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57年春节刚过，吉庆的声音不绝于耳，张师傅家里第八个孩子出生了，传出比鞭炮还清脆、嘹亮的哭声。要知道那个时候，中国城里人的平均生活费每月不足8元，张师傅是鞍山钢铁公司一家宾馆的厨师，妻子也有工作，两个人的工资100元左右，足够养活八个孩子的啦。那一年春节物价不贵，鞍山火车站门前有堆积如山的野鸡，都是开垦黑龙江时顺便网到的战利品。我爹掏出10元钱，买了七八只，和一个工友抬回家里。我那时接近两周岁了，特别喜欢摸野鸡的漂亮羽毛，也特别喜欢喝野鸡的汤，不止一次地笑逐颜开。
就像世界上许多从战乱走出的国家，都会接续一个人口生育的高潮，二战后中国的人口也在迅速增殖。张师傅的第八个孩子刚过两岁，第九个又出世了。他们也不想多生孩子，但是又没有不生孩子的办法。小九来得不巧，正赶上全中国的天灾人祸，饿死的人成千上万。没办法啊，她在出生的第三天就被送人了。小九在黑龙江长到30岁，来鞍山探寻过生父生母，三天后又回到养父养母身边。我之所以清晰地记得这件事，是因为当时我采访过他们一家，文中写的三个小标题分别是“三十年前的三天”、“三天后的三十年”、“三十年后的三天”，把我自己都感动了。
张家夫妇的几个孩子没有生产更多的后代，原因之一是大部分赶上了中国后来强令推行的“计划生育”，对接受控制的人来讲，就是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张师傅的孙子、孙女成了独生子女，将会在伯姑舅姨的家里寻找兄弟姐妹的情谊，等他们抬起头来发觉自己是青壮之年，已然进入了“喜看白发千重浪，遍地老叟下夕烟”的老龄化社会。
他们一家人的经历，不过是二战后中国人口状况的一个精微的缩影。如果我受到捷克作家米沃什的影响，喜欢在回首往事时进入细致的描述，这里会写得更加仔细。比如，抄录当年我在文中的一段感叹：他在那家宾馆里，给二战时兴建鞍钢的日本人做过饭，给后来收复鞍钢的苏联人做过饭，也给视察鞍钢的新中国许多领导人做过饭。如果毛泽东主席能来鞍钢，并且和他聊一聊家里的事，也许就不会再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在很大程度上改写新中国的历史。
在我提笔写到马寅初其时，与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对他几乎一无所知。这个20世纪中国最为传奇的人物之一，生于1881年，死于1981年，经历了其间百年风云。还有，按农历的计算，他出世于马年马月马日马时，加上姓马，五马齐全，据说是大富大贵的生辰八字。他于1903年由穷则思变的慈禧光绪政府公费派遣留美，可一旦学成经济学博士和哲学博士回国，不幸就遇上袁世凯临时称帝，顿失乱世为官的志向。后来，他的学生蒋介石想让他担任中央银行总裁和政府财政部长，被他谢绝后又害怕他有水准的、不怕死的、会煽情的、四处散发的、不利政府的演讲，只好把他监禁了一段时间。1951年他已古稀之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我想了想其中的原因，一是因为他的资历太高学问太深，二是因为他与执政党派亲近。
马寅初很想管住自己天马行空、尖锐深刻的口才，讲话前总是有秘书写出平稳的稿子，如果离开稿子偏了方向，还有人用为他斟茶的方式加以提醒。但是到了1957年春天，他还是因为提出了控制中国人口的新人口论，引来了第二年疾风暴雨般的批判，丢了全国人大常委和北京大学校长的位置。为什么是第二年呢，据我的推测，在1957年全国大规模抓右派时不抓马寅初，可能是他在世界上的名声和我们在世界上的脸面，都必须有所顾忌。
