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因顺应生存的需要而产生，进而成为自觉的有组织的社会行为。我把这个规律称为：教育的生态适应性。不同的社会文化形态对于教育有特定的需求，也导致具有适应性的教育选择。
一、与农业文明相适应的教育
小规模，小受众选择的教育组织形式，如私塾，决定了这种教育只是满足部分人的社会需求。即当时农业文明社会，信息闭塞，知识的价值被看重，即在“你知道的，我不知道”，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就会产生对有知识的信服，以及延及对知识分子的崇拜。以为知识渊博是最令人钦佩的，而知识多至“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简直就是圣人。这时社会教育着眼于培养具有智慧的领导者，于是这里传授的所谓知识倾向于文化传承和思想改造。
这种教育其实是文化驯服的工具。如以“四书”、“五经”作为教学课程内容，偏于文化著作，重视儒学教化。这时的教育为特权阶层服务，是较早期的精英教育。
这种教育的支撑点有三个：一是重视教师的权威性，强调师道尊严。以为教师的发言无比正确和需要听从，于是教师代圣人立言，自然需要讲授。此时讲授法就产生，被应用，但这与现在通用的讲授法不同。当时的讲授，未必占用很多时间，但是备受重视。如<<论语>>中所记述的孔子的发言多是与子弟的问答。话不多，被视为金玉良言、真知卓见。这时的教学启发性特征还是明显的，强调因材施教。教师针对不同学生提出不同要求，多做点拨式发言。学生少，不同年龄的人被集中在一个学堂。这样一间“教室”里，各个层次的人都有，教师教学的对象错杂，需要做教学分层。作为“教”的缓冲性手段，在一部分学生聆听的时候，另外的学生则需要自读。诵读的学习行为被认为是合理的，得到普及。二是，经典获得推崇，强调主流教育。在信息闭塞的环境中，突出经典的价值，努力构建共同的价值观。在中国封建社会就是儒学思想，居于统领地位。这些经典的注疏一直作为主要的科研，而教师的教学也在于解读经典。现代中国语文的教学，采用文选式教材，强调选文的经典性就是延续了这个传统。经典的学习需要在诵读的基础上有所领悟，所以涵咏和感悟的学法也比较普及。这种学习方式与其生态环境具有高度适应性。三是，科举制度奠定了教育的社会认可度。中国社会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要超过其他文化地区。这也是与教育与科举联姻有关系的。偏于文化的教育，它的产品与社会的实际工作脱节，也就是它不能为现实社会的各个具体劳动岗位提供人才。而所教无用，就不可能使得教育获得社会的广泛支持和认可。有了科举，教育就有了人才的出口。也就是说，学生学习有了良好前景，学习的价值就得到了体现。于是，评价一个教育单位的教学效果，主要看它的人才产品，是不是占据了社会高位，以及占有率怎样。我们以为孔子是一个好老师，就因为他的学生高端人才的出产率很高，据说有三千弟子，出了“七十二贤人”。
二、与工业文明相适应的教育
现代教育，与工业化大发展，现代城市的崛起相适应。即以培养科研创新人才，以及一大批掌握基本知识和一定科学技术的产业工人为目标。这时的教育走向普及化，也就是说，教育从小受众，走向全员覆盖，大规模化。这时教育的主要关注在追求规模效益。教学多为知识和能力，而好的教学注定需要满足效率追求。于是，这个时期的教育需要教学分科、班级授课制，以及教学的量化评价。教学内容偏重于知识和能力，尤其技术化特征明显的职业教育获得发展。
教学注重统一内容，同一标准，教学形式采用讲授法。因为讲授法在知识和技术传承中，更具有效率。在学习方式中“训练”被普及。企业经营的思想深刻影响了教育管理，人才的出口评价到了重视，即以测量手段分析知识转化的效率。考试领导教学也是与这种凸显效率的教学价值追求相适应的。
在教学中，教师教需要为学生学会提供便利和支持，于是主张改进教的方法，构建高效课堂的教学模型。因此，思考问题的起点还在“怎么教”，努力探求一种最好的“教”的模型。以为没有学不会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老师。也就意味着，教师要为学生的学得好不好担负全部的责任。我把这种教学模型叫做“基于教的学”，也就是说，这种教学是偏重于“教”的，造就的是强势的教师与“教”主导“学”的教学模型。尽管中国在二十一世纪之初启动了课程改革，学生参与课堂活动和进行答问比过去频率提高了，但是基本形态还是导读课或导练课，是教师操控学生行为的教学。
