置究竟能对篇题起到什么样的阐述作用。这样我就先得到每一篇大致的中心思想,再将这二十篇的中心思想罗列出来,考察篇与篇的内在关联、说理的逻辑顺序和脉络,并分析它们分属于孔子思想的哪一部分。就这样,一幅“燕鹊图”就诞生了。所以,我是先发现《论语》的“燕鹊图”式结构,而后写成《隐藏的论语》的。之后,大概是完成《隐藏的论语》初稿的大约两个月后,我又因一个偶然的机缘,彻底破解了《论语》二十篇之所以按现在的顺序编纂的原因。欣喜之际,几欲垂泪!这一连串的突破,使我深感《论语》编辑者的良苦用心,深感《论语》内涵之精深不可穷尽,也更坚信读《论语》的方法,必须要将整部书、每一篇通篇予以考虑,继而结合每一条语录的上下文结构、说理逻辑去理解,才不致偏差。应该说,拙著《隐藏的论语》的最大特点,就在解读方法上的“论”与“语”并重,这是前人所从未有过的,希望大家能通过这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于《论语》中获得更多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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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今注逐个捉(7)
以上评述及对《论语》的感悟,纯属个人意见,大家见仁见智可也,恭请诸方家予以指正。
新燕顿旺
2006年12月23日


目录(1)
轮到我说话·代序
学而第一···············································(16)
学以致用
本立而道生
真抓实干才有真才实学
态度决定一切
知人识礼
为政第二··············································(33)
以德治国
孝治天下
见与师齐,减师半德
德以人为本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为人即为政
八佾第三··············································(54)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礼轻仁义重
形礼而非礼
知而不迷
尽善尽美,礼乐之道
里仁第四··············································(73)
仁发于心,入于智
仁者无敌
放下即休
渐修以礼
孝子难为
忠恕以为里仁之门
公冶长第五············································(93)
孔子选女婿
天生我才必有用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
生前身后事,留待世人评
狂简无可取裁
观过,斯知仁矣
雍也第六··············································(110)
中庸之道
横看成岭侧成峰
一切法得成于忍
君子儒与小人儒
厚积而勃发
变与不变
绯闻里的中庸思想
述而第七··············································(132)
孔子素描
素质教育,有教无类
人命关天
乐在其中
有所为,有所不为
圣心仁义万古传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谦谦君子,落落光明
泰伯第八··············································(157)
礼让为国,文明始兴
曾子有礼
诗礼乐即是德相
心无旁骛,精进不辍
文服四海,德沛万方
子罕第九··············································(173)
孔子的人生价值观
进退取舍之据
道通天地人
圣心比日月
此心能有几人知?
时不我待,努力正当时
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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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2)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乡党第十·············································(195)
言行举止
衣食住行
为人处世
先进第十一···········································(209)
“野人”孔子


弹与赞
爱人
颜渊第十二···········································(228)
达仁三步曲
克己如训“牛”
明礼难,复礼难上难
何以则天下归仁?
礼用为仁
克己为仁
复礼为仁
子路第十三···········································(246)
为政“三通”
带个好头
执政的一般规律
正身务本
人恒其德
君子之国
中央党校毕业
宪问第十四···········································(266)
难能可贵
克:逞匹夫之勇
好胜未必能胜
伐:吹牛不上税
无矜名传千古
欲:贪得无厌
进德不是贪
怨:怨人怨己怨苍天
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苦口婆心
卫灵公第十五·········································(294)
不通?通!
事人的学问
只选对的,不选贵的
收获始于耕作
克己复礼谓之恕
实事求是谓之忠
康庄大“道”
当仁不让
相师之道
季氏第十六···········································(320)
国将不国
人间正道是沧桑
学为可知也
人心不仁,如礼何?
阳货第十七···········································(336)
雾里看花,真假难辨
性相近,习相远
礼乐为学
败德之徒
仁德存乎一心
心中有善,就不易生恶
微子第十八···········································(353)
时兮?运兮?
隐不拘其行
子张第十九···········································(363)
子张的传承
子夏的传承
子游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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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3)
曾子的传承
子贡的传承
尧曰第二十···········································(376)
一脉相承
为从政者说
《论语》无多子
《论语》综观·········································(383)
《论语》二十卦
谋篇布局
燕鹊图
《论语》“野孩子”疑云
子思无师自通?
儒学心传
后记················································(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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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以致用(1)
『1』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yuè)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yùn),不亦君子乎?”
《学而》是《论语》的第一篇,而本章是学而的第1章。对于这句话的正确理解,不仅关系到我们能否抓住《学而》篇的中心思想,也关系到能否抓住整部《论语》的中心思想。这一点,等我们研究完整部《论语》大家就知道了。
古今注解在此处有较大分歧。一般认为孔子是说人生有三乐:所学的知识经常去复习,是学习之乐。有朋友从远方来做客,是交友之乐。别人不了解我却不恼火,是君子之乐。可生活告诉我们,读过的书再看第二遍,乐从何来?学海无涯而人生有限,如果学了一点知识便反复复习,既无趣又无益,哪里还有时间广泛涉猎?朋友来了高兴是不错,可也挺麻烦,担心对朋友照顾不周,乐从何来?受人误解多令人恼火,乐又从何来?
我不能赞同“三乐”的解释。首先这是孔子说的一段完整的话,不是随意拼凑起来的,应该是要表述一个完整的意思。如果理解为“学习之乐、交友之乐、君子之乐”,三者之间没有什么内在联系,这样的情况在《论语》其他章节还没有出现过。南怀瑾先生认为,“学而时习之”是“学习要经常见习”,“有朋友自远方来”的远方指时间上的“远”,即后人中的知己。这样理解整章的意思也是零碎而无主旨的。其次,将“三乐”作为“学而”的开篇,比较莫名其妙,跟“学习”不搭界。其三,从句子的解释看,“学”理解为以前学过的知识,很勉强,似乎只是为了配合后面的“习”要解释为“复习”而生硬配套的。
“学”在句首,是个主语,既可作“学过的知识”解,也可作“学问、主张、学术”解。“时”既可解释为时常,也可解释为时代、时世。“习”可理解为复习,但古字却是见习、演习、实习的意思。如“习礼乐”、“习射”等。“朋”在过去是指志同道合的人。《说文解字》将朋作“凤”的古字,“凤飞,群鸟从以万数,故以朋为朋党字。”可见朋字是因追从万鸟之王而延伸出来的,更见其“追随”本意。“来”则有归附、认同的含义。如“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再说说“君子”。君未必指国君,而是受人尊敬的人,可以理解为领导、官员、长者等道德之士。以前将《论语》定义为封建王权的捍卫者,“君”是罪行之一,其实是冤枉了。中药配伍讲究“君臣佐使”,我们是否也要把中药理论定为封建王权的捍卫者?君就算指代国君的意思,也不见得就在捍卫封建王朝的君主制度。总统、首相、主席、国王等等称呼,今天依然存在,这也是政治制度演变而不离其宗的明证。至于其他更多的内容,诸“君”要细读《论语》,自然知晓。
所以,本章可解释为:
孔子说:“学术主张能被时代所接受,付诸实践,不是件欣慰的事吗?有志同道合的朋友自远方来亲近,大家互相切磋,不是件高兴的事吗?即使别人都不理解我,也不心存怨恨,不也是君子风范吗?”
这样就非常清楚了,本章开宗明义,孔子是用三句话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学问能为时代所用,利益这个时代,当然很好。不能影响时代,能被别人接受使之获益,也很好。纵然没人理解,为学也可以让自己变成谦谦君子,改变气质。细细分析“不亦说乎”、“不亦乐乎”、“不亦君子乎”,这并非简单排列的“三乐”,而是有层次感的:欣慰、高兴、不怨天尤人。孔夫子是教我们摆正为学的心态:立大志、发大愿,坚持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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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以致用(2)
宋人吴曾的《能改斋漫录》记载:宋代名儒范仲淹,有一次到祠堂求签,问以后能否当宰相,签词表明不可以。他又求了一签,祈祷说:“不为良相,愿为良医。”结果还是不行。于是他长叹说:“不能利则生民者,非大丈夫之志也。”范仲淹从小就有济世救人的志向,后来果然成为一代贤相。他在著名的《岳阳楼记》中发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绝唱,激励着历代读书人身怀家国公利。有感于此,赋诗一首:
论语开篇深深意,惊蛰初闻阵阵雷。
残梦无关风与月,家国春秋孰是非?
君子挥毫三尺剑,修身治平尤可为。
少年不立轮王志,空向人间走一回。
利益时代、利益他人、利益自己,就是做学问“学以致用”的大原则,是《学而》篇的中心思想,也是贯穿整部《论语》的灵魂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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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立而道生(1)
『2』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tì),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有子说:“孝敬父母、尊重兄长的人,而又喜欢冲犯领导的,非常少有。服从管理,不冲犯领导的人,却喜欢作乱犯法的,就更不会有了。所以君子应该致力于培养自己基本的道德品质,具备了这些品行,就自然懂得为人处事的原则、规律。而孝敬父母、尊重兄长,就是达到仁的基本品行。”
有子是孔子的弟子,姓有,名若,小孔子33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了一段有趣味的谈话,辑录于下:
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也。他日,弟子进问曰:“昔夫子当行,使弟子执雨具,已而果雨。弟子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诗》不云乎:“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毕乎?’他日,月宿毕,竟不雨。商翟年长无子,其母为取室。孔子使之齐,翟母请之。孔子曰:‘无忧。翟年四十后当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问夫子何以如此?”有若默然无以应。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孔子不知用了什么神通法术,“天气预报”很准,还知道商翟什么时候会生孩子,生几个孩子。弟子们拿这两件事问有子是否知道原因,有子答不上来。这下弟子们不干了:对不起,这个位子不是你的,等于不认同他“老师”的地位了。
根据《史记》的注解,第二次月宿毕不雨,孔子的解释是上一次月亮靠近了毕宿星的北面,所以要下雨,而第二次月亮靠近了毕宿星的南面,所以就不下雨。在《周易》中,北方属坎卦,代表五行的“水”,而南方属离卦,代表五行的“火”。同样,子贡也曾问孔子商翟有五子这件事:
子贡曰:“何以知?”子曰:“卦遇大畜,艮之二世。九二甲寅木为世,六五景子水为应。世生外象生象来爻生互内象,艮别子,应有五子,一子短命。”颜回云:“何以知之?”“内象是本子,一艮变为二丑三阳爻五,于是五子,一子短命。”“何以知短命?”“他以故也。”
可见孔子精通《易经》,学识相当渊博,而孔子的弟子中也的确是人才济济。
有人说《学而第一》篇有子的语录紧跟孔子之后,所以《论语》必成书于有子的弟子。可在我看来,有子“本立而道生”一章只是因内容的重要性而摆在孔子“学而”章之后而已,与是谁编辑的《论语》并不相关。第一章讲“学以致用”的大原则,接着本章是讨论治学的重要规律:万丈高楼平地起。治学要注重基础,学习“孝、弟”的基本道德品质。换句话说,儒家主张做学问先要学做人、要知礼,所以作为礼之基础内容的孝、弟的品质就至关重要了。
孝、弟即“孝悌”,属于“礼”的内容。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五伦中,只有父子关系、长幼关系是固定不变的。其他如:朋友可能反目,夫妻可能分离,君臣可能倒置。所以孝、弟是社会礼制最重要的环节。孝、弟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它关系到父子、兄弟彼此两个方面的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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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立而道生(2)
在《论语》中,“学”的含义和我们今天学校的数、理、化不太相同。孔子所谓的“学”,是包含道、德、仁、艺几个方面的,是人格、智慧、技能全面成长的“立体学习”的概念。我们今天学校教授的,属于《论语》六艺的范围:礼(法律与社会道德规范)、乐(音乐歌舞等艺术)、射(军事及体育)、御(驾驶技能)、书(文、史、哲等文科科目)、数(数、理、化等理科科目)。可见孔子对人学习科目的安排更加合理,如果孔子今天办学校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去他那里报名。
孔子培养人才的理念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与现代教育一样。但是孔子将这种人格、智慧、技能的全面成长,建立在孝、弟的基础之上,让他的学生从洒扫应对中,打好品性、德能的坚实的基础,这是我们今天所忽略的。现在的小孩简直是“不足观也”,不但目无尊长,也目无校纪国法。电视报纸刊登的校园暴力事件,比成人犯罪还令人发指,比如前一阵全国通缉的马加爵等。“孝弟”的基石没有了,德智体的“德”就成了一句空话。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孟子·离娄》说:“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世间万事万物万法,看似复杂,若归源复性,实则简单。比如音乐的7个音符,能演绎出无穷的妙乐,计算机的“1”、“0”代码,能创造出无穷图案。学习如果能弄通根本的原则,就能活学活用、一通百通。相反,下围棋不懂得“做活”,就永远悟不入方块黑白的世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说他在科学领域获得的成就,与他小时候父亲要他背诵《孟子》有极大的关系。可见不管从事什么专业的研究,学问之间的道理总是相通的,彼此能够相互启发。不同领域的知识,其实就象是一根藤上的瓜,那根藤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古人最用功处,就是要先在那根藤上弄清楚。而对于心性之学的研究,本身就是在探究宇宙人生的真相,又怎么会与其他学科相冲突呢?所以君子务本,磨刀不误砍柴功,要好好在基础的道德品行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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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抓实干才有真才实学(1)
『3』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孔子说:“那些花言巧语、只做表面功夫的人,是谈不上仁的!”
有些人读《论语》,就爱跟着句子的意思跑,一会儿是孝弟、一会谈仁,其实那是表面的意思,内在的含义并没有脱开“为学”。前边的“孝弟”是基础,本章是讲用真诚心、真抓实干,这是治学的前提。
做人也好、做学问也好,就怕你不发真诚心,只“巧言令色”装个学习的假样子。什么是“巧言令色”?明明是玩游戏上瘾,自己还美其名曰“学协调能力”,这是巧言。父母推门进来的时候就装着写作业,父母出去了,便把小说拿出来,这就是令色。官员们平时工作不抓紧,领导检查时就装着特别勤奋,也是令色。现在什么都讲究“包装”、炒作,其实就是弄虚作假,于是常有些公认的好人,一下子爆出丑闻来的。“装”终究不是真的,“巧言令色,鲜矣仁”,迟早都会出问题。
将工作、学习落到实处,才能得到回报。天道酬勤,不我欺也!
『4』曾子曰:“吾日三省(xǐng)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曾子说:“我每天从三个方面来反省、检查自己,为别人做事有没有尽心尽责?与朋友相处有没有诚信相待?老师教授的知识有没有学习落实?”
曾子,姓曾名参(shēn)字子舆,生于公元前505年,鲁国人,是被鲁国灭亡了的鄫(zēng 周代诸侯国名,在今山东省枣庄市东)国贵族的后代。曾参十七岁拜孔子为师,是年龄最小的弟子之一,却也是跟随孔子周游列国的少数弟子之一。一般认为他二十六岁悟道,二十七岁便已设教讲学了,这点应引起大家的注意。另外,曾子以孝子出名,《孝经》就是孔子感于曾子之孝而写成的教材。
这里仍然是讲学习的重要基础:脚踏实地,常常检查、反省。学问落到实处、动真格的,才能得到实益。说道理谁都懂,真正落实就难了。忠、信都做到了吗?有没有“巧言令色”为自己的不足掩饰和辩解呢?老师教授的知识能灵活运用了吗?“积沙成塔、集腋成裘”,每天的检查落实,点滴积累,正是做学问的不二法门。
《大学》说:“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可见“忠信”为道之本。为人谋而忠,是忠于人、敬于事,把别人的嘱托当成自己的事情一样上心去办,切实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让领导和同事少担心。与朋友交往,重点在“信”,言而有信才能赢得大家的信赖,知己满天下。
“传不习乎”的习,仍作实习、落实解,不是复习。老师教的课本知识可以复习,如果教大家“改过”怎么复习?所以解释为“落实”更圆满。
『5』子曰:“道千乘(shèng)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孔子说:“治理一个大的诸侯国,做事严肃认真才能取信于民,勤俭节约才能普惠百姓,征用劳力符合农时的规律,才能不影响耕种和收获。”
也许有人怀疑,前面说的孝弟、忠信就是学问?学了以后在工作当中有没有用?这章就是回答:治理一个大诸侯国,也是敬事而信、节用爱人而已。为人处事的基本品行,真正落实起来,可以去治理一个大的诸侯国,作用就有这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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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抓实干才有真才实学(2)
“敬事而信、节用爱人、使民以时”,都是说治理国家的基本道德品行,对治家、治企也有非常积极的借鉴意义。本章进而将“为学”概念延伸到具体实践的范畴。学习不仅指书本知识,更需要在实践中求索。
节用指量财为出,杜绝铺张浪费。一个朝代灭亡之前总是大兴奢靡之风,而奢靡的产物——阿庞宫、铜雀台乃至圆明园,下场都不好。无论中外,奢靡建筑多灭于火海,就是因为这些建筑积聚了百姓的怨气。爱人指以人为本,将百姓的利益摆在首要位置。若以现代经济学的观点,节用是资本的有效利用,爱人是人才的有效利用。“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这不正是一个国家繁荣稳定的两大要素吗?
使民以时。天时不等人,在农业社会,农民误了农时就要饿一年肚子,所以“使民以时”是对百姓生计的人性关怀。现在则可进一步延伸为尊重事物发展的时序和科学规律,为政不能扰民。对何时要防旱防洪、何时要稳定农产品价格,都提前安排,早作准备。
以上几条综合起来,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提倡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孔子在几千年前提出的治国基本理念,对今天仍有如此重要的现实意义,可见真正的智慧颠扑不破。
『6』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孔子说:“年轻人在家孝顺父母,出外尊重师长,做事严谨、守信,对人充满平等的爱心,而又能够亲近那些有道德、有学问的人。这些都真正做到的时候,才可以学习典籍。”
除了孝、弟、忠、信以外,本章又提出爱人、亲仁的品德。清代康熙时的秀才李毓(yù)秀根据本章写了一本童蒙教材《弟子规》,很适合小孩读诵。
泛爱众,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将家庭的孝、弟之心扩充到天下人——心量大,事业才大。
亲仁,即亲近仁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孟母三迁”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
“行有余力”的“行”字不可忽略而过。知道抽烟不健康,与真能戒掉是两回事。孝、弟、忠、信、爱人、亲仁都能做到了,才可以学习文章、典籍。“文”指历史典籍,主要是《诗经》、《尚书》、《周礼》、《易经》、《乐经》,后期还包括《春秋》。那时孔子删订“五经”作为课本,用以教授学生。“文”也包括了做文章在内。
第3-6章,着力讲为学应从孝、弟等基本品行着手,真抓实干。
我们将《学而第一》称为“篇”,篇里带序号的小段文字称为“章”,而将若干章组成的较完整阐述一个道理的段落,称为“节”,每节往往会冠一个小标题。后面的分析都是如此,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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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决定一切(1)
『7』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是孔子晚年在卫国招收的学生,比孔子小44岁,生于公元前507年。孔子死后,他在魏国宣传孔子的思想主张,成为战国时期“八儒”的重要一支。
“贤贤易色”很多人解释为“向贤人学习要能舍弃女色”,也有说“能交换女色”的,还有说易为“轻”,即“轻女色”的。如此解释都很有问题。第一个贤是动词,尊敬、学习的意思。第二个贤是名词,贤者。易是改变。色其实是“态度、脸色”的意思,不作“女色”解,意思是说向贤者学习要端正态度,脸色要为之一变:恭敬。
子夏说:“向贤者学习,能态度端正、神情恭敬;孝敬父母,能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为领导者办事,能全身心投入;与朋友相处,能守信用。这样的人尽管还没有开始研究学问,但我却说他就在研究学问啊。”
事父母能竭其力,也指孝敬的态度,毫不保留,竭尽全力。但如果自己做不到的,则无须勉强。父母非要买辆高级轿车,你这个小职工做不到,可以拒绝。反过来,父母病了要花两万元医疗费,你明明有却不愿意给,就是不孝。孝,就要尽量满足父母合情、合理、合法的要求。“事君能致其身”是说与领导共事能设身处地替领导着想,而不是一味投领导所好,真正把事情做到完美才算尽职尽责。人无信不立,不光“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跟谁交往都得言而有信。
这一章,其实都是讲为学的存心和态度。
『8』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这个句子的问题在于断句,有人断为:“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无惮改。”解释为:“君子不严肃就没有威信。学习才不会固步自封。力主忠信。不要与比自己差的人交朋友。犯错就不要怕改正。”其中有几个问题:“重”是什么意思?“学则不固”是“不重”的结果吗?“无友不如己者”该怎么解释?
先看第一个,重如果解释为严肃,那么孔子是叫我们保持严肃、凝重的表情,来获得威严吗?那跟巧言令色的伪君子有什么区别呢?所以“重”不是严肃凝重,也不是让我们吃得胖胖的,而是“自重自爱”的意思。自重则他重,自己都看不起自己,谁还能信任你呢?所以“威”指威信、受人尊重的意思。
第二,“学则不固”不似一个完整的句子,它与“不重则不威”句式相同,二者应该是并列的关系,共用“君子”这个主语。固可解释为局限住,故步自封。但我觉得如果与“君子不重”是关联的一句,表示的就应该是人不自重的另一个后果,即“所学的知识、品德难以固守”。一个不自重的人,整天嘻嘻哈哈、吊儿郎当,也许有点小聪明,老师教的知识都能懂,但转眼就抛到脑后了,不能固守。
再看“无友不如己者”,不少人都解释为“不交不如自己的朋友”。我就要问孔子:怎样才算超过自己的朋友呢?并没有一定的标准。孔子在后文又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与这里意思的就矛盾了。见贤思齐,见过思改,与能力不如自己的人交往,也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失败的教训啊。所以过去的解释非常不合理。南怀瑾在《论语别裁》里认为“无友不如己者”,无不通“毋”,友也不作动词,而是名词“朋友”的意思,也就是说“没有哪个朋友是比不上自己的”,都可以向他们学习,这也是一说。但在《论语》里,一般“无”都通“毋”,“友”作名词时作“朋”。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其实与前边“主忠信”是合在一起的完整句。意思是说:“我们自己做个忠信的人,不要与不象自己这样(忠信)的人做朋友。”如是“象”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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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决定一切(2)
孔子说:“君子不自重就不会受人尊重,所学的知识、德能也无法固守。自己力主忠信,不要与那些不忠信的人做朋友,有过错就不要怕改正。”
孔子意在指出“自重”、“忠信”两种求学态度的重要性。
自重,与人相处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对自己来说可使所学的知识扎实稳固。
忠信,与人相处能交到忠信的朋友,对自己的过错也能实事求是地改正。
从上下文来看,自重、忠信与上章的贤贤易色等内容,都是指为人处世、学习的态度,彼此关联性很强,说理逻辑通顺。
以上是我的浅见,大家不妨存疑。
『9』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过去一般将之解释为:“慎重对待丧礼,追念远久的祖先,民风就会淳厚了。”那么这句放在“学而第一”里是说明什么?碰到类似的问题,过去人就说是《论语》在编辑时候弄乱了。真是这样吗?再看意思的推论:好好对待丧礼,追念祖先,民德就能归厚吗?如果我们的祖先是无耻之徒,该怎么追念?最近有报纸报道,秦桧的后代要求免去秦桧像跪岳飞的“惩罚”,这就算是“追远”而带来的民德归厚?可见句子的前后意思也不通。
“终”代表结束、结局,表示事物的最后结果。“慎终”即谨慎地对待事情的结果。如《老子》言:“慎终如始,则无败事矣。”意思是说:事情即便到快完成时也能象开始那样保持谨慎,就不会遭致失败了。“追远”也不能武断地解释为“追念远古的祖先”,而是“致远”的意思。所以比较起来,我更倾向于南怀瑾先生的解释:
曾子说:“为使结果圆满,就要追溯到我们的出发点和一路以来的努力,懂得这个规律,社会的道德风气就自然归于淳厚了。”
也就是说,凡事欲慎其终,必先追其远。这是因果规律的表述:看到奥运冠军获得荣誉、金钱,就要想到他们是付出了艰辛和努力的。看到罪犯在判刑的时嚎啕大哭,就想到他们是因为犯罪而导致悲惨结局的。建立起“慎终追远”的因果的观念,民风自然归于淳厚,大家都不会投机钻营。
古时候的官员去世都要给他定一个谥(shì)号,对他的一生进行简短的评价——“盖棺定论”。普通百姓死了,也会根据他一生的性格、行为,为他再取一个名字。皇帝死了也逃不了后人的“谨慎”评价,如哀帝、献帝是末代皇帝常用的谥号,武帝是对赫赫武功而又好战征伐君王的评价等。所以“慎终”如果非要狭义地定义在人对待死亡的态度,也不应是“谨慎地对待葬礼”的意思,而是慎重地对待亡人一生功过、得失的评价。“追远”是说要追溯他一生的努力,同时要观察其言行对后世的影响。比如评价毛泽东,他有丰功伟绩,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军事家,没有他就没有新中国,但是他在文革中也犯过错误,这些都注意到了才算是“慎终追远”。如果全社会形成了这样的风气,人们做事时就会考虑后果——是给子孙造福增光,还是遗臭万年?如此可“民德归厚矣”。
过去中国人的因果观念很强,大家都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所以不敢做坏事。宋明的理学家为了弘儒而抑佛,说“因果报应”之说是佛家拿来吓唬老百姓的,结果弄得社会大乱。实际上因果不是佛家的专利,“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又余殃”就是出自《易经》,它是道家的经典,也是儒家的“必修课本”。“祸福无门,唯人自召”是道家的话。佛、道、儒其实都积极提倡因果教育,因为因果并非是为吓唬人而杜撰出来的,而是客观的规律。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无不是因果的相续。“犯罪下狱”就是最常见的因果,###如今弊案缠身、众叛亲离,不都是因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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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决定一切(3)
运用到做学问道理也一样,想获得成功,就要从一开始就好好努力。所以本章提到了另一个为学的态度:慎终追远。
『10』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子禽,姓陈名亢,字子禽。郑玄所注《论语》说他是孔子的学生,但《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未载此人,故一说子禽非孔子学生。他在《论语》中出现了几次,总是想探听一些有关孔子的“八卦消息”,不象是孔子的学生。子贡是孔子的学生,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卫国人,比孔子小31岁,生于公元前520年。子贡善辩,孔子认为他可以做大国的宰相。
“闻其政”是闻达、预闻政事的意思。有人将之解释为:“孔子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打听政治上的事情,是他想求官职,还是他想给那个国家提供一些建议?”我并不同意这个观点,因为“闻”者,听闻,不是打探的意思。其实这里是强调个人修养是博学多闻的基础。品德高尚的人,就有人愿意向你倾诉并听取你的意见,这也使他自己得益。人格完成了,道德就完成了,道德完成了,学问也自然就成就了。所以本章可解释为:
子禽问子贡说:“我们的老师每到一个地方,总能预先知道那里的政事,这是他刻意打听到的呢,还是别人告诉他的?”子贡说:“我们的老师温和亲切、心地善良、尊重他人、生活节俭、谦虚礼让(,人们愿意向他请教而让他知道很多政事)。老师了解到政事,与一般人了解到这些事也是不一样的吧?”
“温、良、恭、俭、让”是孔子的画像,也是我们要努力学习的地方。老子的自画像说:“吾有三宝持而保之:曰勤,曰俭,曰不敢为人先。”孔子、老子个人的修为也大同小异,圣贤之人总有很多相通之处。
“温”是温和、温文尔雅,是我们平常说的脾气好,容易亲近。人发脾气,体内会产生毒素,影响自己的身体健康。所以凡是脾气不好的人,多数都短命——刚则易折,和气百年。我见一些佛教徒,越学脾气越大,看谁都是魔,却不懂得躬身自省,结果搞到家庭不和、朋友不睦,心情整年都是紧张的,实在是求死之道。
“良”者,心地善良敦厚,心行皆善而不以为功。
“俭”向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可中国改革开放,百姓生活好了,浪费的现象也很严重,导致木材、水、电等资源的短缺,生态环境也遭到破坏。中国未来要建设成为节约型社会,还非得从“俭”的品德入手不可。懂得勤俭爱物,便能对劳动人民产生感恩之心,其他很多的美德都会因此一一长养。
“温、良、恭、俭、让”在内是指一个人的人品,在外表现出的是求学的态度,你能做到“温、良、恭、俭、让”,老师会格外喜欢你,领导会格外器重你,都愿意将你作为重点的培养对象。所以知识易学而品德难成,为学先为人的道理就在此地。
『11』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mò)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dǎo),可谓孝矣。”