说到控制人口的时候，我还会想到老鼠。鼠类有依据身边环境调整鼠群数量的本能，与生态达到一种自然的平衡。人类可能也是这样，二战以后世界人口热热闹闹地增长了一些年以后，许多国家开始负增长了，还需要鼓励妇女生育呢。马寅初不是生物学家，当然看不到这一点(以及其中更复杂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但他当时提出允许一个家庭生两个孩子还是比较合理的(更合理的是生三个，去掉不生育的和非正常死亡的，保持生育总和在2.1的标准，人口不增不减，维持人类繁荣)。
2000年元旦前夕，我想拍一个跨世纪、跨千年的电视片，需要在医院里等着一个双跨的婴儿降生。妇产科的医生告诉我，那个城市七八年来的人口就是负增长了。她还说，这个城市一年接生的婴儿数字是一千多个。这个数字真的吓着我了，我每年都有几次到火葬场送亲别友，据我观察，每天火化的人数都在十五人左右，是出生者的四倍以上。中国从1980年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允许的生育总和是1.39，几年后的实际情况是1.28，人口迅速减少掩盖了一些社会问题，却也带来另外一些社会问题，需要以后的几代人承担后果。
艺人
现在我才知道，在没有网络和电视提供游戏、娱乐的1957年1月，中国人的业余生活有着充裕的时间。在那个相对较长的月份，有位普通青年工人一共看了九次电影和戏剧。电影都是当时关系好的国家拍摄的，有匈牙利的《第九号病房》、印度的《流浪者(上下集)》、罗马尼亚的《边塞擒谍》。戏剧都是中国的，其中有越剧《窦娥冤》《陈琳与寇承御》《劈山救母》《杨八姐盗刀》，还有京剧《杨家将》、滑稽剧《活菩萨》。
这位很有心计的观众，在1957年1月24日的日记中写到：“下午在人民大舞台看上海越剧院演出的《劈山救母》。……这个戏中神话意味浓厚，布景更设计得非常好，如天上的浮云一动一动，就像真的一般，还有华山、仙洞、仙府等也很好，灯光也配合得很好。以前范瑞娟演这戏时，是一饰两角(青年时的刘彦昌和沉香)，而这次却饰刘彦昌一人到底(包括中年、老年)。……共谢幕七次，……此后，许多观众还恋恋不去，鼓掌，高喊谢幕，可是她们没有出来，等了很久，只得离开剧场。其实她们早已乘了车子离开剧场了。”
许多年之后的一个晚上星月迢遥，我从北京一家小剧场走出来，眼前晃动的还是剧中女主角生动可爱的面容，甚至发生错觉以为她演戏时的目光总在我的身上，这才知道中国人很容易成为贪图美色的戏迷。后来我没有再去追捧她的戏，因为到了上个世纪末一张戏票在一百元左右，还因为我的工资不多，没有看戏、看戏、再看戏的能力。
由此我体会到1957年前后，很多人追捧着范瑞娟这样当红的女明星，对于国家的经济增长是一种心甘情愿的拉动。据说新中国的最高领袖三次看过她的表演，就决定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拍她主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尔后在日内瓦会议上，这部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中国招来了更多的外交朋友，也挽回了一些不好的国际声誉——西方人善于联想，能拍出梦幻诗意、浪漫凄美、生命轮回的爱情电影，定然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国家。范瑞娟还被特邀到那里，与观看影片的卓别林等大牌明星见面。这些人物对于“中国女演员扮演男人”的能力深表赞赏，同样道理，也会特别赞赏“中国男演员扮演女人”能力更强的梅兰芳。他们不知道老中国封建主义特色的国情之一，是有些剧种里没有男演员，有些剧种里没有女演员——就像他们不知道美学的原则之一是距离产生美，另外错觉也能产生美，无知也能产生美。