教学改革特别寄托希望培养优秀教师，以为只有最好的教才能形成最好的学。这种突出教的优势的教育思想深刻影响了教育行为。
中国教育处于一种特殊生态。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存在区域不均衡的问题，家长和学生的教育需求差异化突出；另一方面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外教育与我们存在很大的不同，于是引领一部分人作出超前思考。也就是说，中国教育生态环境复杂，教育也不可能各地各校同步走。与国际接轨，就需要具有前瞻思维，思考未来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中国的教育所输出人才要参与国际竞争，我们的学生需要具有领导力和引领力，他们在教育阶段需要怎样的适应性教育。另外，在国际经济分工中，现在中国主要担负的是国际加工产业，尤其需要技术性人才和优秀产业工人，这是教育需要满足供求的。
教育的多样化需求，也应该与构建中国教育的多样化特色相适应。目前中国社会在发生转型，一个农业占主体，农业人口大国在变成工业制造大国，工业化发展非常迅猛，而且与之同步，城市化进程也加快了。这一时期的中国有些类似于欧洲产业革命时期，当然比较他们，我们的现实教育增加了国际视野，一些大城市与发达国家基本处于发展的同步。如此看，我们的教育与工业化大发展时期的教育形态还是高度吻合的。
教育发展不能超越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尽管我们强调教育要更加注重走科学化发展的道路，但是也不能着急。
三、与知识经济社会相适应的教育
从可见的情况分析，未来社会在加快全球化步伐，孤立的经济行为和文化生活都难以生存。由此需要我们敏于教育的未来转型，与世界先进地区和国家的教育加强沟通，学习先进的经验。
后现代社会，知识经济发展初露端倪，而且新知识呈集合级递增，我们已经不可能在现实世界做一个全知全能的人，即如孔子那样“集先秦文化之大成”已经不能实现，既如大学无大师的争论也进一步说明，未来社会专业分工细化，专业性人才必将取代知识渊博型的人才。而且，单纯学校学习的积累无法充分满足一个人长期工作的岗位需要，每一个人在工作中只能选择持续学习，即终身学习。适应这种学习环境和社会需要，注定要改变知识传播型教学，为学生终身学习奠定基础。
当下我们普遍认识到知识的价值在弱化，而持续获取知识的能力，即自主、合作、探究能力，才是未来学生发展的基本素养和能力。
为此，学校教育的重点关注将不在获取知识的多寡和深浅，更主要的教学关注指向学生学习的态度、习惯、方法等。
这是教育即将迈出的重要一步。尽管我们的社会形态，并不是在整体上与这样的需要完全适应。但是若在教育的高端人才的培养上，我们的教育不能给创新留有空间和提供必要条件的话，在未来的尖端人才的国际竞争中我们就毫无优势可言。要知道未来的国力竞争必将集中于尖端人才的竞争。中国的人口红利不能持久，之后要拼的注定是精英教育的质量。
中国教育的未来发展需要构建三重关注：其一，培养精英人才，这些人的潜能要得到充分挖掘。而且较早关注其发展的优势，并促进优势的发展，逐步形成专长。其二，促进教育的均衡化发展。教育是一项国民服务，需要落实公平原则，未来相当长时间我们会把均衡发展作为教育的国策。其三，关注弱势学生的发展。教育不能淘汰一个学生，我们必须要知道，高端人才是处于流动态的，他们的生存不是问题。而弱势学生若没有教育的加力，注定走向社会后面临生存压力。若如此他就会成为家庭包袱，最终成为社会包袱。若教育阶段给予特别技术化帮助，使之具有生存的本事，其实是减少了未来社会压力。
未来教育要关注所有的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服务。这也就是现在我们说，教育要从追求规模效益，转向内涵发展的本意。
走出去，看看国外的教育，指发达地区的教育，未必比我们的老师会上课，未必课堂教学更为有效率。但是有些方面我们是存在显著差距的。如，班级的学生数很少，教师更便于因材施教；课程更为丰富，学生学习具有选择性；学生的个体需要更容易得到老师的帮助；教育教学中两极的学生得到的帮助更多，因为课堂教学要面对大多数，对于两级的学生关注太少，所以课后要有补偿性服务；教师的教学成长较少考虑教学技术的干预，而更多关心教师的状态、素养和持续学习。
透析这些现象，我们就能发现其教育思考比较集中在个性化的服务和教育的多样化、适应性等。
这也许就是教育内涵发展的应有之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