态度决定一切(4)
这句的争议在“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有人解释为“三年不改动父母的规矩习惯”,甚至还有将“父之道”解释为“父亲走的路”的。那如果父母过去所定的是坏规矩该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又解释为不改动父母规矩中“合理的部分”,可原话没这样的意思啊。就算如此,如果父亲是建筑工人,儿子是不是也要去工地干三年活才叫孝?所以“父之道”解释为父母的规矩、道路不合理。
我们解释一句话,就应该对整段话完整地领会,而不要局限于一词一句。“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的“其”,指的是子女,如果指父母的话,那“父没”——人都死了,还怎么看他的“行”?所以前边的意思是说:判断子女孝不孝敬,要看父母在的时候,子女有没有高远的志向,父母去世后,他还能不能按照之前的志向切实去努力。“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便是对前两句的一个总结,三年指“多年”,能在很长的时间内,始终坚持自己的志向。本章可解释为:
孔子说:“父母在世的时候,看他的志向。父母去世了,看他的行动。三年的所作所为都符合父母在世时的教导,就算得上孝了。”
“父之道”,指“父母在世时所认可的志向和道路”。道者“导”也,父母的教导。孔子称其为孝,可有三方面的理解:其一,这个人诚恳踏实,不会因为父母督促得紧就随便立空头志向;其二,这个人有抱负又有毅力,不会因为父母去世没人管了,就志气消沉,放松自己;其三,这个人善于从实践中学习。小的时候,我们入世未深、所知有限,对父母的教导未必心服口服,只有“三年”在实践中加以思考和体会,才能明白父母之心是爱人之心,父母之言是成人之言。这样即便志向有所更改,也能体会到父母的舔犊情深了。
孝敬父母不仅要孝父母之身,还要孝父母之志。自己立志成为有益社会的人,满足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志,方是大孝。立志不是为糊弄父母,而是自己能自觉地为之努力,始终用以指导人生方向的航标,不能因父母离世而有所改变。所以,做学问应早立远大的志向,并志行合一。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讲的是人诚实、坚毅的品德和向着远大志向勇敢迈进的求学态度,与上章讲孔子“温、良、恭、俭、让”的道德品质是一致的。


知人识礼(1)
『12』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有子说:“社会礼乐的运用,以创造和谐社会为贵。中国古代先王治理国家的原则,就宝贵在‘和谐’这个地方。如果不管大事小情,都由着他不管,想自然而然达到和谐的社会,往往是行不通的。我们知道‘和谐’的宝贵,而一味地迁就‘和’,不通过礼乐、道德的力量来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也是行不通的。”
前面说学习、做学问,怎么突然说到“礼”呢?这就是《论语》的魅力之一,让你在突兀中寻找答案。关于“礼”我们往后还会再深入讨论。这里有子说了礼用的核心原则——和。有子总结尧舜到周武王时代的政治,最宝贵的就在于“和为贵”。实际上,“和谐社会”是一切政治行为的最高境界,但要真正创造“和谐”社会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有子说了两种错误的追求“和谐”的观念:
一是“小大由之,有所不行”。什么事情都任由它发展,是行不通的。比如市场经济是不是完全自由的经济?当然不是,政府需要宏观调控、服务和管理,否则人们为了钱什么坏事都能干出来,各企业也可能因重复建设而产生巨大的浪费。企业管理的道理其实也是这样的。所以古人所谓“无为而治”、“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并不是什么都不管,而是“不乱管”。
另一个错误观点是“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我们要留意这个“亦”字,就表明与上句的并列关系,表明“知和而和”和“小大由之”一样是错误的。如果仅仅为和而和,凡事只当和事佬,对矛盾双方不分青红皂白各打五十板子,表面维护一团和气的假象,不以“礼”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也是行不通的。
“小大由之”可能大多数人都知道行不通,可不少人会有意无意地犯“知和而和”的毛病。比如家庭暴力,有多少妻子因为抱着“家丑不可外扬”的想法,而一再地纵容丈夫的变态行为?比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问题,政府会否因为担心丑闻外扬,影响执政党的形象而不彻底查办呢?有子告诉我们,真正的和谐是在圆满解决各种矛盾中形成的,而不是表面掩盖矛盾。圆满解决矛盾的办法就是“以礼节之”,以法律、道德为准则来处理各种问题。
“和谐”更进一步讲,包括人与人的和谐、人与其他生物的和谐、人与天地自然的和谐三个层面。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来又包括了法律、礼乐等多个影响因素在内。国家禁黄、赌、毒的工作还仅限于法的一面,而对民众的道德教育则起“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对建设和谐社会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在决定事情成败的因素中,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知书达礼的人才能“得道多助”。所以,懂得礼用“和为贵”的基本原则,才能将学问切实运用于实际。学习“利益时代、利益他人、利益自己”的目标就是以“礼用和为贵”为前提和基础的。所以,礼乐是孔子十分推崇的治国手段,它既是学习的重要内容,又事关学问能否真正付诸实践。本篇从这一章开始转而讨论礼与为学的关系。


知人识礼(2)
『13』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有子说:“诚信待人而言行得宜,则可言出必行。恭敬待人而言行合礼,就可免遭耻辱。因他不失礼、不失信于周围的人,所以他也能受人尊敬。”
信是内心的品德,义是外在的行为。义者,“宜”也,《说文解字》说“此与善同意,故从羊”。同样,恭指内心,礼指外在的言行。人仅有内心的诚信是不够的,还要行为善良。以前“盗亦有道”,也懂得信,可行为不义,内心能恭,但行为粗鄙,所以得不到别人的尊敬。“不失其亲”的失指过失,亲指周围交往密切的人。
本章与上一章是配合的,讲“礼”在现实生活中的积极作用。礼、义的言行是为人、为学的基础。一个人知识再多,如果行为恶劣,无恶不作,那还不如不学。枭雄、奸臣们也并非一无是处,但他们不知礼守法,误将聪明才智和某些恭信的品德用到了邪道上,反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更大的灾难。象希特勒,很有个人魅力,能力也非常强,可他却将之用于发动世界战争,残杀无辜,这样的恶魔更让人恐怖。所以,只有具备“礼”的言行才能远耻辱、受人敬重。
『14』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孔子说:“君子吃不贪图口腹,住不贪图安逸,处事机敏而出言谨慎,亲近有道德、有学问的人来改正自己的缺点,这样的人可算得上好学了。”
做学问不能过分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心无旁骛才能学有所成。好学的人甚至食不甘味、夜不成寐,为钻研一个事情做到忘身的地步。“忘身”是一种定境,我们经常看到有成就的书画家和科学家,不少都很长寿,看起来鹤发童颜的,就是因为他能致心一处,达到物我两忘的定境,契合了养生之道而引发的身体变化。
“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是指克己之欲,“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是处世以礼,这两方面结合,就是好学。本章意在强调“礼”能帮助我们减少利欲之心,增长学问。
『15』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子贡说:“贫穷却不逢迎巴结,富有却不目空一切,怎么样?”孔子说:“不错了,但比不上安贫乐道,富贵却仍好礼的人。”子贡说:“《诗经》里说的‘将那上等的玉石象牙,巧妙地切磋,用心地雕琢’,就是这个意思吧?”孔子说:“赐啊,可以与你谈诗了,告诉你一个道理,你便能举一反三。”
“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已经不容易了。没穷过的人,不知道“身穷志不穷”的难处。我小的时候,每学期的学费都愁没着落,那滋味真不好受,常想问问苍天:“天生我材作何用?”如果是曾经富贵而又没落的就更惨了,吃喝用度习惯了奢侈,一旦只能向别人借的时候,难免不看别人的脸色,哪里还谈得上骨气?所以贫而无谄难哪。反过来看,人若是大富大贵的时候,狂妄劲就上来了,觉得自己是天才。所以富而无骄的人也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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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人识礼(3)
“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就更少。三餐不继时,还上学干什么?不如去放牛、打猪草,你去跟他谈道,“民以食为天”就是最上道。佛家也说“无财不养道”,前世不布施,今生极贫苦而想成道的几乎没有,这是“贫而忘道”。相反,一个人如果富贵了,便不把道德、法律放在眼内了。“男人有钱就变坏”嘛,二奶啦、吸毒啦,都想去尝试一下。我还听说有些有钱人喜欢去偷东西,真是变态。社会一般民众的仇富心理,就是基于这样富而无礼的行为。
关于贫富与为学的问题,由子贡这个工商业界的钜子提出来真是最好不过了。从子贡一生的行履看,的确够得上“富而好礼”,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个社会想令贫、富者各有所安,就需要发展多元的价值观。穷人只要能够温饱,可让他安于自己的才艺、善良的美德、奉献的精神。富人只要有吃有喝,可以让他安于心灵的纯净、宗教的皈依,最好能将助人当成他一生的事业。中国从积贫积弱的时代,过渡到今天基本温饱的时候,就更需要扭转过去偏向经济发展而形成的“金钱至上、金钱万能”的心理暗示。当财富成为评价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最重要的标志时,人们往往会为了财富而忘失生命真正的意义,使整个社会的人心陷于浅薄。
回到为学的话题。真正好礼、志求于道的人,是为学最好的助力剂。“如切如磋”是说用道、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如同树木之剪裁、玉石之切磋,事关人生观和目标志向,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如琢如磨”是说我们自己的日常修行,指在生活的细节中切切提斯,不断精益求精。人能做到无论贫富,都能保持学习的精神,还有什么是不能成就的呢?
本章进一步强调了礼用对为学的好处。
『16』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孔子说:“人不怕别人不了解你,就怕你不了解别人。”
为学说到底,就是“知人”,知人者智,智慧恰恰是学习的最终目的。
世间的一切问题,追究起来都是人的问题,真正“知人”就是通道的人。汉代学者杨雄说:“通天、地、人之谓儒。”当中最重要的是通“人”,人的问题通达了,天地、自然万物同时都能通达。而知人的下手处是知己,人贵有自知之明,知己才能及人。知己的方法,就在“孝、弟、忠、信、爱人、亲仁”的仁之本务中求。知己则本立,知人则礼立,本立道生,礼立而功德成就。这便是《学而第一》篇的结论之语,又是第12-16章关于礼与为学关系的结论。
《学而第一》全篇回顾:
第1章,讲学以致用的三个原则:利益并影响时代、利益并影响他人、成就自己的君子品德。
第2章,讲为学最重要的方法:本立而道生。从基本的道德品质、基础的学问做起,不断日积月累才能最后有所成就。
第3-6章,强调为学必须真抓实干,不巧言令色。“孝弟、忠信、爱人、亲仁”这些基本的品行,是君子应务之本,乃道之所系,忽略不得,必须切实履行,一日三省。“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人做好了,道就通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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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人识礼(4)
第7-11章,讲为学在心态上应注意的要点。贤贤易色、孝敬父母尽己之力、替领导设身处地考虑、对朋友诚信,都是很重要的为学心态。自重、忠信对学习进步也极其重要。慎终追远,才懂得为达到目标而努力学习。做到温、良、恭、俭、让,自然会增长学问。保持自己所立的志向,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导)就是诚信、坚毅的品德,同样有利于学习进步。
第12-16章,讲礼与为学的关系。懂得礼用和为贵,就能立身社会,将学问与实践相结合。为人处事讲究信义、恭敬,就能不失其亲,受人尊重。真正行之以礼的人,就不会过分讲究吃、住等物质享受,而能亲近贤者,做到贫而乐道,富而好礼。最后指出为学最重要的方法就是“知人”,知己、知人都是一种学习,而“礼”就是知己、知人的重要途径。
《学而第一》概括地提出了为学的原则、心态、要点,这些内容在整部《论语》中是贯穿始终的,我们往后还会涉及到。所以《学而第一》是《论语》的“凤头”:说理清晰,内容简要,引人入胜。