在1957年1月24日晚间疯狂鼓掌、不愿意放女演员回家的中国观众们，也未必知道就在那一天，他们追捧的范瑞娟还没有度完蜜月。她在那一年元旦结婚，并受中国新闻社的约请谈自己的婚姻和家庭生活。范瑞娟刚刚加入中国的执政党，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就写了《新中国帮助我建立了一个幸福家庭》，向海外宣传新中国戏曲演员的幸福生活。
幸福是个有限的概念，只在相对的范围内成立。反过来讲，苦难也是相对的。1957年的中国报纸宣传说：“在旧社会，女演员被人们称为戏子，低人一等，有的被卖去作妾，……有的难得有了心爱的人，也因为受到各方面的阻难，不能成婚。范瑞娟回忆起往事，感慨地告诉记者：过去她曾经打算趁年轻的时候唱几年戏，等到人老珠黄，就回到乡下去苦度一生。但是现在，她对自己的艺术事业和家庭生活都充满着美好的理想。”事实上，即使是戏子，在任何朝代也比百姓生活得好，她们有优裕的金钱随心所用，有广阔的官场亲密接触。唯一比不上大众潇洒的，是她们在戏中夸张到极致的痛苦爱情，往往就在她们的现实生活里重演，再一次夸张到极致。
著名的范派创始人范瑞娟，在进戏班前家境贫寒的童年很苦，进戏班后遇到日本人飞机轰炸的逃难很苦，不过是和普通百姓一样遭受到灾荒战乱的苦难。一旦把戏唱红了，她就搬进有“海上名楼”之称的枕流公寓，那是当年李鸿章小儿子李经迈的产业，建于20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滩是超一流的豪华公寓。
住在枕流公寓的女艺人还有金嗓子周璇，是著名影星也是一代歌后。据说她本来姓苏，三岁时被她抽大烟的长辈亲戚拐卖，长大进入演艺界后，因为一首抗日爱国歌曲中的歌词“周旋于沙场之上”，更名为周璇，1942年住进枕流公寓，一直住到1957年去世。
同样是名满天下的女艺人，周璇的生活就算不上幸福了。她的首次婚姻毁于演艺界的绯闻太多和感情易变。1952年再度结婚前夕，那位会给她带来儿子和幸福的人被关进监狱，一年后又无罪释放时，周璇早已因为受精神打击住进了医院。
1957年的夏天是个酷热无比的夏天。她一直苦苦寻求的生母奇迹般地出现在她的身边，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令人心悸，也由于她的精神病不堪大悲大喜，虽然见了面却没有相认。这一年的9月，周璇因患脑炎匆匆结束了37年的人生之旅。在最后的弥留之际，她只留下颤抖而低弱的声音：“我是苦命……一直见不到……亲生……父母。”再后来，她的妈妈肯定后悔没有与女儿相认这件事，每当在电视和银幕上看到女儿的形象，总是泪流不已。
报人
1957年3月，艺人范瑞娟的文章由中国新闻社发往海外，香港《大公报》首先发表，但题目不再是《新中国帮助我建立了一个幸福家庭》，而是《我的丈夫，我的蜜月》。接下来传回内地，上海的《解放日报》作了转载，就惹出天大的麻烦。文章内容没有问题，洋溢着对新社会的热爱之情，问题在于这份报纸是党报，是执政党在上海的喉舌，它所面对的，是那些把个人生命和党派生命捆绑在一起的、既斗志昂扬又火气冲天的读者群体。他们的几百个电话和信件发出一片强烈的抗议浪潮，有的说“什么丈夫，什么蜜月，黄色，黄色。”有的说是“迎合小市民兴趣”、“宣传资产阶级思想”、“冲淡党报的战斗性”，更激进的是东海舰队的一批年轻军人，要带着武器来保卫党报。
