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总起来讲追究苏联解体，大概分为两派。一是斯大林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根据当时国内的情况，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1924年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集团否定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不按此办事，新建立起来的斯大林模式本身存在致命弱点，其根本在于苏共没有让人民成为国家主人;苏联的所谓“民主”没被民众认可，人们认为它是骗人的假民主;WWw.aIhUaU.COM苏共逐渐蜕化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政党，党的干部凌驾于人民之上，搞特权。苏共的干部尤其是领导层脱离人民群众;苏联没有各阶层的平等，知识分子和农民受歧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极慢;滥杀无辜。根据前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德·安·沃尔科夫的谨慎估计，从1929年到1953年，总共有1950万到2200万苏联公民，其中包括元帅、中央委员、军队总司令、知识分子等人(不包括战争年代)成为斯大林屠杀的对象。一个国家能屠杀这么多自己的国民，差不多超过了苏联二次大战中死亡人数，恐怕找不到第二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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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权与僵硬的政治体制，使民众丧失了积极性和创造性，没有新闻自由，所有报纸，千篇一律，老百姓讲，“真理报无真理，消息报无消息”，对于一个有文化底蕴的人民来说，这是难以忍受的。它的集体农庄制度，导致农业严重危机，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从苏联搞了集体农庄以后，粮食问题从未过关，到了1990年，这个“社会主义”大国已经落到了满世界乞讨购粮款的地步。概括以上原因，苏联当然难以为继，按戈尔巴乔夫的说法：“苏维埃事业失败在于奋斗几十年后才发现，我们仅仅是一个拥有很多原子弹的第三世界国家。”不错，苏联曾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天，用明亮的星星把苏维埃的光芒带到地球之外，但这是靠千百万苏联老百姓多年的缺吃少穿换来的。千万不要忘记苏联的某些成就是老百姓的血汗和劳动，就如中国的长城和天安门城楼是老百姓的血汗，而不是皇帝建造的一样。二是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出发，认为斯大林所建立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符合马克思基本原则，苏联的失败是从苏共二十大起，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开始的，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背叛了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主义，从而导致了苏联的剧变。
应该说苏联的剧变是不可避免的，偶然存在必然之中，任何地方发生的巨大事件，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苏联在剧变时，1900万苏联共产党员和上百万红军没有站出来捍卫这个政权。这说明了什么?个别领袖人物有那么大能耐，把一个国家亡党灭国吗?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邓小平同志说过：“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
所以说苏联的问题应由苏联党和苏联人民来解决，当时苏共二十大提出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并揭露他的罪行，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共中央全会同意的，戈尔巴乔夫所进行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也是多数苏共领导人的共识，重大决策的出台也是苏共代表大会、中央全会和政治局认可的。生活在斯大林体制下的人民早想摆脱这一模式，故苏联的剧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在俄罗斯绝大多数人民，不再愿意回到苏联时代去，再也不愿回到早晨去上班，不知晚上是否还能回来的那种年代。如今俄罗斯已走上了完全不同于斯大林模式之路，过去的模式已被彻底否定和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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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严格弄清苏联解体不是社会主义的错，而是斯大林式的社会模式的错，它的错误政策，僵化体制，政治腐败，丧失民心，它根本不是社会主义。不要把苏联的斯大林模式的屎盆往马克思社会主义头上扣。如果在苏共二十大代表会上没有赫鲁晓夫出来揭露斯大林的问题，也会有另外的“晓夫们”出来揭露。历史总归是历史。
一个国家、一种社会，只要它对人有利，它就会不断前进、发展。相反，一个国家、一种社会，如果不适应大多数人的生活、发展，它就一定会变革。
中国要从苏联解体中认真吸取教训，要努力改善民生，加强廉政勤政方面的建设，进一步推进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当然，政治民主并不是要照搬西方意义的多党制，但不管是哪一种政治民主生态，它最终都要完成两个目的：一是对权力的(www.aIhUaU.Com)监督和制约，二是对公民权利的真正尊重。只要一个体制能同时达到这两个目的，它就是一个好体制。我们还必须谦逊地向世界各国学习，学习他们先进的东西，虚心地学习人类历史，汲取经验教训。我们要在不断的改革中，寻求自新自强之路。
反思斯大aIhUaU.com林之死：是谁教我们自相残杀?