以德治国(1)
『1』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gǒng)之。”
孔子说:“政治工作要以德为中心,好比确定了北极星的中心位置,其他星星就自然围绕在它的周围了。”
北辰又叫北极星,是北方天空的标志。古代天文学家对北极星非常尊崇,认为它固定不动,众星都是绕着它转的。政治活动错综复杂,可只要把握住“以德治国”的纲领,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如同明确了北极星的位置,而其他的星星就围绕在它的周围。这是《为政第二》的第1章,开门见山地点出做政治工作的中心:无纲不举、无德不立。
可要这么说,很多人会不服气,觉得孔子不懂政治,因为现实生活中,政治更多是体现出“权谋”的一面:表面工作会做、与领导处理好关系、搞几个政绩工程,加上一些形象包装、事件炒作,升官才有指望。那一套孔子一定也知道,他曾出仕四年,官至大司寇,代摄相事,对官场上的陋习不可能不明白。《为政第二》作为《论语》“学以致用”原则下,为政的开篇,他直接点出的是“权谋”背后起作用的德,一般人所认为的官运,那个不可主宰的东西,恰恰就是德。
回顾历史,帝王将相行为中所体现的权谋固然是事实,可中国真正的太平盛世时期,其君主和主要领导官员的品德修养都是相当高的。李世民曾直言:“凡人主惟在德行。”刘备也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贞观之治时,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勃兴,全社会几乎没有什么贪污腐败现象,李世民也没有残害开国忠良。这几条都是中国历史上极其少有的,其深层的原因,则与李世民、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人的诚信、奉公廉明的品德密切相关。小人、佞臣当道的历史时期都是政治黑暗的时期,时间短暂,好比诈骗、抢劫犯固然能风光一时,可终究好景不常一样,他们不可能长期主导政治局面。以佛家的智慧看,权位、富贵,皆不可强求,他是道德与能力的附属果报,就算你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得到的依然是你应该得的。所以官场上那些偏离“为政以德”的陋习,都不过是妄为罢了。
以德为政,可德是什么?德又如何指导政治活动?文章才刚刚开始。
『2』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孔子说:“综观《诗经》的内容,用一句话概况,就是思想纯洁、情感真挚。”
蔽是遮蔽,引申为涵括、概括。“思无邪”出自《诗经·鲁颂·駉(jiōng 壮马)》,全诗颂鲁僖(xī)公牧马于野不害农田,以喻乐育贤才。思的古字是上“囟”下“心”,囟是头脑,代表思维和思想,心主情感。所以,一般注解将“思”作为无实义的语气词是说不通的。“邪”通虚,无邪指不虚伪,正直纯洁,“真正无有邪曲”。
德是什么?当你想追问答案的时候,冒出一章孔子研究《诗经》的心得来,与为政毫无关联,可实际上恰恰是在回答“德”。它以《诗经》作比:政治活动如同诗三百,但贯穿其中的,是思想纯洁、情感真挚。
从造字结构看,德从“二人,直一心”。直是“十目∟”,“∟”表示躲在围墙后隐藏起来,十目表示很多眼睛在看着,即无法隐藏为“直”。德的意思就是:大公无私的清净之心,与“思无邪”意思完全贴合。为政以德即天下为公,要求从政者大公无私,心地清净。正如《诗经》的内容那样,为政以德也要满足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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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治国(2)
首先是为国为民。若为私利,那是“隐”不是“直”,不算“思无邪”。
其次是感而遂通。政策的出台需以民心为导向,民意有感,政府才应,好比诗歌都是有感而发一样。平白无故地搞政绩工程,就不能叫“思无邪”。相反,百姓有“感”,政府却没有采取因应措施,也不叫“思无邪”。
第三,健康有益。老百姓能得到实惠才叫“思无邪”。对分裂国家的活动、黄赌毒产业等,应坚决打击,绝不可姑息。再如中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便是出于国家命运和前途考量,尽量把民利与国利结合起来的做法。
有些政府官员进行钱权交易、买官卖官,则是“邪念”,乃自取灭亡之道。
《诗经》是一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诗歌总集,包括风、雅、颂三种题材,以今天的观点来看,是一部集合俗、雅文化于一体的文艺作品。西周时期,分封诸侯,周王朝每年都会派专门的官员到各地采风,其中有不少诗歌都是褒贬政治得失的,周王朝就通过这样的方式了解各地政事,以调整国政。比如《风》有人解释为“讽”,多有针砭时弊之作。而《雅》、《颂》则是传播朝廷之音的,让人民感受国君的品德魅力,以德化民。所以《诗经》还起到了类似今天文化部、宣传部、广电总局的作用,一方面宣传国家政策,另一方面也是百姓对国家政策的一种反馈和舆论监督。可见,“思无邪”还代表国家以礼乐的艺术方式,创造出健康的文化产品,净化社会人心,使建立健康向上的价值观。
综上,德的基本特征就是“思无邪”。
『3』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孔子说:“以政策法律来引导、以刑罚惩治来管理,老百姓只想着免于刑罚,没有廉耻之心。以道德品德来引导,以礼乐规范来管理,老百姓会耻于做坏事而严格自律。”
现代社会是法制社会,可法制有其弊端,只要能钻法律的空子,人们非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是其一。
其二,法律的出台,要对文字进行各种考量,使法律文本只能被少数人所理解,民众的法律知识始终是有限的,比较起来,道德规范的传播更易于让普通民众理解其内涵。
其三,法律是事后的惩罚,事前起威慑作用,能部分阻止百姓向恶,而教人向善却是礼乐的强项。法律体系再完善,都不是治本的方法,取代不了道德约束的作用。
其四,法律规定越细、越繁杂,那些用以约束极少数“坏人”的条款,反而限制了大多数“好人”的权益和自由。
其五,法律越多,百姓就越难全部了解,人们对律师的依赖性越强。出于金钱、时间成本、各种风险考虑,能真正运用法律的来保护自己权益的的民众反而就越少。打过官司的人都知道——累啊。好比用法律来追款,一诉、上诉要慢慢等,请律师、取证、调查要慢慢熬。律师们常说:“举证之所在,败诉之所在。”意思是举证太难,谁会随时准备着与人打官司,事事保留证据呢?官司赢了对方还等着法院上门强制执行才付款,或者再来个“躲猫猫”,要是你追的金额只有几万块,中国原本警力就不足,能调配出几个人来负责你这事?所以还是孔子说得对,听讼的关键在于使国家“无讼”,这只能依靠道德教育才能实现。


以德治国(3)
当然,我们指出法律的不足,并非要否定国家的法制化方向,而是要说明法制与礼制不可偏废。
《论语》中的“礼”,不仅指社会道德规范,也包括了今天我们法律规定的某些内容。比如孝养父母,过去属于礼的范畴,今天写入法律了,缺少点人情味了,是不是就一定能杜绝不孝养父母的现象呢?看看报纸就有答案了。用法律规定的效果未必比用道德约束的效果好,但少了“有耻且格”的好处。
也许有人会叫嚣:“封建道德意识是压在人心上的大山,要打倒它!”可是细一想,教人为善怎么能算压制人性呢?难道允许“自由”杀人才有人性?那叫兽性!道德就是要约束恶人的兽性,使小人也容易管理。所以,有多重视法制,就需要有多重视道德,二者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
“道之以德”,道,导也,指社会宣传工具的舆论导向。象杰可逊脔童的案子,法院判决他无罪,全世界有几个人相信?可他就能拍拍屁股昂头走出法院。司法腐败要是没有道德的谴责,则社会公平何在?
『4』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说:“我十五岁立志修学,三十岁能遵循礼法而有所立,四十岁就不再受外境迷惑,五十岁澈悟宇宙人生的真相,六十岁能平等地对待大家的意见,七十岁时,自己可以随心所欲而又能不逾越道德的合礼范畴。”
上章讲“德”的好处,现在来看一章孔子的修学报告:
十有五而志于学。孔子出生于一个曾经辉煌而走入没落的贵族家庭,到他父亲叔梁纥(hé)的时候,境况并不理想。父亲死后,孔子与母亲受“大奶”排挤,一起迁居到另一地生活,用度拮据。孔子年轻时不为当时的权贵所接受,在一次参加季氏举行的宴会时,被阳货无情地拒之门外。但是孔子并没有自暴自弃,从小就有志于学。学的内容一般认为是古代典籍,是对于宇宙人生真相的探究,因为若为糊口,乃生活所逼,不必“志”于学。
三十而立。现在说的“而立之年”指三十岁,乃成家立业之年。但在《论语》中“立”的含义是“立于礼”的意思。即在社会道德、礼制允许的范围内有所建树。我们看孔子年谱就知道,他三十岁时便成立私学,开始面向社会招生,报名费是腊肉十条。表明三十岁的孔子,已经是个学识渊博而且知礼达人的人。我们还应该看到,孔子十五有志于学,与三十而立在逻辑上应该是一个转承,指他在道德、学问上有所成就,学有所得而且能学以致用。
四十不惑。不惑是不为外境所惑,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主张和人生价值观。这一点已经很少有人能做到了。我常听朋友说“人到中年万事休”,那意思是“三十即惑”啊。人立身善道,在遇到逆境、诱惑时,往往会内心动摇。孔子则不然,四十岁已能真正守死善道,绝对信得过了。
五十知天命。这是一个关键。各注解对天命的理解有所不同。《周易·系辞传》中说:“一阴一阳谓之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说明道为阴阳之和变,道自性生。《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说明天命指的是人的体性,即天赋之命、形而上的命体。《说文解字》说天从“一大”,这么说天命就是“一大命”,知天命即是知“大我”了。在佛家看来,知天命就是“###见性”,彻悟宇宙人生的真相。孔子在没有心性修行先师指导的情况下,能“五十而知天命”,是相当不容易的,可见孔子的确是天生的圣人。知天命以后的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却没有真正出仕,非常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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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治国(4)
那么天命与生命不是一回事情吗?人难道有两条命?这个“我是谁”的问题,是一切宗教、哲学的重点所在,我们且多花些笔墨,稍加探讨。
儒家讲:“率性之谓道,道也者,须臾不可离也,可离非道也。”可见性与道是一。而孔子有言:“吾道一以贯之。”这个道是能通天、地、人的生命的本体。
佛家认为我们这个身体是四大:地(有形物质属性)、火(温度)、水(湿度)、风(运动属性)的假合,不是真我。那个真我,就是能发起听、看、嗅、尝、触、思各种作用的功能,他大而无外,小而无内,与三世诸佛不一不异。器世间的万事万物,好比以金作器,而器器皆金,究其缘起都是这个性空之佛性,此外无物无心。
道家《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庄子》说“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可见道家的“道”也指人形而上的本体。
实际上基督教里的“上帝”,也是佛、道的意思。《圣经》说上帝创造了人类和宇宙万物,就如道家的“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如佛家的心物不二,万法唯心生。《圣经》记载,有人问耶稣:您是上帝的儿子,能否让上帝现身给我们见一见。耶稣说:你们怎么到现在还不肯相信呢?我便是与上帝一体的啊(心外无佛,佛外无心)。所以上帝的称谓与佛、道一样,是勉强给人形而上的功能一个称呼而已。世上颇有愚人,非要去考证“上帝”的存在,那怕是要等到驴年才有消息吧。
中国盘古开天辟地的古老传说,也如同上帝创造世界的故事一样:在遥远的太古时代,宇宙漆黑一片,象一个鸡蛋。这时,伟大的英雄盘古辟开天地:阳气上升为天空,阴气下降成大地。盘古担心天地会重新合在一起,于是顶天立地,变化身体,天高一尺,他的身体高一尺,地深一丈,他的身体也长一丈(恰如佛家说的: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周遍世界)。这时,盘古已耗尽全身力气,慢慢地躺在地上。盘古的左眼变成太阳,右眼变成月亮。……骨骼变成树木花草,牙齿变成石头和金属。精髓变成珍珠玉石,汗水变成雨露。呼出的空气变成风云(恰如道家说的: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中国中医理论和道家思想中的“气”,有时也是道的概念,又作“炁”。《黄帝内经》指出,气是宇宙万物成长成形的动力。《周易·系辞传》说:“乾知太始,坤作成物。”韩康伯疏曰:“乾知太始者,以乾是天阳之气,万物皆始于气,故云知其太始也。”女娲造人以后,要对着泥人吹一口“气”,泥人才有生命力。所以,气也是指人和宇宙之所以发起各种功能的本体。《庄子》、《管子》曾专门谈到过气,指出气用以表达形而上道的内容。但气也可以是具体的,南怀瑾先生曾将“精气神”比作“能热光”,非常形象。气聚为精,精散为气,这个“气”则是相对精、神而表达的较为具体的心性特征。我们要了解气,便可从人的精神状态、气色和各个生理机能去观察。所以真正的气功,也是要参究生死和人的本来面目的。


以德治国(5)
其他代表道的名词还有很多,比如性、心、天等。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也能创造出个新名词来。朱熹弄了个“理”学,我们可以叫“狗不理”学,又香又好吃,一定更受欢迎。
综上我们就知道:平常所认为的“我”,是“小我”,或说“假我”,那个真正的我,是周遍一切世界,融通天地万物的。他清净无为,没有对立,只有感通。打个比方,我们不同的人就象不同的灯泡,灯泡发出各色的光,不是灯泡的作用,而是灯泡后那无形的电流所起的作用。孔子知天命,就相当于明白了灯泡发光是由于“电流”的作用,这下子一通百通,与万物一体无碍了。
天命是人的本来面目,可它又无形无相,叫人怎么印证?佛、道、儒三家都有一套自己的修行方法,引导我们去认识、体验它。如静坐、念佛、念咒、观想等,有兴趣的读者可自行研究。孔子之所以能悟天命,与他四十不惑,能真正彻信人事因果规律,克己复礼,守死善道关系非常大。
六十而耳顺。耳顺不是说耳朵没毛病,而是说能平等听取顺逆之言,平等心发起了。孔子五十岁通达天命是个分水岭,之后孔子“我”的执着的习气渐渐就减损,而能平等对待他人的顺逆之言。“耳顺”的其他解释非常多,有说是“听他人之言,而知他人之心”等。我这里取平等心、平等听闻,是由整章记录孔子心性修行的报告而言的,强调的不是一般的能力智慧,而是孔子的心路历程。
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表明孔子的修为已经相当纯熟,达到“思无邪”的境界,连坏的念头都没有了。
以上是我对于孔子修学报告的看法,至于而立、不惑、知天命、耳顺等的解释,古今注释不一,是非难论。本篇以“为政”为题,孔子提出自己的修学报告,其实想是借他本人的修学经验,来表达与为政以德相关的几层含义:
其一,人人皆可成圣贤。通过学习,每个人都可以通达天命,而建立完善的人格。事实上人们遵守社会礼法,能更好地通达天命,彻悟道体,成就道德学问。
其二,借以表明以德导民的效果,并不会限制人的自由。孔子三十而立——能融于社会礼法作一番事业,可见德政非但不影响人们建功立业,而且能帮助人们成就。到七十岁更是可以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表明德治的极致效果正是人性的自由与解放。
其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为政以德仍需要时间来完成,人心工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孔子的修学报告,是以德为政观点的小结,更具体地阐述了德治的各种优势。


孝治天下(1)
『5』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孟懿子问什么是孝。孔子说:“不违背就是孝。”后来樊迟给孔子驾车,孔子告诉他:“孟孙问我什么是孝,我回答他‘不违背就是孝’。”樊迟说:“什么意思呢?”孔子说:“父母在世的时候,按礼的要求侍奉他们;父母去世后,按礼的要求埋葬他们、祭祀他们。”
我们先来看这个“孝”字,它是“老”、“子”上下的结合。表明子女对父母、长者尊敬、报恩的行为,同时也表明,子女将来也会成为父母、长辈,也需要他的子女来孝养,是代代传承的意思。
中国有句古话:“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要谈孝,非要熟悉什么是难念的经。最常见的如婆媳问题、观念的代沟、利益冲突等。佛家有句话:“夫妻是缘,有善缘,有恶缘,无缘不聚;子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可见家就是矛盾的融合体。有时候是很小的事情,但对住在一起的人来讲,谁都不愿意退让,因为他会想“往后怎么办”?莫非要“漂亮的媳妇熬成婆”?比如夫妻关系,结婚时都欢欢喜喜,可日子一过哪有不吵架的?打架的都是多数,更有拿刀相向闹出人命的。我们回头一想,婚姻家庭怎么就成了催命符了呢?其实这就是道德教育出了问题,说到底还是孝弟的基础出了问题。
孟懿子是鲁国的大夫,三家之一,姓仲孙,名何忌,“懿”是谥号。其父孟僖子临终前要他向孔子学礼。仲孙氏暗中执掌了鲁国国政,是越礼行为。孟懿子问“孝”,孔子对以“无违”大有深义,是叫他不要违背父亲的话?还是叫他不要违背国家的礼数?孔子或许是故意不挑明,好让孟懿子在心头体会的。
接着樊迟上场,他姓樊名须,字子迟,孔子的弟子,比孔子小46岁。他曾和冉求一起帮助季康子进行革新。孔子对樊迟讲述“无违”:生则事之以礼,死则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下我们心中的疑虑打消了。如果孔子是叫我们不要违背父亲的话就麻烦了,父亲叫我们杀人是不是也去干?无违“礼”,就没什么问题。所以孔子说的孝,与后来人理解的孝不一样,不是要在父母面前毕恭毕敬,而关键是看我们的言行是否“合礼”——合情、合理、合法。
家和、国治原理原则是相通的,真正成家的人就明白,要想家庭和谐美满很不简单,就如同让国家国泰民安那么难。别看就那么几个人,矛盾却有一大箩,根本原因就在人们不通达天命,个个自私自利,相互间不能包容。如果大家言行都合“礼”,那即便不通达天命,也可减少矛盾。孔子说孝就是“无违礼”,而礼则是“思无邪”,于是将国治、家齐统一起来了,他们共同的精神,都体现在“礼”上。正因为此,乾隆登基后第一条就是向大臣宣布他的治国纲领:“圣朝以孝治国。”表明他会改变雍正时期苛于政法的态度,转向礼敬、和顺的以德治国的方向了。
『6』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孟武伯,孟懿子的儿子,名彘,武是他的谥号。我们知道汉武帝刘彻小时候叫刘彘,彘是猪。看来中国人蛮喜欢猪的,曾国藩就说过“家”字是屋里有头猪才称家。我小时候上学,也多亏家里的几头猪供养我的学费,这是题外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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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治天下(2)
仲孙一家很有意思,孟僖子死的时候嘱托孟懿子向孔子学礼,现在孟懿子的儿子又向孔子问孝。这样的编排是不是编辑者要表达孝代代相传的意义呢?
“父母唯其疾之忧”,有不少注解说孝敬就是要“特别关心父母的健康”。要是这个意思,原文最好是“其唯父母疾之忧”。那个“其”指的是谁?从现实的情况看,母亲怀胎十月,一朝分娩,孩子得来是多么艰辛!一旦孩子病了,父母便紧张得不得了,所以我认为“其”指的是子女。孔子用父母对子女之情,来强调孝敬的情感基础。
孟武伯问什么是孝。孔子说:“最令父母忧心的,莫过于孩子的病。”
感恩的心态是善的起点和动力,了解父母担心子女病时的心情,将心易心,子女才能深刻了解孝的内涵。用一句“无厘头”的话说:“你给个孝敬的理由先。”孔圣人叫我们孝敬父母,凭什么?就凭父母对子女无私的爱。人无法单独成长,没有父母的养育、国家的的教育,“狼孩”近狼,成不了企业家、政治家。所以当我们长大成人时,就不能忘记这些恩德,而要能自发地回馈父母和社会。
『7』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游问什么是孝。孔子说:“现在的人以为能养父母就是孝。但是狗啊、马啊,都有人养,如果养父母而不尊重父母,与养狗、养马有什么区别呢?”
子游,孔子的弟子,姓言名偃,字子游,比孔子小45岁,吴国人,是孔子招收的“留学生”,孔子的学校国际知名啊。子游后来当官,很认真地实行孔子“礼乐教化”的教诲,《论语》在后面还有他的戏份。
孔子对孝的回答,与前边又有不同。既要养,又要敬!生活中很多事,我们心里不愿意做的,又不得不做,于是一边骂娘一边完成它,这样并不值得赞许。如果象养猫养狗那样养父母,哪里还算孝呢?净土宗常说:“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枉然。”就是叫我们心口合一,恭敬心行。从政的人,如果表面遵从道德礼制,心里却一肚子自私自利,上班时总黑着个脸,还算不算以德治国呢?
『8』子夏问孝。子曰:“色难(nàn)。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zhuàn),曾是以为孝乎?”
子夏问什么是孝。孔子说:“态度最重要。有事情,小辈去做。有酒食,长辈先吃。你以为这就是孝吗?”
“色难”的色与“贤贤易色”的色是一个意思,指脸色、态度。
这四章关于孝的阐述,步步深入。心敬是内,态度和悦是外,光心里尊敬老人,但说出来的话、表现出来的神情让人难以接受,还不够完美。这我们才知道,要做一个孝子,原来也象做学问一样没有止境。我们再回到为政以德的中心思想上来。它也有无违、恩情反刍、能养、心敬、态度和悦几个层次:
无违。治民以礼,不要违背社会礼制和道德规范。历史上的暴君桀、隋炀帝,就是认为自己贵为天子,当然凌驾一切之上,把社会礼制也踩在脚下了。“土皇帝”的名言便是:“老子就是王法。”所以从政能遵守公务员条例,就是初步的以德为政。