事情闹大了，当然要汇报给最高领袖，毛泽东却不以为然：这篇文章是黄色的?天天《上甘岭》(当时全国正在上映这部电影)，没有我的丈夫怎么办?报上登《我的丈夫》，究竟有什么错?上海人口几百万，几百封信，少数嘛!领袖这样一说，《解放日报》的总编辑心里有了底，但还是在对读者的公开答复里，一边肯定党报发表这篇文章的正确方向，一边承认“这篇文章，无论在思想内容和编辑处理上是有缺点的”。
这个平息下来的新闻事件，后来对学习新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一再提起，成为新中国著名的新闻案例。我在十多年前转入新闻领域，对这场“丈夫风波”仍然心有余悸。我觉得真正可怕的，是对待一个平平常常的问题时，领袖与一般党员在观念与修养上的对立。在更早一些时候，在更早一些中国，即使观念很好、修养很好的领袖，也需要召集成千上万的观念和修养或好或坏的党徒，才有力量去扩大自己的胜利，但这却让以后的事情变得麻烦。我想到，中国从那一年的反右一直到后来的文革，经历无尽的苦难，如果探究更深一点的原因，可能是一旦好领袖的观念出了差错，坏党徒们的疯狂作为就足以演示巨大的人类悲剧。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描述过，当帝王与他的官僚集团意见相左时，决定国家命运的，恰恰是顽固维护本集团利益的后者。
有报界的朋友讲过一个笑话，据说在我生长其间的城市，据说就在1957年前后，出现过一个文字校对上的错误。新华社发下来的消息是某某某主席会见苏联大使，拣字工人拣错了一个字，排在大标题上，夜班编辑一时疏忽没校对出来，结果第二天党报的一版标题就成了《某某某主席会见苏联大便》。我们可以相信，在那个年月这真是天大的政治错误。但这件事不会汇报到最高领袖那里，拣字工人和夜班编辑的命运，只能由附近党员们的观念、修养的或好或坏来决定了。
实际上，1957年中国报人的前途已经注定，命运已经注定，他们是否获罪已经与他们的工作业绩无关。比如《新湖南报》，是1949年才创办的党报，成员是南下的革命报人和地下党组织的成员，再加上新培养的新闻干部，把报纸办得有声有色。但不幸的是，在主管他们的几个党棍的作用下，在报社抓出了“党内右派小集团”和“同人报右派小集团”。报社整个编辑部门143人，有54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另外还有20人被划为“中右”(即“中间偏右”，不必通知本人，内部控制使用)。据后来统计，这54人里面，有13人属于“情节严重、态度恶劣”的第一类右派，被送去劳动教养，且先后有6人被判刑入狱；有16人属于“态度好或情节不十分严重”的第二类，撤消职务，送农村或农场监督劳动；其余25人均受到“开除公职或撤职降级、开除党团籍”的各种处分。他们是不幸的，直接蒙冤屈死的7人，还有一些人受株连身亡，较多的人妻离子散。
他们后来被平反昭雪，才有机会搜索当年被打成右派时懵懵懂懂的心态——在我看来，比他们命运的不幸还要深重的，便是他们性格的不幸了。他们回忆说：“那时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人们崇敬共产党，崇拜毛主席，到了迷信的程度。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如此，知识分子也差不多，不能设想党和毛主席也会犯错误。在政治运动中，如果不幸成为审查对象，即使受了莫大的冤枉委屈，也要尽力把自己往错误方面想，尽力克服抵触情绪。——即使审查自己的人显然抱有私心和偏见，也要把他们看作党的代表，予以服从。”