斯大林竟意外地死于自己又一次创造的全国恐怖之中。
据我观察，远非贝利亚一人对女性有着病态的胃口……
苏共中央的秘密文件中指出，贝利亚曾经打算苏联建立合资公司，市场经济，并企图从奥地利撤出苏军，与南斯拉夫实现关系正常化……
似乎我们在40年前曾错过了实行市场经济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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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我这一代的年轻人，当时谁也不知道斯大林的暴行。相反，我们认为他是我国人民严厉，然而智慧、公正、善于关心人的父辈。可是为什么我们要怕他呢?我们将他崇拜如神，敬仰他。我们把能够在他身边工作，都看作是巨大的幸福，看作一种荣誉，得到它之后任何人都会觉得自己无法报答。对我来说，能够翻译他的每个词，这体现了最高的信任，使我充满了自豪感和巨大的责任感。我努力工作的惟一目的，就是想让他满意。他赞许的微笑对我们意义非凡。所以，我父亲的事，我没有把它归到斯大林身上，而是归结到混进他身边的坏人。因为正是斯大林自己的那篇《胜利冲昏头脑》企图制止强制集体化期间的无法无天。他毫不犹豫地清除并处死了那些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人。亚戈达，贝利亚和其他的刽子手最终为自己的龌龊事情而脑袋搬家。他也毫不留情地惩罚了那些脱离列宁预先做出的决定或者对之进行歪曲的人。
千百万的苏联人当时也是这样想的。而我则可以说是偶然有幸，千里挑一，被挑选出来在“领袖”的身边工作。
战争年代里，当时我经常被召到斯大林那儿，镇压的数量大大减少了。我认识的人之中，很少有人消失。可怕年代的那些艰难困苦团结了人们，强化了对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人们都以为，那个周围都是敌人和破坏分子的年代不再会回来了。40年代末新一轮逮捕和审判令人觉得没有理由，令人难以理解。谁也不愿相信会出现新的敌人。因为我们打赢了这场战争。苏联挺住了。希特勒庞大的战争机器都不能够毁灭它。那么现在谁还敢进行破坏活动?这些破坏活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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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许多人，其中也包括我，慢慢地产生了怀疑。似乎什么事情不对头，似乎又要教我们自相残杀。有人，但当然不会是斯大林——他是大元帅，总司令，“各族人民领袖”，正处在成就和荣誉的顶峰。
斯大林之死，我感受到十分难过。因为，对我而言，他不仅是国家领导人，列宁的忠实学生，创造了我们在战前、战争期间和战后生活中所有的一切。我属于直接接触他的少数人之一，曾经坐在他身边，认真倾听他说出来的每个词，努力将他的意思连同全部的语气和音调传达给他的谈话对手。被他排斥之后，我甚至没有感到难过。与我国人民，全人类所承受的无可弥补的损失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我自己没有能够赢得他的留恋?我也没有伤心，虽然我知道，这个孤独、病态般疑心重重的人，连对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儿子根本都从不曾有过留恋之情。我们大家都把自己当作他收留的孤儿。我曾经相信，那个半人半神的形象，就像宝贵的遗物一样，将永远留存在我的记忆中。他曾经给了我莫大的荣誉，使我能够在他的身边工作。那四年时间恰似一个瞬间。
苏共二十大沉重地打击了这些观念。当我最早听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之后，我不愿相信那里面所讲的一切。但是，一旦深入细节，在脑子里检视斯大林镇压的受害者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的见证，我觉得自己被那个已经推倒的偶像严重欺骗了。
党的二十二大我已经能够比较平静和清醒地接受：我们所有人，包括全党，全体苏联人民成了一场大骗局和大蛊惑的受害者。幼稚的大众相信了那个无法实现的幻想，但神化的对象辜负了他们的信任。后来，当我开始回忆战时见证过的人和事时，我对自WWw.aIhUaU.COM己所听到、所看到的尽量保持客观：避免多余的感性，严格尊重自己所理解的事实。