孝治天下(3)
恩情反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算你才比天高,权倾天下,也是父母、老师和国家培养的结果,离开了社会的环境和条件,人还是茹毛饮血的。所以一旦走上领导岗位,要懂得国家、人民对自己的养育之恩,不要做违法、不敬人民的事情。这算是进一步从情感上了解为政以德的内涵了。
能养。当政者,需有利于国家人民,普惠百姓。
敬。不要以为给大家带来了好处,就可以瞧不起别人,好象大家都该对他感恩戴德了。现在一些企业家就是这个派头,认为自己帮助企业走出了困境,就可以为所欲为。其实这里头只是他的功劳吗?没有全体职工的辛勤劳动,也不可能实现好的业绩。因此,领导者也应尊重他人的劳动,尊重国家所创造的条件,心中常存恭敬之心。
色。态度和悦就更难了。官做大了,离百姓远了,整天前呼后拥跟着一帮说好话的,人也就轻飘飘的了,说起话来当然要有派头,脸孔一拉才够威严。我们平常接触一些企业老板,员工远远看见就躲,想必是他过分严厉,和员工就有了距离。色难哪。
“孝”的文化是中国的特色,日本、韩国及东南亚一些小的国家,大体都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如果我们自己将“孝”的传统丢掉,将来肯定会让别的国家耻笑。有人说21世纪是中华文化的世纪,那么“孝”的文化传统,就是推动中华文明复兴的最根本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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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与师齐,减师半德
『9』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孔子说:“我整天和颜回讲学,他总是点头顺从,好象很笨。可我私底下观察他的言行,却能够将我讲学的内容加以发挥,可见他并不是笨。”
现在说到颜回,《论语》的文笔真如同洒脱的良马,我们的缰绳要时时提起才行。
颜回字子渊,生于公元前521年,比孔子小30岁,鲁国人,孔子的得意门生。后面还会多次讨论他。说颜回,其义仍在为政,与上文谈孝的“无违”是呼应的。颜回表面看起来对孔子无违,似乎傻傻的,但是私下的言行,却能发挥孔子的学说,将之落到实处,所以他并不是笨。“见与师齐,减师半德”、“尽信书不如无书”,意思是叫我们对所学的知识要领会贯通、创新发展。孝的精神、以德治国的精神也是一样,能从表面遵从、到内心遵从,到实际执行取得好的效果,才算真正的以德治国。没有深刻领会它的精神,不懂得在执行过程中灵活变通,以德治国就是一句空话。
『10』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sōu)哉?人焉廋哉?”
孔子说:“见到他的行为,留意他的动机,考察他的目的,这个人还能躲到哪里去呢?这个人还能躲到哪里去呢?”
行文至此就是对前九章的结论了。
视是普通的看;观是远观;察就是细心观察。不论什么事情,不光看表面,更要考察他的动机,以及最后的结果。为政以德也是一样,不能假仁假义,而要发自内心,更要在实践中加以发挥地去做。这两章将前面的“为政以德”与“孝”的内容紧密联系起来了,点明谈孝以喻政的目的,孝的不同层次,就是代表为政以德的不同层次。


德以人为本(1)
『11』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一般人认为本章是孔子在讲学习的技巧:经常复习,有新心得,就可以当老师了。这么解释也不能一定说错,只是让人觉得这个老师太普通了一点,复习旧知识,而有新所得,便是老师了?本章放到“为政”里又是为什么?
故,故旧,过去,未必是学过的知识,过去发生的事也是“故”。新,新的时代、新的事物、新的问题。所以本章可解释为:
孔子说:“能从过去的经验中了解新事物的发展规律,就可以做老师了。”
“知新”的知,是明了,对新事物的洞悉。能从历史中得到对新事物、新问题的启发,表明这个人已经通达了事物的内在规律,能举一反三,灵活运用。这个老师是“通达”,很不简单了。
为政应当了解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史”既包括对具体历史事件的得失考察,也包括象黄仁宇先生所倡导的“大历史观”的研究,因为宏观与微观层面本就是不可剥离的。中国既以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为目标,就更应该对历史、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政治智慧“温故而知新”了。
为政以德最终要是靠人去落实的,所以从这章开始讨论从政者的能力与素质。
『12』子曰:“君子不器。”
孔子说:“君子不会将自己定型(成某一方面的人才)。”
中国历史上很多帝王有专才,例如宋徽宗赵佶(jí)的字画(瘦金体就是徽宗创造的)、南唐李煜(yù)的词都是经典,但皇帝当不好。明熹宗朱由校最喜欢做木匠,一听见有人奏报国事头都要大。最后李煜亡国、赵佶当了俘虏,朱由校时魏忠贤等宦官当道,结局都不好。
相传上古伏羲氏教人结绳为网,猎捕野生动物加以饲养,使中国进入渔猎、畜牧时代,同时伏羲氏创造了八卦符号,用以占卜和观察天文,也为语言文字的诞生打下了基础。炎帝神农氏遍尝百草而成医学初祖。黄帝统一全国后,率领一帮能臣致力于科技发明。在黄帝的时代,文字、医学、算数、历法、乐器、陶器、蚕桑等各种发明相继出现。据说指南车就是黄帝发明的,所以黄帝又叫轩辕黄帝。黄帝还懂得观察星象,发明了记日法,以记录日子的变化而教人如何耕种。可见自古的圣贤之王,都具备超人的才智,多是通才。
大禹治水成功以后,铸九鼎镇九州,象征国家统一太平,后代人便以鼎象征王权。鼎三足而易倾,就象国家政权一样,容易倾坍,只有平衡国家各个方面的施政,和谐发展,才能保持稳定。政治家必须了解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才能在为政中合理地调和各种矛盾,平衡经济、军事、教育、科技发展等之间的关系,确保国家方针政策的正确性。政治学似乎很象哲学,可是当代哲学中的很多命题在观点上也是相互矛盾、彼此对立的,未能通达。就我浅见,中国的儒、释、道三家,原理相通,侧重点各异,不宜用一般的哲学眼光来看待,若有人能于此三家彻悟,就算是“通人”了。
『13』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德以人为本(2)
子贡问什么是君子。孔子说:“事事做在前,说在后,从而能带动其他人。”
一般注解认为“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就是“先做后说”的意思,可我觉得“先行其言”已经完整表达了“先做后说”的意思了,“而后从之”则是强调君子因其行动力,而能获得号召力,这也是从政者应该具备的素质之一。好比将士出征,你冲锋在前,自然能激发士兵的士气。相反,如果你是个爱说大话,实际却做不到的人,就会给人看扁,怎么能当领导呢?
『14』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一般解释为“君子团结而不勾结,小人勾结却不团结”。我不是很认同。“周”代表平等、圆满,周遍整体。“比”表示分别、计较,执其局部。它不应仅限于与人交往,而是从政者处理人事的普遍规律。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
孔子说:“君子考虑问题一视同仁,顾全大局。小人却喜欢凭自己的主观或一己之私而分别计较、厚此薄彼,不能做到一视同仁。”
从政者应具备容怀天地万物的心胸,才不会因人废言、因私废公。人的个性有很多种,不可能每个人都对你的口味,但若因此对人产生偏见,就会耽误政事。出色的政治家,什么人都要能用、会用,让他们扬长避短,使事情圆满进行。企业管理也是如此,让那些积极好动的人去做业务、开发新市场;让稳重不活跃的人留在总部或维护老市场;让精于算计的去审查部或会计部。因为积极的人往往情绪化,需要业绩提升的奖金刺激,开发出一个新市场后,他没有更多的激情去稳定市场。而那些稳重的人又不敢冒险,开发新市场不成功,守业却是高手。精于算计的人放在业务部门往往会贪污腐败,让他在审计部门,正好去对付贪污腐败的人。以前我看见当兵的一喝酒就来劲,一言不合就想拼命,觉得很不习惯,认为他们太“野蛮”了。可后来一想,要是当兵的个个谦虚礼让,那仗还怎么打?所以不同的人,各有不同的作用。
古代君王在将帅的匹配、封疆大吏的调动上都相当讲究策略,务使人人都能施展所长,真正做到人尽其才。小人则不同,只从个人喜好出发,常因一点小利而破坏大局。
『15』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孔子说:“学习而不思考,会不切实际。一味思考,不通过学习来充实自己,会非常危险。”
学而不思的是“书呆子”,不能融会贯通。罔就是疏漏,不切实际,看起来知识渊博,实则百无一用。相反,思而不学的是“短脚虎”,容易陷入过往的经验和主观的判断。时代不停地发展,人事日新月异,过去的经验可能会变成今天的绊脚石。只有学与思的结合,才能令自己具备发展的眼光和思维,不被时代所淘汰。一些经济学家将“胜者为王”戏称为“剩者为王”,意思是能紧跟时代步伐,不被淘汰的企业才能笑到最后。从政者身系家国命运,他必须具备超越常人的远见卓识,才能带领大家共同进步,这就更需要将学习与思考紧密结合起来,理论联系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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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1)
『16』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有人解释为:“攻击那些不正确的言论,祸害就消除了。”也有人解释为:“常去研究异端,那就有害了。”攻击则无害,研究则有害,那么“异端”的标准是什么?应该都是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来划分的吧?很多先进的变革力量、新生事物,都曾被视为异端。比如我们熟悉的“太阳中心说”、“地圆说”等。照相机曾被义和团当作摄取灵魂的异端。宋理学更是堂而皇之地将“异端”直指为佛教,难道孔子在世时便知道佛教会传入中国,而预留一条语录来打击“竞争对手”吗?
按以上解释,孔子就是一个大张旗鼓地鼓励统治阶级清肃意识形态的狭隘小人了,他还有什么资格成为圣人呢?而且主张打击新鲜事物和异己分子,不是“斯害也已”,而是斯害也起!不能容纳不同意见和新鲜事物,社会还怎么进步?“君子和而不同”又从何说起?可见对这句话的错误解读,会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
攻者,可以是攻击的意思,也可以解释为攻考、探究、掌握。异端者,事物不同的方面。所以我的解释是:
孔子说:“凡事从不同的方面多加攻考,危害就可以消除了!”
这样我们就知道,“异端”在孔子那个时代,还没有变迁到今天“异己分子”的意思,而是指事物的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就象“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本意是“恪尽职守、慎终如始”,而后来却演变为“消极敷衍、不负责任”一样。这都是由于几千年来语义变迁的结果,非其本意。所以本章的“异端”是“不同视角”的意思,与上下文一样是讲述从政者应具备的品德和素质。
常言道:“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对“实”也要作不同方面的考察,避免被表象所迷惑。比如感冒有寒、热两种,而症状相似,有经验的中医,能从天气的情况,病人所处的环境等,找到正确的病因而对症下药。中医“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就是“攻乎异端,其害也已”的高超运用。政治行为也是一样,一项决策出台,须从正反两个方面去考察它给百姓的影响。世间的万事万物,都存在相互依存、消长、对立而又统一的两面,高明的政治家深谙轻重缓急之道,懂得权衡各种矛盾,使各项政策的执行均不温不火,稳步协调。
从这一章开始,将为政的基本素质与实践相结合,来探讨从政的基本规律。
『17』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孔子说:“由啊,我所教的你明白了吗?知道的是知道的,不知道的是不知道的,这就是智慧啊。”
由,姓仲名由,字子路。生于公元前542年,是孔子年龄最大的弟子,长期追随孔子,以脾气急噪、好勇斗胜出名,在军事方面有一定的专长。
从政者应该具备实事求是的品德,不能妄自尊大、不懂装懂。毛泽东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即便调查了,也只能就调查清楚的部分发言,千万不能想当然。国家一项政策的出台,牵涉到万民的利益,所以实事求是的品德极重要。###总理曾说:中国的一件小事,如果用十三亿人口来算,就会变成一件大事,所以必须慎重处理。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2)
“攻乎异端”是对事物发展动向的考察,“知之为知之”是对决策者自身实事求是品德的考察,正好是主、客观的两面。中国近二十年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与两千多年前的孔夫子不谋而合,而孔子更将“实事求是”的品德具述为对事、对人两个方面的要求,何等睿智啊!
『18』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quē)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子张学习求取俸禄的办法。孔子说:“多听,不明白的地方先保留意见,其他有把握的也要谨慎地说,就能少犯错误。多看,太冒险的事先有所保留,其他有把握的事情也要慎重处理,就能减少后悔。说话少犯错,做事少后悔,官位俸禄就在其中了。”
子张,孔子的学生。姓颛(zhuān)孙名师,字子张,生于公元前503年,比孔子小48岁。干禄,干是求的意思。禄,即古代官吏的俸禄。
这里承接上文,强调实事求是品德在工作和生活中的运用效果。“阙疑”就是不纠缠“姓资姓社”的问题;“阙殆”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言寡尤,行寡悔”指实事求是带来的真实利益。
说起慎言,我们就想起有些爱发言的人,开始的时候说“我简单讲一点”,结果那一点说了一个小时,最后还“补充一点”,又花掉半个小时,听得人云山雾海,全不着调。言多必失,话不在多,而在清晰精练,官员们对下属布置工作,也宜清晰明了,话说多了反易弄巧成拙。
『19』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鲁哀公问:“怎样做才能让老百姓信服?”孔子回答说:“提拔正直的人,罢黜心术不正的人,老百姓就会拥护。反之,提拔那些心术不正的人,罢黜正直的人,就无法让老百姓信服。”
哀公姓姬名蒋,哀是其谥号,鲁国国君,公元前494—前468年在位。“孔子对曰”有人理解为是孔子在国君问政时表示尊敬的用语。后来季康子问政也用“孔子对曰”,便有人以此认定上半部《论语》的编辑出自孔子一传弟子,下半部则出自再传弟子。可在孟懿子问孝一章。孔子自己说:“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可见,“对曰”未必是对国君的尊重。实际上整部《论语》的整体构思是十分统一的,我认为仅凭这样的几处用词就下一个风牛马不相及的结论比较儿戏。
当时的政治局面是“三家”当权,孔子似乎是针对这一局势而作答的。“举直错诸枉”指实事求是的品德在国家治理上的实际运用。《曾国藩家书》说:“爱禾者必去稗(bài),爱贤者必去邪,爱民必去害民之吏,治军必去蠹(dù)军之将,一定之理也。”提拔官员的严重性在于:提拔了君子,未必会带动一帮君子掌政;可提拔了小人,就一定会形成一帮小人相互勾结的局面。现在打击贪官污吏,往往一挖一窝,就是因为小人好结党营私的缘故。卖官案就是小人营私最露骨的表现。所以,小人最好是用来对付其他小人,用完就撤,或一脚踢上楼——调去“高而虚”的职位。


为人即为政(1)
『20』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勤,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勤。”
季康子问:“要令百姓尊敬,忠诚而又勤劳,怎样才能做到呢?”孔子说:“用庄重的心态面对大家,他们就会尊敬你。领导者具备尊老爱幼的高尚品德,百姓就会忠心于你。表扬有能力的人、树立榜样来教导百姓,他们就会勤奋努力。”
季康子,姓季孙名肥,康是他的谥号。鲁哀公时他任正卿,是当时政治上最有权势的人。“使民”指役使、管理百姓。孔子也同样针对季康子当权的实际情况,借问题对他提出善意的劝谏,让他以身作则,从政以敬、以忠、举善。
“孝慈”即尊老爱幼的意思。孝待长辈、慈待幼辈。“举善而教不能”是树立榜样,上行下化。善指善人,德能齐备者。政治工作终究要靠百姓自觉自发地向善,那么政府的工作就是为大家塑造标准、立榜样,鼓励大家向他看齐。
庄、孝慈、(举)善,都是个人的品德和修为,但也是政治任务非常重要的“德能”。通过自身的美德来感化、教育及管理百姓,而不是用权术来欺骗,便是孔子“以德治国”的核心思想。如果将政治变成云诡波谲的阴谋场,就会使政治的重心迷失在各种权谋和利益争夺之中。比如近年有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坛流行“武斗”,动不动就老拳相向。我戏称之为“疯狗效应”——居上位者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媒体各怀鬼胎欢呼叫好,普通大众又因道德沦亡而不以为耻,所以越打越不可收拾,就象刚开始有一条疯狗到处乱咬,接着个个都被感染了一样。这样的政客要把百姓带向何方?
『21』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有人对孔子说:“你怎么不从政呢?”孔子回答说:“《尚书》上说:‘孝啊,就是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把孝的思想用于政治管理,就是从政啊,还要怎样做才算从政呢?”
这里笔锋一转,直接提出什么才是“为政”?在孔子看来,为政就是“孝敬”百姓——与共产党做“人民的公仆”何其一致!所以马列主义排斥儒家、儒家排斥马列主义,都是“大水冲了龙王庙”的误会而已。佛教《梵网经》云:“一切男子皆我父,一切女子皆我母。”也是要将孝、友的品德扩充到天下人的意思。所以,为政不仅仅是当官者的事情,社会上每个人只要能孝弟忠信,明白礼义廉耻,都是为政。而那些贪官污吏,他是从“商”而不是从“政”。孔子眼中的政治,不是我们普通认为的选举啊、晋升啊,而是追溯到政治的本质:管理、化民。我们后人往往因政治的表象,而迷失了政治的终极作用,那些从政者都一味去追求时髦的政治外衣去了。
这一章的转笔,也将“为政以德”的内涵与之前讲孝、当政者的素质、实事求是的品德等内容完全结合了起来,表明政治工作的中心,便是围绕人的问题而进行的。人能孝弟,政治自然能达到“为政以德”的要求;人若是品德败坏,“为政以德”就是一句空话。