他们不反抗、不争辩，以奴隶的姿态予以配合。于是，中国强加于这类知识分子的悲剧，说到底，还是基于他们自身的性格悲剧。
在敌意中成长
好不容易盼到清明，北方的孩子应该脱棉衣了，那棉衣厚鼓鼓地捂在身上，让城里和农村的孩子都一个模样。我妈从箱子里拿出一块蓝布：“这些天哪里都买不到布，听街道说再以后限量供应，买布要拿布票了。这块布先给大的、二的裁套衣服吧。”大的指我大哥，二的当然是我二哥了。那时候日子过得好一些的，家里有缝纫机，只要找成衣铺的裁缝剪出来，在家里自己就能做了。我妈用的是伪满时在沈阳买的日本缝纫机，大概是圣喜牌子的，声音清脆，咔咔咔咔，一连蹬了两个晚上。
大哥爱干净，那件衣服穿了两个月还和新的一样。二哥衣服的新鲜亮丽只保持了一天，放学回家时满是污泥，五个纽襻拽掉了三个，前后的衣襟都划了口子。那天傍晚，满脑袋是包的二哥低着头一声不吭，就是不说和谁打了架。妈妈连夜把那件衣服洗净缝好，可是二哥再从学校回来时，还是又破又脏。这真是一件怪事了，二哥的脾气虽倔，但和我们家所有的兄弟一样，从来不出去打架。我大哥就在放学前悄悄去学校侦察，发现我二哥刚出教室不远，就被一群同年级的孩子围上去掀翻在地，嘴里还高声叫喊着：“打呀!打呀!打倒资本家!打倒资本家的狗崽子!”几个教师走过他们身边，就像没有看见一样。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还有几伙系着红领巾的孩子们，也在追着殴打出身不好的小同学。
大哥领着妈妈去了学校，向校长和教师当面讲清楚，我爹不是资本家，是刚刚成立的工厂的厂长，是给共产党当厂长。我家的阶级成分是贫农，不能随便受人欺负。
教师的脸上几乎看不出表情：你看吧，他学习还挺聪明，他穿件新衣服，他爹还当厂长，俺们也不知道咋回事儿。俺学校吧，从一年级开始就阶级教育，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孩子都有挨打的，俺们没法管。行啦，你家孩子往后没事儿啦。
直到许多年后，我读到德国女作家贝尔凯维奇的小说《黑白天使》，忽然被她讲述的故事深深震撼了。故事里的德国男孩叫赖因霍尔德，二战前，他在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党派的蒙蔽下渐渐长大，后来成为一场政治梦魇的参与者和受害者。在我读到的小说里，还没有谁像贝尔凯维奇那样，勇敢地深入到那块政治黑幕最邪恶的中心，触摸到德国人灵魂深处一直想忘记的耻辱。
小说中他们对孩子的蒙蔽方式，让我看起来十分眼熟，让我想到我二哥在小学二年级遭受的围攻和殴打，原来都来自某些特殊的时代需求——要在民众中推行贯彻一种新的信念，最彻底最有效的办法是从下一代做起。假如，想让孩子成为专事恶斗的接班人和战士，好吧，先让他们心里埋下敌意的种子，先让这些敌意变成习惯、权力和责任感，先让他们在一批政治贱民那里毫无顾忌地锻炼身手。
我还想到，1950年代出生的人，或者出生得稍早一些，正赶上1950年代接受教育的那批人，他们已经开始与中华民族许多优秀的美德隔绝了。一切的用意都与以前不同，一切的解释都与以前不同。学生课本里如果还有孔融四岁能让梨的事例，也是想让孩子们知道必须无条件放弃个人利益；如果还有那篇说谎的孩子被狼吃的寓言，也是想叫孩子们必须严格地服从社会规定。更多的教育在课本以外，就是鼓励孩子们戴着红色的领带参与大人之间的斗争，三反五反时揭发资本家，肃反时揭发反革命分子，反右时揭发反党右派，平时还要注意身边有没有美蒋特务，有没有老地主偷人民公社的辣椒，等等。在这些天真的孩子们面前，有那么多的假设敌，搞得他们紧张兮兮。1957年清明时节殴打我二哥的那些孩子，就用他们不应有的仇恨、粗暴、残忍，代替了应有的天真、纯朴和快乐，他们切切实实地相信了他们受到的教育，如果不打我二哥，新国家带给他们的幸福生活，就要被我二哥给夺走了。