现在，当我们面临着新的一波揭露斯大林暴行的风潮时，当他建立的体制不仅对我国、而且对其他国家人民所犯下的罪行不断被揭露出来时，我认为，在谴责和痛斥斯大林时代的血腥事件时，客观地讲述所经所见的人事也同等重要。
根据我的观察，远非贝利亚一人对女性有着病态的胃口。杰卡诺佐夫的第一次降职也是这个原因。而战争结束之后，他引诱了与莫洛托夫常来常往的一个高级官员的女儿。这次，斯大林没有保护自己的亲信。杰卡诺佐夫受到了党内的处分，并且被从人民外交委员部解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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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像我们这里“任命制官员”一般情形一样，没有让他落得太低：他得到了无线电委副主席的位置。不久，他又开始新的升迁。他的一个朋友——梅尔库洛夫(www.aIhUaU.Com)，苏联境外资产总局的局长，将杰卡诺佐夫任命为自己的第一副手。外资局不仅仅管理着战后我国得到的庞大的战利物资，并且事实上鼓励了在东欧国家进行的有组织抢劫。从那儿，整栋的别墅和宫殿为高官和高级军事将领们运了回来——先分解成块，而后在莫斯科郊外装配起来。置于汽车、雕塑、名画那更是不在话下，一般这些东西都是用整列的火车装运回来的。战后某些无产阶级官员之间出现的所谓“个人收藏品”的源头正在这儿。资产局的行动为战后东欧国家的后续发生的灾变播下了种子。
但是，资产局并不是杰卡诺佐夫仕途上的最后一个阶梯。
斯大林死后不久，贝利亚任命他为格鲁吉亚克格勃的主席。1953年夏，他和贝利亚集团的其他成员一起被捕，其中也有提拔过杰卡诺佐夫的梅尔库洛夫。一个特别军事法庭审判了他们，并且判处死刑。同年12月，判决被执行。这个案件的审理是秘密进行的，所以，直到目前为止，我们也不知道向被告所提出指控的细节和实质内容。据说，杰卡诺佐夫似乎按照贝利亚的命令组建了“枪手”小组，并将其秘密派遣到莫斯科来参加贝利亚准备的政变。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五十年代之前，我已经形成了一个印象，即一旦斯大林去世，必须尽最大力量不使贝利亚在党内占据主要位置，否则党会完蛋。我甚至认为，这可能会导致革命成果的丧失，他会将国家的发展转到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
贝利亚被捕之后，传说他打算解散集体农庄，建立个体农场。阴谋分子们似乎被指控赞成在苏联建立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公司合作建立合资公司。出生在离苏呼米不远梅西午里小村的贝利亚，特别关照过这个城市，当时开始建造一条新的华丽的沿岸街，在“斯大林山”上修建娱乐设施。所有这些，如人们所说，为了使苏呼米湾变成“阿布哈兹的尼斯”，“高加索的里维拉”，将其“预售”给外国资本用于建造国际饭店和赌场。在党员秘密会议上宣读的中央委员会有关“贝利亚案件”的秘密信件中说，贝利亚企图将苏军撤出奥地利，与南斯拉夫实现关系正常化，向铁托派去了密使。当时，在1953年，这一切被描绘成可怕的谋反，其谋反小集团的成员被枪毙是罪有应得。
然而，1955年就已经与奥地利签署了国家协定，外军，其中包括苏军全部撤出。同一年，赫鲁晓夫亲自去见铁托，并对他声明说，因斯大林挑起的与南斯拉夫中断关系的做法是错误的。
总而言之，传说中对阴谋分子指控中的许多问题，现在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结果似乎是，我们在四十年之前曾经有机会重建农场经济!也许，这完全有可能解决至少一个问题——粮食问题。那个领导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并许诺超过美国的赫鲁晓夫，不仅仅剥夺了农民甚至在斯大林时期都保留着的微不足道的家产。
当然，贝利亚是个嗜血的刽子手。令人恶心的暴虐之徒，强奸犯，淫棍。但是，正如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其他苏联领导人的手同样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在贝利亚之前，有亚戈达、叶若夫，以及成千上万无名的刽子手。他们毫不犹豫地枪决无辜群众，在监狱和集中营里，带着虐待狂般的快意折磨斯大林镇压期间上百万的受害者。所以，应该将贝利亚案件的材料彻底公开，让世人了解，是否有过争夺权力的上层斗争，或者其中夹杂着有关国家发展道路问题的原则性分歧。
(aIhUaU.COm)