为人即为政(2)
『22』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ní),小车无軏(yuè),其何以行之哉?”
輗是古代大车车辕前面横木上的木销子。大车指的是牛车。軏是古代小车车辕前面横木上的木销子。没有輗和軏,车就不能走。
孔子说:“人没有诚信,不知道他还能做什么。好比马无足、车无轮,怎么走呢?”
白话解释“马无足、车无轮”是我自作聪明的办法,因为现代人根本没见过过去的车子,翻成白话的时候可以变通一下,读起来更顺畅。
这章与上一章是配合起来的,都是强调“为人就是为政”的观点。《老子》说:“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意思是说,真正高明的政治家,百姓只知道有他这个君主存在;其次一等的,他能让人们亲近并赞颂他;再次的,他能令人怕他;最次的,百姓常常羞辱他,拿他开涮。我们若以此考量各国的政治领袖,就会有学习心得了。
人民的拥戴是政治家的最大资本,这种拥戴来自哪里?诚信!“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君主的诚信不足,人们自然就不相信他。这与普通人相互交往的道理是一样的。李世民等君臣创造了“贞观之治”,靠的就是诚信的品质。美国总统尼克松被迫下台,是因为他在水门事件中撒了谎。政府越是开诚布公,就越能得到百姓的支持和信赖。当然,诚信、爱人是对民众和君子而言的,权术也要有,是对付心术不正的小人、墨吏的,它起辅助作用,还是《易经》阴阳相生相长的道理。
另外一点,孔子说“孝弟”即是为政,政即是德,其实也在弱化政治的权欲特征,让社会少些野心家。孔子是在告诉大家一个真相,政治说到底要靠“德”,无德而从政,“不知其可也”。
『23』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子张问:“十世以后的情况,可以预先知道吗?”孔子说:“商朝继承了夏朝的礼制,在此基础上有所删加,是可以知道的;周朝又继承商朝的礼制,在此基础上有所扬弃,也是可以知道的;将来或有继承周朝礼制和社会文化的,就算是一百世以后的情况,也是能够预先知道的。”
世,古人将30年称为一世,50年为一辈。也有把“世”解释为朝代的。
本章讲礼的变迁,却放在为政里作为全篇的结论。一是因为“为政以德”的核心是“礼”。二是“为政”的基本原则虽千秋而不变。商朝沿袭夏制,礼的具体内容有些变化,周朝又有些变化,但礼的精神是一样的,都崇尚“德”治。政治的变迁也是一样,不管是总统选举制、君主立宪制、还是集权制,它内在执政的规律都是“为政以德”,没有德,什么政治体制都行不通,抓住了“德”的中心,体制上的改革与变迁都不过是应时而需,就能预先知道了。
从政者一笔抹杀前人的功绩和经验是个大忌,既狂妄又无智慧,完全忽略了历史在延承上的内在因果关系。“其或继周者”讲的是继承周朝以礼治国、以德治国的思想,不是要我们完全沿袭古制。我们不能随便在孔子的话里加几个字,然后叫嚣着打倒孔子。“所损益”就是指有所创新和发展,不能一成不变。


为人即为政(3)
一般来讲,“儒”给人的印象是保守、卫道士。其实是大家将封建社会的印象,尤其是清政府没落时期的不好印象加在“儒”学上了。真正的儒是“人之需”,他主张延续传统中先进的东西,对不适应时代需求的加以变革。比如今天人们都穿两截的衣服,根本就不能用古人的“礼”来要求了,衣着之礼就需要有所“损益”。继承与发扬始终是文化传承的双翼,缺一不可。好古,却不迷古,既不数典忘祖,又懂得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秀之处,这才是中华文化兴盛不衰的真正原因。
『24』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孔子说:“不是你的祖先却去祭祀,是谄媚。理所当然要做的却没有做,是懦弱。”
这是典型的《论语》式的结尾,既能统领全篇,又意味深远。
“祭鬼”是祭祀祖宗,代表延续中国传统文化与礼制的意思。
“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不是你的祖宗却去祭祀就是拍马屁。比如说抛开中国的历史背景和国情,一味去照搬西方所谓的民主制度的做法,就是“谄也”。再如台湾的李登辉,爱给日本人做狗,舔别人的屁股,也是“谄也”。
“见义不为”的义包括的两个方面:继承和改革。继承的是以德治国的精神,改革的是礼的外在形式,使符合不同时代的要求和特点。这二者都是义之所在,当勇为之。
《为政第二》全篇回顾:
第1-4章,提出“为政以德”的中心:德就是“思无邪”,以礼为载体。为政以德的好处是能让民有耻且格。最后孔子以自己的修学报告来说明德、礼对人民的教化作用:既能培养人的德性,使通达天命,又能解放人性,使获得自由快乐。
第5-8章,以孝来比喻为政。孝的不同层次,就是德的不同层次:从简单的无违,到“父母唯其疾之忧”的反刍,能养,敬,和颜悦色。
第9-10章,将前两节内容粘合、对比。指出“为政以德”也是要深入其精神,并加以发挥的,与孝的几重境界一样。
第11-15章,说的是从政者的个人品德修养。包括:温故而知新。君子不器。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周而不比。学思结合。
第16-19章,谈到实际政治工作中,实事求是品德的重要性。包括“攻乎异端”的客观考察,以及自身“知之为知之”的主观品行。实事求是的表现也包括主观的“慎言谨行”,和人事决策时客观的“举直错枉”两个方面。
第20-24章,以为政者自己庄、孝慈、举善的言行美德,来带动社会风气的做法,引出“为人即为政”的观点来发挥为政以德的含义,将之扩充到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能做到孝、友,就是为政,能有信就能通行天下。以礼治国是政治的一般规律,虽百世而可知。但另一方面,对礼的具体内容需要加以革新,将继承与发扬结合起来,才是从政之“义”。
本篇主要讲述“为政以德”的基本原则,蕴涵着两条主线,一是“为政以德”,政治家的品行;一是“孝弟”,做人的品行。最后将这两条线以“孝”、“礼”的继承和发扬而统一起来,提醒大家保持对“以德治国”精神的继承和创新,才是横亘古今的治国之道,虽千秋而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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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即为政(4)
《学而第一》讲为学,《为政第二》讲为政,这两项是古代“学生”顶顶重要的事,是立身之本,立业之基。但是《论语》在阐述时,剖析得非常深刻,“为学”不是一般的读书考试,“为政”也不是一般的当官发财。孔子将做人、修德的内容纳入了为学、为政概念并充分发挥,为后面的仁道之学作了铺垫,起到“先以利钩牵,后令入佛智”的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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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二十卦(1)
《论语》为什么要按目前的篇序排列,而不是以道、仁、德等专门的论述顺序?就我的研究,与《周易》有着极大关系。《论语》目前的布局,暗合今本《周易》六十四卦之数(即后天八卦或说文王八卦的卦序)。《周易》自古为儒家重要经典,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所以《论语》按卦序编排极可能是编辑者有意为之。
从《孔子家语》等资料看,孔子晚年《易》不离身,曾多次与他们的学生讨论《周易》。但是在整部《论语》中,除了《子路第十三》篇“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援引自《周易》外,就是《述而第七》篇的“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其他各篇都没有孔子对《周易》的实质性的分析与评价。这对如此重视《周易》,将其列为学生必修课的孔子来说,实在难以解释。相反,《论语》中对《诗》、《礼》、《乐》、《书》就非常注重,对孝也是提及再三,从中我们或可了解《论语》与曾子之间隐隐约约“扯不断,理还乱”的内在关系。如果《论语》是子夏所编,这位生前就多次公开讲《易经》,即便遭同门耻笑也不理不顾的老兄,必定会将孔子学《易》的心得编录其中。
尽管《论语》重“诗、礼、乐、书”而轻“易”,但是在《论语》叙述内容的脉络和谋篇布局方面,依然露了一手编辑者的易学功底。下面我们就将《论语》二十篇与《周易》二十卦进行一个简单的对照讲解。
《学而第一》:一为乾卦。万物资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文言》曰:“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这便是“学而”要强调的中心思想,甚至把为学“仁、礼、义、事”的内容都点出来了。
《为政第二》:二为坤卦。万物资生。《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彖》曰:“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文言》曰:“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又说:“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而以上思想也与本篇“为政以德”的中心思想毫无二致。
乾坤两卦是父母卦,一阳初动为乾,象征自强不息的求学之心。两仪之谓坤,象征母德,能成其事。《系辞传》说:“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好比万事由学习开始,而成就于德能。所以真正会读《论语》的人,把为学、为政两篇贯通并实行,其他各篇可以不用读了,你在学习、工作中自然而然就能领悟到形而上的大道。
《八佾第三》:三为屯卦。天造草昧。从卦象上看,雷在水下,外静而内动,正如春秋时期的礼乐悄悄变质。水从云,雷在云下,如同大雨即将滋润宇宙,代表着莫大的机遇,正是革新创业的大好时机。所以《象》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经纶是做大事,又隐含经纬分明、秩序井然之意。而“八佾”探讨礼乐崩坏的现实及礼之本意对治理国家的重大意义,正合此卦。
《里仁第四》:四为蒙卦。蒙以养正,圣功也。蒙为水应山势,多受阻滞而水气上升为蒙,意思是不通、不清晰。《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好比我们迷惑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就应该努力培德求道,向前人学习寻求启蒙,求悟生死大道。所以“里仁”全篇是讲如何悟道、蒙以养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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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二十卦(2)
《公冶长第五》:五为需卦。须时、须正。此卦象为水在天上,云上于天,尚未成雨,所以需要观察、等待。而“公冶长”全篇讲察人之道,结尾更对冉有回鲁国出仕有所评价,希望年轻人懂得观察、等待时机,与本卦妙合。
《雍也第六》:六为讼卦。卦之所以有六爻,便是代表“进退得失存亡”。《象》曰:“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意思是说:卦象上的天和水朝着相反方向进行,即讼,各行极端。君子看见这种情况,就要懂得在谋事之初就谨慎对待。“雍也”的中庸之道,便是从“讼”的争议和分别中领悟出来的仁、智双融之道。
《述而第七》:七为师卦。《彖》曰:“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师是众、领众的意思,而七又是一个周期数,代表圣贤之道代代传承的意思。《象》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意思是说:地下(中)有水,看到这种卦象,君子应当懂得包容别人,滋养大众。“述而”篇便是讲孔子容民蓄众的师道的。
《泰伯第八》:八为比卦。比是辅佐顺从、谦虚礼下之意。卦象为地上有水,能滋生万物。所以《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我们说上善若水,厚德载物,就如此卦。德犹如滋润的土地,只有先行培德,才能孕育生机。先王看到地上有水,德能建勋,于是才建立国家,亲近诸侯。“泰伯”全篇就是劝人修德、礼让为国的。
《子罕第九》:九为小畜卦,刚中而志行,代表坚韧好学、积极上进之意。卦象上风下天,风外为柔,乾内为刚,表明这个人有坚强的毅力,能积极进取,而外表谦和,是密云无雨,蓄养实力的意思。《象》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就是叫我们志求上道,与“子罕”篇“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意思一致。
《乡党第十》:十为履卦。中正光明。十这个数字又表示完整与完美,恰逢强调实行的履卦,有知行合一而为十全十美的深意。《象》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意思是说:看到上天下泽的卦象,君子应当辨别上下尊卑等礼数,来端正老百姓的思想。“乡党”一篇,全讲孔子的行教,正是履卦最好的表达方式。
《先进第十一》:十一为泰卦。通顺交泰。《彖》曰:“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泰卦为地上天下,天地交感。以前皇后的寝宫叫“交泰殿”,就是源自泰卦。《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财通裁,意思是说:君子看到这种卦象,就应当懂得学习自然规律,帮助自然演化,帮助百姓安居乐业。而“先进”篇讲孔子朴野的礼乐演进观念,其表现出的真性情,也正是天地交感所谓的“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是孔子学天地之道而得出的礼乐演进淳朴、自然的观点。
《颜渊第十二》:十二为否卦。穷困之意。我想否卦用在颜渊身上再恰当不过了。“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卦象为天上地下,二者无干。《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意思是说:看到天地不通,君子就应该懂得安贫若素,志求道德,不要想着企图谋求富贵。“颜渊”篇劝人向颜渊学习,虽居穷巷而不改其乐,克己复礼、勤修道德,不正是此卦之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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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二十卦(3)
《子路第十三》:十三为同人卦。正通天下。上天下火的卦象,六二与九五位各得其所,各安其位,表明正位而天下通和。《彖》曰:“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象》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意思是说:君子看到天火各就其位,天下政通人和,就应该懂得发现事物之间的规律,分门别类地掌握它。“子路”一篇阐述为政的原则和规律,就如同师法天地自然,一如“同人”的卦意。
《宪问第十四》:十四为大有卦。应天而行。《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上火下天的卦象,柔得尊位是说六五爻居尊位,此象内乾表示内心坚毅,外火表示品德文明正大。外火依据内天来运行,如同太阳一样大有。《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竭恶扬善,顺天休命。”意思是说:君子看到这个卦象,就应该懂得制止错误的言行,发扬优良美德去创造美好的命运。“宪问”篇紧紧扣住“克、伐、怨、欲不行焉”的主题,劝人改过迁善,即此意。
《卫灵公第十五》:十五为谦卦。谦和礼让、平易近人。《彖》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这是一段劝人培养谦虚美德的话,自古为人传扬。他说:天道如月的圆缺,总是损满益谦;地道如风吹高山,水流洼地,总是损满益谦;鬼神常常惩罚自满的人而增加谦虚人的福报;人总是喜欢谦虚而厌恶自满的人。谦虚的美德让居上位的人更加高尚,让居下位的人不可侮慢。谦卦卦象为地上山下,外平易而内高明。《象》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póu)多益寡,称物平施。”意思是说:君子看到谦卦,就应该懂得谦虚下人,对人一视同仁。按理谦卦是六爻皆吉之卦,可我们知道,“卫灵公”一篇写了孔子在陈绝粮一事,其起因是卫灵公问军事方面的事情,孔子没有答复,选择离开卫国造成的。所以“卫灵公”全篇,都是讲述孔子内心极通达高明,而外示平庸、名利不达的一面,至高明而道中庸,这就是事人时“谦”的美德。
《季氏第十六》:十六为豫卦。天时地利人和。《彖》曰:“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师乎?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tè),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豫卦为上雷下地,一个阳爻统领五个阴爻,表明弱者服从强者之象。地为顺,雷为动,地应雷感,是天地的规律,所以行军打仗会顺利。但是我们应该注意:雷为声,雷后有雨,能润万物,使大地出现蓬勃生机。所以豫卦的意义是顺应天时地利,行军建国都很顺利。《象》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意思是说:看到大地响春雷,先王便作礼乐、修德以祭祀天地和祖先,表示感恩。因为这是上天普润大地万物的卦象,所以先王表示对上天和祖先的尊敬。我们看“季氏”一篇,季氏用武力而伐颛臾,与地应雷感、普润万物显然不同,他不符合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势。所以孔子提出“以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的观点,反对穷兵黩武的行为。接着本篇又阐述如何辨别善恶以进德,使自己“立于礼”的观点,可以说“季氏”一篇是对本卦内涵的深刻揭示。


《论语》二十卦(4)
《阳货第十七》:十七为随卦。随遇而安。《彖》曰:“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随之时义大矣哉!”随卦为上泽下雷,泽为柔,雷为刚,外柔而内刚,刚被柔所克。此震(雷)可作木解,如同小船顺水势而流,所以叫随卦。《象》曰:“泽中有雷,随。君子以向晦入宴息。”意思是说:君子看到随的卦象,就要懂得晚上便睡觉的自然作息规律。晚上休息是举个例子,意思是劝人随顺天命行事,不要勉力为之。“阳货”一篇是通过阳货的反面教材,叫我们懂得“性相近,习相远”的规律。教化如水,为柔,人的习性如舟,为刚,习性会随礼乐的教导而渐渐改变。所以人应该切实学习仁道,随顺教化,不要巧言令色、妄作妄为。
《微子第十八》:十八为蛊卦。为人民服务之意。《彖》曰:“蛊,刚上而柔下,巽而止,蛊。蛊,元亨而天下治也。”蛊卦为山上风下,外有为而内无为。也可理解为物腐虫生、不进则退之意。《象》曰:“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意思是说:君子看到蛊卦,就应该努力振奋民心,加强道德建设。“微子”一篇,讲孔子与一些隐士的对话,强调孔子外有为而内心无所求的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德。如果在春秋乱世时,个个都选择隐居,那么这个时代就会彻底跨掉。所以孔子是在做“振民育德”的工作,挽救时世人心。
《子张第十九》:十九为临卦。治理教化。《彖》曰:“临,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临卦为地上泽下,地广而湖泊小,有包容中正之意。同时泽为少女,坤为母,有少女从母之象,是循序渐进之意。地水相互滋润而生机勃发,泽初九、九二爻的阳气见长,所以说刚浸而长。《象》曰:“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意思是说:看到湖泊上有一片广袤土地的卦象,君子就要想到不断教化百姓,并且包容和保护他们。“子张”篇就是讲孔子的圣贤教化在弟子中的传承,儒家思想渐渐扩大了影响,这是百姓之福,大亨以正,乃天地之道也。
《尧曰第二十》:二十为观卦。综观遍览。《彖》曰:“大观在上,顺而巽(xùn),中正以观天下。观,盥(guàn)而不荐,有孚颙(yóng)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观卦为风上地下,如大风掠过地面,综观遍览,无有遗漏。六二爻与九五爻各得其位,秩序井然,所以说“中正以观天下”。“盥而不荐,有孚颙若”是说祭祀时已经用酒洒在地上敬献神灵了,但是还没有摆上祭品,所以昂头仰望。这个观是居上者敬对祖先神灵来感化民众的意思。圣人懂得通过祭祀神灵与祖先,来使百姓信服。《象》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意思是说:风行地上,吹拂万物,观察入微。先王从这样的卦象而领悟巡视邦国,体察民情,及建立广泛教化的重要性。“尧曰”一篇是整部《论语》的高度总结,正如风行大地,最后提出尧至周武,乃至《论语》最核心的内容,方便大家理解和实施教化。
通过上面的分析和对比,我们可以大胆地下个结论:《论语》篇序与《周易》卦序妙合,绝不是偶然的,因为篇篇贴切精到,义理皆如《象》(指卦象,一般说的大象,小象指爻象)、《彖》、《文言》,而这些部分恰恰是谈面临不同境遇时,如何修行个人品德来应对的,讲的是内求于己之功,与孔子之道相通。所以,《论语》中谈诗谈礼,布局各篇又潜藏易理,实在是妙到毫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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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二十卦(5)
若有读者对此感兴趣,可自行将《周易》与《论语》合参,尤其是周易“十翼”的内容应详加阅览,便会有更多心得,也可从另一侧面感受“十翼”与孔子一贯主张之间的内在联系。现代有学者考证《象》(大象)为文王、周公所作。但今观《论语》编排内容与大象之吻合,颇可说明大象乃出自孔子。而爻象(小象)皆用以解释爻辞,并与爻辞重复较多,《左传·昭公二年》所载之《易象》或应指爻象。
编者修《论语》,即便他不精于《易》,也万难舍弃孔子“十翼”之文化巨献,因而据孔子演《易》“德”而演《论语》。其实,《易经》若不是经过孔子的研究和阐述,它不可能由原先的卜筮之书转变为哲学巨作,也不可能成为儒家的重要经典而得以广泛流传。另外,中国的《易经》和儒家思想是一个传承的系统,同时又与《黄帝内经》和后来的道家学说有直接的传承关系。所以从源头上看,《易经》才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她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哲学圣典,一部真正的“道”书,不光是占卜那么简单的。
如要论证“十翼”所述观点出自孔子,则是另一专门课题,此处不再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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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篇布局(1)
《论语》整书是非常典型的“凤头、猪肚、豹子尾”的写作方式。
《学而第一》为凤头,笔墨铺陈,奥义深潜,是《论语》的总纲,提出学习利益时代、影响他人、提升自己的三大原则,学习的内容则包括知言、知礼、知天命的等三大内容。
接着用十八篇的篇幅,具体阐述孔子的天命、礼、君子的学问,即道、德、仁的学问。第二至九篇都是讲一些原则性的观点,而第十一至十九篇则分别对上半部的篇章进行补充,由内明引申出为政、礼乐的外用之学,内容丰富,气势磅礴。
最后以《尧曰第二十》作为《论语》的总结,强调仁、德之学的传承,点出知天命、知礼、知言的三大重点。如同演乐,余音绕梁,让人回味无穷。
我们知道《论语》各篇排列与《周易》卦序有密切关系,就可参考《周易·序卦传》来理出《论语》叙述上的前后脉络。《周易·序卦传》中说: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也,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
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有大而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随,故受之以随。以喜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蛊。蛊者,事也。有事而后可大,故受之以临。临者,大也。物大然后可观,故受之以观。
参考上文,我们来大致给《论语》二十篇叙述一个脉络:
一元乾动是“为学”,有了自强不息之心,就是万物的开始。为学而能起用,便是坤卦,乃成物成事之德。所以第二篇讲“为政”以德。有天地,而万物滋长,是屯卦,事相刚长则需礼仪。“八佾”篇便是讲礼用的根本。物蓬勃生长而蒙,让我们迷失方向。“里仁”篇便是指点迷津,叫我们在为人处世、纷繁芜杂中保持清净道心。但是明白道心之后还是很“稚嫩”的,得不到妙用,还需要在知人、察物中长养“保任”,便是需卦。“公冶长”篇便是讲识人之智,和如何判断时势的。智慧之用必生分别,便是讼卦。“雍也”篇便是诉讼之中仁、智融合的中庸之道。有分别而众起,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是师卦。“述而”一篇主讲孔子“有教无类”的师道,以此消弭分别知见,一概引入圣善之道。有众就有比,比卦的比是谦虚、谦让的意思,告诉我们与众相处的秘诀:即“泰伯”篇的礼让为国,以德领众。礼让谦下必定德孚众望,自己能积聚能量,厚积勃发,便是小畜卦。这也是“子罕”篇强调的志求于道而不辍的中心思想。有蓄养便有礼,落实在言行上,就是履卦。“乡党”篇就是讲孔子在生活、工作中如何落实礼的。
生活中能言行以礼,自然心安理得,问心无愧,就是泰卦。“先进”篇就是表现孔子生活中嬉笑怒骂的朴野之性的。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安泰,泰极则否来,否卦就如颜渊一样“屡空”,无米下锅。“颜渊”篇就是讲如何身处困境而能安仁乐道的美德。一个人也不可能倒霉一辈子,穷则思变,有所作为,就是同人卦。通过发现事物规律而发奋,“子路”篇就是讲为政的规律和原则。符合了事物的发展规律,物必归善,就是大有卦。大有为果,大有之因就是“宪问”篇的克己复礼、改恶向善。大有不能骄傲,便是谦卦。谦卦是告诉我们有所为有所不为,正如“卫灵公”篇孔子的事人之道,一视同仁,穷而不滥。大而能谦必豫,就是豫卦,又富有、又有谦德,那么行军打仗都没有问题了。“季氏”篇就是告诉我们征伐需要以“大有+谦”卦的基础才行。豫为正通天下,就必定有所随,就是随卦。随为向善、光明正大,所以“阳货”篇告诉我们“性相近,习相远”的道理,劝我们切实履行善德。常随人向善必定有事情做,就是蛊卦。“微子”一篇就是讲孔子心隐而身不隐的美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然名望大盛,就是临卦。“子张”篇就是讲儒家思想如何万代传承的。大才要观,象飞机航拍一个大的景观一样。“尧曰”篇最后综观《论语》,提出中心要点,如同最后给《论语》一组航拍镜头,让你有整体印象。