这些在敌意中长大的孩子，像冰雹降临到园林那样，注定要给这个民族带来沉重的打击。以后我还要写到他们长到青年的时候，怎样把红色的布块戴在胳膊上，以卫兵的姿态保卫他们想象中的正义，成为一场更大革命的参与者和受害者。
搬家以后的事
我终于知道，自己适合许多文学样式的写作，但不适合用回忆录的方式讲述过去。这个弱点的进一步确定，是在读了弗兰克·麦科特的《安吉拉的骨灰》以后。
那是一部让所有善良读者都会感动的平民传记。弗兰克的父母是移居美国的爱尔兰人，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里苦苦挣扎。小小的弗兰克，要在圣诞夜转来转去乞讨一个猪头，要跟着妈妈到教会去排队领救济钱物，要拉紧父亲不让他把仅有的钱拿去酗酒，还要目睹亲人在病困里相继死亡。“当我回顾自己的孩提时代，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撑过来的。对于一个曾经拥有悲惨童年的人，快乐的童年似乎就显得不值一提了。”到了40岁以后，他开始讲述他的生存故事，不渲染也不煽情，很平和又很宽容，但他那栩栩如生的苦难传奇，仍然让我感受一种巨大的悲怆，许多战栗从骨髓中生长出来。
他奇迹般记得童年时的每一个生活场景，记得每一场对话和更多的细节。相比之下，我经受的苦难只有一部分来自贫困，另一部分来自社会的阴影和自身的怯懦，而它们组合在一起，对我心灵产生了强大的压迫，激起我想要努力忘记的抵抗情绪，许多细节就这样被我忘记。
现在的我，不得不尽力回想那些已经忘记的事情。
1957年秋天，我的家搬到橡胶厂北面的一个简易住宅。面积比起以前大了一点，左边的屋子做饭，右边的屋子住人，房前还有一个很小的院子，再前面隔着一条过道，就是工厂的铁丝网。晚上把门窗关紧了，也会听到气锤和齿轮的响声，闻到汽油和橡胶的味道。那时候，我爹我妈在铁丝网里的工厂上班，大哥二哥到中学和小学上课，家里只有六岁的三哥和两岁半的我。有一天下午，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抬头看着橡胶厂的大烟囱，有时冒白烟，有时冒黑烟，白色和黑色的烟都在蓝色的天上画着图画。看着看着，就看到大烟囱向我这边歪过来了。我大叫一声冲出院子，向左边跑一趟房子，再向右边跑一趟房子，再跑到橡胶厂的大门撞开厂长办公室，告诉我爹说大烟囱要倒了。满屋子的人都笑了，说他们要是盯着大烟囱看一会儿，也会看到大烟囱就要歪倒。你再仔细看看，大烟囱倒了没有?
在那里我家住了两年多的时间。我几乎每天都要冲出院子，向左边跑一趟房子，再向右边跑一趟房子。有的时候是跑到橡胶厂里去玩，有的时候是跑到橡胶厂门前上厕所——我们的屋里和院子里没有厕所，只有橡胶厂门前有。我记得有很多次来了大便，跑啊，跑啊，总算跑到厕所，大便却没有了，再跑回家里，大便又有了。倒霉的时候，为了一次大便，要在家和厕所之间跑好几次。
至于小便就容易多了，我和别人家的男孩子一样，站到铁丝网边，向里边的草稞用力浇过去。白天是这样，晚间起夜也是这样。只有一次发生了意外，那天我睡得迷登登的，爬起来站在炕沿上就开始浇尿，忽然发现灯还亮着，爹妈和几个不认识的人正在屋里说话哪。我大喊了一声“把眼睛都闭上!”继续把尿浇完。那时候屋里红砖铺地，根本不用拖鞋，睡觉时都把鞋子放在炕沿前面。第二天早晨我才知道，尿都浇在哥哥们的鞋上了，我的鞋却没有浇湿。
