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根据公开的文献资料表明，魏惠王出生于公元前400年，商鞅出生于公元前395年，他们基本属于同一年龄层，虽然分属不同的世界。针对魏惠王不知收敛的狂妄，在群策群力予以阻击的过程中，就有一记重拳来自商鞅，秦国收复了军事要地——西河，并且大踏步向魏国腹地推进，一度占领魏国故都安邑，陷魏惠王于背腹受敌之险境。这样厉害的商鞅，却曾是魏惠王相当不看好的人。在魏国有举足轻重之地位的公叔痤，死前警告过魏惠王，要小心同样是年轻气盛的商鞅。当着快断气的公叔痤的面，魏惠王不好说什么，一转身，实在忍不住了，便对扈从人员说：
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岂不悖哉！
“悖”的本义是：违反，违背。这里的意思是作为引申义的荒谬。根据这个分析，魏惠王的话可作如下翻译：
公叔病得不轻，可怜啊！他要寡人举国听从公孙鞅（即商鞅），岂不是很荒谬！
《史记》在叙述这个故事时颇富文学色彩，有剧情，有冲突，有曲折。公叔痤先是公而忘私，给了魏惠王以极腑肺的建议，而后颇人情味地告诉商鞅，赶快跑否则不妙。面对公叔痤遗嘱似的坦诚，商鞅笑不出来：
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
大王既不听您的话任用我，又安肯听您的话而杀我呢？
司马迁的《史记》似乎在指责魏惠王有眼无珠，不识人间真英雄，结果吃了巨亏。实际上，依我的观察，在魏国当时的大环境下，魏惠王确实没办法开口用他，因为这明显违反奖励军功这一国策：
魏文侯、武侯时期，有《宪令》行世。魏国“从宪令行之时，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诛，强匡天下，威行四邻”。魏惠王时又有《大府之宪》，分篇名编纂，收藏于大府之中[1]。
商鞅的“噩梦”是碰到了当时极具战略眼光的制度性建设，魏文侯草创，魏武侯掷地有声地推进，到了魏惠王手上，秉承遗泽，权衡轻重，无功自然不得封赏。而他千里条条从卫国跑到魏国谋求发展，一心想地是剑走偏锋，意外地崛起，猛然地出人头地，就如锥置囊中一样。不曾想公叔痤的推荐竟如泥牛入海，这让他大失所望。摆在面前的只有二条路，要么老老实实从具体工作做起，要么回老家种地去，此外别无捷径可寻。虽然，从他的话中大体可以推测出，商鞅一时半会还没有要离开的意思，毕竟在当时的视野里，还没有哪个国家能跨越魏国给他提供更合适的舞台，除非出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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