谋篇布局(2)
以上便是《论语》各篇在前后组织上的串讲,整部《论语》可谓一气呵成、气势恢弘,不但每篇是绝妙严密、情理交融的华彩文章,而且每篇之间丝丝互扣、相辅相成,将仁道之义、修学之法、外用之理形成一个完美的系统。儒家学说的精妙之处,竟至于斯!
现将《论语》二十篇之内容大要简述如图表一:
(图表一:《论语》框架图)
从图表一可知,上、下部《论语》的结合,表面看虽篇章杂排,而自有其脉络因由,错落而有致,于修心修行处看,天衣无缝,精彩绝伦。但是就现今的读者来说,一者对《周易》缺乏了解,二来对心性之学也缺乏体验,所以难以捉摸孔子“一以贯之”之道的具体内涵,也容易迷失在“易数”的脉络当中,因此后学再以“燕鹊图”展示各篇内容的彼此关联,将《论语》的核心思想分门别类予以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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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鹊图(1)
《论语》二十篇的内在关系、行文理路脉络如“燕鹊图”(图表二)所示。
(图表二:燕鹊图)
如燕鹊图所示,《论语》实际包含三大块内容,即:道、仁、德。孔子的教育思想便是道仁德一体的,也可将它看成单独成章的内容。
道:即是道、性、天命。讲人如何提升道德素养,通达天命。在《里仁第四》中有集中论述,《颜渊第十二》作了重要补充。这是《论语》的灵魂所在,其他各篇将道分为仁、德等内容分别加以深入分析和说明。
仁:即为政与个人仁德修养的关系,阐述如何将内修之学以外用。《子罕第九》主要探讨仁,其他如《为政第二》、《子路第十三》、《雍也第六》、《宪问第十四》、《阳货第十七》各篇都有涉猎仁的内容。仁的外用主要指为政的部分。
德:即诗、礼、乐与个人道德品德修养的关系,阐述礼的重要作用。《泰伯第八》主要探讨德,其他如《八佾第三》、《先进第十一》、《公冶长第五》、《卫灵公第十五》、《季氏第十六》各篇都有涉猎德的内容。德的外用主要指诗、礼、乐的部分。
教:则融合道、仁、德为一体的教育、传承,并相应保留一些资料内容。《述而第七》主要探讨孔子的教育思想。《子张第十九》是一个重要补充。其他如《乡党第十》、《微子第十八》都是强调孔子行履身教的部分。
以上四块内容,都是以“道”一以贯之的。其他各篇均两两相对,互为补充。如《八佾第三》讲礼的本意,《先进第十一》讲礼乐演化贵在“朴野”,二者相互发挥,互为补充。《里仁第四》讲里仁悟道的原则,而《颜渊第十二》讲里仁的纲目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互为承辅。同样《为政第二》讲“为政以德”的原则,而《子路第十三》则讲为政的纲目原则,二篇互补。再如《乡党第十》讲“礼”、德的落实,而《微子第十八》讲“政”、仁的落实,均是研究资料性质的内容。其他各章两两互动,不再一一点明,请读者自行思维,便能深有感悟。
由道而至外用之学,便是智慧的发挥。德与智慧的结合,表现在诗、礼、乐上,其基础在知人。仁与智慧的结合,表现在为政方面,其基础是中庸。
道、仁、德和智慧的关系如图表三所示:
(图表三:显智图)
由图表三我们可以看出,“智”的内容虽然在《论语》中没有专门列出章节来讨论,但它贯穿于仁、德的讨论当中,是极其重要的儒家思想的组成部分,这一点是之前《论语》注释普遍没有注意到的。实际上,心性的学问追究到底,都是智慧的成就。例如佛教中的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bō rě])修行的目标是“波罗密”,即“智慧到彼岸”。六度都要成就智慧,否则不能算合格。儒家思想也是一样,仁也好,德也好,道也好,终究都是智慧的成就。“燕鹊图”中有智慧论述的几个篇章,便是整部《论语》的核心。拥有智慧,上可发展为礼乐、仁政的外用之学,下可避免走入季氏、阳货的歧途;内可悟道成就仁德,外可知言知人,明理达物。孔子学问的最高点,便是一个“权”字。它就代表悟道后显发出的圆满智慧,所以道一以贯之,实际就是智慧的一以贯之。


燕鹊图(2)
儒学培养的是世间所需的高级人才,不是酸得连狗都不吃的老学究,二者的区别就在于能不能领悟到“智”。比如待人以礼,需以“知人”为基础,对豪放爽朗的人,你不必拘泥礼的细节,而对谨小甚微的人,就需要照顾自己的言行别冒犯他“敏感”的神经。同样,对学生、老师、亲人,都需根据各人的不同特点,确定自己与他交往的方式。在为政方面,如果不懂得权衡、中庸,面对复杂的现实政治生活,则寸步难行。其他如“孝”的智慧、“忠”的智慧、“隐”的智慧,在《论语》中随处可见。只要我们细心观察就会发现,《论语》的条条目目,无不关乎智慧,无不体现了“权”的圆融无碍的妙用。
我们再回到《学而第一》篇首章:“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如果对照燕鹊图,看整部《论语》的结构,就知道:
“学而时习之”是讲仁的外用,如何兴仁政的内容,即以天命之学影响时代。
“有朋自远方来”是强调礼乐的教化作用,即以天命之学影响他人。
“人不知而不愠”是指个人品德的成就,即以天命之学来成就自己的德行。
以上三条,都以知天命为基础,以“道”一以贯之。此处将天命之学一分为道、德、仁三线发展。
我们再回到《尧曰第二十》篇最末一章:“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知天命为悟道,孔子之学才能豁然贯通。
知礼为悟道的纲目,克己复礼而后能天下归仁,所以不知礼便不能知天命之道。
知言是知礼之基础,不知言,即不知人心所向,不能准确贯彻礼的内涵,所以不知言就无从克己复礼。
由此明白知言、知礼、知天命本是环环互扣,无法析分而打成几截的,仁、德、道复收归于一。
如此再读《论语》首章——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是孔子跑题吗?是孔子说了三件风牛马不相及的“三乐”吗?整部《论语》都见不到第二例!所以它真正的解释应为:“学习要利益时代、利益他人、利益自己。”整段话就是说一个完整的意思,这既与“为学”的首篇中心思想呼应,更与整部《论语》的精神呼应,何其重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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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野孩子”疑云(1)
通读《论语》可以发现:它构思完整、说理严谨,前后呼应、一气呵成,绝不是孔子语录的简单排列。杨伯俊在《论语译注·导言》中对“论语”的命名有两点结论:一是“论语”的“论”,是“论纂”的意思,“论语”的“语”是“语言”的意思,“论语”就是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论纂”起来的意思;二是“论语”的名字是当时就有的,不是后来别人给它的。钱穆在《论语新解》中也认为:《论语》的“论”,是讨论编次;《论语》的“语”,是“谈说”的意思,同于《国语》、《家语》一类。然哉斯言,壮哉斯言!命名便已点出《论语》的要点,不仅在“语”,更在其“论”!也就是说:如果不抓住《论语》各篇篇旨的编辑思路及各章的编辑脉络,是无法领会到真正的孔子思想及其体系的。但后人恰恰是对这个摆在“语”前的开明宗义的“论”字,视而不见,习惯性地断章取义,凭那零碎的片言只语去臆测《论语》之宏深,岂不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么!
既然《论语》的灵魂在“论”,那么,它究竟是怎样编辑出来的呢?
今天我们看到的《论语》其实并非它的原貌。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论语》遭到毁灭性的对待,直到西汉时期才发现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论语》本子,包括: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根据《鲁论语》删除了《齐论语》的“知道”、“问王”两篇,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作《论语注》,是为今本《论语》。《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
那么,今本《论语》是不是与《论语》原貌相差迥异呢?答案是否定的。
《古论语》得自孔子住宅夹壁之中,发现时间较早,又是文字的流传,较口头流传有更高的准确性,同时发现的还有古文的《尚书》、《礼记》、《孝经》等几十篇古籍佚文,史有注载(见《汉书·艺文志》)。《古论语》包括21篇,比《鲁论语》多出“子张问”一篇,相当于将今本《论语·尧曰第二十》篇子张问政的内容单独成篇。另外,《古论语》与《鲁论语》有400字左右的异字,篇序也有所不同。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古论语》用的是古文字(战国时通行于六国的文字);另一方面可能是《鲁论语》在流传过程中有误抄。传抄而形成的版本差异在古代十分普遍。比如《老子》一般都认为是老子手著,可后世依然出现各种异字、异读版本,便是在传抄过程中造成的。三种版本的《论语》中,应该肯定的是,《古论语》与《鲁论语》的内容基本是一致的。而《齐论语》除多出“知道”、“问王”两篇外,各篇内容、行文异字、篇序也颇不同于《鲁论语》。何晏在《论语集解叙》中说:“《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二十篇章句颇多于《鲁论》。”
如果我们抛开齐、鲁口语差异而造成的行文异字(秦始皇时才统一文字,之前各国文字不同、方言各异),抛开“口头版”因口述人记忆方式不同造成的篇次不同的影响。那么,三个版本的《论语》可能都源自一个基础原型,它是有一定的谋篇布局和大致架构的,就象《红楼梦》的创作一样——作者“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它的具体内容和细节在不同时期会有所不同。我们在通读《论语》之后确实可以感觉到:《论语》的编辑乃是宏篇巨构,必定要经过长时间的反复雕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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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野孩子”疑云(2)
今本《论语》的内容、篇次更近于孔子故里流传的《鲁论语》和古文字版的《古论语》,应该说这二者会更接近《论语》的原貌。同时,今本《论语》还包括了一部分《齐论语》多出的内容,使今本《论语》既保持其真味,不影响编辑者的整体意图,而内容又更加丰富(一般古人治经籍,皆以宁增毋减为原则)。张禹、郑玄治学的态度应该是非常严谨、严肃的,我们完全可以将今本《论语》当成是《论语》的原本来读。今本《论语》流行后,《齐论语》、《古论语》皆不传矣,想必是此二版本较通行本《论语》已无多大差别,传世价值已经不大了,因此渐渐无人去另外讲承。
那么,《论语》的编辑究竟是出自何人之手呢?
《汉子·艺文志》刘歆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撰,故谓之《论语》”;《孟子题辞》赵岐说:“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都肯定《论语》是由孔子弟子编纂、结集。汉代学者中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论语》的结集是由某位或几位弟子所为。如郑玄说:“仲弓、子夏等所撰定”(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引,该书《论语音义》又称:“郑玄云:仲弓、子游、子夏等撰”);《论语崇爵谶》说:“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事素王”;《文选·辩命论》注引《傅子》:“昔仲尼既殁,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可见,一般都认为《论语》成书较早,为孔门弟子所编撰。可我却有以下疑问:
其一,如果《论语》是七十子所共同编撰,那就应该是孔门大事,缘何未见其他史料记载?在孔子弟子的论述中几乎未见援引?我们深入了解《论语》,知道它不是简单的语录堆砌,必定花费了大量心血,何以当世《论语》的流传又如此低调?又以众人的挑剔眼光,怎容得有若、冉求、闵子骞时而称子、时而不称子的错误?
其二,如果《论语》乃仲弓、子夏或子游所编撰,那他们三人在《论语》中何不称“子”?以子夏懂得“炒作”的性格(在西河讲学,名声大噪,被世人称为孔子二世,他却不避嫌,为此曾子还批评过他),他授课什么内容都讲,为何独不授《论语》?子夏后来启发了法家,想必能逃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而《论语》又为何会遭难?从《论语》的内容看,非常偏重于道、德,即便阐述为政的内容,都以道、德心性之学为基础,子夏被孔子认为文学有特长,不是道德方面的典范。德行突出者包括“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颜渊、冉伯牛去世较早,如果《论语》是仲弓、闵子骞编辑,同样的道理是:他们何不被尊称为子?他们的语录何其少也?他们竟没有在《子张第十九》篇出现?
那么,《论语》真是凭空冒出来的野孩子吗?后学以为,我们忽视了同样是德行突出,而行为低调的曾子。
通篇解读之后我们知道,《论语》全篇布局井然,篇篇说理通透,构思绝妙,各篇之间相互配合,是一整体,定是智慧高明之人的构思,而绝不会是多人简单凑合而成。《论语》全书义理道见隐含着强烈的曾子特色:崇礼,以礼为纲;务实,强调实行践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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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野孩子”疑云(3)
《学而第一》末后几章都讲“礼”对学习的重要作用,礼是学习的重要内容;
《为政第二》以四条“孝”的语录比喻为政以德的四个阶段;
《八佾第三》全篇探讨礼的本意,礼用的原则;
《里仁第四》以“孝”的四条语录阐述曾子提出的“忠恕”的深刻内涵;
《泰伯第八》有曾子的四条语录,强调以礼修身的内容;
《乡党第十》以孔子的言行表达孔子在工作生活中礼的行履;
《先进第十一》全篇讨论“礼”的演进应注重情、性的“朴野”;
《颜渊第十二》全篇贯穿“礼”对里仁的纲目性作用;
《季氏第十六》强调学习“礼”才能避免误入歧途;
《阳货第十七》强调礼乐学习应避免“巧言令色”而成伪君子;
《微子第十八》其实也是讲礼,行履、行愿。
综上可知,整部《论语》都隐含着强烈的曾子风格,贯穿着重礼、重行证的精神内涵——克己复礼、忠恕。所以,《论语》以曾子主导编辑而成的可能性最大。另外,我们还应注意以下事实:
其一,《论语》中对子张、子夏在不少地方都隐有批评的用意。相反,对颜渊、曾子等人,评价都非常正面。子夏索居于魏,讲学河西,有较大影响,若其整理《论语》,世必有载。而曾子的为人就比较低调,与《论语》的“低调”一致。
其二,曾子是孔子最年轻的弟子之一,又是在“一以贯之”之道上获得过孔子印证的人,这符合曾子在《论语》中出现的场合、身份、时间、重要性等等事实。《论语》中,曾参自始至终尊称“曾子”,曾子的语录也很多,而且非常重要。如《里仁第四》中曾子将孔子一以贯之之道,阐述为“忠恕”之门径,而忠恕(克己复礼)二字便是《论语》证道修学的核心纲领。《泰伯第八》篇还收录了几条曾子临死前的语录,也在时间上证明了曾子的弟子最后完成《论语》的可能性。因为曾子去世时,孔子一传弟子还能活着的实在是极其少了。《子张第十九》篇意在保存孔子死后各弟子教学、传承的资料,曾子的语录是压轴位置,子贡殿后却意在借子贡之口赞颂孔子(因子贡在《论语》中并不称“子”)。可见在编辑者眼里,曾子的地位超然,仅次于孔子。此篇不见有子、仲弓、闵子骞的语录列在其中。再者曾子一直生活在鲁国,也方便他进行《论语》的编辑工作。
其三,有子因言谈貌似孔子,一度被子张、子夏、子游等人拥立为师。《孟子·滕文公上》载:
昔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hào)乎不可尚已。”
“强曾子”则表明,曾子当时(年仅二十七岁)声誉日隆,逐渐获得弟子们的爱戴,是不是其他年纪大的弟子不愿意称非常年轻的曾子为师?又或者曾子之“鲁”是象金庸那样口才不佳,所以其他弟子才欲以有子“强曾子”?在拥有若为师的事件中,曾子能冒着得罪有若,及子夏、子张、子游等其他弟子的危险,力阻其事,其中原因何在?就我个人的猜想,曾子尊师、不想有若与师并尊而辱师圣名是其一;其二,若己无道,而使弟子尊之,外示圣人之状,君子不为也。元音老人在谈到宗门法卷传法时也是感慨连连:禅宗某些法脉,也不管弟子有没有悟道,只在老和尚死后,将弟子之一写入法卷,称后一祖,对禅宗的弘扬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有道法自宏,“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圣人、师尊之名,可不是几个弟子拥立就能做到的,而是需要真才实学、悟道立德才行的。后来有若遭弟子“起哄”,便是才德不够的原因。