在那个房子住了不久，我遇到了我生命里的第一次危险。
那天是个节日，乡下来了一支扭秧歌的队伍，锣鼓敲得很响，小喇叭调门很高，衣裳花花绿绿的，每个人的脚下都踩了木棍，扭着扭着就到了橡胶厂门前。这时候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大片孩子，叫着喊着追在队伍的后面看热闹。孩子们里面我是年龄最小的，跟着他们跑了一大段路就再也跑不动了，远远落在后面。
这时候，我正站在大转盘北侧的柏油路上，路的中间是几条有轨电车的钢铁轨道。就见那边来了一辆自行车，速度很快，眼看要冲到我的面前。我向右躲了几步，自行车为了躲我，也向右边拐过来。我又向左面跑几步，没想到自行车又向左边拐了过来。我被抛起来再摔下去的时候，后脑重重地砸在钢铁轨道上。
以后的事情是以后才知道的。我躺在铁轨上像死了一样，脑袋周围的路面被我的血染红。那辆撞我的自行车逃跑以后，很快有人把我送到鞍钢大医院，也就是转盘南侧修鞋铺旁边的医院，还有人认得我是以前修鞋铺里董师傅的小儿子，赶紧跑去找来了我爹我妈。他们赶到医院时，我已经被医生救活了，包了满脑袋白色绷带，只露出了嘴和眼睛。
后来他们和邻居说起过，在我两三岁的时候，只差一点就没有了性命。这是我第一次遇到生命危险，以后还有过几次，比如七岁时从山上摔下去捡了一条命，九岁时淹在矿井里又捡了一条命。那时候，好像有邻居说过，这小子可能不属羊，属猫。
三个当过军人的长辈
许多年来，有时候醒着，有时候梦着，我都听到我的召唤。人类是一条长链，每人是一个环节，在到达我的环节之前，是在这个星球上生活过的长辈。俗话说：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没有我的文字记载他们的事迹，以后有谁知道他们平静或波澜的生活?而且，没有我的文字卸下我心上的负荷，以后我又怎么面向未来?
1957年，我家的房子扩大了一点，住人的里屋和做饭的外屋都有16平方米。里屋有一铺四米多长的大炕，睡家里的六口人也不显得挤了，渐渐地，还有农村的长辈亲戚到城里来，成为那铺大炕上的过客。
首先来看望我们全家的，是住在台安县的大舅。
大舅身材高大，四方脸膛，面相在憨厚和不憨厚之间。我猜想那时候的大舅，一定会呈现出相当生动的表情，既有十分厚道，又有十二分精明，就像东北农村和城市里的许多成年人，在17世纪的大移民之后，在19世纪的开放口岸、修建铁路之后，在20世纪于日本人统治下生存之后，必然要磨练出的厚道与精明之间的表情。下面的一件事情，发生在日本人的统治结束之后，但还是与日本人有关。
在抗战胜利前的一场战斗中，八路军俘虏了日本军队的一个随军医生，就把他留下来，让他当八路军的军医，后来又带着他进入东北辽宁。这个人年纪不大，医术不低，和八路军的官兵处得很好，对当地新征来的农民兵感情也不错。他认识一个年龄稍大一点的农民兵，看起来四方脸膛身材高大，想不到胆量太小，害怕那些比旱天打雷还响亮的炮声，害怕那些飞蝗般密密麻麻的子弹。军医见那个人打起仗来就趴在地上，哆哆嗦嗦地没完没了，叹了一口气，给他作了一个极为特殊的治疗——将几滴墨水滴进他的两只耳朵，让他变得耳聋，打枪放炮全都听不见了。八路军，这时已经改名叫解放军了，一看他已经完全耳聋，就让他带着当兵挣来的津贴回家了。其实那并不是真正的耳聋，一个月左右绝大多数都可以恢复正常。这种招数在医学书上可能没有记载，但那个前日本军医做得特别熟练，能够让一个不是当兵材料的人回去当农民，再平平安安享尽天年。不用说，这个从硝烟战场全身而退的人，就是我的大舅。
当然还有许多适合当兵的人，比如我的大伯。我爷爷家里有四个男孩，站在我的角度来看，分别是大伯、二伯、我爹、老叔。大伯也是在解放军路过村子的时候跟着走的，走了就没有回来。