《论语》“野孩子”疑云(4)
《礼记·檀弓下》有一段曾子、有子关于“晏子知礼”的讨论,反映了他们二人对于礼的不同理解:
曾子曰:“晏子可谓知礼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注意,《礼记》中曾子称“子”,有若则不称“子”)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车一乘,及墓而反。国君七个,遣车七乘,大夫五个,遣车五乘,晏子焉知礼?”曾子曰:“国无道,君子耻盈礼焉。国奢,则示之以俭,国俭,则示之以礼。”
在曾子看来,礼最为重要的是内在的存心,而具体的礼仪形式则可以随不同情况而有所变化,晏子行礼时心存恭敬,所以他是知礼的。有子的看法则不同,他非常重视礼的外在形式,将遵守“国君七个,遣车七乘,大夫五个,遣车五乘”等的规定视为礼,而晏子违背了这些规定,因此认为他不知礼。
我们回顾《八佾第三》、《先进第十一》及《论语》其他篇章对礼的阐述,无疑是强调礼贵在用心,而不必拘于形式的观点。这就说明:曾子的观点与《论语》所表现出来的观点一致。而整篇《论语》“忠恕”、“克己复礼”的纲目都是“礼”。所以曾子之好礼,确实是抓住了孔子心性之学的关键,若非悟道之人,绝无此等智慧。
其四,在孔子的一传弟子中,曾子虽然是最年轻的弟子之一,但我们在很多资料中却发现他曾直言呵责其他的一传弟子,而呵责之后,那些弟子还都心服口服。比如曾子呵斥子夏为儿子去世而失明、及令世人误以为他就是孔子等行为“不懂礼”,见《礼记·檀弓上》:
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曰:“吾闻之也,朋友丧明则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无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无罪也?吾与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尔罪一也;丧尔亲,使民未有闻焉,尔罪二也;丧尔子,丧尔明,尔罪三也。而曰女何无罪与!”子夏投其杖(子夏年纪比曾子稍大,丧子之时已是晚年)而拜曰:“吾过矣!吾过矣!吾离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这一段除了表明曾子的德行、威望,连子夏都心服之外,更说明子夏离群索居,极少与其他弟子交往,他何从得到众多孔子语录而修《论语》?此外,曾子还曾呵斥立有子为师一事,评价子张“未仁”,还批评过子思说话太冲等等,其“温而厉”的师长特征非常明显。以他如此年轻的身份,何以拥有这么高的威望?相必是和他的道德学问有关,也可能与他一生精心整理孔子学说而获得其他弟子的尊敬有关。
其五,从各篇顺序与孔子《周易·序卦传》内容的吻合上看,《论语》编辑者曾仔细研究过孔子以《周易》论证道、德的内容,但《论语》内文谈诗谈礼谈乐,却刻意回避谈《周易》,可见此编辑者不是《周易》的正传,于《易》不精,而曾子也颇符合这一特点。
其六,从已知的史料看,曾子死于公元前436年,《礼记·坊记》中子思曾引用“《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子思子死于公元前402年,所以《论语》成书当不早于公元前436年,不晚于公元前402年,此时间点与曾子主导编辑《论语》并不矛盾。例如《孟子》一书,便是以孟子手著为主,其弟子在孟子死后再续加部分内容编辑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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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野孩子”疑云(5)
其七,如果《论语》是出自曾子,那么,为什么《论语》对有若、冉求有的语录称“子”,有的语录又不称“子”?另外为什么出现直称名字的“宪”、“牢”?
我的回答是,孔子死后,曾子看到孔门弟子分裂离散的现实,孔子学说随时面临消亡失传的危险。以他的性格为人,悟道之后根本不会醉心当“教主”,也不会想与孔子并尊。所以他一方面反对强立学识不够的有若为师,另一方面将自己全付精力用于孔子学术精华的整理。事实上,当时也只有威望强过有若的曾子有这个能力和威信去整理孔子的学说。要整理孔子的学说,则必需搜集素材,就象现在心中心法的弟子正四处向人征集元音老人生前的生活小事一样,所以《论语》各章内容均从各弟子处得来。如果是有若的弟子提供的语录,则尊有若为“有子”。如果语录是从冉求的下属处得来,便极可能称冉求为“冉子”,以尊其大夫之职。“闵子”之称可能是后人传抄时漏写了“骞”字,也有可能该语录是由闵子骞的弟子所提供。其他称“闵子骞”内容的语录,可能是闵子骞本人提供的,所以他谦虚地直称自己的字。季康子问政的几章内容,如果是从冉求等处得来,很可能就用“孔子对曰”,以示对“老板”的敬意。若是从曾子等不在季康子那里从政的弟子处得来,则用“子曰”,没拍季康子的马屁。所以,在季康子身上出现“子曰”和“孔子对曰”的不同,概属无心为之的巧合。另外,“宪问”、“牢曰”的语录可能是由原宪、牢两人提供,他们或因归隐山林而很谦虚地直称自己的字。这些语录收集来之后,曾子尽量保持了原貌,没有在称呼上进行修改,所以才出现现在《论语》中称呼、个别用词不一的现象。
另外,我大胆预测曾子只发起过一次大规模的素材搜集,其时间应在有若被立为师之后,子夏等人立派之前,此后再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搜集。因为后来立派的子张、子夏、子游等,均未有称“子”的语录,而《子张第十九》篇各家语录,应是曾子自己在编辑过程中零星收集而来,对各家均不称子。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曾子的语录在时间上涵盖较长(他自己的语录随时可以收录),而其他弟子的语录(除了《子张第十九》篇外)基本都是孔子生前时的,有极少几条是有子被立为师时期的,其他则无矣。
所以,《论语》全篇都隐含着强烈的曾子色彩,只是一般人都按章去读《论语》,难以发现曾子的整体观而已。我相信《论语》是在曾子的直接领导下,由其弟子最后整理而成的。《论语》极可能凝聚了曾子一生的心血,其编辑过程起码历时几十年,几经精雕细琢,臻至完美。《论语》的弘传则在曾子死后不久,其弟子不敢再进行大幅度的增删,而开始流传于世。曾子在整理的过程中,一方面尊重孔子学说的原汁原味,可使各弟子生起信心,另一方面经由自己的悟道体验,提领出孔子学说的重点及纲目,方便大家修学实证。所以《论语》表面看并无一字直接表露曾子自己的道见,却在全篇布局和各篇章节的逻辑、义理上,和盘托出他的心得智慧,以帮助和影响其他弟子正道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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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思无师自通?(1)
那么,《论语》是不是曾子独力完成的呢?而那个最后定稿的曾子弟子又会是谁?我给出的答案是子思。
对于子思的师门问题,近代康有为等人认为子思、孟子师出子游,原因是《荀子·非十二子》中,荀子批驳了思孟学派,并将其与子游相联系:
略法先王而不知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mào 愚昧)儒,嚾嚾(huàn)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这段文字是批评子思造说而附于孔子之口,文中将子游与仲尼并列,只可说明子游在孔子死后,是影响力比较大的一个支派而已,并不能说明子思和孟子就是师出子游。而且,孟子生卒时间与子思生卒时间没有重叠,孟子并非子思的亲传弟子。所以“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不能说明孟子是子思的弟子,“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也并非指出子思师出子游,此结论乃康有为随意臆测得出,不可征信。康有为之所以架构出“孔子—子游—子思—孟子”的道统,是想借“子游”道统的权威性诉求他提出的维新政略的权威性,是出于提高“大同”、“小康”学说理论地位的需要。
现代学者从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和郭店楚简出土的早期儒家言论看,都认同子思的思想受《论语》影响很深。比如子思学说注重情、性的特点,与《先进第十一》篇讲孔子的喜、怒、哀、乐、弹、赞、爱几乎一致,其他如中庸、天命的观点,都难逃《论语》的影子。而且,近代有学者考证《大学》作自子思,我深以为然。
《大学》中有“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一句,若作者是曾子本人,似不可能将自己的话引用为“曾子曰”,若《大学》为曾子门人所记,则文中其他非“曾子曰”的内容,就应该出自该弟子之口。
郭沂在《子思书再探讨――兼论<大学>作于子思》一文中提到“明代丰坊曾说家藏魏三字石经《大学》榻本,有虞松《校刻石经表》引贾逵说:‘孔伋居于宋,惧先圣之学不明,而帝王之道坠,故作《大学》以经之,《中庸》以纬之。’”我们若细读《大学》、《中庸》,确可看出二篇意趣之相通之处,比如慎独、天命、性、诚等的理解,如出一源。不少史料记载,子思作《中庸》原有47篇,《中庸》、《大学》极可能是《中庸》一书的头两篇,经纬之说并非妄谈。又据黄以周《子思子·内篇》卷一说,早在丰坊以前,“如《学斋占毕纂》、《古小学讲义》、《三经见圣编》、《樗斋漫录》等书皆以《大学》为子思作,则其说固不自坊始也。”其中,《三经见圣编》甚至认为《大学》与《中庸》原为一篇,乃《中庸》之后小半。另据冯友兰先生说:“《大学》,……王柏以为系子思作。”这说明,子思作《大学》之说,在宋明时期还是相当流行的。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述“《曾子》·一卷”时说:“是宋时原有《曾子》行世……其第一篇即《孝经》,而削去经名,别为标目,未免自我作古。第二篇即《大学》,考自宋以前有子思作《大学》之传,而无曾子作《大学》之说,归之曾子,已属疑似,又改其篇目,与前篇武断亦同。”表达了编辑者对宋人(朱熹)学术之风的鄙视。当中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宋以前从未有曾子作《大学》之说,而只有子思作《大学》之说,为什么到宋就一下子就全变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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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思无师自通?(2)
原因就出在朱熹身上。朱熹这个人曾熟读佛教经典,借佛教典籍的感悟而读儒书,颇有心得。可他为了配享孔庙、吃冷猪头,居然反脸刻意排斥佛、道,希望以此重新树立儒家思想的权威和正统地位。大家知道,佛教之所以兴盛是因为历代高僧辈出,传承不断,而儒家思想却常常“断层”,几百年才出一个圣人,在传承方面存在“短板”。人们普遍怀疑儒家思想是不是有“心法”,它还是不是一个完善的思想体系。相比佛教、道教的延绵不断,儒家思想处于下风。于是朱熹便费尽心思地构架出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道统来,以表明儒家和佛教、道教一样,是有严谨、一贯的继承线路的。那么,曾子凭什么能获得圣统呢?他的“博士论文”何在?连《孝经》都不能确定为曾子所作,岂不难令世人信服吗?所以,朱熹老先生大手一挥,便将《大学》由子思的版权变成曾子的版权了。过去人们著书立说,为的是将自己的心得智慧流传下去,没有版权概念,这就为朱熹上下其手创造了条件。
按理说,仅凭朱熹的阴阴湿湿,不足以堵住天下悠悠众口啊。可这时朱元璋适时地出现了。朱元璋登极之后,因为他的农民出身而颇觉自卑,所以他便捧出这位南宋时期的“圣贤”——朱熹,以光耀朱姓,提升他“本家”的思想品位,使其统治政权合理化。朱元璋“塑造”圣贤的方式极其简单粗暴,他规定:儒生考试一律以朱熹注的“四书”、“五经”为课本。“四书”便以官方的名义,被强行分派到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头上。朱熹的言论成为标准答案,儒生们就算知道吃的是苍蝇,为了功名富贵,也不得不吞进肚里。此后中国“八股”之风大盛,国民渐趋保守、迂腐。朱元璋、朱熹双“朱”联手(强权+劣质盗版),“朱头朱脑”地阉割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也顺便阉割了中国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能力,为“五四”运动以后中华传统文化遭受重创埋下了祸根。
今天,越来越多的学者通过《大学》、《中庸》的对比、研究、考证,渐渐形成与双“朱”较量的力量,但尚未一扫阴霾、拨云见日。可我相信,《大学》的版权最终会归还给子思的。这里,我们将《论语》的编排与《大学》(《礼记》之原本,非朱熹胡排版本)写作手法进行对比,就可发现二者异常相似。
首先《大学》的叙事逻辑清晰,义理严密,与《论语》各篇风格就非常相似。
其次,《大学》开篇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即所谓的“三纲”。其中“明德”是《论语》所述之道(克俊明德即为道体);“亲民”就是《论语》所述之仁,为道之用(非如朱熹所言亲作新,亲实为“亲仁、爱人”之意);“止于至善”就是《论语》所述清净之德,为道之相(至善不践迹,乃无相之德,只可通过诗、礼、乐的方式表现出来)。
第三,《大学》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目”。我们参照《卫灵公第十五》篇孔子的修道步骤,就可发现如出一辙。
“格物、致知”是“知及之”,意在明明德,以“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来明其“本”。格物之意就是“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指尽性知命,是止、定、静、安、虑、得的“修身为本”的求证功夫——归根复性以究己本体。本就是明德,即佛家说的开悟得“根本智”。朱熹说《大学》没有解释什么叫格物,实在可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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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思无师自通?(3)
“诚意、正心”是“仁能守之”,意在止于至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改变习气,所谓“如恶恶臭,如好好色”,“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二是达到清净本心,即正心,所谓“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
“修身、齐家”和“治国、平天下”就是“庄以莅之”、“动之以礼”,意在亲民,都讲明德的外用之学。其中修身是明明德,止于至善的结果,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代表格物之本——“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的内涵,起综前述后作用。修身做到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过是水到渠成而已,所以子思才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也恰恰是归根溯源的《尧曰第二十》篇的编辑思路之所在。
可见,《大学》的三纲即是《论语》编辑“道、仁、德”的三条主线,《大学》的八目就是《论语》内圣外王的四步曲。再看“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速,过也。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等内容,皆是《论语》一再重复、强调的重点所在。郭店楚简出土了一篇《忠信之道》,表明力主忠信是子思的重要思想内容,亦可佐证《大学》是子思所作。所以,《论语》除了隐含着强烈的曾子色彩外,同样隐含着强烈的子思色彩:除《大学》的观点和《卫灵公第十五》篇的观点相近外,还有《中庸》与《雍也第六》篇的延承关系;《性自命出》与《先进第十一》、《阳货第十七》篇的内涵融通;《唐虞之道》与《尧曰第二十》等篇的观点相近。
所以,子思很可能共同参与了《论语》的编辑,从而与曾子形成事实上的师生关系。而且,《论语》可能是在曾子死后,由子思最后完稿的!我举其他论据如下:
其一,《隋书·经籍志》引沈约说:“《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而《子思子》文章中所引“子曰”内容多不同于《论语》,对《论语》能起到补充作用。这就说明子思对《论语》的内容是非常熟悉的,甚至可以说了如指掌,否则《论语》那么多语录,子思的文章中怎么能几乎不重复呢?另外说明子思对《论语》是非常看重的,极可能是因为他花费了巨大心血与曾子一同在编辑,是他的得意之作。所以在其他文章中,子思只希望在《论语》的基础上,最大可能地将爷爷的思想保存下来,所以尽量不采用重复的语录。
当然,由子思最后完成《论语》,不等于说它就是子思独立编辑出来的。子思曾在他的其他文章中引用几句别人所不熟知的“子曰”,便遭到过其他弟子的质疑,说他是借爷爷之口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孔丛子·公仪》载:“穆公问子思曰:‘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或者以谓子之辞。’子思曰:‘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正其辞,然犹不失其意焉。其君之所疑者何?’”可见,《论语》的素材应该是来自大家认可的途径,很可能是公开的征集,而子思当时尚不具备独立编辑《论语》的条件和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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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思无师自通?(4)
其二,《礼记·坊记》为子思所作,篇中直接引用了“《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如果《论语》是由子思独自编辑的,岂不是有帮自己做广告的嫌疑?他何不直接用“子曰”?而如果子思是曾子的学生,他率先引用老师耗费巨大心血编辑而成的《论语》就非常自然了,也足见子思对《论语》的肯定和尊敬!那时《论语》尚未广泛流传,甚至连《论语》的名称都未必确定。所以,子思一直都在关注《论语》的结集,非常了解《论语》编辑的进展,了解《论语》有哪些内容。
其三,后来从孔子家中的夹壁找到《古论语》,此《论语》当是孔子后人所珍视、为日后流传而予以私藏的,也更接近是《论语》的定本。所以曾子既殁,就以孔子嫡孙、曾子门生身份的子思来最后完稿最为理所当然。面对这样一本凝聚了曾子、自己巨大心血的《论语》,子思(或其他孔子后人)将之与《尚书》等珍贵书籍一道放入夹壁加以珍藏就非常合情合理了。《齐论语》的出现,是不是子思在齐期间带去的尚未精减、定本的初期编辑版本呢?否则何以《齐论语》较《古论语》、《鲁论语》内容为多?
近代有学者指出《论语》前十篇与后十篇的内容有分别,怀疑是两个人作主导来编辑的,他们提出的论据之一便是前文所说的季康子问政在前十篇用“子曰”,后十篇却是“孔子对曰”,他们认为后来的编辑者更尊重季康子,恐怕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在补充编辑。这点我不能同意。
首先,“子曰”和“孔子对曰”的不同前文已述,以纯属巧合的成分居大。因为即便是两个人编辑《论语》,后一人想拍季康子马屁的话,也会将前边的“对曰”改过来才是。他难道想故意让上半部《论语》不拍马屁,而下半部拍马屁?毫无道理嘛!此外《为政第二》篇孔子说:“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此“对曰”缘何用在孟懿子身上?《阳货第十七》篇: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此“对曰”又是子游对孔子的回话,可见“对曰”一词的用法并没有特别的含义。那么,除此之外,有没有其他证据证明上、下部《论语》风格不一呢?没有。相反,倒是有很多证据证明上、下部《论语》的编辑风格相当一致。比如篇首章通常揭示了本篇中心思想;篇尾的结论章通常能覆盖全篇而又意味深长,耐人寻味;各章说理逻辑严密,一环扣一环等。下半部《论语》同样有多篇贯穿礼、忠恕的纲目,如《先进第十一》、《颜渊第十二》、《阳货第十七》就是这样,这些都表明《论语》上、下部分的编辑风格非常统一,井然有序。
其次,王充《论衡·正论》中载:“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敕(chì 整理)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表明一开始的时候,所收集到的素材是相当多的,编辑者必定经过长时间的精心思考去归纳、总结而成今天的二十篇《论语》。编辑者不太可能从“数十百篇”里只编辑上半部的十篇,那样不利于完整保留孔子思想的原貌。所以二十篇《论语》分上、下部内容而又各有侧重的思路,很可能是从一开始就设计好的。上半部侧重阐述孔子思想的基本内容,下半部则侧重运用中的注意要点,恰恰反映了《论语》的一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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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思无师自通?(5)
其三,我们仔细观察《论语》各章内容就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章节都是“子曰”,除了《乡党第十》篇都为描述性句子外,其他各篇也大量存在描述性、总结性的句子,用在各篇中起到顺畅逻辑、亮明观点的作用,有的甚至是起到点明中心思想的作用,比如: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为编辑者言,是极其重要的表明孔子对待祭祀态度的句子)。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于是日哭,则不歌。
子之所慎:齐,战,疾。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子不语怪,力,乱,神。
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
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以上几条差不多都是《述而第七》篇的灵魂语句,将孔子的教育思想和盘托出。或许是因为孔子自己直接阐述教育思想的语录太少,所以编辑者只好代为总结,那么是谁在总结?应该是孔子青睐的、其他弟子敬服的一传弟子)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子罕第九》篇的中心语)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第九》篇的灵魂所在)
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
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
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称诸异邦曰寡小君;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文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
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
(以上几章均是为了配合阐述其他章节内容而作的注笔,用以强调、补充或使更具说服力)
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这一章对先辈政治智慧的总结非常关键,目的是指出孔子思想体系道统之纯正、知见之真灼。那么,这个总结是出自孔子,还是编辑者?极可能是来自孔子的授课内容,而又没有合适的孔子语录,所以编辑者代为归纳出来)
以上编辑的手法说明两点:1)各篇内容绝非胡乱的排列,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精心编排,各章内容之间有很强的关联性,否则不会大量使用非语录内容。编辑者必是以一人为主导,才可能构思严谨、篇与篇的内容布局合理。2)这个人一定是孔子的一传弟子,否则《论语》中大量使用的非语录内容何从归纳?除子思外,有哪个再传弟子是亲自跟随过孔子的人呢?即便由再传弟子归纳出来也不会有公信力。孔子与子思是爷孙关系,可《子思子》文中引用了几句别人不太熟悉的“子曰”就有人提出怀疑,若是其他再传弟子编辑《论语》,又帮忙整理出如此众多的归纳性、描述性的句子,以当时孔门诸强林立、互不相让的形势,有可能令人信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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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思无师自通?(6)
其四,不少人因为《乡党第十》全文记录孔子日常生活的言行事迹而想当然地认为那是“结论篇”,却未发现《论语》从头至尾是根据《周易》卦序来编排的事实,而卦序十正是“履卦”,所以才以孔子行履为内容而已,不可因此将上、下部《论语》活生生拆成两截。
其五,《论语》二十篇如果是曾子的构思,那么,曾子是否会选择由子思共同参与编辑呢?这得由子思的出生年份说起。
《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此《中庸》乃含有47篇之巨著,非《中庸》一文,极可能包括了《大学》在内)。”“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未言作《大学》。有人认为《孝经》是孔子因见曾子之孝道而作)。死于鲁。”下面我们以孔子、颜渊、孔鲤的年龄作为参照,来看子思可能的大致出生年份(见下表,本图表主要观点来自孔德立先生的文章《子思生卒年考》)。
颜渊小孔子30岁,三十一岁卒,而孔鲤又先于颜渊卒(见《先进第十一》篇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可知《史记》说孔鲤“年五十”应为“四十”之误。子思则不可能晚于公元前491年出生。又因子思当过鲁穆公的老师,鲁穆公元年为公元前407年,所以子思不可能早于公元前407年卒,因此《史记》说子思“年六十二”应为“九十二”之误。
公元前551541531521511501491481471461451441431421411401孔子551 532(20) 479(73) 孔鲤 532 493(40) 颜渊 521 491(31) 曾子 505  479(27) 436(70) 子思 493 479(15)   (58)402(92)  
(附孔子、孔鲤、颜渊、子思、曾子生卒年图表)
如果子思确系生于公元前493年,由晚年的孔子直接教导的话,是否能在文献上找到子思向孔子学道的资料呢?事实上,《孔丛子》就记载了大量子思与孔子的直接对话,如《孔丛子·记问》篇记载:
孔子闲居,喟然而叹。子思再拜。请曰:“意子孙不修,将忝祖乎?羡尧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尔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对曰:“伋(jí)于进膳,闻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是谓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懈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无尤矣!世不废业,其克昌乎!”
子思问于夫子曰:“为人君者,莫不知任贤之逸也,而不能用贤,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失能者由于不明也:其君以誉为赏,以毁为罚,贤者不居焉!”
子思问于夫子曰:“伋闻夫子之诏:正俗化民之政莫善于礼乐也,管子任法以治齐,而天下称仁焉,是法与礼乐异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礼乐哉?”子曰:“尧舜之化,百世不辍,仁义之风远也;管仲任法,身死则法息,严而寡恩也。若管仲之知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专任法,终必乱成矣。”


子思无师自通?(7)
子思问于夫子曰:“物有形类,事有真伪,必审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乎圣,推数究理,不以物疑,周其所察,圣人难诸!”
上述子思问学内容,已经涉及到国家治理的内容,表明孔子晚年时,子思至少已是少年。所以,《论语》篇序符合易数、《先进第十一》所表现出的重情、重性的观点,极有可能是子思接受了晚年孔子喜易、“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重视情、性等的思想之后融入到《论语》的编辑之中的。郭店楚简《孔子论诗》等文献的出土,更说明孔子除了以“五经”教育他的弟子外,极可能留下一些授课讲稿等资料,成为他的子孙学习的重要资料来源。
《论语》收集素材、准备编辑的时候,应该是子贡守孝六年之后,子夏等人拥立有若为师时才开始提上日程的。如果子思出生于公元前493年,那么,此时的子思已由15岁左右的少年成长为20多岁的青年,可能已行过了成人礼了。这个阶段,子思看到爷爷的弟子们似一盘散沙,心里肯定是不好受的。在众弟子中,他必定会更喜欢曾子(尊师,反对立有若为师)、子贡(为孔子守孝六年),尤以亲近曾子的可能性为大(曾子父子同事孔子,两家关系亲密)。所以,子思非常可能因编辑《论语》一事而亲近了曾子。这很符合人之常情:有人帮你爷爷编辑语录,作为孔子唯一的嫡孙,怎么可能不去关注呢?如果《论语》的编辑者是曾子,那子思就一定是曾子家中的常客。而曾子在名分上只将子思当师弟看待(他们之间只相差12岁,且子思曾直接受业于晚年的孔子),没有正式收他为学生,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子思能较早立派的原因。
《论语》编辑的过程中,子思应该是自始自终参与了的。《论语》的语录内容陪伴他经历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几个阶段,所以子思的文章中有意无意都会写上自己烂熟于心的大段大段的孔子语录(且很注意遴选与《论语》所选语录不同的部分),足见参与编辑《论语》对他成长的影响之深。受曾子崇礼、重践履思想的影响,及编辑《论语》义理逻辑等的熏陶,常年耳闻目染,也对他后来思想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这一点可从子思的系列言论中得到验证。
综上我认为,《论语》以曾子的编辑构思为主导,是与子思两人合力编辑而成的。《论语》各章语录乃有子被立为师后,由曾子发起征集而来。子思以事实师出曾子的可能性最大,他是《论语》的最后完稿者,定稿的时间则在曾子死后不久。当然,既然子思并未拜入曾子门下,就有可能同时向子游问学,同样接受了“大同”、“小康”等社会、政治理念的教授。或者正因子思身份的灵活性,才使他更有机会将孔门各派林立、学术分歧日益扩大的趋势加以扭转,最大限度地总结、传承了孔子的思想精华,所以被人尊为“述圣”,他为后来“亚圣”孟子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才恍然大悟,《论语》其实就是孔子及其弟子语录的精选,是经过曾子、子思这两位大师去芜存精、匠心独运之后的绝世经典,精研《论语》可一举获得孔子、曾子、子思三位圣贤的智慧精华,不亦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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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思无师自通?(8)
我们读《孔子家语》等书籍就知道,孔子生平所述一如释迦牟尼(释迦牟尼说法四十九年,孔子若从三十岁立私学至七十三岁去世计,说法也有四十三年),洋洋大观无所不及。《论语》成书不象佛教那样每次###均记录一经,而是综观孔子一生所述,将其精髓思想列出章节来重点说明,全书乃孔子学说精要中的精要。这样做的好处是能突出重点,方便流传,方便弟子们的学习实证。文章直接采用“子曰”的孔子及其弟子语录的方式,正如佛经中“如是我闻”的作用,让读者知道是孔子的原话而生起信心。为准确、集中、精练地阐述儒家思想最重要的内涵,《论语》编辑者所选的条目是绝不马虎的,有时宁可重复也绝不杂陈,就是为了使整体逻辑清晰合理,义理通透。所以如果我们读《论语》而不能对它进行整体的研究和分析,就难免“横看成岭侧成峰”,“只缘身在此山中”了。
宋明理学对儒家思想的阐述、传播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将《论语》各章单独取义的做法,正如将人五马分尸而欲求其生命一样,反令《论语》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同时朱熹对子思《大学》一文的整容手术,及将之纳入曾子的版权之下,更令我们无无从明了子思与《论语》的密切关系。而现代颇有“大师”,冒然望文生义,将《论语》各条目重新编列,更是完全违背了原编辑者的说理逻辑,置其高明智慧于不顾,却要给读者端上一碗糨糊,谁有怪癖能吃得下呢?也就难怪现代青年会疏远圣贤的智慧了!
本书就是要力求从整体上给大家一个不同于古人的读《论语》的新方法,用义理和前后文逻辑使《论语》贯通,让大家感受一下充满生命张力、活泼而灵动的儒家思想。“燕鹊图”则可以帮助我们对《论语》核心思想及谋篇布局形成大致认识,既得其脉络,进而可赏其文句,将《论语》三步一叹,五步一兴的说理方式,用新的视角予以分析,就不致于陷入单独成章的“语录迷宫”,而能把握住各篇中心要义,深入体悟《论语》的哲学智慧,自由徜徉于《论语》独特的艺术魅力之中。
此时此刻,当我再读曾子语录——“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时,心中不禁油然升起崇高的敬意,若没有曾子、子思的弘毅,我们今天能看到如此精妙绝伦的《论语》吗?其德至矣哉!


儒学心传(1)
回顾《论语》整书的内容可知,孔子将其所悟内明、显用之学用于对普罗大众的教育,大致可分为几个层次:
首先是法制。“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政治行为,法制的完善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是不可缺少的。对人的教化来讲,属于惩戒范围。法律的作用好比是告诉别人“此路不通”,前边是悬崖。通俗地说,如同人穿的最后一条底裤,是底限。现在我们提倡所谓的“法制社会”,其实是夸大了法律的作用,以为这条底裤能取代其他衣服。法制对国家治理、百姓教育来说其实只是最基础的东西。
其次是诗、礼、乐。即是精神、道德层面的教化,包括思想正面、积极健康的文学、艺术等精神产品,用以熏陶人们的思想情操,使建立健康、积极向上的人生观、道德观。如果法制是底裤,那诗、礼、乐就是各种款式新颖、色彩鲜艳的衣服,让我们生活得更加美好。等于是在法制的前边,加了一道防护栏杆,劝大家趁早改道。所以诗、礼、乐等精神产品是更高一层次的为政、教化手段,也是最重要的手段。
第三是德。通过诗、礼、乐的教化、引导,渐渐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使人民崇尚道德,耻于犯法、投机钻营,以圆满德行、服务人群为追求。德本身是没有形象、表征的,代表一种清净、有益的言行,是克、伐、怨、欲不行焉的高洁品行,所以德以诗、礼、乐为载体,最后成就于人心,使人心向善、乐善。为政以德是更高一层的政治行为,是对从政者的要求。只有政治家、管理者先具备了这样的认识和道德素质,才可能引导百姓走向正道。
第四是道。道德的圆满,逐渐能领悟到形而上的天命。通达天命,才能发起仁、智的作用。也就是说:以法制、诗、礼、乐乃至道德的约束、引导而实现的善,都不彻底,只有领悟到“道”、“天命”之后,才能真正止于至善,不会再变易了,也就是孔子说的“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仁也好,智也好,中庸也好,象泰伯那样的礼让为国的至德也好,都以悟道为分界点,得道后一通百通,能以“里仁”为乐。所以说天命、道的学问,是孔子学问中最深奥的部分。
法、礼、德、道四个层次的学问,是层层递进的关系,见图表四。
(图表四:教化次第图)
从上图我们就知道,上古之人“以道治国”,尧舜禹“以德治国“,到周公、孔子的时候提倡“以礼治国”,而秦始皇的时候就只能推崇“以法治国”了。那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以法治国”也不灵了怎么办?下一步是不是要“以杀治国”?所以时代到底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物质生活日益发达是肯定的,可人心不古,本来清净的本性也越发迷失了,治国的理念就每况愈下。
我们现在仍提倡“法治”社会,可实际上仅靠法律能达成大治吗?《老子》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刘邦进入咸阳城的时候,萧何从秦王宫里拉出了几大车的法律条文,甚至完善、细致到规定你种田时每亩地应该播种多少斤种子。可这有什么用呢?老百姓却在为“约法三章”而欢呼!因为道德沦亡,诗、礼、乐教化的缺失,人的道德败坏,则知法犯法、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情况都会出现,法律就成了一纸空文,形同虚设。另外,法律是人制定的,是人执行的,也是用来管理人的,所以人治也就体现在法治之中了。礼制与法制如同车的双轮,鸟的双翼,缺一不可。我们要想建设和谐社会,就应该认真重视“诗、礼、乐”的教化作用,重构新世纪的人伦礼制,“齐之以礼,导之以德”,使人们远离法律制裁的红线,自动自觉地向善道而行。只有人的素质提高了,国家的法律条文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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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心传(2)
礼在治国方面的重要作用,除了它是教化百姓最重要的方式之外,礼也是提升从政者素质的必要保障,是实现以德治国的基础。孔子在《礼记·礼运》中说:
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故圣人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
《礼记·礼运》篇先提出“大同”、“小康”的理想社会,然后集中论述“礼”在治国平天下方面的积极作用。而礼的具体内涵,就体现在“七情”、“十义”之中。“礼之用,和为贵”,准确地说,和就是“十义”,而要达成“十义”,有两个要点需要注意:
其一,礼是五伦关系中,主体双方都应该努力做到的,具称“十义”。我们不能仅仅要求臣忠、子孝、弟弟、妇听、幼顺。相反,更重要的是君仁、父慈、兄良、夫义、长惠。只有居上者言行以礼,上行而下效,才能真正在全社会推行礼治。这正是孔子尤其强调,而后世王权为统治需要故意扭曲的部分。《八佾第三》篇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直指礼治推行不力的三条病根。《子路第十三》篇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宪问第十四》篇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可见“十义”才是礼制之本,而顺利实施“十义”的关键首先是在于君仁、父慈、兄良、夫义、长惠,是自上而下式的教化,而不是自下而上式的愚从。“三纲五常”式的强盗哲学只是“儒家贼”们的故意扭曲和误解。今天我们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智慧,又岂可一错再错!
其二,礼并不碍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乃人之常情、常性,人皆有之。“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所以古来圣贤都强调“随欲而治”,礼治的推行也是如此,他不回避人们的正常需要,更不会扭曲人的正常性情。《礼记》强调的是使天下人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由自己的爱恶出发,能关心到身边人和其他人的爱恶,做到发乎情而止乎礼义。所以“礼”并非后世假惺惺的客套,不是虚伪的做派,而是彻情彻性的外在行为体现。《先进第十一》全篇论述的,也就是七情和十义配合而致礼的内容。
孔子最后说:人心难测,不见其色,要使天下一家,以中国为一人,除了大家各自知礼行义以治心,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呢?喊喊口号,呼吁大家要有“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是没有用的,只有人们能克己私欲,提高修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后才可能做出复礼之德行。
孔子提出的“为政以德”、“礼让为国”、“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观点,一再表明礼在为政、修德、里仁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为学中更直接指出“本立而道生”,那个本就是礼,是孝、弟、忠、信、敬、义等基本的品行。这一环如果出了问题,儒学的实证就会有问题,儒学的发扬、显用,都会出现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曾子的确是贯通了孔子之学,又深切了解当时礼乐崩坏的现状,才如此强调礼、孝的。从前面《论语》各篇阐述内容的图表一,我们可以发现“礼”几乎贯穿始终,除了《八佾第三》、《先进第十一》全篇谈礼之外,还是“为政以德”、“克己复礼”、以礼修身修德等内容阐述时的最核心的部分。由此也可知《论语》的主导编辑以曾子的可能性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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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心传(3)
在孔子的时代,礼乐已经变味,但社会的礼乐体系还在,人们因三代的教化,心里还有礼乐的概念。所以孔子提出以诗、礼、乐来上行下化,仍然是可以行得通的。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礼乐、道德的环节出现了近乎真空的状态,法制那条红线取代了礼乐,成为惩戒、教育的最后一道防线,礼法两条腿实际已经变成法律一条腿,也没有更好的诗、礼、乐等的高质素文化产品来起到良好的道德熏陶作用。诗呢?被武侠、言情乃至更低级趣味的垃圾文化所取代。乐呢?都是一些流行的感冒歌,或好莱坞泛自由主义、狭隘的英雄主义电影。那么今天的社会环境,人们连“礼”的概念都没有,又该怎样以礼领悟德、道呢?
不过,现代社会礼的形式虽已不存,但是礼的精神是古今一如的。“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义的礼治目标千古不易。所以只要我们领会礼的内涵,以十义之准绳提领言行,就依然能契入圣贤境界。我们从孔子所赞同的礼的精神内涵、为礼原则来看,“礼”所包含的核心元素包括:诚、敬、朴野、无我。
诚——“吾不与祭,如不祭”。礼应真诚,心行如一。诚者,心“净”无杂念,不是叫我们向神灵、祖宗讨好处。《大学》说: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摒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肝肺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
可见,不“自欺欺人”才叫诚,诚意其实就是“忠信”!
在这一段内容之后,《礼记·大学》引用了几句《诗经》,及《康诰》、《大甲》、《帝典》、汤之《盘铭》和“子曰”的话,充分强调“诚意”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关键,懂得诚其意,才是真正的格物、知本。而朱熹恰恰于此点悟不透,丝毫不明白子思以大块文章重点强调“诚意”乃万德之始的苦心,所以才将“亲民”错解为“新民”,稀释了《大学》以“诚意”为修身立德之本的意图。
《中庸》开篇也强调了“故君子慎其独也”,后面又再对“诚明”加以说明:
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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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心传(4)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
《中庸》和《大学》所强调的“君子慎独”、“诚”的观点相当一致,与《论语》的“忠信”、“忠恕”的核心观点又不谋而合。所以说《中庸》、《大学》都似出自子思,而且子思应该是《论语》的重要编辑者之一。
另外,《论语》还强调“获罪与天,无所祷也”。举头三尺有神明,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所以说《论语》中的“诚”,就包含了真、净、善的含义在内。
敬——敬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象孔子那样,每有蔬果、食物,都会拿去先祭祀祖先,表明对祖先的敬重。畏者,畏其因果。面对神灵还敢心存邪念,那面对普通人时岂不无法无天了?祭祀时要敬,待人处世时也要敬——不侮慢别人,不怠慢工作,保持惟恐不善言行带来不善果报的畏惧之心。所以“敬”就包含了敬重、慎重、畏惧因果的含义。
朴野——发乎情,止乎礼。礼贵在真,以我们的平常心、直心去表达自己,言行与心灵一致。但对违背道义的地方,能保持警醒,及时改正。既有情,又有节,正是上文提到的治七情,修十义。所以“朴野”就包括了直、有情、有节的含义。
无我——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将我与其他人、天地自然视为一体,平等人事,日常生活中不惟我独尊,而能由己及人,就是合乎礼的。相反,凡事从自我利益出发,不顾及别人的感受,便是无礼的。这个“无我”,就包括了平等、寡欲无诤、爱人的含义。
以“燕鹊图”的脉络,知天命可从知礼、克己复礼入手。知礼可由知言、知人入手。而知言本务,端在孝、弟、忠、信、慎言、敏行。能时常体察自己起心动念,闲邪存诚,便能由己及人,施善于人。明礼之根本,斯为忠恕,如此自可入道,里仁为乐。换言之,今天的时代虽然没有礼的形制,但孔子所倡导的礼的精神仍然可以学习领会到,将之落实于待人、处事、接物之中,就能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进而知达天命、治平天下。相反,若我们只图利欲,则虽孔子在世,亦不可教也。季羡林先生曾引用香港《公正报》的一段话,表达“礼”的作用是横亘古今、无人可缺的:
富者有礼高质,贫者有礼免辱,父子有礼慈孝,兄弟有礼和睦,夫妻有礼情长,朋友有礼义笃,社会有礼祥和。
《论语》一出,君子有福。但是几千年来,《论语》和儒家思想不断遭到扭曲、被呆板化和教条化,近现代更是被赤裸裸地抹黑。可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到现在为止,对中国和亚洲影响最深远的,仍然是儒家思想,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和思想。中国精神之所在,根就在儒家。儒家风范与君子品德始终都是人们向往和追求的目标。所以,重新认识和评价儒家思想,在这新的时代里仍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佛教来到中国之后,与儒家传统的“孝道”、修身等观念融合,迅速完成了中国化和本土化,又结合老庄思想而开创出全新的禅风。所以今天的佛教,已经基本实现了“中国造”。同样,马列主义来到中国,也必定要与中国传统文化所蕴涵的智慧相结合,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顺应民心民意,从而推动国家和人民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所以,传统文化于当今时世是否仍有价值,相信各位读者心中皆有评判。只要我们不为疑古而疑古、为批判而批判,真正去深入学习、了解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智慧,就能给它一个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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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心传(5)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中国传统文化之道,圣贤们的智慧,皆由心行处发,于举止处显,而绝非一般读诵可得。诸位纵能学贯古今,才比天高,如不能切履实行,亦是空论。所以志求仁道,必以躬行为先,莫图虚名,莫作巧言,可得利之大者。仁由己处,贯通于世,明德自现。礼为躬行之始,孝弟从礼之先。所以后学劝请诸位,于家于友,在学习、生活之中,但求克己之欲、成人之美、善行善言,勿生骄慢,勿见他过,自心念念仁、念念善,则见天下归于仁善。因此,赠诸君“儒学传灯”一偈,作为大家实修儒学的参考,并以自勉:
见过思改贤思齐,勤学实践日三省。
言行以礼存忠恕,为政以德邪无兴。
忠待人事敬神明,谨别损益友忠信。
善不践迹乐仁礼,天命通澈明德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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