他和我家族的大多数男人不同，不在和平主义者的行列之中。他性格比兄弟们强悍，办事比兄弟们豪爽，行动比兄弟们敏捷，一旦走上战场，敢于出生入死勇猛杀敌。一年多的时间，大伯就担任了副连长，指挥他的士兵打了不少胜仗。在辽沈战役之前，有一场家常便饭似的进攻，无论从左边的山路冲过去，还是从右边的山路冲过去，他们都打得赢。但在进攻之前连长和副连长看法不同，争着论着就吵了起来。也是怪大伯的脾气太倔犟，手里拎着一把驳壳枪比比划划，差点戳到连长的脑门子了。正好连长的警卫员过来，误以为我大伯要伤害连长，抬手就是两枪，结果了大伯的性命。
大伯死了以后，不知道是挖坑埋了还是抛尸野外，但部队给村上来了一个通知，他的家属从此按照“反属”(反革命者的家属)待遇。后来大伯的媳妇从打完仗回来的老乡那里，知道了事情经过，觉得有些冤屈，大伯是跟连长吵架又不是跟革命吵架，怎么就是反革命了呢，但你找不到大伯那个部队去说理，“反属”的帽子就摘不下来。
我的长辈里面还有一个参加解放军的，就是我爹。
日本人在1945年秋天投降之后，中国人的和平还在别处，开始了更加惨烈的第三次国内战争。日本人走了，东北成了军事上的空白地带，村子里经过的都是赶去抢地盘的军人，一样的疲惫不堪，一样的步履匆匆，一样的灰头土脸，一样的衣衫破烂。
我爹记得清清楚楚，他加入的是共产党的队伍。那时候共产党队伍征兵有三种办法：一是告诉你受了谁的压迫，让你产生仇恨，为了报仇主动参军；二是给你比国民党队伍更优越的当兵粮饷，国民党只能从国库里批出一部分打仗经费，而共产党打到哪里，都可以把当地所有钱财用来打仗，比国民党军队的经济实力强大；三是实在招不到兵的时候，可以让村里的年轻人坐在一铺烧热的大炕上，谁的屁股坐不住就算是自动报名。我爹正赶上共产党队伍刚到东北、报酬还比较高的时候，为了挣钱也要参加队伍。他跟着打了半年仗，直到有一天部队被打散又奇迹般地蒸发。再怎么找也找不到自己的队伍，他白白损失了半年的血汗粮饷，回老家继续做他的农会干部。
1957年，我爹已经在橡胶厂当了一年厂长，提出了第一份加入共产党的申请。过了20年之后，1977年他死于肝癌的前一个月，又请我的一位当过支部书记的表哥代笔，交上了最后一份入党申请。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老爹的一部分档案。在党的组织对老爹那段历史的调查里，村里没有人证明他的去向，甚至我的亲舅舅也说不知道他参加了谁的部队。那时候，在伪满洲国生活了十多年的农村百姓看来，分不清眼前的军队是哪个党派，都是让你当兵给你粮饷的队伍。天哪，可怜我的老爹在土改时候积极进步，差一点被国民党还乡团吊死在树上，跑步进入社会主义时，领着一群手工业匠人建立了我们这座城市第一个合作化的工厂，却始终不能成为党员。有一次党组织曾明确告诉他，如果有人能证明你参加的是共产党的部队，那叫历史清白，可以入党；有人能证明你参加的是国民党的部队，那叫历史清楚，也可以入党。问题是你的历史既不清白又不清楚，怎么能够入党?
看了那份档案很久之后，我还会生发一些感叹。如果没有可靠的人来证明，即使自己记得再清楚不过，我们过去经历的某些事情也可能并不存在。就像你很多年来一直在梦见各种各样的美好，一直呼吸晨昏午夜的空气，但是，现在的世界上，你梦见过的美好在哪里?你呼吸过的空气又在哪里?你不能证明，就可能是你的编纂或幻觉。
我以上的这部分文字，也可能是一种编纂或幻觉，并且对于我的三个长辈各不相同的从军经历，也可能做不到更确切的证明。
(责编：赵健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